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日本的前途 

  試圖解答日本戰後的問題是矛盾的。我們既希望看見日本人未來能夠在自由、安分守己的實質水準以上生活,也期望日本不再重蹈侵略他國的覆轍;這兩個願望頗難調和一致。不過,我願在此不揣冒昧,提出幾項建議。

  日本的陸軍和海軍將領們不是傻瓜,這可從過去幾年來他們佔領大片土地得到證明。他們雖然為保有這些土地而奮戰,現在已經知道即將失去它們。日本有句成語說,「用劍贏來的東西只能用劍輸出去。」他們於一九四一年發動太平洋戰爭時,就已料到可能會輸。他們發動戰爭的理由有二:一、衡諸世界局勢,他們認為時間恰當;二、他們知道如果不打,最終將會被非軸心國家強迫放棄在亞洲大陸所贏得的一切。美國的經濟實力如此巨大,中國的抵抗如此久長,日本不打只有投降。因此他們寧願打,即使打包括可能失敗。軍事領袖們覺得如果一定會敗的話,則日本現在戰敗可以作出將來環境有利時再戰取勝的準備。

  日本陸軍和海軍將領將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以維護他們已經腫脹不堪的帝國。他們將用盡每一點滴的能量來儲蓄足夠的力量,以準備將來的進攻。其中一個目標是在幕前或幕後控制日本戰後的政策。

  我知道,沒有一個軍人,無論階級或軍種,如果被容許保留職位或擔任顧問的話,不會對將來的世界和平不懷敵意。他們的訓練使他們不適任於文明政府,不適合與其他國家合作。這個戰爭和他們的失敗將不會改變他們的心態,失敗治不好狂妄、野心和殘暴。

  日本軍人長期接受令人厭惡的教導。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百姓在新聞管制下完全無從知道任何島外世界的真實情況,這實在令人氣餒。過去幾年來,日本百姓猶如生活在幕府將軍的封建鎖國時代,他們不可能知道那些自大的陸軍和海軍的不人道和錯誤的行為。我懷疑一般日本百姓知道他們的軍隊在中國、菲律賓和其他地方的暴行,而即使聽到,會相信那些報導的真實性。他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老百姓不會相信那些難以置信的報導。

  日本陸軍和海軍軍官受到的歪曲思想壓力勝過一般百姓。軍官們受到諸如荒木、真崎和末次等高級將領的影響。訓練不僅包括純軍事內容,他們的思想已經被灌輸「精神」、政治和經濟領域的極權主義和「日本主義」。

  日本軍官很自豪於他們所接受的「精神」訓練。他們說:「軍事規則是人體的肉和骨;精神訓練是刺激人體的腦和神經系統。效忠、勇氣、服從是軍人精神的三大要素。」自從一八七八年陸軍大臣山縣有朋制定這些宣示以來,日本陸海軍軍官一直,特別是近幾年,接受這種奧秘的教導,使他們的思想遭到永久損傷,以致他們不適應信賴。

  這些軍官所受的教導和行為特質,使他們不適合擔任權力職位。如果把有影響力的職位給予那些參加過導致中日戰爭的一系列事件的,屬於板垣的「大陸幫」,或屬於石原的「俄國幫」的任何曾經參與大陸或南洋侵略行動的日本軍人或平民,將是不可思議的事。

  每一個有才能的軍官都曾經在那些地區或本土為反對自由民主的政府,和反對增進國際禮儀工作過。有人也許會問,「那些太年輕的軍官怎麼樣?」答案是,他們的心態已被教導所扭曲,他們全都追隨像板垣、真崎、石原那樣的領袖。這些青年軍官將永遠受到那些已退役轉入幕後的將領們的影響。

  在珍珠港事變以前,外國人一直認為日本海軍比陸軍「文明」。可是我們已經看到長谷川清海軍大將於一九三七年八月蠻橫地把中日戰爭從華北擴張到上海,我們看到野村和米內的極致政治操弄。海軍多年來接受的灌輸其實與陸軍是一樣的,雖然他們不那麼輕易接受,但最後還是接受了。

  珍珠港事變時海軍的思想模式可從一九三六年七月政治評論家室伏高信([1])的一篇文章中窺見。這篇文章的標題是《南進》。以下是他的觀點:

  日本傳統的北進國防政策既不能解決人口問題,也不能解決貿易問題。滿洲的經濟,即使在「瀋陽事變」以前,早已在日本人手中;中國長城以南地區已經人口過剩。日本應該向南擴張,因為南洋人口稀少,生產條件可以輔助日本的工業。北進受制於該地區越來越惡劣的氣候,以及民族主義。南洋地區全年都是夏季,土著不多而且性情懶惰。由於日本人含有若干馬來血統,他們可以適應南洋的氣候和地理條件。因此日本的將來依賴南方,而不是北方,日本應該專心致力於增加海軍實力,陸軍只須足夠維持大陸現狀即可。南進沒有損失,只有增益。

  珍珠港事變之前,海軍和陸軍的思想只有某些程度上的差別。失敗的慘痛將有可能消滅任何差異。

  至於日本其他的統治階層:掌權的貴族們,譬如閑院宮親王,他們傾向像天皇那樣軟弱、膽小;或者像近衛那樣奸詐、兩面人。「中間派」或「自由派」大都被誘惑或威脅以致支持「少壯軍人」的不健全理論;所謂的社會主義者或共產黨則或被捕下獄,或大多數從左移到右,轉向支持軍方。

  而一般日本百姓,一旦從好戰宣傳中覺醒,他們會跟其他國家的百姓一樣。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他們一直受著「日本主義」的扭曲灌輸,外界影響完全被隔絕。這不能完全怪群眾,其他國家也有不同程度的類似情形。即使是偉大的美國,大多數群眾都受好萊塢的低級趣味、華而不實的雜誌、虛假扭曲的廣告所影響。低級興趣的本質來自對金錢的愛好,不像在日本,是來自對領土擴大的渴望。

  我們希望從日本的百姓當中,能夠出現聰明而有原則的領袖。不過,我不能說絕對,從過去的日本領袖中,不會有誰會在戰後出來努力建設一個能被國際社會尊敬的日本。

  譬如尾崎幸雄。如果他還活著,有八十四歲了,為國家服務太老了。自從一八九○年議會成立,他一直在眾議院。尾崎是少數敢於為議會政府力爭的人,只有他和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被刺的犬養毅從來不作競選活動。多年來尾崎都隨身帶著保鏢以防被「皇道派」的狂熱沙文主義分子襲擊。一九一四年他揭發海軍財務弊端,他在議會中一再起立質詢,引起軍方和法西斯分子的惱怒。甚至在珍珠港事變七個月之後,他還被軍方控告發表反對軍方的言論。日本無線電臺報導這件事之後,從此不再提他的名字。

  尾崎擔任過許多重要職位:一八九六年外務省顧問;一八九八年文部大臣;一九○三年和一九○八年兩度東京市長;一九一四年司法大臣。此後,他放棄公職,成為無黨籍國會議員,為建立議會政府而奮鬥。

  在文部大臣任上,他因不滿「大企業」而名噪全國。他在宣言中說:「如果日本成為共和國,三井或三菱將會出來競選總統。」([2])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在眾議院發言:政府一再誤導國家和國際情況以加強國防;從日本對中國的政策來判斷,日本是個沒有政府的國家;如果我們採取友善提攜的政策,中國是可以合作的;日本沒有理由加入德國的防共協定;不可強迫控制人民的思想;根據天皇的意旨,軍隊不可干預政治;日本不應支持現行的「重新分佈」殖民地的理論。遠在一九二九年和我的私人談話中,尾崎痛斥日本的對華政策,我相信他言所當言。

  尾崎可能是八千萬日本人民中唯一的一位。但還有幾位像他一樣的人,譬如民政黨的齋藤龍光,他於一九四○年一月在眾議院站起來質詢中日戰爭的進度和前景,以致被軍方視為「對聖戰的侮辱」。三年前,一九三七年一月,立憲政友會的濱田國松,在議會中站起來指控陸軍的行為像獨裁者。

  在一九四○年質詢陸軍之前,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東京叛亂之後不久,齋藤在眾議院發言說:「女人小孩都知道軍人參與政治,儘管這種行為是明治天皇禁止的。」他要求整個陸軍省重組。當然,東京暴亂之後,陸軍的威望暫時下降,不需要很大勇氣即可批評軍方,但是在一九四○年,當陸軍威望上升之後,齋藤著實有勇氣。他曾經在耶魯大學留學一年,從一九一二年起九次當選眾議院議員,對憲法造詣極深。

