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潜流中的书生“政治家”

——记陶希圣与陈独秀交往关系

  

 一、引 言

在中国现代史上,陶希圣与陈独秀都是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们同是书生“政治家”,因风云际会相遇、往来,后期两人更是惺惺相惜。若要拂去历史尘埃,透视两个已故的风云人物,实在不是件容易之事,更何况,迄今学界,对陶、陈两人的交往问题尚未见有专门的研讨。

在历史上,陶希圣与陈独秀前后有两次交往:第一次相遇正值大革命高潮(1927),他们一是国民党中校军官,一是中共总书记。在国共合作背景下,两党还不是阶级对立者,有着共同的革命目标。这次见面,陶希圣不仅对陈独秀印象深刻,更抱有感激之情——陶在陈独秀的影响下逃过一劫;第二次相遇正逢国难时期(1937),陶希圣再次见到陈独秀,这时,已是北大教授的陶希圣最终弃学从政,逐渐成为国民党核心权力之要角。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已是阶下囚,于“七七事变”后获特赦。这段时期两人身份悬殊,却是陶希圣和陈独秀真正深入交往时期,在此期间,陈独秀思想发生剧变、并最终形成他的“最后见解”。

陶希圣与陈独秀命运跌宕起伏,透射出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一切都在摇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之中”。(朱自清)陶、陈的身份依次变化为:学生—教授,军人—党人,党人—文人。在当时,新兴群体的“党人”和“军人”,都属社会精英。(1)陶希圣与陈独秀的命运变化,呈现出一条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从社会边缘进入中国政治中心的起伏曲线。

笔者并不准备对这两位风云人物作是非判断,而是着重从两人交往关系的角度,搞清一些基本史实:在他们第一次尤其是第二次交往中,这种以朋友之谊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交往,是在什么情形下发生的,他们的交往过程以及相互间的思想共识是什么?

对以上问题的探求,并不限于两人往来的个人活动记录,而是将他们的关系放置于一个思想和政治关联异常活跃、党内党际党政斗争内外纠缠的乱世大背景下去探讨。笔者本着以“见之于行事”的叙述方式重建史事,努力重现那段非常丰富而又错综复杂的人物活动和历史场景。也许,我们可从中可透析出,乱世潜流下的书生参政之局限性何在。

二、因缘际会,同一条战线

 对于陶希圣和陈独秀来说,1927年都是个人命运大起大落之年。

19271月,陶希圣弃笔从戎,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教官。同年4月,陈独秀与汪精卫同船抵达武汉。在此之前,陈、汪共同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目的无非是借助树立汪精卫的党权以制裁蒋介石的军权,以发动工农力量来制约蒋的独裁倾向,最终完成国民革命。(2)

工农运动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主要革命力量来源。国内外报纸称武汉为“赤都”,指的正是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尤其农民运动。陶希圣在武汉近一年时间里,给他印象最深的也是农民运动,他与陈独秀相遇的机缘也来自农民运动。

北伐战争引发的两湖农民运动之迅猛,人们用“两湖之变”形容。时居北京的王国维正是受到两湖之变引致巨劫奇变的刺激,于这一年的62日自沉昆明湖。可见两湖农民运动对中国社会震动之剧烈。

本来,“国民革命的完成,有赖于全国农民之兴起”是国共两党的共识,(3)国民党利用其南方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对社会中上层城镇力量进行动员。势力相对弱小的中共,直接到最基层的乡村搞农运。意想不到的是,两湖底层社会动员的规模和声势超乎两党想象,甚至也远超过1923年中共领导的“二七大罢工”。当农民自拉大旗没收土地捕杀土豪劣绅的风潮此起彼伏时,似乎没有一种力量能作出有效的控制。这一场改变传统乡村基本组织的就地革命,引起一番从没有过的社会“乱象”,它打断了正常的城乡商贸活动,激发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更导致军心动摇。

在陶希圣眼里:“各县的农民协会喊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逮捕、拘禁、打杀他们指为土劣的绅士和读书人,并且没收这些人等的土地。到后来这种斗争与恐怖的影响,进入军中。”(4)武汉国民政府所倚重的唐生智部队多系湘藉,所谓“无湘不成军”,湖南农运高涨时,军官们几乎每天都收到来自家乡的坏消息,什么家属被农民协会戴高帽游乡,土地被没收,父亲被逮捕,如此等等。军人骤然发现革命一场,反而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灾难,这使得当初支持农民运动的唐生智转而对农运反感。唐部军心动摇非同小可,它与中共的拥汪联唐以制蒋的战略部署相冲突。

这种情形下,陈独秀坐不住了,5月中旬,在总政治教官恽代英的陪同下,陈独秀专程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先前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作演讲,申明他保护军人家族土地的主张,以安抚军心。在此之前,中共总书记从没有到过黄埔军校作演讲,包括在广州的黄埔军校本校此行不同寻常,引起军校官兵的关注。陶希圣说:

 独秀到军校来演讲,官生大家都赶来听,并不是说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而是想看看这个神秘人物,想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因为共产党的主要分子向来是不出面的。”“我是政治教官,排在行列的前面。这是我看见独秀的初次。(5)

 早在1919年,同在北大的陈独秀与陶希圣共同参加了五四运动,他们一是北大教授,一是北大法学科学生,互不相识。这是初次见面,陶希圣对中共总书记的演讲印象深刻,他记录下当时的细节:

 那时没有扩音机,在操场中心有一座木台子,他站在上面讲,四面学生围成方形队伍,他穿一件很旧的西装,走上讲台后,司令官喊声‘立正’,他就向四面转着答礼,他行的是军礼,可是他的掌心向外,不合标准。”陈独秀的演讲是“秀才式的,声音也不大,不过他的话是代表共党的,就有权威了。(6)

 陈独秀的讲话真的有权威吗?当时,陈独秀就连亲自去长沙进行和平调解以平息军队愤怒的主张也没能实现。523日,陈独秀在中共与共产国际联席会议上指出:目前情况下,“假如我们想同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合作的话,问题主要在农民。”整个湖南现在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将军们要镇压农民运动,另一方面是农民们想要平分土地。在政党动员农民起来为政治目标服务的同时,农民也在利用政党的力量为自己谋利。因此陈独秀强调:“纠正幼稚的行为和过火行动,这不是让步政策,必须坚决这样做。”(7)

可是,陈独秀的意见并没有得到执行,或者说,根本无法执行:

一方面,在乡村,被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没有得到很好的组织化,中共上层意见无法抵达基层组织,更不用说被执行。这与共产党对骤然兴起的农运没作充分准备有关,时湖南农会会员200万,其中中共党员只有1759人,中共湖南区委慨叹:“一千人中还只有同志一人,又怎么去领导呢?”(8)既要维持国共统一战线,又要借助农运力量与国民党右派抗衡,在这内外矛盾缠结的情形下,不仅中共,就连共产国际也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导。陈独秀难免有些手足无措,他毕竟是“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9)

另一方面,在如何对待工农运动“过火”问题上,中共领导层出现分歧。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维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而国民党──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与社会中上层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他们反对土地革命的立场。因此,从根本上说,农民运动的土地革命性质与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是相矛盾的,这是个两难问题,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在困境,共产党还没有办法破解这个困境。(10)中共内部出现的种种冲突,实在是难以避免。

陶希圣说:“中共党内两派意见即将冲突。鲍罗廷和陈独秀仍然主张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保卫武汉政权,所以暂时妥协,修正农民政策的‘过火’,安定军心。有一个来自莫斯科的印度共产党人罗易,是一个激烈派,主张用激烈手段,不但要土地革命,组织农民军,成立‘革命裁判所’,审判反动军人。同时要改组军队,召集农民军。”(11)罗易这种不切实际的极端手法,遭到陈独秀反对。

革命激情主义者的罗易当然不会就此罢休。5月底,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发去电报,强烈主张武装农民,组织反击,说“共产党人应当鼓励和发展这些‘过火’行为。”(12)与此同时,斯大林也收到鲍罗廷电文,内容是国民党决定为了反对土地革命而战斗,甚至与共产国际决裂也在所不惜。这时,湖南省委正组织一支庞大的农民自卫队,准备对长沙及其附近城镇发起总攻。斯大林急忙发出指示:反对没收和分配属于国民党党员或国民党革命军军官的土地,尤其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直接与左派国民党联合”。(13)斯大林的指示传到中央后,中共政治局委员李维汉命令湖南省委停止行动。陈独秀等认为,农民进攻的唯一结果是激怒唐生智,促使它推翻共产党支持的武汉政府。一向抱激进态度的蔡和森、彭述之却指责李维汉停止进攻,要他为这个命令负责。陈独秀则批评蔡和森“荒唐”、“幼稚”。此时,中共内部不仅有点顾此失彼,甚至混乱,陈独秀哭笑不得,说这是“在厕所中洗澡”。(14)当处于革命重大转变关头,共产党人要迅速对各种混乱局面作出正确判断,并在有限的政治行动空间作出选择,实在不是件容易之事。此时的陈独秀,是一个肩负重任四面受敌而没有力量的总书记。

