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代表汪精衛

一、辭去公職

  上一章所敘述的事情發生時,我人在香港。

  戰爭爆發後,我隨政府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到了漢口。跟日本人的談判結束後,我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一連串的「事件」終至引發了戰爭的大事件。

  在一次與委員長的談話中,我向他報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議,鑒於目前政府對於日本人在幕後到底在想什麼、做什麼一點都不知道,我應該到香港和上海去。在那裡,我可以從戰前的日本朋友和舊識那裡取得有價值的情報。委員長同意了。於是我離開漢口。幾個星期後,我帶回來一手情報。

  委員長於是批准我的第二個建議:我辭去外交部的職務,赴香港定居。([1])此後,我只會在有情報的時候才去漢口。為了不露痕跡,我和幾個朋友在香港組織了一個日本問題研究所。([2])我們編輯了二十幾部書,包括兩巨冊目前在中國使用的「日本名人錄」。

  我在香港的時候,汪精衛還在重慶為出走安南的計畫躊躇不決。他發電報詢問我的意見。雖然我曾經幫助他和近衛公爵溝通,我僅僅回答:「我不能建議你做什麼。」

  前面說過,汪飛抵河內的當天,近衛發表了他的和平宣言。足足等了八天之後,汪才發出公開響應的電報。那八天的延滯的原因,極其重要。

  汪和一批人到達河內兩三天之後,由於河內的電訊設備簡陋,汪夫人和三個人([3])帶著一篇準備發表的電報稿到了香港。電報正文發給國民黨黨部和中華民國政府,副本發給香港、上海和重慶的報紙。汪親筆起草這封電報稿,嚴格交代不可增刪一個字。

  由於我不在河內,沒有參與電報擬稿,但我非常不喜歡這篇電稿。電文中完全沒有要求日本作出任何具體承諾。譬如說,汪應該要求近衛就戰後日軍撤兵的糢糊允諾,給予具有確切撤兵日期的承諾。

  我們打電報給汪,請他就電文再作考慮,但是汪堅持電文一字不改,逕行發出。

  發出電報後的主要後果為:(一)汪立即被國民黨開除黨籍,造成汪對蔣的痛恨;(二)連汪的和平運動同情者都批評那封電報。汪獲得民眾支持的希望徹底破滅。

二、為汪去東京

   幾天之後汪叫我去河內。從去年六月離開漢口之後我就沒見過他。此時的汪,一條腿上了石膏。原來他走路不小心跌倒,造成輕微骨折。他顯得非常憂鬱。

   汪說他想去東京了解日本人的「真正態度」。我說我們目前除了等待日本的下一步之外,什麼都不要做。在我和他相處的兩星期中,汪曾經多次問我,「我能相信日本人嗎?」每一次我都回答,「他們說的東西只有四成可信。」

  汪堅持我去一趟東京,我無法拒絕。他當外交部長時我是他的部屬;過去數年來我一直是他的日本事務顧問;他待我極好。再者,我是他的七位親信([4])中唯一能夠做這件事的人,我深知我絕不會為國家帶來更多的困難。

  汪要我帶幾封信給日本領導人物。([5])他在信中說,過去日本經常食言,逼使中國人決定為國家的生存奮起反抗。然而,如果日本真的想改變政策,為何兩國不能找出一條出路?

  汪寫這些信,內心的確相信他是為了中國和日本的最高利益,因為他不能使自己擺脫在中國徹底毀滅之前,兩國還有可能恢復和平關係的期待。衡諸當時的國際局勢,現在不能完全怪汪。很明顯,中國不可能在孤立無援之下戰勝日本。「假戰爭」([6])正在歐洲上演,有希望各退一步。美國並沒有採取任何約束日本的強硬手段。

  我離開河內時,汪答應在看到我的報告之前,他不會有所行動。

三、在日本

  二月下旬,我到了「蝴蝶夫人」的故鄉長崎。我立刻去鄉間看望黃群。黃先生六十出頭,是我的溫州同鄉。我非常尊敬他的智慧和正直。他和我所認識的其他人不同。([7])

