第六章  傀儡付出代價  

  雖然日本政府沒有否認被公布的密約的真實性,可是這事引起的混亂推遲了汪精衛「中央政府」成立典禮的日期,最後敲定一九四○年四月一日。可是快到這天時,一些日本人發現四月一日是西方國家的「愚人節」。這太荒唐了,於是匆忙間把日期提前至三月三十日。

  汪精衛得到了什麼?沒有榮耀,因為所有中國人,包括為日本人工作的中國人,都恨透了日本人。沒有治安,傀儡們時時刻刻提心吊膽,懼怕被中國愛國分子,或利用操縱傀儡以爭奪權力的日本派系分子刺殺。沒有自由,無論住家、上街、看戲、赴宴,或辦事,都得由武裝保鏢保護。沒有利益,現在的日圓買不到快樂,而將來日本戰敗後更買不到幸福。沒有安寧,傀儡們的兒女會被送往東京,表面上是學習,實際上是人質。

  我個人的一些經驗與傀儡們的遭遇正好相反。在我帶著密約照片離開上海去香港之前,我租下了三棟房子。如果恨我公布密約的日本人或某些中國人要來我家攻擊我的話,我可以偷偷溜到另外一所房子躲藏。如果他們追到,我還有第三個地方躲避。像在玩遊戲,可是個嚴重的遊戲。

  我回到香港之後,汪精衛派一名特務來香港準備刺殺我。他帶著一封交代他如何處置我的信,和識別我的照片。在這種環境之下常會有人被錯殺。

  這名特務是上海某個殺人集團的一員。這個集團是日本憲兵專為報復來自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制裁傀儡和日本人的愛國志士而設立的。它的頭頭是個變節的中國人丁默邨。([1])

  日本人每月給丁三十萬法幣。這個組織於一九三八年在虹口成立,一九三九年搬到滬西「歹土」的極司菲爾路七十六號。這個屠宰場是上海最為臭名昭彰的地方。汪精衛投日後,丁默邨向他靠攏,不過他仍然直接受日本憲兵指揮。沒人知道到底有幾千名中國愛國分子死於這個謀殺集團。

  我記得曾經於一九三九年五月在汪精衛家中見過丁默邨。丁向我抱怨殺一個人有多麼困難。從他奉命刺殺某人到完成任務,平均要三至六個月。他先要研究被害人的習慣,確認被害人的相貌以免殺錯人;如果要用炸彈的話,得花很長時間在指定場所置放炸彈。丁經常活在害怕被中國愛國分子殺掉的恐懼之中。

  來香港追殺我的特務先去拜訪我的朋友杜月笙。我前面說過,杜曾經是上海極有勢力的人物。很幸運,那名特務變了卦,他把我的照片給杜看,說:「我對這種事厭惡透了,對日本人也厭惡透了。我要到後方去。」他說完就把指令和我的照片扔掉,離開了。後來我聽說他在去重慶的路上。我希望他在那邊過新的生活,打日本人。

  前面說過,我在上海的兩位親戚被日本人監禁了幾個鐘頭。事情是這樣的:一月五日,汪精衛接到我告訴他此信到時,我已安全抵達香港的信。他通知了日本軍方,日本憲兵部立刻派了二十幾名憲兵到我父親家中,想抓他為人質逼我回來。很幸運,我的父親已經逃到安全地方。但是,受我拜託照看房子的兩位遠房女親戚可沒那麼幸運。

  我父親的房子正好在日本憲兵的管轄之下。不過,大門前的街道,卻屬於公共租界警察的管區。這裡由美國和英國警察控制。日本憲兵一進房屋就把兩位女人逮住。憲兵的響聲驚動了一位公共租界警員的鄰居,他立刻打電話報警,不一會兒,二十多名全副武裝,帶著機關槍的公共租界警員開到現場。他們向日本憲兵指出,雖然我父親的房子歸日本人管,可是他們通過公共租界的街道進屋,是絕對不許可的。因此,日本憲兵必須原路退回。如果還要進屋的話,必須從別的方向進入。而且,他們在通過適當路線進屋之前,必須釋放兩名女人。鑒於公共租界警察的優勢武器,日本憲兵只好悻悻離去。於是,前來營救的公共租界警員帶著我父親的兩位親戚,送她們到安全處所。

