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望与幻灭：1927年的国民革命 ——记武汉分校政治教官陶希圣
李 杨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个人之生涯有如潮流中之点滴，在中国革命的潮流中，单就这一点滴来说，本没有什么可以写作的，但是从潮流看点滴，从点滴看潮流，便有不少的事情可写。”——陶希圣 序 言 在中国现代史上，陶希圣(1)是一位贬多褒少的历史人物。由于他先后与汪精卫和蒋介石关系密切，长期以来被正统史学家定位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近年来，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公开和当事人的回忆，大陆学界对陶希圣的学术思想研究渐次关注，毕竟陶希圣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是一位“开创学派的社会史教授”，（唐德刚）(2)是“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最早的两位大师”之一。（顾颉刚）(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日本学者甚至说“陶希圣是代表东方文化的，而胡适代表了西方文化，因此，陶比胡更重要。”(4)近年来，学界先后有翁贺凯的《1927-1934陶希圣之史学研究与革命论》、李洪岩的《陶希圣及其中国史观》、向燕南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何茲全的《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等文章推出，以及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著作出版，这些成果对陶希圣的社会史和唯物史观等均有深入而有成效的研究。 陶希圣是政学双栖的风云人物，其复杂的、带有争论性的政治生涯，虽相对于他的学术思想被大陆学人关注要滞后得多，但也不乏成果，如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一书，范泓《书生论政是书生——真实的陶希圣》、《陶希圣：公竟渡河之悲剧》、《〈独立评论〉中的陶希圣》等文章，对这位曾是历史制造者的“点滴人物”某一段政治生涯作了翔实而客观的论述。 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陶希圣，凭其深厚的史学、法学功底，和“锦绣文章，字字珠玑”，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噪一时，并深受“纯谨儒者”陈布雷的青眯。但在1937年，他最终“弃学从政”，进入委员长侍从第五组，成为国民党核心权力之要角。此举并非偶然，除了陶氏身上具有的中国传统思想“学以致用”之秉性外，也与他十年前“一番痛苦的经历”有密切关系，这是一段几乎被历史尘封的往事。 十年前，正值中国国民革命高潮之际，陶希圣辞职踏上军旅之途，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一职。“当一身一家西上之初，决投笔从戎之志，及其卷入风暴之内”，翻腾、磨历、死里逃生，再返上海，那“一番痛苦的经历，融化了他的思想，增加了他的见识，助长了他的文笔的毫芒。”(5) 本文以陶希圣在武汉分校时期的社会活动为关注点，力图对这位年轻的政治教官在中国这段甚为复杂、吊诡的革命风暴中的磨历、感悟的“心路历程”，作一实证性分析。通过这一个案研究，本文还试图展现出当年国共两党的政治社会活动过程，从中我们看到，昙花一现的武汉国民政府，毕竟只是中国传统政治旧体制消解新体制还没产生的过渡期产物。1927年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最终影响了中国政治的历史走向。 一、“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我只是一个点滴” 927年1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就职的陶希圣，突然接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聘书，他被聘为军校政治部政治教官。正在吃午饭的陶希圣兴奋地将筷子插在腰间，对妻子万冰如说：“中校教官！我要带指挥刀了！”他当即定了一艘江轮的房舱，辞掉工作，携家人启程前往武汉。此时，他并不清楚军校的情况，甚至对国共合作的情形也知之不多，只是在启程前，匆忙“访问好几位国民党友，从他们的口里，得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及其现状。”(6) 一介书生的陶希圣之所以走得那么急促、果断，与他的思想倾向有关。 1925年，陶希圣在他主编的《独立评论》周刊上，打出“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劳工自决”三个口号。所谓民族自决，与右翼醒狮派推崇的国家主义有别；所谓国民自决，即是民主主义；所谓劳工自决，乃是反对“职业革命家”提倡的工会运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认为陶氏的“三自决”主张，符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力劝陶加入中国国民党。这是陶希圣接近国民党的第一步。 陶希圣的“三自决”口号，源于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亲身实践。早在出任《独立评论》主编之前，陶与当时大批的知识群体一样投身于社会潮流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全球格局的改变，也为国内带来一种新思维。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在知识青年眼中意味着旧制度、旧官僚，非打破不可。六年后，爆发五卅惨案，五四运动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口号迅速转化为“打倒列强除军阀”，反列强爱国浪潮一时席卷全国。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促进民族觉醒与个人觉醒的两大政治事件。亲历这两个运动的陶希圣说：“民国八年（1919年），我在学生时期，参加了北京的五四运动。十四年（1925年），我在自由职业者时期，遭遇了上海的五卅事件。这两个事件对于我的学业、思想与生活都有重大影响”。(7) 五卅惨案很快演变为全国性抗议事件。时为全国书刊出版中心的上海，迅速成为社会运动与思想运动的推进地。当历史处于一个拐点，尤其是国难发生时，一些知识分子介入实际政治的精英意识，比任何时候都显得强烈，以图获得一个“尽其言责”的空间。在上海两大书局之一的商务印书馆有着一份安逸工作的陶希圣关注这一事件，并分别投稿给《东方杂志》和郑振铎的《公理报》，他援引英国普通法，指责英国巡捕枪击群众之非法。文章刊出后，英国领事要向法庭指控陶希圣有辱大英帝国尊严，而上海学生联合会即聘请陶氏为法律顾问。与此同时，“我（陶希圣——引者注）参加了上海学术界十个人联署的宣言，对南京路巡捕房枪杀群众的惨案表示抗议。《上海商报》立即发表社论以示声援这一宣言，社论的执笔者，是当时的名记者陈布雷先生”。(8)“商报以社论能言敢言著称”，陶希圣还说：“我们对于商报主张公道，十分钦感。”(9)陈布雷时为《上海商报》编辑部主任和社论主笔，他的政治观点与广州的国民党遥相呼应，并深受孙中山的赏识和肯定。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也经常转载《上海商报》社论。陈、陶二人惺惺相惜，后成为至交。 这件事对陶氏来说“非同小可”。在此之前，他的文章大多见刊于比较边缘的《妇女月刊》或《学生》杂志上。《东方杂志》通常只刊发名流的文章，“至此时，我的论文开始在那样的大杂志上发刊”。从五四到五卅，从学生转为文人的陶希圣在政治上获得前所未有的觉醒，他对中国社会问题渐次留心，他的社会关系也日渐广阔。(10) 1926年5月，苏州学生联合会代表来上海邀陶氏参加五卅惨案一周年纪念大会。在苏州东吴中学，四周孙传芳军警林立，陶希圣顶着压力登台演说，呼吁“废除不平等条约”，响应广州国民革命号召。正如他日后说的，“民国十五年为中国大革命到达最高潮的一年，亦是希圣从久病困顿之中，挺身站起来的一年。”(11) 陶氏以文字、演讲鼓吹的方式参与革命，成为革命潮流中一点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同事、《孤军》主编何公敢登门拜访，力邀陶氏撰写时政文章，并介绍陶希圣、梅思平（陶的北大校友，也是商务印书馆同事）加入孤军社，其成员还有周佛海等。(12)孤军社的抱负甚高，自认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团。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三人更是志趣相投，遂成好友。不久，周佛海经戴季陶推荐投奔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大力推荐他的好友陶希圣、梅思平和商务印书馆另一同事吴文祺为武汉分校政治教官。这种同事加朋友的小圈子关系一直维持到40年代，他们后来各自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就在陶希圣赴武汉前一个月，国民革命的中心已从广州移至武汉。由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倡导、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合成立了“临时联席会议”。(13)江城一时革命气氛高涨，北伐军意气风发，工农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在红都武汉，“革命”成了一个神圣字眼，在武汉分校的学生眼里，“革命”高于一切：“我们是革命的炉火中陶冶出来的，我们每个细胞和血管里，充满着都是革命的热潮，并无一毫私谊于其间，我们只知道革命与反革命，哪里还管得到同学不同学。”(14)1927年农历新年，《民国日报》闹罢工，报社印刷厂全部停顿，总编辑沈雁宾召集工人讲话：“本报是革命的宣传机构，怠工就是反革命”。这顶“革命”帽子果然奏效，工人立即复工。革命观念深入各阶层，甚至成为一种时尚，过江轮船上贴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彩色标语，就连工商老板们在演说时，也会高呼一句“世界革命万岁”！至于武汉的热血青年，更是豪情万丈：“我们简直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区，可以左右世界革命的成败”，“只有革命是我们的出路”，一时间，“革命的潮流泛滥了”。