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在亞洲的野心

  日本人顯然要把白人逐出他們在亞洲的版圖,消滅他們的利益、威望和影響力。日本人顯然想要統治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至少一些日本領導人計畫在達成上述野心之後,控制全世界。

  幾乎於一八五○年代對西方開放的同時,日本征服大陸的野心便一再激起。自從豐臣秀吉於一五九○年代征服朝鮮失敗,切斷與外界聯繫超過兩個世紀之後,這種渴望一直潛伏著。

  日本的征服標籤已經有了變化。日本在「大政歸還」的明治天皇(一八六八〜一九一二)統治之下,開始征服行動:併吞琉球群島和澎湖列島,臺灣和朝鮮,以及奪取俄國在滿洲的「權利」。「大亞細亞主義」這個名詞就是在明治時代製造的。近衛篤麿公爵是制定這個名詞的主要人物之一,近衛篤麿是現在「愛好和平」的近衛文麿之父。近衛文麿把首相交給東條英機不是因為他反對攻擊英美的計畫,而是依照傳統由於政策的劇烈改變而需要一個新的內閣。他父親擔任的唯一職位是貴族院議長([1]),他的早逝使仕途相對減短。不過以他在日本「維新」之後實力日漸壯大之際,熱心支持侵略亞洲的表現上,活得也算是夠長的。

  篤麿建立「東亞同文會」,通過它,在上海、天津、漢口設立東亞同文書院,日本人在其中學習一種以上的中國方言,研究有關中國的問題,以及把中國人的思想轉變為「日本主義」的方法。這些書院不久便成為日本擴張運動者的實力中心。學生被授以日本「殖民政策」的技巧;許多人成為中國人當中的間諜;另一些人在傀儡政權中活動。篤麿多次到中國及朝鮮,竭力宣傳把白人影響力逐出亞洲的「大亞細亞主義」。日本最終成功併吞朝鮮,與他的宣傳大有關係。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篤麿的兒子近衛文麿公爵,忠實地努力履行父親的遺志。兒子當上首相後,提出「東亞新秩序」的口號;日本陸軍所到之處,不論南京、北平、漢口、上海或廣州,「建立東亞新秩序」的標語觸目皆是。當然這種標語也在菲律賓、新加坡、荷屬東印度,和所有佔領區飛揚。

  近衛公爵於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發表兩篇聲明試圖詮釋「東亞新秩序」原則的含義。頭一篇「帝國政府聲明」發表於十一月三日,第二篇「近衛聲明」發表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後者重申前者的原則。部分十一月三日的聲明是這樣的:

  帝國所期求者,即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這次征戰的最終目的,亦在於此。此種秩序的建設,應以日、滿、華三國合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建立連環互助的關係為根本,以期在東亞確立國際正義,實現共同防共,創造新文化和實現經濟合作。這就是有助於東亞之安定和促進世界進步的方法。建設東亞新秩序,淵源於我國的建國精神,完成這個建設,是賦與現代日本國民的光榮職責……。([2])

  這些聲明發表後,出版界排山倒海地出版書、文章、傳單,試圖詮釋及形容文中的用辭。不管採取何種形式,神秘的或科學的,溫和的或直率的,每個人只知道:日本支配東亞是征服世界的第一步。

  近衛使用「建國精神」這句話。這個「精神」被另一個日本人森谷克己([3])定義如下:

  全世界都知道,我國的建國精神是「八紘一宇」的偉大理想(世界一家)。([4])這個「八紘一宇」隨著國家實力的發展而擴張。目前日本的國家實力已經擴張到亞洲大陸:因此以完成建國精神為使命的日本人民,有責任通過東亞大陸以延伸「八紘一宇」的理想。

  現在日本人已經延伸「八紘一宇」到朝鮮、中國大部分、法屬安南、緬甸、泰國、荷屬東印度、馬來亞,和許多較小的地區。

  「東亞體系」的口號被一個與近衛接近的日本人杉原正己([5])做了反面詮釋,他譴責兩個現存的「舊秩序」:

  迄今支配著世界的兩個舊秩序已經沒有成長的能量。我認為舊的世界秩序,是過去幾十年來基於自由主義的國際資本主義,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因繼承國際資本主義架構內的矛盾而激起的國際社會主義。它們是支撐現代世界的兩根支柱。

  他解釋,「國際資本主義」指的是英國和美國,「國際社會主義」指的是蘇聯。他繼續寫道:

  新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被舊資本主義國家設立的抑制性關稅所阻擋;這造成富國與窮國之間的爭鬥;富國為了保持舊世界秩序,以阻止新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發展為目標,並以它們政府的政治力量來保護這個固定和靜態的世界秩序;這種固定的世界秩序顯然對文明的進步是有害的;窮國為了粉碎這種保持現狀的政治攻勢,不但向舊世界秩序挑戰,而且要為建立新世界秩序而奮鬥……;至今為止,統一的東亞世界並不存在,東亞已經被撕成碎片,被西方列強征服;即使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都難逃政治征服。在所有東亞國家之中,只有日本,能夠避免被西方列強征服和瓜分,能夠保持政治和經濟主權的完整無缺;現在日本正在為建立新世界秩序而向舊世界秩序挑戰……;中國、印度,和整個東亞都非這麼做不可;而他們的「東亞新秩序」和「亞洲人的亞洲」的本能呼喊,也正是毀滅舊世界秩序的共同呼喊。

  關於「新秩序」的本質,他寫道:

  即將取代舊秩序的第三個秩序,將因中日事變而在東亞半球建立……;新秩序的理想在私人企業和階級利益裡超越舊世界秩序,而是一個比抽象個人與抽象人性的解放更為具體和影響深遠的偉大理想。個人或階級的抽象觀念的存在是次要的,而國家和民族的現實是首要的。因此,第三秩序的本質必須是極權主義的性質。

  一個人生命的最終目的不僅是要滿足他生存五十多年的個人的想望,而是要履行他吸收、傳遞給後世,和改善民族文化和祖先傳下的生活方式的使命。他有義務為國家永恆的生命作出貢獻。

  同樣的,包括社會的個人聚合不是為個人「僅僅五十幾年的生命」的利益而存在,而是為一個必須首先考慮國家生命的活力與權威的社會,那就是,社會為國家生存。

  因此,法律不是保護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工具,而是為國家和民族總體生命而提供。同樣,政府不應該是那種支持個人經濟利益的自由主義政府。

  一個國家的外交關係不能取決於容許個人獲利的經濟自由,而須依據相關國家的個別願望和目標來調節。因此,他們必須以國際正義和道德並存為基礎,這非常重要。基於這個理由,外交關係應該稱做一個建立於國際道德的體系。

  新秩序包含制度、文化和道德體系,具有極權主義的特性。

  上面的段落來自一本三百五十多頁的書:《東亞體系的原則》。另外一位日本人,法西斯領袖頭山滿的親密戰友鹿子木員信([6])寫了一本三百八十多頁的書:《大亞細亞主義》。從這些和其他日本各派作家,我想起一位中國社論主筆和他懷孕妻子的故事。一天,主筆的社論難產,他向妻子抱怨日子真不好過。妻子回答說,她的日子比丈夫更難過,因為她即將生產。丈夫反駁說:「那才不是,你最少知道你肚子裡有東西。」不過,這些日本沙文主義作家的轉彎抹角的文章,恰如以上的段落,的確提供了日本人的想法和目標。

  近衛的另一位朋友寫的一本《大亞細亞主義》,內容充滿了中國古典語錄,企圖通過這些語錄證明日本的偉大。他的有關日本和其他亞洲地區的「體系」,只是中國史前的堯和舜的黃金時代。([7])作者好像忽略了一個事實:堯和舜是中國皇帝,不是日本皇帝。他這書的結論,是鼓吹以與蘇聯作戰和控制中國為建立他的叫做「大亞細亞主義」的烏托邦的第一步。他認為只有日本精神(大和魂)可以拯救亞洲,而那個精神就是大亞細亞的精神。由於大和是日本早期歷史上征服了所有部落的部落,作者很明顯地認為日本,唯有日本,才夠資格統治整個亞洲大陸。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位日本陸軍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來到上海,他公開說:「日本在中日戰爭中的目標是建立以日本為領袖的東亞體系。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下的民族主義,與東亞體系的原則是不同的。如果中國保持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那會跟日本在亞洲的領導發生衝突。」他發表這種言論時,在紙上畫了一個大圓圈,代表「東亞體系」。在圓圈中,頂部寫著「天皇」。下面是另一圓圈,寫著「日本」;再下面畫了幾個小圓圈,寫著:滿洲、中國、印度、安南、泰國、馬來亞、菲律賓,和夏威夷。

  

文字方塊: 天皇

 

 

 

文字方塊: 日本
文字方塊: 安南
文字方塊: 夏威夷
文字方塊: 印度
文字方塊: 菲律賓
文字方塊: 泰國
文字方塊: 滿洲
文字方塊: 中國
文字方塊: 馬來亞

  

 

 

 

 

 

 

 

 

 

                                                                  東

  可以想像中國聽眾對他的說法和勾畫的反應有多麼惡劣。

  不久以後,一名日本評論家室伏高信([8])來到上海。在一次談話中,他提到民族主義,說,「日本教育家極力推行東亞體系的理論。這個超越民族界限的理論,應該是日本與中國和平的基礎。如果中國人堅信民族主義,即使目前的戰爭停止了,還會有戰爭。」