  在一九二○年代的北京舊國會時代,黃是財政部長的最高顧問。他後來棄政從商,在上海成立一間信託公司。結果生意失敗,他退休來到長崎,住在郊外一座背靠雲仙山麓、面向海洋的房子裡。雖然他政治、商業兩頭失敗,我非常重視他的意見。

  黃和我住入山上一間溫泉旅館,同住一間房。洗了澡、檢查有無竊聽設備後,我們開始談話。我們談到清晨四時。我們以與眾不同的溫州土話交談。我懷疑除了中國人外,有人會有他鄉遇故知的那種愉快的感覺。在大困難的時代,回到童年時用別人聽不懂的方言交談,那種契合,是別人無法想像的。

  清晨四時,我們得到必然的結論,無論發生何事,不能容許汪被日本人操縱利用,在東京,我只聽而不做任何承諾。

  (那年後來,汪和我在上海,黃從長崎來。([8])我帶他見汪,他們談了兩小時。黃勸汪立即離開上海,不再任由日本人操縱。汪回答說,他寧死不屈。但他沒能兌現他的諾言。)

  我從長崎乘坐美國羅克希特的新飛機飛往東京。日本人要利用你的時候,會非常客氣,向你九十度鞠躬,滿足你任何要求。

  由於我還沒有完全從兩年前的病痛復元,我被驅車送往箱根湖一家昂貴的旅館。旅館主人以蓋旅館大樓報效國家。頭一個禮拜,我每天同退休政治家的兒子或孫子們談話。這些年輕人曾經是「自由派」的領袖人物,我們相處融洽。也許,日本軍方想利用這些和藹可親的青年人的「自由主義」設置一個陷阱來探測我的弱點。

  這個禮拜可說是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一個禮拜。我每天問自己,「為什麼日本人一邊在屠殺中國的士兵和百姓,一邊又如此招待我?」過去我在中國和日本人談判,有時候覺得是在與虎謀皮;現在,我發現我正深入虎穴之中。

  我在旅館的行蹤不久被記者發現,於是我被送回東京,住在一位不大出名的百萬富翁家中。一兩天後,我被告知已經安排好所有的約見時間。

  我覺得我和許多重要人物的談話,有五次談話值得記錄下來。這些談話將說明為甚麼我要寫那樣的報告給汪。

  我見到的第一位高級官員是板垣征四郎中將。從中國和美國的觀點看,他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當時他位居陸軍大臣,是負責攻下滿洲和發動一連串侵略行動,最後引發太平洋戰爭的所謂少壯軍人的領袖。這時他的副手是後來日本的戰時首相東條英機。我幾乎從未見過比他更有權勢的官員。板垣和東條的權力來自他們「少壯軍人」時代的活動,他們至今仍被視為領袖。雖然「少壯軍人」是大佐和中佐級的軍官,但他們兩人一直是領袖人物。

  我們談話時板垣大約五十五歲。他給我的印象極壞。面相像個粗人,說話帶鄉音。他在一本正經地說話時總是閉上眼睛,似乎在表達一種辛辛苦苦才抓住的思路,不允許有任何令他分心的干擾。

  我們的談話在陸軍大臣的官邸進行,一幢裝置滑動紙門和榻榻米的日本式建築。在日本,首相、閣員和許多高級官員都有隨職位變動而轉手的官邸。我相信在華盛頓,大概只有白宮才是這樣。

  女僕倒茶後──在這種場合茶是不可或缺的──,板垣很客氣地開始談話。他說:「我佩服你單獨來到敵國的勇氣。」

  這句話說得很輕,但我發覺在談話中板垣對於使用何種腔調不很自然。聲調太輕的話,我會不會低估日本軍隊的力量?如果聲調太重,我會不會被嚇倒而縮短在東京的停留?因此,在我們相處時,他的聲調在輕重之間變換,和談話內容毫無關係。

  我回答說,我這次來沒有背負和談任務,也不代表中國政府或任何人。我說:「如果你高興的話,你可當我是來自敵國的採訪記者。」

  板垣啜一口茶,發出有禮貌的響聲,說了一段除日本人外人人都聽得出的謊言:「日本沒有攻擊中國,日本是在和反日、親英、親美的中國政府作戰。消滅中國政府,日本就可基本上解決她的問題。」