(15) 在充满革命激情的二十年代，经过五四和五卅熏陶的知识青年踊跃参与各种社会事务，他们给现代军队和政治机构带来一股新生力量，当时社会流行三句口号：“到军队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16) 陶希圣正是在这个充满兴奋、骚乱、破坏和创造的革命气氛下“到军队去”。那年他27岁。 二、“卷入武汉风暴之内” 陶希圣甫到武汉，舍舟上岸，就看见高挂街头、触目惊心的白布黑字标语：“打倒昏庸的老朽！”“反对军事独裁！”所谓“昏庸老朽”是指中国国民党中央常会主席张静江，“军事独裁”是指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黄埔军校校长转眼成了被打倒的“军事独裁者”？这个志愿参加北伐的书生第一次遭遇这种党派冲突，未免感到惊讶和悚动，(17)他隐隐觉得踏入了纷争之地。 1927年是国民革命的多事之秋，第一个冲突由“迁都之争”引起，蒋介石主张国民政府迁赣，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则坚持迁都武汉。斯大林要求鲍罗廷亲赴南昌劝服蒋，又通过蒋介石身边的邵力子游说蒋。 未等鲍启程，蒋介石已偕同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以及他所信任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于1927年1月12日抵达武汉。蒋此行目的是游说国民政府迁赣，武汉方面则希望蒋留鄂，两派遂引起冲突，在欢迎蒋介石一行的晚宴上，鲍罗廷不由分说地训斥蒋一番： 今日能够得到武汉，今日能够在这个地方宴会，是谁的力量呢？并不是因为革命军会打仗，所以能到这里的，乃是因为孙中山定下了三大政策，依着这三大政策做去，所以革命的实力才会到这里的。什么是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呢？第一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共政策，第三是农工政策。——以后如果什么事情都归罪到CP，欺压CP，妨碍农民工人的发展，那，我可不答应的。(18) 鲍的这番话，被蒋介石视为“生平之耻无逾于此”，(19)“在宴会场中几百人的中间，把我一个国民革命军的领袖，又是中国国民党里面的一个领袖，来给他一个外国顾问苏俄代表当奴隶一样教训，这是怎么一回事？”(20)次日，当鲍罗廷和孙科拜见蒋介石时，蒋忍不住恶语相向： “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哪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员，乃至于中国的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我们总理联俄政策，就是你来破坏苏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21) 鲍罗廷虽对晚宴的“训斥”感到后悔，事后托宋子文等对蒋表示歉意，甚至声言今后愿与蒋一同随军行动，“不问中央事”，(22)但暗地里鲍并没有停止反蒋。当蒋还在武汉期间，街头已出现“打倒蒋介石”的标语。蒋于1月18日返赣，临走前他对周佛海、陈铭枢等人说：“此间形势不可久留，我去矣，汝亦速去为好。”(23)事后，耿耿于怀的蒋介石以鲍罗廷当众侮辱他为由，不仅要求国民政府撤销鲍的顾问职务，(24)还要求共产国际召回鲍罗廷。戴季陶和邓演达都极力反对，戴为此还大哭一场。(25)蒋甚至直接去电鲍，敦促他离开。鲍罗廷也不甘示弱，试图动员李宗仁取代蒋介石，遭拒绝。鲍、蒋之间的裂缝越来越深。 “迁都之争”使武汉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感到蒋介石搞军事独裁的危险，于是大张旗鼓地发起了恢复党权运动，不仅要“打倒张静江”，挤走同情蒋的十一军军长、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还推动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以及孙科等人公开撰文，影射抨击蒋搞个人独裁。 在看似个人威信比纲领更重要的政治情形中，这种个人恩怨的背后，是党权与军权之争，是关乎国民革命的手段和前途之争。武汉政府，是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和蒋介石冲突的产物，这就预示着1927年的武汉不平静。 正在此时，陶希圣兴冲冲赶至武汉，那些触目惊心的标语一时还冲淡不了他加入革命潮流的跃跃欲试的兴奋和期待，虽然“投下一道阴影，我仍然一往直前”。(26)他不知道自己也行将被卷入政治纷争的漩涡之中。 成立于1926年11月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设在前清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内，同盟会元老黄兴曾在此读过书，这也是陶希圣父亲住过的地方。书院前临大江，后枕蛇山，右抱黄鹤楼，左前方与古战场赤壁遥遥相对，风景开阔，形胜天然。 军校大门粉刷两条醒目标语：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团结；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武力。大门正对着的门墙上，写着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二十五条。陶希圣一踏进军校，就被这种激昂的革命气氛所感染。陶氏在教官宿舍住下，换了军服，学打绑腿，还使唤一个勤务兵，只可惜军官们一律不带指挥刀！陶氏说，“我接受了任命状，是蒋校长署名颁发的。我的姓名，原是‘陶汇曾’。但任命状上写的是我的别号‘陶希圣’。从此以后，我就以字行了。”(27) 武汉分校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所控制，学校招考委员会几乎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邓演达、陈公博、郭沫若、李汉俊、董必武、包惠僧、王乐平等。代校长邓演达是最坚定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28)代党代表为顾孟余，教育长为张治中。政治部除了主任周佛海以外，政治教官以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为多，如高语罕、谭平山、徐谦、施存统、吴文祺、梅思平、甘乃光、沈雁冰等，政治总教官恽代英更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具统计：1926年，在国民革命军中有876名政治工作者，他们之中的75%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27年这个比例相近。陶氏应属于这75%之内。 武汉分校筹备建立，正值国民革命高潮时期，全国有志青年投报武汉分校达6000多人，最终录取986人。武汉分校的学生，特别第六期学生多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学生的籍贯，以两湖最多，江西次之，主要生源正好与武汉政府所能管辖的区域相仿。不久，广州黄埔军校本校的政治大队整个迁来，炮兵大队、工兵大队亦由南昌西线迁来，全校学生共有6000多人，管理层分设为政治、教授、训练、军械、管理、军医等部门，学校的组织结构大致与广州的黄埔军校本校相等。 在“使军队的训练和政治的训练并重”，(29)和“革命要懂得革命的理论和意义，否则决不能建设革命事业”(30)的办校宗旨指导下，军校政治部地位重要，其主要作用是开展三民主义教育，灌输士兵革命主义，以提高战斗力，也就是说，士兵不仅知道枪怎么放，还要知道向什么人放。在中国传统的军事教育中，士兵精神历来不被重视。黄埔军校倡导政治与军事并重，这在中国近代军校史上前所未有，“这种政治的训练，实为本校制度之特点，亦本校精神之寄托”。(31)自黄埔军校开办以来，一个以“主义兵”为中心的少壮军人集团应运而生，成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力量，并影响以后的中国政治军事走向。 军校开设的政治课程，大致有“社会科学概论”，“各国革命史”，“无产阶级政党史”，或是“帝国主义侵华史”，“阶级斗争学说”等等。陶希圣担任的课程着重解说列强侵略与不平等条约，以阐明国民革命的本质与意义。这些授课内容对于陶希圣来说，可谓驾轻就熟。早在商务印书馆时，陶氏就对中国思想流派及其演变穷源溯流，并一直留心社会与政治问题。至于“政党史”、“社会科学概论”、“阶级斗争学说”也不陌生。1926年，陶希圣在上海大学讲课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与列宁的论著。陶回忆说： 在此革命大潮流中，希圣受上海大学讲师之聘，教法学通论。上海大学门首有一上海书局，出售瞿秋白及蔡和森等编译的小册子，其中有布哈林的《唯物史观》，分为若干小册子，陆续出版。希圣读了这类小册子，遂对马克斯与列宁的论著，求购其英文及日文译本，深进一层研究。(32) 20年代中后期，当中国社会革命日益凸显激进时，中国思想界更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并不是它在史学方法上的优长，而是在于它与革命性变革的关联，也就是说，其要旨不仅是关注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改造社会。陶希圣读完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小册子，还要“购其英文及日文译本，深进一层研究”就不足为奇了。 陶希圣不仅是军校教官，还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训练委员会主任是邓演达。总政治部训练委员会在武汉国民政府中占据重要位置，军队中的实际工作是通过党代表和政治部门来进行，政治训练部至少在理论上控制陆军中的军和独立师、海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参谋部和军需处的党代表。(33)由此看来，陶希圣得到武汉政府实力派代表邓演达(34)的信任。当时的训练班设在粮道街福音堂，陶氏一家就住在福音堂偏院的小楼之上。 陶希圣虽然身兼两职，仍志在教坛，他同时还担任武汉大学政治法律教授。当时的武汉大学设在汉口博学书院旧址。他从武昌过江到汉口，还要走十几里才到校上课。陶“在武汉大学又是有声望的政治法律教授”。(35)陶氏很在乎这个职业。来武汉才几个月的陶希圣，很快成为一名亦政亦学的政治教官和大学教授，个人前途一时颇为畅达。但很快地，陶希圣以及他所在的军校被卷入“宁汉之争”中。 在“汉”一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借助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驻地优势，发动系列反蒋运动。