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2008928

陶希圣外孙沈宁 写下家族悲喜沉浮

/中国日报

(长篇小说《刀口上的家族》,沈寧著,新星出版社,20085月版)

名门不是豪门,名门注重的是文化修养。从外公陶希圣身上,我更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文化修养的绵厚深远。不论涉足政坛多深,外公首先是个成功的学者,一个传统的文人

2008814日,这一天对我来说很特别——母亲离开我已整整30载了。

 

千禧年后的一个夏天,我回到了北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把精心制作的一张照片,贴在母亲的墓碑上。那张照片是我刚在台湾出版的一部书的封面,书名叫做《唢呐烟尘》,在大陆出版时改为《刀口上的家族》,是以母亲家族五十年经历为故事线索创作的长篇小说。

 

赫赫有名的陶家

 

中国历史悠久,许多家族都有上百代的记录。在我理解中,只有一个有名望的父亲,或者一个有名望的母亲,恐怕都很难说是名门

 

当年湖北黄冈有三个大家族,夏家、万家、陶家。夏家出过一个夏寿康,正直清廉,做过袁世凯的肃政史,就是监察院长,揭发贪污行为,枪决北京市长。万家出过一个万耀煌,蒋介石对井冈山红军发起过五次围剿,最后致使红军走上长征之路的一仗,就是万耀煌指挥的;西安事变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促成最终和平解决的,也是万耀煌。而夏万陶三大姓,自古联姻。我的外婆姓万,夏姓是她的娘家,万耀煌就是她的叔伯二哥。

 

至于陶家,不说五百年前,陶渊明后人从江西搬到湖北定居黄冈的古事,就近而言,我回故乡苍埠镇,看到文物局安在墙上的铜牌:陶炯照先生旧居——陶炯照就是我的曾外祖父。在1903年,清政府第一次举行经济特科考试时,陶炯照榜上有名。然而现在,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陶家,六十岁以下的中国人,真正了解的已经很少了。

 

我的外公是兄弟两个,长兄陶述曾先生,我们称为公公。他16岁偷跑离家,到武汉当兵,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学习建筑,与中国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茅以升是同学。抗日战争期间,美国飞虎队战机每天从他建造的机场起飞,他指导建造的机场,布满前线后方。黄河花园口决堤之后,众多欧美专家望而止步,是他领导成功堵口。1954年长江泛洪,是他领导保住武汉三镇。建造武汉长江大桥,他是副总指挥。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副省长。

 

但是他的弟弟,我的外公陶希圣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比他名气更大许多。中国近代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曾留有他不可磨灭的痕迹。

 

一步一步进入决策核心

 

外公出生于1899年,16岁跟随父亲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其间参加五四运动,初尝民主革命的壮烈。北大毕业之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与恽代英、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成为好友。五卅运动爆发,外公愤而著文,声讨英国军警滥杀无辜,被英国领馆点名告上法庭,幸亏王云五先生等援救,方得解脱。

 

但是上海不能再呆下去。当时正赶上北伐开始,外公冒死冲破军阀重围,赶到当时的北伐中心武汉。他接受校长蒋介石亲笔委任状,任黄浦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恽代英当时主持该校工作,郭沫若是外公的直接上司。

 

武汉军校一度与湖北农民运动讲习所合编独立师,由叶挺将军指挥,西进抵抗四川军阀杨森的进攻。外公也在其中,任军法处长。由于对一些具体做法有不同意见,在汪精卫发动马日事变之后,外公选择脱离共产党阵营,做了一位自由派学者。

 

外公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1931年他应聘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做教授,并任系主任,与胡适先生成为莫逆之交。他们一起编辑《独立评论》,经常纵论天下大事。一二·运动之后,外公与胡适先生连夜商量,经北大校长蒋梦麟支持,亲自跑到时任北平市长秦德纯处说情,安排宋哲元与北平学界面谈和解,把学生和教授们救出牢房。

 

七七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外公与千万学者一起,丢笔弃教,投身抗战队伍。他到庐山参加茶话会,商讨抗战方略。在那里,他受到汪精卫赏识,并第一次接受蒋介石召见。也是在那里,他见到了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林祖涵、秦邦宪。从此之后,外公置身政坛,再未能脱离,而且一步一步进入了决策核心。

 

在杜月笙帮助下,逃离汪伪集团

 

外公在抗战期间,最惊险的经历,也最为震撼中国历史的一幕,就是高陶事件。汪精卫脱离重庆,私去上海,与日军谈判。他当时的助手包括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还有外公。在谈判过程中,外公发现了日寇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决定脱离汪伪集团,回归抗战阵营。他秘密联系当时在上海的杜月笙,偷梁换柱,逃出上海,到达香港。日汪集团发觉外公潜逃,扣住还在读中学的母亲和两个舅舅,作为人质,逼迫外公回上海。

