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後記

 

一、脫離上海揭露密約

  (一)離滬前後

  一九四○年一月高宗武離滬赴港前後的經過,與另一當事人陶希聖二十多年後寫的雖然基本一致,然仍存在一些差異(如日期、船名、對談等)。後者或因年代久遠記憶模糊所致。現在乘此機會加以比較訂正,以下是高陶離滬前後細節的異同之處。

  陶希聖《潮流與點滴》: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一日,我抱病往愚園路,沿家拜年。璧君主張我在「要綱」上補簽。汪以為此刻不必勉強我補簽,要等我病癒再補。

  我到佛海住宅拜年,稍坐即告辭。出門時佛海說:「你要保重」。我嘆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時!」他說:「何必如此。」

  次日,宗武到環龍路來問病。他坐在我的臥榻旁邊。我告訴他說:「他們早已監視你,現在你有生命危險。」他說:「走了吧!」我們就脫險赴港之事,大略談了一下。他告辭而去。

  一月四日,我由住宅乘車到大馬路國泰飯店前門。我叫司機在門口稍候。我進了前門,直到後門,叫一輛街車,逕往黃浦灘碼頭,走上胡佛號總統輪。

  輪船開出了吳淞口,我才打了一通電報給冰如,說:「我已平安出海。」(《潮流與點滴•亂流》)

  高宗武《深入虎穴》:

  簽約的那天晚上[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去看陶希聖。他也住在法租界。雖然我明知要做什麼,我還是先問他:「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他反問我:「我們離開?」

  「那我們還等什麼?」

  「一月一號、三號和七號有船離開。我們搭哪一條?」

  原來他跟我一樣知道船期。……雖然我早已買好他和我的船票,我補充說:「等你決定好了,我去給你買船票。」

  陶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說過,政治是危險的。

  第二天,十二月三十一日,陶派他的女兒送來一封信,決定走。……

  一月三日上午十時,我離開家直接奔往柯立芝總統號。……(第四章)

  鑒於《深入虎穴》和《潮流與點滴》分別完稿於一九四四年及一九六二年,譯者傾向相信高的記憶較為正確。從以上看出:高探陶病是十二月三十日(不是陶記憶的一月二日);離開上海是一月三日(不是四日);船名是「柯立芝」(President Coolidge)總統號(不是「胡佛」總統號);陶曾派女兒送信給高表示願意一同出走,陶文則沒有提及。陶說的「國泰飯店」實乃「華懋飯店」之誤。

  另外,日本軍方把汪精衛一行人從河內載往上海的輪船,大多數中英文文獻都稱它為「北光丸」(Hokkô Maru),唯獨高宗武稱之為「北滿丸」(Hokuman Maru),高精通日文,應該不會錯,本文採用後者。

  (二)密約全文見報

  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報》首先以頭條新聞公布高宗武、陶希聖聯名致該報的信,及「日汪密約」條件全文及附件,重慶及大後方各大報紙均同步刊載頭條新聞及評論,一時轟動中外。香港《大公報》的頭條為:

    ((製圖)( 建議刊用圖片C05: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報刊載高宗武、陶希聖發表「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頭條新聞。

  香港《瑪勒西報》、《德臣西報》、《士茂西報》都競相以顯著標題處理這件大新聞,《士茂西報》形容它為「中國報學史上最轟動事件之一」,上海除親日報紙外,各大報如《申報》、《新聞報》、《中美日報》、英文《大陸報》、《上海泰晤士報》、《字林西報》及法、德、俄文報紙,紛紛以頭條報導。高陶致《大公報》信全文如下:

  記者足下:武聖一介書生,行能無似。然自束發受書,略聞愛國大義,認為國民報國,當不辭犧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國交失調以還,奔走國事,一秉此旨;抗戰既起,私念日方當不乏悔禍之識者,戰爭應終有結束之途徑,苟能貫澈抗戰目的,克保我主權與領土行政之完整,則曲徑直達,不妨殊途同歸,爰不顧外間毀譽,願奉微軀,以期自效。去年之夏,武承汪先生相約,同赴東京,即見彼國意見龐雜,軍閥恣橫,罕能望其覺悟。由日返滬以後,仍忍痛與聞敵汪雙方磋商之進行,以期從中補救於萬一,凡有要件,隨時記錄。十一月五日影佐禎昭在六三花園親交周佛海、梅思平及聖等以「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之件,當由汪先生提交其最高幹部會議,武亦與焉,益知其中條件之苛酷,不但甚於民國四年之二十一條者不止蓓蓰,即與所謂近衛聲明,亦復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國於附庸,制我國於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卻走。力爭不得,遂密為攝影存儲以觀其後。其間敵方武人,頤指氣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語,涕淚縱橫。汪先生迷途已深,竟亦遷就允諾,嗣於十二月三十日簽字,武、聖認為國家安亡生死之所關,未可再與含糊,乃攜各件乘間赴港。離滬時曾囑人通知日方,告以此種和平方案,為中華民國國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後即函電汪先生及其他各位,請其懸崖勒馬,勿再受日閥之欺騙與利用,以冀公私兩全。除將攝存及抄錄各件,送呈國民政府,茲送上「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暨附件之原文攝影整份(另附譯文)。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於日本者」之去文及同件日方覆文各一份,敬請貴報即予披露,俾世人皆周知,勿使真相長此掩沒,以至於不可挽救。更有須附陳者,「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附件二第二關於共同防衛原則之事項下共有七條,其第四第五條日文原件未列,此因當時該兩條原文,汪方認應修改,後由板垣臨時修正囑影佐口述與周隆庠君記錄,今照所記錄者在譯文內補正,特並陳明。區區之意,並不欲借此以求政府及國民之諒解,不過略表吾人主張和平之初衷耳。言不盡意,即頌撰祺。高宗武、陶希聖謹啟 民國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錄自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報)

  二十四日,蔣委員長發表兩篇文告。在《告全國軍民書》中,他指出:

  這幾個文件全國同胞批閱之後,對敵閥與汪逆的陰謀詭計,必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了。……所謂「善鄰友好」就是「日支合併」,所謂「共同防共」就是「永遠駐防」,所謂「經濟提攜」就是「經濟獨霸」……。這個敵偽協定,比之二十一條兇惡十倍,比之亡韓手段更加毒辣。我敢相信稍有血氣稍有靈性的黃帝子孫中華國民,讀了這一文件,一定髮指眥裂。……(摘錄自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四日重慶大公報)

  在《告友邦人士書》中,蔣委員長闡述日本企圖控制中國獨霸太平洋的野心,以及中國之抗戰與保衛世界和平及友邦安全之深切關係,他沉痛地呼籲友邦速予制裁日本停止侵略,而不應再旁觀中立。他說:

  中國深知日本軍人野心狂肆,故對於日本侵略,不惜一切犧牲,發動抗戰,以懲罰此擾亂世界和平之禍首。……中國自開始即深信,中國之抗戰直接保衛中國民族之自由獨立與生存,間接的在保護太平洋上各友邦之利益與其未來之安全……。今日本野心已顯露,至此各友邦之不宜再以旁觀或中立之名詞予野心者以放任,固彰彰明甚矣。……(摘錄自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四日重慶大公報)

二、「浙中健者」去國不歸

  (一)心灰意冷遠離政治

文字方塊: 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報》刊載高宗武、陶希聖致該報的信,及「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全文暨附件。
  高宗武毅然脫離汪偽,蔣委員長甚感欣慰,稱讚他為「浙中健者」。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高離開香港經歐洲轉往美國,離港前夕曾致駐美大使胡適一信(三月二十四日),說他「奉委座命來美暫住」,後來又從歐洲發一信(五月五日),說他化名「高其昌」,使用「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參事」頭銜的中國公務護照。他於五月二十日抵達紐約,旋即奔赴華盛頓。六月十四日,陳布雷電囑胡適大使「高君在美,奉諭請使館及領館多予照拂並維護。……」;兩年後(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陳布雷又電告胡大使國府已下令撤銷高宗武的通緝令,並說:「此事當局去秋即有意辦理,今始實現,可慰高君愛國之心,故電達轉告為幸。」委員長通過幕僚轉達對高宗武的關切與愛護之心,溢於言表。