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这是武汉反蒋的重要一幕，全会通过了系列议案：《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统一领导机关案》、《统一外交决议案》等，众议案的核心在于抑制蒋的军权，全会提出的口号是：“一切权力都要属于党”。为削弱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的权力，全会免除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等职务，撤销张静江代理中执委常委主席和陈果夫的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为改变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培植私人势力的状况，会议甚至采纳彭泽民意见，改军校校长制为委员制，谭延闿、恽代英、邓演达为常务委员。“三中”全会表面看似很成功。 武汉分校是武汉国民政府唯一的军事学府，自然成为反蒋的中坚力量。3月12日，武汉分校学生不仅参加国民政府召集的反蒋动员大会，还在军校的大操坪召开声势浩大的反蒋大会，全体同学加上武汉学兵团共3000余人，一时间，教室内外、礼堂、操场、大门全都贴满了反蒋标语。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发表题为《民众联合起来，推翻蒋介石》的社论。军校校刊《革命生活》主编罗君强请示与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政治部主任周佛海，校刊应持何种态度，周也不得不说“随潮流走好了”。(36)武汉政府的策略是以党权限制军权，但武汉政府只能对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拥有脆弱的行政权力，当与枪杆子发生矛盾时，武汉政府很快出现力不从心的迹象。就在武汉打出“打倒独裁者蒋介石”口号同时，在武汉管辖边缘地带却出现“拥护蒋总司令”、“驱逐鲍罗廷”的另类声音。国民党“三中”全会所作的种种意在“恢复党的力量”的《决议案》以及连番的动员宣传制造舆论等方式，终不能解决实际的权力纷争问题。 正在这时，被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人视作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汪精卫于1927年4月10日抵达武汉，随同汪到武汉的还有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中共中央机关也跟随陈独秀从上海迁到武汉，一时间江城聚集了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中央的核心力量，革命气氛骤升。汪精卫对着欢迎他的10万民众疾呼：“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革命”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蒋介石也说过：“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37)天真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于4月13日致电劝蒋：“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是最大的需要。”(38)罗易未料到在此前一天蒋介石已先下手为强，以“四·一二事变”为标志，蒋在上海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武力“清党”运动。蒋电令各军，立即拘捕“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及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彭泽湘、廖乾五等以及在师团连各党代表及政治部指导员之跨党分子”，被公开指名通缉的共产党人达200人之多，鲍罗廷更是首当其冲。(39)“清党”运动成就了一个南京政府，其权力核心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批黄埔少壮派军事将领。４月１８日，国民党正式公开分裂成“汉”“宁”对立。 于是，在“汉”一方，汪精卫建立“国共联席会议”（与之前的“临时联席会议”有别，原是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联席”），凡重要政令一律由国共两党合议施行。“宁”由此指责“汉”变“容共”为“联共”。在武汉，革命的力量仍在于发动工农群众。二十年代的国民党同样要进行“社会力量的动员”，这包括农民在內。孙科早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提出：“革命根本问题为农民解放问题。中国人民中百分之七、八十为农民，如农民解放运动做不到，国民革命即难成功。”(40)邓演达更是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工农联盟”，他认为惟有“工农联盟”才是革命的中心力量，而国民党的“四联盟”（即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与农民），邓认为是不可靠的。倘如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邓演达就以农民领导者自任。一个大会明明只有三千人，他相信那至少有两万人，每次到武汉分校演讲，邓演达常用手指着听众，高呼“现在，农民是起来了。” 目睹此景的陶希圣不以为然，认为“汪精卫与邓演达诸人不过是浮在政治的表面”。(41)曾担任过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张太雷甚至说：“邓演达表示得比我们更左、等激烈。”(42)周恩来也说过：“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代表。”(43)深谙邓、蒋不和的张治中也说：邓演达“‘左倾’的态度，还超过共产党。”(44)当时加入国民党的社会青年中，大都参加军校（军队）、各地党部、政府机构，或者是实业部门等主流机构，往往是具有献身精神的社会精英才提倡或从事农运工作。 国民革命时期，正是中国党派意识形态的萌芽阶段，没有强势的主流意识形态排斥激进学说的传播，左右各派活动异常活跃，甚至国共的要人也常在不同党派之间来回走动，(45)国民党左派有时比共产党的主张更激烈也不足为奇，如曾任“临时联席会议”主席徐谦的“左倾”，在国民党右派看来更甚于共产党，因而被他们称为“赤色傀儡”。 三、“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 1927年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由广州迁至武汉，李立三为代理委员长，秘书长为刘少奇。“为时不及三月，湖北工人之有组织者，遂由十万增至三十万，(46)武汉成了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中共在武汉的工农和青年群众组织中具有领导地位。陶希圣对此有亲身体会： 希圣到武汉不久，适逢阴历新年。汉口市的工人从元旦到元宵节，从江岸码头到工厂，处处怠工。……工会的组织与训练是操在共产党X的手里。汉口新市场的一个大厅里，经常有工人集会，高唱国际歌。那里的游人都听得见。总工会之下有工人纠察队，持有武器，那才是共产党指挥的“赤卫军”。(47) 共产国际认为：“无产阶级应以革命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这是基本规律。也是俄国革命发展规律。这一规律也适用于中国。”(48)在欢迎汪精卫的大会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甚至打出“拥护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制”口号。在共产国际看来，这个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标志，就是直接争取实现以苏维埃为形式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也是二十二年后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先声。 共产党人相信，现在的武汉政府虽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政权，但在革命进一步发展和革命无产阶级作用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可能成为这样的政权。(49)也就是说，中国革命阶段是可以跨过1905年的俄国“二月革命”（民主革命），直抵1917年的“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邓演达也赞同革命目的是“建设非资本主义国家”。(50)武汉工人的社会地位一时崇高无比。陶希圣说：“有一次军校武汉分校学生在过江码头上与码头工人冲突。总工会派人带了那四个工人到学校来提出抗议。校务委员会立即开会，决定集合学生，排列队伍，恭送工人们到江边，表示军人对无产阶级的歉意。”(51)事后邓演达还在军校内部开展一场镇压反革命活动，以确保军校无条件支持工人运动。 那么，如何“可能成为这样的政权”呢？斯大林把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认为这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1927年4月21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真理报》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宣布，武汉政府现在已成了革命中心，工农要倚赖它来进行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的政策获得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没有这样的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保持国共两党在国民党内的合作是最高原则。(52)莫斯科始终希望国共上层精英合作共同完成国民革命。 在共产国际的“联合战线高于一切”的方针指导下，中共为显示要有“这样的合作”诚意，对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更是倍加推崇。在4月27日召开的中共“五大”会议期间，会议代表郑超麟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中共“五大”会议期间）忽然传说明日汪精卫要来“演说”。于是原定的议事日程都丢开了。秘书长蔡和森忙碌起来，赶紧撤换墙上的标语，把旧的（指“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等意识形态鲜明的标语——引者注）收去了，换上“国共合作，革命必胜”一类意思的话。