  日本人目前在中國土地上有四個傀儡政權。

  在南京,汪精衛的「中國中央政府」,名義上僅控制華中和華南。現在汪正在東京治病。他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去東京,由日本外科醫生開刀取出一九三四年被暗殺時卡在脊椎骨裡的那顆子彈。他的病情不允許他回南京。不過依我看來,不能回去的精神原因高於身體原因。我不知道他眼看日本日益接近敗亡,心裡在想什麼。([2])

  在滿洲,溥儀「皇帝」坐在傀儡皇座上。曾經住在北京華麗皇宮的滿清末代皇帝,如今蟄居於風沙遍野的滿洲中部城市,長春市(日本人叫它新京)的一個簡陋的樓房中。溥儀的太太是滿洲人,沒有子女。日本人找了個日本女孩做溥儀弟弟的老婆。([3])如果日本人不被驅出滿洲的話,那後來坐在傀儡皇位上的統治者將是半個日本人,最終將是個百分之百的日本人。如果溥儀有了兒子,他將永遠活不到成熟。(與韓國相似,韓國於一九一○年被日本兼併後,日本當局把一名公主嫁給韓國國王。如果,即將戰敗的日本給予韓國名義上的獨立以安撫韓國人民的話,那韓國的皇后將是日本人。)

  在內蒙,德王替日本軍人和外來的馬路政客們「統治」內蒙。這位蒙古王子看到他可憐的子民為供養皇軍而被日本人趕盡殺絕,剝削殆盡。([4])

  在華北,王克敏是所有傀儡中的典型人物。([5])一些傀儡在日本人手下工作是為了養家活口,另一些則在日本人的死亡威脅下,為了家庭不得不甘為「叛徒」,還有一些假冒傀儡的重慶工作人員。可是王克敏和不少主要傀儡投靠日本人卻另有原因。([6])

  任何國家的統治階層,不管多麼開明,總會有一部分不滿者。在中國,蔣委員長北伐成功統治全中國後,許多政治人物被趕出政府。這些失業、不滿、經濟困難,而仍舊野心勃勃的前政府官員們,潛伏在條約口岸或日本人控制的城市裡等待翻身的機會。如今時來運轉,日本軍隊來了。這些人出來為日本人工作以交換空頭官銜。一部分人並不那麼容易屈服於日本人的淫威之下。譬如王克敏,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時他退休在上海。喜多誠一少將勸他復出當華北的傀儡。([7])王逃往香港避免喜多糾纏。喜多跟到香港,結果王被他的甜言蜜語騙昏了頭。王就任三個月就後悔了,一直後悔到如今。

  這四名主要傀儡都不會說日語。如果某名中國人甘願被利用,那日本人不管他是什麼貨色,都會用他。老實說,在日本求過學的中國人多傾向不喜歡日本人,甚至比從來沒去過日本的中國人更不喜歡。留學日本的中國人發現日本自誇的文明包含從中國和西方借來的文明,而日本報章雜誌則僅報導貶損中國的訊息;自以為了不起的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時又因嫉妒而阻止他們接受完整的教育。舉例來說,東京陸軍士官學校不准中國學生與日本學生同堂聽課,而另外設班教學。日本人已經完全忘記,當第一段鐵路在日本築成,第一條電線在日本架起的時候,日本人說:「中國的典籍裡沒有這些東西,我們不要。」於是鐵路和電線都被拆掉。

  日本人常跟我說起,留學美國和英國的學生都親美英,而留學日本的學生都反日。日本外務省文化事務局曾經花極大功夫來改善這種狀況,但不成功。局長曾經問我是親英、親美、親俄或親日。我回答說我親中,他大失所望。他希望我會說「親日」。

