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陶希聖

陶希聖個子並不矮,但因身體單薄瘦弱,所以不顯高大。顴骨突出,額頭寬闊而且發亮,好像智慧和學問時時刻刻放射出來。他的眼睛不大,習慣性地有些瞇縫,連帶總在唇邊的微笑,顯得態度謙恭,可當他偶爾朝人一瞥,從眼角閃出的光芒,卻是明亮的,咄咄逼人。特別當他不滿意於什麼事情,直截了當注視對方的時候,目光就十分銳利。

雖然他二十幾歲就成為中國歷史和法律界名人,不足四十歲成為政界新星,但權勢和聲名,並沒有把他變成一個冷酷的政治機器。他保持著火熱心腸,是非分明,崇尚真理,嫉惡如仇,絕不為權勢或利益而出賣原則。因為他從小在一個尊崇儒家的書香世家長大,自四書五經開始受教,而後熟讀歷代儒學經典,鑄造了他思想情感的基礎。青年時期,經歷動盪的、五四運動、北伐戰爭,更陶冶了他為生民請命的靈魂。

他名匯曾,字希聖,生於光緒二十五年,公元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年。三歲時其父任職河南,搬到開封縣衙居住。五歲又搬往夏邑,開始啟蒙讀書。他不願讀《三字經》,又不能讀《四書》,所以除認幾個字,別的什麼也沒學。搬回開封,由父親執教,授《詩經》和《論語》,才開始正經讀書,也開始習字。父親是個好老師,他不只單單讓陶希聖認字背書,還給兒子講歷史故事,從中講述人生道理。特別是他調任新野,搬家路上一個月,古跡不斷,陶希聖幾乎從父親口裡,聽到從春秋至三國的大半歷史。

兒童的記憶大多從六七歲開始,人生意識也在那個時期形成。那幾年,陶希聖在河南幾處縣官衙門裡度過。半個世紀之後回憶,他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當時母親做縣太爺夫人,對監獄裡犯人的極度關懷。清代監獄,極端冷酷和悲慘。曾外祖母規定,縣獄中每日每餐飯粥,須先送上房由她親自看過,飯要新鮮,粥要濃厚,才許送到監獄中分給犯人們吃。如果飯粥不合規定,管監獄的官卒要受到嚴厲責罰。

一日三餐,天天如此,當然在年幼的陶希聖心裡烙上深深的印記。它的父母認為就算坐監獄,也還是人,應該受到基本的人的待遇。每次父親調任,獄中犯人們最感傷心,會痛哭失聲,跪在地上,望著知縣和夫人離去。那情景重複過三四次,每次都在陶希聖的心靈,造成巨大的震撼。

陶希聖沒有太多小學記憶,因為他九歲就跟隨兄長讀中學。他講起在新野的小學生活,只有一次開運動會,參加算學競走,學生比賽走二十碼到目的地,在黑板上做算術題,然後走回原地。小孩子都穿制服,是黑色的羽綾綢衣褲,胸前一排金色鈕扣,上面刻著龍徽。他穿了制服,晉見到會的南陽府知府,很覺驕傲。

那時的中學,教師和課程都很嚴格。國文分兩門,一是義,一是論。所謂義,就是經義,授《春秋》和《左傳》,取一句話加以解釋。陶希聖聽講左傳故事,喜極而手舞足蹈,其中經義卻一字不懂。有次老師出題元年春王正月義,兩小時交卷。同學一個個答完,陶希聖一字寫不出,最後教室裡只剩老師和他。陶希聖坐在凳上眼淚直流,還是寫不出。老師無法,只好走來,在紙上寫幾句,要他抄上試卷了事。二十年後陶希聖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講到元年春王正月,引經據典,講了兩個多小時。

所謂論,就是策論,對某事某人某語發表自己見解。陶希聖自認不喜歡發空論,也做不好起承轉合,論總寫不好。但寫史論,則是他的長項,因為他熟知戰國和秦漢史,每篇都可得九十分。有一次題目是《劉備不取荊州而取益州論》,陶希聖自信是自己拿手好戲,半個小時寫出一篇大論,把龐士元被射死在落鳳坡也寫上去。老師批改下來,把陶希聖好生訓斥一番。他從此曉得,做史論是嚴肅事情,須得小心謹慎,從正史中找資料,不能聽信演義小說。