主席台上马克思、列宁的像挂到旁边去，孙文的像挂起来，而且挂得正中，更高的地方。与孙文的大像比较起来，马克思和列宁显得特别渺小的。次日，汪精卫来了，……瞿秋白穿一身簇新的中山装，笑容满面迎到他面前去，陪了他走进会场。与国民党左派领袖相比，共产党新领袖好像是国民党衙门内一个小科员。汪精卫上台时，台上台下拍掌欢呼声是我们中国未曾听过的。我们自己的领袖第一日上台也得到欢呼，但怎么能同这日相比呢！(53) 可惜，这只是貌合神离的短暂“拍掌欢呼”，随着国民革命的推进，国共之间的间隙渐宽，主要体现在国共两党对革命前途看法不一，是坚持通过消灭军阀和清除列强特权来重新统一中国，还是同时推行土地革命，将下层的民众解放？在汪精卫的革命理论中，国民革命“唯一的目标便是反对帝国主义”，除此以外，“不容许有第二个意念。”(54)汪很明确地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土地革命。在汪看来，民族主义使革命阵营团结，社会革命必然引起分裂。 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却指示中共说：“革命的国民党的权力的主要根源是使工农的革命运动更向前发展，及巩固他们的群众组织，巩固革命的农民委员会，工人的工会及其它革命的群众组织，作为未来组织苏维埃的要素”。(55)共产党人也认为，反帝斗争如果不同土地革命相结合，就难以取得胜利，应该迅速推行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根本性问题是无产阶级如何通过反帝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和土地革命逐渐成为领导者。有些共产党人意欲“毕其功于一役”。 对于国民革命的前途和手段，不仅国共两党出现歧义，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也有不同意见。陈独秀认为，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中国革命也到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阶段，向资产阶级夺权的问题还提不上日程，因此陈并不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工农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建立专政”意见。陈独秀把反帝斗争问题视作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他没有公开反对土地革命，但也不主张发动土地革命，(56)甚至认为“共产党员不要标新立异”。(57)直到1927年11月中共中央的扩大会议上，陈仍坚持“苏维埃口号现在不宜采用，农民运动应在四不主义（不纳税、不还债等）”。(58)陈独秀甚至“想以立宪会议的口号对抗争取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但遭到共产国际反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情况下何必要召开立宪会议呢？”(59)“苏维埃”是1905年俄国革命高潮中出现的工人代表会议的一种简称，它与上层立宪会议相抗衡，乃至成为反政府的劳动群众自治政府性质的政治机构。“苏维埃”中文一词，是由北大教授张君劢于1918年音译过来的。当时不少共产党人对舶来品的“苏维埃”不明白，有人甚至猜测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次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上，他们再三要求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此作解释。可是几年后，“中国苏维埃运动”口号迅速被斯大林放弃，代之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民主义者的陶希圣也不赞同苏维埃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毕竟现实中的中国不是1917年的俄国。他坚持孙中山所言“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政策，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60)陶希圣反对阶级斗争源于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早在1925年，陶氏在《独立评论》周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残存着封建势力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的水平，决定社会阶级结构。中国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积累过程屡被打断而一直发展不起来，士大夫阶级与农民乃是中国社会构成的主要成分，但所谓的士大夫阶级是一种身分，不是阶级，农民亦未尝构成一个阶级。没有阶级性何来阶级斗争？陶氏认为中国社会的分化还没有达到可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程度。 共产党对“阶级”的定义来自列宁，“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61)陶氏认为中国革命的起因不是一个集团压迫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所致，而是由于近百年来，在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工业革命未能完成，而农业工业转趋衰落所致。陶希圣所要强调的是要分清社会发展阶段，革命史毕竟不是革命企图史。陶希圣认定三民主义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主流：“自五四至五卅，时代思潮循三民主义的方向，如大河长江之入东海。”(62)陶氏的见解与胡适提出的阶级革命只不过是一直在造“抽象”的革命对象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63)也即是当代美国学者德里克所总结的：“特定的革命目标决定了历史的阐释，而后者又反过来使隐含于这些革命目标之中的革命行动的具体过程合法化。”(64)提出阶级斗争的理论，似乎更多地是出于社会动员的需要。 较早提出阶级斗争理论的陈独秀，此时也含糊其词，只强调民族斗争，主张把反帝斗争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甚至说“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65)陈独秀实际上是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根本理论表示怀疑。这点与陶的看法有相似之处。周恩来也认为：“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看不到中国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66)共产国际“六、七、八三次会议对我国阶级力量的分析都有错误。”(67)1925年以前，毛泽东也提出，在没有强大的组织的情况下，“不能下决心采取激进的步骤反对较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因为“一般地说在中国社会分化还没有达到能够进行这种斗争的程度”。(68) 当阶级斗争理论在思想界争论时，共产党的实际斗争策略仍停留在“由宣传而组织，由组织而武装暴动”的某种革命公式上。在政治上，武汉工人与广州工人的情况不相上下，通常处于分散甚至是分裂状态，很多工人未能为共产党人所控制，当时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的影响，也“只及于各区委书记和委员，而这些人根本不能影响于汉口工人群众”。最典型的事例是，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分共”后，中共中央准备在武汉发动总同盟罢工以作回应：“二十日一清早，我（郑超麟——引者注）和罗亦农二人到码头、街道，工厂，以及工人市区去视察。可是没有。不仅没有总罢工，连部分的罢工也没有”，(69)这使得罗亦农和郑超麟大失所望。秘书长蔡和森更是下令总工会纠察队自动交出枪械给驻防汉口的唐生智军队。革命行动，似乎成为了一种“政治想象”。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前，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一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革命话语”，(70)国共合作时期还实施着相对丰富多样的社会政策，党内的“过激”与反“过激”行为同时并行。时逢“五一”国际劳动节，武汉举行大规模的50万人游行示威，陶希圣代表军校政治部到新市场参加大会，他看到： 那讲台上排列着三张像片，中间是马克斯，右边是孙中山先生，左边是列宁。登台演说的人们是瞿秋白，邓中夏（即北大学生与张国焘齐名之邓仲懈）等。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代表邓初民最后说话。他自称其代表本党向无产阶级道歉。他鞠了躬又鞠躬，以示对工人阶级的遵从。(71) 在会场四周，工会的童子军把守路口，不准穿长袍的人进入会场，“谁穿长袍，谁就是劣绅”。每逢穿长衣的人经过，都要拦截剪长衣，“这些穿长衣的先生们，在大路上远远望见那些虎虎的童子军，便鸡飞狗走的往小巷乱钻，秩序那样的凌乱，武汉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72)一向好穿长袍马褂的陈独秀为此对着武汉工会主席向忠发拍桌大骂：“你们搞什么名堂？这是胡闹，这是无政府主义。为什么不能穿长袍？我也穿长袍嘛。” 从武汉政府与蒋介石的党、军权之争转为国共纷争时，陶希圣都是处于两派之外的中立者，时局中最苦闷的恐是中立者。所谓中立，并不是不作左右袒和置身事外，而是对于双方的“过火”都看不惯。他目睹形势突变，前景变得云雾叠障，为了解实际政情，陶氏于是“与童冠贤、李超英、周炳琳、梅思平、吕云章等，每星期到汉口福昌旅馆，一间小房子里，锁了房门，交换消息和意见”。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一个一个东走南京，最后只剩下周佛海仍是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陶希圣还是军校的政治教官。 动荡中的武汉，人人自危，“防友如防敌人”。陶希圣劝周佛海夫妇到汉口进租界，他说：“我是本地人，只要换一件便服，到处可以隐藏。”