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偷來的密約

 

一、北平的挫折

  汪精衛從華北回到上海後,我去看他想知道發生了些什麼事。汪告訴我他和王克敏談過,但很洩氣。王認為在日本人不誠實的情況下,汪沒有成立「政府」的必要實力。汪也想要會見已退休、住在北平的一九二○年代的大軍閥吳佩孚。([1])但汪堅持吳來,而吳堅持汪去,結果虛偽的自尊讓他們會見不成。也許日本人在幕後操縱。

  聽到這些不愉快的經過,我說:「我必須告訴你我反對你所有的做法。我沒法再跟你走下去了。希望你原諒我,從今以後我不要負任何責任。」汪什麼也沒說。

  幾天後,梅思平來我家。他很難過地說:「你不願意跟我們一起工作,卻又離不開上海。我們不懂你。」

  我說:「沒錯,我是個傻瓜。因為我的信念,所以我不願跟你們工作;因為你們是我的朋友而又需要我的幫助,所以我不能離開你們。」

  犬養健來訪。他終於了解我對虹口的想法。他說,好像我從來沒有反駁過他似的,「如果汪繼續在虹口住下去,恐怕將失去和平運動的價值,我們已經在滬西為他和朋友們找好了幾所房子。」

  我說:「你們這是換湯不換藥,是從鍋裡跳進火裡。」上海的英文報紙經常形容滬西為「歹土」。在那裡,日本流氓和中國罪犯的惡行無法無天。

  犬養屬於那些拒絕新而合理思維的人。他轉彎說:「人們說你敢住法租界是因為你和委員長有默契。否則沒有日本保護,你早就被暗殺了。不過,我的想法正好相反,如果你真的是替委員長工作,為了避嫌,你會住在虹口。」

  犬養試圖表達善意,但我沒有反應。

二、「六全大會」

  汪從華北回來不久後,和部屬們在他的虹口住處舉行「行政會議」,擬定計劃成立一個和重慶真政府對抗的傀儡「政府」,和一個傀儡權力機構的「國民黨」。

  大家都知道,國民黨是中國自由地區由蔣委員長領導的唯一政黨。直到如今日本人還在大呼要消滅國民黨。現在知道終結國民黨及其影響力不可能,他們採取准許汪精衛組織對抗「國民黨」的政策,期望用以困擾中國人和外國人,以破壞真國民黨的實力。

  起先,「行政會議」建樹極微。「和平運動」的成員都分配了官銜。我的官銜是「外交委員」;周佛海是「財政委員」;陶希聖是「宣傳委員」。此外,汪作了一次口若懸河的演講,以微笑向他的聽眾灌輸日本保證中日前景的「真誠鴉片」;講到他最信任的朋友和秘書曾仲鳴被謀殺時,他淚流滿面。

  我出席了會議但沒有發言。之後我回到家裡,很長時間沒去見汪。

  總部在重慶的真正國民黨,召開過五中全會。因此汪(和他的日本夥伴)決定假國民黨在短期內召開「六中全會」。

  準備工作差不多快做好時,歐戰爆發了。汪叫我去,像平常一樣,問我的「意見」。由於我講的話他很少聽得進,因此現在把話加上引號。我說:「你應該把召開『六全大會』的事緩一緩。你的和平運動也許有人同情,可是知識階層不會有人支持你要做的事。你叫來參加大會的人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無聊政客,也許叫他們『要飯的』更為恰當,他們鑽營的目的是要討一份生活。」

  「現在是你活動的最壞時機。歐戰對中國抗戰將不會有立即幫助。可是整個世界情勢在變化。還有,平沼內閣剛剛下臺。你知道日本的新內閣往往急於變更前任的政策。野村就任外務大臣。([2])他可能要同英國和美國做某些妥協。這絕不是你出來站在日本一邊的時候。」

  我懇切地對汪講了很久,「華北傀儡王克敏親自對我說,『汪精衛將要加入日本人。我應該告訴他我所遭受的痛苦嗎?如果我不說,我將如何面對他?他是我童年的好友。如果我說了,而他放棄一切,那會不會給我們兩人帶來很大的麻煩?』」

