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於一九四○年三月離開香港前來美國時,友人們建議我利用時間寫一本關於日本狀況和日本領導人物性格的書。他們深信我和日本各階層人物長期而密切的關係,具有做這件工作的最佳條件。長期關注遠東局勢的美國人,也一定會歡迎這樣一本書。

來美後不久,美日戰爭爆發。許多美國朋友和此間的中國朋友,包括一些身居要津者,跟我說:「你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經驗與眾不同,日本既然是我們的共同敵人,你應該把你所知,提供給我們。」

我服務於中國外交部的三年多,的確是中日關係非常重要的一段時期,這段時期正好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的前夕。在這之前,中國一直依賴國聯解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事件。不過,從一九三二年到七七事變,中日雙方都有直接交涉。因此,我在外交部的職位,使我得以比任何人更直接更頻繁地與日本人接觸。一九三七年戰爭爆發之後,中國官員與敵方中止來往。然而,直到一九四○年汪精衛成為日本佔領區傀儡之前,我和他的關係使我和日本領導人物之間,一直保持接觸。因此我熟知敵國國內的狀況。

我的痛苦的日本經驗基於一、我身為中國外交部官員,二、我又是汪精衛投日之前的部屬;加上書中即將述及的其他因素,使我相信我的資訊和觀點,對於戰勝日本,以及防止該國再次走向侵略之路,具有一定的價值。

由於不可控制的環境因素,致使本書延遲出版,我深表歉意。 

一九四四年八月卅一日

於康涅狄格州克令沃鎮

羅倫斯•索斯伯瑞的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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