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代表中國政府

一、說明

  在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戰爆發的前三年,我在不同環境之下擔任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角色──中國對日本領袖人物的主要談判人。後來我又和汪精衛十分接近,他在戰爭爆發後,正在為該不該做那個如今在南京的、由日本人炮製的傀儡政權的首腦,而猶疑不決。

  和許多中國人一樣,我曾經留學日本,蔣委員長和軍政部長何應欽也是日本留學生。我在日本學習八年,日語說得跟日本人一樣。我的時運不錯,一九三一年從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畢業後,我回國加入南京「中央日報」,我在報上發表了好幾篇關於日本現狀的文章,引起蔣委員長和外交部長汪精衛的注意。雖然之前從未晉見過他們,我於一九三二年夏受聘加入以委員長為主席的軍事委員會。一九三四年春,我被任命為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從這時起,我的麻煩開始了。

二、準備工作

  一些從日本回來的「歸國學生」在南京組織一個日本學會,研究日本事務。它雖然是個民間機構,卻得到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

  我剛從日本畢業歸國,日本學會便派我去韓國調查一九三一年發生的韓人屠殺幾千中國人的案件。([1])我發現屠殺事件是日本人在幕後嗾使,以製造日軍入侵中國東北三省的藉口。([2])後來的發展,是這個「事件」之後的另一個事件,被日本人抓住藉口進行武裝佔領東三省。

  我在韓國穿著帝大制服,不僅日本人以為我是日本人,而且帝大學生擁有崇高的地位。在日本有個說法:「如果他有帝大學位,我願把女兒嫁給他。」

  日本警察從未懷疑我不是日本人,不過,同我一起旅行的中國官吏說的是中國式日語,我常常騙人說他喉嚨痛不能說話。現在回想起來,我懷疑這個謊言到底有沒有用。

  我於八月間回到南京,一個月後發生「瀋陽事件」([3]),導致日本佔領東北三省。日本軍方說,中國士兵在一列快車到達之前,破壞了瀋陽郊外兩尺鐵路,實際上是日本人「栽贓」。直到戰爭發生,日本人多年來一直在煽動或製造各種「事件」,或抓到小事把它擴大至面目全非,以推行他們侵略中國的計謀。

  列強調查九一八事變以抑制日本無效後,日本於一九三二年成立的傀儡「滿洲國」造成極為深遠的後果。調查失敗鼓勵了日皇裕仁的兩個兄弟──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去侵擾「富」國,把國聯貶成「紙老虎」,準備統治世界。

  下一個令人矚目的「事件」發生在上海。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個日本人,其中一個是和尚,被愛國的中國人毆打。事件經由外國領事團出面調停,可是七小時之後,日本人破壞了協定,淞滬戰事爆發。([4])後來一個由第三國人員組織的委員會出面調停達成停火。這是日本人最後一次允許第三國在中國協助調停「事件」。

  在正式簽停火協定之前,我以私人身分去日本研究地下法西斯活動。我發現許多日本極端分子受到佔領滿洲的鼓舞,現在成了法西斯及親軍方分子;我也發現日本人對於三個月來中國軍隊在淞滬戰爭中的表現給予很高的評價。這是自從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人認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的態度的轉變。日本人在我面前毫不掩飾地談論,因為他們想不到在這個敏感時刻會有中國人來日本旅行,尤其我坐三等車廂。我從日本回國時,經過中國中部和北部幾省,調查日本人的活動。

  一九三四年元旦,為了準備擔任亞洲司副司長,我又去了一趟日本,然後去滿洲。我把報告呈給蔣委員長和外交部長。

  日本軍方於一九三四年(應為一九三三年──譯者)一月把第四個東北省(熱河)囊括入他們軍事活動範圍,同時攻擊長城沿線據點,企圖把東北四省從中國分離。從一月到五月,中國軍隊以陳舊的武器但高昂的士氣,與裝備精良的日軍苦戰。最後於五月三十一日,雙方在天津郊外的塘沽談判協定。我沒有參加談判,因為華北官員還不需要南京外交部協助應付日本人。

  塘沽協定剛剛簽定,日本人即開始活動以「和平手段」控制華北五省。為了處理這些問題,地方官員最後要求外交部給予協助。

三、豹子之宴

  這時,南京發生一起「事件」,使中國人在被所有駐在中國的日本官員長久屈辱之下,終於吐了一口怨氣。不過起先幾天,事情顯得很嚴重。這就是所謂的「藏本事件」。

  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晚上,一名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的職員,藏本英明,突然失蹤了。事情發生在中國首都,在中國的日本官員們立即認識到這是向中國提出嚴重交涉的好機會。日本一夥由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率領。須磨是個咄咄逼人、橫眉豎眼、體重二百磅、絕對令人討厭的傢伙。日本報紙在官方指引之下大幅報導失蹤事件;須磨為了加大討價籌碼,在向記者談話時刻意提高藏本的身分,說他是副領事或代理副領事,須磨堅持藏本為中國憲兵謀殺。謠言說日本陸海空軍將於三天之內聯合攻打南京;在南京的日本居民召開緊急會議,藉口「即使在中國首都」都不能維持和平和秩序,決定集體回國。日本助理陸軍武官和海軍武官每天與須磨開會,要求日本派軍隊來南京逐屋搜查尋找藏本。