  「克敏是我們的先例。他已經發現日本人是多麼的不可靠。」

  我希望這些重話能夠說動汪。「日本人可能有一天會拋棄他們所簽下的一切。那裡面盡是但書。而你將會擔負一切承諾。溥儀離開天津去當『滿洲國皇帝』以前,日本人曾經答應他不干涉內政。可你看看今天的滿洲。」

  「克敏成為華北傀儡頭目以前,多田駿將軍寫下八條承諾。多田說那些承諾是『天皇』提出的,沒有人能夠違背。頭一個月沒有一條被違背,可到第二個月全都被違背了。」

  「你知道你今天所做的事和明天的計畫,遠遠不同於一年前你計畫要做的。」

  汪不喜歡我這麼說,他說:「你反對我來上海,反對我去東京、去北平。現在,經過那麼多困難,我們聚集了兩百多名代表參加大會,你又反對。我真不懂你。問題是你親重慶。蔣介石不放棄你,你也忘不了他。」

  我的答覆是我做了我該做的事,因為他(汪)和他的追隨者都是我多年的朋友。

  幾天後舉行的「六全大會」選出了代表。我出席了,但沒參與。汪任主席,在開幕大會上呼籲,「許多人說日本人不會給中國人自由。你們有人看見會場裡有日本人兵嗎?有沒有一個日本人?這證明我們有完全的自由。」

  會場上許多人高呼,「沒有日本人!沒有日本人!」

  我原以為沒有日本人出現是日方事先安排好的給面子的做法。後來我步出會場,發現一個穿藍色中國服裝的日本人。我走過去用上級對下級的語氣問他:「你們來了多少人?」

  他以為我是日本人,答道:「大約七十人。」(七十名日本便衣足夠維持兩百名中國政客的秩序了。)

  「他們都穿中國衣服?」

  「是的,先生。」

  我問他懂不懂中國話,他說他懂。他問我懂不懂中國話,我點點頭走開。

  一天,陶希聖來告訴我,汪和他的夥伴準備一兩天之內去南京。他們是去會見北平傀儡政權的代表,商談成立由汪為首的傀儡「中央政府」的事。部會職權也要分配。

  我馬上去見汪,希望我也去南京。他很高興,告訴其他人悲觀的高宗武如今樂觀起來了。其他人則以為我去南京是想在「中央政府」謀一個好差事。

三、南京之旅

  九月十九日(一九三九),我們從上海乘火車去南京。火車現在由日本人駕駛,但因郊外的中國遊擊隊而誤了點。從南京車站起到我們的住處──汪住日本軍部會館,我們住附近的房子──一路都由日本重兵把守。後來我才知道日本人下達了戒嚴令,以保護這幫即將成為傀儡的人免被中國愛國志士刺殺。

  在火車上發生一件很諷刺的事。為了汪和隨從人員的安全,日本軍方命令所有其他旅客留在他們的車廂內,絕對不准出來。一名被限制在車廂內的中國人,早自日本佔領南京起便在地方傀儡政權工作,陶希聖輕蔑地說:「如果有一天我們也像他一樣成為真正的傀儡,我們也可享受這種特殊待遇。」

  到達南京的第二天,汪派梅思平來勸我接受「中央政府」的一個職位。我回答說:「我不參加,也不離開。我既不能背叛我的國家,也不願背叛我的朋友。」我解釋道:「你們計畫組織『中央政府』,沒那麼簡單。在上海有些日本人反對整個計畫。」

  「華北臨時政府」主席王克敏當然也來南京參加會議。我以前熟識他多年了,熟識到他曾間接告訴我要我娶他「最珍愛,最美麗的女兒」為妻。我知道他很看得起我。

  我給王克敏電話,要求一次私人談話。我到他的住宅,立刻上二樓進入一個清靜的房間。王克敏差不多全盲,戴著墨鏡,形象不該如此陰沉。我開始說話,「我對這些會議完全沒有興趣。我來南京的目的只是要來看你,希望能夠說服你阻止組織傀儡『中國政府』,你我都很清楚日本人是在玩弄把中國分而治之的老套,這對中國非常有害。我這樣做並非奉委員長的命令。我這樣做是為了我和汪精衛的友誼。」

