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的历史与解读 

/李 杨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陶希圣历史档案、蒋介石日记以及相关的中共党史文献等,详细地考察陶希圣、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写就及出版前后的心路历程,本着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态度,尽可能客观地解读和回答这几个问题:一、该书由陶希圣代笔说法是否准确?二、蒋介石推出这本书的主要动机是什么?三、中共为什么说该书是蒋介石欲挑起新内战的宣言书和动员令?四、围绕《中国之命运》一书争论的背后,国共两党领袖交锋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提出问题

 

长期以来,大陆史学界对1943年出版的、当年影响极大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有如下定论:一、该书由陶希圣代笔完成;二、蒋介石之所以要陶希圣代写这本书,主要是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作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是蒋介石欲挑起新内战的宣言书和动员令。三、在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下,中共揭露和批判这本书的“反动性质”,最终粉粹了国民党的“反共进攻”。[1]

在审视以上结论的推导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些结论有些似是而非,背后的许多历史事件被简单化了,多数研究成果往往沿袭以往“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话语,未能深入讨论当年处于国内外政治风云中的蒋介石以及陶希圣的思想、心路变化过程,以及与此纠葛不清、错综复杂的国共两党之纷争等多方面的情势。也许,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惟达至结果的过程,更值得我们探究。

本文主要通过陶希圣这位当事人的档案记录、蒋介石日记以及相关的中共党史文献等,在历史大背景下系统地梳理陶希圣以及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思想言论,考察陶希圣、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写就及出版前后的心路历程,尽可能客观地解读这段众说纷纭的历史,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一、该书由陶希圣代笔说法是否准确?二、蒋介石推出这本书的主要动机是什么?三、《中国之命运》被视为“反共宣战书”是如何提出的?为何说它是“反共宣战书”?四、围绕《中国之命运》一书争论背后,国共两党领袖交锋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弄清历史事实真相,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笔者惟有尽量避免“以靴戴帽”式的以论带史研究方法,本着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态度,尽量在历史细节上下功夫,努力重现那段异常丰富而又错综复杂的人物活动和历史场景,期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陶希圣代书《中国之命运》”说法不准确

 

在史学界,人们一提起《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就有是由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前北大教授陶希圣捉刀代笔的定论。

专门考证过蒋氏王朝的李敖就说过:“所谓蒋介石‘可以说是著述等身',其实都是他的文学侍从们捉刀的。蒋的文学侍从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陈布雷,一个是陶希圣……蒋介石每写专书,就有文学侍从代笔。”[2]台湾学人如此说。

在大陆,或者说在中共历史上,最早将《中国之命运》一书和陶希圣名字联在一起批判的是毛泽东。194372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共第一篇批判《中国之命运》文章,这篇署名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文章开首一段,是毛泽东亲笔所加,毛泽东写道: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3]

 

毛泽东一开始便点出陶希圣和《中国之命运》相关联一事,再以陶希圣曾经跟随过汪精卫的身份来贬低《中国之命运》。这种毛泽东笔法,颇为犀利。中共批判最得力者陈伯达说:“在蒋介石出版了实际由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后不久,延安也有了这本书。”[4]此后,在中共党史的叙述中,陶希圣代笔《中国之命运》遂成定论。

一般说来,领袖人物的著述或多或少由御用文人代笔是常见之事,毛泽东后来针对《中国之命运》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一文,大部分也由政治秘书陈伯达执笔。[5]笔者认为“陶希圣代笔《中国之命运》”说法之所以不准确,是因为该书的撰写过程中,蒋介石的参与程度被世人大大忽略,这是因为:一,《中国之命运》撰写内情鲜为人知。二,蒋介石当时仍是国民政府领袖,中共的批判锋芒大都指向陶希圣,后人也就将论就论地沿用下来。

下面,笔者按照当事人陶希圣的回忆,并参照相关的历史文档和蒋介石日记,尽可能将当年的细节疏理还原:

 

19421010日双十节庆典后,蒋介石决意出版一本著述,指定陶希圣担任搜辑资料,整理文稿的工作。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组长的陶希圣说:“十月十日,蒋委员长于重庆夫子祠庆祝国庆会场宣布英美放弃在华的不平等条约,并发表文告。会后委员长找我去,要我写本书……我就接了下来。”[6]

11月,陶希圣按蒋介石口授内容整理了近3万字初稿交了上去。接着,“蒋委员长为了草拟与修改文稿,在黄山潜心工作将近五十天之久”,[7]蒋介石在黄山官邸每修改书稿一遍,就传陶希圣前来取回整理和校定,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次年1月。陶希圣对这段频频来回往返的苦差事的每个细节记忆犹新:

 

委员长到黄山,我就到南岸南方印书馆去等,那儿有军用电话可通。忽一个电话来,说稿子来了,要我到差船码头去等。我就去了。……有一次我到码头对管理员说:“我是侍从室第五组组长,有公事要过江。”他看着我,不认识。当时船在对岸,他就打电话过江,说:“有一位组长要差船,开过来。”后来,我又去了,他就打电话说:“上次来的那个组长又来了。”我心想,这话可不太好,你这个组长怎么用差船呢?这一天,我在南岸,黄山来电话,通知我先到差船码头等,公文立刻送下来。我到码头后,不与管理员说,就坐在那儿等。一会儿,黄山下来一辆摩托车,来人下车向我敬礼,并将公文双手送给我,那管理员见了马上打电话,说:“开船了,开船了!”这次实在痛快极了。……有时刚回住处,又来一通电话要我再去。[8]

 

有人说蒋介石为一介武夫,不善笔墨,这是以讹传讹。蒋介石是个一生勤奋好读书之人,“一二·八”之后,蒋介石常在日记里感叹知识不够,所读书从以往的儒家经典、兵书为主,扩展到法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拿破仑传、俾斯麦传以及管子等书籍,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据蒋介石研究专家杨天石所说,在重庆大轰炸期间,蒋介石依然在防空洞里专心读书。不仅如此,蒋介石还一向欣赏自己的文笔,喜改他人文稿甚至代笔。如当年龙云指责汪精卫叛国投敌,劝汪“立下英断,绝对与敌人断绝往来”一函,就是蒋介石代龙云起草。而吴稚晖《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一文实为吴稚晖和蒋介石的共同作品,蒋介石在1939411日的日记写道:“上午,手拟驳斥汪文,修改稚老最后一段”,“甚感痛快,因之心神兴奋,几不成寐。”[9]

同样,蒋介石在曾补修改《中国之命运》文稿时也有类似的得意心情:“本日增补文稿指斥共产党为变相军阀与新式封建一段时,诚精思入神。此文如非自撰,恐任何人不能深入此境也。[10]当年从军的黄仁宇说,蒋介石为“表示文责自负,数月之后他再写出:‘《中国之命运》出版以来,最反响者一为英国,一为中共。此乃预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有如此之大也。’”[11]

陶希圣说:(蒋)“在黄山官邸,以四十多天的工夫,再三再四改稿,每一章每一节的命意与行文,经过七八次乃至十余次的修订与增删,方才定稿。”[12]直到一天晚上,“委员长问我说:‘现在可以不改了吧!’我心想,这下可好,回说:‘大概可以不改了。’委员长遂交代我定稿。”此时,陶希圣草就的不到3万字初稿,“经过了蒋委员长将近二十次修改之后,全稿已在十万字以上”。全书修订后,书名请沈尹默先生题,“蒋中正”三个字则请蒋介石本人写。[13]

从上文可以看出,《中国之命运》一书,陶希圣根据蒋介石口述内容起草的篇幅占不到全书三分之一,蒋介石修改、增补部分占三分之二有多。当年陶希圣自己也如此陈述:他只负责《中国之命运》的中文原稿的整理、校订,及排印、校对工作。[14]这些工作属于辅助性质。

《中国之命运》一书体现了蒋介石的政治和哲学思想,为此感到满意甚至自豪,多次表示对全书内容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当书稿分发国民党中央及政府高层人士研讨并签注意见时,蒋介石面对100多份反馈意见书的态度是:枝节可改、核心部分不可更改。对此,负责收辑意见的陶希圣说:

 

二百册分发出去后,共收回百余份意见,批评最多的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弊病。如王宠惠表示中国正与英美并肩作战,不宜于此刻批评不平等条约。……委员长说:“你们留学英美的,只晓得不能批评英美,但是如果不说出不平等条约的弊病,那我们打了几年仗才得的结果,岂有价值可言?同时也显不出撤废不平等条约的好处。”他们就不好再讲了。[15]

 

还有反对说:

 

《中国之命运》这一书名宜加修改。若改为《中国之前途》,或较为妥切。委员长认为这一书名唯一的根据就是国父所说“国家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这句话就是全书的宗旨所在。如其改变,将使全书的宗旨不明了。

 

另一条争议颇多并要求删改的是:

 

蒋委员长是国家的领袖,不必自居于一党的领袖。所以第七章(关于中国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一章)应该删除。但是蒋委员长认为中国国民党乃是革命建国的党。没有中国国民党,即没有国民革命。没有国民革命,亦即没有当前的抗战与战后的建国事业。倘如中国国民党被挖空了,那就是国民革命失其依托,而国家亦唯有任人宰割之一条路了。[16]

 

对这类批评意见,蒋介石完全是一种不容置喙的态度。

《中国之命运》出版后,蒋介石在一次约集国民党负责人士的会餐上,有人提出:“《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外间颇有批评。”蒋介石答道:“我发表了一本书,当然引起人们的批评。如果出书之后,没有反响,那书就失败了。”[17]蒋介石对书所持观点,仍然坚定不移,就连外国友人提意见,蒋的态度也如此。传教士毕范宇向蒋介石建议删去第七章。他说:“外国友人都是希望委员长做全国的领袖,不做一党的领袖。”坚持党国不分的蒋介石答道:“没有国民党领导的革命抗战,就没有中华民国的国家”,[18]坚持不作改动。

因这本书,陶希圣没少遭攻击。刚从德国回来的蒋纬国听到传言纷纷,气冲冲地赶来侍从室找陶希圣挑剔毛病,陶希圣只好将原稿拿出来对他说:“全部初稿完全经委员长改写,不见我的笔迹。”蒋纬国审视一遍方才罢休。[19]陶希圣心中百般滋味可想而知,他虽然没说什么,但他的长子陶泰来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委员长行伍出身,众所周知,故对其著述之事,咸表怀疑。实则此书之材料和意见,均出于其本人,父亲不过执笔编排而已。谣传纷纷,均谓非其所著,冤哉。”因此,当书准备正式出版时,陶希圣遂向蒋介石建议:“此书出版后,立即由中央通讯社发布新闻,述蒋委员长以四十多天的努力,撰述此书之经过。”蒋介石不同意,陶只好作罢。[20]