  藏本失蹤的第四天,日本第三艦隊參謀長乘坐戰艦從上海到漢口向第三艦隊司令長官([5])詳細報告「事件」經過;日本派一艘炮艇來到上海示威,表達日本「深刻的關切」;一些日本人宣稱這是自從一九○○年義和團動亂以來最嚴重的「事件」。怒不可遏的須磨,在日本公使有吉明的指示下照會中國外交部,指中國政府必須對藏本的失蹤負完全責任,日本政府保留要求的權力。中國對戰爭一無準備,情勢非常不利。

  第五天,幾名中國警察在南京郊外的紫金山發現一名年約四十,瘦小懦弱的人在山腳徘徊,盤問之下,這人經過一陣猶豫,終於承認他就是藏本。他供稱,搭載領事館官員前往火車站為公使送行的汽車,沒給他留座位,他的上司經常欺負他,那天早上又跟老婆吵架,於是他離開南京想去自殺。他到紫金山後,聽到灌木叢中有豹子吼叫聲,決定讓這匹野獸把他吃掉,便脫掉衣服,但豹子似乎沒有胃口。後來,他想來想去,爬上了樹。

  實際上紫金山附近根本沒有豹子。藏本聽到草叢中發出聲音的是一匹狼。南京人後來叫這匹狼做「愛國的狼」,因為如果藏本被他咬死吃掉了,那後果對中國將不堪設想。

  日本人和須磨當然大為狼狽。([6])雖然有些日本人敢於批評須磨,要政府召他回國,可是須磨在南京繼續待了三年,然後升任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館的參事。

四、北平談判

  我第一次和日本人打交道是「藏本事件」三個月之後,負起恢復日本佔領的滿洲與中國郵政交通的沉重談判責任。

  日本於一九三一年佔領滿洲之後,中國政府即下令中斷兩邊郵政及通訊。一九三四年的塘沽協定中有一條,即中日代表應通過談判恢復通郵。日本給予華北中國官員極大壓力,逼迫他們早日解決日本提出的各種對日本有利的難題。壓力背後永遠是日本強大的軍事力量。

  中國的華北首席官員是黃郛。([7])他處理日本問題的方式受到中國人的批評,說他軟弱。([8])黃郛於是要求政府從南京派一名代表來北平處理通郵問題。

  一九三四年八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辦公室工作,我的朋友、中國郵政總局長郭心菘來訪。他說,政府已經答應黃郛的請求,決定選派我去擔任這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那時我二十八歲。

  我對接受這份差事很猶豫。我知道我很可能被不滿意的日本人殺掉,或因僅僅退讓一寸,而被那些認為我軟弱的中國人殺掉。但是為了延遲日軍進一步的軍事活動,以便我方做好軍事準備,我可能被迫退讓得比一寸更多。我提醒郭先生我對郵政一竅不通。他保證將派郵政專家陪同前往。

  九月二十日,我秘密離開北平(由於中國民眾的反對,談判不得不秘密進行)。我的首要訓令是必須在不涉及中國承認傀儡「滿洲國」的前提下談判。這當然是很不正常的,我們一面要說,「我們不承認你。」一面又要說,「我要跟你討論重要事情。」不過,想到長久以來不能與在長城以南的兄弟姐妹、朋友親戚們通信的東北四省同胞,我並不十分在乎這些。

  對方名義上的首席代表是「滿洲國」郵政局長。但他不是滿洲人,而是日本人。([9])事實上,東北四省三千多萬人口大多數是漢人,所謂滿洲人只有二百五十多萬,而他們如今與漢人並沒有什麼分別。在傀儡政權中所有有實權的官員都是日本人。郵政局長由儀我大佐和柴山中佐「協助」。([10])

  我們這邊除了幾位郵政專家之外,還有北平─瀋陽鐵路管理局的局長殷同([11]),他因比其他中國人對日本人友善而謀得這個職位。在南京的行政院院長汪精衛也答應支持我,他是僅次於委員長的第二號人物。汪兼任外交部長,曾在我離開南京前要我在談判時直接向他諮詢。

  日本人在我們第一次會議上的動作是典型的。還沒有介紹完畢,他們便拿出三個詳細書寫的方案:「空中交通方案」、「電信交通方案」、「郵政交通方案」。

  我馬上說,「我是來磋商郵政交通的。其他事情都在我權限之外。請撤回其他方案。」我接著說,「根據中國不承認『滿洲國』的政策,我們只能討論郵政技術問題,不觸及政治。如果我們達致協定,我們將完成這個協議,但不簽名用印,只能以備忘錄的形式作為以後的參考。」

  日本人自然暴跳如雷。「你不能把『不承認滿洲國的政策』付諸文字,沒有簽字的文件不具約束力;光談郵政交通沒有用,日本的郵政包括電報和信件,即使航空問題不談,至少電報的問題要包括在內。」他們的話像機槍子彈。

  頭一天的談判陷入僵局,以後幾天的討論也毫無進展。黃郛開始悶悶不樂,要我回南京請示,日本人也要回瀋陽軍部請示。我堅持日本人在我回南京之前必須接受我的初步條件。經過長時間的辯論,他們最後答應了。

  我回南京向汪精衛和交通部長報告。([12])令我相當意外,兩人都表示非常滿意。他們要我繼續和日本人談,不要怕破裂。他們沒有給我妥協的指令,這大大地加強了我個人的身段。