  克敏表示同意:「就我們的私人交情而言,我了解汪精衛比了解蔣介石多。但是為了中國,應該由蔣來處理這個局面。汪跟日本打交道太沒經驗,太容易動搖。不但中國人反對汪精衛組織政府,一些日本人也反對。」

  克敏歎了口氣。任何人都看得出他是個極不快樂的人。「前途很黑暗。過去幾年每次向日本人提出要求,都要激烈爭吵。而每次我都失敗。我絕對反對成立新政權。」

  後來,在一群現在傀儡和將來傀儡的會議上,王克敏真的站起來反對汪精衛組織新政權。可惜他的反對被認為是代表一部分反對汪精衛的日本人。否則,一個傀儡怎會有獨立意志?

  汪精衛的南京之行徒勞無功。離開南京時,汪告訴我,他寧願死在南京監牢裡也不願再跟日本人和傀儡們打交道。他大罵日本人「小日本」以洩心頭之忿。

  令汪反感的部分原因,來自九月二十日,汪離開南京前夕,日本華中司令部司令山田乙三中將為他舉行的宴會上。山田現在是關東軍總司令。

  這次宴會只有中國人和日本人出席。又矮又瘦的主人山田,有一張沒有笑容的臉和凹顴骨,他機械式地用「精誠合作」、「汪精衛的和平」、「中日友誼」等宣傳老套講話。那些現在的傀儡和部分將來的傀儡圍繞著他,極盡諂媚之能事。

  晚餐進行中,我開始感覺昏眩。漸漸地,昏眩越來越厲害,我差點要昏倒。坐在對面的周佛海悄悄過來扶我上樓倒在床上。他吩咐叫醫生,不過醫生來時我覺得好些了。

  我的昏倒可能是由於我的健康不良,但我從來沒有昏倒過,以後也再沒昏倒過。我相信那是山田身上的酒氣和傀儡們的諂媚醜態造成的。周佛海現在是汪精衛傀儡政權的「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

  即使不想當傀儡的我,感覺都那麼壞,那麼像汪精衛那樣極端敏感和情緒化的人,怎麼能受得了?

  當天傍晚,我請陶希聖和梅思平來我的房間。他們來後,我力勸他們用盡一切方法阻止所謂「中國政府」的成立。陶一口答應,梅則不願表態。梅藉口時間太晚,明天一早要飛回上海而離開。梅現在是傀儡政權的「內政部長」。

四、日本的條件

  回到上海之後,汪精衛為他在南京的活動感到非常後悔。他時常要我開導他,像個老人。這表示他對我的態度有所改進。不過無論汪怎麼要求,我還是拒絕參加任何他和日本人的談話。到這個時候,我把汪從日本人那邊救出來的希望越來越渺茫。我知道,即使汪後悔,並不意味他會停止他的動向。雖然去了趟南京,最後的交易還沒達成。

  十月三十日,日本人向未來的傀儡們提出組織新「政府」的條件。這鼓勵了我。汪指派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到虹口六三園去接收文件。([3])文件的標題是「中日關係調整基本要綱及附件」。影佐中將是日方的代表。交給文件時,他說:「這裡包含日本所希望的全部條件。請坦誠討論。」

  十一月五日,汪召開「行政會議」。除了上述三人之外,汪和我都參加了。汪顯然被條件的內容嚇壞了。

  他一面搖頭一面歎氣說:「這些條款意味著我們國家獨立的終結。看來那些堅持抗日的人是對的,而我們錯了。」

  犬養私下告訴我,在日本參謀本部起草的許多草案之中,這份草案算是最合理的。這份「最合理」的草案包括「新中國中央政府」承認「滿洲國」,「新政府」各部會聘請日本「顧問」,「剷除共產黨」,「環境許可時儘快撤兵」,日本在長江流域和華南海岸有駐兵和停泊戰艦之權,日本在華北和外蒙有特別經濟特權,「中國」實施「適當」的海關制度。這些以及許多其他條款,意味著日本只有一個目的:奴役中國。([4])

  我認為汪的反應給我一個拯救他、他的「朋友們」和日本人的機會。於是我說:「正如你剛才所說,如果我們接受這份文件,那我們的國家獨立主權就完了。我們不能討論它。事實上,我們已經犯下了可怕的錯誤,我們應該公開承認我們錯了。」