当然,蒋介石之所以找陶希圣而不是陈布雷起草这本著述自有他的考虑,陶希圣嫡侄陶鼎来就说过:“蒋要他来写这本书,显然不是仅仅因为他会写文章,蒋下面会写文章的人很多。蒋要求于他,正是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上的研究成就,来补充蒋自己在理论上的不足。这是除陶希圣外,任何别人都做不到的。”[21]

只是陶希圣能有多大的发挥余地还不好说。从书的撰写过程看,陶希圣基本是按蒋介石的思路起草、整理和校对,整本书体现了蒋介石的思想。尽管陶希圣还说不上仅在蒋的思想框架内寻章摘句,但确实难有大的发挥空间。因此,这本党化著作与陶希圣以往开风气之先的经济社会史著述不同,了无气象之新,无论是在政治学或是历史学,均无出色表现,它既像史论,又掺杂了一些哲学思想,正如费正清所言:“蒋介石的思想是来自许多方面的大混合:曾国藩为人处世应以道德目的来衡量的见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从日本、俄国、美国以及轴心国家方面来的影响,都被放进他那保守的民族主义框架之内。”[22]

张治中的这段评论比较中肯:“一般人认为此书充分流露钧座保守思想之所在,而钧座注意当时对国民教育之意义,未注意其可能引起之政治影响。”[23]思想驳杂而又含有强烈的排外性的农民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之命运》并没有受到当时的知识阶层重视。教授出身的陶希圣也深明这点,私下与友人说过:“明知有伤手之虞,亦唯有尽心悉力捉刀以为之。”[24]这也是政治乱世文人从政的不得已。

尽管如此,《中国之命运》还是被国民党认为是继孙中山三民主义以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是蒋介石政治哲学思想的一次系统阐述。虽然当时严重缺纸,但这本书第一次就印了20万本,至5月,已行销130万册以上,正中书局印了130版来供应市场的需要,到年底更是重印了200多次。《中国之命运》在学校和大学里很快就成了一本必读之书,全体军官、公务员以及中央政治训练学院的学生和国民党青年团成员都必须读这本书。

 

综上所述,陶希圣对该书的起草和校定、整理起了重要作用,是部分书稿的起草者;在书的立意和观点上,蒋介石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内容上,蒋介石的增订、补充部分,远远超过初稿篇幅。在时间上,蒋介石花费的时间并不比陶少。说陶希圣代书《中国之命运》的观点至少是简单化,甚至是不准确的,如同我们说陈伯达代书《论联合政府》一样不妥。

 

二、蒋介石推出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

 

关于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的动机,大陆学者几乎众口一词:是“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作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何以出现这个定论?笔者放下一节解答,我们先来分析蒋介石本人的写书宗旨,再来推导蒋介石撰著的真实动机所在。

首先看当事人陶希圣是怎么讲的:

 

自十月十日起,蒋委员长着手起草一本书。书的目的是在指出百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一旦解除,一般人应如何以独立国家自由公民的资格,与世界各国的国民平等相处,同时应如何自立自强,共同致力于建国的事业,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各国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25]

 

为此,陶希圣还特意作了解释,他说,《中国之命运》的宗旨出于蒋介石的两段训词。第一段训词指的是19421010日蒋介石在庆祝双十节大会上的讲话。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国庆节。黄仁宇当年正好目睹这一场面,他说:“翌日为国庆日,他(指蒋介石——引者注)往重庆较场口宣布。恰巧当时我和弟妹蹀躞街头,忽见蒋乘敞篷车至,车行极缓。虽有宪兵指挥群众清道,但无特别戒备,车行所至,两侧群众自动鼓掌。”[26]就在这次会上,蒋介石郑重宣布美、英两国政府将放弃一切特权,重新商定平等新约的消息,蒋介石声明道:

 

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从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立自强,人人要做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民,始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家,以期无愧为同盟国之一员。[27]

 

第二段训词指的是次年111日,中美及中英平等新约正式签字时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我国自清季开始与列强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来,到了去年正是百周年,我们中华民族经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战牺牲,乃使不平等条约百周年的沉痛历史,改变为不平等条约撤废的光荣纪录。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亦是英美各友邦对世界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尤其是我们同盟联合各国证明了此次战争目的之所在,是为人道、为正义而作战的事实。”[28]

 

陶希圣强调说:“《中国之命运》的宗旨,就是上述两段训词。”[29]从内容上看,两段训词都与废除不平等条约有关。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秘书,陶的陈述难免有党派倾向,但他说出了撰写此书的历史背景。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次日,中国即对日本宣战,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国民政府遂成了美国和英国的地缘战略伙伴,甚至是心腹盟友。1942年元旦,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后,中国开始跻身世界四强地位,美、英允诺战后废除在华的治外法权。但蒋介石坚持战后废约与中国现有国际地位不相符,美、英应当在战时就放弃在华特权。

从当时蒋介石一连串迫不及待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蒋废约愿望之迫切和强烈:

19423月,蒋介石不满外交部向盟国提出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战后应无条件取消”言论,蒋借助中国战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及中国在新的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推动国内新闻舆论界发起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423日,蒋介石通过宋美龄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如是我观》一文,将这一运动推向高潮。文章谴责了在华领事裁判权,提出取消外国在华的种种特权。宋美龄毫不客气地指责英国在远东作战不力却继续以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宋美龄要求那些以抗战名义的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大班门”滚回英国。文章措辞尖锐,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美国社会形成一股同情中国的舆论潮流,不少报刊发表文章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从4月起,华盛顿和伦敦为放弃对华特权一事频频商议。82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告诉英国外交部,现在是采取确切步骤的最好时机。

92日,蒋介石为促成和华盛顿速订新约之事,派魏道明替换胡适接任驻美大使。104日,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表示,“中国今日尚未能取得国际上平等之地位,故深盼美国民众能了解中国,欲其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应先使其本身获得平等地位始”。[30]蒋介石并亲自草拟交涉要点,要求美方提前放弃不平等条约。5日,蒋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要他向美方表达中国希望立即废除旧约意向,带头声明放弃对华条约中包含的不平等条约 [31]同一天,蒋授意陈布雷撰拟新闻稿,敦促美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发挥其一贯对中国友善的精神,做一件能够转移世界视听,彰明盟国道义权威的大事。[32]6日,魏道明向罗尔斯呈递有关废约内容的国书。7日,宋复电:关于从速取消不平等条约,原则上美方当无问题,最好俟文回国面陈后再进行。蒋介石不同意,迭电相催:如美政府能提前讨论取消不平等条约,则我方应立即与之开始交涉,不必待兄回国也。 [33]

使蒋介石深感意外的是,没等宋子文开口,美国国务卿赫尔于9日正式通知魏道明:美国政府准备立时与中国政府谈判,缔结一规定美国政府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国际问题之条约。美国政府并望在最近期内完成上述目的之草案,提交中国政府考虑。[34]美国政府于3日通知了英国外交部,定于9日美英两国分别发布。就在这一天,美英两国正式通知中国驻美、英使节,“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35]并于1010日国民政府的国庆节之际公开宣布这一决定,接着,加拿大、荷兰、巴西等国相继表示了同样的态度。魏道明宣称:中国与西方关系进入新时代。[36]

翻查以上的国际外交变故,我们才能体会蒋介石当天在日记写下这样的话:“接获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之通告,此为总理(国父)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中心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37]蒋介石立即致电美国罗斯福总统表达谢意:“几十年为中国争自由的奋斗中,继续不断地梦想中国终必成为一独立并且是民主的国家;近日理想已成事实。谨自内心感谢阁下卓越的领导,鼓励和协助中国在盟邦取得平等的地位。”[38]

蒋介石激动地表示他为美国“此一壮举所感动,实无适当言词足以表达与欣慰之感情”。行文至此,笔者也就理解黄仁宇说过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对蒋介石为一生大事。”[39]就在这一天,费城独立厅的自由钟敲响31下,以此向开始走上独立之路的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国庆节遥致祝福。蒋介石专此为美国特别于中国国庆日鸣自由钟向罗斯福致谢,提出“深望最近续订新约之时,将包括一切不合于国家平等原则或国际公法一般原则之现存特殊权益让与权特权等,一律加以废除。”[40]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找来陶希圣商议撰写一部书,目的“是要教导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的国民,鼓舞其民族自尊心,与世界各国国民平等相处”。[41]

以上主要是陶希圣的叙述。蒋介石本人也记载有他写此书之目的,就在蒋与陶商量撰写《中国之命运》一周后的1017日,蒋介石在日记写道:

 

际兹不平等条约取消,外交胜利之时,应不失机宜推行战时生活,改造民众心理,转移社会风气,革除政治习性,至于发展经济,平定物价,健全新县制各级组织与省县各级参议会,亦宜同时进行。使人民能为国家服务,不失为现代国民,而得能与联合国各国之国民并肩作战,对世界战争能有所贡献,如此方不愧为独立自由国家之国民也。[42]

 

从中看出,藉着“不平等条约取消,外交胜利之时”,“不失机宜推行战时生活,改造民众心理,转移社会风气,革除政治习性”,应是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的思想发端。不久,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讲,反复强调民众心理改造的重要性:“战时的生活没有能厉行,新生活的信条还不能普及,国家总动员令的法令还不能贯彻,经济管制的办法更没有普遍实施”,要求“纠正一切缺点,彻底革新生活”。[43]

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努力争取下,1943111日,中美、中英签订新约,废除两国在华特权。随后,中国又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这样,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形式上被废除了。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44]

对于中国人来说,取消西方列强近百年在华治外法权,无论如何也是值得记载的历史时刻,其意义之重要,我们从当时《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从重庆发来电讯可见一斑:

 

中国过去一年突出的事件是取消了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结束了中国所称“一个世纪的压迫”,这是西方人很少把握的事实,但对于认识中国它却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对中国人的情感来说,这场战争不是始于193777日,那只是一场更大规模斗争中的一个偶发事件。这一斗争可上溯到1927年的北伐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这一斗争的编年史上,将记录下这样一笔:只有6年来的抗日战争才使西方终于接纳中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站立在平等的舞台上。[45]

 

诚然,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与国际法的进步与发展分不开。1942年元旦,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其宗旨和原则都是强调主权平等、民族自决和禁止使用武力,这就为蒋介石一再倡议废约提供了重要依据。

综上所述,在时间上,陶希圣叙述的蒋介石两段训词都与《中国之命运》一书出台密切相关,蒋介石发表第一段训词后,即找陶希圣商谈撰书一事。第二次训词时,正是蒋介石反复修订书稿之时。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撰写《中国之命运》时,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也占据颇多篇幅。

当时书稿在党内高层征求意见时,被批评最多的也是关涉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他们认为此时批评友邦,有损心腹盟友关系。但面对诸多批评,蒋介石不为所动。陶希圣说:

 