  那年(一九三九)十一月,日本青年外交協會秘書原來看我。他說:「東亞體系是一個崇高和啟迪性的理想,應該為中國、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所共用。如果中國堅持信仰民族主義,那麼永遠不可能有和平。」

  日本出版物把「東亞體系」看作不能容許中國民族主義,或除日本之外其他地方的民族主義的教條。日本目前有兩個解釋:一個是,「體系」與民族主義對立;另一個是,「體系」超越民族主義。兩者都同意民族主義的成長和散佈是「體系」的障礙。日本比其他國家高級,因此唯有日本才有民族主義的特權。

  一位曾經留學德國,想要建立「日本主義」經濟的慶應大學教授加田哲二([9]),寫了一本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書:《東亞體系的論述》。他寫道:

  東亞體系的民族主義地位問題很嚴重。目前的中日事變基本上是由於兩國都存在的民族主義,它主要的來源是現代的中國民族主義……

  要瞭解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必須研究中國的國際地位。三民主義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換句話說,就是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不過,孫中山和他的追隨者特別強調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現代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的中心思想,過去十年來被引導成抗日,以致發生中日事變。很顯然,兩國未來的關係必須建立在東亞新秩序的原則上。

  我引用另外一名日本作家多田督知的話來做評論日本出版物的結論:

  依照早期自由主義來解釋東亞體系,日本、中國和滿洲國似可視為一個獨立平等的三國聯盟。依照晚期自由主義來解釋東亞體系,它們的組成只是一個世界普遍的經濟板塊。兩種解釋都是錯誤的。真正的意義在於「八紘一宇」的理想(世界一家),必須從極權主義的觀點領會。極權主義廢除個人和民族。各個民族應該緊密串連成為一個世界鏈。

  簡單地說,日本人的「東亞體系」的意義是所有東亞國家在日本的領導和控制之下合併。

  一九三九年底,一位九州帝大教授今中次麿([10])在上海來看我,他說:「我知道你們努力想把日本從中國取得的利益贏回去,但是你們命定失敗。日本陸軍會不顧一切地建立東亞新秩序。你們的話不管多麼有說服力,都動搖不了他們。」這位教授曾經一度是同情左派的自由主義者。像許多這樣的人一樣,他為符合陸軍的觀點而改變了自己的觀點。

  松岡洋右有一次告訴我他有一個產生「亞細亞聯盟」(Asiatic League)的主意。亞洲各國的代表定期開會,由日本天皇任主席,以解決大東亞的問題。雖然松岡的日本霸權概念與日本陸軍的相近,卻遭到一些軍人派系的反對,質疑「聯盟」的字眼讓人想起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

  我在前面介紹過東光學院和它的創辦人藤澤雄。另外一個類似的「教育」機構是金雞學院。它的主要人物是安岡正篤。安岡於一九一九年畢業於帝國大學法學院。學生時代自稱為「愛國分子」,寫孔子學說的書。畢業後,他反對民主,參加「猶存社」。([11])由於與那些重行動輕理論的同志們合不來,安岡於一九二二年和他們分道揚鑣,加入剛成立的、酒井忠正伯爵創辦的金雞學院。他在學院教授東方思想學說,給人印象深刻而一時聲名大噪。「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一些投機政客組織了「國維會」([12]),安岡成了該社的象徵人物。這個社團的宗旨之一是要「改正不符日本真實精神的陰險思想」,會員包括近衛公爵和許多名人,其中兩人後來成為東條內閣閣員。([13])另外幾個人成為岡田內閣閣員,岡田內閣因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暴動而解散。岡田內閣經常被稱為「國維內閣」而不名。安岡目前還在座落於創辦人官邸的金雞學院授課。敬佩安岡的將軍們包括荒木、影佐、石原等,以及許多真正年輕的「少壯軍人」。

  一九三三年我在東京時,受邀參加一個由三十幾個社團主要成員精心安排的晚宴,我的主人松本學是一名社團成員,他是內務省警察保局長,控制著全日本的警察,以及國會議員的選舉。這個職位重要到一離職就自動進入貴族院,即使他的上司內務大臣,也不一定能自動得到這份榮譽。

  主人介紹我給松岡。那時松岡不到三十四五歲,然而已經是日本知名的精神領袖,被一群人什麼「日本的智者」這樣叫著。他長得實在難看,對我來說,他談話的內容既不令人印象深刻,談話時的態度也不高明。我真不懂他怎麼會被人尊為「日本精神的代表」。

  松岡和他的朋友為「日本精神」是亞洲的代表發生爭論。實際上「大亞細亞主義」就等於「大日本主義」。由於「大日本主義」的口號在日本之外引不起興趣,尤其在中國人之中,口號便改成「大亞細亞主義」。日本人希望其他亞洲人能夠被騙得以為「大亞細亞主義」的利益是為了所有的亞洲人。