本是好朋友的周佛海却怀疑陶是侦查他们的行踪，不敢答话。周太太拿出一件旧哔叽长衫，送给陶希圣。转眼间，陶从前门告辞而去，周佛海夫妇就从后门出去，立即过江，然后由汉口搭轮船往上海去了。 陶希圣仍留在武汉。陶氏属于自由派知识分子，其党派意识并不很明确，虽然认为“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之主流”，但他本身没有一个清晰的左或右的立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社会政治关系左至共产主义，右至国家主义，可以说是广泛。但是我的社会政治思想路线，左亦不至共产主义，右亦不至国家主义”。 (73)当时的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而且社会精英也不能非常准确地区分那么多“主义”之间的区别，各种思想流派的左与右，也并不都是截然对立的。四、“农民运动过火？” 说武汉是“赤都”，更多的是指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陶希圣在武汉近一年的时间里，给他印象最深的也是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 就在陶希圣兴冲冲地从上海赶往武汉之时，中共中央正在讨论“农运是否过火”问题。1927年1月8日的政治报告中，中共中央委员会表示出对“农民运动过火”的担心：“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的事数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一极大的反动。”(74)时两湖尤其是湖南的农民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会后，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的毛泽东，带着“农运是否过火”问题到湖南5个县进行了32天的考察。毛泽东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矫枉必须过正”，(75)毛大声地为农民造反叫好。 但共产党领袖并不认为农民造反“好得很”！陈独秀和鲍罗廷都认为农民运动过激了。所谓“过激”，在反对派看来，无外是指左倾蛮干行为，是由农民的狭隘意识和愚昧所引起的破坏性举动。陈独秀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违反了中央提出的“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治原则。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国焘曾就“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等言论责问毛泽东，毛哈哈大笑，并不作答。在毛泽东看来，压迫是政治的精髓，如果你压迫得法，说明你的政治是成功的。在毛泽东的理想主义世界观里，为了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富强，中国应不计代价地去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与文化传统。(76) 在农民问题的争论点上，中共所关注的是农民运动发动后如何维系国共合作问题。当时中共地位微妙：既要顾全大局，争取北伐胜利，就不能仅是坚持自己的政纲，发动工农运动。真可谓顾此失彼，左右两难。 在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会议上，毛泽东将他与彭湃、方志敏等议定的分配土地方案提交大会，遭到陈独秀反对，毛说，“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77)陈独秀只是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即没收大地产，多少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宣传时期。(78)在陈的内心深处，只要提及从组织农民着手，他就不能忍受：何以最先进的计划可能在最冥顽落后的分子手中完成？陈独秀早在五四时期就著文批评义和团式的运动是守旧落后的，他一直坚持这个观点，并防止这种旧观念影响新生的共产党。陈独秀曾提出：“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正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79) 中共“五大”会议上，毛泽东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他只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还被免去农民部长一职，“这使毛很丢脸”，未等会议开完，毛托病回长沙了。(80)毛泽东曾感触地说：“大革命时代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和我合作。”(81)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偏偏重视统驭武汉兵权的唐生智甚于重视邓演达。5月21日，唐生智的部下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国民政府认为“事变”是农民过激行动所导致。时任全国农协会主席的毛泽东只好写了“全国农协会临字第四号训令”承认失败。(82)整个武汉时期，毛泽东的土地革命主张并不占主流。1927年的4月间，面对前途茫茫，毛泽东“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83)于是写下了著名的《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酎滔滔，心潮逐浪高。” 驻地黄鹤楼附近的武汉分校（此时已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陶希圣同样目睹了湖北农民运动的高涨。他在随中央独立师西征夏斗寅的过程中，处理了咸宁县农民协会的讼案。这一亲身经历使他深深体会到农民运动对于乡村社会经济的冲击，领略到革命背后刀光剑影的残酷，不免也有“心潮逐浪高”的感慨。 1927年5月17日，策反武汉政府的夏斗寅部队到达纸坊，逼近武昌不过四十里。汪精卫下令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与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合组为中央独立师，协同叶挺一师，向纸坊出击。在开往前线的火车上，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恽代英指定陶希圣为军法处长兼特务组长，指导地方的政治工作队，由是陶氏在咸宁县城工作了一段时期，这为陶希圣从乡村底层观察中国社会提供了机会。 陶希圣在咸宁召集了农民协会、工会、商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会的代表，组成咸宁县政府，他自任县政府司法科长，主要接受人民的控诉，解决民间争执。陶希圣很快发现，在乡村，农民协会是实力派，他们有枪弹，有力量打倒地主，是社会动员的主要力量。但合作社组织却招致村民的怨言，“大众出粮出布和出钱，却分不到红利，甚至买不到日用品”。于是发生了数百农民包围合作社要求退股的骚乱事件，在混乱中，农民打了合作社的职员，农民协会拘捕为首的五个农民。通过传讯和调查，陶希圣发现他们都是小农，其中还有一个孤苦的寡妇。陶希圣最后判他们无罪，陶说：“我的理由是农民协会应该纠正合作社的错误，不应该惩办农民。”时值“五卅惨案”两周年，咸宁县城要召开五卅纪念大会，农民协会书记按惯例，坚持要在大会上枪毙那五个农民，但被陶希圣制止。陶有以下这段记载： 农民协会书记来见我，那是一个青年学生，显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他对我说﹕“明天是五卅惨案两周年纪念。农民协会业已通告全县各区农民协会，多派人来参加大会。” 我问他道﹕“农民不来又怎样？” 他说﹕“农民协会的命令，不来就捆得来。”他又说﹕“打合作社的五个农民，必须捆到大会，当众枪毙。”他请求我下令办理。 我问他道：“为什么明天大会要当场枪毙人？” 那书记说：“每次大会照例都要枪毙人，否则农民不从命令。” 我问：“谁决定枪毙那五个农民？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会开会决定呢？还是你书记决定？” 他说：“书记下条子决定。” 我用严重的语气，说道：“你听着！我现在是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对你说话。我决定废止大会杀人的惯例。农民大会如要杀人，我就要先枪毙你！” 那青年人满头脸都是汗，立刻退出我的办公室。我立刻出来，向十一师政治部的方向走，中途恰好遇见那政治部主任陈兴霸。我对他说：“我的部队调走了。请你借带枪的卫士四人，给我使用“。他问我作什么用。我说：“我要拘捕农民协会书记，枪毙他。” 于是那书记拼命逃走到武昌去了。次日的农民大会便免去了杀人的节目。(84) 农民协会书记跑到武昌指控陶希圣是“反动的军阀”。为息事宁人，恽代英召陶希圣回武昌，并派邝摩汉到咸宁接替陶的工作。陶希圣上火车之前，再三叮嘱邝，无论如何，已放的人们，不可再行逮捕。他不希望无辜人被滥杀。 当时的两湖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高涨，著名的劳工领袖李立三曾去信农会，保证其父不反对农会。但没几天他那乡绅的父亲被砍了头，李立三也只好不吭气。(85)在一些地方，一个“赤色周”，就有10多个“劣绅”被处死。湖北的农运虽然也有过激行为，但多交由国民党部所组织的土豪劣绅审判委员会处理，很少径直加以处罚。(86)陶希圣处理的咸宁县城农会事件算是一典型案例。 国民政府曾决定，禁止人民及其组织执行处决，处决权力在于省一级革命法庭。中共中央也希望能将惩罚性暴力行为置于某种制度控制之下。当时在武汉的张国焘总结说，在手段上，国民党侧重自上而下，以法令来改善农民的生活。中共侧重自下而上，发动农民斗争直接改善农民生活。(87)当陶希圣从咸宁走后不久，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符向一到咸宁组织农民暴动，他就是通过劫持火车的物资作为暴动费用。(88)这种直接手段至少表面上看来有立竿见影之效果。国民革命导致的“两湖之变”对社会的震动影响深远，时居北京的王国维正是受到“两湖之变”导致“巨劫奇变”的刺激，于1927年6月2日自沉昆明湖。 实际上，农民的经验和领导者的想象存有差距。略有土地的农家怯于冒险，求稳怕乱，天然性格反对激烈行动，他们遵循着传统沿袭下来的生活逻辑，显然不把熟人社会里的邻居和乡亲看作是“阶级敌人”，更不积极“没收土地”。在农民看来，这种“没收”未必合法，还要冒“造反”的危险。如湖南一农民起义，他们只要求恢复1916年前例行的租地条件。