委员长认为中国百年国家积弱之势与国民从自大转为自卑的心理,都是导源于列强的侵略与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尤其是国父倡导三民主义国民革命,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要目的。现在不平等条约由于革命抗战之坚贞奋斗而得以解除,一般国民如何改变其民族自卑感而培养起民族自尊心,国家如何与世界各国立于平等地位,而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这就是中国今后的根本课题。因而本书不能不追述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束缚的实况,与我们为国家平等自由而革命抗战的经过。倘如删去这些章节,那就是全书失其意义了。”[46]

 

蒋介石十分看重废除不平等条约,蒋坚持把中国的民族耻辱和其他现代弊端,几乎完全归咎于外国列强的掠夺和不平等条约的危害。1934511日,蒋在日记写道:“自道光廿二年鸦片战争中英白门合约起,及袁世凯接收廿二条,乃至华盛顿九国公约止,中华民族之人格与国家主权皆为此九国公约所埋葬。”[47]蒋誓言要洗雪百年民族耻辱。在蒋介石的政治理念中,不平等条约是导致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中国应该毫无例外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19421117日,就在与美英讨论重订平等合作新约之时,蒋介石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的《建立平等互赖的世界,消灭任何帝国主义》一文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消弭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48]西方观察家认为蒋介石有一种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幻想。早在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就把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新政府主要外交目标。1929年,还未站稳脚跟的国民政府匆忙宣布该年是废除治外法权之年。19301月,取消列强治外法权的谈判进入与各国会商阶段,后因日本入侵东北而停止。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首篇里赫然声明:(国父)“弥留之际,确定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中国国民革命的第一个目标,复将这个未竟的大业,留给我们后死的同志”。全书共分八章,其中直接涉及不平等条约内容的就占了三章。费正清说过:“该书为庆祝1943年英、美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出版”。[49]邓野也说过:“蒋介石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契机,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50]今年,邓野在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再次强调:19431月中国与英美签署平等新约,中国至少在形式上废除了半殖民地地位。这个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主题之一具体经由国民党完成,对于蒋介石来讲也就具有相当的政治宣传意义,为此,蒋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51]

百年的屈辱记忆,使蒋介石十分强调民族自尊,蒋认为一个国家,首先必须自强、自助、自求。[52]在发展和各国关系时,要坚持自主,用人而不被人用。[53]全书甚至含有强烈的排外性的农民民族主义色彩。因此,当《中国之命运》在中国发行高达100多万册并成为必读书时,国民党的审查机关却在外国记者的电文中删去了一切有关此书的内容,英译本也一再推迟出版。

 

因国共两党纷争,民国史往往被人为裁为两节,两边都有自我设限,以致我们读史需作常识性补充。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论从历史事实还是蒋介石的思想逻辑、心路历程来看,引发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的最主要动机。

 

三、“是为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和宣战书”是如何提出的?

 

那么,几十年来,中共党史为何一直沿用蒋介石出书动机“是为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和宣战书”、是“蒋介石欲挑起新内战的宣言书和动员令”等观点呢?[54]这一论断是怎么提出的,是否符合史实?

笔者发现,这一说法之所以影响深远,源于当年毛泽东亲自组织批判《中国之命运》运动中的一句关键词,提出者是陈伯达,他在根据毛泽东意见撰写《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说:“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为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55]陈文是当年中共组织批判《中国之命运》系列文章中最早和最重要的一篇,由毛泽东亲自修订并作为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发表,后还专门印了单行本广为散发。为写此文,陈伯达全情投入,写到激动处,陈可谓“笔泪俱下”。陈伯达不无得意地说:“这本书对于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起了作用”,他还借用李六如的话形象地概括道:这本书甚至“顶了几个师的力量”。[56]

翻查史载,陈伯达的话显然夸大了。陈伯达文章发表于1943721日,此时,已是胡宗南部队撤出陕南的第11天、蒋介石公开声明对边区“无进攻之意”的第10天之后,也就是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处于退却阶段,何来“顶了几个师的力量”?如果《中国之命运》是一本对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宣战书”,“是为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和动员令”,按常理,书甫一出版当引起中共高度重视,而不是事隔四个月后才组织批判。

那么,这几个月时间里,国共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妨深入一层分析。

1942年下半年—1943年上半年,也就是《中国之命运》推出前后一段时间里,国共双方并未出现剑拔弩张情形,相反是双方频频往来的和谈时期,当时双方都希望将国共问题纳入政治解决轨道。两党出现这种新思维,主因是世界出现变局。

在中共一方。19416月德国突袭苏联后,苏联无瑕东顾,延安失去国际支持。同时,莫斯科希望共产党支持国民政府积极抗战,以解除东线之忧。面对新局势,审时度势的毛泽东意识到,随着苏联和美、英结盟,世界大势为之一变,战后的国际格局将出现一种妥协局面,国共关系需作重新调整,做长期合作的打算。

在国民党一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为中国的最大盟友,连一向瞧不起中国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立即致电蒋介石:“我等向为良友,现则同对一敌共同奋斗矣。”[57]美、英的支持,令孤身抗日苦撑近5年的蒋介石突然有了“绝处逢生”的慨叹,他先前曾预言:“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情势终必演变而日本终归失败也”,[58]这一天终于到来。借助外部特别是大国美国的力量打败日本,是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一贯思路。[59]现在,在美国支持下,中国正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迈向世界四强地位。在近代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未有如此之崇高。陶希圣感慨地说:“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421943)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增高到了顶点”之年。[60]1942年初,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等国家与地区)最高统帅之后,第一次成为国际性头面人物。这年的61日,蒋介石的肖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个人声望逐渐高涨的蒋介石认为中共对他的威胁在消减。在这种背景下,国共双方都在寻求新的和谈方式,应该说,受莫斯科指示的中共一方更主动。

19421月,在苏联养病的林彪带着莫斯科旨意回国,林彪特意通过新疆督办盛世才向蒋介石报到,并大谈特谈国共合作,甚至主张国共合作建国。[61]蒋介石留意到他的学生林彪回国后,中共随即在政治上停止进攻,双方的军事摩擦顿减,两党关系明显缓和。5月,苏联得到日军向中苏边境集结的消息,再次呼吁中共采取行动。615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致函毛泽东:“当前局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努力改善同国民党的关系。”[62] 75日,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约见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表示希望政治解决国共纠纷问题。中共随即在发表的“七七宣言”中作出和解姿态:

 

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谈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63]

 

国民党方作积极回应。711日,国民党派张治中和周恩来、董必武会晤,周恩来提出妨碍两党团结的军事政治问题可以通过谈判解决。721日,蒋介石亲自接见周恩来,肯定国共谈判之事。814日,蒋介石再次接见周恩来,提出“国内的问题应好好解决”,甚至提出希望一周后去西安会晤毛泽东。[64]毛泽东获悉也表示:“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 [65]毛泽东并在他本人修改的一份《情况通报》中指出:国民党最近已放弃了5月间的军事反共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势。[66]但由于中共中央一时摸不清蒋介石急切见毛的意图,担心蒋对毛不利,只派出林彪在周恩来陪同下面见蒋介石。林彪特别向蒋介石转告毛泽东的意见:今后国共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67]到了10月下旬,毛泽东仍对亲自见蒋谈判一事深感兴趣,但一再遭周恩来反对而作罢。

11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服从政府命令,忠实的实现三民主主义,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68]对此,中共认为“这是对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是“时局好转的开始”,即使国民党“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可以这样做。”[69]毛泽东还于121日,写了一封缄件给蒋介石,内称:“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进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70]

12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对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发表谈话,表示:“全会坚持抗战,加强团结之意图,吾人深同感”。并声称:在对外对内的最重要政策上,国共两党之见地,基本上并无二致。[71]14日,周恩来也指出:目前两党关系是“空气缓和”,“关系恢复”,趋向好转。由于中共的积极回应,16日,蒋介石再度召见周恩来与林彪时,表示国民党是有诚意解决两党统一团结问题,希望真团结,不是政治手段。蒋介石甚至声称:只要他活着一天,就绝不会让中共吃亏。[72]林彪也表示拥护国民党十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精神。次年328日,何应钦明白无误地告诉周、林:国共两党目前最要紧的是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不能再有摩擦发生。敌人一贯政策,是以华制华,同时还进行挑拨离间,是我们内部不能团结,如果我们中了敌人的诡计,将来只有同归于尽。[73]周表示同意,林也说延安方面很希望两党彻底合作。这一时期,两党对于合作问题的态度均是积极的。

这段你唱我和时期,正是蒋介石酝酿、写作、修订和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时间(194210月至19433月)。如果说,蒋介石一面与中共和谈,一面谋划撰写一部意在掀起反共高潮的理论书籍,于逻辑和情势都说不通,更何况国际社会也不允许蒋介石“内讧”。美、英为共同对日,多次警告重庆政府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就会削减租借法案中的对华军事援助。史迪威甚至威胁,如中国内战他必将飞机带走。在重庆政府看来,美、英、苏三大盟友都不好得罪,重视“国际之地位”的蒋介石要保持他在国际社会的声誉,维持国内团结一致抗日的局面是必须的。

虽然,作为一种战略设想,毛泽东早在19424月就提出“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预设,并且认为“他们布置很久了。”[74]至于“高潮”迟迟未来,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由于日军尚未发动反苏战争而进攻云南、浙江,使得国民党内部问题严重,有暂时延缓的趋势。[75]此后,随着国共进入和谈阶段,毛泽东也就不再提“反共高潮即到”言论,反而致电周恩来:“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76]

那么,《中国之命运》是如何与“反共高潮”沾上边的?

陈伯达说,19433月《中国之命运》出版一个月后,“延安也很快看到了”。但中共这段时期的工作重心在于整风运动,并没有过多关注重庆政府的一举一动,甚至连当时重庆《中央周刊》杂志组织的“《中国之命运》读后感”征文活动,熙熙攘攘地发表了300多篇文章的时候,延安也没有动静。至少到62日止,中共政治局召开的会议内容,“丝毫未提及中共对国民党的具体政策,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以及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事情。”[77]为统一全党思想、方针和路线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当时中共党内的头等大事。《中国之命运》尽管被捧为“领袖经典”,在大后方红极一时,却委实还没有进入毛泽东的视线。中共反而频频向国民党示好,为保持和谈气氛,中共还致电告诫周恩来,“如我们与国民党以外之中外人员团体或党派,有任何足以引起国民党借口之秘密协定,在目前都是不妥当的。”[78] 61日,毛泽东还致电前线的彭德怀,“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79]应该说,双方对和谈都怀有诚意。

这也意味着,《中国之命运》出版后的几个月内,并没有被视作“反共宣战书”,甚至还没有引起中共的注意,为何到了7月下旬,中共对《中国之命运》的看法会出现180度的转变?