  濱田現在七十五歲左右,不知道是否還活著。他曾連任十二屆眾議院議員,一直反對軍部,拒絕放棄原則與他們妥協。

  第四位政治家,值得特別介紹,因為他不但勇於表達反對陸軍干涉政治,而且也是士官學校的畢業生,在一九二八年退居預備役前官拜空軍大佐。他,宮脅長吉,從一九三六年起經常在議會中站起來質詢國防預算、軍隊淨化、軍人干政,以及中日戰爭等問題。他的質詢邏輯分明,軍方恨他比其他三位更甚。

  聯合國應該至少把信心放在這幾位反對陸軍的人物身上。可能還有更多相似的人,也許在「中間派」或者左翼可以找到沒有向軍部屈服,或者屈服了而如今活在痛苦悔恨之中的人。危險的是,不管過去的活動和現在的言論,這種人很可能都曾經為「少壯軍人」企圖達成的目標服務過。

  當大部分亞洲和我國全部海岸仍然在倭寇鐵蹄之下時,我無意提供遠東戰後的計畫。我有信心敵人將會從佔領區被趕回他們自己狹窄的家園,日本軍隊的實力將被全面摧毀。不過,許多專家已經開始研究和討論怎麼處理日本的問題。也許,鑒於我與領導人物和平民的長期接觸,我的幾個意見可能不至於完全沒有價值。

  我們中國有句成語,「慢藏誨盜」。([3])在亞洲,除了日本,沒有一個國家有足夠的自衛能力。於是軟弱招來欺凌,日本接受那個邀請。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是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的開端。一些日本「少壯軍人」不實地指控中國人拆毀兩英尺的鐵軌:多年來中國的血和財富付諸東流,美國的血和財富也為了故事書裡神秘的海島付出沉重的代價。

  如果這個戰爭讓我們意識到在世界任何角落的一處弱點的麻煩會為全球帶來戰爭,我們將會學到一些東西,特別是戰勝者,不管麻煩有多遠,都要儘早解決。不過,隨同這個現實,我們需要更多理想。很不幸,大部分政治領袖和外交官幾乎全都是現實的混合物,他們大抵會為強者犧牲弱者,雖然有時候在做的時候表示不願意。好在美國人的理想比其他國家的人多,這是為什麼全世界的人信任美國人比任何其他人為多的緣故(我沒有關於南美人態度的一手知識)。

  攻擊一開始即予以制止,是公認比較容易而且節省財富與生命的做法。如果日本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之內遭到抑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就不會有勇氣學日本走向帝國主義。

  對於亞洲,白人國家應該放棄膚色優越感,就像我們中國和日本應該放棄古老文化的優越感一樣。在這個戰爭中與白人盟國平起平坐的,只有中國人和菲律賓人,以及少數自由泰國人。其他亞洲的有色人種,總括來說,看不出日本人和英國人有什麼不同。白人優越感,特別是白人報紙、國會、議會以及白人政府的政策,為敵人免費提供有用的宣傳材料。

  大多數來過美國的中國人,偶爾會被問:「你的洗衣店在哪裡,查理?」當一個美國人被問:「你們每個人都是傳教士嗎?」他會覺得問題的荒謬。可是一個弱國人民也許比強國人民更加敏感和愛國。不經意的輕蔑或故意的輕蔑必定發生後果,弱國人民會記得他們被強國忽視,窮家兒童比富家兒童更愛他的家。可是外交家會在繁文縟節中,官僚喧鬧下,國家緊急時忘記小事。一九三九年二月在河內時,我很難回答一名日本記者的問題:「朝鮮被日本統治,令人同情,可是那和安南被法國橫加支配有什麼不同?」如果白人列強繼續像戰前那樣支配亞洲人,亞洲人不會忘記這幾年戰爭中日本的宣傳。