  重開談判時,兩方都說回去請示沒有結果。不過還是有進步,我們只談技術問題。

  許多問題中最難的問題是傀儡「滿洲國」在中國的不承認政策之下,到底要用什麼樣的郵票。中國不能接受印有「滿洲國」字樣的郵票;中國也要求在長城設立輸送郵件的郵務代辦所,以避免與「滿洲國」郵局直接接觸。

  談判拖了兩個月。黃郛和殷同要我退讓一點點使會議進展快些,但我不同意。於是日本人使出另一慣用的招式。

  儀我大佐給我電話,要求晚上來我旅館單獨談一件重要事情。十五分鐘後他來了,解釋他的造訪是非官方的。他先表示,如果我願意,他很熱望與我建立永久友誼。然後他說我在談判中堅定的態度是愛國的表現,日本軍方非常欽佩。雖然我明知他之來有不可告人的動機,我表示願意和他做個永久的朋友。

  儀我直截了當,立刻接著說,現在我們是好朋友了,他要告訴我一些他決不告訴別人的事情。那就是,雖然日本陸軍(關東)欽佩我的不妥協態度,但他們也非常不滿。他解釋道,表示欽佩是日本人的精神,但表示不滿是日本政策的一部分。因此,我的立場不但很難保持,而且非常危險。他明確地端出威脅,說,「即使我都不完全知道關東軍要做什麼。舉個例子,一九二八年日本陸軍計畫刺殺張作霖時,我是張的顧問([13]),雖然我和張在同一列火車上,但張被炸死,事前我一無所知。幸虧我在另一節車廂裡,否則怎麼可能今天和你在一起?」雖然他不知道如果通郵談判破裂,關東陸軍計畫怎麼做,但他知道有一個計畫。要我一定備加注意。

  說完友好談話,他告訴我,梅津將軍([14])明天要到北平,他邀請我去日本大使館晚餐。儀我說完話就立刻離開了。

  第二天晚餐席上,梅津將軍談話,希望雙方就通郵問題各退一步,以免好不容易改善的中日關係被糟蹋了。如果那樣,豈不是太不幸了?

  梅津的態度既親切又斯文。他表情友善,面貌像個紳士,整個談話之中他一次次主動說要在談判中幫助我。他一再要我別耽心,保證只要他當華北司令一天,決不容許出現新的問題。(次年,准許日本人在河北省靠近北平和天津等重要城市的地區製造一個「冀東自治政府」的,就是這個梅津。)

  日本軍方顯然對我做過研究,知道我很頑固。他們遂決定以友誼、威逼、利誘來爭取我。日本人這時還希望不動用武力來達到目的。

  日本人在談判中向來是一人扮紅臉,一人扮黑臉。在我們的談判桌上,柴山和藹,儀我強勢。不過到了最後,柴山卸下了紅面具,與儀我一起威脅我說,如果談判失敗,關東軍將視中國為沒有誠意,如果這樣,前景將無法逆料。我不得不承認,每當我獨處時,那日本人醜惡的面孔一直在我面前晃動。

  三個晚上以後,兩邊又坐了下來。這一次日本人一改以前溫和的聲調,威脅說,「討論已經拖了兩個多月,今天晚上,我們要你們說到底是『行』還是『不行』。」

  這樣談,就是一百年也不會有結果。我冷靜地把中國的立場再解釋一遍,然後說,「不行」。

  顯然我的「不行」說得很清楚,日本人神情十分驚訝。接著,表示談判徹底破裂,他們起立,握手,然後退席。

  那天晚上,黃郛責備我,說我年輕調皮。殷同警告我,「這些談判出不了英雄」。我以負全部責任來安撫黃郛,然後向胖胖的、圓眼睛瞪著我的殷同說,「我離開南京之前就知道不會成為英雄。我也從來沒有想過要利用日本人的影響力來當個鐵路局長。」殷同眼睛繼續瞪著我,什麼也沒說。至於謙和勤奮的黃郛,我無意說他不愛國。他非常愛國。他不僅有經驗,而且有能力,可是我們的觀點存在太多矛盾,因此經常衝突。也許我們的年齡差距太大。

  這時,蔣委員長來到北平,住進協和醫院做檢查。可能出自黃郛的建議,他兩次召見我。黃郛可能以為我比較聽委員長的話,不過,兩次晉見,委員長並沒有給我任何指示。很顯然他是支持我的立場的。

  談判破裂後第三天,我收拾行囊準備回南京,這也許並不完全是中國人的手段。不過,不出所料,日本人派了個人來提議再開一次會,我當然同意。他們發現我並非虛張聲勢,因而讓了一些步。

  復會當晚,日本人又端出另外一個老套戰略。他們在日本餐廳開了個大派對。為了這個派對,北平藝妓不夠,還從天津進口了不少,那些天津來的藝妓絕對一流。在藝妓面前,日本人討厭的面孔現在不大討厭了。我不為酒色所動,日本人大失所望。

  三個星期後,沒有簽名的備忘錄終於為雙方接受。雙方妥協的結果,中國自由區與日本佔領區之間的郵遞,至今通行無阻。換句話說,佔領區的郵政制度,仍然在中國政府的管轄之下。

  我第二天去見黃郛。他的音調頗為不悅,「日本人真難伺候。郵政問題昨晚半夜才解決。今天一早儀我和柴山來說,『郵政問題解決了很好。請趕快開始討論電報和航空交通的問題』。」