导致国共关系趋向恶化的诱因是522日共产国际突然宣告解散。在蒋介石看来,中共是共产国际移植中国的“傀儡”,不是中国土壤里生根成长起来的,它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历史无关。蒋介石早年就反对苏共对中国革命的控制,认为中国革命必须独立自主。同时,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美国对斯大林施加压力的结果。共产国际是在美国特使戴维斯出使莫斯科期间突然宣布解散的。美国注意到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以及各国共产党所策动的“叛乱”工作,故而对苏联给予军事援助为交换条件,压迫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在525日日记写道:“此实为划时代之历史,而其关键全在美国总统之政策运用奏效也。”[80]

次日,蒋又写道:“此次俄国取消第三国际,乃积极与美合作之表示,日本必知之甚明也。”[81]蒋介石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更了解列宁的观点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从1923年底访问苏联时开始,蒋介石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一种固定看法,他将苏俄称为“赤色帝国主义”,将是中国“最后、最大之敌”。[82]共产国际解散不久,蒋介石在531日《本月反省记》云:“此实为二十世纪上半期之惟一大事,殆为世界人类前途幸福庆也,而吾一生最大之对象因此消除,此不仅为此次世界战争中最有价值之史实,且为我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最大之胜利也。”[83]

蒋介石虽然高度评价共产国际解散一事,但如何转变为对内政策仍十分谨慎。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历来有戒备之心,和谈,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蒋介石明白,国共终不可能和衷共济。中共问题的解决始终是蒋介石的一大心病,“九一八事变”前,蒋的方针是,“不先剿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事变后改为“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现在碍于国内外舆论,尤其国际舆论,蒋不敢过于明目张胆。在共产国际解散的第三天,蒋介石仍表明:“对中国共产党问题,我应尽力向政治解决之途为最大努力;在宣传上尤不可造成政府准备以武力解决之印象。”[84]事实上,对于共产国际解散一事,国民党也一直克制,没有在党报《中央日报》上置评一词,国民党对于共产国际解散事件的态度是“大题小作”。[85]

61日这一天,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有部署。毛泽东复电彭德怀,指出:国民党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打击我党威信,厉行特务政策,企图从内部破坏我党。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86]同一天晚上,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报,声称:共产党如能照其所言者做到,中国政治无问题。共产党如能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中央便可缩短训政时间而早日实施宪政。610日,周恩来、林彪返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前夕,蒋介石覆缄毛泽东,内称:“兹承周(恩来)、林(彪)二同志回延之机,特泐数行,以伸悃忱,如能驾渝会晤,尤为欣慰。”[87]这也是蒋对之前毛泽东给他函件中表示“聆教”的客气回覆,蒋邀毛到重庆会晤。此时,双方谈判虽无成果,但谈判大门仍没关闭。

616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到《中国之命运》一书,毛说,该书出版后,蒋介石转好的可能性很小。[88]显然,这句话里含有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一种失望态度,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和谈重被搁置,毛感到不满。但此时的毛泽东,锋藏不露,势引不发。

将“中共问题”紧张化的是“戴笠方案”的提出,6月中,戴笠提出“解决中共问题”方案,其目的是“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目标,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以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为主要目的”。[89]胡宗南布防16个师边区南部,正是要对延安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

国民党虽然萌生反击中共意图,但最终没有迈出诉之武力一步。76日,美国驻华使馆代办艾奇森致电美国务卿,传递了蒋介石的态度:国民政府不希望由于进攻共产党,被世人冠以挑起中国内战的头衔。面对美国人的疑心,蒋介石不得不表明这个姿态。

因此,蒋介石虽命胡宗南大兵压境边区,也只是希望“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最终意图还是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因此,当629日胡宗南已将3个军团16个师部署完毕,请求“收复陕北地区”,并称一周内可完成进攻计划时,蒋仍按兵不动:“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90]蒋介石明白“紧事三分输”的道理,不敢贸然行动。

虽然毛泽东认为早已预计的“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终于到来,但毛判断国内外形势都不允许国共开战,有一细节可看出延安的“镇定自如”:重兵压境之下,驻防在南泥湾前线的陕甘宁边区晋绥联防军警备八团的战士们,依然参加锄草劳动,他们的反应是“保险打不起来”。[91]这些细节隐藏着历史的真实。毛泽东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方针,号召“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战争。”[92]

正如毛泽东所料,在内外因素迫使下,710日,蒋介石果然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蒋、胡复电朱德,声明无进攻之意。杨奎松分析说,“蒋之紧急刹车,是因为他这时的基本方针仍旧是要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93]这一论点是符合事实的。723日,蒋介石提出:“中央对于中共,除对军令政令必须贯彻统一外,应采取宽大为怀的一贯方针。”对于中共内部问题,“中央决无干涉之意,更无强制之事。”[94]蒋介石以为可将中共容纳进一种政治结构之中,实现他所谓的“政治解决”。

 

综上所述,陈伯达说《中国之命运》这本书是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战书”、“动员令”一词,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党派斗争、政治宣传的意识形态用语,未必是中肯之言,甚至与事实无关,不应成为一种史学论断。就在陈文发表的前几天,也即是胡宗南撤兵的第二天,毛泽东分别致电彭德怀、董必武就说过:“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已迅速破产。”[95]总不会打败了“反动派的进攻”才来批判“宣战书”吧?此后蒋介石虽仍有剿共意识,但终未付诸行动。按照杨天石说法,“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成“潮”,更谈不上所谓“高”。[96]政治使历史记忆断层,时至今天,我们如果仍是沿用当年的政治宣传话语,未免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也不符合史实。

 

四、毛泽东第一次组织的对国民党理论宣传大论战

 

就在蒋介石紧急刹车后,也就是“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转入退潮阶段时,毛泽东突然发起对《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批判运动。当时,具有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及苏联塔斯社驻延安记者双重身份的弗拉基米洛夫说道:“国民党领导人宣布,他们无意侵犯特区。在特区南部集结兵力和部署兵力的活动已经停止”,“中共中央主席知道危险已经过去,中央政府不会冒风险对反国民党的宣传运动进行报复了。于是,又掀起了一次歇斯底里的反蒋浪潮。毛泽东是想充分利用现有局势,他相信,必要时,莫斯科会从中调停的”。[97]

政治风云骤变,陶希圣深感意外,时隔四个月,毛泽东才突然将注意力转向他负责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而且首当其冲被点名批判者,正是他自己。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改组,陶希圣以侍从室第五组组长身份出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本来在第五组的工作就与中央宣传部有密切关系,陶希圣每周参加中央宣传部社论委员会的会议,专门商订各地党报的言论方针,现在出任《中央日报》总主笔,只不过是从幕后走到前台而已。这场国共论战之际,陶希圣恰好位于党派论战前沿。

这场批判从721日至105日共两个多月,身为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亲自领导和组织了这场批判运动[98],中共的理论阵地以延安的《解放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为主,莫斯科的《红星报》和《战争与工人杂志》、美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每日工人报》等则遥相呼应。猝不及防的国民党主要在《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作被动回应。这种对垒格局预示着论战的结局,这也是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后第一次组织对国民党理论宣传的大论战。

7月中旬,毛泽东委托在党内地位渐次提高的刘少奇主持召开延安理论干部会议,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吕振羽、王学文、何思敬、齐燕铭、陈唯实等政治、哲学、历史等方面的理论家参加了会议。据陈伯达回忆,那时他正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毛泽东忽然找他和几位“秀才”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做文章呢!”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立即分头写文章。

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并送毛泽东审阅。陈伯达回忆道:

 

(毛泽东)仔细看了我的文章,把原标题《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中的‘蒋介石先生的’几个字勾掉,在文章中又添了好些尖锐、精彩的句子,并把文中提到“蒋介石先生”处的“先生”二字都勾掉了。……负责《解放日报》的博古同志提出了意见,说这样连“先生”两个字都去掉,是不是太厉害了些,现在统一战线还是要的。……最后文章还是恢复“先生”的称呼,确定721日在《解放日报》发表。[99]

 

陈文版面如何安排,毛泽东也有周密考虑,他致信《解放日报》社长博古、主编陆定一:“陈伯达文章看过改过,送上请阅,请在今日或明日发表,以约5000字登在社论地位,其余接登第四版,一天登完。以两天或三天广播之,并请广播两次。另印一小册子,亦请在日内印出,印一万五千份。”周恩来随即用电报将文章秘密拍发重庆,以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721日,陈伯达的长文见报后,毛泽东立即代中央宣传委员会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告区党委电:

 

陈伯达同志《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本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广播两次。各地收到此文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校对勿错),使党政军民干部一切能读者每人得一本(陕甘宁边区印一万七千本),并公开发卖。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应设法在重庆、桂林等地密印密发。华中局应在上海密印密发。其他各根据地应散发到沦陷区人民中去。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布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匆放过此种机会。[100]

 

毛泽东亲定批判重心。同一天,毛泽东电示重庆的董必武:“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101]毛泽东一开始就将蒋介石政权性质定性为“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解放日报》开篇社论为此作了定调:“今年3月,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经典’”。

毛泽东急需掌握陈文发播后的影响,以便调整舆论斗争方向,他专门吩咐董必武“收集此文发表后的各方面影响,并将国民党回驳此文的文章择要电告,并全部寄来。”毛泽东告诉董必武:“《新华》尤其《群众》可用其他迂回办法揭露中国法西斯的罪恶(思想、制度、特点和行为)。”[102]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按照毛泽东指示,带领南方局的同仁,利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阵地对《中国之命运》展开批判。

陈伯达的文章发表后,延安又相继推出了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与《袁世凯再版》,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等文章。当然,毛泽东批判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政权是出于斗争形势的需要,彭德怀于这年66日提出实行民主教育这一问题时,毛则批彭仅是“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103]毛泽东的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毛批彭源于他针对不同情形作不同决定的高度政治灵活性和实用性。

毛泽东采取纵横捭阖的宣传战术,不仅在延安和重庆策划宣传战,还配合莫斯科的意图,组织海外攻势。毛泽东交代董必武,“设法秘密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散布”。[104]从陶希圣以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达到目的了。

陶希圣说:“《评〈中国之命运〉》美国的左派同路人赶出一个译本,加上小注,痛诋此书为法西斯主义”,不仅如此,“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白劳德和一些西方评论家曾对这本书写过评论文章”。88日,莫斯科出版的《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了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的长篇通讯,指斥国民政府中有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及投降派的阴谋活动,并指出中国将发生内战,美国共产党机关报《每日工人报》转载罗果夫的通讯。这些言论,都被说成是“同盟国的舆论猛烈攻击重庆当局的倒行逆施”[105],“他们认为此书具有‘民族的尊严’,中国人在租界治外法权下,民族尊严受到损害,现在要做独立自主大国民,但发扬民族主义,带有法西斯色彩。”[106]国外舆论与延安口径基本一致。

对此,陶希圣回应道:

 