  日本軍隊實力消滅之後,應該注意日本目前的教育制度。日本人本身跟其他人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在那易受影響的小學和中學年代,他們的心靈被扭曲。在那裡他們被灌輸了太多虛假的神格天皇,和神化的祖先。他們被教導日本高於一切和有權統治世界的理論。一個臺灣來的男孩告訴我一個小故事。一天早上,級任老師給一個學生一個橙子,要他吃掉。學生吃完橙子後,老師問:「橙子好吃嗎?」學生回答:「好吃。」老師又問:「你知道橙子從哪裡來嗎?」學生回答:「不知道」,於是老師對全班學生說:「這個橙子是從中國來的,如果你們喜歡,你們應該去中國,把中國當成你自己的,在那裡你們要多少有多少這樣的橙子。」

  改變日本的教育將可消滅天皇的神話。有史以來,日本統治者始終屬於一個家族或家族群,令人印象深刻。日本歷史是事實與幻想的混合體,皇帝的「世系」已經在位二千六百零四年。雖然許多日本皇帝曾經受到不當對待,雖然多達五位皇帝曾經同時存在,日本人在學校裡並不知道這些事實。即使對一些西方人,日本皇帝古老的「世系」是很動人,甚至神秘的;於是有些人認為裕仁天皇的皇位應該保留,因為可以利用他的威望,日本軍部曾經跟利用佔領區的傀儡們一樣地利用過他。許多西方人覺得裕仁是個愛好和平的統治者,甚至聰明過人的羅斯福總統曾經發給裕仁一封電報,敦促他維持和平。幾天後,珍珠港被偷襲。([4])

  關於日本天皇的神秘理論是反動的日本學者和軍事領袖編出來的,完全沒有必要支持這些理論。在「九一八事變」以前,許多受過教育的日本人並不相信這些。一個日本人甚至告訴我,裕仁並不是他父親(大正天皇,一九一二|一九二六),而是他祖父,明治(一八六八?一九一二)的兒子。大正神經不正常,因此不能有小孩。不管這個故事是真是假,它的流傳證明天皇的神話在日本並不是完全被支持的。這是西方人完全沒有必要支持它的緣故。

  裕仁是對戰爭最應負責的人之一。日本憲法規定,天皇全權決定國家政策。我肯定裕仁一定愛聽東條關於已佔領馬尼剌,已佔領新加坡,已奪取荷屬東印度油田的報告;一定不愛聽東條的繼任首相小磯有關盟軍奪回油田,日本退出馬尼剌和新加坡的報告。裕仁是日本侵略的最強大的武器之一,他應該與軍隊一起被除掉。裕仁是不是應該由其他皇室成員繼承,等戰後瞭解日本情況之後再決定。

  除了日本軍人、天皇,和參與過軍事侵略行動的文官之外,必須強調日本警察。日本警察與上述人員同樣罪無可赦。我來美國已經四年了,這期間從來沒有警察上過門,連戰時最有效率的聯邦調查局(FBI)也沒來過。然而,我在日本當學生時,日本警察每星期必來兩次,查問我在做什麼和想什麼。他們甚至強迫看我用日文寫的日記,好在日記的內容無非是一個學生生活的流水帳。我懷疑任何到過日本的外國人沒有與日本警察有過不愉快的經驗。

  如果日本警察的惡行僅僅是侵宅擾民,那還不太壞,可是他們對外國人和自己同胞極端殘酷。最近幾年,許多日本知識分子被警察摔進監牢,從無控狀,死在獄中。警察破壞人民「思想」無所不用其極。有些日本人解釋警察的不人道行為說,他們薪水極低,每月只有四十日圓,因此他們用殘暴來補償不足。他們更有可能自認是天皇的代表,認為自己高於他們自己的法律和道德規範。除非清除過去幾年來的警察,大幅減低新警察的權力,我們有一天可能看到日本的侵略行為在警察橫行之下捲土重來。

註釋:


[1] 室伏高信。著有《中間階級?社會學》、《革新論》。──譯者加註。

[2] 尾崎幸雄於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在文部大臣任上發表「共和演說」,導致大隈重信內閣總辭。──譯者。

[3] 原句「收藏財物不慎,等於誘人偷竊」,源自「慢藏誨盜,冶容誨淫。」──譯者。

[4] 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六日下午九時(日本時間為七日上午十一時)發出親電給駐日大使格魯轉裕仁天皇,但由於陸軍下令截留,格魯遲至七日下午十時三十分才收到,天皇於八日凌晨三時才看到。此時是夏威夷上午八時,日本飛機已經飛臨珍珠港上空了。──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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