全中學丁班年齡最小,陶希聖又是丁班最幼一個,代數課老師要學生上黑板演題,總第一個叫陶希聖,因為頭一題最容易,從來做不錯。英文課老師問題,也從易到難叫學生回答。但英文課座位按上學期考試成績排列,考得最好的坐最後座位,回答最難的題目。陶希聖每學期考優等第一名,永遠坐最後一個座位。一次他見最後一題很難,前面第三個座位同學缺席,偷偷坐到那座位上。老師叫到第三題,他站起回答。老師不准坐下,大加申斥:陶匯曾以為年紀小,自恃聰明,要是不痛改,將來要誤一生。陶希聖站在那裡,汗流浹背,不敢抬頭。那班只九個學生,他換座位,如何騙得過老師。從此陶希聖懂得不取巧,要下真功夫,學業方有大長進。

辛亥年後,陶希聖兄弟返回湖北黃岡故里,父母在倉埠鎮榨油街買下一所房屋,與後來大名鼎鼎的徐震旦將軍公館對門。倉埠鎮坐落武湖之濱,當時是方圓百里最大的集鎮,交通樞紐,商貿發達。據說太平天國造反,曾有大軍,經略鄂東,破了黃州府城,擊敗黃岡八團練,圍攻倉埠,打了四十餘日,終於攻不下來,反被倉埠團練擊敗而逃。那倉埠的寨門,長年擺著當時擊破長毛的巨炮數尊。

房子很講究,三進大院,畫棟雕梁,還有精工雕刻的木隔十六扇,清靜寬敞,優美雅致。陶希聖在這裡重修漢四史,每日寫小楷四百至一千字。後來他的兄長偷偷去武昌,參加反清起義的革命軍,陶希聖年紀太小,不能從軍,難過很久。民國元年,父親領陶希聖到武漢報考學堂,順便拜會湖北省民政長夏壽康先生,他是陶希聖的舅父,後來民國初年是大大有名的人物,我的又一祖輩。

陶希聖考中武昌博文書院,沒有去讀,而去了武昌英文館讀了一年多,然後按父親旨意,同兄長一起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學預科,那年陶希聖十六歲。預科之後,他進入北京大學法學院讀書。

北京冬天冷,下雪結冰。陶希聖租住一個很小的公寓房子,早上走路上學。風極大,有時頂風走不動,只好轉身退著走。他平時上學路上,在街角買一套燒餅果子,即燒餅夾油條,邊走邊吃。冬天風大走路吃不成,便掖在懷裡到教室才能吃。上課晚到了,也就沒有時間趁熱吃。當時教室設備不好,冬天墨水毛筆都凍住。教授要學生寫文章,寫不成,只好讓學生到教室前頭的大火爐邊烤墨水瓶,學生正好在爐邊取暖,陶希聖則吃起燒餅油條。

不過當時大學生生活很自在,很有文化情趣。學生們會聽戲,會下棋,懂品茶,懂字畫。大學期間,陶希聖最喜愛的名角是譚鑫培,因是湖北同鄉,又是京戲宗師,連滿清皇室都愛聽譚老闆唱戲,慈禧太后賞過他黃馬褂。

有天陶希聖跟同學去聽譚老闆告別戲院最後一場演出「擊鼓罵曹」。照說這樣一場戲,必會有很多達官貴人捧場,可那天奇怪,場子裡見不到一個。

譚老闆出台,正演到中間,有個人從邊幕出來,到譚老闆耳邊講了幾句話。那人走後,譚老闆停頓幾秒鐘,然後繼續唱。他站到台前,開始大罵。一口氣不停,激昂慷慨,比平時多罵幾十分鐘。他不停,鼓也不敢停地跟著譚老闆,不停地敲,胡琴也不停地拉。他加了一百多句唱詞,旁邊兩個角兒站著發愣,不知該怎麼辦。譚老闆罵夠了以後,發出一陣大笑,一轉身,下台走了。戲還沒完呢,也演不下去了。因為聽譚老闆多唱了許久,戲迷也沒不滿意。出戲園的時候,聽人說,竊國大盜袁世凱那天死了。半路上台的人,是告訴譚老闆這消息。所以譚老闆開口大罵一頓,是衝著袁世凱的,痛快極了。