《中国之命运》是要教导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的国民,鼓舞其民族自尊心,与世界各国国民平等相处。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断乎是不同之二事。[107]

《中国之命运》对于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分别,采取严正的态度。我们三民主义之第一个主义,是民族主义。不平等条约之撤废,就是民族主义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奋斗之成功,民族主义断乎不可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并且德、日、意的法西斯侵略主义正是我们民族主义的大敌。[108]

 

陶希圣还引述孙中山的遗教:“凡是一种民族征服别种民族,自然不准别种民族有独立的意思”,“我们中国不讲民族主义,而讲纳粹法西斯主义或世界主义,便有亡国灭种之忧。[109]

陶希圣说:罗果夫的“这一长篇通讯一时之间成为美国共产党及其同路人的宣传方针”。在美国四处奔走争取美援的宋美龄也看到美共“歪曲”《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情形,立即来信,“建议赶快译成英文本。”[110]

上文屡屡提到的“美国左派同路人”,是指美国太平洋学会,这是一家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的宣传机构。[111]他们反复宣传,“延安是民主中国”,“重庆是封建中国”。原美共机关报《每日工人报》总编辑布登兹说:“莫斯科需要我们美国人相信”,“中国国民政府已变为法西斯主义”,“延安是民主中国”,“重庆是封建中国”。[112]陶希圣最担心这些所谓“同盟国舆论”影响美国政府关注“另一个中国”的存在,从而改变对华政策。陶希圣反问:何以“苏俄变成了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反抗法西斯的中国国民政府一变为法西斯主义?”[113]

陶希圣以国民党理论家身份为《中国之命运》作解释,他认为,这本书是明确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营划线的,中国的政治共同体从不平等条约的地位提升为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四强”之一,如果说中国战区的国民政府属“法西斯”,则会出现很奇怪的阵营。陶希圣说:

 

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政府若是法西斯而参加德、日、意轴心同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写法。我们中华民国自始至终是站在民主国家这一边,不惜任何痛苦牺牲,在反侵略的最前线上,抗战到底。[114]

 

中共却不这么看,认为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与轴心国德、日、意的一脉相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在国内名噪一时,不少出版社、报刊大量出版法西斯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三民主义的关系的书籍和文章。在不少人眼里,它是一种强化国家机器统治功能的良方。[115]早年的蒋介石也深受影响,还在其政治思想萌芽阶段, 蒋已有“以德为师”的思想,他“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秘诀”,“力主将‘铁血政策’作为中国的指导原则”。[116]1932年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提出:“德国强盛的先例,就是我们的榜样”。[117]1933年,蒋介石给希特勒的密信中就流露出这种想法:“吾两国国势相仿,目的相同”,“德国民众仰赖大总理(希特勒)坚毅有方领导之力,能于困苦艰难中奋发上进,获取其继承光荣历史而应有之民族地位,良为(中正)之所钦佩也。”[118]这就不难理解蒋介石早期提出的必须在中国建立法西斯主义统治的主张。就连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也曾指责蒋介石“企图以法西斯主义代替三民主主义”。[119]虽然在三十年代后期,蒋不再提法西斯主义,但这些确实是蒋思想历程中的重要一面,也就成为中共批判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口实。

主义之争仍在延续。胡秋原则各打五十板,88日,他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说道:“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于中国都不合理,所以在中国必然不能存在,对世界都不合理,所以在世界也不能存在。”[120]

毛泽东继续穷追猛打。811日,毛又电董必武:《新华》、《群众》多登载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倒台后,《新华日报》接连发表了《法西斯丧钟响了》、《彻底扑灭法西斯毒害》、《人类的愤怒》、《犯罪者无可逃》等社论、短评,文章以外讽内道:法西斯制度固然存在于德意日等国家,但法西斯的毒菌却是无国界的,随处会找到腐臭物来培养,我们不仅要彻底粉碎德意法西斯制度,同时要扑灭一切法西斯思想。文章有所指地说:

 

尤其是中国的汉奸,中国的民族叛徒,因他们一向依附着敌人,无恶不作,却以为可以逍遥法外,以致呼朋引类,蜂聚蚁附,造成敌伪横行一时的状态……我们主张对这些人类的渣滓,罪恶滔天的民族叛徒,也同样不作一丝一毫的宽恕,要缉捕他们,要审叛他们,要他们在天地之间无任何地方可以逃避[121]

 

对此,陶希圣尖锐地说:

 

中共及其国际同路人围攻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的用意,第一是要转化民族战争为阶级斗争。换句话说,它是要转化外战为内战。它为了制造内战先指责国民政府要打内战,而不打日本。第二是为了击败国民政府,先要孤立中国。当时同盟国是在对法西斯轴心作战。中共及其国际同路人乃大肆其诬毁,将法西斯主义的帽子加到国民政府的头上,即可使国民政府陷于孤立的地位。[122]

 

陶希圣不明白毛泽东所指的“法西斯主义”,是针对蒋介石“一党训政”的军事独裁政权。“一党训政”所提倡的“国家至上”、“民族之上”,是力图强化集权统治对全社会的政治整合。“一党训政”奉行的是“党治”理念,一切权力服从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政治委员会的决定。穷源竟委,“党治”背后所依托的是“人治”,这也就成为中共批判其政权为“法西斯主义”的最根本依据。

在外敌入侵下,国民党的首要任务是动员全国一致抗战,国民党战时政权体制建立后,蒋介石的个人权力达到了高峰,但蒋始终无法解决地方的“武装割据”问题,如柯博文(Parks Coble)所言,“国民党是个独裁又保守的统治集团,既无群众基础,也为共产党所困扰。[123]这种政治的军国主义化,追求国家主义目标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共看来,恰好印证了蒋介石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理论形态已经完备。

正如荷兰学者方德万所说,“备战和实践的需要就驱使国民党将精力放在以军事为核心的政权建设上。”[124]在抗战期间,国民党终未能解决为应付军事危机而实行社会军事化所带来的众多问题。以一个农业国去对付一场现代战争,远不是一个准现代的国民政府可以承受的,因此,战时的动员就显得格外重要,要让一个处于分裂的国家和军队以及人民认识这场战争是正义的,须得营造一种政治舆论,[125]《中国之命运》主要起了一种战时动员作用。蒋介石194344日在三青团“一大”会议上强调:“今后整个教育方针,应以《中国之命运》一书之内容为其依据,应以造就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五种建国干部为重点。”[126]因此,笔者认为费正清所说“蒋介石出版此书是想以重振道德来激励民族复兴”之言辞是中肯的。张治中也评论说:出版《中国之命运》是“钧座注意当时对国民教育之意义”。只是,这种以军事独裁为核心的政权建设的社会动员,必然遭到延安的极力反对。国民党始终不可能在抗战中有效地动员中国社会。

 

五、笔战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

 

在“一党训政”的政体下,共产党的边区政权在《中国之命运》中被形容为“新式封建”、“变相军阀”,是“武力割据”。蒋介石在书中写道:

 

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党派,倒反而不肯放弃他武力割据的恶习,涤荡他封建军阀的观念,那还能算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得上是“政党”?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的统一,而阻碍他政治上步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怎么能不祸国殃民?[127]

 

蒋介石指斥共产党在地方搞“武装割据”,书中提到:“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128]蒋暗示两年之内予以解决。毛泽东指责书中的“两年决定命运”之说,是国民政府准备打内战。

《中国之命运》第七章第四段有这样的话:

 

中国往昔的命运是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这一举,来决定其盛衰荣枯。而今日不平等条约既已取消了,则中国今后的命运乃就要决之于国内政治之是否统一,与国力之能否集中的一点之上。这是我们中国命运之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这二年之中。[129]

 

对此,陶希圣的回应是:

 

《中国之命运》第七章关于中国命运决定于两年之中的一段,其本旨是说:在未曾取得独立自由的地位之前,中国的命运在外交而操在外国帝国主义手里。到了取得独立自由的地位以后,中国的命运则全在内政而操在我全国国民自己的手上。如果内政统一,国力集中,全国国民再加以一致努力,共同奋斗,则中国的命运为独立、为自由。反之,如仍像过去一样,军阀割据,破坏统一,妨碍建设,则中国的命运为衰落、为灭亡。“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起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这两年中。”原文的本旨如此,是不待多加解释。[130]

 

但是,陶希圣私下也承认“委员长‘抗战胜利之决定不出两年’之判断……同时给予延安中共及其国内之外围与海外之同路人以重大之政治心理的压力。”[131]蒋介石曾在日记说出《中国之命运》与中共问题的关系:“本书重要之点,即试验其对军事政治有否抛弃其割据之局势,而可以政治方法和平解决之意。”[132]“红色割据”是蒋介石最不能容忍的,早在1941年,蒋介石就私下说过:“日军是表皮之痛,共军是心腹之患”。[133]对于国共两党来说,重庆和延安互相防范的心情比防范日本更加殷切。(费正清语)

这种直言中共地方政权的不合法性,正是毛泽东最为恼怒和不能接受的。此时,恰好共产国际解散,除了之前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以“西安文化界”名义首发“解散中共”通电后,在国民党宣传情报部门的鼓动下,“皖省临时参议会”、“四川爱国协会”、“桂林新闻记者公会”、“鲁山新闻记者公会”、“长沙青年学会”、“洛阳文化界”、“长沙乡村研究会”等社会团体也都致电毛泽东,其中有电文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国际解散,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国际解散,“证明马列主义破产”,为加强中国团结,要求中共应同共产国际一起解散,取消陕北特区,将军令和政令统一到国民政府之下。[134]就连毛泽东的同乡、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也持有同样观点:一个国家政党可以有多个,而只能一个政党拥有军队,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建议共产党放弃武装走议会道路。[135]

面对国民党的反共攻势,擅长群众动员和舆论造势的毛泽东继续将他的“政治攻势”推向高潮。811日,毛泽东发出指示:“近来国民党的宣传斗争更加紧了,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等团体请解散中共点已有10多处。中央社更发反动社论、专电动员舆论。此间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136]同一天,艾思奇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文章,批判《中国之命运》是鼓吹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愚民哲学。[137]816日,周恩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报告,对国民党统治实质,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剖析,指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821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的《请重庆看罗马》,继续借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覆灭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里提到:“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这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138]蒋介石则是统帅国民党的民族英雄,从而演绎出一个主题: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颇有一股舍我其谁的霸气。延安针锋相对,825日《解放日报》社论打出醒目标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有人为此编了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毛泽东增加一个“新”字,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迄今仍在中国大陆传唱。830日,毛泽东说,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批判还可以进行,直到他们向我们有所表示后方可停下来。[139]

非常之人常有非常之举。高度重视宣传舆论的毛泽东,组织批判《中国之命运》的部署和声势超乎陶希圣的想象,相形之下,四个月前国民党推行全国各界通读《中国之命运》的宣传运作简单、粗糙,其宣传的广度、深度都与毛泽东的宣传战不可同日而语。共产党的笔杆子毫不逊色国民党的枪杆子,蒋介石也承认“本党文字力量”之薄弱,[140]“一切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141]