五、日本人的壓力

  通郵問題解決後不久,我從亞洲司副司長晉升為司長。由於許多適合這個職位的官員年齡都比我大,資格也比我老,這個升遷毫無疑問是委員長的意思。升級帶給我更多的困難,因為那意味著與日本更頻繁的接觸。沒有一個中國人有我那麼多與日本人談話的次數。

  「事件」層出不窮。舉個例,我本人曾為走私問題向日本人提出過三、四十次口頭抗議,外交部發出正式抗議二十多次。全都無效。

  自從一九三五年因塘沽協定而出現「冀東自治政府」之後,走私,日本人美其名為「特殊貿易」,已猖獗至非常離譜的地步。冀東地區在天津以北有很長的海岸線,無數船隻沿線卸貨,從不繳稅。日本人竟臉皮厚到強行解除中國海關緝私人員的武裝。事實上在日本走私犯的強大武力之下,我方人員早已無所作為。

  我向日本大使抗議,他總推說只要中國降低關稅,「特殊貿易」自然會消滅。當我問他,日本關稅遠比中國為高,如果其他國家也以走私來對日本貿易,日本要怎麼辦時,他含糊其辭地答應情況會有改善。然而情況一直持續到戰爭爆發。

  我們必須經常警惕人造事件。一九三五年春,日本最大報紙之一的東京朝日新聞,派了一架裝載當天報紙的飛機,來到南京作「親善」飛行。雖然中國新聞界對這個「親善」活動並無多大興趣,他們還是為來訪者舉行了午宴。在午宴上,一名自稱為某個海外華僑通訊社記者的人突然起立,咬破手指在手絹上寫下血書:「還我東北四省」,然後嚴辭譴責日本軍國主義分子。

  日本大使館立刻要求中國外交部正式道歉。日本軍事武官認為這是對日本皇軍的侮辱。我指出我們從未聽過那名記者所說的通訊社,而日本當局提出的要求勢必使朝日新聞的「親善」飛行成為鬧劇。一名朝日新聞的記者偷偷地警告我,日本人認為我的回應完全「無誠意」,上海的日本軍方特別不滿意。不過,日本人覺得在當前環境之下不應太過利用這個事件,最後不了了之。不久之後,一群日本第五縱隊人士在南京集會時,那名所謂的記者也在座。後來查出他的「通訊社」根本不存在,那名記者是個不速之客,午宴事件完全是日本人自導自演的。

  有時候我們自己人也會做些觸怒日本人的事。這也無可避免,因為所有中國人都恨日本人,而日本人也容易為芝麻小事動怒。一九三五年七月,上海出版的「新生週刊」刊載一篇關於外國領袖的文章,說日本天皇是個有名無實的領袖。([15])其實這是所有國家,甚至許多日本人的共同看法。([16])日本官方看出這是個進一步控制中國事務的好機會。日本報紙把這事大幅報導;官方向上海市政府和中國外交部提出要求關閉新生週刊,懲治「冒犯者」,以及「為了中日親善關係」,中國政府必須昭告全國,今後不得再犯類似事件。由於軍事尚未準備好,中國政府不得不接受全部條件,週刊主編被判刑七個月。當然,整個中國對日本的憎恨更是變本加厲。

  這段時間,與日本人打交道的中國官員處境危險。汪精衛吃了一名假扮攝影記者的中國人三顆子彈。他康復後脊椎骨裡還卡著一顆彈頭,直到十年後才被他的日本主人取出。([17])汪被槍擊後不久,外交部次長唐有壬被人用左輪槍暗殺。([18])

  日本大使館秘書([19])曾經勸我辭去外交部的工作,他說,「對日交涉的中國官員,不管他多麼能幹,多麼苦幹,都不會有好結果的。」這位秘書是個相當斯文的傢伙,我們是東京的同學,所以關係比較不同。他說,「說真的,英國和美國駐東京大使卡里其和格魯([20]),也在那裡做我們在這裡做的事。他們在安撫日本以儘量拖時間。可是你的工作更艱鉅。」祕書似乎真的是出於私誼。他接著說,「一些中國政客認為一旦中日發生戰爭,西方列強會幫助中國。實際上,這是一廂情願,對中國沒有好處。我懷疑一旦中國被侵略,哪個國家會出來幫助中國。」現在我們看到,中日戰爭爆發已經四年多,美國和英國在她們的疆土被日本侵襲後,才向中國提供實質的援助。

六、官員的變動

  在無窮困難的厭煩之中,新外交部長張群將軍的任命來到部裡。([21])張群將軍比較強硬,他直接要那位說話客氣、個性軟弱的日本大使有吉明([22])開一張日本一切所要的詳細清單。

  我們要有吉提供改進中日關係的具體計畫。有吉很窘,他高高的顴骨發紅,長而薄的下巴垮下。我們告訴他中國也準備送一份結算表給日本考慮。有吉不得不承認他是個沒有實權的大使,實際上軍方在操縱對華關係。我們當然已經知道日本外交官在中國只能處理一般事務,而政策操在軍方手中,主要通過駐在中國各地的軍事武官執行。

  日本大使們跟我們一樣不喜歡談判,不久有吉明便被有田八郎替換。有田給我們的印象是那酒醉後撞在熱火爐上造成的、幾乎覆蓋半個臉頰的大疤。

  不久有田又由川越茂接任。我們猜想日本軍方可能會一段時間比較滿意他,因為他是大使館武官磯谷廉介少將推薦的,後者技術上是川越的部屬。

  我問川越為何日本至今沒有提供我們向有吉要的清單,川越僅僅微笑說,「你的主意很好,可是日本絕不會提出詳細要求給中國拿去做宣傳。你記得二十一條?你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23])