  汪接著問我們該怎樣處理這份文件。我回答說:「唯一的做法就是把文件退回,告訴日本人我們不可能考慮它。不僅如此,我們還要告訴他們,我們現在已經完全了解他們的不誠實,所有近衛、平沼、頭山滿、板垣等人所說的,不論是私人的或官方的,全都是謊言,我們已經放棄了所謂的和平運動。」

  只有汪夫人贊成我的提議。其他人都沒說話。

  我又失敗了。汪說:「這份文件屬於高度機密。日本人從來沒有提出過這麼詳細和具體的條件。如果洩漏出去,日本人必定會視為最嚴重的事件。他們會解讀為我們不具誠意。這非常重要,我要大家合作。」

  此後我們反覆討論這些條款。我們關起門開會。每次會議結束後,汪會收集所有文件帶回自己的房間。

  我知道我被懷疑,所以每次都坐在汪的旁邊。當其他人在文件上打轉的時候,我試著默記它。我知道那不是容易的事,因為中文文件有幾十頁。不過當時我認為偷這份文件是不可能的。

  正當我想放棄默記這些放在汪面前的文件時,一個好機會來了。犬養告訴汪,文件的中譯本文字比日文原本嚴厲,能不能找個人來更正一下?汪在下一次會議時提出這個問題,指定我做這件工作。我故意一再推辭,說我不喜歡那些條文,大家把這責任推給我太危險了,日本人可能會說我故意把條文改得比原文更加嚴厲。如我所料,我越推辭,大家越堅持,最後我接受了。不過很不幸,我必須在汪的家裡工作。我不能把文件拿出去,更別說找機會偷偷抄寫一份了。

  該來的還是來了。一天,一位突然從東京來上海的日本國會議員打電話到汪府找我。由於他是位重要人物,汪乃邀請他來汪府與正在修改中譯稿的我見面。我們談了兩小時後,日本人說他要回旅館。我自然要禮貌地送他。汪看見我們出門,卻沒看見我口袋裡的文件。

  我從旅館會客室撥電話給汪說,剛才匆忙間不小心把文件帶了出來,可否馬上派人來取回。要不然,我於一小時之內送回來。如我所希望的,汪說沒關係。不急。

  我到旅館門口告訴送我們來的司機有事耽擱,要他等一會兒。然後從旅館後門出去,叫了一部計程車直奔回家。我不懂拍照,可我太太懂,她把全部文件拍了下來。沒有她的幫忙,事情絕對辦不好。

  文件拍照完畢,我坐計程車趕到一位朋友家,把底片交給他。([5])要他沖洗後為我絕密保存。然後,我回到旅館後門,藉故進入國會議員的房間隨便問問,知道沒人從汪府來電找我。於是從旅館正門出去,上車吩咐司機開快點。

  我只離開了一個鐘頭。汪沒有一點懷疑的跡象。他甚至說:「不必急著拿文件回來嘛,放在你那兒一會沒關係的。」他的無辜讓我產生罪惡感。這也表示從南京回來之後,他已不再懷疑我了。否則我不可能那麼順利的。

  這是十一月中的事。那時我並沒有想到利用我得到的東西。我還在殷殷希望汪能回心轉意。他還沒有在草約上簽字。不到那時我絕不放棄希望。

五、最後的努力

  可能因為東京的內閣重組,日本人又開始注意我的態度。這時汪的一夥對日本人非常不滿。有一天梅思平對我說:「如果你要找到強烈的抗日情緒,你可以在我們愚園路的家中找到」。梅甚至告訴一名假扮南滿鐵路職員的日軍特務,「高先生是我們中間的先知。他曾一再向我們形容你們的真實態度。」沒想到這位特務,伊藤芳男,竟答道:「高先生跟日本人的關係太好了。他跟你們不一樣,他知道誰是壞日本人,誰是好日本人。而你們只知道像我這樣的好日本人。」伊藤說這話時面無笑容。「所以,你們只知道期待好的結果。高先生比較有經驗。」