  並非所有傀儡都很差勁。原先七人追隨者之中目前留在傀儡政府中的三位,都是聰明能幹的人。不過,也有不少傀儡是沒有能力的。我要特別談一談汪夫人的親戚,南京政權的外交部長褚民誼([8])。一九三四年,當汪精衛還是忠心耿耿的行政院長時,汪夫人逼他用褚民誼擔任秘書長那麼重要的職位。一天晚上,汪因忙於繁重公務很晚回家,汪夫人暴躁地埋怨:「為什麼你身為行政院長要工作那麼長的時間?」汪反駁道:「那是因為妳介紹的秘書長太能幹了。」

  空有頭銜的傀儡們往往因為主管他們的日本人的個性,而日子不好過。一個最傑出的例子,是和傀儡們一起工作的土肥原賢二。他和板垣征四郎從東京陸軍士官學校同班畢業,土肥原在中國住了三十年,會說幾種中國方言。他研究中國心理學,特別是那些在蔣委員長統一中國之前的無聊政客和有權力的軍閥們。([9])他常在中國人面前表示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政策痛心,及嚴厲批評日本軍中不同派系的活動。實際上他是日本軍官中最應為謀殺張作霖負責,以及把溥儀從天津誘拐到滿洲登基的人。在戰前,中國人說,土肥原所到之處必有麻煩。但是不管他做了多少壞事造成多少痛苦,他始終聲稱他愛中國,中國人太誤解他了。他名字的前部「土肥」被中國人讀成「土匪」,而後部「原」的意思是「原裝」。於是中國人稱他為「頭號土匪」。

  我只知道一件關於他名符其實的往事。一九三五年,在幕後企圖想不用武力擴張華北勢力的土肥原會見天津市長([10])。他坐在市長桌子對面,陰險地炫耀著象牙製的骷髏頭袖鈕,說:「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條件,我將切腹自殺,我不能失敗回總部。」市長也是個軍人,他拔出手槍,說:「如果我接受你的條件,我除了自殺別無他途。」土肥原一時說不出話來。市長接著說:「我們一起來解開僵局,你開槍打我,我也同時開槍打你。如果你同意,我馬上就幹,我只希望你別打不中我。」土肥原不懂這樣的中國人,連忙表示歉意:「幹嘛把事情看得這麼嚴重。慢慢來,我們再把條件研究研究。」

  我在前面講過日本人對中國人提出的一些說法:日本人自己似乎相信的謊言,和連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言。日本人大放厥辭,傀儡們毫無招架之力。

  一九三九年,日本駐美大使齋藤博去世。美國把他的骨灰由阿古斯塔號巡洋艦運回日本。許多中國人對於美國對日本的友好姿態表示遺憾,因為中日戰爭已經持續快兩年。甚至中國的傀儡們也希望美國對日本的侵略應該強硬些。([11])日本人會在中國人的傷口上劃上一刀,說:「你看,美國人拍日本的馬屁。而那些住在公共租界和英國殖民地香港過著豪華日子的高等華人,還以為美國會援助中國。這些中國人真是錯得可憐。西方人多麼現實,多麼沒有原則。」他們還會說:「那些依靠美國黃金坐汽車,養小老婆的中國人,對中國後方的政治仍舊有影響力。這就是為什麼中國還在打仗。他們把家小送去美國,然後說:『我們要抗戰到底,我們要犧牲一切。』那些『勇敢』的中國人住洋房,說英語,美金,喝美國雞尾酒。中國快打敗了,他們還在過好日子。現在你想想看為什麼美國要用美國巡洋艦『友善』地運回齋藤的骨灰?」

  日本人控制的報章雜誌天天在說這些話,直到一年以前,傀儡們幾乎沒有任何指望。現在他們知道麥克阿瑟將軍從南邊打過來了,海爾賽海軍上將從東邊打來了([12])B-29轟炸機從西邊飛到日本上空。由於歐戰即將結束,傀儡們甚至希望蘇聯軍隊從北方進逼。然而,傀儡們深知,即使同盟國勝利,他們將無處可去,甚至無處藏身。

  即使傀儡鞠躬盡瘁,也不能期望日本主子善待他。「滿洲國」第一個傀儡總理鄭孝胥,在一九三二年當總理之前,是溥儀的老師和著名學者。到了一九三五年,他已老到不能為日本人做什麼事情了。於是日本人勸他退休,開一張五十萬美元支票,交給他的右手。同時,日本人又交給他的左手幾張慈善捐款的支票要他簽字。他簽的那幾張支票的總額正好是五十萬美元。([13])