  川越看來並不太壞。他的觀點並不經常與軍方相同。有一次他跟我開玩笑,「我剛剛想出了一個化解中日問題的妙法。如果蔣委員長能夠兼任日本首相,那就天下太平了。日本沒有偉大領袖,我們應該讓委員長身兼二職。」他又急忙說道,「這僅僅是閒聊。如果日本大使提議要委員長兼任日本首相這種話漏了出去,那將引起嚴重後果。」川越到底還是個軟弱的人。

 七、我最棘手的「案件」

  我並無意描述這些年來所發生的每一個「事件」和所有的難題。不過,從川越上任到盧溝橋事變引發戰爭的這段期間,有兩個「事件」,由於它們的歷史重要性,我必須予以討論。它們是: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如果我們就這些事件「屈就」日本人的話,也許盧溝橋事件不會被日本軍方拿來做發動戰爭的特別藉口。日本人以為只要幾個星期便可打敗中國。不過,他們以後還是會利用其他「事件」的。

  一九三六年夏,日本政府突然要求重開因民眾不滿日本佔領滿洲而關閉的成都領事館。成都是中國西部四川省的省會,戰時首都重慶也在四川。領事館的宗旨是照顧該國僑民,而成都並無日本人居住,因此中國政府照會日本,重開領館並無必要,而且那裡民眾反日情緒高漲,相當危險。八月二十四日,幾個日本人突然在成都出現。民眾的憤怒一發不可收拾,一些建築物被破壞,四個日本人被毆,兩人後來死亡。([24])

  談判還沒開始,廣東北海也發生日人被毆致死(九月三日)的事件。([25])起碼這對我們比較有利,因為兩樁「事件」相繼發生,可以合併談判。

  在第一次會議上,日本人顯然要擴大「事件」的嚴重性,以遂他們在中國的野心。北海「事件」兩星期後,日本提出八項要求,包括一些他們多年來曾經使用各種不正當方法爭取而未能到手,且與兩個「事件」無關的要求。譬如,日本重新開放在佔領滿洲以前曾經要求過的上海|福岡(八幡附近)商業航線;重新「要求」中國降低進口關稅;「期望」中國政府「自動」聘請日本人擔任政府各部門的「顧問」;「希望」中國政府與日本合作採取聯合計畫以防止「共產思想」在遠東蔓延。

  中國的立場堅定,願意依照國際法負責對日本人在成都和北海的財產和人命損失作適當的賠償,不會更多。現在回顧,日益堅定的立場最終導致日本軍方於一年之內發動戰爭。

  外交部長張群和日本大使川越茂於九月二十日再會面,中方竟「厚顏無恥」(日本人的說法)地向日本提出六條要求:廢除縱容走私的冀東傀儡「政府」;取締走私;廢止飛往華北的非法航線;抑制反中印刷品和活動,特別要制止日本軍人在華北的活動;禁止日本人在官方保護下販賣毒品的非法活動;廢除上海和塘沽協定,以及廢除日本官方與中國地方政府簽訂的所有非法協定。

  中國外交部長讀完中國的六點要求後,須磨面紅耳赤,張大金魚眼。他和日本大使同時要求我們撤回要求,聲稱只有通過他們的努力才可能談判和延遲軍事行動。須磨一面說一面拍桌子至杯碟亂跳。他的態度像個土匪。我真正相信如果他手上有把左輪,一定會扣扳機。

  我們拒絕撤回要求。我們相信能夠與日本人尋求合理的解決,乃至準備使用適當武力,但覺得中止談判比讓日本人一方得益為佳。

  會議破裂,雙方心情都很壞。我沒回家而去一家旅館睡覺,以避免日本人和外交部與我聯繫。凌晨二時,我給家裡打電話,知道外交部長打過二十幾通電話找我,我連忙穿好衣服奔往外交部。張群將軍和幾位內閣部長都在坐著等我,大家都知道事情是火上加油了。由於蔣委員長在廣州,於是決定兩名閣員和我坐專機去向他報告和請示。

  飛機於當天上午八時起飛,我只睡了兩小時。晉見委員長後,我遵命回南京繼續與日本人談判,以遵守外交禮節。委員長給我的訓令非常詳細,以避免任何誤解。同時,委員長也離開廣州飛回南京加緊軍事準備,這就是一面談判一面準備抵抗的策略。我對委員長的堅定、透徹和見識,印象非常深刻。

  回到南京第二天,我與日本大使談話一個多小時。經我要求,須磨沒有出席。在所有日本人當中,我最討厭須磨,所有中國人也一樣。雖然他辦事虛偽,處理「事件」的手法卻絕對卑鄙。中國人一聽到須磨的名字就變臉。

  我從川越那裡聽到日本人希望恢復談判,問題是如何挽回日本人的面子。但是情勢非常複雜,中國外交部長受到日本報紙嚴厲的抨擊,許多中國人也同時批評他親日和軟弱。有些日本報紙甚至要求蔣委員長直接負起中國的外交責任。