陶希聖聽戲是行家,下棋就差多了。他下象棋,一被將軍,就免不了跟對方打架。下圍棋輸三四十目,看不出來,不致打架。後來自以為棋術高了,便到東安市場,找個茶館棋社,泡壺茶,大模大樣跟人布子走棋。過一陣,一人走來,站在旁邊看了片刻,搖幾下頭,長嘆一聲,揚長而去,大有孺子不可教也的模樣。陶希聖看在眼裡,從此再不敢到棋社去下棋。

陶讀大學三年級那年的過年前兩天,北京的報紙出了十七個題目,徵修訂民法的文章。陶希聖決定應徵,馬上起草。初稿完成,十萬字。大四同鄉黃先生也應徵,與他討論,看過陶希聖文章說:法學文章不可太長,要有條有理,簡潔扼要。別人說十句,你說一句。你說一句說不清,說十句還是說不清。陶希聖覺得有道理,就修改文章,縮成三萬字,每段加小注,說明引文來源。改好以後,用小楷抄清,釘成一冊,送到民法修訂館。那天是臘月二十九日,為了這篇文章,陶希聖誤了火車,所以沒有回家過年。

同公寓住的一位陝西楊同學,那年也沒回家,在住處煤球爐上燉了一鍋牛肉湯。他用漢中家鄉法子,把三斤牛肉放在砂鍋裡,加清水,不用鹽,從上午燉到夜間,牛肉爛熟,再加鹽。年夜飯時,他邀陶希聖一起,二人圍爐而坐,各用筷子在砂鍋挑肉,用湯匙在砂鍋喝湯,一直吃到天亮,很是過癮。

大年初一早上,陶希聖身上只剩一塊銀元和兩吊票子一張。公寓夥計來請安,那一塊銀元只好賞他。兩吊票不過值銅板二十枚,不好意思拿出手,只有自己留了過年。沒回家的幾個同學約好出東便門,逛東岳廟,大家身上都沒有錢,只好走路去,也算一樂。

陶希聖北京大學畢業後,到安慶法政大學做教師,月薪不高,過年回家時買許多土特產孝敬母親。到了家中,不能進自己屋看妻女,先直接到上房對母親跪拜請安,所帶衣箱一概交由母親查看。得母親許可起身後,須脫下外面棉袍,經家僕掛好,自己上下衣褲拍打一遍,表示未曾帶有任何一物,可以回自己屋;但仍不許閉門久坐,須先領女兒,在前後幾進院落走一圈,讓家族幾房兄弟姐妹家人都看清楚,自己兩袖清風,無一私藏,然後他才能夠回屋與妻子聚會。官宦家族的禮數規矩,繁瑣而嚴格,今人無法想像。

當陶希聖領了妻女,冒著正月的嚴寒離別故鄉,遷往上海,安頓自己的家以後,他們才獲得自由,但也付出慘重的代價。他們再沒有家鄉千頃良田的供應,也失去大冶源華煤礦的資產。這對二十歲的年輕夫妻背後,一無所有。而在他們面前,是一條荊棘密布的人生之路。他們唯一的求生之路,就是陶希聖手中的筆和腦中的學識。

他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做個小編輯,當時書館編譯所的編輯以學歷定待遇。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又在國內哪間大學做過教授,可任一個部的部長,月薪二百五十元。英國或美國其他名牌大學博士,沒有在國內做過教授,月薪二百元。日本帝國大學博士,沒有教過書,一百二十元;日本明治大學畢業的一百元。國內上海同濟大學或東吳大學畢業的九十元,北京大學畢業的六十元。

陶希聖在安慶法政大學做過一年教員,薪水比北大剛畢業的學生高一些,也不過每月八十元。一個同事周先生,到編譯所已經兩年,什麼也做不出來,只看看法文書信,每月拿二百元,只因他從法國留學回來。陶希聖沒有出過洋,薪水低得多,可他一個月打夜工,能夠編出一部書來。生活是不公平的,可是沒有理由抱怨,只有咬緊牙關奮鬥,披荊斬棘向前走。

