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  序

 

一、前言

  (一)胡佛研究所珍藏的原稿

  二○○五年六月中,承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郭岱君博士相告,胡佛藏有高宗武的英文手稿,筆者隨即偕前「中國時報」記者劉永寧兄驅車至胡佛研究所,在郭博士熱心協助之下,借出全稿閱讀,並影印。這部高宗武的英文回憶錄,完稿於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正好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前一年,汪精衛去世前兩個多月。

  全稿為英文打字副本,存放於已故美國外交官羅倫斯•薩斯伯里(Laurence Salisbury, 18911976;一九四一?四四年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部副助理主任;一九四四-四八年Far Eastern Survey編輯)的檔案第二號匣中,標題為Into the Tigers Den(「深入虎穴」),共十五章,二百五十四頁。內容分三個時期:一、一九三一年自東京回國,一九三三進國民政府外交部,至一九三八年二月奉派赴香港工作;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精衛出走河內,隨汪參與對日和平運動,至一九四○年一月脫離汪組織;三、一九四○年一月離開香港經菲律賓、歐洲赴美國定居,至一九四四年八月回憶錄完稿。這一部分主要為對日本政局的觀察與預測,就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少壯軍人」的崛起,七七事變後日本內閣頻繁更迭,以及日本投降前一年,曾經一度目空一切、狂妄自大的法西斯軍國主義將領們自知末日將至而猶作困獸之鬥,作了深度分析。

  高宗武在文稿封面的內頁寫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中國諺語」及「致日本領導人:希望本書在某種程度上為他們的滅亡有所貢獻」兩段話。他那時推測日本在潰敗前夕已有日後捲土重來取得「最後勝利」的打算。事實上那時的日本人認為與盟軍作戰是民族自衛,即使在太平洋上節節失利,也準備不惜退回本土與登陸敵人決一死戰。他們可以接受戰敗,但從不承認發動戰爭是錯誤的。這種心態似乎至今猶然。

  能夠親自捧讀已塵封六十一年,極可能是世上唯一孤本的這部文稿,除了滿懷如獲至寶的喜悅之外,心情更是無限感慨。因為文稿的作者,正是當年相偕潛離上海汪偽組織,在香港揭露汪日密約,造成舉世震驚的「高陶事件」的兩名主角之一。另一主角是先父陶希聖。

  筆者於出版拙著「高陶事件」始末」(二○○○年臺北成文出版社,二○○三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前,曾經查閱相關文獻資料,希望能夠找出高宗武親口述說或親筆書寫的記錄或片紙隻字,以佐證先父所說所寫的那段隨汪脫汪的過程,然而那時僅能從第三者的文章中窺得一鱗半爪。與高宗武相交數十年的史學家唐德剛博士曾多次向高探索一手資料而不得其門而入,很無奈地說過:「我追問高公,他卻守口如瓶,『言明在先』絕不吐露絲毫……。」兩位專研汪偽史的美國學者邦克(Gerald E. Bunker)和博伊爾(John H. Boyle),在他們各自的書中,雖有與高宗武的對談記錄,卻從未提起,或根本不知道高宗武曾經寫過一本回憶錄。

  如今那六十多年前錯綜複雜的歷史情節躍然於一頁頁薄薄的、已發黃的打字紙上,有如高宗武親口話當年,高低起伏歷歷如繪。尤其把離開上海前後的細節,描敘得絲絲入扣,與先父在「潮流與點滴」中所寫若合符節,怎不讀來如醉如癡,欲把全稿迻譯之心油然而生。遂徵求並取得胡佛研究所的同意,把這部稿件予以翻譯出版。

  高宗武留學日本,日文造詣甚深,是有名的日本通,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他自己也說「我在日本學習八年,日語說得跟日本人一樣」。這部以英文撰寫的回憶錄,文筆流暢、表達生動,足證他的英文造詣亦深。人們常說高宗武是個才子,在這裡更加得到證明。

  (二)文稿的輾轉與下落

  回憶錄於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完稿時,美軍陸戰隊已佔領塞班島(七月二日),日本守軍傷亡慘重,駐島海軍航空艦隊司令南雲忠一大將、守島司令齋藤中將自殺。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東條英機首相辭職(七月二十二日)。小磯國昭接任組閣。