  伊藤畢業於倫敦大學,說得一口流利英語。他的賣相可不怎麼好──瘦小,一張長而黑、架著眼鏡的臉──他起初對我特別殷勤,尊我為老大,常常九十度鞠躬,他甚至對我的僕人很禮貌。不過,我聽說他就是最想要幹掉我的那個人。他和影佐中將曾經計畫用一名漂亮而有傳染病的日本女郎來害我死於感染,以除掉我這個日本國家政策的「絆腳石」。伊藤這幫人可能至今還自稱為「好日本人」。

  我必須承認,伊藤向梅誇我「有經驗」是過獎了。因為直到我認識伊藤,我真不知道日本人有多壞。

  我無意暗示所有日本人都沒有人性。過去我有許多日本好朋友。可是一旦國家利益受到侵害,他們認為欺騙朋友是天經地義。甚至毒死他們在所不惜。

  日本駐中國佔領區大使加藤外松([6])邀請我到虹口吃飯。我拒絕了。我說我不能去那一部分的上海。最後的安排是他來我法租界家中用餐。不管是真心或假意,加藤對非日本人總是透著熱情。這在他的同胞中是頗不尋常的。寒暄幾句之後,他問我怎麼解決中日關係的問題。我回答說:「汪精衛的做法不但不能解決問題,而且7會製造更多的衝突。當然,我可以在他計畫的『政府』中擔任高官,儘管如此,我希望他失敗。汪的成功將意味中國的失敗。如果你們的陸軍省堅持成立這個政權,我希望日本須以不承認來躲開不可避免的紛亂。」

  加藤答說:「佔領區的政府永遠是個傀儡政權。當然,我們不需要承認汪的政權。」

  但是我知道他對汪說的頗不相同。

  我接著說:「如果汪的和平運動真的能拯救中國,沒有任何中國人會反對它。但是現在我完全了解這個運動救不了中國。因此我絕對反對它。」

  加藤後來把我的看法轉述給日本陸軍省,再轉給汪精衛。汪和他的夥伴們非常憤怒。他們問也曾經向日本人公開表示對運動不滿的周佛海,為何高要搞出這些麻煩。周回答說:「高的態度基本上並沒有錯。第一,高不願意任由日本裂割中國;第二,他不願意我們這麼做;第三,他絕對不願意幫助我們這麼做。」也在座的陶希聖後來告訴我,汪說:「高的態度有些道理。」

  我個人的處境更加困難。

  我記得曾經在和一位在天津頗有名氣的潘先生的一席談話([7]),潘那時快七十歲。我告訴他汪的運動救不了中國。他勸我立刻離開上海。他提議:「我可以跟你一齊走。日本人和你的自己人都會對你不利。」

  我回答說:「我很了解這個情況,但是我離開的時機還沒成熟。儘管環境危險,我還可以照顧自己。所以請你不要耽心。時間到了時,我會走的。」

  現在看來走的時間快到了。很幸運,我的那些密約照片在絕對安全的地方。

  十二月中旬,我要求汪邀請陳公博、陶希聖和我去他家中談話。我準備作最後一次的努力。晚飯後我們上樓密談。

  我開頭:「這個和平運動不能再走下去了。照我看汪先生有三個選擇。」

  「一,你設法馬上離開這裡。到達安全地方之後,公布日本人的條件。這樣可以加強中國抵抗日本的決心,同時可以澄清你離開重慶的初衷。你記得一九三五年在南京時我曾經試圖取得所有日本想要的東西的清單,而他們害怕我們會向海外公開而拒絕我(見第一章)?現在日本人給了我們他們的條件。我們也完全了解日本人的欺騙伎倆。如果我們公布這些要求,我們最低限度可以再面對我們的國家。這是最具打擊性的上策。」

  那時我有信心,至今我仍有信心,如果汪採取這個方向,汪會被重慶原諒,可以回到後方自由地區,受到相當的尊重。

  汪沒有反應。我接著說:「二,你馬上搬到你在法租界的房子。從那裡發信給日本人,告訴他們在過去幾個月裡,我們發現日本的態度不但與我們相差太遠,而且自相矛盾。我們可以告訴他們,我們承認錯誤,準備立刻停止所有活動。同時,我們要求影佐和犬養離我們遠點,別再來煩我們。這是中策。」