自从毛泽东担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后,陆定一接任《解放日报》总编,扭转王明、博古(社长)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办报“右倾路线”,凡社论和专论稿都必须经过毛泽东或中央其他领导过目修改才发表,[142]这时的报社名义上是中宣部领导,实际上是毛泽东直接管,[143]这就保证对国民党的斗争及时、准确和有力。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形成了一套对付反对派行之有效的舆论大批判模式。

这场笔战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国民党中宣部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列为“必读之课本”,全体军官、公务员以及中央政治训练学院的全体学生和国民党青年团的全体成员一律要通读。中共中宣部则把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列为中共干部的“必修之教本”,并在大后方印了几万本,此文奠定了陈伯达中共理论家的地位。国民党则下令严禁《评〈中国之命运〉》一书,并称“陈逆伯达”,陈伯达因此而名噪一时。国共两党的中宣部大唱对台戏,你来我往,你说我是“武装割据”,我指你是“法西斯主义”,出现了一场如黄仁宇所说的“两党领导人针锋相对地以传媒既作武器也为战场地鏖战”。[144]

面对中共有备而来的进攻,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陶希圣“适逢其时”地承受中共大批判,他无可奈何、半自嘲地说:

 

(犹如)一叶扁舟被拖出避风塘,扬帆泛海,犹不胜其遍体鳞伤之苦。……延安由陈伯达主笔,批评《中国之命运》。当时中共在名义上仍受委员长指挥,故箭头指向我,写了无数文章骂我。美国左派亦称我为「Ghost 陶希圣」。另有许多人写信来骂我,指责我是三家村的秀才,不识大体。甚至在骂我之余,咒我的孩子将因而发痧子。那时重庆正流行痧子,我的孩子也巧在发痧子,幸遇留德博士周纶治愈。[145]

 

被百般攻击的陶希圣,多少带有传统文人的哀而不忧、大实若虚之秉性。蒋介石的考量显然不同,他对突如其来的批判有点猝不及防,甚至想不明白:“《中国之命运》出版以来,……未料起反感有如此之大也。”[146]蒋在给宋子文电报中,对延安接二连三发表批判文章表示:“实为从来任何时期所未有,令人百思莫解。”[147]毛泽东显然是“小事大以智”。

蒋介石开始怀疑中共有意要激成事变,“我如被激怒,……国际舆论对我更劣”,[148]因此,“对外发言,不必说决不致有内战,根本无所谓内战。”[149]蒋沉住气,他在81日的日记写道:“本周心气平和,对横逆与诬陷之来,皆能克己强忍,思虑也较能深入,应益勉之。”[150]

之后,中共的宣传战逐渐升级。陶希圣说:“中共及其国际同路人围攻《中国之命运》的宣传文件及情报,也是这年的八月间,公开或秘密的,率直或弯曲的,大量地发出。”[151]中共这时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对蒋介石和重庆政府的批判火力,指名道姓,痛加斥责,毫不顾及其权威与颜面。[152]蒋介石渐生怒气,“中共对余《中国之命运》第七章,最近乃露骨攻讦”,“对于政治方法之解决,完全绝望,乃不得不准备军事”。[153]期间,美军参谋长马歇尔电询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情况如何?并劝蒋介石“勿用武力”。

一向看重美国人意见的蒋介石非常恼怒,蒋立即吩咐陈布雷回电解释。蒋和陶都认为,美有如此反应是苏联杂志散布谣言的结果,后来查明果然是莫斯科的《工人与战争》刊物放出的消息。这一天(811日),蒋介石在日记里恨恨地写道:“俄国一方面发表中国局势严重将有内战之消息,一方面对美国政府当局造谣宣传”,“此一谣言,耸动美国当局。美国参谋首长马歇尔果被其煽动,电询子文以此事之究竟,劝我勿用武力。可知俄国谋我之切。”日记中还指斥中共“为俄作伥”。[154]

期间,蒋介石确实闪有与中共一战之念,“共匪之制裁非在欧战未了之前解决,则后患更大也。”[155]但蒋介石权衡再三也只能表示:“决不加以武力讨伐。”[156]这也正是毛泽东发起宣传外围战意料之中的结果。蒋介石表示:(中共)“只要服从命令,放弃割据,即可承认其军队与地位。[157]96日,虽然蒋介石在日记里指责中共“诋毁政府,造谣惑众”,已成为“敌寇变相之第五纵队”,但他还是决意对中共“不用武力讨伐”,而用“法纪制裁”。911日,蒋介石在日记总结道:

 

共匪猖狂之目的,在引起内战,破坏抗战局势,减低政府威信与丧失国家在国际上之地位。故其唯一阴谋,在激怒我向匪进攻;如我进攻时迁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既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无论胜与不胜,而一经用兵追剿,则彼之目的达矣!故对匪决策仍取守势,围而不剿,必须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以制之;万不宜公开或正面的方法以求解决也。[158]

 

次日,蒋介石复归平静,他在日记写道:“但可知中共之欲毁坏中央之宣传方法,已无孔不入,无所不为矣!余唯一以正气主之,毫不为动。”[159]假使我们不可过分相信日记的真实性,我们仍可以通过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内容看出蒋介石的意图。913日国民党全会上的“总报告”仍提出希望中共“实践诺言,服从中央”,蒋介石对此作了即席讲话:

 

个人以为全会对此案之处理方针,要认清此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如各位同意余之见解,则吾人对共党之言论,无论其如何百端挑衅,其行动无论如何多方扰乱,吾人始终一本对内宽容之旨,期达精神感召之目的。[160]

 

蒋重申:“中共纯粹是个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强调“这是这次大会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所应遵循的原则”。[161]秘书长吴铁城作了有关共产党“不法行为”的报告也决定不予公开。蒋介石说:“共党果能真诚实践,言行符合,则中央可视其尚有效忠抗战之诚意,自当重加爱护。”[162]全会通过《决议文》,声称对中共将“不惜再三委曲求全,加以涵容”,希望中共能遵守抗战初期的宣言,“幡然自反”。[163]至此,国民党高层对“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已达成共识。

对中共态度一向暧昧的蒋介石作出这个决定,除了外围压力之外,恐与罗斯福的建议有关。罗斯福曾向蒋介石提出三点建议,其中包括“中国应从速实施宪政”,“国民党退为平民,与国内各党处同等地位,已解纠纷”。[164]罗斯福之所以有此建议,是情报部门告诉他国民政府与中共关系大有进步。陶希圣说:“罗斯福以为如此,是以提中国政府扩大政府基础的方案,亦等于对国共关系作了决议。”[165]刚在“七七事变”纪念日,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颁赠的最高统帅勋章的蒋介石,不敢轻易搁置罗斯福建议。

蒋介石还批评党内所谓“一党制决不可变”的观点,声称非有竞争不能保持党的革命性,“本党以外如无他党存在,则久而久之,本党必腐化,以至崩溃,其影响将不堪设想。”[166]蒋甚至还提出:战后的政治建设应促进宪政实施为目标,实施宪政后“国民党还政于民”。蒋介石的这番讲话,显然是为了回应新兴的宪政运动,其中又以民盟主席张澜提出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宪政》为代表。这就不难理解次年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说中,再三表示“中国正迈向民主”,并“保证中国政府坚定推行民主计划,刻正逐渐充分发展为现代之民主国家。”[167] 蒋介石自以为在引中国走向民主之路,一次,周恩来对蒋说,只有在民主政府成立之后,中共才会交出他们的军队。蒋惊讶地对周说:“你难道能说我不民主吗?”[168]

102日,蒋介石派王世杰去找董必武,主动商谈寻求缓和双方冲突的办法。正在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毛泽东顺应响应,就暂时停止批判国民党以示缓和致电董必武,指示,“从106日起,解放日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169]

106日这一天,正好是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最终为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政治路线,并彻底清算了王明路线。10天后,毛泽东那篇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在《解放日报》公开发表。[170] 1010日,蒋介石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宣称今后确立法治规范,完成民主政治。之后,蒋介石准备首次以大国领袖身份出席生平唯一一次的国际高峰会议——开罗会议。

保持两党和平共处,符合毛泽东的长远策略。1943713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就表示:“保持国共一年和平,我党即可能取得极有利地位。”这边厢的蒋介石也不希望闹得太僵,11月初,蒋介石希望“由恩来出面,如请他再来重庆,什么都好谈些”,并对董必武说:“我可以人格担保,决不会在国内动武的。我说了要政治解决嘛,你们可以提条件嘛。”蒋介石希望在出席11月的美、英、中首脑峰会之前,有个和解姿态。毛泽东不冷不热地答复:“周三年在渝无事可做,在国民党未真想合理解决问题以前不拟出来,各事可由董谈判,如至真能合理解决问题时,周可以出来。”[171]

道不同不相为谋。虽然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建议不以为然,但无论如何,连续两个多月的两党宣传大论战就此告一段落。

 

六、国共两党争论《中国之命运》的背后

 

毛泽东为什么要到7月下旬才不遗余力,从党内到党外对《中国之命运》展开一场大批判呢?