  從八月十六日起,高宗武即開始把文稿前三分之一部分,陸續寄給幾家出版商。他在附信中除介紹文稿各章的內容之外,特別指出書中的訊息和觀點,是他以官方身分與日本最高級領導人,以及以非官方身分與日本各階層人民交往的結果。他非常希望這本書能夠在年底(一九四四)以前出版,以提供給直接關心戰爭的人士。他並以中國前駐美大使胡適為介紹人。

  十月二十日,高寫信給薩斯伯里,抱怨美國出版商不了解這份文稿的價值,他竭盡所能提供他個人的日本經驗,可幫助美國人更加了解日本。三十日,高把文稿寄給薩斯伯里,託他代為接洽出版事宜,並提出九家出版商的名單。從高和薩斯伯里的來往書信中,看得出他們曾經接洽過至少六家出版商,但事情進行並不順利。

  十一月十日,汪精衛在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去世。

  十九日,高給薩斯伯里一信,提出可請駐美大使魏道明為介紹人。十二月十三日,薩斯伯里寫信告訴高,寄出的文稿被退回。

  一九四五年一月九日,里特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 & Co.)的主編侃莫倫(Angus Cameron)回信給薩斯伯里,認為出版這本書將對中國盟邦不利。他寫道,「老實說,美國大眾與書評人會對一名汪精衛同夥寫出這本書感到非常困擾。因為即使該書作者沒有跟隨汪加入傀儡政府,很顯然他也沒有盡任何勸阻汪走下去的努力,美國讀者會對此覺得奇怪。」

  一月二十四日,薩斯伯里在給高的信中說,侃莫倫的話似乎有他的道理,建議高打消現階段出書的主意,因為,如果「這個態度是出版商和書評人的反應,那麼它可能損及你的名譽和地位。」二十八日,高寫信給薩斯伯里,要他把文稿寄給另外一家出版商,他說友人告訴他,有出版商建議把汪精衛的部分除去,問他意下如何。他又說,「侃莫倫的意見,只能代表一部分人,我的大部分朋友都不能同意,胡適也不會同意,否則他會阻止我出版的。」他在信尾說蔣夢麟上週與他共進晚餐。

  二月七日,薩斯伯里寫信給另一出版商主編,提到汪精衛已去世,高宗武可能會在與汪交往的結論上加寫一、二頁。至今已有六家出版商打了回票,其中三家對高的政治地位有所懷疑,但高說,現任中國大使魏道明和前任大使胡適都支持他。如果出版商覺得有需要,他可以請目前在哈佛大學的胡適博士為他寫序。薩斯伯里為高抱不平說,侃莫倫說高沒有努力勸阻汪是不對的,事實上高在文稿中很清楚地交代他曾經不止一次勸汪停止與日方接觸。「我覺得一本對於汪精衛出走這個重要歷史事件的首次的、權威的書,會因為『我們的中國盟邦』的想法而不予出版,是很荒謬的。另外,高有豐富而新鮮的關於日本領導人的資料,譬如,他給予近衛文麿相當負面的形象,後者從頭到尾都在愚弄格魯(Joseph C. Grew, 前美駐日大使),可能至今仍在愚弄。」

  二月十二日,高去信薩斯伯里,打算改書名為Can We Negotiate Peace with Japan?(「我們能夠跟日本人談和嗎?」)他說,「讓步的人往往是最好的戰士。」

  四月七日,日軍在萊特灣和硫磺島慘敗,海軍聯合艦隊毀損殆盡。小磯首相辭職,鈴木貫太郎接任組閣。這是日本戰時最後一任內閣。

  九日,高寫信給薩斯伯里說,他對於文稿再次被退回毫不意外。他建議薩斯伯里或他的代理人把文稿再讀一遍,看看毛病出在哪裡。「如果文稿真的那麼糟,我想我們最好放棄。」他分析日本政情,認為鈴木代表海軍出來組織新閣會得到各方支持;陸軍於認識戰爭狀況後會很低調。但除了改變持續戰敗後國內的氣氛之外,鈴木不會與小磯有什麼不同。他又說,東鄉茂德出任外務大臣,會設法阻止蘇聯加入太平洋戰場。太平洋戰爭會一直打下去,直到日本全面耗盡,或美國厭煩戰爭。日本不會有求和的試探,因為他們知道那是沒有用的。