  「三,你可在上海的『歹土』住下去。你拒絕所有訪客,拒絕與日本人溝通。這是無法根本解決問題的下策,最好不要採用。」

  「如果你堅持成立南京政權,你只能做個溥儀第二。這樣值得嗎?」

  「這是我最後的忠告。只要你不背叛中國,我將追隨你到底,即使是流亡天涯海角。如果你背叛中國,那麼我們分手。」

  汪不願給個明確答覆。聽了我的話後,僅僅要我儘量延遲傀儡政權的成立。不過,他自己去告訴影佐和犬養日本條文太苛刻。據汪說,兩個日本人都流淚了,承認條文的確太過分,是「由於日本政治家欠缺遠見。」他們譴責自己,答應立刻向東京報告。他們離開汪時還在流淚。

  東京日本參謀本部裡有美國課、中國課、印度課,等等。我相信還有個流淚課。這個課的課員們的專長是用眼淚當武器,有時會達成效果。影佐將軍曾經當過中國課的課長。我想他一定兼任過流淚課的課長。([8])

六、分手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精衛在密約上簽了字。跟他一起簽字的中方代表有周佛海和梅思平。日方簽字的是影佐禎昭中將代表陸軍、須賀彥次郎海軍少將代表海軍、犬養健代表「文官政府」。

  陳公博已經離開上海,沒有簽;陶希聖裝病在家,沒有簽。

  為什麼儘管日本人的條款那麼苛刻,汪自己那麼不滿意,還要簽字?他躊躇了好幾個月,最後把名字寫上條約。依我看,汪是害怕即使他不簽,或放棄日本人,沒有人會了解他。他害怕不管他怎麼做,都會被唾棄。所以他說服自己走這條職銜高──雖然假、有錢──雖然髒,和權力──雖然空的路。

  有些人批評汪是個沒有原則的人。這也許對。他的對或錯的政治指標取決於成功或失敗的衡量。因此他可以犧牲一切以取得某種成功。雖然他的追隨者也跟我一樣認為日本人不可信賴和前途黑暗,他們還是簽了字。他們認為我太「理想主義」。汪的決定是個政治人物無可避免的那種悲劇。

  條約的簽字使我認識到我必須離開。幸好我事先已經做好一切安排,雖然連我太太都不知道這事。

  簽約的那天晚上我去看陶希聖。他也住在法租界。雖然我明知要做什麼,我還是先問他:「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他反問我:「我們離開?」

  「那我們還等什麼?」

  「一月一號、三號和七號有船離開。我們搭哪一條?」

  原來他跟我一樣知道船期。不過在政治圈子裡誰也不敢承擔太多。於是我說:「這麼大的事得慢慢來。你最好再考慮看看。明天告訴我你的最後決定。如果你決定走,我認為三號的『柯立芝總統號』最好。日本人不大敢惹美國船,即使他們恨美國人。」

  雖然我早已買好他和我的船票,我補充說:「等你決定好了,我去給你買船票。」

  陶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說過,政治是危險的。

  第二天,十二月三十一日,陶派他的女兒([9])送來一封信,決定走。

  新年元旦,我六點起床,趕到汪府投名片,以恪守禮數。我很怕如果我們見了面,彼此都會不愉快。不過,上午十一時,汪來電話,說今天是元旦,我們一定要聊聊。我實在不好拒絕。

  我跟他一起時感覺非常難過。為了我和他長久的友誼,我應該告訴他我快要離開了。可是一旦他知道了,事情搞得複雜而危險,我會走不成的。

  我實在很痛苦。我記得一九三七年我們從南京撤退時,汪很擔心我弄不到江輪房艙,那時所有電話線都不通了。汪親自去負責撤退的張群家裡找他,願意把自己的房艙讓給我,事後他從未向我提起這件事。我是聽別人說的。我也想起汪曾經為我和沈小姐證婚,和頭一個請我們吃飯的往事。我知道我的離開會給予他多麼沉重的打擊。我從來沒有這麼傷心過。