  我不懂他的話。回答說:「我不懂你的說法。將軍,你在中國住過很久,然而很不幸,你沒有和中國政府中比較年輕的分子接觸過。對於反日情結,我向你保證,那是幾十年來日本的侵略政策所造成的。」

  板垣岔開話題。「我不承認日本對中國採取任何侵略行動。反日情結是英國和美國為執行他們分離日本和中國的政策所造成的。我希望你不要相信他們。」

  我再次重複,中國人的反日情結來自他們親身的經驗。「中國人並非受到英、美的宣傳。我從遠方冒著生命危險來到這裡,是因為我深深感覺到日本侵略政策的衝擊。我的問題是:日本侵略能有停止的一天嗎?」

  板垣痛苦地吸一口茶吞下去。「我很驚奇連你都有這種說法。只要中國跟日本無條件地誠懇合作,日本就會很容易地表現出她非侵略的態度。」

  日本有句諺語,「欲想當老大,須有三分笨」。這可能是從板垣進化而來的。

  我再次承認我不懂他這話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要中國『合作』以變成第二個『朝鮮』或『滿洲』?我想知道日本的意圖。日本目前在中國有幾十萬軍隊,而日本土地上沒有一名中國士兵。在這種情況下,誰會相信日本的軍事領袖所說的||日本在滿洲沒有領土野心?如果日本不準備撤兵,那麼即使中國單方面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合作,那又有什麼用?」

  「日本絕對沒有意圖」,板垣不管我的問題,回答說:「把中國變成滿洲國第二。日本政策的核心是要提升亞洲國家地位,到和西方國家絕對平等。簡單地說,我們的目的在歐洲和美國,不在中國。日本在精神上絕對平等對待中國。我希望中國與我們合作,共同對抗蘇聯,與我們經濟合作,參加我們共同制裁英美的經濟侵略。」他最後下結論說:「如果中國與日本共同捍衛亞洲,那將是最理想的。」

  與許多我曾經談過話的日本人一樣,板垣完全忽略他說詞中的歷史事實和真相。他好像完全沒有料到我有日本在中國活動的一手資訊。他可能和一些第一次來到東方的無知西方人談過話。這顯現日本最有影響力的將領的心態的可怕。東條後來可能更有權力,但他的心態並無不同。

  經過了多次這種經驗,我得到結論,說這種論調的日本人並非有意說謊,而是他們實際上相信這種謊言。

  我見到的第二個人是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我選擇多田,而不是參謀總長閑院親王(載仁──譯者),是因為後者有名無實,只因他是日皇的叔叔。由皇帝的叔叔擔任參謀總長,在人民眼中更有地位,也有更多的權威。

  多田將軍與板垣明顯不同。在日本人裡邊,多田算高的,身材瘦削,而板垣則身體結實,中等個子。多田有一張長長的學者型的面孔,說話流暢,邏輯性比板垣強。

  多田表示他同情中國,一個被他和他的同僚搶奪蹂躪的中國。他當然沒有承認這一點。聽到過他在華北的蠻橫行為,我很驚奇他有理的談吐和斯文的外表。他說:「中日戰爭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真是遠東的悲劇。」他甚至承認戰爭的開頭日本不是沒有責任的。或許他的態度是基於參謀本部比陸軍省更想抓住作為傀儡的汪精衛。

  多田說日本曾經好幾次想要尋求早日和平,聲名狼藉的黑龍會首領頭山滿,曾經「發電報給中國政府提出和平建議。」多田說話時,讓人想像一滴眼淚滴進了他的茶杯。

  「現在你來了,高先生」,他繼續,「希望我們能夠找出一個答案。否則兩國的將來會很不幸。」這時他停頓了一下,接著急速地說,「……當然,中國會比日本更加不幸。」他開始有些嚴厲,像是對一個任性的孩子說話,「戰爭是怎麼惹起的,很難一句話講得清楚,但是其中一個原因是列強為製造我們兩國之間的矛盾而搞出來的活動。希望你們不要容許自己被不可靠的列強所利用。」然後,顯然耽心他的同情心可能露出弱點,他加了點嚴峻,「但是你們決不能以為日本是由於目前的困難才要和平。」