  幾天後,委員長回到南京。日本大使要求我安排一次晉見。我要他必須了解一點:他不能帶任何人去,他了解我指的是須磨。為了九月二十日他的憤怒反應,我故意要讓須磨難堪。

  委員長接見川越,沒有須磨。依照東方禮節,川越直到談話快結束時才把談判的問題提出來。當他猶豫地提出問題後,委員長告訴他,所有問題都可以跟外交部長談。談話就此結束。

  從這時(十月初)起直到十二月三日川越最後提給張群外長一份備忘錄,我跟大使館官員就成都和北海「事件」及其餘波,談了不下五十次。自從九月二十日那天日本人的惡劣表現之後,張將軍似乎對外交部長這個職位意興索然。過去他曾信誓旦旦要解決中日關係,那次事情之後,他顯得被動。

  我經常被叫去設法化解日本人要求答覆他們提出的各種方案的壓力。除了日本外交官之外,陸軍和海軍武官,和他們的代表人,也時常來找我。包括冒充南滿鐵路局官員的西義一將軍的弟弟(指西義顯──譯者)。對付不斷的恐嚇,我說,「我常住暴風海上,所以不怕暈船。」

  我常常希望日本外交官能像蘇聯外交官那樣。我提到他們,是因為日本人非常懷疑他們。我的部門包括俄國和日本的事務。如果日本人發現我和蘇聯大使吃飯,他們會立刻來查問發生了什麼事。蘇聯外交官遵守外交倫理:如果他們想見我,他們會在上午十時以後、下午四時以前來訪。所有的事情都按部就班。可是日本人是不分晝夜,不論週日週末。

  我告訴張部長我不能這樣幹下去了。我提議利用日軍襲擊綏遠我軍部隊為由,去華北一趟。張將軍批准我的意見。

  那天晚上十一時,須磨來電,說他聽說我要出門。須磨不顧我的婉拒,堅持馬上就來。他來後說,「你一旦離開,我要跟誰講話?川越先生和我認為你是談判席上最重要的人之一。」

  我回答說,「我們談同一件事已經談了兩個月,你們大概跟我一樣疲憊不堪。我只離開一兩個星期,從華北回來後,我們的頭腦會比較清醒。」

  須磨說,「話不能這麼說。如果你去北方,川越會離開南京去上海,那事情將會一團糟。」

  須磨時常向我吹牛說其他日本外交官只代表外交部,而他同時代表陸軍。我取笑他說,「你是武裝外交官,外交部和陸軍海軍都聽你的。如果你不製造問題,那就不會有問題。」我接著說,「直到今晚我還不知道我的重要性,你知道,即使我去北方,外交部長和副部長都還在南京,他們都比我高級。」

  不過,須磨一再央求我別走。結果,我真的沒走。

  我們辯論完畢時,已是凌晨二時。須磨的臉像秋天的雲彩,每時每刻在變。現在它不是那麼討厭了。他說,「大使要我和你商量一件私事。」他一面說,一面從皮包裡拿出一張照片遞給我,接著說,「這是位北平名門小姐,非常美麗,她已故父親曾經在北平當過內政部長。她目前在日本學習音樂,成績很好。大使和我很關心你至今還未結婚,我們願意替你和這位小姐做媒。」須磨的態度一本正經。

  我不想失禮,收下照片並謝謝他。但是我早就下定決心不接受日本人做的媒。照片裡的姑娘的確很美,如果她不是經由日本大使的介紹,我可能慎重考慮娶她。(後來須磨又來,把照片要了回去。)

  十二月三日,日本大使突然交給中國外交部長一件備忘錄,它的內容跟我們談判的方向很不相同。由於談判已經拖了三個月毫無結果,日本人把備忘錄作為以後談判的基礎。一個日本人說了一句很耐人尋味的話,雖然一些日本人此時想要動用武力強迫中國,但海軍反對。

  委員長已經訓令張將軍絕對不接受任何書寫文件。於是張正式把文件退回川越。後者說他決不收回拿出去的文件,也必須拒絕在任何條件下把文件收回。爭論了三個小時,川越最後離開了,我們立即派信差把文件送回大使館。午夜兩點,文件又送了回來。只有日本人才會做出這樣的事。

  最後我寫了一封信給川越,告訴他備忘錄與以前討論的內容不一致,因此不能用作以後談判的基礎。這樣結束了日本人利用成都和北海「事件」以得逞要求的設計。

  川越第二天去了上海。他不是個壞人。相對於須磨和其他日本人,川越聰明而公正。他承認日本壓迫中國是錯的。但他是個沒有經驗的大使,而且必須聽命於軍方。

  為確定日本人明白我們的立場,當我再次見到須磨時,我說,「你們的備忘錄跟我們談的完全不同。我必須很明確的告訴你,它不能作為以後任何談判的基礎。請你轉告你們的大使。」須磨什麼也沒說。

  成都和北海「事件」降低至無關重要的層次。須磨和我不停地討價還價。

  一天,一件不重要的事需要日方晚上以前作出決定。須磨在我的辦公室,說要回大使館電報東京,三小時內會有回電。我很難相信他,因為即使我們與北平通訊也沒那麼快。於是,當須磨離去之後,我連忙要求交通部立刻中止所有日本大使館與東京和上海之間的電報和電話兩小時。兩小時後,交通部來電話說,沒有收到任何從大使館發出的電報,只有一通撥往上海的電話被藉口忙線未通。我電話還沒掛,辦公室另外一隻電話響了。那是須磨打來的,他說,他剛剛收到東京回電,正在譯電中,要我在外交部等他。須磨來時,手裡拿著電報,驕傲地大聲叫道,「這才是有效率的做法。跟白人不一樣。」