  高在華盛頓住下後,初期尚時往中國駐美大使館走動,後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傅斯年在重慶聽聞此事,寫信向胡適抗議(八月十四日),大罵高宗武是「高賊」、「高丑」,高從此乃少去使館。嗣後幾年高曾給胡適寫過幾封信,字裡行間不掩對國事的關心與憂心,曾慨歎「中國今日(指一九四六年)的局面,似乎尚遠不及一九三七年,這勝利聲中的亡國現象,真的令我憂心如焚……。」一九四六年胡適離美返國後,高仍有信給他,至一九四八年年底為止。從此高和夫人在華府默默度日,不再過問政事,直到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四日逝世,享年八十八歲。他墓碑上的名字是「高其昌」(Chi Chang Kao)

  歷史學家唐德剛曾和高作過幾次深談,但每欲提問當年事,高都避而不答,守口如瓶。美國學者波義耳在他的書中說他曾當面訪問過高宗武。邦克也在他的書中說曾與高宗武有許多次對談(據唐德剛說,這本書的主要史料是根據他用英文寫的一百多頁高宗武訪問記)。同高一齊從上海逃出的陶希聖,在《潮流與點滴》一書中曾多次提到高宗武。《潮流與點滴》發表於一九六二年,那年高五十六歲。波義耳和邦克的書發表於一九七二年,當時高六十六歲。在那些歲月裡,高不可能沒看過這些和其他有關他的書或文章,然而他始終不發一言,從不為別人加諸他的種種說法作任何辯解,也從來不把他的嘔血力作《深入虎穴》公諸於世。這種不問世事的忍勁,人們不得不佩服,也深為惋惜。

  高定居美國後,陶留在香港辦《國際通訊》期刊。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陶於次年輾轉經韶關、桂林回歸重慶,重新加入抗戰陣營。世人不免疑問,蔣介石先譽之為「浙中健者」,復電胡適大使轉慰「愛國之心」的高宗武,為何不再為蔣所用,而任其一生漂泊海外?譯者倒覺得,並非蔣不用高,而是高不願再為蔣所用。一言以敝之,對政治心灰意冷也。蔣介石個性剛強,意志堅定,喜怒無常;汪精衛性情軟弱,優柔寡斷,感情用事。高宗武從政七年,在這兩位性格迥異的中國最高領導人手下當差,對年少氣盛、自視甚高的他,確實是莫大的性格考驗,試想那需要多大的勇氣和耐心?在蔣手下,他周旋於日本軍政人員之間,謹慎行事如履薄冰,除了使花招扮黑臉之外,必要時還得準備隨時背黑鍋,一旦做錯事,就得受嚴懲;在汪手下,則須以最大的耐心循循善誘,唯恐他意氣用事掉入敵方陷阱,無奈汪不聽他的苦口婆心,失望之餘,只有忍痛分手。想當年高在外交部,不到三十歲就蒙蔣、汪不次提拔,先畀以對日交涉重任,復派赴香港以非官方身分與日本人接觸(表面上是「非官方」,實際上人盡皆知他代表蔣介石)。然而不旋踵間,竟因私自去了一趟東京而被蔣下令停止工作,怎不為之痛心疾首,以致舊病復發咯血住院?其後,高追隨了汪,滿以為可對中日和平有所貢獻,殊不知,日方固然頤指氣使,條件苛刻不留餘地,而汪對高的事態分析和勸解則每每充耳不聞,即使事不可為至踏前一步即粉身碎骨的地步,也不知及時回頭跳出火坑。高是跳出火坑了,可是驀然回首,那與汪朝夕相處的十三個月,豈非一場嚇得冷汗淋漓的惡夢?