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发表文章批评道：“农民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可以说都还是非常幼稚。”(89)当时的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柳直荀就深有体会地说：共产党“虽则主张镇压土豪劣绅，但是当时的农民……以为这种举动未免太过火，不忍动手。”(90)但是，毛泽东却主张“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91) 中共党史专家杨奎松认为：“矫枉过正”的观点，强调革命非用痞子流氓做先锋不可。受这种观点影响，加上工农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后，懂得理论和政策的党员干部人数极其有限，以致出现了靠“踏烂鞋皮的、挟烂伞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当“革命先锋”的现象。(92)毛泽东深信最弱者是最强者，弱者造就了弱者的武器。利用“流离失所的无产阶级”作为运动先锋，由此可以想象革命冲击的力度。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希翼以这种急进和暴烈的行动跨越黑暗通向光明的鸿沟，只要目的崇高，就可以不择手段。 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一次大规模社会动员的尝试。但是我们看到，农民起来之初，党的步骤并不一致。从理论根源来说，共产国际重视农民土地问题，这是列宁主义的特色，但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是以完成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土地革命的政策就显得动摇不定，其中又纠缠着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派别斗争而意见纷呈，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中心的农民革命。托洛茨基则认为中国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至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明确“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的指导方针后，原先主张暂缓进行土地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才改弦更张。 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通过的第一份《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案》），是由邓演达、陈克文和毛泽东三人于1927年3月10日呈交国民党中央。邓演达时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陈克文是农民部秘书（实际职务相当于秘书长）， (93)邓、陈、毛同是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三人同是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94)《农民问题案》主张减租减息，依法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的土地财产。(95)《对农民宣言案》表示：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致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为止”。该议案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获通过。随即由国共两党组成的土地委员会提交、毛泽东主笔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却引起争议。该《议案》规定，大地主和官吏的土地、公地和荒地应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农民必须拥有政治权力等等。《议案》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决时，只有中共党员林祖涵、吴玉章、邓演达赞成通过而不公布，其余的宋庆龄、陈友仁、孙科、汪精卫、徐谦、顾孟余等八位都不举手。(96)顾孟余说：“解决土地问题时，农村秩序必将扰乱，耕种停顿，发生饥馑”；徐谦说得更直接：“这个草案所提出的问题……不啻放一把火，不知烧到敌人，抑或烧到自己？”汪精卫最后表示：“解决土地问题，必定在全国统一以后，全国未统一，只能试办”。(97)这份“敬候”“核夺”的议案被搁置。 就在土地委员会送交报告的同一天，中共“五大”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指示，制定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它规定没收一切公有田地以及祠堂、寺庙、学校、基督教教堂和农业公司的土地，交给耕种的农民。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不予没收。5月14日，中共将《土地问题决议案》交由国民党政治会议讨论时未获通过。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关于土地革命政策的《决议案》，但它没有提出如何解决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问题。在认识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共产党存在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毕竟中国共产党是在20年代革命阶段迅速更替、各种社会力量快速改组的情况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98)当农民自拉大旗没收土地捕杀土豪劣绅的风潮此起彼伏时，各路意见分歧纠缠缓不济急，似乎没有一种力量能作出有效地扭转或控制。在共产党人看来，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要动员农民起来，没收土地的暴力行为必不可少。到了这一年“分共”后的秋季，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的沉重打击下，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口号。 五、“农民并没有起来” 被农会书记指控为“反动军阀”的陶希圣回到军校后，不仅未受任何处分，还被指派为政治部秘书长，兼任宣传处长。这时周佛海已前往上海，政治部主任的空缺由中共党员施存统接任，在施存统未回武昌之前，陶任代理主任。陶希圣召集全校学生大会，讲演农村的情势，他以亲身的经历指出当前农民运动存在的问题。他针对邓演达的口气，举右手指着会场说道：“现在，农民并没有起来。”(99) 显然，陶希圣对邓的那套农民理论不以为然。邓演达曾说过：“乡村农民之兴起，参加政治斗争，打碎封建思想，其结果非常伟大。”(100)而陶希圣看到的却是阶级斗争破坏了传统的乡村经济，他认为，传统社会的式微并不一定带来失秩，中国社会远没有分化到要采取激进革命的程度，农民革命来源于革命之外的政治因素。 平心而论，陶希圣对农民运动本无恶意，他曾主动地提出要把家里的田地分给佃农。他是在处理农民纷争中，发现农民斗争的最后受害者仍是农民。在咸宁，陶希圣根据武汉政府的“外国银行以其他企业的工人不准随意罢工”的条令以及外交部批文，禁止当地民众团体对亚细亚煤油代理商斗争，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陶深深体会道： “打倒资本阶级”的运动对于农村经济的损害。因为这家代理商除了经售亚细亚煤油公司的煤油之外，兼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纸烟。煤油和纸烟两项是农民的必需品。每日市场上，农民出售农产物换来的钱，就用到煤油与纸烟上。这家代理商又将他一天收入的现钱放出市场。一般商店大抵要靠这大批现钱作为周转资金。此时总工会与农民协会使用压力，没收代理商的土地，同时命令店员组织“委员会”管理商店。于是煤油和纸烟的生意陷于停顿，而农民与商店两方都受到困扰。(101) 社会资本的发展和积累往往来自于民间的商品流通。商品流通网的开放，不仅是社会组织有效率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维持乡村日常生活的必要条件。陶希圣从革命风暴对城乡经济猛烈冲击的后果中， 发现了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实际上破坏了社会经济，而受害者仍是农民。因为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把地主打倒了，也就把城市中的商业破坏了。商店的店东们大抵是地主。从前他们以土地为其信用的保证，原可周转商业资金，如今他们的土地被没收了，他们的商业信用也就失掉了。同时，店员们又组成了“委员会”，管理商店。于是商店没有信用，更没有资金，店中的货物卖多少，店员们吃多少，如何供应农民所需要的肥料、农具、煤油、纸烟和丝烟、乃至草纸？因此，农民的耕作也就发生了极端的困难。(102)当时对农民运动的考量，大都是从政治层面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陶希圣则是从社会财富、商品流通和农民生活的经济角度看问题。鲍罗廷也有类似看法：“三亿农民是一个很大的购买力，必须把他们提到这样的地位，必须把它们的产品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纳入国家的总的商品流通领域，从而保证人民的福利。”但鲍罗廷的观点，遭到莫斯科强烈批评：“这篇演说中哪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口号即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哪里提到土地革命问题？……从这篇演说中，无论怎样找，也找不出革命性。”(103) 在“革命化范式”论者看来，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一个革命话语权占居绝对地位的时代。激进的理想主义者认为，革命是绝对真理，革命是摧毁万恶旧世界的唯一工具，是跃向光明美好的未来世界之唯一途径，举凡一切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秩序均被视为“保守”和“反动”，惟恐打倒之不够。