  離開汪府後,我去周佛海家。他一個人在家,我試著引他談話,說:「今天元旦,是個檢討過去一年來我們所作所為的好日子。你認為日本的態度怎樣?」

  周雖然簽了那份可恥的條約,我想如果他和其他人這時改變主意的話,仍舊為時不晚。如果他們決定退出,我會願意推遲我的行程。周說:「你絕對不能相信日本人。」我於是問道:「那你為什麼不從此不再理會他們?」他的回答是:「那行不通。」我見他無意改變主意,最後只好放棄。

  當天晚上我請了幾位老朋友來家吃飯。那本是個惜別聚會,卻是個奇怪的聚會,因為我不能告訴客人我要走了。想到即將長久別離,我很悲哀。沒人知道我們何時能夠再見,如果還有可能的話。那晚我一夜失眠。

  一月二日,汪夫人從香港來到上海,她通知我說想見我。我回覆說目前家裡有些事要料理,一兩天之內會去見她。那天我收回朋友代管的密約照片。

  一月三日上午十時,我離家直奔柯立芝總統號。輪船準時啟航,我卻找不到陶。直到第二天才找到他。原來他也在找我。我們行前講好為安全起見使用假名字,可我們都忘了對方的假名。

  不知道日本人或中國人的耳目有多厲害,我決定留在船艙中。我叫房艙僕歐送飯到房間來。

  僕歐問我:「你怎麼不去大餐間用餐?」他是個漂亮的美國男孩,顯然不知道艙位級別。

  我說:「我暈船。」

  「這麼好的天氣暈船?」

  「是的。」

  他有些不相信地看著我。

  我說:「給我拿一點食物。」我強調「一點」。

  僕歐到九點鐘才送食物來。我已經很餓,把東西吃個精光。可能換了環境使我胃口大開。在上海時我一直消化不良。

  僕歐還是很好奇。「怎麼暈船的人胃口這麼好?」

  「我實在不知道,我也覺得奇怪。」

  第二天天氣更好。風平浪靜,海面如鏡。我不敢再叫僕歐拿食物來。那天上午什麼也沒吃。中午我連絡上陶,要他為我帶些吃的來。那天晚上僕歐的態度變得極好。自告奮勇地問我想吃什麼。我很高興,也大為放心,但還是不敢點太多。我只說隨便就行。正和我的希望相反,僕歐送來我一個人吃不完的餐點。從此以後再沒有吃飯的問題。

  旅途中陶冒失地發了一通無線電報給上海家裡報平安。這增加了我的不安。幸好日本人沒有發覺。

  離開上海之前我留了一封信給一位朋友,託他於一月五日,我們到達香港的那天,轉交給汪精衛。後來我才知道直到看到那封信,汪還不知道我已離開。之後,他在床上躺了兩天。我想到我給他的打擊非常難過。

  後來我聽說,我的兩位親戚被日本軍部軟禁。幸虧外國租界的巡捕來得快,他們沒被帶走。

七、公布

  到香港後第一位去看的是陳公博。他的頭一句話是:「宗武,我知道你會離開。」

  在上海時,陳離開之前,我曾告訴他不管汪同不同意,我都要離開。現在陳告訴我他曾經把這句話覆述給汪,而汪說:「告訴宗武,如果他願意參加新政府,他的職位將和周佛海、梅思平同等。如果他不願意,他可以在法租界住下去。我不會勉強他。」

  我們在香港談話一個星期後,陳公博去了上海,當上了傀儡。

  忘不了汪對我的種種關愛,我決定試著從香港再勸他一次。於是陶和我發給他一封電報:

  弟等主張「和平」迄今三載此志不渝,切望其成不願其敗,其所以退休,乃鑒於條件之不能接受,組「府」之不堪嘗試,若以為如此尚可謂「和平」,如此尚可以「建國」,殊足寒心。為我公計,何必就「維新政府」之既成局面,插入我親愛之同人,而自詡為獨立自主「新政權」。此種政權,除簽訂亡國條件外毫無意義,既為事實,非口舌所能爭。所望我公及同人能於憤慨之餘,重加思索,勿以愛公為仇公。不別而行,乃痛於三十日簽字之迅速,深知別即不能行,故出於此。([10])

  汪在他的回覆中只譴責陶和我的離開。幾天後,他派一位秘書來香港勸我們回上海。秘書帶來一封汪的信,信裡說:「如果你們回來,什麼事都可以商量。」但是他沒有提到條約,也沒提組織政府的事。