  中國人在當傀儡之前,日本人會告訴他日本所要的只是培養友誼。他們對天發誓他們是真誠的,甚至願意切腹以表示誠意。那願意受騙的中國人,有一天會發現他的兒女被送往東京學習去了。這不是什麼新策略。十七世紀德川幕府將軍們征服對手統一日本時,就用過這種手段。大名們的兒子們必須住在東京都,以使他們的父親們不敢造反。當傀儡的子女們在東京時,傀儡自己只能更加被主子牽著鼻子走。汪精衛兩位忠實追隨者周佛海和梅思平的子女們,目前都在東京。這使他們不得安心。

  對於有些拒絕當傀儡的中國人,日本人會使出手段算計他。如果此人和日本人有些來往,譬如鄰居,那日本人會故意讓他們在公共場合被人看見,然後造謠散布他們的「友誼」,直到他被同胞懷疑,不受歡迎,逐漸被逼違反自己的意志,當上傀儡。

  一九三九年春,我在南京與北平來的傀儡們談話。我問他們對「東亞新秩序」的看法。他們回答說,可以用幾個字形容,「毒品、娼妓、賭博」,這些都是日本人給中國人帶來的東西。日本軍隊到哪裡,就鼓勵中國人吸海洛因,這種毒品比鴉片更毒。日本軍隊所到之處,娼妓和賭博便隨之滋生。我不敢說那是日本人使淪陷區的中國人墮落的既定政策,但那起碼就是結果。傀儡只有坐視「他們的」同胞被他們的「小日本」主子奴役和糟蹋。「他們的」同胞,極大部分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因為所有糧食都被拿去供養皇軍,而所剩無幾的教育完全日本化。男人女人都被拉去做苦工。工業不論大小,都被沒收。個人法定權利不存在,人們對海內外朋友的想法都被毒化。

  一九三八年春,我在上海問一位日本朋友:「為什麼日本不在佔領區設立軍政府,而要設立傀儡政府?兩者之間,中國人可能比較能夠容忍軍政府。」他回答說:「在法律上,日本不能成立軍政府,因為日本還沒有正式向中國宣戰。至於真正原因,你可以猜。」

  所有日本在中國的各種活動,都源於分裂和統治的政策。利用傀儡,日本人可以說出空洞的假話,即和平來臨後,日本將把佔領的土地歸還給傀儡政權,日本沒有領土野心。當然,他們這種說法是想掩蓋日本真正的意圖。也許日本人在想──或者以為──,這種說法可以欺騙外國或一些中國人。日本希望模仿十七世紀滿洲人湧入關內統治中國的技巧:權力抓在滿人手中,政府官員讓漢人來做。日本今天已經認識到,她已經連帝國都無法保全。

  珍珠港事變之後,日本人很明顯地在開始施行安撫傀儡和佔領區人民的政策。一九四二年東條首相到上海和南京,以日本最高首長的身分向「中國中央政府」「致敬」。同時,日本政府也把汪精衛於一九三九年提出投降條件的三億日圓兌了現。在那年,上海公共租界也「移交」給了傀儡當局。當然,事實上,控制權仍舊在日本人手中。日本甚至印一本小冊子分發到日本軍中,告訴他們要善待中國人。

  日本人在佔領區的這些做法和類似的活動到底有什麼效用,我無法得到第一手訊息。不過我確信,不論日本人做出哪些讓步,他們永遠學不會如何正確地對待被征服的人民;不論日本人怎麼努力試圖贏得佔領區中國人的效忠,所有中國人都在耐心地等待著同盟國的最後勝利。

註釋:


[1] 這個上海人談虎色變的特務魔窟就是滬西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七十六號的「特工總部」,隸屬由周佛海任主任委員的「國民黨特務委員會」。特工總部主任是丁默邨,副主任李士群。舉凡與黑勢力有關的重大罪惡活動,都與「七十六號」脫不了干係。因此,在特工總部所在地的滬西地區,也就成為有名的「歹土」。──譯者。