  (二)高、陶華盛頓重逢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高陶事件」發生二十七年之後,陶希聖由長子泰來陪同從歐洲飛抵華盛頓訪問。四日晚應高宗武夫婦邀約晚餐,飯畢同往胡適公子祖望家中談話。五日下午陶往高寓拜訪,高建議同遊頓巴敦橡樹園,乃相約乘巴士前往。頓巴敦橡樹園在市區中,鬧中取靜,園中有一房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中、美、英、蘇四國秘書長在此起草聯合國憲章的地方。這天下午,兩人漫步之餘,並坐於草坪邊的長椅上,緬懷當年驚濤駭浪的往事。陶希聖有這樣一段記憶:

  我在華盛頓,恰好是櫻花節的觀光時令。我若是稍為停留,就可看熱鬧。但是我瞻仰了林肯紀念堂,參觀了國會,瀏覽了美術館,總覺得凡爾蒙農場最令人感動,頓巴敦橡園最使我欣賞。

  美國的國父華盛頓總統在凡爾蒙山的故居及其墳墓,保持著農莊的本色,由此可以想見革命開國的艱難與革命領導者的真誠與樸實。

  頓巴敦橡園在市區中,鬧中取靜。有紛繁的櫻花林與迎春叢,紅黃相映。在幽靜中想見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中華民國參加聯合國組織之發起與憲章之起草,是何等偉大的魄力與深遠的志趣(《夏虫語冰錄•凡爾蒙農場與頓巴敦橡園》)

  高、陶二人當年由和平運動同志忽而成為脫逃日偽的患難之交,他們跟汪精衛的關係,也從親信始而以叛離終。他們離滬前內心的煎熬,與揭露密約後對汪氏個人的歉疚,可想而知。如今汪氏墓木已拱,中國抗戰終獲最後勝利,這兩位當年對世局之轉變作出貢獻的人物,於二十七年後在國外重逢,唏噓把晤、緬懷往事之餘,實有隔世相見的無限感慨。

文字方塊: 高宗武與陶希聖自一九四○年一月在香港別離後,於一九六七年四月五日在華盛頓重逢,並相偕同遊頓巴敦橡樹園。
  當年高、陶兩人雖然早已有離滬之決心,但在一九三九年底陶宅密會之前,私下並無溝通。事實上,高宗武早就有黃溯初、徐寄廎、徐采丞等人為他策劃出走。所以,高的「走了吧!」那句話,說得頗為胸有成竹(高宗武在回憶錄中則說這句話是陶先說的),兩人遂於極短時間內作出相偕潛離上海的決定。至於在香港聯名揭露密約一事,則是兩人在船上商議,到港後請示重慶才決定的。設若高保密到底,獨自先離上海,固然陶還是會在杜月笙手下的保護之下遲幾天到香港,但那以後的種種發展可能就大不一樣,至少這個戲劇性的事件就不能稱之為「高陶事件」了。

  高陶二人都主和,但都未投敵,於亂流中知所進退,雖有過失而無傷大節。技術官僚不懂政治,如高宗武(那時才三十出頭,實在太年輕),學者好奢談國事,如陶希聖(他八十歲還說:「讀書,作文,演講,開會,我的一生就是如此。」),他們兩人跌跌撞撞共同走過的這段歷史,其實也是關心國事的知識分子的一場悲劇。

  (三)一生唯一一次到臺灣

   一九七一年十月,高宗武在華府寫了一篇為萬墨林祝壽的文章,刊載於十一月份的臺北《自由談》雜誌,題為《壽萬墨林先生七十》,這可能是高去國之後唯一公開具名發表的文章,特別值得記載。文曰:

  民國二十七年與二十九年間,余奔走國事,常往返於上海香港兩埠,與杜月笙先生過從甚密。萬墨林先生之名,朋友閒談,道路傳聞,不絕於耳。其人其事,令人心折。在全民抗敵中,有此一位公而忘私,奮不顧身之幕後英雄,欽佩無已,惜無緣謀面,引以為憾。五十六年夏,余由美京華盛頓出發,作環球旅行,路過臺北,特託老友程滄波先生,預約墨林先生見面,以償夙願。當年七月十九日晚,在臺北楊管北先生公館,與墨林先生相見,同座者有蕭同玆、張明煒、陸京士、程滄波,南懷瑾、楊管北諸先生及楊夫人方菊仙女士。時隔四年有餘,當晚情形,如在目前,認為此行中最值得紀念之一日。而墨林先生昂藏樸莪,目光炯炯,一見即知其非常人也。

  墨林先生對國家、社會、朋友之鞠躬盡瘁,貢獻之大,舉國皆知,尤其在抗戰時期,被敵劫持,堅抗不屈,折暴敵、泣鬼神之大無畏精神,自將留芳百世,不容余之喋喋,而余之所以對墨林先生之名,歷三十年,隔千萬里而不忘懷者,實以其臨難不苟免,具人類無上之犧牲精神,表現我中華民族之至高道義,非心有定力,性具根基者,焉能臻此。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墨林先生兼有此三德,豈非我中華民族之出類拔萃者乎?數十年來,余歷觀中外,結客士林,益信若墨林先生者,誠不愧為我中華民族之大丈夫,玆值墨林先生七秩大慶,雲山萬里,敬以智仁勇三字為我中華大丈夫及其夫人壽。

  民國六十年十月五日華盛頓(《自由談•壽萬墨林先生七十》)

  從文中可以看出:一、高並未提及萬墨林當年營救出險的往事,且說「惜無緣謀面」,可見當年萬墨林在上海策劃營救高陶二人時,自己並未現身,這合乎情理;二、高曾於一九六七年夏(與陶希聖四月華府重逢之後)到過臺北,於友人邀宴席上見到時任國大代表的萬墨林。這是他去國二十七年後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回到祖國。那時先總統蔣公尚健在,不知他有沒有機會晉見當年對他十分信任的最高領袖?

  關於蔣公的態度有兩個傳說:一說是蔣不方便接見舊日常見的僚屬;另一說是蔣暨夫人曾經在士林以茶會招待過高。到底真相為何?高自己固不願對外透露,旁人只有揣測的份了。

  (四)高府史料應予公開

  近讀季蕉森先生著《憶高宗武伯伯》(臺北《傳記文學》第五百三十六期),敘述他在美國以晚輩的身分與高宗武夫婦相交數十年的往事,提供了許多高氏定居美國後的生活情形。他在文中提到以下幾點:

  一、高、陶當年之所以能安全離開上海到達香港,立即發表「汪日密約」,完全是依靠杜月笙先生的相助,否則非但事情辦不成,還有生命危險。萬墨林說過:「我奉到杜先生的命令,護送兩名重要人物,離滬赴港……」(《滬上往事•高陶事件舉世震驚》)

  二、高宗武夫婦剛到華盛頓時,把有限的錢存進銀行,想做股票投資的生意,胡適大使不贊成,但高還是決定做,結果胡拿出一筆錢給高,委託他投資股票,高就這樣開始走上謀生之道。一九六二年胡先生在臺北去世,高把這筆錢連本帶利結清,交給了胡夫人。這筆錢名為投資,實際上是胡的善意資助。然而,錢是胡出的,還是從重慶來的,大有挖掘真相的餘地。

  三、對於當年所經辦的對日外交,應不應當寫下來這個問題,高說:「我不打算寫,歷史有些地方也不可靠,不能全信;我如照實寫,要得罪許多人,不從實記述,又何必寫呢?」然而事實上他已經寫了。他又說:「有人寫文章說我去過重慶怎樣怎樣,其實我一輩子未去過重慶,有些人就是瞎寫,混飯吃,你說能相信嗎?」字裡行間,透著高不願與重慶有所瓜葛的情緒反應。