在陶希圣看来,中共的两派纷争:

 前一派是鲍罗廷的指示,与陈独秀的主张。后一派是罗易的主张,与瞿秋白等的支持。

鲍罗廷是第三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罗易是印度共产党人,亦是第三国际派到中国来的。此刻莫斯科是在进行着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的斗争。斯大林对中共的指示,总是模棱与含混。所以他们二人的见解不同,也影响中共内部的争论。(15)

 也正是中共领导层的意见纷争,使卷入咸阳农运的陶希圣避过一劫。陶希圣事后回忆说:“倘如中共内部没有这种矛盾和斗争,我这条生命断乎不能留到现在。”(16)5月底,陶希圣在处理咸宁县农民协会的讼案上,因强行阻拦农会书记逢开大会就要枪毙农民的习惯做法,被这位斗争性强而年轻的农会书记指控为“反动军阀”。(17)在当时,“反动军阀”罪名足以送命。当陶希圣被五花大绑带回武汉时,主张“修正”农运“过火”行为的陈独秀仍主控中共局面。在陈独秀看来,陶希圣在咸阳县城“下令解散‘委员会’,并且制止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的专横行为,清理讼案,视察监所,释放了农民协会绑来要杀的小农民,开脱了善良的绅士”(18)均属“修正”农运“过火”行为,故陶希圣丝毫未损。回到军校,陶不仅未受任何处分,还被指派为政治部秘书长,兼任宣传处长。陶由此对陈独秀终生感激。(19)这一亲身经历,使陶希圣深深体会到革命背后刀光剑影的残酷。

陶希圣能避过杀身之祸,除了陈独秀因素外,也与两湖农民运动出现转折有关。马日事变后,各地的农民运动陆续遭到毁灭性打击,“湖南的党经过五月事变的打击,差不多完全瓦解了。”(20)湖南各地的驻军和地主,纷纷开始向当地的共产党人和工会、农会反攻倒算。此时距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不过两个月。矛头直指中共和地方农会的许克祥等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通令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一律改组。武汉国民政府也因此失去对湖南大部分地区的管辖权。受重创的武汉国民政府认为种种“事变”均是农民过激行动所导致,武汉国民党上层产生严重敌视工农运动的情绪。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同意武汉国民政府和平解决马日事变,时任全国农协会主席的毛泽东只好写下“全国农协会临字第四号训令”承认失败。(21)不久,毛泽东向中央请求到湖南工作。

至此,国共两党的党政格局出现改变。首先是驻江西第三军的朱培德借口“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以“礼送”方式驱逐142名共产党员和政工人员出境,并查封当地的工会和农会。接着,第四军的唐生智直截了当地宣称“拥汪反共”。最终,汪精卫宣布分共,国共合作成了国共分家,宁汉对立则成了宁汉合流。共产党的“文斗”终不敌国民党的“武斗”,国共两党就此分道扬镳。

中国革命的大潮,在国共分裂声中退潮了。“赤都”街头只有零零散散的传单点缀着革命的余波。经过改组的临时中共政治局常委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然后南下广东。恽代英在校本部召见陶希圣,告诉他说:“今日时局在变化中。程潜主张东征,张发奎主张南下。我们决定将军校改编为教导团,跟随第二方面军南下,回到广州。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是郭沬若,请你担任教导团政治指导员。你的办公厅有一个秘书,十个干事,帮你做工作。”(22)

陶希圣毕竟还不是政治家,没把自己的品性融入到政治斗争中去。他思前想后,不愿跟随教导团南下,(23)于是“赶紧结束政治部,所有案卷乃至家具,一概造册,准备移交”。军官教导团南下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军校至此结束,喧嚣一时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快要谢幕,它毕竟只是中国传统政治旧体制消解新体制还没产生的过渡期产物。

“分共”以后,陈独秀隐居武汉。陶希圣说:“共产党的八七会议,独秀被开除了总书记的职位。”(24)陶希圣此处的叙述不准确,党史教科书几十年也一直沿用“开除”一说,这实在是与当年对陈独秀的处理不明不白有关。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不妨多说几句,陈独秀不是被开除,而是他自己提出辞职的。

192775日,陈独秀参加最后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再也无法继续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25)陈独秀非常苦恼,“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26)那时,“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不振,大家都沉闷得很,又像迷失路途似的。”(27)陈独秀于是提出辞职,带着他的秘书黄玠然过起隐居生活。黄玠然回忆道:“大约192779日或10日晚上,我随陈独秀先生到一家餐馆的阁楼上躲藏起来;第二天,我们转移到前花楼亚东书局的纸庄,直到离开武汉。”(28)蔡和森说:在莫斯科的干预下,陈独秀自1927712日起,“自此即不视事”。(29)据张国焘回忆,1927715日,陈独秀提交一封信给中央:“向中共中央表示无法继续工作,要求解除他的书记职务。”(30)也就是说,陈独秀在“八七会议”前就自己放弃总书记职务。代表湖北省委出席“八七会议”的郑超麟说:“(八七)会议自始至终未曾点出陈独秀的名字,更未曾有什么决议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31)事后,陈独秀解释说道:“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32)

9月上旬,脱离中共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与黄玠然离开纸庄,与友人一起乘英国“公和”轮回上海。12月,陶希圣也“脱离军校,既不从汪精卫,也不随恽代英,远离政治,独自回到上海”。此时的陶希圣一无所有,“没有钱,也没有职业,只有一番痛苦的经历”。(33)两人曾先后意气风发地从上海赶赴赤都武汉,又先后孤寂黯然地返回上海。

武汉时期,陶希圣与陈独秀的命运随着中国革命由高潮跌入低潮而升降浮沉。

 三、国难当前,再次同一条战线

大革命失败后,陶、陈各奔前程。曾几何时,势去道移,陶希圣和陈独秀不约而同地成为各自所属党内的反对派。

回到上海的陶希圣加入以反对蒋介石为主旨的国民党改组派(奉汪精卫为领袖),提出“分共之后,仍然革命”口号,曾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检举为“反动分子”,后经朱家骅、陈布雷和陈果夫等人的斡旋才平息下去。(34)1928年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陶希圣将现实中的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路线之争引入理论界,成为这次大论战的急先锋。陶希圣撰写的《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等著作营销一时,甚至波及海外,有所谓“陶希圣时代”之称。(35)后陶希圣顺理成章地到中央大学任教,1931年回母校北大,出任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兼主任。陶希圣潜心治学,创立“食货学派”,在学界有相当声誉。

相比陶希圣退守书斋,陈独秀的命运可谓跌宕起伏。陈独秀回上海后,一直潜居亭子间,在1928年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成为中共反对派的领军人物。19295月爆发中东路事件,张学良试图强行收回控制在苏联手中的中东铁路。(36)7月,在共产国际指示下,(37)中共提出“武装拥护苏联”、“苏联的胜利,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等口号。陈独秀强烈反对,指责他们(以李立三为首的“左”倾中央)不应采取叛国口号和行动。中共批评陈独秀脱离了阶级观点看问题。解决党内分歧的最终手段是开除出党。同年11月,陈独秀被中共开除党籍。1932年被捕入狱,因“叛国”罪获刑13年,后改判8年,在南京模范监狱服刑。

陶希圣对陈独秀有更多的认识和往来,是在1937年。1937年,是一个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年代。“七七事变”后,整个中华民族一夜之间被推到危急关头。

7月中,陶希圣与三大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以及胡适、傅斯年等平津学者参加著名的“牯岭茶话会”,这是国民党中央为“团结各方共赴国难”邀请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庐山牯岭举行的茶话会。这次茶话会最重要内容,莫过于蒋介石于717日发表的全面抗战讲话,这就是由程沧波起草、陈布雷修订的、有名的《最后关头》讲话。蒋介石声明:“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拚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38)这篇确立国民政府抗日方针的讲话影响极大,一时成为蒋介石抵抗到底的金字招牌。新闻界最活跃的《大公报》主编张季鸾逢人就说:“《大公报》方针已定,我刚才见了委员长,他表示抗战决心已定,一个字——打!”(39)自西安事变以来,蒋介石的地位被抬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报纸上常常出现“领袖”一词,蒋介石被视为中国独立抵抗日本的抗战领袖,获得全世界的同情。纽约《时代周刊》发表专文,称赞蒋介石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40)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谁决心抗战到底,谁得民心。