“五四以后的‘革命思潮’就是这种激进理想主义心态激发起来的。”(104)革命和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它成为后来正统历史学家评论这段历史的唯一标尺。将革命对社会带来的冲击或断裂的影响，置于经济层面来观察的人少之又少，陶希圣算是一个。陶氏是中国最早持唯物史观者之一。(105)所谓的唯物史观，即是一种从基础的社会经济进程出发对于历史变革的解释。陶希圣正是把经济现象作为分析社会诸问题的出发点，认为经济发展是将社会不同领域连接在一起的重要环节。 陶希圣曾提到，中国社会是残存封建势力的商业资本主义，存在着的封建势力既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也是农民痛苦的根源。他批评要在民主革命中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等言论。(106)也许，陶希圣看到了阶级斗争破坏了传统的乡村经济，却没有透视出自五四以来在中国已经进行的、发动民众参与社会革命的那股汹涌澎湃的潮流。毛泽东则看到通过动员社会底层民众力量的巨大威力，他要“乘”这股“势”去创造历史。孟子曰：“有智不如乘势”，处乱世，当大事，往往都是乘势而为之。(107) 动乱使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断，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被打破。对武汉来说，土地革命和劳工运动的过热情绪所引起的、最为致命的是就是内部生存问题。当时英国公使参事克曼就说：“革命使整个华中经济失调”。他怀疑国民党政府中像随着革命浪潮“沉浮的泡沫那样的平庸人物”能否控制他们制造的“风暴和混乱”。(108)武汉大批工厂倒闭，贸易停滞，税收减少，严重影响政府收入。长江中游的航运量锐减，主要原因是码头工人罢工。在农村，大地主和商人或被处决或出逃，茶叶、米等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交易萎缩，这些自发性行动破坏了农村经济，并导致国民党辖区的武汉和其他城市商业萧条。加上军事供应浩繁，武汉出现物价高涨、资金外逃、米荒的现象。1927年5月中旬，武汉100多家商店几乎全部关闭，失业工人达30万。经济的破坏如此广泛和严重，国民政府财政收入日绌，交通部长孙科诉苦道：“政府现在每月收入只有150万元，支出倒有1300万，实在维持不了。”(109)武汉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结果造成通货膨胀，劳资关系更趋紧张。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政治中心必定要控制经济中心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 5月12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二十次会议上说：“主张激烈的工人运动，弄得许多工人失业，没有办法。再如农民运动，把一般地主都赶跑了，农民没有资本去耕种，也是没有办法。又如我们占据了外国人的财产房屋，又没有作同他们宣战的准备，这些危险是同样的大。”(110)汪精卫希望能控制混乱局面，解决财政危机。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却认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不会加深财政危机，相反，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大量没收的地产和寺院的土地可以作为发行钞票的保证金。德国地租银行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中国革命政府的财政困难”。罗易甚至说：“在中国，革命政权可以用消灭封建反动势力的办法来摆脱其财政困难。”(111)。鲍罗廷则反其道，他提出“战术撤退”，其中包括对工人执行“革命纪律”，外国银行以其他企业的工人不准随意罢工。成立法庭，审判和惩处桀骜不驯的工人。允许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根据协议在辖区自由营业等。(112)鲍罗廷明白，激进的理论不能缓和当前的社会危机。 共产党内部的争论更趋向激烈，一派反激进，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另一派力主实行土地革命。陶希圣说： 前一派是鲍罗廷的指示，与陈独秀的主张。后一派是罗易的主张，与瞿秋白等的支持。 鲍罗廷是第三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罗易是印度共产党人，亦是第三国际派到中国来的。此刻莫斯科是在进行着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的斗争。斯大林对中共的指示，总是模棱与含混。所以他们二人的见解不同，也影响中共内部的争论。(113) 长于策略的鲍罗廷“不愿意武汉农民走得太远，因为那样会使唐生智不高兴”。鲍罗廷指出，彻底的土地革命要求，“共产党人就必然要转而反对国民政府，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武装起义，而那样是非常危险的”。“结论是共产党人不应该支持农民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114)陈独秀对土地革命看法与鲍罗廷相似：“在国民革命中，我们需要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属于小资产阶级，因此，我们必须向他们作某些让步。”“目前就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毕竟是太激进了。在相当时期内，或许是在很短时期内，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必须和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115)陈独秀甚至担心激烈的土地政策导致军心不稳，在恽代英的陪同下，陈独秀专程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作了一次演讲，表明他主张保护军人家族土地的方针，以安抚军心。陶希圣作为政治教官排在前列，“这是我看见陈独秀的初次”。(116) 时局仍在动荡之中。1927年5月27日，斯大林收到鲍罗廷电文，内容是国民党决定为反对土地革命而战斗，甚至与共产国际决裂也在所不惜。斯大林急忙向鲍罗廷发出指示：命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属于国民党党员或国民党革命军军官的土地，尤为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直接与左派国民党联合”。(117) 命令传到中共中央时，湖南省委正组织一支庞大的农民自卫队，准备对长沙及其附近城镇发起总攻。5月31日，中共政治局委员李维汉命令湖南省委停止行动。中共领导层认为，进攻胜利的唯一结果是激怒唐生智，促使它向武汉推进，推翻共产党支持的武汉政府。一向抱激进态度的蔡和森、彭述之却指责李维汉停止进攻，要他为这个命令负责。陈独秀则批评蔡和森“荒唐”、“幼稚”。中共内部不仅有点顾此失彼，甚至混乱，陈独秀哭笑不得，说，这是“在厕所中洗澡”。(118)当处于革命重大转变关头，共产党人要迅速对各种混乱局面作出正确判断，并在有限的政治行动空间作出选择，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然而，只要苏联、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维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而国民党──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与地主阶级的社会联系决定了他们反对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立场。因此，从根本上说，农民运动的土地革命性质与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是相矛盾的，这是个两难问题，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在困境，共产党还没有办法破解这个困境，故而在中共中央的政策与表述中就显得含混不清、欲言又止，对农民运动难有强有力的领导。(119) 整个20年代，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和斗争。陶希圣深有体会地说：“倘如中共内部没有这种矛盾和斗争，我这条生命断乎不能留到现在。”(120)当陶希圣被咸宁农会书记指控为“反动军阀”时，陈独秀仍主控中共局面，陶希圣丝毫未损，陶氏对陈独秀终生感激。后来陈独秀出狱，在武汉期间，陶希圣曾予悉心照料。(121) 六、“翻腾风浪之际，希望在何处？” 夏季的武汉闷热难忍。随着国共冲突不断升温，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中的反共情绪越来越明显，这与国民党人多出身小康之家大有关系。邓演达认为士兵最需要土地，没收土地最低限度士兵会赞成，但他没想到，士兵一有钱就会寄回家里置薄田，他们对没收土地当然不积极。而“两湖的军官都来自农家；中等阶级的农家都有土地的，他们天然的性格最反对激烈行动，尤其反对没收土地”。(122)国民党的中下层军官的父母、亲友在故乡被当地农会揪斗，激起军心不稳。在上层，各种角斗纷争愈演愈烈，武汉分共已有“引满待发”之势，陶希圣说： 七月中旬，汪精卫决定“分共”。忽一日，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字样已经去掉了）全校学生排队，一路喊着“拥护汪主席”，“拥护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制”，到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总司令部去参加扩大纪念周。不料汪精卫就在这次纪念周上，宣布分共的决定及其经过。散会之后，军校的队伍悄然回校。(123) 当时，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开会，通过《中国问题决议》，指示中共扩大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扩充军队、改造国民党左派。这个命令到达武汉，被共产国际派到武汉的印度党人罗易，泄露给汪兆铭。(124)由此而武汉政权于七月十五日宣布分共。(125) 邓演达认为汪精卫指控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意在消灭国民党未免小题大做，邓向汪进言，要求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以维持武汉现存局面，未果。