  四、一九八六年高給季蕉森的尊翁一信,說到五十二年前辦對日外交之「第一幕」。從此「所有對日交涉,幾全集弟一身,外交部長力求躲避,遇事總叫弟向蔣直接請示,因部長懼殺身之禍也,至為可歎,歷史不可靠,是非真難論,此弟之所以數十年來不願談政治也。」所謂「第一幕」,應是指一九三四年在北平與日本人談判關內外通郵事;外交部長乃張群(岳軍),見本文第一章類似的描述。

  五、高最敬佩的人有兩位:胡適和杜月笙。他說:「一九六七年夏,我去臺灣與蔣先生會晤時,曾專程去胡與杜兩位先生的墳墓上致敬行禮。」由此可見,高於去國二十七年之後回臺灣小作逗留,是得到蔣公允許的,或者根本是蔣召他回台見面的。所謂「蔣不方便接見舊日常見的僚屬」云云,當係傳聞失實。

  六、高宗武去世後,他的孫子高昕(目前在美國科技界工作)夫婦整理遺物,發現大量珍貴的史料,包括一九四○年至一九九四年的全部日記,以及生前與當年許多政要的書信來往及照片。除此之外,還有中文回憶錄《深入虎穴》與英文回憶錄Into the Tigers Den(斜體)。高昕告訴季蕉森:「爺爺著書,不僅得到當時駐美大使魏道明的鼓勵,而且也向蔣介石先生呈報。……同時張群、杜月笙都有信給爺爺……。由此可見,爺爺著書一事不是秘密,至少在當時駐美使館內部知者頗廣。」這個記載說明,高宗武不但保存回憶錄英文原稿的正本,而且還寫了一部中文回憶錄。這些日記、書信文件,以及中文回憶錄,都是寶貴豐富的史料,希望有一天能夠公開,供史家深入探討。

  經由季蕉森先生引介,譯者與高昕兄通信,承他回覆(二○○七年三月三日及四月十日)幾點說明:

  一、他及家人正在陸續整理爺爺的日記和書信,也在考慮找一個地方保存這些珍貴文件,供史學家使用。關於中文回憶錄原稿,其「內容較翻譯稿詳實豐富,更為生動,非英文稿可比。」據告,中文版即將在大陸出版。

  二、關於他爺爺的回憶錄之所以沒能出版,文件中都有詳細記載。「有關爺爺沒有回臺灣敘職是多方面的原因(在爺爺的日記和與朋友的通訊中都有記載)。……他本人對政治不再感興趣是最大的原因之一。」

  三、「爺爺和奶奶在回臺灣期間,爺爺有單獨和蔣介石先生,宋美齡夫人及蔣經國先生見面。只是不知為何爺爺在日記中沒有詳細記錄。但是爺爺在世時曾與我提及此事,印象中有說張群先生陪同。我們是在奶奶的日記中發現簡單描述以及保留下來的宋夫人的茶會邀請帖。由此可以推斷他們之間有些秘密不能外傳。」這說明高宗武夫婦在台期間,確曾蒙蔣公夫婦親自接見款待。

  四、關於一九六七年譯者先父希聖公與他爺爺的幾次會面,承查告:「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晚,爺爺在華府榮園飯店宴請令尊。飯後去胡祖望先生家,同行有錢思亮先生。第二天同遊敦巴頓橡園,並一起又在榮園吃晚飯。同年七月爺爺訪台,二十二日邵毓麟夫婦宴請,二十五日錢思亮家宴,令尊均在座作陪。」這些記載說明高、陶二人生前一直保持著良好的情誼。