  陶和我終於知道我們除了公布我帶到香港我太太拍下的條約照片之外,別無選擇。

  我們把照片副本送給在重慶、上海、香港主要的中國、美國和英國報館,附上一封致編者的信,說明我們原以為戰爭持久下去,日本終必了解將遭受何種災難,但我們最終看到的,是日本政策分歧,且全在軍方控制之下。即使如此,我們對補救現狀還抱有一絲希望,仍舊繼續幫助汪精衛。接著,十一月五日日方提出條件,內容至為苛酷,與近衛聲明的內容亦大相逕庭,其直欲夷我國於附庸,制我國於死命的目的至為明顯。我們繼續說明,我曾有機會把日本文件拍下照片,待汪迷途已深簽下條約後,即把照片帶到香港。我們希望編者披露這批照片,俾世人皆周知,勿使真相長期掩沒,以至於不可挽救。([11])

  我們同時發出最後電報給汪精衛夫婦和他們的親信,再度指出他們活動的可怕意義,勸他們放棄他們對自己和國家不利的做法。([12])

  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條約文字在香港見報,二十二日,條約文字在重慶和上海見報。([13])

  日本的反應是立即召開內閣會議。他們沒有質疑已公布的條約的真實性,因為沒有公開否認。當然,日本和上海日本佔領區的報紙不可能報導這個事件的經過。

  中國後方的反應非常良好。委員長給我一封信。當我加入汪精衛協助他那註定失敗的和平運動時,委員長曾經很憤怒。現在憤怒已消,他表示非常讚賞我的動作。他說,浙江有理由為我驕傲。([14])我的家鄉是浙江溫州,浙江也是委員長的故鄉。

 

註釋 


[1] 吳佩孚退休後,一九四○年死於北平(譯者按:原註年代有誤)。吳佩孚(1874-1939),山東人,北洋軍閥中直系軍閥首領。九一八事變後居住北平,批評偽滿為日本附庸,一直拒絕與日本人合作,後被日本人設計毒死;一九四○年國府追贈上將銜,以顯其保存晚節。──譯者加注。

[2] 野村吉三郎海軍大將,珍珠港事變時任日本駐華府大使。

[3] 六三園(Rokusan Garden)原址在老江灣路,即今西江灣路二百四十號處。建於二十世紀初,占地二三十畝,是日本人白石六三郎經營的一座日本式花園。六三郎有時自署為鹿三郎,故該園亦被稱作「鹿園」。遊園者多為日本及歐美各國文化界人士。上海淪陷期間,該園曾改作日軍高級軍妓院。抗戰勝利後園廢,原址現已建多層住宅。參閱上海地方誌辦公室《上海園林志》。──譯者

[4] 文件副本見附件III。(譯者按:此文件不在檔案中,應係指「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

[5] 這位朋友的最大優點是絕對可靠。由於種種原因我不能說出他的名字。

[6] 加藤外松,非常英俊,有一位漂亮的太太,三○年代初期是駐華盛頓華大使館參事,在華府頗有名氣。珍珠港事變時他是駐法國大使。珍珠港事變後幾個星期,他從巴黎大使館二樓視窗跌下死亡。軸心國廣播不同的經過。加藤之死似乎不能說不是自殺,因為他看出日本政策的錯誤。

[7] 在天津的潘啟賢相當於在上海的杜月笙。

[8] 高陶二氏後來在香港為公佈密約寫給《大公報》編者的信中有「敵方武人,頤指氣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語,涕淚縱橫。……」等語。──譯者。

[9] 陶希聖的大女兒陶琴薰(19211978)。時年十八歲。──譯者。

[10] 此文摘自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三日重慶《大公報》,陶希聖著〈日本對所謂新政權的條件〉原文。──譯者。

[11] 高宗武、陶希聖致香港《大公報》編者的信(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報》第一版)。──譯者。

[12] 高宗武、陶希聖致汪精衛夫婦及其幹部的電報(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三日重慶《大公報》)。──譯者。

[13] 密約見報的正確日期是1940年一月廿二日。──譯者。

[14] 蔣介石事後曾寫親筆信給高宗武,稱高為「浙中健者」。──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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