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隨汪精衛往東京 

一、第一步:上海

  曾仲鳴被刺後,汪周圍的人從七人減為六人。在這六人當中,汪夫人最有影響力;我對於日本事務最有經驗。其他四人都在五十歲左右。陶希聖([1])在盧溝橋事變之前是北平著名的中國政治思想及中國社會史教授。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後,他逐漸相信中國終將因戰敗帶來苦難。這導致他追隨汪精衛。但後來陶與我同時中止活動,他目前在重慶。另外三人選擇留在汪身邊,目前在南京傀儡政權擔任高官。陳公博([2])的觀點和我相似,我相信他之留在傀儡政權,完全是由於他與汪多年深厚的友誼和責任感。英俊,會吟詩、唱歌和寫作的陳是聰明人,絕不會為個人的野心而甘附傀儡政權。只有感情因素才會讓他走上那一步。另外兩人,梅思平和周佛海([3]),([4]),都擁有出眾的事業。前者在法學課堂上經常名列前茅,後者是經濟學家。兩人都曾擔任重要教職,後來從政。兩人都感到中國在這次戰爭中毫無希望,因而追隨汪精衛。但後來的發展證明,他們各自的內心深處,都懷有自己的打算和不顧一切的野心,而這種心態日益膨脹。

  汪的住宅被襲後,我認為汪已不能留在河內,理應遠赴歐洲休養。我堅決反對他往東走──去上海,去北平──因為那將與溥儀往北走成為傀儡「滿洲國皇帝」並無二致。

  陳公博認為襲擊對汪的重大打擊,使汪難以承受赴歐的旅途勞頓。他指出,汪過去旅行一直依靠曾仲鳴陪伴,如今沒有了曾,汪在海外將會過得非常不愉快。陳認為唯一的去處是香港,甚至上海,但不能去北平。「這樣,我們可以減輕汪的厭煩和悲痛,同時尋求永久的解決方案。也許我們能夠勸他去海外。」

  那時覺得陳的建議合理。我們都贊同,雖然我心中有些疑慮。我們打電報給在河內的汪,告訴他我們計畫轉移他去香港或上海,要他放心。

  可是在我們的小團體中出現一些異議。有的人要快快走,有的人主張慢慢來。我站在謹慎的一邊。於是我有兩項任務:維持團體和諧與阻止汪太早去上海,如果非去不可的話。

  我們的立場因幾名日本特務人員來到河內而更形複雜。那些人是在日本軍隊裡做秘密工作的。在這個節骨眼上,犬養健和影佐禎昭既不通知我,也不知照我的同僚,即從東京首途前來河內。他們從船上發來電報,要我去河內會合。我回電拒絕,並勸他們不要去。我同時電報汪,勸他絕對不要接待他們。

  事情猶如雪上加霜,英國官方突然宣布,如果汪居留香港,他們無法保證他的安全。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汪拒絕去歐洲或沿途某些地方如仰光的話,上海成了唯一的選擇。

  我非常不安。第二天,陳公博同意分別發電報給汪,勸他重新考慮他的決定,取消往東的行程,前往歐洲。我的電報發出了,但陳沒有。

  這時犬養健和影佐已經到達河內,設法會見汪。我再次發電報給他們,力勸他們不要引誘汪去上海。我相信這封電報,促使日本人懷疑我的動機,意識到我是蔣委員長的間諜。我的電報是這樣說的:「我的東京之行令我深信日本不誠實,日本理應懊悔中日戰事,但那僅是某些特務人員的外交辭令,不可信任。北平的傀儡王克敏為他被日本人欺騙而每天以淚洗面,我不要我的朋友汪精衛成為王克敏第二,或溥儀第二。」我發另一電報給汪,再次要求他拒絕接見犬養或影佐。

  這時,周佛海和梅思平要我同他們一起去上海等待汪。上海的唯一好處是汪在法租界有一幢房子,而租界不會被認為是日本佔領區。而且,汪和法國官方的關係很好。可是我仍然非常不安,繼續暗中阻止汪東行。