  我故作驚訝說,「真是不敢相信。為什麼我們有時等北平的回電也要好幾個鐘頭。真是太棒了。」

  第二天,我要求交通部派幾個技術員找藉口去了趟日本大使館。他們回來報告,大使館裝有非法無線電臺。我照會日本大使館,他們悍然拒絕我的指控。不過,戰爭爆發後,警察在那裡發現一座強力無線電臺。

  十二月三十日,成都和北海「事件」終於以地方案件解決。日本的要求一件也未得逞。

  在簽字之前,須磨為「私事」求見。我耽心是否又發生了什麼「事件」。

  須磨比從前禮貌,「我要你特別幫忙。」他看起來很嚴肅,我以為又發生了什麼大事。他接著說,「在賠償清單上我忘了包括一架萊卡照相機的價錢。我可以現在加進去嗎?,」

  我忍住驚愕,提醒他,「我們已經寫好正式換文。你知道按照慣例,那是不能更改的。」

  須磨說,「可是這個問題只要三百元就可解決。你一定可以幫忙。」

  我忍不住微笑,「這三百元沒法正式解決。不要說是三百元,就是三塊錢或三分錢我們都不能加。不過,我們可以從私人觀點考慮這件事。」我第一次覺得和須磨在一起滿不錯。「是你忘了寫這筆錢。理論上你應該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是你,我會這麼做。不過,如果你不願意付,那我可以替你付。」真的,我想這會連須磨都會覺得不好意思。「我們是老朋友了。當然,我會替你墊三百元。但是這完全是出於你我私人友誼。完全是非正式的。」

  須磨很高興,想要打斷我,我繼續說,「不過我要澄清兩點。第一、你不能明天又來說忘了別的東西要我加上。第二、這三百元不能出現在任何正式公文上。否則,你的食言可能影響我的職位和權威。」

  我錯以為須磨會難為情。他起立和我猛力握手,說,「這是我四個月來與你相處最滿意的一刻。」說完就走了。

  我滿意地看著他離開。在三個多月的談判中,須磨的體重從二百四十磅掉到二百一十磅。他的大胃口減低;睡眠不好。這些事是日本大使館一名不喜歡須磨的三等秘書告訴我的。須磨的毛病可能主要在於他那攻擊性的外交手段,當中國不讓步時,他完全沒有合度退卻的空間。

  須磨目前是駐馬德里公使。我敢打賭西班牙外交部不會喜歡他。不過,當然,隨著日本的節節敗退,他的態度可能不會那麼蠻橫了。

  我自己也疲倦透了。我向外交部請假,事實上我想辭職,可是張將軍告訴我他即將離職。所有中國人都避免和日本人接觸。張將軍坦誠地告訴我,所有他的朋友都勸他把接觸日本人的事留給我。曾經跟日本人打過交道的中國官員,不管他們多麼愛國,風險都非常大,下場都很不好。

八、戰爭來臨

  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王寵惠博士接替張將軍為外交部長。

  那年春天是風雨前的寧靜。因為成都和北海事件的談判終結了日本借威脅占中國便宜的企圖,他們現在認識到必須戰爭才能達到目的。表面上,局勢似有進步。一個日本經濟考察團,包括重要工業家和資本家,來華訪問。但是,由於他們事事均須日本軍方的批准,考察團一事無成。其實那時局勢已經很緊張。

  七月七日,北平郊外的盧溝橋一個小小的射擊爭端,被日本軍方用來發動戰爭。但不是立刻。他們考慮了幾個星期。

  那時我正在上海。我因五月間輕微發燒而進入上海聖心醫院(今仁濟醫院──譯者)。直到七月十四日醫生才准許我回南京。回家後,我在病床上接見了不少日本外交官,我在醫院時也接見過他們。我雖臥床,但了解局勢。幾天後我奉命上廬山向委員長報告。之後立即回到南京。

  沒有訓令,我什麼都不能做。我們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們的軍事準備尚不完備,應該儘量避免正面衝突。不過在八月初,上海的情勢頻臨爆炸。八月七日我奉委員長命令去上海,警告日本大使,如果戰爭在上海爆發,中國將抗戰到底。那將不會再有什麼塘沽協定或上海協定。川越僅僅說他會把委員長的「口信」轉報政府。那是我最後一次與日本人的正式會晤。

  戰爭已經在華北爆發。日本人以為兩個星期即可勝利。八月十三日,戰爭在上海爆發。日本原來並沒計畫在上海發動戰爭。他們的戰略是要分離,而不是團結中國。可是在上海的日本海軍見到陸軍順利獲得「榮耀」,也要為自己爭取一份「榮耀」。於是在華北和華中都打起仗來了。日本分裂敵人的政策失敗了。

  由於中國的堅定和團結,戰爭持續至今,已經超過七個年頭了。

註釋:


[1] 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長春市郊萬寶山的朝鮮農民,為爭奪水道與中國農民發生衝突,日警維護韓民,開槍擊斃我農民三人,傷數十人,拘捕華民十餘人嚴刑拷打,中方前往鎮壓的警察,也遭受傷亡。我外交部向日方提出抗議,是為「萬寶山事件」。日本隨即利用這個事端在韓國仁川煽動排華暴動,瞬即蔓延全韓,我居韓僑民受害傷亡達千餘人。──譯者(凡譯者所註,一律註明,與原註區別,以下同)。 