《最后关头》的讲话同样使生逢其时的陶希圣感到震动,他回忆说,“这一篇讲话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全中国和全世界都听到了‘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全民动员全面抗战的号召。”(41)茶话会期间,陈布雷找陶希圣见蒋介石。陈布雷对他说:“在会中,你是客人,现在则是以党员的身分见主席。”蒋介石见了陶希圣说:“你在北平做得很好,你还是回去指导他们继续努力。”出来后,陶问陈布雷:“这是怎么回事?”陈说:“这是命令。”云深不知处的陶希圣感到突然,“我很惶恐,能不能回去还是一个问题,只得天天注意战局的发展。”(42)“牯岭茶话会”成了陶希圣人生的一个分水岭,经陈布雷推荐,陶希圣加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国防参议会,从事国际宣传工作。

国民党最高层为什么会选中陶希圣?也许从陈布雷的话可看出些端倪,陈布雷说过,“我们党国就是缺乏宣传人才”,(43)尤其战时的民众宣传鼓动至为关键。在牯岭,陈布雷两次和陶希圣谈到全民动员抗战的重要性,强调要以精神力量补充物质力量之不足。但是,国民党在意识形态整合、理论宣传甚至文艺文化运动方面历来很弱,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也不如左舜生的青年党。周恩来私下说过:“国民党不了解文艺的重要,也不晓得如何运用文艺,看我们的!”蒋介石也曾自知自明地说过:国共之间只能拚武力,不能拼党力。陈布雷十分清楚要广为吸纳这方面的人才。陈对陶也算是知根知底,欲用其所长。

陶希圣进入国民党高层视线,也与他之前在北平的一场论战有关。“牯岭茶话会”前,北平新旧学联之间发生一场政治冲突,陶希圣意外被卷入,在与平津左派教授苦斗中,陶前后共发文40篇,其锋芒与犀利,连北大同事胡适也说陶的“为文所向无敌”,(44)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长刘芦隐也说过:“平常的一句话到他的口上就有刺。平常的一篇文章在他笔下就煽动。”(45)这场冲突与笔战虽因时局突变而终止,但作为社会史学家的陶希圣在政治上的态度与立场,深得国民党高层认可。(46)牯岭时,国民党中组部长张厉生曾就北平论辩一事对陶希圣“深致鼓励”,蒋介石也当面对陶说:“你在北平做得很好。”陶希圣成为国民党当局战时对外宣传的最佳人选也就不足为奇了。

读过旧书的陶希圣,自有满腹“修齐治平”一套,“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的政治情结还是有的,陶希圣晚年就说过“早岁尝怀经世志”。更为重要的是,陶希圣是有着十一年党龄的国民党党员,“党人”是当时读书人入仕途的一条捷径。国难当头,兼有“党人”和教授身份的陶希圣,突然得到国民党最高层的赏识,从“坐而言”转为“起而行”,从而获得一个“尽其言责”的空间。可以说,陶希圣的身份转变有其合理性,虽然陶希圣弃学从政的动机是书生式的。从此,陶希圣离开北大,开始了他的“书生从政而不知政”的吊诡生涯

8月初,陶希圣从庐山下来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举行的午餐会,被邀请的还有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人。餐席上,蒋介石表示:“我要以战略打击敌人的战略。敌人的战略是要不战而取,我要他战而不取;敌人要速战速决,我要他战而不决。我们是一定胜利的。”(47)此后,备受鼓舞的陶希圣一心一意地投入抗日宣传运动。这时陶希圣在南京的主要工作是发挥他的辩才四处演讲,并参加每周的国防参议会,为开展民众动员宣传与各党派人士穿梭往来,一时甚为活跃。(48)

此时,南京政府宣布特赦政治犯。之前,胡适曾给汪精卫去信,请汪出面同蒋介石商谈,释放陈独秀。汪精卫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两天后,司法院院长居正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文,要求为陈独秀减刑获准。823,衰老憔悴的陈独秀缓步走出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这一天,早已率先提出抗日的中共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提出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工农红军已被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一致抗日,这是一个民众觉醒、爱国激情澎湃的年头。陈独秀出狱后,记者第一次访问他,问道:“陈先生今后要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陈独秀答道:“不对,不对!……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49)

陈独秀出狱后暂住他的学生傅斯年家(傅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南京国民政府为统一事权,以便快速行动而成立六个部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其中第五部主管宣传,该部设在阴阳营四号。陶希圣说,“部长是熊式辉,副部长是周佛海。这个部聘请各党派人士为顾问或参议,号称为小参议会。我以国防参议员的身份亦参加。……为了参加这一个工作,同时又与各党派人士联络,我有时到阴阳营四号会商事情。”阴阳营离陈独秀住宅很近,陶希圣利用开会便利访问了陈独秀两三次。陶希圣对“有耿耿孤忠”的陈独秀一直怀有特殊敬意,十年前陈独秀有恩于陶希圣,陶一直未敢忘怀。

随着淞沪战事愈演愈烈,陈独秀于99日离开南京赴武汉。此时,第二次国共合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9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终于捐弃前嫌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政府自无不竭诚接纳。”(50)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随即,国家社会党领袖张君劢、中国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也都发表公开信,表示愿意接受国民党领导,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尽管青年党曾睥视国民党为“旧革命党”。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章伯钧也放弃对共产党的批评,呼吁国民党应接纳各党派的政治要求,共商国是。各党派汇集在国民党的抗日大旗下,抗战使中国形成了新的统一。掌有抗战领导权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地对《巴黎晚报》法国记者说:中国党派之争,现已不复存在。蒋介石俨然成了辛亥革命以降的民国政权法统的守护神。

自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处于政治边缘的中国共产党又回到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只是陈独秀早已远离中共舞台。此时的陈独秀无党无派,人生的挫折,陈不免生出“三十功名尘与土”之感慨,但他仍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51)的斗志投身于抗战大潮中。陈独秀甫到武汉,“他的全副精神就放在抗战文章上了”。就在这时,在陈立夫安排下,陶希圣奉蒋介石之命也来到武汉“传达抗战的宗旨与目的”。仿佛与十年前一样,那时是国民党少校的陶希圣与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站在同一条战线——国民革命;现在是放弃北大教职的陶希圣和无党派的陈独秀同在一条战线,一致对外抗日。当时,陈独秀住粮道街的一条小巷里,陶希圣频频与陈独秀来往。

南京撤守后,武汉成为战时首都。各种社会力量、政治流派和文化名流,风雨同舟,云集武汉,武汉一时抗战气氛高涨,出现少有的生气勃勃的团结景象,国共合作处于蜜月期, “外国记者在这里享受到了中国首都里空前绝后的自由空气。这种自由空气,多少是由于蒋介石和共产党的联合正处于最真诚的时期。”(52)可以说,1937年底至1938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渗透到所有社会阶级和政治团体,国共两党出现少有的真诚合作,从1938年初延安频频传出的信息也可证明这点。

19381月,中共领导人在日本近卫内阁宣布不以蒋介石为对手,蒋介石重复坚持《最后关头》立场之后,也再次宣布拥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王明是非常积极地促进统一战线的,他说:“国民政府是全中国的政府,它需要加强而不是改组。”(53)王明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54)毛泽东也承认国民党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领导作用,而且在战后的建国阶段仍起领导作用。(55)周恩来说:“以委员长的经验和精神,他可以领导全国走向胜利”,(56)周坚守与国民党合作并服从中央政府领导的承若。博古也说:“国民党作为(主要)执政党无疑正在领导抗战。(57)中共还郑重声明,“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才企图打倒国民党。”

但是,国共合作的维持是微妙的,中共领导人的讲话,有各自不同的解读。在王明“抗日必须依靠国民党”的背后,有着贯彻斯大林“使中国的抗战集中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周围”的意图。早在1935年,莫斯科就形成“建立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的共识。斯大林甚至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透露,在国共两党之间,俄国人宁愿支持蒋介石。(58)莫斯科派王明回来,就是为了强化共产党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承诺。当然,莫斯科也不希望看到中共被统一战线所淹没,王明就曾清晰地表明,“中国将来是由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是“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59)毛泽东清楚王明的话具有莫斯科的权威,如果公开攻击王明,意味着蔑视共产国际。在为王明飞回延安的洗尘宴上,毛泽东话中有话地说:“喜从天降,……在这一历史时刻,……他又回来指导我们了”。毛泽东虽然也表态支持国民党领导抗日,但战略高手的毛泽东的真正用意是保持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自主权,并“以创建根据地为主”。(60)作为中共与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的周恩来则希望通过积极抗战,在全国提高共产党的形象与地位。