 

外公逃出上海时,与高宗武两人,偷出了几份最机密的日汪密约,准备公布于众。杜月笙便携带这些文件,飞赴重庆,请示蒋介石。当蒋介石获知外公的三个孩子被扣在上海,便命令杜月笙一定救出孩子们,才准予公布日汪密约。这件事在最近公布的蒋介石日记里也有记载。去年我到台北开会,碰上陈水扁拆除中正纪念堂,我急忙赶到,对母亲的救命恩人最后行礼。

 

杜月笙指派潜伏上海的万墨林先生,组织了数十名枪手,四处埋伏,轮番换车,把我母亲和两个舅舅从日汪警特的眼皮底下偷运出海,安全抵达香港,一家人终于团聚。而后,外公将日汪密约公布在香港《大公报》上,扫除了世人对日寇所存的最后一线幻想,坚定抗战意志。同时这些密约也震惊世界。

 

之后,外公返回重庆,官拜少将,成为委员长侍从室组长、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蒋介石唯一署名的著作《中国之命运》便是外公执笔完成的。那是194210月,蒋介石的文稿最初是《告全国国民书》,不过三万字,经多次修改与增订,最后扩至十多万字。外公嫡侄陶鼎来对此曾说过他个人的看法:蒋要他来写这本书,显然不仅仅是因为他会写文章,蒋下面会写文章的人很多。蒋要求伯父写,正是看中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上的研究成就,希望以此来补充蒋自己在理论上的不足。多年后,母亲给我们讲述当时写作此书的情况,仿佛仍能感到外公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心态。替天子立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抗战胜利,陈布雷去世,外公成为蒋介石文胆,所有蒋介石文稿全部由外公撰写,包括著名的元旦公告,宣布蒋介石下野。

 

听母亲说,那些年家里经常高朋满座,陈立夫、蒋纬国、万耀煌都是常客。母亲讲,他们每次在我家谈天,聊得晚了,外婆只是煮一锅汤面,或者炒两个鸡蛋而已。我的三舅曾偷开蒋纬国的车子,被宪兵队捉到,遣送回家。

 

19481225日,新华社发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陶希圣名列第41位。蒋介石战败以后,外公随之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68年,以《中央日报》董事长身份退休,1988年在台北逝世。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外公一生的所作所为,包括他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都被世人淡忘。

 

孤独而自尊的少年

 

许多人羡慕名门出身,却很少有人会晓得,名门的光环经常给子弟带来不幸。

 

我的母亲陶琴薰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父亲沈苏儒从事翻译工作。在外公离开大陆时,父母亲拒绝和他一同赴台。母亲曾陪外婆抵达香港,但最终毅然返回大陆。

 

1947年,我出生于南京。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听母亲说,那时衣食无忧,很快乐,有许多照片为证。但在我自己的记忆里,从懂事开始,就很孤独。

 

7岁那年,我随父母从上海搬家到北京。小学时候,虽然我不很清楚自己生于怎样一个家族,但总能隐约感觉到自家跟别人家的不同。

 

在我的家里,父母亲常常拉紧窗帘,播放着施特劳斯的唱片,翩翩起舞。家中书架上摆放的是《莎士比亚全集》、《基督山伯爵》、《呼啸山庄》和《简爱》。母亲爱讲她的大学毕业论文《苔丝姑娘》,还会背诵英文原作给我们听。父亲在家要我们背《唐诗三百首》。每次出游,全家都要换穿出客衣服。父亲要我们学习文化,也学习做人。

 

到了初中,我知道了自己头顶压着家族的大山,永远无法改变。我的外公陶希圣是蒋介石的文胆,毛泽东钦点的国民党大战犯;我的母亲是1957年划定的右派分子。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永远无法与周围的人群相融合。于是我接受事实,我忍受着孤独,度过冷淡的青春。

 

我难过吗?当然,十几岁的青年,渴望朋友,向往爱情,我却终日孑然一身,怎么会不难过。但有的时候,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又滋生着自尊,或者说是希望。

 

我的孤独,来自家族的阴影,我的自尊,也来自家族的声誉。我的母亲曾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在政治形势最残酷的时候,继续同台湾的外公通信。母亲常带我到前门邮局发信或寄包裹,那是当时北京唯一能对外发信之处;也因为周总理照应,大型歌舞音乐史诗《东方红》公演第一场,我们都进了人民大会堂;全运会开幕式,我们也能到场。

 