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点:首先,一直进行的国共和谈被搁置。6月中旬,周恩来、林彪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时,时任三青团中央书记长的张治中正式通知周恩来,谈判“须搁一搁”。这使毛泽东大为不快,认为蒋介石让周恩来、林彪回延,继则陈兵边境,迫我作城下之盟。[172]其次,胡宗南重兵压境的军事威胁,在毛泽东意料中被解除,此时正是采取“政治攻势”揭露国民党实质的一个好时机。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即已进行一年多的、旨在统一全党思想、克服党内对莫斯科权威迷信的延安整风运动,不仅确立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为毛泽东从容、主动地处理国共关系提供条件,而且,延安整风运动已进入深挖国民党特务的“审干”、“反奸”阶段,为回应国民党的军事进逼,也需要发起一场揭露国民党法西斯性质的大论战。

以上一、二两点上文已有涉及,本节着重分析最后一点。

1943年,对于毛泽东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无论在组织上和思想路线上,毛泽东均确立了党内的领导地位。3月,毛泽东在党内首次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两个要职,握有“最后决定之权”。7月,王稼祥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它被确定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按照陶希圣的说法,这年的延安整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重要论断。由胡乔木整理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誉为“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成为整风必读文件。[173]

5月,历史的机缘又使毛泽东摆脱了共产国际多年来的直接领导。对毛泽东权力有制约的共产国际之终结,受到毛的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并作出“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的决定。[174]毛泽东在会上不客气地说,“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完全正确,共产国际已经活够了”[175],“共产国际的策略是目光短浅,不现实的,脱离了中国的具体条件。”[176]此后,由毛泽东所长期担任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也开始与党内最高权力划上等号。

在毛泽东看来,中共不再是一个地区支部,而是逐渐成为一个国家级的革命党。早在共产国际解散前的19395月,毛泽东就说过,我们要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177]经过多年的政治斗争历练,中共在理论和思想上逐渐成熟起来,“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178]毛泽东要趁国民党军事威胁解除、当时的国际舆论于己有利之机,利用国民党政府的“有限民主”间隙,组织人马对这部“领袖著作”进行抨击和批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179]

毛泽东说的“教育自己”是有所指的:即批判《中国之命运》与延安整风运动互为呼应。首先,延安整风运动目的是为了反对和清算王明路线。在毛泽东看来,王明错误之一,是听信蒋介石,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越是对蒋介石反动派彻底批判,就越能肃清王明路线余毒。共产国际的解散,毛泽东可以放开手脚清除党内残余的亲苏分子。85日,在批判《中国之命运》高潮时,毛泽东以中共总学委主任的名义向全党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发出指示,要求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本质的教育,批判王明“蒋委员长怎么讲,我党中央怎么讲”的右倾论调,并声称,“他们对国民党采取投降政策,干了这么多危害党的事”,是“蒋介石的应声虫”。[180]以致后来延安甚至出现“王明是国民党‘内奸’”,“王明是执行国民党破坏中共政策的代理人”的过激言论。多年后,在整风运动没整过人的林彪也私下说过,毛泽东“对王(明)斗绝了”。[181]

其次,批判《中国之命运》也配合了延安整风中的深挖国民党特务“反奸”任务。7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182]715日,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日子,康生在这一天作了著名的《抢救失足者》报告,从此,审干运动进入群众性抢救运动。

所谓“抢救”实质是抓国民党特务。当时曾想自杀的刘白羽回忆说:“审干运动像是狂风暴雨,而真正的抢救高潮,却像延河夏天的山洪,充满巨大的恐怖。”[183]“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种自我批判会是多么令人痛苦。”[184]这一天,被延安的知识分子称为“黑色的七月十五”。接着,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凡发现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地方,就可动手审查他们。”[185]顿时人人自危,草木皆兵。822日,毛泽东满意地说:“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了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

陶希圣未能悟出毛泽东所指的“反动派”语带双关。正当陶自己感到“犹不胜其遍体鳞伤之苦”时,他没料到,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也正处于一种令人窒息的精神恐惧之中。革命的张力和恐怖有时更多地来自革命内部,当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师生约有300人,被打成特务的竟有267人。[186]弗拉基米若夫观察到:“在许多机构中,揭出来的日蒋‘特务’达干部总数的百分之百,在其余的机构中,也不少于百分之九十。”[187]这数字显然有夸大之嫌,但据高华研究,光是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被抢救出来的‘特务’占全体人员的95%”,就连积极批判《中国之命运》的副总编艾思奇也成了嫌疑分子,被免去学委委员。[188]716日才回到延安参加整风的周恩来,很快发现由他直接领导的国统区中共地下党已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红旗党”。[189]就连周本人,也被指责为“教条经验宗派”代表人物之一。[190]据统计,被抢救成各类“特务分子”达15000人,[191]“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就有五六十人”。[192]重读历史,一读一惊心。

毛泽东要在思想上改造、组织上改组,使得全党上下一致,确立和巩固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以适应抗战后人民革命斗争夺取胜利的需要。如徐中约所言:“正是在延安经验中种下了人民革命最后胜利的种子。”[193]

就在批判《中国之命运》期间,也即是从97日至10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内容为反对国民党的阶级斗争与反对王明的党内路线斗争交织进行,会议清算十年内战后期的王明路线问题,毛泽东当年发牢骚的“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情形不复出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次整风运动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都进入克敌制胜阶段。

此外,毛泽东选择这个时机批判《中国之命运》也与莫斯科态度转变有关。1943年前后,苏联忙于对德作战,中苏关系趋于冷淡甚至恶化。陶希圣认为,“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中苏关系的扭转期。中国的国家与政府开始在国际与国内受到各种诬蔑与打击。”[194]19437月起,莫斯科开始批评重庆政府,利用舆论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对中共表示同情。莫斯科《红星报》发表有关中日战争的专文。在陶希圣看来,作者别有用心地“将中国抗战的光荣都加到中共身上,而对国民政府不赞一词”。88日,“莫斯科发出了围攻中华民国与国民政府的信号,那就是《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的长篇通讯,诬指国民政府里面有‘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及投降派所进行的阴谋活动’,阻止军事改革和工业建设,削弱战斗力。并且指出‘中国将发生内战’。” [195]

一直留意国际动态的陶希圣认为莫斯科对重庆政府态度转变与它战后格局的安排意图有关,“史达林的战后计划是在大战中间安排战后的世局。……亚洲方面,他以中华民国为第一个目标,要掠取中华民国长期抗战的战果,并控制中国战场作为其征服亚洲扰乱世界的基地。”[196]陶希圣认为大战结束之后,苏俄侵略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华民国。蒋介石一直怀疑“中共最近悖乱挑战”是“受原有第三国际某国之主使”,意在使中国抗战加速崩溃。[197]蒋介石认为苏联对中国有领土野心,他说过,苏“迫盛(世才——引者注)签订之‘新锡协定’,比之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者犹有过之。”[198]

苏联的对华政策,目标始终是确保其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1941年,美国与重庆政府结成盟友后,苏联立即削减对华援助。至于苏联之前的对华援助,在蒋介石看来,主要是为加强苏联面对日本威胁时的安全。1943年夏秋,库尔斯克会战后,苏军展开战略反攻,盟军胜利,指日可待。斯大林开始考虑战后东亚新秩序的安排,他不希望在亚洲有一强国与苏平起平坐。这年10月,莫斯科会议上讨论《四强宣言》时,斯大林断然反对中国加入战后以美、英、苏、中为中心的国际和平机构,认为中国在欧洲根本没有利权可言。罗斯福则针锋相对,决心要中国加入世界四强。罗斯福这一打算,一来加强中国的力量以最终打败日本,二来战后蒋政权可成为遏制苏联野心的屏障。美国国务卿赫尔对苏表示:“美国的决心是,如果不以四强名义发表,则不惜流会。”由于美国态度强硬,反复无常的斯大林不得已才作出让步。[199]战后中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地位,由此奠定。这是后话。

对于《中国之命运》遭攻击一事,陶希圣有一句话很值得玩味,他说:1942 -1943,“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增高到了顶点,同时又是我们国民政府的国际信誉受到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围攻的开端”。所谓“顶点”则意味着开始走下坡路。陶希圣似乎透过两党纷争的硝烟,看到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即将发生变化的端倪。

1943年,世界大战格局发生转变,在欧洲战场,斯大林格勒之战后,苏军开始反攻德军,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垮台;在太平洋战场,经中途岛之战、所罗门岛之战后,日本海空军节节败退,美军转入反攻,开始收复南太平洋群岛,同盟国胜利在望。国共两党领袖都在为战后作准备,对于《中国之命运》的争论,凸显两党领袖都在激烈地争夺民心,他们心照不宣地关注着同一个问题——未来天下。毛泽东一开始将《中国之命运》当作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战书”来批判,是通过批判《中国之命运》,为中共在舆论上争取民心。应该说,争取一个怎样的抗战结果来安排未来中国的政治秩序,是两党领袖不约而同考虑的问题,他们为此各自展开其文韬武略。

《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在个人威望最顶峰之时,展望抗战未来而提出的一套系统的建国方略。时《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发表社论,称:“这部大著中,已经指示了中国革命建国的南针,已经照耀了中国独立自由的大道。”[200]蒋介石是为他在中国战后的地位作准备,蒋介石凭借日本入侵导致民族危机产生的民众向心力,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口号,激发中国人在外敌入侵下的民族悲情和自尊,以树立其领袖权威。

而毛泽东1940年写就的《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体系。两党领袖的两本著作,虽然同是关注着中国的未来,走的却是绝然对立的两条道路。

延安中央党校校长邓发有段话很能说出毛泽东的想法,邓发说:“我们究竟走《中国之命运》的道路呢?还是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呢?我想一切有国家观念、有民族天良的热血青年,……绝对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统治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我相信中国青年是会选择引导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201]彭德怀也指出一个事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已被党内奉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指针”。[202]毛泽东甚至也说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203]只是邓发和彭德怀都未曾预料到,1949年建国革命任务完成后,毛泽东却逐渐放弃了新民主主义。

不管怎么说,延安整风使全党相信,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指导革命胜利的绝对真理。因此,被国民党奉为领袖经典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必然遭到对手批判,只不过是迟早问题。

毛泽东绝不轻视《中国之命运》,国共论争停止以后,毛泽东在关键场合仍不时提到《中国之命运》这本书。194410月,毛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一文中,两处提及该书。在被称为中共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的开幕词,赫然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标题。毛泽东说:“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这本书就是《论联合政府》。19481225日淮海战役结束前夕,中共通过新华社颁布战犯名单,文人陶希圣被列为第41号战犯,“国人皆曰可杀者”。这多少与陶参与这本书籍的撰写有关。

在毛泽东批判《中国之命运》的背后,我们看到:1943年,中共虽然还未成为历史舞台主角,但毛泽东已洞察到,抗战后期的国共力量对比将彼此消长,必引起中国政局的变化。未来中国命运之争,具体落在国共双方争取不同的抗战结果之上。关于这一点,蒋介石远没有毛泽东敏锐。早在抗战初期,毛已将战局的发展与政局的转换联系起来。19378月两党统一战线刚形成,毛泽东就提出:在联合抗战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204]邓野解释说:“民族革命指中日问题,社会革命指国共问题……这就是说,整个抗战时期,中共始终是将两个革命联系起来一并展开的。”[205]

这两者的主次关系随着战争进程而转化。国民党理论家陶希圣自以为看到这点,他说:“中共及其国际同路人围攻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的用意,第一是要转化民族战争为阶级斗争。”[206]列宁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或者说阶级冲突,是解决国家政权的形式与功能的手段。格局将决定结局,富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欲利用抗战后期两党力量的变化,争取实行两党关系的政治转型。

从以陶希圣为主的国民党理论回应中共批判来看,国民党的党治文化的权威主义扩展功能在消减。1943年是重庆政府内政与外交纠缠的一年。1944年,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基础随着中共“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而发生动摇,在蒋介石看来,“联合政府”意味着国民党训政的失败。这也是中国经历了十余年的武装割据之后,毛泽东第一次向国民党提出国家政权再分配的政治要求。在毛泽东看来,国家的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944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力量重心正在逐渐转移到我们一边来,毛说:现在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准备由乡村去夺取城市,中共已有夺取大城市的条件。刘少奇紧随着提出一个政治口号:“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张闻天甚至说:“过去认为国民党是老大哥,今后我们就是老大哥。”[207]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水平线上重新打量对手。当时到延安考察的史迪威政治顾问戴维斯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的命运不是由蒋掌握,而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208]