应该看到,此时中共领导人表示愿意听从国民党领导抗战的态度,比几个月前的洛川会议进了一步。洛川会议是确立以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为抗战核心,在国共关系上独立自主原则。中共立场的转变,除了王明返国带回莫斯科意见因素以外,在陶希圣看来,也与苏联新大使来华有关。1938年初,苏联新大使卢干兹奥利奥斯基到达武汉,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纠正中共及左翼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观点,“他召集左派重要人士,对他们说,中国抗战可以解除苏俄东顾之忧,让苏俄以全力应付欧洲情势。他指示他们支持国民政府,争取抗战的胜利。” (61)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认为巩固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中共的政策必须以此为准绳,不同意中共不合时宜地提出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62)中共于是决定,“共产党决心同国民党亲密合作,不仅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也为了抗战胜利后共同建国。”(63)

一直关注着中共态度变化的国民党理论家陶希圣心里清楚,抗战是手段,三民主义建国才是目的。陶一直强调“为三民主义建国而抗战!”。陶希圣不仅积极投入他所擅长的理论宣传运动中,还与周佛海成立艺文研究会,研究会的宗旨就是宣传“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由于战争突然爆发,在国家被仓促地置于战时体制背景下,陶希圣提出的“抗战与建国”口号,有符合国情的合理考虑。正如胡适、蒋百里、陈立夫等反对高等教育要为战争让路,继续坚持原有的学术教育一样,都是出于对中国未来建设的考虑,教育毕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未来。

但究深一层,陶希圣的政治动员,明显有着扩大民众支持国民党抗战基础的用意。因为,陶希圣清楚蒋介石是要以抗日之名,统一全国军政之用意。正如陈布雷所言:“蒋公深思远虑,其所着眼者又不仅战争有形之消长,而为战后复兴与改造民族之大计焉。”(64)陶希圣由是抨击左翼人士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口号:“所谓‘联合政府’是要制造一个克伦斯基政府,然后利用失败主义来拖垮它,乘机夺取政权。”(65)陶希圣认为中共有利用抗日统一战线夺取全国政权的用意。(66)为此,陶和左翼人士经常发生摩擦。在国防参议会上,陶希圣几番与沈钧儒争议,一次会毕,沈钧儒拉着陶希圣的手,说与陶的父亲是莫逆之交,“希望你我客气点”。陶说:“世交是世交,辩论还是辩论,才是民主。”沈说:“那又何必呢!”(67)此时的陶希圣积极倡导国家民族、抗战建国等主张,在理论建树上,陶已是多党见,少己见。

相形之下,陈独秀搁置私仇党见直言不讳,他认为国民党是执政党,在抗战中居于领导地位,在野党的中共当然要接受国民党的军事最高统帅权。这与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有异曲同工之妙。(68)陈独秀“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帅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作一谈。”(69)陈独秀同时批评国民党:“如果定要拿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各党各派合作抗日的条件,那只有先从事内战,肃清了异己,然后才来抗日……都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70)陈独秀也反对托派在抗战中爆发革命的天真想法,只要国民党一天抗日,就不可能生成打倒国民党统治的社会革命,组织工人农民革命的阶级观点和思想倾向必须抛弃。陈独秀并讥笑中共“闹出‘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笑话”,指责共产党“不应该有保存实力趁火打劫的企图。”(71)跳出一己格局的陈独秀依然是“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陈独秀此时已是少党见,多己见。

私底下,陈独秀不掩饰他对蒋的仇恨,他对周佛海、胡适说过:“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72)陈独秀之所以把抗战与建国的希望寄托于国民政府,是他相信国民政府不会中途妥协。193712月,陈独秀发表《言和即为汉奸》一文中就说道:“我相信政府更能够抗战到底,不会中途妥协而言和,因为政府自己已经公告天下:‘言和即汉奸’。”(73)“言和即汉奸”成为当时最具威慑力的抗战用语。 

四、陶希圣抱不平的“陈独秀事件”

极具讽刺的是,就在陈独秀发表《言和即为汉奸》一文的同时,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就涉及有关陈独秀与汉奸问题。王明在会上表示,反对毛泽东张闻天原定在“三条件”下团结陈独秀抗日的方针。王明提出,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就是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说“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当场有人表示质疑。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斯大林认为中国托派就是日本特务,因此“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74)王明进一步发挥了1932年中央“左倾”观点,再次强调托陈派比反动派更危险。在莫斯科以紧跟王明著称的康生,随后在中共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长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文内指责陈独秀是每月领取300元津贴的日本汉奸。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转载了康生的文章。“汉奸”一词最能激起公愤。此文一出,一片哗然。正在武汉主持艺文研究会的陶希圣对此有详细叙述:

 有一天(315日),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转载延安《解放周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康生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其中有一段话,……日本给陈独秀每月三百元的津贴,由罗汉领取。……次日,大公报和武汉日报都登了王星拱、傅汝霖、段锡朋、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林庚白等的一封信。第三日,扫荡报也把这封信登出了。 ……为独秀辩诬的一封信,我也列名。(75)

 引文指的“一封信”,是指由九位社会名流为陈独秀辩诬的联名信。康文发表后,引起人们普遍不满,但一向辩才无碍的陈独秀面对康生指责,拒绝作出声明。一批社会名流看不过,于是在《大公报》和《武汉日报》登出他们的联名信。他们是,王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周佛海(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江苏省教育厅长)、傅汝霖(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大学校长)、梁寒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高一涵(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张西曼(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陶希圣(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林庚白(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段锡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联名信中有这么一段话:“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76)

康生的指斥,就连那些素不问政治而有正义感的普通人士也觉得“太不成话”。救国会的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上汉奸帽子。远在晋察冀阜平司令部的聂荣臻听了这一消息也很愕然,他反问萧克:“陈独秀是300块大洋能买到了的吗?”(77)在延安,曾彦修说:“我看当时同在延安的同学、同事似乎也不大有人相信此事似的。”(78)中央内部意见也不统一。陈独秀出狱时,毛泽东、张闻天等希望与陈独秀形成某种一致抗战的合作关系。当时的《解放》周刊还发表文章说,希望陈独秀“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深谙党内斗争诡秘严酷的毛泽东认为:斯大林老是闹肃反,恐怕错误有多于我们。现在我们是团结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79)但是,毛的建议遭到王明反对。王明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间谍”。张国焘对王明的解释感到“这真令人毛骨悚然”。在张国焘眼里,王明“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80)

陶希圣之所以为陈独秀抱打不平,除了他敬重陈的人格以外,还在于他与康文指斥的一个重要事实有关联,陶对此有一则重要补充:

第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及其代表周恩来发表谈话,指责陈独秀接受日本的津贴,每月三百元。这一谈话显然是谎言。陈独秀在监狱里五年,抗战之初,以政治犯的资格开释出狱。他随即由南京迁居武昌,由艺文研究会补助他的生活费(81)

康生揪住不放的所谓“300元日本津贴”,应该是艺文研究会补助陈独秀的生活费。对这一情节,陶希圣是这样解释的:

陈独秀也到武昌,住在后长街进去的一条小巷子里,我常常去看他,一个星期中有两三次。他的生活极为清苦,有一个女工招呼他,有人说就是他的太太。我那时主持艺文研究会,筹得一笔钱,许多学术文化界人士要逃离战区到后方去,而缺乏路费的,就接济一下。我那时指定一个职员跟他的女工联络,如果把钱直道独秀住在那里,我就去看他。后来大本营迁到武昌,我随国防参议员搭接送给独秀,他是不会接受的,只有去找他的女工。每周或每月补助一些买菜钱。这个女工有一天把腿摔伤了,我们还找外科医生看,帮助她一点医药费。(82)

陈独秀个性崛强,一般不愿接受旁人资助,陶希圣除了通过“女工”(实际是陈独秀的太太潘兰珍)资助的生活费以外,还有陈独秀在陶希圣主持的《政论》周刊发表文章的稿费。

至于陶说“周恩来……指责陈独秀接受日本的津贴”一句要稍作分析:

按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对外宣传口径要统一。参加那次政治局会议的张国焘就说过:“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83)周恩来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王明的副手,担任“党的喉舌”《新华日报》董事长,又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首席代表,常常代表中共发表谈话,对陈独秀事件的意见,自然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另外,我们看历史往往只看逻辑演进过程而舍弃时间的关联性。周恩来的讲话在时间上有一个细节应注意:就在周恩来发表讲话前,陈独秀刚发表一篇文章。陶希圣说道:“陈独秀文章,提出希特拉的法西斯是极右,史达林的共产党是极左,两者都是反民主的,希史现在斗争,有一天他们会合在一起。这篇反纳粹又反共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对陈的“自陈好恶”的言论,中共十分不满,才引起周恩来以上这番讲话,周是借用中央决议的“汉奸”定调,警告有“反共”言论的陈独秀。周恩来说,如果陈独秀接受两个条件,一不对外讲话,二不发表文章,中共可以把他的生活和医疗包起来。桀骜不驯的陈独秀当然拒绝。(84)