三、關於河內刺殺行動

  結束本文之前,有必要再重提「河內刺殺事件」,因為它的發生動機與決策層次,在超過半世紀後的今天,仍然存在著疑點。這個事件的幕後主使者到底是誰,至今仍是個謎。高宗武當年認定那是日本人為分化蔣汪而使出的離間計,然而,四十多年後,這個判斷已被當年奉命執行暗殺的軍統特務出面證明不能成立。那麼是誰下的刺殺令?真的是蔣介石嗎?還是戴笠?或另有其人?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午夜,汪精衛在河內的住家突遭幾名槍手闖入,亂槍之下殺死汪的親信曾仲鳴,重傷曾夫人方君璧(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聲洞的胞妹)。這個刺殺事件引起汪派人士極度憤怒,對於汪精衛之決心進入日本佔領區,有著關鍵性的影響。

  當時的高宗武斷定那是日本人幹的分化伎倆。他認為「被殺死的是汪的秘書,這對蔣介石並不重要,卻對日本非常重要。……我深信曾仲鳴的被殺是日本特務所為。他們企圖讓汪相信背後兇手是蔣介石,從而離間汪、蔣,以誘使汪一頭栽入日本人的圈套。……」高宗武心態的逆轉也在於此。一九三九年二月東京之行與三月河內刺殺,使高宗武深深體會到日本人之不可信賴。從那時起,高開始力勸汪精衛停止與日本人繼續來往,尤其反對他投向敵人佔領的上海。而汪則認為那是重慶政府衝著他來的,尤其陳璧君更一口咬定是蔣介石幹的,兩人遂鐵了心隨日本人去了上海。

  河內刺殺事件發生之後,重慶方面始終不置一詞,亦不對汪組織的激烈質疑作任何反應(香港南華日報曾連寫七篇社論質問重慶為何出此下策)。直到四十多年後,才先由參與刺殺行動的特工人員王魯翹(六十年代台北市警察局長)透露此案內情,繼由當年的行動組長陳恭澍打破沉默,將此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在他的書《河內汪案始末》中作了交待。陳恭澍是戴笠的得力手下,王魯翹當年是戴笠的貼身警衛,他們率隊出動,當然是執行軍統任務。此案既已定論,卻留下究竟是誰下令刺殺汪和他的手下的疑團。譯者覺得不像是蔣委員長,因為不久之前蔣還「派中央執行委員谷正鼎前往河內面交中國護照,勸汪暫事外遊之後,再回來為國服務。」(《蔣總統祕錄第十一集頁二○三》)。在蔣勸汪遠赴歐洲,汪對近衛聲明失望而意志動搖之際,河內的槍聲實在嚮得太突兀,何況三個月前蔣未認真阻止汪離開昆明,三個月後又要置他於死地,也太不合情理。總之,用暴力對付汪,不但不能勸回,反而逼他投敵,這樣做,毋寧是一敗筆。至於後來傳聞有槍手投入了七十六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只好留待史家繼續發掘真相了。

四、致謝及聲明

  高宗武英文原著Into The Tigers Den(斜體)的打字副本現存於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感謝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博士的熱心協助,得以取得全稿複印本;感謝胡佛研究所同意譯者將全稿譯成中文發表。

  英文原稿中約有二百多個拉丁文拼音的日文姓名、地名、名詞,在查對相應漢字的過程中,曾經請教葉渭渠、唐月梅教授伉儷,林文月教授,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日文部石松久幸主任,東京友人加瀨谷清先生,及台北友人,承他(她)們熱心協助,遂得以一一比對、確認及還原,在此謹致萬分謝意;感謝資深翻譯家沈蘇儒先生梳理原文中若干長而艱澀的語句;感謝《傳記文學》編輯部的細心編校與訂正。沒有他們及其他友人的幫助,這部譯作不可能順利完成。感謝季蕉森與高昕兩位先生適時披露許多不為外界所知的祕辛,使我們對高宗武先生晚年的生活有較貼近事實的了解。

  本譯文如有錯誤或不妥之處,自當由譯者負責。

    陶琤 二○○七年四月於舊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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