  汪最後做出決定:他去上海,但有兩項保留。一不坐日本船,二不住日本人控制的虹口。

  日本人此時暴露了明顯的兩手策略。一名和知鷹二大佐,交一份文件給中國政府駐香港某情報員,說是汪精衛寫的「和平方案」。和知大佐說,「汪有明確的和平方案,蔣委員長最好跟日本和解,否則重慶完蛋。人人將會支持汪。」情報員把「方案」送往重慶,重慶竟把它公開發表,日本人為之大怒。當然,這個「方案」是偽造的,但日本人希望順勢使蔣委員長和汪疏遠。

  汪原定四月二十七日(一九三九)離開河內往上海,但由於犬養和影佐多次請求,汪於出發前接見了他們。這兩個日本人誓言唯有汪才能救中國、日本,和整個東亞;只要汪出面,日本願意做任何事──日本軍方也願意做任何事||無條件滿足汪的任何要求。後來我聽說,他二人說完話都淚流滿面,汪也哭了,除了流淚,沒有多說什麼。他們如此這般了半個鐘頭,像在日本戲臺上。那些眼淚可能促成了汪「最後決定」的最後決定。流淚是日本軍人傳統的策略。眼淚猶如他們的武器。犬養和影佐那天在河內圓滿達成了任務。

  四月二十七日,汪離開了河內。五月三日,我離開香港往上海會見汪。離港之前,杜月笙來勸我不要去。讀過約翰•根室所著《亞洲內幕》([5])的人都知道杜月笙是何許人。杜雖然讀書不多,也不曾擔任公職,但許多人尊敬他,許多人也懼怕他。他在上海極具影響力。([6])杜拍胸口極力勸我留在香港。

  我跟他說老實話,「我非去上海不可,許多我的朋友已經在途中。我們是多年的朋友,因此我也必須去。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如果他們去南京做傀儡,我不會跟他們走。我不但不會做傀儡,我將採取斷然措施。」

二、在上海

  我的夥伴周佛海和梅思平已經抵達上海,住在日租界的虹口,住宅四周把守著中國裝束的日本憲兵。接船的日本人企圖勸阻我前往法租界我的房子,說:「你在那邊會被暗殺。」我問道:「你以為解決中日問題的人需要日本憲兵保護嗎?」我也拒絕日本便衣跟隨「保護」,雖然周和梅已經被這些人亦步亦趨。

  第二天,我們被告知汪的船已到,但他拒絕下船。於是周、梅和我,隨著影佐少將上船。我們驚訝地發現他在日本貨船「北滿丸」([7])上,圍繞著他的是汪夫人和早一步來迎接她的親友。汪曾經說過他拒絕搭乘日本船。這是真話,他確實是搭乘一條七百噸的法國船離開安南的。那艘五千噸的北滿丸,搭載著犬養健和影佐與汪的船同一天啟航。三天之後遇到颱風,小小的法國船被吹到一個駐有日軍的小島上。一名日本海軍軍官登船檢查,不幸的結局是汪搭上「北滿丸」到了上海。命運被日本人擺佈了。

  汪見了我們,宣稱他要搭原船續航到日本。船上的日本人很「友善」,他們沒有打擾他,沒有打聽他的想法,也沒有套取情報。他說:「如果在東京的日本人表示誠意並提供公正的解決方案,我們可以繼續努力。」他轉向我說:「你,宗武,替我決定。」

  我自然嚇了一跳。我看到影佐面有難色。最後我說:「你去東京只有一個條件:你必須準備在拿到日本的和平條件之後,立刻直接從東京飛往重慶。如果沒人願意陪你,我願意。否則,你不能去東京。」

  汪夫人尖聲插嘴。「你要送汪先生去重慶受罪。那邊的人要殺他沒殺成,你還要他回去。我堅決反對你的主意。」

  我堅持除非汪放棄去東京的想法,否則別無選擇。「至於去重慶,汪先生與其他人不同。我們必須對他的行動特別小心。如果有人要殺我們,那我們只有讓他們殺。否則我們不能去東京。還有,我不相信重慶會有人要汪先生的命。如果他抱著正義精神前去,沒有人會要殺他的。」