陶希圣为陈独秀鸣不平,为此还当了些风险。陶希圣说道,

 封信(即联名信——引者注)发表的次日,上午十时,新华日报记者特为来到汉口天津街四号我的办事室,气势汹汹,质问我有什么凭据证明独秀未曾接受日本的津贴。我与此人争辩了一小时之久,好不容易才把他送出办事室。(85)

 一日的晚间,

 圣从汉口过江到武昌,回正卫街。那一条街没有路灯,漆黑一团。他扣门进内,忽然发觉背后跟进一个灰耿色军服的军。那军人开口就说﹕‘我来谈一谈独秀的事。’他两手插在灰色大衣的口袋里,似乎要拿出手鎗就放”。“我立刻感觉事态的严重……我与此人是面对面,别无躲闪的余地和余时。我保持镇定与从容,很客气地请他就坐。”陶希圣告诉他,陈独秀出狱后,没有任何政治活动只发表几篇文章。康生说陈独秀接受的日本津贴,均为艺文研究会资助其生活费,这件事乃陶希圣所为。(86)

 但是,陈独秀“收受日本津贴”一事并不因陶希圣的说明而冰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王明、康生意图,并非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而是陈独秀能否参加反对托派运动的问题,这也是联共党内斗争的延续和斯大林指示的影响。对于政治家来说,事实不是惟一需要尊重的。

由于“陈独秀事件”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并影响了中共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的形象,如媒体普遍认为指控陈独秀为汉奸的做法是“强拉栽诬”,“鬼鬼祟祟,玩弄手段”,“不择手段,肆意诬蔑”等。更多的人认为,王明、康生等硬要陈独秀自己作公开声明是否“汉奸”是荒唐的,从法律上说,认定一个人是否汉奸,绝不能因为自己声明“是”或“否”来决定的。

当时担任《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的石西民说:

 《新华日报》上突然宣布陈独秀是汉奸,引起了社会上有识之士的疑虑和不安。就连张西曼教授这样的靠近我党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都对这种武断的作法表示了不满。一些学者联名写信,要求澄清事实,王明不但不允许报纸发表这些信件,并且以评论的形式对此提出责难,伤害了这些朋友的感情,后来,还是周恩来同志在十分困难的局面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减轻了这起事件给党造成的损失。(87)

 4月,时在长沙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在陈独秀北大学生何之瑜(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后为托派)的陪同下,专程从长沙到武汉,调解陈独秀与中共的纠纷。

德高望重的徐特立,是延安最受尊敬的人之一。事后,徐特立认为:事情是解决了的”。但对陈独秀来说,事件的开始和结束都是不可理喻的。48日,陈独秀致信何之瑜说:“徐老先生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名其妙。”(88)

后陈独秀避难江津,戴笠、胡宗南曾登门来访问,他们拿出王星拱等九人在《大公报》的联名信剪报给他看时,陈独秀仍气愤不已,抖着剪报说:“此诬陷之事,虽经徐特立先生调解,但我陈某的人身受到极大的攻击,至今仍未忘怀。”陈独秀表示,“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自己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89)事后中共也总结历史教训,反思当年“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90)

在党内路线斗争史上,凡属于党内异己分子,往往被视为最危险敌人而被肃清。历史学家黎澍指出:“以所谓路线斗争为名的党内斗争,却往往可置对手于死地。”铁血般的革命组织,自有一套机制宰制不同政见者。

五、陶、陈的“党争政争”见解互有异同

“陈独秀事件”拉近了陶希圣与陈独秀的距离。此后,陶、陈频频往来。在武汉的半年多时间里,陶“访问他总在10次以上。”陶、陈党派不同,但陶、陈两人同有读书人底色,又曾是“党人”、“军人”,这种新兴群体的身份,使他们对时局的“党争政争”看法互有异同。尽管陶希圣与陈独秀怀有“主义”参政的意识不尽相同,却并不妨碍他们的深入交往。

陈独秀出狱后一再表白他已摆脱党派的拘束,他对叶剑英(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说过:“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91)陈也对王凡西说:今后他“不属于任何党派,陈独秀只代表陈独秀,至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得在新斗争的分分合合中决定。”(92)中共曾派人劝陈独秀到延安,陈独秀感触地说,大钊死了,延年、乔年也不在了,延安就不去了。

陈独秀虽说决意不再与任何党派有瓜葛,但他毕竟担任过五届中共总书记,身份边缘而不坠耳,仍不断有说者上门。陈果夫、陈立夫欲聘陈出任劳动部部长之职。陈独秀说:“他叫我当部长是假,叫我点缀门面是真。”刚从延安出走的张国焘和谭平山也先后游说陈独秀组织共产党或第三党,陈均无意。

身为国民党参议员的陶希圣也请陈独秀参加他们的所谓低调谈话会,“先生始终毫无表示”,(93)一次,陶希圣忍不住问陈独秀:“你有没有组党的意思?”陈独秀说:“假如我们真正相信唯物史观,就该知道一个社会里,不会有两个共产党,一个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另一个是无产阶级民主政党”。陈再三对陶说他无意组党,更无意回党。(94)

193863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恢复毛泽东、陈独秀等26人的国民党党籍。通权达变的毛泽东建议恢复“党内合作集团”,共产党在保留共产党党籍条件下,公开加入国民党。毛还准备向蒋介石提交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并提出把国民党改变为“民族联盟”。多疑的蒋介石把毛的建议视为“特洛伊木马”式的花招而拒绝。(95)陈果夫干脆认为,中共“拟仍用十三年至十五年之方法,以消灭本党。”(96)所谓的“民族联盟”,是斯大林的意图,1938217日,斯大林指示说:中国统一战线的形式,可以考虑两种方案:一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盟;二是建立由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的民族革命联合会(其他党派参加)。(97)

蒋介石希望以一种政治结构容纳和安全地掌控中共,他私下对陈布雷说:“我以为与其用政治力量抑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融合其他党派于一信仰——三民主义与一个组织之下。共为国家民族前途而努力。简言之,即化多党为一党。”(98)对此,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表示考虑和接受,但遭到中共代表博古和王明的拒绝:“合作可,合并则不可。”(99)蒋介石后对周恩来表明,对各派“惟愿融成一体(其意可为一党)”,希望共产党融入国民党,而不是跨党。蒋介石说,“我的责任就是要将两个党合成一个组织……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也心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100)周恩来回答:“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101)中共对10年前国共两党从政争到武争之血的教训记忆犹深。

无党无派的陈独秀对国民党的建议不以为然,陈独秀对包惠僧说:“由它去吧,当初国民党开除我,我没有声明,现在恢复我,也用不着声明。”(102)陈独秀之所以对再次“容共”表示消极,与他对当年孙中山“容共”政策看法有关。

洞悉党际合作幽深曲折的陈独秀和陶希圣谈到:

孙中山先生当年容共联俄,在与越飞的联合宣言中说得很清楚,共产制度不宜行于中国,苏联帮助中国的是国家统一。孙中山是民族主义联俄,而不是共产主义联俄。国民党的人因为联俄容共,跟着共产党走,是错误。共产党因为联合国民党,加入国民党,要组织党团,搞阶级斗争,破坏三民主义,也是错误。两方面都搞错了,才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陈独秀再三强调“中山先生容共是为了结合全民族的力量,求中国自由平等而容共,不是为共产主义而容共。(103)

两党宗旨不同,始终会爆发冲突,最后导致失败。

陈独秀痛定思痛,有此结论一点不奇怪,早在1925年下半年陈独秀就提出中共退出国民党,但被共产国际拒绝。陈独秀始终认为中共长期被“逼迫”留在国民党内是大革命失败的主因,党际合作难以行得通。国共两党均“以俄为师”,都具有列宁主义形式,其组织形态和政治文化具有许多相通和相似之处,但是,“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政党,是不可能容纳另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在其党内活动的”,(104)这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者说,也许从来就没有一个适合的政治结构可容纳两党。

第二次国共合作也有此弊病,二次国共合作的最终形成,是一种“没有成文纲领,只是遇事协商”的“东方式合作”。由于中共无法在上层和中层参政,参政渠道只是一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为了防止不自觉地支持了国民党要在最大限度地限制共产党的企图,中共必须同国民党掌权人物划清界限。(105)国民政府最高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是战时最高民意机关,中共有七个席位,毛泽东是其中之一,但毛一次也没参加过会议。蒋介石邀请其他6位中共参政员到国民政府工作,愿以骨干任之,也遭拒绝。(106)到了1939年,国共合作口号从“统一和独立”逐渐转为“统一和斗争”,甚至出现博古说的奇怪现象:1939年形成一种三角关系,日本攻击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攻击日本和共产党,共产党攻击日本和国民党。(107)