那是一段清苦的歲月,陶希聖每天晚上加兩小時班,好多拿些錢養家。年輕的陶太太每日在家縫補洗衣,幾個孩子從小到大,沒有穿過外面買的衣服,裡外都是陶太太手縫。陶希聖在家,每夜伴燈,或讀書或寫作,至午夜而不熄,為長學問,也為拿稿費。陶太太為省下一文銅板,寒冬臘月跑遠路買柴,兩個兒女已經凍僵,氣息幾無。

陶希聖一年到頭,永遠一件褪了色的長袍,外套一件兩袖油光的馬褂,上班如此,見人亦如此,幸好上海沒有親友,用不著應酬,也無所謂,陶希聖不在乎身外之物。直到上海學界、書界都熟知陶希聖大名,他領全家到南京路,書店門口掛大招牌賣陶希聖的書,卻把陶太太當傭人,叫娘姨,還把陶希聖當做討飯,趕出書店。熟人遇到他也都掉頭跑掉,不願讓人看出與陶希聖相識,足知其看去如何的落魄和窮困。

陶太太看不下去,東一個銅板西一個銅板,積攢出十二塊大洋,要陶希聖去買一件長袍衣料回來,她自己縫製。陶希聖到大馬路綢緞庄,要買線春,店員見他身上舊袍,認為他買不起線春,要他去買便宜的洋布。其實陶希聖口袋裡大洋,足夠買兩件長袍的線春,他嚥不下那口氣,揚長而去,到隔壁書店買了十二塊大洋的書,回家把陶太太氣得出不來氣。陶希聖只好照舊穿他的破長袍。正是那些書,每天給家裡的桌上擺出飯菜來,讓一家大小能穿上衣服,也把陶希聖推上社會潮流的浪尖,顯示驚人的才華。

五卅慘案發生第二天,上海商務印書館和文學研究會,邀請陶希聖從法理方面對慘案發表評論,抨擊英國巡捕行為違法,分別在商務《東方雜誌》和鄭振鐸《公理報》上發表,引起上海各界極大轟動,市民工人都覺得出了氣,長了志,奔走相告。英國領事暴跳如雷,到上海法院,控告陶希聖有辱大英帝國尊嚴。官司打了許久,一個中國書館的小編輯,面對大英帝國領事館官員,一點不低頭,在中國歷史上很少見到,可稱是五卅運動的一道閃光吧。

不管後世人是否願意記得五卅運動有過這麼一幕,幾篇評論和一場官司,卻使陶希聖一夜間成了上海名人,成為英勇和正義的代言人。從此上海名流的聯合宣言,都有陶希聖的名字在裡面,許多社會組織也都聘陶希聖做他們的法務顧問。一九二七年北伐戰爭爆發,陶希聖受聘為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兼軍法處處長。武漢北伐軍校,設於原來張之洞創辦的兩湖書院舊址,陶希聖的父親曾在那裡修四史。故地重遊,江山已非,不知引起陶希聖多少懷古幽思。

雖然授銜中校、穿軍裝、打綁腿,陶希聖從來沒掛過一天軍刀、佩過一天手槍。他從軍的整個期間,只上過一次前線。一九二七年五月,北伐軍唐生智將軍領軍北上,繼續討伐北洋軍閥殘部。武漢兵力薄弱,駐紮宜昌和沙市的夏斗寅部隊,宣布背後受楊森川軍攻擊,撤退東進,移師武漢。夏斗寅軍的先頭部隊,是萬耀煌將軍指揮的一個師,戰鬥力很強,迅速進占紙坊,離武漢不足四十里。(八之五)(沈寧)

武漢北伐軍政府下令,將惲代英領導的武漢軍政學校師生,與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師生,合併為中央獨立師,侯連瀛任師長,楊樹松任副師長,與葉挺率領的十一師會合,由武昌出發,西往迎戰萬耀煌部。陶希聖也入編,隨著武漢軍校隊伍,奔赴前線打仗。

萬耀煌將軍是陶太太的二哥,從小讀軍校,一直讀到陸軍大學畢業,論打仗是很有一套,武漢軍校的一班文人墨客和講習所一批農民之眾,哪裡是他的對手。所以陶希聖隨軍出發,陶太太也早交代,如果軍校打敗,乖乖舉手投降,叫夏軍捉去,只說是萬師長的親戚,見了二哥一定有救,說不定二哥還會留陶希聖在帳下做個文書,與在北伐軍校裡做教官還不是一樣。