  我向多田解釋他已經知道的,那就是,我曾經處理日本事務多年,我感覺到如果兩國能夠各退一步找出一條路,那對中國的國家團結和發展將是極有幫助的。「我個人怎麼看法不重要。實際上我很不喜歡日本過去的中國政策。過去我沒能改善這個狀況。我不敢希望將來能成功。」我接著解釋,我已於去年春天辭去政府工作,出於個人安全以及避免被貼上賣國賊標籤的觀點考量,我最好什麼都不做。「但是我的良知促使我以個人身份繼續努力。我不得不要告訴你,我真的相信戰爭的主要起因在日本。」我接著描述我在第一章裡所寫的一些事情,日本是怎樣一步進逼一步地侵略中國,直到中國忍無可忍。「中國得到的印象是日本遲早要征服中國。」

  不像板垣,就一個征服者來說,多田是親切的,而且胸有成竹地承受指摘。他說:「我相信你所說的一切。日本必須改革她的政策。日本有侵略後遺症,每個日本人的頭上都需要一個冰袋。但是,你誤解日本了。日本絕對沒有征服中國的意圖。第一,天皇陛下不會准許他的人民心懷這樣一個政策。」這是亂說,因為軍方制定政策是不需要事先報告日皇,而是事後由日皇「御准」的。「日本真正的目的是幫助中國,不是征服中國。」

  於是多田很「客氣」地解釋為什麼:「日本陸軍唯一的敵人是蘇聯。我們在華北和內蒙的利益僅限於開發天然資源,以防禦及建立攻擊蘇聯的基地。所有土地權利將歸還中國。日本自然不能干涉中國的內政。」也許多田忘記了四年前在天津駐屯軍司令官任上,他曾經印發題為「日本對中國的基本態度」的傳單,提議華北經濟獨立於中央政府,停止上繳國庫。也許多田忘記了發出傳單後不久,他還是日本在華北的主要官員時,成立了「冀東自治政府」,以方便日本在華北進行「自由貿易」。

  我沒有什麼好說的,於是我問,「你怎麼看戰後問題的解決?」

  多田回答得很乾脆,「日本沒有領土野心,不會對中國提出無理要求。」他甚至說,「日本必須改正以前的錯誤。我真的相信,如果中國派出負責的代表,日本方面不會有問題。」

  我打岔說,「你可知道,如果我把你剛才所說的話在中國重複一遍,沒有人會相信我?沒有人會相信指揮中日戰爭的日本的參謀本部次長,會說出這些話。」

  多田露出一個學者型的微笑。「即使日本人也不會相信我說過這些話。」

  這促使我說:「幾年前,當你是天津駐屯軍司令官時,你公開抨擊中國政府。今天我得到一個不同的多田將軍的形象。我希望今天的印象是正確的,而以前的印象是錯誤的。」

  「至於中國對華北、內蒙和『滿洲國』的態度,與日本的態度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中國不要經濟合作,誰能強迫她?因此,日本的漸進想法,在中國就看成是侵略的想法。我剛才所說的那些地域都是中國領土,不需要日本的『仁慈幫助』。」

  我很驚奇多田沒有發怒。他僅僅保持遙遠而寬容的沉默。

  經過發現兩位日本最有權力的陸軍將領並不想改變延長中日戰爭後,再看文官領袖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不過,我還是繼續下去。

  一九三九年三月的日本首相是平沼騏一郎男爵。他是個瘦高、平靜的人,形象比我想像較弱,聲調無力。

  他在首相官邸接待我。官邸是個小房子,在同一個花園中有一座法蘭克•萊特([9])式的豪華官邸。可能大部分日本首相覺得住小房子比較自然。

  陪同我的是犬養健,前任首相的兒子,和影佐禎昭大佐(現在是中將)。我們一下車,犬養便說:「我的父親就是在這裡被暗殺的。」我和影佐的眼光相遇,我不能說什麼。犬養毅於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被一群不滿政府政策的青年軍人所殺。([10])我記起在犬養毅被殺的一年前,我在中國發表第一篇關於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文章。