孙中山也不承认国共关系是一种党际“合作”关系,(108)在所有孙中山著作和孙中山逝世前的国民党文件中,不曾有过“容共”提法。(109)在国民党“一大”会上,甚至孙中山本人都没有提出所谓的“三大政策”,“这是日后总结的提法”。(110)国民党文件中,最早出现与“容共”相似的提法,是孙中山逝世后,19255月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对全体党员之训令决议案》中提到的“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此后,“容纳共产分子”之类的提法渐成习惯用语。(111)孙中山只是在国民党“一大”会上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新青年”一方已“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为国民党员”。毛泽东也说过,“中国革命之父的所有这些原则(指民族、民权、民生——引者注),都是我党党纲的神圣组成部分。”(112)国共合作初期,双方都没有“容共”、“联共”的提法,尽管孙中山也确实把共产党看作“新血液”。由此看来,陈独秀阐释孙中山的“容共”本旨并不是凌空蹈虚,是大致合乎孙中山原意的。

孙中山之所以同意共产党加入到国民党的一个主因与苏俄有关,三者是互动关系,也即是说,孙拉“新青年”主要是想获得俄援以反英,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达至与共产国际合作。陈独秀对陶希圣说道:

 中山先生反英。他在广州倡导革命,必然反英。因为广州是香港的势力范围。他在英国的影响之下倡导革命,就要反英。中山先生为求中国自由平等而反英,为了反英,方才决定联俄。假如苏联是诚心诚意帮助中国,中苏联合起来,将英国的势力排出东方之外,中国便能求得自由平等。(113)

 联俄反英帝国主义,使中国获得自由平等的民族意识,使得孙中山虽然不认同共产主义,却不反对革命的结果。反英帝的要求越迫切,争取苏俄援助的愿望就越强烈。(114)孙中山明白,与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合作,更能获得苏俄的支持。(115)

但在陈独秀看来,苏俄后来并没有诚心诚意帮助中国,苏俄的对外政策,由“世界革命利益中心”演变为“苏联利益中心”。陈对陶说:

 “亚洲是列强的殖民地和次殖民地。俄国革命打倒了帝俄。中苏合作再排除英国势力在亚洲之外,那就不仅中国得到民族自由,就是亚洲所有的民族都得到自由。”“不幸苏联承袭帝俄的帝国主义传统,中共又甘心做他的侵略工具。中山先生如在,愈要反对。”(116)

 与陈独秀从政治斗争看问题不同,陶希圣是从历史角度看苏俄问题的。陶希圣认为苏俄之所以变化是由于“共产主义是随时代与环境而演变的。”他分析说:

 从马克思到列宁,从列宁到史达林,共产主义经过了强烈的演变。同样的,从陈独秀到李立三,从李立三到毛×泽东,也经过了强烈的演变。”“即如十九世纪末年,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蒲列哈若夫的思想领导了初期社会民主工党。蒲列哈若夫无疑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初期社会民主工党也无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但自后起的布尔塞维克看来,那不过是左翼自由主义而已。(117)

 显然,陶希圣的这些看法并非是自说自话!

早年读过《资本论》的陶希圣一直以为,中共早期领导人真正读过马克思全集的人很少,这话不假。毛泽东直到70年代还一再抱怨党内真懂马列的人不多,基本上没几个对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过的。陶希圣说:“中共党人真正读过马克思全集,至少读过《资本论》三大本者,如李季、刘仁静以及彭述之等,都被干部派(中共正统派——引者注)开除而参加反对派。”(118) 20年代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占优势的《响导》时期的中共知识分子大多数都被列入“反对派”,陈独秀更是首当其冲。(119)这种现象,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个悖论。中国革命的完成,也许并不需要读懂《资本论》,毕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农业国家的历史演进,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推理结果。

在社会革命理论探讨上,陈独秀和陶希圣20年代末有过交手。在中国思想史影响极大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反对派,与中共的干部派以及国民党的反对派(改组派)展开激烈争论。陶希圣是国民党改组派的理论旗手,在大论战中充当要角。当时,不同政见者互生龃龉,纷扰不休。与陈独秀性情相反,陶希圣对批评者很少恶声相向,没有发表过直接攻击中共干部派的言论,但对被开除出党的中共反对派是同情的。陶希圣说:“我时常在新生命月刊上介绍反对派的理论,并加以批判,又在新生命书局接受这批‘贫而无諂’的知识分子的书稿,为他们筹些稿费。”(120)陶希圣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阐述与中共的干部派和反对派有同有异。陶希圣主持的新生命书局出版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同时也出版了中共反对派的书籍。陶希圣因此被干部派说成与反对派关系密切,(121)还被左翼人士扣上两顶帽子:“布哈林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帽子也不少,“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更是脱不清干系。陶希圣和陈独秀身份的含混不清,暗合了中国二、三十年代是“主义之争”的特征。

陈独秀出狱后脱离托派。一般研究者认为,陈独秀是站在民族立场上脱离托派的。(122)但在陶希圣看来,陈独秀之所以脱离托派,还有深一层原因。1939年,陈公开否定托洛茨基派的立场,以为没有高于资产阶级制度的民主,根本不能算是工人国家。陶希圣对陈独秀的这一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他指出托洛斯基与史达林一样,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价值。他认为托派只是反对史达林,殊不知史达林的罪恶是所谓无产阶级独裁制的成果。”(123)陶希圣说:“若不实现民主制,史达林死后,谁也免不了还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独秀不承认自己是托派。”他说托洛茨基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时”,才有所觉悟,“然而太晚了”。(124)陶希圣认为陈独秀是站在民主立场彻底否定托派的。

陈独秀对陶说:“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是属于同一范畴,两者都是反对民主政治,实行极权专制。两者都与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不能相容。”(125)有一次,陶希圣又去看望陈独秀,迎面看到李公朴急匆匆从屋里走出来,陶希圣进屋问陈独秀,陈说:“他碰了我一个钉子,我对他说,你们还在那里反纳粹、反法西斯。苏联的布尔雪维克主义,同纳粹主义没有两样,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反民主政治的。今天你们跟着史达林去反法西斯,你们是最反法西斯的;明天史达林同希特勒一合作,你们怎么办?”

陈独秀接着说:“我对公朴说:‘你们是抗日的,最抗日的。你们也要预防,苏俄有一天与日本妥协,鼓励日本南进,对付英美。那时你们最抗日的又怎样转弯。’我说到这里,那公朴红着脸,回头就走,不辞而别。”陶希圣说:“‘陈先生,李公朴的脸还会红么!’我们都笑了。原来李公朴那张很黑的脸,是不会红的。”(126)

果然,1939823日,《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横空出世,一周后,德苏两军先后闪击波兰,德苏两国共同瓜分英法盟国的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陈独秀就此提出“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又说斯大林的苏联“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更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127)

重庆《新华日报》193991刊出毛泽东的谈话,毛指出: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粉碎了国际反动资产阶级反苏反共的阴谋,……日本帝国主义受了苏俄协定的严重打击,它的前途更加困难。(128)可惜不到两年,1941413日,《苏日中立条约》缔结,苏联再次令全世界左翼震惊。苏维埃与法西斯结盟的事实,已在陈独秀意料之中。

陈独秀在《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一文中说:“法西斯统治停止自由思想,会把人类变成猴子,这是法西斯统治发展的自然逻辑。”陈还反对一些“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反法西斯者,“只要他在事实上采用法西斯特同样的手段,我们都一律反对。”陈独秀的指责,包括实行集权专制,反对民主政治的所谓“共产主义”。

这篇文章发表在陶希圣主持的《政论》周刊上。

六、陶希圣印象中的“最后见解”

武汉期间,陶希圣与陈独秀已是朋友之谊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在陶希圣的记忆中,“独秀与我多次见面,无所不谈”。谈论话题中,陶印象最深的不是当时闹得熙熙攘攘的“陈独秀事件”,而是陈独秀的“最后见解”。陶希圣说,“他每次与我谈论,都鲜明表达他思想转变的方向”。(129)

史学界对陈独秀“最后见解”的释义,是指194032日至1942513日期间,陈独秀发表的4篇文章和写给朋友的6封通信,后人将这10篇文字收集成册命题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一书。按陶希圣说法,“最后见解”的主要内容是“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陶希圣说:

 “他虽已为×党所放逐,仍以真正的马克思共产主义者自命,而有‘耿耿孤忠’之概。但是他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也有明确的民主思想。这两种成分存在他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之内,经过了‘六七年沉思熟虑’,他的民族思想与民主主义便突破马克思主义的藩篱,而结成他的‘最后见解’”。(130)