  我們的小團體氣氛緊張,我們的爭論毫無結果。最後,汪只好下船,不顧我要他住入法租界自己的房子的勸告,聽從了日本人,住進了虹口的一幢房子。([8])

  我邀請犬養和影佐來到我家。我急切地說:「汪先生的和平運動基於政治理想。一些人批評他;另外一些人同情他。也許假以時日人們會了解他。」

  「不幸槍手在河內侵襲了汪的住宅,殺了他的秘書,又傷了幾個人。這件事傷了汪的心,促使他改變所有計劃。現在他住進了被所有中國人視為敵區的虹口。中國人不相信在日本人的保護下做的事情,會對中國有任何利益。他在虹口,很難把自己與在北平的那些被中國人稱為漢奸的傀儡們區分。」

  影佐對我的說話沒有反應;犬養似乎比較同情我所說的。

  我接著說:「如果日本人要利用汪先生,你們必須了解汪一住進虹口便失去所有價值。在那裡他只能見到一些毫無用處,避居上海的無聊政客。由於河內的暗殺,汪先生已經不顧一切地利用和平運動作為報復蔣委員長的手段。」

  「我堅決反對他來上海,反對他住進虹口,反對他去東京。如果事情這樣發展下去,什麼都得不到。上海有句俗語:『他跨過了橋』。意思是跨過四川路橋去到虹口的人,是個沒有原則的人。而今天你們居然准許汪先生跨過了那座橋。」

  顯然我的大聲疾呼對日本人沒起作用,汪在虹口住了三個禮拜。在那期間,許多聲名狼籍的政客穿越門庭,讚美他是中國的救星,向他的耳朵灌輸各種奉承的話。也有一些其他的人告誡他,日本人是多麼的不可信任。

  汪時常顯得氣餒,時常要我和他談話。我經常毫無保留地和他辯論。

  這時,一個從重慶行政院來的,叫做張銳的年輕人來到上海。他是清華大學畢業生,曾經留學美國。許多美國外交官認識他,且尊敬他。汪邀請張參加和平運動。張來徵詢我的意見。我告訴他:「我在河內曾警告汪先生,日本人的話要打四折。現在我要打三折。作為我們這樣擔著極大被騙風險的人,我勸你不要參加和平運動。」

  張把我的話告訴了汪,說:「在你們中間,高與日本人的關係最好,也最了解日本。可是為什麼你那麼樂觀,而他卻那麼悲觀?」

  汪立刻和周、梅來興師問罪。責怪我不但不勸人加入和平運動,反而把我們這邊的人勸走。

  六月一日,我還在勸說汪別去東京;而他似乎真的被我說服。我於是走訪影佐和犬養,告訴他們汪已經推遲行程,可能放棄行程。

  六月二日,汪又改變了主意。六月三日,他從上海飛去東京。我除了跟著他去,別無他法。

三、與汪在東京

  周佛海、梅思平和我同去東京。我們的飛機在海軍基地佐世保加油(佐世保於一九四四年七月首次被美國空軍轟炸),然後在東京灣的海軍基地橫須賀降落。橫須賀附近的山上有一座紀念碑,紀念一八五三年打開封建日本面向「西方文明」的裴里將軍。([9])我們從橫須賀坐汽車到東京,第一晚宿於一位日本大資本家的家裡。他的花園之大,在東京無人匹敵。

  第二天,周和梅搬進旅館,我則搬到一個名叫大谷的新興工業家的家中。這意味日本人特別給我僅次於汪的禮遇。同時看得出他們對我有所懷疑。

  汪在飛機上曾告訴我,日本人對我的悲觀甚為關切。一位有影響力的官員([10])問過他我與蔣委員長的關係是否很密切,以及我是否代表委員長比汪多些。他認為我的悲觀可能是由於前任首相平沼男爵沒能給我日本對華政策的正確印象所致。