  我為這個兒子難過。犬養健是位比較親切的日本人,也是少數幾個懂得禮貌和尊重女人的日本人。

  平沼是個典型的東方人。他不明確表態。我們談話一個小時,喝了三壺茶,但內容涵蓋不多。他談話無力而且重複。他說的可以總括如下:日本的中國政策包括兩點:「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我把這幾個字加上引號,是因為對日本人來說,它們的內蘊是跟別人不同的。他說:「日本的目的是團結所有亞洲國家對抗歐洲和美國。日本今天的外交政策著重於創造國際和平,由於不適當的宣傳手法,外國也許不很懂這點。」

  針對他提出的「經濟合作」,我舉出一個特別的例子。我說:「我認識上海一位蔡姓商人,他畢業於東京帝大工學部。太太是日本人。他對於日本的行為總是給予最有利的解釋。這一切都表示他對日本有很深的感情。他在上海有一家價值數百萬元的工廠。日本佔領上海之後,搶走了他的工廠。由於他有許多日本朋友,他以為可以設法收回工廠,可是他失敗了。在經濟合作的美名之下,工廠被沒收了。結果蔡把太太送回日本,自己逃回重慶參加抗日。」

  平沼好像有些難為情。我接著說:「這僅僅是一個案例。還有太多這樣的例子。如果日本人的朋友蔡某都會被如此對待,你可以想像其他人的遭遇。這就是中國老百姓眼中的所謂『經濟合作』。」

  平沼僅能微弱地回答,「我一點也不知道這些事情,不過我很感謝你跟我說這些老實話。」

  我接著轉換話題到「防共」。首相再次覺得難為情。我說:「日本以『防共』為名,侵犯中國的軍事和內政主權。那其實是日本擴張軍事控制中國的工具。毫無疑問,中國『親共』或『反共』,是中國自己的事務,與日本無關。」

  平沼保持沉默。可以感覺到他的態度與板垣和多田不同。不過,一個首相的政策不能代表所有的首相,尤其在日本。

  雖然西方人認為平沼好戰,是個強硬的法西斯分子,一九四一年還是被青年軍國主義分子刺殺。([11])

  我訪談的第四位是至今當過三次首相的近衛文麿公爵,一九四一年十月珍珠港事變前辭職。

  近衛其實是一個普通人,但是由於他幾代顯赫的身世、皇家血緣、龐大財富和出眾相貌,日本人覺得他是個神秘的人。過去,他被傾向「自由派」的貴族青年人所圍繞。十有八九的日本人認為他沒有政治野心。在以前一次談話中,他告訴我他非常懼怕當首相,那將沒有個人自由。他常常裝病逃避難題。不過,他雖然愛好自由,我卻不相信他因此而沒有政治野心。無論如何,他在日本政治圈子裡是很有實力的。比如說,他喜歡跟各種人來往。雖然日本貴族在軍國主義分子面前的表現不同,近衛的軍方朋友眾多,而且喜歡和他們來往。他家(他在東京有兩個)的常客經常是一些最危險的軍人:少佐和中佐。近衛是板垣和東條的密友。不過近衛最大的缺點,和大部分日本貴族一樣,不夠堅強。

  我們談話的地點是東京郊外的萩窪。近衛穿著羽織長袖開襟外褂的正式和服。他穿著這種品味的服飾顯得特別英俊。

  近衛一邊喝茶,一邊很友好地開始談話。「我個人對貴國和貴國人民因戰爭至今不能結束表示遺憾。這真是由於我過去對中日問題的忽視。但是在日本,我們有一個『雨後土硬』的諺語。也許悲劇之後兩國人民將能更加互相了解,更加容易合作。」

  看來所有國家的貴族都有使用軟性語言和避免現實的本領,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數千萬人民只有受苦受難的份。

  近衛接著說:「過去,日本人以為中國人不愛國而不肯為國打仗。日本人錯了。過去,中國人以為戰爭六個月,日本經濟就會崩潰而引起革命。中國人錯了。」

  「不錯,日本的確遭遇很大的困難和因戰爭引起的痛苦(這和板垣說的正好相反)。你,高先生,是完全了解日本事務的人,而且談話直率。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參與過通郵談判的柴山將軍說過,你是個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人。他對你的直率印象深刻,你和一般政治人物不同。」