 陶希圣特别说明:“独秀与我谈论,远在这十篇文字发表之前。”(131)也就是早在1938年上半年,陈独秀已和陶希圣多次谈及他的“最后见解”。那么,陈独秀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所得的结论是什么呢?和陈独秀作过多次深谈的陶希圣说:

 他以为共产党应该是无产阶级民主政党。他以为无产阶级民主是与资产阶级民主一样,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

他以为若是不实现大众民主,所谓‘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史达林式的少数人的专制。若不实现民主制,史达林死后,谁也免不了还是一个专制魔王。(132)

 观察历史可以有很多视角,民主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陈独秀把民主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或反动的唯一标杆。基于民主立场,陈独秀对苏联非民主经验有深刻的认识,甚至比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认识更为根本和透彻。陈说:“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陈独秀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已经触及政治制度层面。“是独裁制度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133)一直受斯大林打压而命运坎坷的陈独秀说,“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留俄的国民党员白瑜感慨地说:“陈先生宽恕斯达林,胡适之先生谓其心存厚道,正如太炎先生吊袁世凯‘败不出走,于今犹杰’,均书生本色。”(134)

早在1936年莫斯科大审判后,陈独秀开始对苏联国家性质发生疑问:这样不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1939年德苏协定后,陈公开否定托洛茨基派的立场,以为没有高于资产阶级制度的民主,根本不能算是工人国家。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

那么,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什么呢?为让大家明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价值”,陈独秀列张表,具体比较英美与俄德意的政治制度:

(甲)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派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苏联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绝对不允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135)

陈独秀说:“每个康米尼斯特(即共产党员——引者注)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宗教式的迷信时代应当早点过去,大家醒醒罢!”(136)通过比较,陈独秀认为苏俄的专政是退步和反动的,“俄国的苏维埃制,比起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137)

胡适认为陈独秀这张列表十分重要,将它整段引入他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与书信)》一书撰写的《序言》当中。胡适说这本书足以代表陈独秀的最后思想,也是陈独秀对于民主政治沉思熟虑的最后结论。晚年承认“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的陈独秀,与一生鼓吹民主、自由的胡适可说得上殊途同归。

在陶希圣看来,陈独秀认为将来中国还是要走民主政治的道路,只是这“‘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138)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抛弃民主就是抛弃社会主义。不实现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蜕变。

如果说陈独秀是立足于政治制度层面看民主政治问题,那么陶希圣则主要立足于唯物史观看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问题。早在1929年陶就提出,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崩坏,资本主义尚未发达,现在的中国,从伦理的基础上争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路,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之路是一个经济发达的事实问题及社会阶级势力推移的问题,不是爱憎问题,不是喜惧问题。(139)陶希圣似乎隐含这样的意思: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伦理上的理想无可厚非,但是它必须建立在发达的工业经济基础之上,而中国目前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140) “半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民众难以对人权、民主、自由等观念有广泛的和深切的理解,更说不上有强烈追求。陈独秀与陶希圣是从两个不同维度看民主政治问题,两者可为互补。

陶希圣十分认同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认为“他的远见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实上,在陶希圣主持的《政论》周刊上,1938年半年里发表了陈独秀六篇文章,包括有《抗战与建国》、《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蒂》等重要文章。

外号“火山”的陈独秀说过,我“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公开后,如同瞿秋白临死前留下的《多余的话》一样,引起许多争论、围攻,甚至“遭当世骂”。《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陈独秀旨在“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全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认战后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指责陈文体现了“托洛茨基陈独秀派的汉奸本质。”(141)文章同时责问道,国民党的报刊为什么让这种违背三民主义的文章刊登出来?彭述之称陈独秀“有始无终”,“是以一个光耀的民主主义者踏上中国政治舞台,而以一个最不名誉的民主主义者钻进他的坟墓里去了。”(142)

真所谓性格决定命运。陈独秀也明白自己永远是个不“入时合流”的“反对派”,总是充当一个艰难而别扭的角色,所谓大丈夫不能投机,更不能取巧。“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胡适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想想。”胡适认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具有“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胡适将陈独秀的“最后思想”评价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献”。(143)陈独秀的学生傅斯年说:“他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析力最透辟的人。”(144)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独立思想”的人而提供的,它只为那些愿意“入时合流”的人设立,陈独秀不是!

虽然陈独秀“仍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命”,但在陶希圣看来,陈独秀属于“左翼自由主义”。(145)陶的这一看法不无道理。抗战后期至抗战胜利,正是中国自由主义抬头并对现实政治最有影响的时期。当然,所谓的“左”和“右”都是相对的和多层次的,蔡和森就说过陈独秀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陶希圣晚年对陈独秀“最后见解”的追述,难免有“追空”之疏漏,后人只能根据时空脉络填补材料,重现历史真相。

19387月,陈独秀离开武汉去重庆,后转江津。10月初,陶希圣也飞去重庆,后转成都与家人会合。同年12月,陶希圣跟随汪精卫到昆明,开始陶希圣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时光。(146)从此,陶希圣再也没有见过陈独秀。1942527日,陈独秀在病困孤寂中辞世。

陶希圣与陈独秀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以教授身份介入政党政治之中,均是书生本色的“政治家”。陈独秀好友朱蕴山赠诗云:“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郑学稼也说过:“陈独秀是书生,不是政治家”。至于陶希圣,时为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顾孟余也说过陶“是讲学问的读书人。”(147)欲以一介书生之耿介与率真,在铁血般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中贯彻其民主政治理念,这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陈作为政治领袖,在中国不可能成功……这位书生气颇重的教授是注定要失败的。”书生式革命家天生缺乏练达的政治家的领导策略,或说权术,所以不易成功。(148)

在政治斗争的暗涌中,书生缺乏权术不善谋略的另一面,是往往保持着独立人格和真性情,所谓“乾坤清气得来难”。李维汉说过:我党早期的领袖中只有两个人不搞阴谋诡计,陈独秀一个,瞿秋白一个。(149)他们都是书生“政治家”。

乱世潜流的书生“政治家”,既有他闪光一面,但最终难免成为悲剧性人物。陈独秀说过:“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陶希圣晚年也曾感慨“早岁尝怀经世志,暮年不倦说天心”。陶希圣的一生,“无疑也是一场悲剧,乃一个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的悲剧。”(150)

潮起潮落,人生得失,都付诸东流。只是,人生总有一时与千秋之别。

 完稿于2007824

修订于2007913

作者: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所长

 

注释

(1)   关于党人和军人的叙述,参见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2)   详情参阅李杨:《希望与幻灭:1927年的国民革命——记武汉分校政治教官陶希圣》一文,载《黄埔军校研究》(一),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6页。

(3)   引文出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农民宣言》,该议案提出者: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邓演达、陈克文、毛泽东。参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第425页。

(4)   陶希圣:记独秀(上),传记文学(台北),第5卷第3期,第10页。

(5)   陶希圣:《关于独秀的三段事》,《传记文学》(台北),第13卷第5期,第21页;陶希圣:《记独秀》(上),《传记文学》(台北),第5卷第3期,第10页。

(6)   陶希圣:《关于独秀的三段事》,《传记文学》(台北),第13卷第5期,第21页。

(7)  《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1927523日。参见杨奎松:《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吗?——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谈起》,杨奎松个人网站http://www.yangkuisong.net/index.htm

(8)  《中共湖南区委通告》(19272月),见《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年),第58页。

(9)   见《毛泽东选集》(中文竖排版),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32页注。

(10)  参见秦汉《革命政治过程中理论的生成》一文,《世纪中国》网刊,2005128日。

(11)  陶泰来:《陶希圣编年表》,未刊本。

(12) 《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275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296页。

(13)  参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上卷,第738739页。

(14)  参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上卷,第739740页。

(15)  陶泰来:《陶希圣编年表》,未刊本。

(16)  陶泰来:《陶希圣编年表》,未刊本。

(17)  详情参阅李杨:《希望与幻灭:1927年的国民革命——记武汉分校政治教官陶希圣》一文,载《黄埔军校研究》(二),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

(18)  陶泰来:《陶希圣编年表》,未刊本。

(19)  应该说,是陈的主张救了陶。陶对陈的感激,既包括对陈的敬重,也包括对陈的主张的好感。关于陶希圣认同陈独秀的有关农民运动、阶级斗争的观点,请参阅李杨:《希望与幻灭:1927年的国民革命——记武汉分校政治教官陶希圣》一文,载《黄埔军校研究》(二,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6页。

(20) 《湖南组织报告(5月—8月)》(192795日),见《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年),第126页。

(21)  (英)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22)  陶泰来:《陶希圣编年表》,未刊本。

(23)  这个军官教导团参加了广州起义,并成为屡次起义的主力部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从城市武装起义转向农村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