  五月八日,德國宣布向盟軍無條件投降。七月二十六日,美英中三國領袖杜魯門、邱吉爾、蔣中正發表「波茨坦宣言」,呼籲日本無條件投降。鈴木拒絕。軍方發誓要在本土戰至最後一兵一卒。

  八月一日,一年過去了,高還沒放棄出書的努力。他完全沒想到再過半個月戰爭就會結束。高宗武在信裡告訴薩斯伯里,他正在考慮是否把文稿寄給耶魯大學。他聽說耶魯接受了蔣夢麟的書稿,不知確否。他要薩斯伯里把文稿的正本,和兩份複寫副本之一寄還給他。這是薩斯伯里檔案中高宗武的最後一封信。胡佛珍藏的這份文稿,應該就是薩斯伯里保管的那份副本,但不知正本和另一副本流落何處?

  六日,美國空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八日蘇軍對日本宣戰,出兵中國東北。九日,美軍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當晚深夜,天皇召開御前會議,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十日,日本政府分別電請瑞典、瑞士轉達中、美、英、蘇四國決定投降的照會。十五日,日本天皇簽署「終戰詔書」,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高宗武的嘔血力作終於胎死腹中。

  (三)兩點質疑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汪精衛出走河內之前,高宗武曾經參與過幾個推動「和平運動」的先期活動。其一、一九三八年七月他從香港經上海秘密去了一趟日本,在東京見到日本軍政要員並和他們會談,回來後向重慶呈送報告。其二、同年十一月,他和梅思平在上海與日本軍方代表今井武夫及影佐禎昭簽訂了一份「日華協定記錄」,這個協定就是後來汪日談判的原始藍本。他們還制定了一套汪精衛出走河內的行動計劃。這兩個重要活動,回憶錄對前者隻字不提,後者僅以「猶如在昏暗中摸索,汪精衛跟日本人訂立了出走安南的協定」(第二章)一筆帶過。這不僅美中不足,而是大有可議的缺陷。譯者謹就這兩段歷史作簡要補充供讀者參考。請參閱第三節。

二、從明治維新到日本戰敗

  (一)日本法西斯的崛起

  日本直到在十九世紀初,是個與世隔絕,跟外部世界不相往來的封建國家,由一個軍事獨裁集團──幕府將軍、大名和跟隨他們的武士們統治將近七百年之久,天皇只是象徵。德川家康從十六世紀末期起入主幕府,施行長達二百六十年的鎖國統治。

  一八五三年,鎖國政策被美國海軍准將培里率領的堅船利炮突破,日本被逼對外開放。幕府在「黑船」威力下節節退讓,西方資本主義伺機入侵,德川幕府受到日本社會討伐,使日本陷入政治危機,導致十五年後幕府的倒臺。

  一八六七年孝明天皇去世,德川幕府被反幕武士們推翻。一八六八年,末代將軍德川慶喜交出政權,孝明天皇之子睦仁即位,改年號為「明治」,發布「王政復古」詔書,治國大政歸還天皇,從此天皇從象徵式的統治者變成實質的統治者。明治政府勵精圖治,定東京為首都,聘用外國人來日教導,派使節團赴外國考察學習,只花了五十年時間便把封建的日本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日本人向來以為他們的國體、民族是獨一無二的,是神造的,天皇是神的直系子孫,服膺所謂「萬世一系天壤無窮」。因此以一蕞爾島國,竟能戰勝龐大的中國(一八九四甲午戰爭)和俄國(一九○四日俄之戰),極大程度地推動了日本天皇政權的對外擴張意識。朝鮮和中國東北的資源,早就被日本虎視眈眈。一九一○年,日本開始併吞朝鮮,先以伊藤博文任統監淪之為附庸,再派寺內正毅為朝鮮總督予以統治。併吞韓國之後,侵略的矛頭便指向中國。一九一五年,逼迫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從此以帝國主義的面目橫行東亞,逐漸與英、美、法、德等在亞洲享有既得利益的國家發生利益衝突。這時的日本,已不再是任由西方列強欺辱的小國,而自認應脫離亞洲加入西方強國之林,由先進的日本來支配落後的亞洲。