  近衛優雅地坐得低一點,說:「讓我們好好談談。你知道,日本人有個越挫越勇的怪脾氣。貴國作戰勇敢引起日本人民高度敬服。因此,目前情況雖屬不幸,我們對前途還不至於悲觀。」

  我相信近衛覺得他的用辭令我寬心。他了一口茶。「日本每天都在希望不幸的狀況能夠解決。天皇陛下每次接見我時都命令我停止交戰。皇太后對於兩國人民遭受苦難尤感悲痛。但是宿怨無法一夜解決。」

  這時我插嘴。「日本報紙經常使用『中國,日本,滿州國』這樣的句子。中國人非常不滿。『滿洲國』包含中國東北四個省。這樣的用詞是日本分裂統治的毒化政策。你認為『滿洲國』是個獨立國家嗎?」

  近衛對於我打斷他流暢的措辭並無不快,他回答說:「一個像滿洲國這樣的國家是不正常的。那沒有意義,它不是真正的國家。這當然是你我兩人之間的私話。如果被人聽見,會有麻煩。不過我可以精確地說,中國和日本的關係應該建立在友好互惠的基礎上。但是在過渡時期,避免不滿是相當困難的。我還可以說,增進中日關係是我祖先遺下的信條,我決不放棄。」我們的談話在這個高音階上結束。

  我要記錄的第五次談話,是和松岡洋右的談話。松岡是個在美國極為活躍的日本人,一九三三年率領日本代表團退出國聯,一九四一年在日本的盟友德國發動對蘇戰爭之前,很不聰明地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基於這個錯誤,他從外務大臣下臺。

  松岡請我到銀座餐廳晚餐。飯後,他揮退藝妓。我不敢說我們這時開始了談話,因為他是個自說自話的人。犬養健曾經告訴過我,他父親當首相時,松岡經常求見,說:「我只要十分鐘。」犬養毅首相回答說:「我只有半小時,那對你是不夠的。」

  松岡喜歡誇張,他以為是他塑造了世界的命運。他為日本發明了這樣的宣傳語:「生命線」,如:「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蒙古是日本的生命線」等等。

  松岡開始說:「中日事變(戰爭的委婉語)是不能避免的命運。爭論誰對誰錯完全無益。當然日本曾有錯誤,這些將來必須改正。我敢老實說事變應該在沒有賠償和沒有領土要求下解決。」

  關於近衛公爵,他說:「雖然近衛目前不是首相,但他的影響力極大而且公正,盧溝橋事變發生時,近衛想去南京面見蔣介石。但是有些日本人害怕這樣的旅行不會有結果。於是放棄這個主意。」

  「中日事變可能拖延一段時間(從松岡談話至今五年多過去了)。我可向你保證日本戰勝後不會向中國提出無理要求。請你告訴中國人,日本的使命是給予,不是索取。」

  除了近衛,松岡跟其他和我談過話的人一樣猛烈攻擊蘇聯,說日本不惜任何代價必須與蘇聯打一仗。這是他代表日本與蘇聯簽署不適時的中立條約兩年前說的話。他也攻擊西方文明的個人主義,說「只有動物才能實行個人主義」。

  松岡和我分手時,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完成為我安排在東京的談話之後,我急於向汪精衛報告。

  我沒有對任何訪談高官作出承諾,也沒有討論可能的和平條件。我的宗旨是要親眼看看這些日本領導人物,和感覺他們之間的氣氛。我要得到直接的印象。

  這些人在與我談話時似乎都保持最好的風度,我特別感到板垣和多田說的某些違背良知的,企圖安慰我的話。他們都很急切地希望汪精衛參加他們,但談到實質的條件時都會轉換話題。他們保持高尚計畫的「原則」。這都是戰前他們在南京談判時用的技巧。很明顯,他們對中國的態度有所改變。至少他們很團結:他們企圖控制汪精衛,利用他為武器,逼迫蔣介石談和。如果他們沒法達成和平,那麼為了日本在海內外的威望,就得扶植汪為傀儡。