母亲的伯父陶述曾先生,我们称公公,曾任湖北省副省长兼水利厅厅长,经常到北京出差,每次都带我们到处玩,讲他和外公读北京大学时的趣闻,讲早年北京的故事。也因此,我小时候进过豪华饭店,吃过北京几乎所有的老字号,坐过当时北京所有型号的小轿车。

 

每年,我们全家都要到北京东总布胡同去几次,拜望二伯父沈钧儒先生。我小学六年级时,二伯父曾派他的吉姆大轿车,接奶奶去聊天,奶奶带了我去。那次,我饱览了二伯伯收集的石头,听他讲了许多好玩的事。1964年二伯伯逝世,在中山公园公祭,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彭真、陈毅、贺龙都来了。我是站在棺木前守灵的孩子之一。

 

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难忘的经历,能够让一个十岁男孩记忆一生。

 

未能继承北大出身的家族传统

 

到了文革,我这样的家庭,命运自然更惨。妹妹年幼,跟邻居小孩发生争吵,有些家长会站在院里,挥舞拳头高呼:打倒国民党!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几次抄家,家里的东西全被席卷一空。最后片纸无存,连《毛选》四卷英文版也被当外国书,撕了擦鞋底。

 

我到陕北插队,开始仗着身高体壮,卖力干活,和老乡们相处融洽。后来一天,村党支书从公社开会回来,说看了北京学生档案。我一听,头就轰一下木了。老乡不知道陶希圣是谁,支书自己也不知道,想了半天,说:就是跟胡宗南一伙的。陕北老乡都知道胡宗南,于是我就成了胡宗南匪帮。老乡对我另眼看待了,北京学生也都挪屁股,离我远着点。

 

1977年恢复高考,母亲说,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女不读大学,我和弟弟便都报了名。外公上世纪2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30年代任北大法学院教授。40年代初,母亲也在西南联大读书,所以我们兄弟都报了北大。

 

发榜一看,我所有的成绩都比北京大学录取线高出很多,弟弟的成绩更好。母亲高兴极了,以为我们兄弟会成北大校友,写信给外公,报告喜讯。可是,我们都落选了。还是因为家庭原因。母亲急得吐血。我们终究未能继承北大出身的家族传统。

 

1978年,母亲因患类风湿已至晚期,在北京逝世,年仅57岁。在海峡对岸听闻此消息的外公,潸然泪下。母亲的去世,成了外公晚年最不堪的痛。

 

1979年,父亲获得平反,从牢房里获释,任《今日中国》副总编辑。

 

名门不是豪门

 

1982年,我大学毕业,在陕西电视台工作一年半之后,自费到美国留学。在美国衣阿华大学研究院做助教,读东亚文化和大众传播两系。之后,我来到加利福尼亚旧金山任教,举家搬到美国西岸。教书3年,我拿到绿卡,开始学习美国商业管理,改行做公司。

 

外公知道我到了美国,他非常想念家人,亲自找蒋经国特批许可,让我去台湾看他。我没有去。上世纪80年代,老人家将近九十,还到美国来看我。他是想在我的身上追寻自己女儿的身影,安慰他无尽的思念。外公听我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非常喜欢。外公对北京很有感情,特别钟情这块土地。那一个月,我跟外公朝夕相处,听外公讲故事,学外公读书,看外公写字,陪外公走路,再次重温传统书香之家的生活情趣,可以说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光阴。

 

名门不是豪门,豪门崇拜的是富贵或者权力,现在有人喜欢自称贵族,说来说去,不过是比比谁阔而已。名门家族注重的是文化修养。从外公陶希圣身上,我更深地体会了这种文化修养的绵厚深远。不论在政坛涉足多深,外公首先是个成功的学者,一个传统的文人。他精通京剧,常得意洋洋对后辈们夸口:他听过谭鑫培的击鼓骂曹,请余叔岩吃过饭,跟程砚秋说过戏。外公也是书法的好手,他说那是苦练出来的,他读北京大学预科的时候,每天写一百个小楷。至于外公读书之多,范围之广,学问之深,集文史法政经于一身,那更是学界公认。

 

出身名门,可能会是一种压力,要继承名门家族的传统,更非易事,但这也会成为一种动力,推动后辈们努力,不辱没家族的名望。

沈宁简介:

美籍华人。蒋介石文胆陶希圣之外孙,民主人士沈钧儒之侄,著名翻译家沈苏儒之子。先后出版过《美国十五年》,《战争地带》等著作,被誉为目前为止美国新移民文学中表现美国社会最真实、最全面的力作。长篇小说有《百世门风》、《刀口上的家族》等。(来源:《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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