  一九二六年,大正天皇去世,皇太子裕仁繼承皇位,改年號「昭和」,主張侵略擴張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蠢蠢欲動。一九三一年春,昭和登基第六年,松岡洋右(外交官,滿鐵副總裁,後來的外務大臣)在「動蕩之滿蒙」一文中曾經大言不慚地寫道:「今天滿蒙之地位,對我國說來,不僅在國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對國民經濟也是不可缺少的。換句話說,作為一個現實問題來看,不僅在我國的國防上,就是在經濟上,也可以說是我國的生命線。……我國要牢固地確保和死守這條生命線,而不必害怕任何國家和任何人。」此種以他國的資源當作本國國防和經濟命脈的謬論,足可反映日本政客侵華思想的霸道。

  半年後,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我國東北。一九三三年國聯決議要求日本撤出中國東三省,松岡率領日本代表團悍然退出國聯,已是日本軍國主義大規模侵略中國的前兆。

  主張擴張勢力的極右軍人成功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後,法西斯主義在日本的政治地位大為提高,法西斯軍人氣焰高漲。一九三二年槍殺首相犬養毅的「五•一五事件」和一九三六年青年軍官率領千餘士兵刺殺岡田啟介(倖免於難)、齋藤實及藏相高橋是清,重傷天皇侍從長鈴木貫太郎的「二•二六事件」,就是內閣企圖採取不擴大方針以抑制陸軍過激行動,引起法西斯軍人仇視而被暴力推翻的例子。其後的首相即被震懾得放棄政黨政治,以「舉國一致」的內閣直接聽命於軍部。

  法西斯軍人分成兩派。一派醉心於政變、暗殺、打倒財閥,認為必須通過政變推翻內閣,才能建立法西斯獨裁統治,此即所謂「皇道派」;另一派則主張依靠財閥,認為無須通過政變,只要利用軍部控制內閣,即可實現法西斯獨裁,即所謂「統制派」。前面所說的兩次刺殺首相事件便是皇道派的傑作。但他們的莽動為統制派借機製造了平息政變有功的機會,進而要挾內閣,操縱人事,實行獨裁政治。一九四一年主導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東條英機,就是統制派的領袖之一。高宗武就東條的崛起,用了相當大的篇幅分析法西斯思想對於當時日本政局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以及狂熱擴張分子一步步把日本人民推向滅亡之路的必然結果。

  (二)中國:抗戰到底與「低調俱樂部」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的六年之間,日本苦心積慮欲圖中國的野心日益明顯。從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淞滬之戰、三月偽滿登場,一九三三年熱河進兵、山海關陷敵導致「塘沽協定」,一九三五年天津暗殺案引出「何梅協定」,到日本提出「廣田三原則」企圖促使華北五省脫離中央的「華北自治運動」等種種傷害我國的行為,其直欲割裂中國版圖然後分而治之的陰謀,暴露無遺。日本施予中國日甚一日的政治羞辱與軍事壓力,引起中國朝野一致同仇敵愾,人民日益高漲的反日情緒,達到拚頭顱灑熱血,不惜一戰的程度。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駐屯軍部隊在北平市郊盧溝橋挑起事端,中日戰爭爆發,中國展開全面抗戰。日本侵華之初,曾揚言「三個月內滅亡中國」,不料遭到中國軍隊的強烈抵抗,傷亡慘重。日本政府見軍隊陷入泥淖,亟欲抽腿,遂改用和談謀略,冀求早日結束戰爭。中國方面,上海、南京、廣州相繼失守,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斡旋失敗,軍事瀕臨嚴重逆轉,國家大局危疑震撼之際,也出現透過談判解決戰事,以減少人民生靈塗炭之苦的論調。

  抗戰初期,一些對抗日前途憂心忡忡的學者教授,時常聚集在一起談論局勢。他們認為政府高喊「長期抗戰」、「焦土抗戰」是「唱高調」,逐漸形成一個議論時政的小團體。胡適戲稱他們的論調為「低調」。陶希聖在「八十自序」中寫道:「抗戰爆發之初,日軍所謂木根津轟炸機隊屢次空襲南京,均為中國空軍所擊敗。南京中山路西流灣周佛海宅有防空洞可容十餘人起坐。中樞黨政友朋往來集聚其間,論及戰況,探討戰訊,事本平常,有稱之為『低調俱樂部』者。」邦克在書中提到高宗武的說法,最為傳神:

  胡適來高宗武家中午餐,在座有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還有高的友人和同事蕭同茲、程滄波。胡向高寒暄:「高先生有何高見?」高答曰:「我的名字可能『高』,但我的意見卻很『低』。」從此幾個贊成以外交解決中日問題之人的聚集之所,得了個「低調俱樂部」之名。(引自Gerald E. Bunker: The Peace Conspiracy, 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a War, 1937-1941, 28

  其實有「能和則和」想法的,大有人在。七七戰事發生不久,胡適就曾鼓勵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積極打通對日外交路線,並向蔣介石力薦高擔此大任。他說:「外交路線不能斷,應由宗武積極負責去打通此路線。」「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並有見識。」胡適向蔣建言,趁此尚可一戰之時,應試作最大的和平努力,先謀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疆土狀況,再謀調整中日關係,以求五十年的和平。

  高宗武就是在這種情勢之下,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之命,前往香港刺探日本情報。

  (三)高宗武:和平運動的先驅者

  高宗武﹙一九○六?一九九四﹚,浙江樂清人,留學日本八年,先畢業於九州帝國大學法科,後轉入東京帝大,一九三一年結束學業歸國。回國後在南京「中央日報」發表關於日本問題的文章,對日本政經與軍事情勢作細緻分析,引起各方注意,隨即為報館特約為日本問題專欄及社論撰稿人,同時應聘中央政治學校為教授。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頗為欣賞高所寫的有關日本問題之分析,特予延見長談。次年,高進入軍事委員會國防設計委員會任專員,負責日本問題研究。一九三三年為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延攬,進外交部任日本問題研究員。一九三四年初奉派赴日本考察,回程時又往偽滿觀察狀況,返回南京後將考察所得呈報外交部及蔣委員長。五月任亞洲司科長,六月升亞洲司副司長,九月奉派往北平協助談判偽滿通郵案。一九三五年升任亞洲司司長,這時他還不滿三十歲。

  高宗武的從政生命很短。他的事業高峰是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前的三年。這三年之中他的主要工作是對日交涉,大大小小的談判幾乎佔據了他全部時間。他在亞洲司副司長任內,以郵政總局主任秘書的身分協助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與日本關東軍的軍官談判關內外通郵事務。談判艱鉅,成果勉強,但高宗武堅守中央訓令毫不退讓的態度,獲得敵我雙方出席代表的肯定。高也因此聲名大噪。

  其後,高參預了由四川成都和廣東北海日人被襲兩事件所引起的中日談判。談判內容牽涉甚廣,雙方劍拔弩張,幾乎兵戎相見。高宗武在這輪談判中益形沉著應付,手段成熟,獲得蔣委員長的好評。

  抗戰軍興之後,蔣介石採納胡適的建議,命高辭去外交部的工作,以軍事委員會官員的身分,去香港以日本研究所為掩護,刺探日本的和戰動向。高從香港秘密去了一趟東京(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橫濱登岸),見到幾位主導誘降中國的首腦人物。日本人表示,政府既已公開聲明「不以重慶為對手」,中國必須換人來談判和平,而國民黨的第二號領袖汪精衛是最好的人選。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汪精衛帶了親信從昆明飛河內時,高還在香港。日相近衛發表第三次聲明,內容與前次所承諾的條件不符,汪大為緊張。為了探聽日本人的真正意向,他派高宗武再訪東京(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一日長崎登岸)。高在東京見到幾位重量級的人物,但得到的結論是他們說的是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話。高回香港後寫了一份報告給汪,強烈表示日本人沒有誠意,不可一廂情願。

  恰在此時(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午夜),重慶槍手侵入汪在河內的住家,本欲刺殺汪卻誤殺了汪最為依靠的親信曾仲鳴。汪恨透了,氣急之下一頭栽進日本人的誘降羅網。一九三九年五月六日汪乘日本輪船「北滿號」到了上海,高從香港赴上海與汪等人會合。從此,高即身不由己。他的政治生涯從此走向下坡。