逐渐壮大队伍的中共意气风发。相形之下,国民党的历史包袱太沉重。长期的战争消耗,以一个农业国应付一场现代战争的国民政府,不可必免地走向衰竭。战时寅吃卯粮的财政状况逐年恶化,1944年,国民政府的财政开支仅是1937年的五分之一。[209]为使战局撑下去,唯有饮鸠止渴,结果导致通货膨胀日趋严重,1945年的物价竟是1936年的1631.6倍。[210]战争对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破坏程度惊人,从掌握的数字而言,仅是银行金银、产业以及交通设备,以19377月的美元币值换算,8年抗战的损失已达313亿美元。[211]蒋介石遇到他当政时期最严重的危机。

古人云: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的政权统治不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已是急景凋年,国民政府已成为世界上最没效率的政府之一。这正是蒋介石之所以推出《中国之命运》所担心的,也正是毛泽东批判《中国之命运》目的所在。

世事如棋局。如毛泽东所预料,批判《中国之命运》次年,国共关系果然开始发生政治转型,毛泽东正式提出,今后要由共产党,而不是由国民党来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212]毛泽东还告诫党内领导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把中国拿下来。”坐实了陶希圣所担心的“抗战的结果比抗战的进行更危险”。[213]这一年时局的变化,预示着近代中国历史即将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毛泽东心里,答案逐渐清晰。

 

定稿于87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注释:

[1] 参见何虎生:《蒋介石传》(中卷),华文出版社,2007年,第643页;《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出版社,1997年,第2904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本,第499502页。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22页。何仲山等著:《毛泽东与蒋介石》,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程舒伟等著:《蒋介石秘史》,团结出版社,2007年,第216页;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676页。

[2] 李敖:《蒋介石手著了〈苏俄在中国〉吗?》,载《蒋介石研究》(续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

[3] 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5年。

[4]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0页。

[5]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3页。

[6]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7]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8]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9] 杨天石:《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对策》(下),刊于《南方都市报·历史》,2008515日。

[10] 《蒋介石日记》(1943125日),参见[]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

[11] 《蒋介石日记》(1943107日),参见[]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

[12]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点滴与潮流》,(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4页。

[13]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4]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点滴与潮流》,(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4页。

[15]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6]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5页。

[17]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8]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9] 陶泰来1943221日日记,见《陶希圣年表》。

[20]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21]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22]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36页。

[23]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408页。

[24]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25]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26]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14-215页。

[27]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3页;[]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5页。

[28]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3页。

[29]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4页。

[30] 《蒋介石与威尔基谈话记录》,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3编《战时外交》,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 5[("*{ ^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523页。

[31] 吴景平主编:《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32]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0页。

[33] 何虎生:《蒋介石传》,华文出版社,2007年。

[34]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1-942页。

[35] 陈立文:《抗战期间中国争取国际地位之努力论文集》,第59-60页,参见吴景平主编:《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36]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2页。

[37] 《蒋介石日记》(1010日),参见[]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5页。

[38] []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5页。

[39]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14页。

[40] 见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2页、943

[41]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42] []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6页。

[43]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12-1013页。

[44] 何仲山等著:《毛泽东与蒋介石》,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

[45] 《时代》周刊,1943712日,见李辉《封面中国》,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228页。

[46]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5页。

[47] 《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53日,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9页。

[48]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61962页。

[49]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36页。

[50]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页。

[51] 邓野:《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84页。

[52] 《五全大会对外关系报告》,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卷,第247页。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6页。

[53] 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348页。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6页。

[54] 见何虎生:《蒋介石传》,华文出版社,2007年,第643页;《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出版社,1997年,第2904页;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22页;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676页;何仲山等著:《毛泽东与蒋介石》,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

[55]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7页。

[56]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1页。

[57]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3编《战时外交》,第2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 5[("*{ ^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89页。

[58]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12页。

[59] 19366月,蒋介石与李滋罗斯谈话时说过:“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6页。

[60]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2页。

[61]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63页。

[62]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46页。

[6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解放日报》194277日。

[64] 《周恩来关于蒋欲约毛在陕晤谈事致毛泽东电》(1942814日),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68页。

[65] 《毛泽东关于见蒋为改善国共根本关系致周恩来电》(194293日),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69页。

[66] 《关于最近日苏关系及国共关系的情况通报》(1942815日),见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23页。

[67] 《周恩来关于林彪见蒋经过的报告》(19421027日),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70页。

[68]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第793-794页。

[69]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次全会问题的指示》(19421129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抗日战争时期(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

[70]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见[]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

[71]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73页。

[72]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73-475页。

[73] 《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11页。

[74]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所做时局的报告》(1942413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75]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2521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81页。

[76]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2915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03页。

[77] []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29页。

[78] 《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18页。

[79]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361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43页。

[8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525日。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8页。

[81] []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2页。

[82] 《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37日,引自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2页。

[8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5月,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9页。

[84] 《王世杰日记》(第4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90年,第78页。

[85]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9页。

[86]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361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43页。

[87]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见[]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

[88] 张树军等编:《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73页。

[89] 《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52页。

[90]《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事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366页。

[91]《王恩茂日记》(1943713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60页。转引自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0页。

[92]《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194378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52页。

[93]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78页。

[94]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71页。

[95] 《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64页。

[96]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7页。

[97] []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43-144页。

[98] 中央宣传委员会归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负责管理中宣部、解放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党校、文委以及出版局等。参见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015页。

[99]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1页。

[100]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2页。

[101]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2页。

[102]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2-73页。

[103]《彭德怀年谱》,第281页。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20页。

[104]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2页。

[105]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10-211页。

[106]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07]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08]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7页。

[109]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7页。

[110]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11] 据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一份调查,太平洋学会是国际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参见([]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6页。

[112] 原美共机关报《每日工人报》总编辑布登兹:《没有脸面的人》,1958年。参见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12页。

[113] 陶希圣著:《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6212页。

[114] 陶希圣著:《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11页。

[115] 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在考察德意回国后,也发表文章认为“独裁是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途径”。参见马振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思想理论简析》,载《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

[116] []陆培涌:《蒋介石的思想追求》,载《现代亚洲研究》,4 卷第2 (1970 ) ,232 页。

[117]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演讲,(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483 页。

[11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秘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页。

[119] 《胡先生为宁粤合作对法报记者之谈话》,载《三民主主义月刊》,第4卷,第5期。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1页。

[120]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761077页。

[121] 19381月至19472月的新华日报》,新华报业网www.XHBY.NET200813日。

[122]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6页。

[123] []柯博文:《面对日本》,参见[]方德万著、胡允桓译:《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三联书店,2007年,第13页。

[124] []方德万著、胡允桓译:《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三联书店,2007年,第27页。

[125] 参见[]方德万著、胡允桓译:《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三联书店,2007年。

[126]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24页。

[127]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摘录),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4),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40页。

[128]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论》,第126页。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5页。

[129]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6页。

[130]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6页。

[131]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32]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5页。

[133] 《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193358日),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绪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 5[("*{ ^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36页。

[134]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54页。

[135] 何家干:《乱世书生左舜生》,载《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08629日,B39

[136] 毛泽东:《关于发动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运动给董必武的电报》(194381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4页。

[137] 《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75页。

[138]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摘录),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4),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39页。

[139] 张树军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实录》(上卷),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73页。

[140]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9页。

[14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32日、3日。参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9页。

[142] 荒坪:《我的外公陆定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5页。

[143] 陆定一的回忆,参见朱鸿召《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前前后后》,《同舟共进》2008年第11期,第50页。

[144]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

[145]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46] 《蒋介石日记》(1943107日),见[]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

[147]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80页。

[148] 《克省记》卷二十三,1943724日条,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469页。

[149]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事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369页。

[150] 《省克记》卷二十三,194381日条,台北“国使馆”藏蒋中正档案,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80页。

[151]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再版,第211页。

[152]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81页。

[153] 《省克记》卷二十三,1943823日条,台北“国使馆”藏蒋中正档案,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80页。

[154] []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8页。

[15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813日,参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6页。

[156]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268页。

[157] 《蒋介石日记》(825日),见[]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5页。

[158]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675页。

[159] 《蒋介石日记》(1943912日),见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679页。

[160]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第841页。

[161]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83页。

[162] 《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87页。

[163]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2页。

[164] 罗斯福这三点建议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训词中提到,《黄炎培日记摘录》第39页。参见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3页。

[165]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66] 《王世杰日记》(第四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90年,第159页。

[167] 重庆《大公报》1944826日。

[168] []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

[169] 《毛泽东关于欢迎政治解决问题致董必武电》(1943105日);《王世杰日记》(第四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90年,第190页。

[170] 这是延安整风运动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总学委发出的通知,参见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2页。

[171] 《毛泽东关于在国民党未想真正合理解决问题前周恩来不拟出来致董必武电》(19431113日),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84页。

[172] 《毛泽东于713日发给彭德怀和中央各局电文》,参见《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63页。

[17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

[17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38-440页。

[175] 《伊里切夫致季米特洛夫信》(1943531日),见杨奎松:《开卷有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176] []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177]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0页。

[178]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526日),见张树军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73页。

[179] 毛泽东:《关于发动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运动给董必武的电报》(194381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4页。

[180] []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181] 《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明报月刊》(香港),19943月号。

[182]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713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55页。

[183] 刘白羽:《心灵的历程》,见《刘白羽文集》第9卷,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373-374页。

[184] L.HG.C.L的陈述,两人都是知识分子,当时在延安,见[]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56页。

[185] 《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78页。

[186]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3页。

[187] 弗拉基米若夫821日日记,参见[]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55-156页。

[188]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14页。

[189]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86页。

[190] 周恩来:“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的笔记”(手稿),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290页。

[191]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0页。

[192]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0页。

[193]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474页。

[194]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95]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10-211页。

[196]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10212页。

[197]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80页。

[198] 《蒋介石日记》(1942711日),参见[]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0页。

[199] []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5-346页。

[200]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12页。

[201] 邓发:《谁爱护青年?谁残害青年?》,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7页。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202] 彭德怀:《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第1页。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10页。

[203]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大会上的讲话》,见王建朗等著:《中国近代通史》(抗日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85页。

[20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205]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206]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6页。

[207] 张树军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实录》(上卷),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89-190页。

[208] John S.Service,162.参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480页。

[209] []方德万著、胡允桓译:《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三联书店,2007年,第389页。

[210] 虞和平:《抗战时期后方的金融、财政及其投资》,载朱荫贵等主编:《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62页。

[211] []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08页。

[21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4465日),见张树军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实录》(上卷),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89-190页。

[213] 194555日《中央日报》社论。

[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