(24)  陶希圣:《关于独秀的三段事》,《传纪文学》(台北),第13卷第5期,第20页。

(25)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6页。

(26)  黄玠然回忆,1980520日。参见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9页。

(27)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8页。

(28)  辛平:《陈独秀秘书黄玠然谈大革命前夕的陈独秀》,《炎黄春秋》1997年第1期。

(29)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转引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1页。

(3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66页。

(31)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483页。

(32)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1210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

(33)  陶泰来:《陶希圣编年表》,未刊本。

(34)  陶希圣:记陈布雷先生,载陈布雷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67年,第176177页。

(35)  参见翁贺凯:《1927-1934陶希圣之史学研究与革命论》,《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8月号。

(36)  中东铁路是俄国沙皇政府于1897年至1903年在中国东北境内修筑的一条丁字形铁路,清朝时称东清铁路,民国时期改称“中东铁路”。

(37)  “中东路问题发生后,中央曾得到国际一个短电的指示。”要求中共“加紧……拥护苏联的宣传。”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1929),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412页。

(38)  王泰栋:《陈布雷大传》,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187页。

(39)  王泰栋:《陈布雷大传》,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237页。

(40)  施罗曼、·费德林史坦合著、辛达谟译:《蒋介石传》,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台北),1985年,第180页。

(41)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9年,第148页。

(42)  陶泰来:《陶希圣编年表》,未刊本。

(43)  王泰栋编著:《陈布雷大传》,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250页。

(44)  陈存恭等编《陶希圣先生访问记录》,第24页。

(45)  参见《陈布雷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67年,第176页。

(46)  参见范泓:《“公竟渡河”的悲剧——陶希圣从政之痛》,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3月上半月期。

(47)  陶泰来:《陶希圣编年表》,未刊本。

(48)  国防参议会主要网罗各党派及社会名流为参议员,主席为汪精卫。

(49)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404页,参见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591页。

(50)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823页。

(51)  当时包惠僧向陈求字留念,陈独秀写了这首《满江红》给他,想必也是他本人心志。参见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91页。

(52)  ()麦金农:《美国记者与战时中国》,载《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577页。

(53) 《抗战的现状和任务》,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卷,第363页。

(54)  季米特洛夫建议中国共产党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时期的经验,并建议在中国提出这样的口号:“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见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第74页。

(55)  毛泽东:《论新阶段》《毛泽东集》第6卷,第198页。参见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976页。

(56)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13页。

(57)  ()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58)  ()麦金农:《美国记者与战时中国》,见《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581页。

(59)  参见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3页。

(60)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708页。

(61)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9年,第159页。

(62)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79页。

(63)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80页。

(64) 《陈布雷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67年,第129页。

(65)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9年,第157

(66)  共产党把这一时期看作在全国范围夺取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准备时期。参见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75页。“博古认为,对毛泽东的言论应当这样来理解,只要战争进程还没有改变国内力量的对比,那就要不动声色。直到力量对比有了变化,更高一级的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实现。到那时,建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的。”但在王明看来,现在提出领导权问题和政权问题都是错误的。参见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78279页。

(67)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9年,第158页。

(68)  参见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25626页。

(69)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见《陈独秀文章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4年,第590591页。

(70) 《陈独秀著作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2页。

(71) 《陈独秀著作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6页。

(72)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见《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

(73)  陈独秀《言和即汉奸》,《陈独秀著作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1页。

(74)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22423页。

(75)  陶希圣:《记独秀》(下),《传记文学》(台北),第5卷第4期,第14页。

(76)  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16页。

(77)  朱洪:《陈独秀风雨人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78)  曾彦修:《漫谈陈独秀》,《炎黄春秋》,2001年第3期。

(7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22页。

(8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23424页。

(81)  陶泰来:《陶希圣编年表》,未刊本。

(82)  陶希圣:《关于独秀的三段事》《传记文学》(台北)。第13卷第5期,第22页。

(8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23页。

(84)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707页。

(85)  陶希圣:《记独秀》(下),见《传记文学》(台北),第5卷第4期,第14页。

(86)  参见陶泰来:《陶希圣编年表》,以及陶希圣:《记独秀》(下),《传记文学》(台北),第5 卷第4期,第15页。

(87)  石西民:《报人生活杂忆》,重庆出版社,1991年。

(88)  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21页。

(89)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第207210页。

(9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25页。

(91)  《陈独秀著作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2页。

(92)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33页。

(93)  陈觉玄:《陈独秀先生印象记忆》,《大学》月刊1942年第9期。

(94)  陶希圣:《记独秀》(下),《传记文学》(台北),第5卷第4期,第14页。

(95)  参见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977页。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98页。早在1936年春,国民党驻苏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按蒋介石和陈立夫旨意,会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邓提出三项条件,其中一条就是恢复1924-1927年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参见范小方《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9页。

(96) 范小方:〈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5页。

(97) 参见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98) 《陈布雷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67年,第130页。

(99) 《陈布雷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67年,第131页。

(100) 黎辛等主编:《博古,30岁的辉煌与悲壮》,学林出版社,2005年,第409页。

(101) 陈绍禹、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电,1938210日。参见《民国档案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72页。

(102)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见《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103) 陶希圣:《记独秀》(下),〈传记文学〉(台北),第5卷第4期,第13页。

(104) 参见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9445页。

(105) 参见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77页。

(106) 黎辛等编:《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学林出版社,2005年,第409页。

(107) 参见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09页。

(108) 见王奇生著:《中国近代通史——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109) 黄彦:《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见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中华书局,1989年,1238 -1239页。

(110) 陈锡祺:《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见《中国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4页。

(111) 见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112)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第10页。

(113)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第10页。

(114)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参见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4页。

(115) 共产国际确有如此用意。1924年,当孙中山欲开展“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时,鲍罗廷就发过“俄国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的警告。

(116) 陶希圣:《记独秀》(下),《传记文学》(台北),第5卷第4期,第13页。

(117) 陶希圣:《记独秀》(下),《传记文学》(台北),第5卷第4期,第13页。

(118) 陶希圣:《记独秀》(上),《传记文学》(台北),第5卷第4期,第10页。

(119) 中共中央机关报《响导》(19221927)几乎每期都有陈独秀文章,又是整个一期全是陈文。据统计陈独秀在《响导》上发文有402篇,参见王奇生的《中国近代通史——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22页。

(120) 陶希圣:《记独秀》(上),《传记文学》(台北),第5卷第4期,第10页。

(121)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178

(122) 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23) 陶希圣:《记独秀》(下),《传记文学》(台北),第5卷第4期,第14页。

(124)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陈独秀著作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5) 陶希圣:《记独秀》(下),《传记文学》(台北),第5卷第4期,第13页。

(126) 陶希圣:《关于独秀的三段事》,《传记文学》(台北),第13卷第5期,第22页。

(127) 《陈独秀著作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07页。

(128) 《中华民国实录》(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49页。

(129) 陶希圣:《记独秀》(下),《传记文学》(台北),第5卷第4期,第13页。

(130) 陶希圣:《记独秀》(下),《传记文学》(台北),第5卷第4期,第13页。

(131) 陶希圣:《记独秀》(下),《传记文学》(台北),第5卷第4期,第13页。

(132) 陶希圣:《记独秀》(下),《传记文学》(台北),第5卷第4期,第14页。

(133) 《陈独秀著作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5页。

(134) 白瑜:《我所见到的陈独秀先生》,《传记文学》(台北),第13卷第5期,第32页。

(135) 《陈独秀著作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7558页。

(136) 《陈独秀著作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8页。

(137) 《陈独秀著作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5页。

(138) 《陈独秀著作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0页。

(139) 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第319页。

(140) 参见翁贺凯:《1927-1934陶希圣之史学研究与革命论──兼论其与国民党改组派之关系,《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8月号,总第5期。

(141) 李心清:《斥陈独秀的投降理论》,《解放日报》194258日。

(142) 参见祝彦:《晚年陈独秀》,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4页。

(143) 胡适《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序》,《传记文学》(台北),第5卷第4期,第52页。

(144) 任卓宣:《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传记文学》(台北),第13卷第5期,第17页。

(145) 陶希圣:《记独秀》(下),《传记文学》(台北),第5卷第4期,第13页。

(146) 有关这段往事,参见范泓:《公竟渡河”的悲剧——陶希圣从政之痛》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3月上半月期。

(147) 陶泰来:《陶希圣编年表》,未刊本。

(148)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929页。

(149) 参见单世联:从“第一燕”到“多余人”——读瞿秋白《多余的话》(出处)

(150) 这句话是陶希圣的弟子何兹全说的,参见范泓:《公竟渡河”的悲剧——陶希圣从政之痛》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3月上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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