  在和汪相處的六個月時間裡,高逐漸看透了日本人誘降的欺騙手法,以及欲滅亡中國的野心。他曾經多次力勸汪罷手,即使他把密約拍照秘藏之後,仍在勸汪懸韁勒馬。他向汪提出三條出路:上策,立即出國公布密約;中策,搬到法租界不問世事;下策,留在日租界做個順民。無奈汪此時已經騎虎難下,根本無法考慮高的任何建議。高早就想離開上海了,而且在杜月笙手下的協助下做了部署。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在密約上簽下了名。高沒有出席,發現陶希聖也藉故生病沒有出席。當晚他去陶宅,用試探的語氣探問陶的意向,此時陶已決定出走,同樣試探高。兩人默契相通,當下決定相偕出逃。這是「高陶事件」中最具戲劇化的情節。

  高到香港不久,隨即遠走美國,在彼邦隱居數十年。

  研究高宗武早年從政事蹟,似乎可以從先後不同的兩個角度著眼。其一是自日本學成歸國進入國民政府擔任公職的五年(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在這期間,高的主要任務是與日本人談判,他的折衝能力和周旋技巧,深得蔣介石、汪精衛、張群、胡適等人的讚賞,在短短的三、四年中為當局不次拔擢,以不滿三十之齡,從外交部研究員,而亞洲司科長,而副司長至司長,以致於一九三八年二月由蔣介石親自派往香港工作。這期間,我們完全可以相信高是蔣的親信,甚至同年七月高瞞著蔣介石密訪東京,蔣得知後大發雷霆,高仍舊不認為那是對蔣的背叛,此所以後來他隨汪精衛到了上海,汪還對他說「蔣介石不放棄你,你也忘不了他。」事實上從那年十一月在上海和梅思平與日人今井武夫、影佐禎昭簽訂「重光堂協定」,及制定汪精衛的出走計劃起,他已背叛了蔣。

  其二是從「重光堂」簽約後,開始追隨汪精衛推動和平運動,到一九四○年一月脫離汪為止。高在這短短的十三個月中,心情是矛盾的。他由和平運動的先驅者一變而成為激烈的反對者,其分水嶺在於一九三九年二月的第二次東京之行。他在東京聽到從軍事將領到首相所說的太多「自己相信,而別人都不相信的話;以及自己不相信,別人也不相信的話。」這些謊言令他「深信日本不誠實,日本理應懊悔中日戰事,但那僅是某些特殊軍人的外交辭令,不可信任。」而最刺激他的,是他自東京回香港五天後曾仲鳴在河內被殺,他深信那是日本人為離間汪蔣而使出的卑鄙手段。

三、幾項高宗武避而不談的活動

  (一)董道寧赴日探路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國府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奉高之命從武漢到上海,會見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探聽日本的真正和平意向,並會見「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日本「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等人。二月十五日,董道寧由西義顯的助手,「滿鐵」特派員伊藤芳男陪同抵達東京,會見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中將、第一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少將、軍務課課長影佐禎昭、中國班班長今井武夫等人。多田、石原、影佐、今井四人都屬於軍部的所謂「統制派」,主張以「緩進」、「談判」解決中國事變的少壯軍人,他們私下建議以蔣介石下野、汪精衛上臺的方式來解決近衛首相「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難題。董道寧離開東京時,影佐禎昭還寫了親筆信給他的日本士官學長何應欽和張群。

  (二)高宗武密訪東京

  董道寧在東京逗留至三月七日,與西義顯、伊藤芳男一同取道大連,於十五日回到上海,會見已在上海等他的高宗武,二人隨即前往香港,於四月二日同飛武漢彙報會談內容。四月十四日,兩人飛回香港。六月二十三日,高宗武由伊藤芳男陪同,秘密離開香港往上海,登上「日本皇后號」郵船,七月二日抵達橫濱。

  高宗武在東京期間,見到內閣參議松岡洋右(七月三日)、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四日)、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和同盟社社長岩永裕吉(七日)、首相近衛文麿(八日)。其餘的日子則與松本重治、影佐禎昭、今井武夫、犬養健等人在一起談話。七月九日上午離開東京前往橫濱搭船回上海。

  高在東京得到的印象,是日方領導人可以與重慶談判,但先決條件是必須有人取代蔣介石。影佐直言,一月十六日御前會議決定不以重慶政府為對手的態度至為明顯,「如果蔣委員長下野,由汪主席出面負責收拾局面,則雙方均有轉圜餘地,中國亦可保全面子。」