陶希聖走後多日不得音訊,又見前線一批一批送回傷兵,陶太太在武漢心急如焚。她便跑到漢口萬家親戚的宅子去打聽,她大嫂二嫂還有幾個妹妹,都在一起,招待陶太太,安慰她莫急,笑著講:我們在外面是敵人,在家裡還是親人。可不是麼?就算武樵公(萬耀煌)打進武漢來,還不是會保護自己的家人,難道只因為政治理想不一樣,人情也可以剿滅,變成六親不認的畜生麼?人如果能夠拋棄政治紛爭,那會多麼的親熱,多麼好呵!

結果空急一場,陶希聖上前線,一槍沒放就回來了。夏斗寅為保存實力,並不想真打仗,一見武漢出兵,就把武樵公部隊撤走了。陶希聖沒有見到夏軍的面,卻險些被農運領袖捉起來殺頭。他隨軍西進,沿途繼續參加當地革命運動。在咸寧縣,碰見開農民大會,農會書記報告會前槍斃五個農會叛徒。那五個窮困鄉民不過是先參加農會,後來不想幹了,農會就把他們捉起來,槍斃示眾。農會書記說,每次開農民大會,都要槍斃叛徒。

陶希聖聽後大發雷霆,禁止農會書記隨便槍斃農民,還警告那書記,如果得知他還敢槍斃農民,就把他抓起來槍斃。農會書記大吃一驚,匆匆趕到武漢,報告農運領袖。不過幾天,武漢政府就把陶希聖五花大綁捉走。幸虧當時陳獨秀先生的主張仍然主控局面,陶希聖總算留下一條性命。陶希聖因此對陳獨秀先生終生感激,多年後獨秀先生遭同志出賣,被捕入獄,陶希聖曾悲憤欲絕。獨秀先生出獄,在武漢期間,也由陶希聖照料。

這些經歷,澆滅了陶希聖的革命激情,上海四一二和武漢七一五政變之後,陶希聖脫離軍校,既不從汪精衛,也不隨惲代英,遠離政治,獨自回到上海,專心研究中國社會史,希望弄清楚民族本性,找到一條真正的救國救民之路。(沈寧)

出於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挖掘和分析,陶希聖的獨特見解引起中國學界的好奇,繼而開始發生一場大爭論。特別上海左翼文化界和左派學界,對陶希聖發動猛烈攻擊,從史學或社會學理論,發展到政治甚至人身攻擊,大有一棒子將陶希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腳,要他永世不得翻身之勢。但左翼文人舖天蓋地的謾罵,倒把陶希聖抬高起來,成為中國社會史學界的頂尖人物。南京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先生聘請陶希聖做教授,一學期後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先生,又聘陶希聖做北京大學教授。

除在北京大學教書,陶希聖還在北師大、燕京大學、中國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大學等處兼課,三年之內編輯出版《中國政治思想史》四卷,七十餘萬字。還創辦經濟史學雜誌《食貨》,精於學問,獨樹一幟,乃至後來中國史界和經濟界有了一個食貨學派。同時他與胡適先生一起,主編《獨立評論》,胡適先生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文學院院長。教授編刊外,陶希聖還經常外出演講,濟南、青島、太原、汾陽、泰山、武昌、開封、天津、南京,有時一天開講四五場之多,最後講出怔忡症,心跳急速,兩眼發直,多虧北平名醫林葆駱先生治好。

這些之外,陶希聖仍然繼續中國社會史大論戰,在上海、北平、天津各地報刊發表文章,曾有一口氣寫作發表四十篇文章的紀錄,一時天下聞名,日本學界驚呼陶希聖時代到來。此一爭論的結束,是因為延安特派一個大員,名叫凱豐,到北平約見陶希聖,說明延安已決定服從國民政府領導,放棄內戰政策,參加抗日戰爭,請陶希聖停止社會史論戰。此番談話後,一夜間,再無左派發文章罵陶希聖。雖然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問題的爭議並沒有解決,但讀不到責罵,總還是讓人覺得心安。來而不往非禮也,陶希聖便也停止爭論。