  運氣很好,一艘美國輪船「加菲爾德總統號」即將自橫濱啟航,我搭上此船可保持行蹤隱秘。三月十六日,我抵達香港。

  由於我舊病復發,我沒能直接去河內。我把報告交給汪夫人坐飛機帶往河內。報告詳列我的談話。另外我報告汪,所有日本人,包括了我的密友在內,都承認他們的中國政策錯了,而如果有人能夠誠懇地與日本交涉,所有問題都容易解決。對於這點,我寫道,「我的東京之行顯示,日本還在使用從前在南京,我在外交部時的舊技巧,一點都沒變。實際上他們做的比從前更差,因為勝利撐大了他們的胃口。

  從這時起我想方設法勸汪中止與日本人談判。我看出來日本人所有的允諾只有一個目的:要汪當他們的傀儡。

  香港「南華日報」發表社論譴責重慶。社論旁為汪精衛夫婦及曾仲鳴妻子方君璧刊登之訃文。

  很不幸,我的報告在槍手攻擊汪府,殺死汪的秘書曾仲鳴的頭一天才送到汪手中。我的報告原本可能發生的作用,都被這個悲劇抵銷了。遭受攻擊的第二天,汪打電報告訴我們在香港的人,他希望出面協助北平傀儡政權達成中日和平關係。

  我相信,如果河內的攻擊事件是日本人策劃的,那麼,我懷疑攻擊時間的準確設定是要破壞我的報告的效果。在東京的日本人肯定知道我極力反對他們的政策,同時對於中日關係的前景非常悲觀。很可能,他們除了要把汪與委員長和中國政府徹底疏遠之外,也要使我的調查結果起不了作用。

註釋:


[1] 我於一九三八年三月辭職。

[2] 「日本問題研究所」隸屬於「藝文研究會」下面的「國際問題研究所」。──譯者。

[3] 陶希聖、周佛海、陳公博。

[4] 汪夫人、陶希聖、周佛海、陳公博、梅思平、曾仲鳴(後來被刺殺)和我。

[5] 首相平沼騏一郎、前首相近衛文麿、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外務大臣有田八郎。

[6]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侵略波蘭,歐戰爆發。九月十七日,蘇聯從東方進攻波蘭。十月五日波蘭投降。雖然東邊戰事形勢千變萬化,西線的法德邊境卻毫無動靜,雙方直到一九四○年五月十日才爆發衝突。這段沉寂時期被德國人叫作「靜坐戰」(Sitzkrieg),西方則稱之為「假戰爭」(Phony War)。──譯者。

[7] 黃群即黃溯初(一八八三〜一九四五),字雪樓,浙江溫州人,是高宗武父親的摯友。一九○四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法。學成歸國後,目睹清廷腐敗,為匡救祖國,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後棄政從商。一九三九年春,高宗武為和平運動赴日,黃適在長崎養病,見面時力勸高及早脫離汪偽。後為高脫離上海,協助策劃聯繫,出力甚多。不久亦移居香港。──譯者。

[8] 很久以後,日本人說黃在長崎出現,是我設計的、委員長參與的一個陰謀。黃群目前住在廣西桂林。

[9] Frank Lloyd Wright(一八八九〜一九○九),二十世紀美國最富盛名的建築設計大師。──譯者。

[10]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日本首相為民政黨第二次組閣的若槻禮次郎(任期從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至十二月十三日),其後由政友會的犬養毅組閣(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六)。犬養毅採取不擴大之方針,抑制關東軍及軍部革新派的過激行動。軍部少壯急進軍人認為內閣無能,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五月十五日,一批急進分子於白晝闖入首相官邸,將犬養毅槍殺,是為「五•一五事件」。──譯者。

[11] 此處論述有誤。平沼一直是重臣,一九四五年任樞密院議長,八月十日曾與近衛、岡田、廣田參加天皇的重臣會議,十四日參加討論波茨坦宣言的御前會議。他是維護日本「國體」反對無條件投降的死硬派。──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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