  高回香港後,於七月二十二日派周隆庠送報告到重慶,並呈一信給蔣介石:

委員長鈞鑒:職於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茲謹將職東渡日記及在東京會談記錄與職個人觀感三項,分別呈閱。倘有可能以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贖職擅赴之罪於萬一。職高宗武謹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周佛海先把報告給汪,汪看到報告中提到日方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不禁大為吃驚。他立即將原件轉呈蔣介石。汪精衛對陶希聖說:「我單獨對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決不瞞過蔣先生。」高在信末說「或可贖職擅赴之罪於萬一」,可見他自知赴東京是擅自決定的行為,可能不獲蔣介石見諒。果然,蔣得悉高私訪東京,非常生氣,立刻停止高在香港活動的經費。這等於是撤銷高宗武在香港的任務。

  (三)在香港的活動

  周佛海命周隆庠轉達高宗武有關蔣介石的態度,並派梅思平前往香港接替高的工作。高雖然名義上跟國內斷絕了關係,實際上仍然不停地為和平運動奔走。從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九月四日,梅思平、高宗武跟西義顯、松本重治、犬養健等人會談了五次,其主題為撤兵與承認滿洲國兩個問題。

  十月二十四日,梅思平從香港回重慶,向汪精衛報告在港與日人談判的內容,包括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馬收拾局面」的意向,以及今後聯絡的方法。二十六日起,汪召集陳璧君、周佛海、陳公博、梅思平、陶希聖等人,在寓所討論對日和平活動和離開重慶另外組織新政府等問題。三十日,梅思平飛回香港,會同高宗武再去上海跟日本人作進一步的聯繫。

  (四)「重光堂協定」

  梅思平、高宗武分別於十一月十二、十三日抵達上海。十四日起,在上海虹口東體育會路七號(即所謂「重光堂」),與日方今井武夫,就梅思平帶來的中方最後定稿的和平基本條件展開會談。這個草案與八、九月間梅思平與松本重治等人在香港多次討論的內容差不多,但雙方就細節進行反覆研討、辯論。

  十五日,今井帶協定草案回東京彙報,陸軍省和參謀本部決定以這個協定作為推進日中和平運動的基礎,並指派影佐禎昭及今井武夫分別為陸軍省及參謀本部的代表,負責完成談判。

  十八日,影佐、今井返回上海。西義顯、伊藤芳男、犬養健同行。二十日起繼續談判,下午七時雙方簽署了「日華協定記錄」及「日華協定記錄諒解事項」兩份文件。另外一份「日華秘密協定記錄」則暫未簽字,但為保證實行的事項。這三份檔後來得到御前會議的通過,是決定日本以汪精衛為對手,支持組織「新中央政府」,形成日後日本軍方與汪組織談判密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基礎。他們四人還制定了一套汪精衛出國及近衛發表宣言的詳細計畫和日程。

  梅思平依照「重光堂」的約定,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密帶協定文件返回重慶,向汪精衛、周佛海彙報。汪精衛隨即召開會議詳細研究協定內容,及討論今後的行動步驟。十一月三十日,梅帶了汪精衛的答覆回到香港通知西義顯。日本方面隨即通知高宗武,表示日本政府對日華協定記錄無異議。

  汪系人馬於收到梅思平發自香港的隱語電報後,即分批到昆明會合。十九日下午三時許,汪精衛夫婦一行人同乘包機離開昆明,五時半降落安南河內機場。

  從以上這些活動可見,儘管高宗武在回憶錄中強調他自汪精衛到河內之後開始反對汪和日本人接觸,反對汪去上海,反對汪繼續談判,力勸汪放棄運動返回重慶向國人認錯……,但至少在上述階段,高不但是對日談判的參與者,而且是推動和平運動的先行者。

  附帶一提,高宗武在回憶錄中非常輕蔑伊藤芳男其人。事實上,董道寧和高宗武之能夠順利到東京,都是由伊藤安排及全程陪同;以後在香港的談判,乃至在上海簽訂「日華協定記錄」,伊藤都曾積極參與其事。他和高的關係必定非比尋常。據說高與松本重治、西義顯、伊藤芳男曾在香港結拜為把兄弟,高排名第四,取名「四郎」,伊藤是「三郎」,足見他們關係非比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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