一九三五年北平發生一二九學生運動,本來當時駐紮北平的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提出冀察自治的主張,北京大學諸教授,包括胡適、傅斯年、陶希聖等,已經準備聯合反對。不料第二天發生一二九學生遊行,宋哲元下令逮捕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大學等三名教授和三十多個學生,而且軍警開進北平各大學,進行大規模搜捕行動。

聽到這消息,陶希聖馬上寫信給當時北京大學蔣夢麟校長,提議校方出面與二十九軍調解。隨後陶希聖專訪胡適先生,討論解救被捕師生之事。當年五四運動學生被捕,蔡元培校長以救學生為己任。現在陶希聖自己的學生被捕,他也絕不坐視不理。胡適先生與陶希聖商討了一夜,第二日陶希聖前往北京市政府面見秦德純市長,提出和解建議,包括釋放教授和學生,停止校園搜捕,學校與二十九軍將領見面商議等。秦市長接受建議,提交宋哲元軍長。第二天軍警撤離北平各大學,被捕教授學生獲釋,一場大危機才算化解。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在北平做大學教授,是體面又舒適的事情。當時流行一句話:做法官到杭州去做,做教授到北京去做。北平與上海有所不同,歷來尊重文化和歷史,所以大學教授在北平很受尊敬,社會地位很高。琉璃廠的書店,定期往各大學教授家裡送書,請教授老爺們坐在家裡挑選,不必傷神費時跑路。而且買書不用當時付錢,只管留下使用,過兩三個月,到個什麼節令才送來帳單。北平各處比較好的餐廳飯莊,有大學教授喜歡,經常光臨,就會特設某某教授專座,隨到隨坐,清靜典雅,甚至有該教授的專門菜單,都是他喜愛的菜餚。那時候北平各國立大學教授,真有那份學問資格,受得起社會的尊敬,也有那份收入,擔得起那份富貴。

不管當時國家面臨多大困難,各國立大學的經費一定有保證,大學教授薪水從來不拖欠,而且資歷稍高的教授,薪金相當優厚。所以北平一般大學教授,都可以住兩三進的大院,至少有上房五間,加兩側廂房,一客廳,還有兩三間下房。窗明几淨,樹綠花香,除學校授課外,大部分時間可在家裡讀書寫作。家中傭人兩三個,還有包月洋車出門代步,生活相當舒適。陶希聖是其中一個,在北京大學做教授,月薪四百大洋,在其他幾間大學每兼一課月薪一百大洋,再加書文稿費,每月都有千元以上進項,錢是夠用。在北平做教授,就是平生最得意的事情,如果不發生意外,陶希聖可以舒舒服服過日子,快快樂樂讀史覽冊,滿滿足足著書立說,成就一個大學問家。

盧溝橋一聲炮響,碎了陶希聖飲茶讀書的美夢。中國傳統讀書人,可能存有各種各樣的糊塗和毛病,但有一條基本古訓卻不會忘記: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蔣介石和汪精衛在廬山召開抗日戰略會議,邀請全國知識界名人會商救國大計。東南西北的讀書人聞訊而往,毫無猶豫,拋棄自己豐厚的薪資、豪華的家宅、舒適的生活、優越的地位、穩定的教職,奔去廬山給政府出謀劃策,投身救國戰爭。那年陶希聖還不足四十歲。

北京各大學受邀往廬山開會的教授,有蔣夢麟先生、張伯苓先生、梅貽琦先生、胡適先生、傅斯年先生、羅文幹先生。還有蔣百里先生、黃炎培先生、沈鈞儒先生、梁漱溟先生、晏陽初先生、張君萬力先生、曾琦先生、陳啟天先生等,也在那個廬山會上。陶希聖還在期間會見延安派往的代表周恩來、林祖涵、秦邦憲三先生。

從此陶希聖再沒有機會重返安靜的校園,做他一生最熱愛的學術,過他舒適富貴的生活。其後五十年,他捲入政治生活,千般火烤,萬端油煎,歷盡人間所有艱難困苦,平生榮辱皆拋腦後,幾度生死繫於一線,拋妻別子,死中逃生,忍辱負重,遍體鱗傷,所為何來?陶希聖是現代中國讀書人的典型。他自己總結:書生論政,論政猶是書生。

陶希聖於一九八八年逝世,享年九十歲。

原载美洲世界日报2004.12.03~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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