  儘管他們懷疑,我住得很舒服。我的主人大谷在穿過東京的隅田川岸邊有一片大莊園。他們夫婦年輕時離開貧窮的鄉下來東京討生活時,口袋裡只有五角錢(那時值美金二角五分)。頭一天他們花了一角錢買了些洋芋。第二天大谷開始拉人力車。每天省下一點錢存起來。每星期有一天從事「社會服務」。這一天,他站在一座小拱橋上免費幫著其他過橋的人力車推一把。過了些日子以後,大谷夫婦開了一家酒莊,太太推車子送酒。三年下來,他們積蓄了二萬日圓。大谷參加柔術比賽也賺了些錢。一九一七年,他把積蓄在東京投資一家機器工廠,不久即成為戰時百萬富翁。不幸,所有他努力工作的成果,均毀於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大谷夫婦鍥而不捨,把剩下的一點錢再做聰明的投資,買下了幾間工廠,如今他的工廠遍布東京、大阪和滿洲。通過購買他仿造及改進的某種美國機器,他與陸軍省套上了交情。

  用不著說,這種交情讓我住進了大谷的房子。他們仍然很節儉,感謝我離開房間時記得關燈。到我的居留快結束時,他們無條件地送我一百萬日圓,要幫我回上海開辦自己的事業。也許那是陸軍省想出的主意,不過我謝謝他們,沒有接受。

  汪每天與日本領袖人物談話。周、梅和我覺得退居幕後比較好,因此沒有陪伴在旁。汪每次談話回來,都會告訴我們談了些什麼。他一天比一天沮喪。

  日本人有時候很和善,有時候笑裡藏刀。板垣的聲調跟過去和我談話時一樣,時而強烈,時而低弱,語氣與談話內容無關。近衛還是「紳士王子」,優雅、富同情心、有運動員精神。松岡善辯、活潑,談到白種人時酸味特重。所有這些領袖人物顯然都說些自己相信、而別人都不相信的話;以及自己不相信、別人也不相信的話。

  黑龍會的老頭頭,頭山滿認為汪不應與蔣介石分道揚鑣,雖然那正是頭山滿和其他日本領袖們想要達到的目標。板垣將軍抱怨世界對日本太不公平,只批評日本在滿洲的活動,而不批評英國在西藏,以及蘇聯在外蒙的活動。松岡鼓吹東方的「家庭制度」,當然,日本是老大。他抱怨西方人不了解為何日本女子會賣身妓院去幫助父母。他說,如果日本和西方開戰,那將是東方的「家庭制度」和西方的個人主義的戰爭。

  汪精衛對日本人說,日本應該與蔣介石達成諒解,那是實現和平的最快途徑。但是,如果日本人真正需要他,汪,而非蔣,他將竭盡所能||不過有條件。([11])汪說,如果他成為日本支持的中國「政府」的領袖,日本應該准許他建立一支五十萬人的中國陸軍;中國「政府」成立後,日本應該儘快撤軍;日本不應干涉中國內政;日本應立刻承認他的「政府」,並儘快取得德國和義大利的承認;日本應給他三億日圓的財務資助;汪,在「首都」南京,應有權控制華北。

  日本領導人物們都很高興。他們說,只有汪能夠實現和平,將盡可能滿足他的「要求」。但他們對每項「要求」的接受,都加上了各種「倘若這」和「倘若那」的但書,使得汪「要求」的前景不太樂觀。

  汪和近衛公爵的最後一次談話,長達八小時。當汪向近衛探詢日本的外交政策時,近衛回答說:「對於英國和美國,我們將假裝準備戰爭,以逼迫他們作出讓步。我們並無意跟他們打仗,但我們一定要消滅他們在遠東的特權。至於蘇聯,所有日本人都一致認為遲早終須一戰,因為我們不能在遠東容許共產主義。」

  一天早上七點,汪來電話要我馬上過去。我到後,汪意氣消沉地說:「周和梅要我來日本,根本沒用。」汪這話其實不太正確,因為他之去日本大部分出於他自己的決定,主要由於他的情緒混亂所致。不過,周和梅倒也沒有勸阻他。