[2] 汪被刺及赴日就醫日期均誤。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中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開幕。會前,全體中央委員在禮堂門口集合照相(總裁蔣中正沒有參加,副總裁汪兆銘坐第一排中間)。拍照完畢眾人起立之際,一名記者(孫鳳鳴)突然閃出,掏出手槍向汪連開三槍。汪送醫搶救,取出臉部和手臂二顆彈頭,但另一顆彈頭夾在背部肋骨之間無法取出。從此這顆彈頭就留在汪的身上,時常引起疼痛發炎,最終造成汪的死亡。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初,汪槍傷復發入南京日軍醫院,十九日開刀順利取出背部彈頭,然至一九四四年一月底,創口開始惡化,高燒不退。三月一日,日本神經外科權威齋藤真教授奉日相東條之命抵南京會診。三日,日本派專機送汪至名古屋,入帝國大學附屬醫院,次日由齋藤主刀動手術。術後病勢不穩持續高燒,至八月轉劇。十一月九日,盟軍出動一百五十架轟炸機空襲名古屋,院方乃把奄奄一息的汪連人帶床送進地下室。十一月十日病況劇變,下午四時,汪精衛在寒冷的地下室中去世。──譯者。

[3] 偽滿皇帝溥儀之弟溥傑與日本貴族女子嵯峨浩子結婚。──譯者。

[4] 德王(一九○二〜一九六六),即德穆楚克棟魯普親王,內蒙古的王公。七七事變後,關東軍佔領包頭,扶植德王為蒙古軍政府的傀儡首腦,一九三八年成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任主席。──譯者。

[5] 王克敏(一八七九〜一九四五),浙江杭州人。民國初年曾任中國銀行總裁、財政部長等要職。一九三一年任北平財政處理委員會的副委員長,一九三五年任國民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東北政務委員會、北平政務委員等要職。七七事變後,日本扶植傀儡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王出任行政委員長。一九四○年三月,與維新政府同時併入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改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譯者。

[6] 汪精衛為了「中央政府」在華北的版圖看起來比較大,將「華北臨時政府」改名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實際上汪精衛對華北毫無權力。

[7] 喜多誠一至今仍任駐中國武官。

[8] 褚民誼(一八八四〜一九四六),浙江吳興人。曾留學日本及法國,早年參加同盟會,為國民黨元老。抗戰初期在上海參加和平運動。一九四○年三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汪任行政院院長,褚任副院長兼外交部長,十月任駐日大使,一年後回南京復任外交部長,並兼任多項職務。──譯者。

[9] 日本軍方最大的錯誤是認為這些政客和軍閥的精神和心態代表所有中國人。

[10] 張廷諤(一八九○〜一九七三),河北豐潤人。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任天津市代市長;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任天津市市長。──譯者。

[11] 麥克阿瑟將軍(Gen Douglas MacArthur,一八八○〜一九六四),盟軍太平洋戰區最高司令官。海爾賽將軍(Admiral William Halsey,一八八二〜一九五九),西太平洋戰區司令(一九四二)及第三艦隊司令(一九四四);他的旗艦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在東京灣受降的密蘇里號主力艦(U.S.S. Missouri)。──譯者。

[12] 舉個例子,中國傀儡們說:「如果同盟國勝利,我們沒多少米可吃,而如果日本勝利,我們只有水喝。」他們又說:「蔣介石抗戰越強,日本人對我們越好。」

[13] 鄭孝胥(一八六○〜一九三八),福建閩侯人。前清舉人及朝廷官員,屬改革派,曾參與戊戍變法。民國成立後以遺老身份擔任過溥儀的內務大臣,並與日本人接觸致力於溥儀的復辟。九一八事變後,與日本人合作參與建立「滿州國」,一九三二年滿州國成立,出任總理兼陸軍大臣、文教部長。後來因為反對日本對滿洲國的壓制,而於一九三五年失勢。一九三八年逝世於長春,傳言是被毒殺。鄭孝胥是一位工於楷書的書法家。──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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