  另外一個社團的領袖也很重要,因為他顯露了近衛的性格,如果真的可以從一個人結交的朋友看出他的為人的話。這個人是岩田愛之助,現年五十五歲。岩田青年時代就認為外務省政務局長阿部太郎的中國政策太軟弱,一九一三年沒唸完大學便與兩名同夥把他殺掉。十五年後,岩田創立「愛國社」,目的是要「實現日本的大陸政策」。第二年,岩田創立「愛國村學校」以訓練將來在中國活動的人員。岩田的一名同住的門徒(佐鄉屋留雄──譯者)就是一九三○年刺殺濱口雄幸首相的兇手。有意思的是,「愛好和平」和「文明」的近衛文麿,竟然結交一個曾經暗殺一個重要的、具有自由思想的官員,又窩藏一個暗殺另一重要官員的兇手為朋友。

  近衛跟他們的這種關係很有趣,但並不奇怪。日本領袖們近幾十年來把「大日本主義」置於道德與法律之上,實際上每個領袖都在為建立「大亞細亞帝國」而努力。松井石根和建川美次是兩個最強烈的典型:前者掠劫屠殺南京,後者於一九三三年隨同松岡洋右步出國聯。這兩個人於一九三三年創立擁有最多會員之一的「大亞細亞協會」。南京大屠殺之後,天皇賜與松井大將榮譽召見,近衛首相則給他升官。([14])

  日本愛國社團的名字展現他們的意圖。雖然名字太多無法在此一一列舉,也許幾個名字能夠有若干啟發性:「中滿洲及蒙古協會」、「土耳其|中國協會」、近衛公爵的「印度|中國協會」、「全球慈善協會」、「南海協會」、「華北協會」、「亞洲崛起協會」、一九四○年一百多名國會議員組織的「聖戰控訴聯盟」、「東亞繁榮促進會」,和一九四○年由末次信正海軍大將、松井石根大將、橋本欣五郎大佐組織的「東亞重建公民聯盟」。類似的組織還有成立於近衛第一屆內閣的「亞洲發展理事會」,和成立於東條內閣的大東亞省。

  一九三二年,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長谷川如是閑([15])告訴我,那時日本的沙文主義社團眾多,萬名會員以上的有五十多個,千名會員以上的有九百多個,後來人數大增。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講授類似理論的組織,諸如鄉村老兵聯盟、青年團、純潔社等。這些組織的會員總數高達數百萬。

  這些沙文主義社團的侵略成性的組織者們,為這些社團取了動聽的美名,對日本以外的亞洲人民隱瞞他們真正的目的──不是為了平等合作而是為了建立一個日本帝國,使被奴役的亞洲人民為亞洲的「超人」服務。我這樣說,並不是暗示日本的「亞洲新秩序」是抄襲自希特勒的德國。儘管日本曾向德國學了許多東西,它已為這樣的學習付出代價。日本今天正在發現,「東亞新秩序」比希特勒的德國和希特勒的夢想要早得多。

註釋:


[1] 近衛文麿之父近衛篤麿是明治時期的知名人物,曾任學習院院長和貴族院議長等要職。──譯者。

[2] 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聲明包括他對中國調和的姿態(見第二及第三章),全文見附件一。十一月三日的聲明全文見附件四A。(譯者按:所有附件均不知下落。本文摘錄自《今井武夫回憶錄》天津版頁八二。)

[3] 社會理論家,著有《中國社會經濟史》。──譯者。

[4] 「八紘一宇」直譯為「八方世界在一個屋檐下」(原意為「世界應是以天皇為首的一家人」)。──譯者。

[5] 著有《東亞協同體の原理》。──譯者。

[6] 著有《日本精神の哲學》。──譯者。

[7] 堯是中國皇帝,二三五七〜二二五八B.C.;後禪位予舜。

[8] 著有《中間階級の社會學》、《革新論》。──譯者。

[9] 著有《興亞經濟の原動力》。──譯者。

[10] 著有《法西斯運動論》、《政治統制論》。──譯者。

[11] 「猶存」指保留一切日本傳統的風俗、制度與機構。猶存社是北一輝、大川周明、滿川龜太郎組織於一九一九年的日本第一個法西斯團體。──譯者。

[12] 「國維」指完全效忠天皇維護國體,以避免被國內運動分裂與推翻。──譯者。

[13] 國務大臣後藤文夫和文部大臣岡部長景男爵。

[14] 日本天皇給予松井石根「敘勳」,賜一級金勳章,近衛晉升他為內閣參議。──譯者。

[15] 著有《現代社會批判》。──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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