  當汪問我怎麼辦時,我已有答案。「你唯一要做的,是表示你要回中國,同時派我們其中一人正式通知日本,說明你和日本的看法差距太大,無法協調。告訴他們我們準備向我們的同胞報告真實的情況,支持抗戰政策,我們尋求和平的企圖已告中止。」

  這一次汪接受了我的建議。他送了一份聲明給日本官方,同時要求為他準備一架飛機。

  日本人大為緊張。他們讓了一點點步。十天後汪離開東京,直接飛往北平去與那邊的傀儡談判組織由汪為首的「中央政府」。

  這時日本人對我的懷疑益形增加。他們顯然認為汪的動搖和不滿是因為我。外務省和陸軍省的官員們開了好幾次會討論我的立場和活動。據說,外務省的中國專家清水董三說過:「汪、周、梅的意見僅能代表他們個人,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可是另一方面,高對日本人的不信任,卻正是代表中國人民。高正確地反映了他們的情感。」一位日本人告訴我,陸軍最優秀的軍官市田大佐,在會議上「沒說一句話。」

  日本人不知道要把我怎麼辦。給我一百萬日圓助我在上海開工廠並不能打動我。

  一天上午犬養來訪。他說,「你的朋友某君在醫院,他想見你。」我回答說我馬上去。某君是我的日本好友,聰明、高個子、英俊。事實上他更像中國人。當我在上海醫院療養時,他每天來看我,對我非常好。

  某君躺在醫院病床上,太太在旁照顧。他跟我說實話,「你的處境非常危險。每個人都說你是蔣介石派來的人。我和朋友們都為你擔憂。經過多次討論,我們認為最安全的辦法是勸你在日本多待一陣。你愛住哪兒都可以,如果你願意,我們幾個人願意陪你住。你的健康不太好,這將是你休養的好機會。」

  他見我對他的提議不怎麼感動,接著說,「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接你太太來。我太太可以去上海找你太太。在日本住一兩個禮拜可以減輕人們對你的懷疑。不僅日本人懷疑你,一些中國人也在懷疑你。」

  他提到我太太,倒使我想起在我離開上海之前,日本軍方也曾勸我帶太太去東京。我現在看出他們的用意。我回答說,「我懂你的意思。一個月來我完全明瞭這種懷疑的存在。可是我為我的國家和朋友工作,這是無可避免的。當中國政府在南京的時候,我是支持在合理條件下和平解決爭端的一員。我為什麼現在要反對這種解決?我不認為我的同僚不愛國,我僅僅要說他們太感情用事。一時的衝動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某君插嘴說,「你知不知道有些日本人打算要你的命?另外一些人,你的朋友們,欣賞你的愛國情操,但是不喜歡你的悲觀。他們並非反對你,他們只是希望你多些建設性。身為你的老友,我勸你在日本待一陣。」

  我不想爭執下去。「說實話,我猜想你是奉軍部的命令來欺騙我的。我看日本對我只有三個選擇:一是在東京殺掉我;二是立刻用飛機送我回上海;三是在日本正式逮捕我。」

  「我明天就離開了。我一點也不怕會被日本人殺掉。我也不怕中國人唾棄我。如果我害怕後者,我不會參加汪精衛這個問題多多的和平運動。從此以後我不會再來日本。我對日本事務極為厭煩。老實說我從不知道日本人是這麼不誠實。如果需要休息,我將在中國休息。」

  某君無話可說。他問道,「為什麼汪那麼難過,還一定要跟日本人達成諒解?」

  我很高興他轉換話題。我解釋道「汪在河內受到太大的的刺激,這就是為什麼他毫不考慮政策,而只渴望報復蔣介石的緣故。汪失去了政治家的名譽。」

  某君回答說,「一些日本人也這麼想。」他顯然想起我們的老交情,他說,「不要耽心,宗武,我在這堙A什麼事都不會發生。不過,出於我對你的感情,我還是希望你不要回中國。最低限度,答應我你離開日本後去香港住下,不必去管別人幹什麼。」