[2] 這三個省是:吉林、黑龍江和遼寧。另一東北省熱河也經常包括在內。

[3]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一部分軍人由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策劃,陰謀在瀋陽城外文官屯以南,柳條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製造爆破事件,誣指為中國軍隊所為。夜十時三十分,日軍突然進襲瀋陽,並炮轟北大營營房,「九一八事變」爆發。──譯者。

[4]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晚十二時,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鹽澤幸一下令海軍陸戰隊突然向閘北攻擊,我守軍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下令抵抗,與進犯日軍展開激烈戰鬥,「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譯者。

[5] 日本駐上海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清,是挑起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滬戰爭的元兇。第三艦隊參謀長是高須四郎。──譯者。

[6] 外交部於六月十二日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請來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外交部官員介紹藏本失蹤和搜尋經過後,藏本隨即出現在大庭廣眾面前。這個突如其來的舉動,不啻晴天霹靂,把有吉明震得目瞪口呆,手足無措。中外記者齊把眼光移向有吉明和藏本身上,狼狽不堪的有吉明猶圖辯解。外交部長張群起立講話:「藏本失蹤事件真相已大白,當事者自知其內情,連在座記者先生們亦能知其梗概。我趁此謝謝藏本先生協助我們儘快澄清了真相。藏本先生毫髮無損,就請公使先生帶回。」──譯者。

[7] 一九三三年成立由黃郛任委員長的「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是專為對日交涉而設立的地方機構。黃郛於一九三六年逝世。

[8] 黃郛的政敵稱他為賣國賊。黃郛(一八八○〜一九三六),字膺白,是中國近代史、中華民國史、中日關係史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他一生在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歷史的幾個關鍵階段,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譯者加注。 

[9] 「滿洲國」代表為郵務長藤原保明、儀我誠也、柴山兼四郎,均以關東軍囑託身分出席。──譯者。

[10] 此時儀我誠也大佐是山海關特務機關長(應該是關東軍司令部付-譯者);山海關在長城與海的交會處。柴山兼四郎是日本駐北平大使館的助理武官。

[11] 中方代表為郵政總局主任秘書高宗武、山西郵務長余翔麟、天津副郵務長曹鑒庭。殷同是北寧鐵路局局長。──譯者。

[12] 交通部長朱家驊。──譯者。 

[13] 滿洲軍閥張作霖元帥,因不肯仰承日方鼻息而被日本人謀殺。

[14] 梅津美治郎少將那時是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他於一九四四年七月升任日本陸軍參謀總長。

[15] 上海「新生週刊」第二卷第十五期(一九三五年五月)登載易水(艾寒松)的「閒話皇帝」,泛論中外君主制度,提到日本天皇,日本官方認為是譏笑詆毀天皇。日大使有吉明以「侮辱天皇,傷害邦交」為藉口,向中國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要求道歉、嚴辦當事人、查封刊物、撤銷上海市黨部。中國政府迫於日方壓力,於六月查封該刊,七月逮捕主編杜重遠,判刑一年零兩個月,並向日本道歉。這就是當時轟動全國的「新生事件」。其實在西方人的政治觀中,天皇這個位置在國家體制中只是個「機構」(Organ),因而認為天皇有名無實(Figurehead)。當然,今天看來,日本昭和天皇當年絕非有名無實,而恰恰是發動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的最高決策者。──譯者。

[16] 日本憲法學者美濃部達吉博士(一八七三〜一九四八)當年在東京帝國大學講授「國家法人說」。他認為日本的統治權屬於國家這一「法人」,而天皇只是作為國家的最高機關行使統治權。他指出:「天皇大權非屬於天皇個人之私權,乃天皇作為國家元首而行使之權能」。按照這個「天皇機關說」,天皇權力並非神授,而是國家法律所授,從而將明治憲法加以民主性的解釋。這一學說遭到以神學論為指導的憲法學家們的反對。隨著日本政局的變化和法西斯勢力的發展,其學說成了政治問題,受到貴族院的非難及貶斥,後竟遭到控告,他的有關著作「憲法撮要」被禁止發行和販賣。日本大多數外交官是他的學生。──譯者。

[17]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六中全會)開幕,汪兆銘於拍團體照時被喬裝攝影記者的刺客(孫鳳鳴)槍擊受傷。──譯者。

[18] 外交部次長唐有壬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調任交通部次長。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被刺殞命。──譯者。

[19] 松村喜壽。

[20] 卡里其(Sir Robert Leslie Graigie),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期間為英國駐日大使;格魯(Joseph C. Grew),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一年間為美國駐日大使。──譯者。

[21] 因汪精衛受槍傷而需替換。 

[22] 有吉明於一九三五年從公使升任為第一任駐華大使。 

[23] 一九一五年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逼迫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時任大總統府機要及外交部參事的顧維鈞,故意把條約內容泄漏給英國及美國駐華大使,這項消息的有意傳播,使日本備受英美和輿論壓力,終於有所顧忌而作出若干讓步。──譯者。 

[24]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成都發生反日暴動,毆斃日人渡邊洸三郎、深川經二,另二人受傷,為軍警救出(此四日人甫自重慶來)。──譯者。 

[25] 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日人中野順三在廣東北海為桂軍翁照垣部所殺。──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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