  一時間我忘了某君是個日本人,還可能是軍部的特務。我說,「我知道我為我的國家做不了什麼事,但我是個負責任的人。如果我還能為我的朋友做些事,我還是要去做。直到什麼都不可能的時候,我將我行我素。」

  離開醫院後,我向汪及周、梅報告我和某君談話的內容。他們都無話可說。後來,梅告訴我汪很欣賞我的勇氣,知道我絕不會做傀儡。很顯然,他們現在也在懷疑我。

  第二天,汪和幾位次要部屬飛往北平,仍然熱中於組織傀儡政府。周、梅和我於次日乘船離開橫濱前往上海。

四、回到上海

  我的老「朋友」西義顯也在船上。我在南京時就認識他,那時他是日本軍部的特務。他曾經努力試圖向我套取情報,但沒成功(見第一章)。西在甲板上向我走來,說:「我們都知道你不願跟日本合作。我們尊敬你的愛國。然而中日合作是不可避免的。沒有中國人會喜歡它,可那也沒有辦法。」說了一些細節,他問道:「你為什麼不願意住虹口?」

  我答道:「除非我被日本人抓起來,我決不住虹口。我完全清楚日本人認為我住法租界是跟委員長有默契。那好,那就讓他們這麼想。我不要住虹口。」

  西對我曾經有過經驗,他放棄了。

  到達上海的那天,我先回法租界的家發了一通電報給陳公博,知道他急於想知道我們旅行的結果。我說,所有我們希望做到的事,在東京全部一事無成。想要跟日本人談判救中國絕不可能。接下去我們要做的是拯救汪精衛。

註釋


[1] 陶希聖(18991988),湖北黃岡人。抗戰前任北大教授,為知名中國社會史學者。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隨汪出走河內前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一九三九年八月赴上海參加汪日談判,一九四○年一月與高宗武脫離汪組織,在香港聯名揭發汪日密約。後留港辦《國際通訊》。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港九陷敵,次年初逃離香港,輾轉回歸重慶,旋受命任侍從室第二處(處長陳布雷)第五組組長、中央日報總主筆、中央宣傳部社論委員會委員等職。──譯者。

[2] 陳公博(18921946),廣東廣州人。屬國民黨內改組派,曾任實業部長,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隨汪出走河內前任國府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日偽時代任偽立法院院長、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等職。──譯者。

[3] 梅思平(18981946),浙江永嘉人。曾任江寧實驗縣縣長、香港國際研究所委員,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和高宗武在上海與日本軍部代表密商「日華協定記錄」,十二月隨汪出走。日偽時代任偽國民政府工商部部長、實業部部長、浙江省政府主席、內政部部長等職。──譯者。

[4]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曾任國民黨中央軍事學校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隨汪出走前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日偽時代任偽財政部部長、警政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上海市市長等職。──譯者。

[5] John Gunther約翰•根室(19011970),美國著名記者、作家,著作豐富,尤以「內幕」(如Inside Europe, Inside Asia)報導膾炙人口,計出版《歐洲內幕》(1936)、《亞洲內幕》(1939)、《拉丁美洲內幕》(1941)、《美國內幕》(1947)、《非洲內幕》(1955)、《俄國今日內幕》(1958)、《歐洲今日內幕》(1961)、《南美內幕》(1967)等書。──譯者。

[6] 杜月笙於一九三七年日本佔領上海之前逃到香港。日本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佔領香港時,他安然在重慶。

[7] 一般文獻都稱這艘船為「北光丸」(Hokko Maru),本書原稿為「北滿丸」)Hokuman Maru)。──譯者

[8] 先住虹口體育會路,不久遷往北四川路六三園,最後搬到滬西愚園路一一三六弄六十號。──譯者。

[9] 美國海軍準將裴里Commodore Matthew C. Perry (1794-1858)。一八五三年帶軍艦訪問琉球,與日本談判建立外交和貿易關係,打開封鎖的日本門戶。──譯者。

[10] 今井武夫大佐,當時任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

[11] 海軍大臣米內光政海軍大將告訴汪,日本願意跟蔣介石談和,但是對於他親英美的態度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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