邓演达只好黯然离开武汉。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后，也与陈友仁等悄然离鄂赴沪。蒋介石则向武汉发来电报，对汪精卫的行动表示祝贺。共产国际把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构想设定在与所谓“左翼国民党”联盟的政治体制显然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分共”后，人们各奔前程，有的流向国外（如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等）；有的被蒋介石杀害（如唐有壬）；有的加入南京政府（如孙科、谭延闿）；更多的参加以汪精卫、顾孟余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出走苏联或到上海等其他安全的地方。心灰意冷的鲍罗庭在汪精卫的“礼送”下离开武汉，经冯玉祥防区回国。陈独秀绝望地回上海。中国革命的大潮，在国共分裂声中退潮了。1927年的国共分裂决定了以后中国政治的走向。 “赤都”街头只有零零散散的传单点缀着革命的余波。经过改组的临时中共政治局常委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五人组成，他们在紧要关头决定三件事，其中之一是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结，准备起义，然后南下广东。恽代英在校本部召见陶希圣，告诉他说：“今日时局在变化中。程潜主张东征，张发奎主张南下。我们决定将军校改编为教导团，跟随第二方面军南下，回到广州。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是郭沬若，请你担任教导团政治指导员。你的办公厅有一个秘书，十个干事，帮你做工作。”(126) 陶希圣毕竟不是政治家，没把自己的品性融入到政治斗争中去。他思前思后，不愿跟随教导团南下，(127)于是“赶紧结束政治部，所有案卷乃至家具，一概造册，准备移交”。军官教导团南下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军校至此结束，喧嚣一时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快要落幕了，它毕竟只是中国传统政治旧体制消解新体制还没产生的过渡期产物。“分”共已进到“驱”共阶段。当时党内各派大都是跟着各自的人事关系走。(128)陶希圣离开恽代英后，“回到水陆街，偕同冰如与孩子们急行迁居福寿庵，在此隐藏了将近一个月。希圣在福寿庵分租的一间房子里，每日躺在竹床上，把仅余的一部铅印资治通鉴，从头到尾，读了一遍。”(129) 在福寿庵隐居期间，陶希圣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上，他提出“分共之后，仍然革命”口号。陶希圣这时所要着力反对的，恰恰是国民党当权派因清共而脱离民众、丧失革命精神的官僚化的腐败倾向。陶氏对国民党很失望，痛恨蒋介石，他常常提到1924的国民党改组，还常常鼓吹革命。他的思想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反对派──国民党改组派对于中国社会与革命问题的立场，其理论锋芒，直指国民党当权派官僚化引致的革命危机。 陶希圣说：“我们还常常说到中国国民党民十三的改组，还常常鼓吹革命……当民十三改组时，国民革命建立的是两大口号：一个是‘打倒帝国主义’，一个是‘打倒军阀’……那时候，我们还常说到农夫工人，现在农夫工人又到哪儿去了呢？革命已经失败了。新式士大夫已经抬头了。农夫工人已经躲到茅檐底下冻饿去了。”(130)陶批评国民党当权派官僚化的腐败，并同情共产党人。这一段苦闷而茫然的时期里，陶希圣与许德珩、刘侃元、黄克谦、邓初民等人接触密切，结识了一批“左派”青年知识分子。在一些史载上，陶氏甚至被记录为中共党员，这与他和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过从甚密有关。 如《民国军政人物寻踪》一书的“陶希圣”词条下，有陶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脱党一说。(131) 《黄埔军校将帅录》中也有相似的记载：“陶希圣1924年秋加入中共，任上海大学教授，1927年脱离中共。”(132) 李克义在《沈雁冰与黄埔军校》一文中也提到，“沈雁冰受武汉分校筹备人之一、共产党员包惠僧委托在上海为武汉分校招生。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物色了陶希圣、吴文祺、樊仲云等三名共产党员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并在陶、吴、樊三人协助下，经过两个星期的招生工作，从一千左右投考者当中录取了男女学生两百多名。”(133)沈雁冰是陶希圣的同事，时任中共商务印书馆支部书记，该支部成员约有二十人左右，绝大多数是商务印书馆工人和职员。(134)陶那篇谴责英帝国主义暴行影响极大的文章就是在《公理报》发表的，沈雁冰是该报编辑。但以上种种，只能说陶希圣与沈雁冰有交往，没有直接证据说陶氏是中共党员。 他就职过的上海大学，素被认为是吸收中共党团员和培养干部的机关，在陶任职的1926年到1927年期间，更被认为是培养中共党员的党校。(135)陶希圣自己也说过，那时的“上海大学，差不多是共产党的党校”。除了校长于右任以外，副校长邵力子、总务主任韩觉民、社会学系主任施存统、社会学系教授李季、高语罕、蒋光赤、尹宽、王一飞、彭述之和郑超麟等都是中共党员，中国文学系主任陈望道也曾是中共党员。(136)其中的邵力子、施存统、陈望道等还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陶希圣的亲人也认为他是共产党人。陶氏曾叫家乡的佃农叶进山到武昌，陶告诉叶说：“田地对于我没有帮助。我也决意不靠家产为生计。请你们把我自己应得的一份田地分了吧！”叶进山听此话不肯承受。陶希圣家族怀疑其加入共产党。陶希圣三叔公迪先生一家到汉口，陶去拜见时，三叔公劈头就是一句“你回来了，你做共产党了”。(137) 在武汉分校，陶希圣跟随过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恽代英和陶希圣曾是上海大学的同事，在平定夏斗寅反叛时，恽代英重用陶希圣，就是“分共”后，恽仍将陶希圣视为“自己人”，吩咐陶跟随他南下发动起义。在陶氏看来，恽代英是位严肃、沉默、坚定而受人尊重的总政治教官。对人没有私怨的恽代英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但陶与恽的关系，似乎也只是上下级关系，没有史料显示他们有紧密的党派关系交往。 事实上，陶希圣没有明显的党派倾向，只能算是一个左派同情者，只不过和中共党员有较多的接触，但并没有加入党组织。陶希圣在《潮流与点滴》一书追忆道：“施存统有次告诉我：‘共产党未拉你入党，是留下一个左派，在党外与他们合作。’”(138) 近年来，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也回忆说：似未闻父亲证实加入中共一事。(139) 如此看来，说陶希圣是中共党员应不是事实。 传统史学往往侧重于功过评判，但“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140)一个人的历史，不是简单的功过评判可以认识和了解的，历史的复杂性和魅力也于此。 陈布雷死前曾自嘲“参政而不知政”，此时的陶希圣还说不上“参政”，但他和陈布雷实属一类人。1927年12月，陶希圣和施存统话别后不久，便“脱离军校，既不从汪精卫，也不随恽代英，远离政治，独自回到上海”： 十二月，我离武汉。有如黄鹤楼与晴川阁对峙之下，滚滚江流之中，一叶扁舟，翻腾风浪之际，死里逃生，仍返上海。当一身一家西上之初，决投笔从戎之志。及其卷入风暴之内，所得职名多种，而工作则不出演说，作文，开会，游行之范围。在此一年中间，我见知与观察所及，对国际共产党之思想理论与战略战术，有深切之了解。(141) “一叶扁舟”远离褪了色的武汉，抛在陶希圣身后的那段风云诡异的历史，为人们留下了思考余波。此时的陶氏一无所有，“没有钱，也没有职业，只有一番痛苦的经历”。江流滚滚，“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142)潮落间，陶希圣一定想知道自己未来的道路通向何方：“我们都是抱着有光有热的希望向前走，希望在何处？”(143) 写于2006年9月2日
注释： 1 陶希圣（1899—1988），湖北黄冈人，原名汇曾，希圣乃其别号。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2 唐德刚：《“高陶事件”始末·序言》，湖北人民出版，2003年，第23页。 3 见翁贺凯：顾颉刚《当代中国文学》，辽宁出版社，1998年。 4 参见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页。 5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 6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本。 7 陶希圣：《八十自序》，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 8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 9 陶希圣：《记陈布雷先生》（上），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卷第五期，第6页。 10 参见范泓：《书生论政是书生——真实的陶希圣》，载于湖南教育出版社《书屋》杂志，2005年第8期，总第94期，第30—38页。 11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本。 12 周佛海(1897-1948)，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中共一大后，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未回上海前，周一度代理书记职务。之后，周佛海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在这段时间，因受到日本学者《早熟的革命》一文的影响，周佛海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1923年，面对即将失去日方学习资助的周佛海正在茫然无措之时，戴季陶来信称蒋介石政府愿出每月200大洋的高薪聘请周佛海回国任职。1924年，周佛海脱离了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而后在广东、上海、武汉等地任大学教授。直至1926年，才辗转投到蒋介石门下。 13 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 14 革命生活日刊社：《讨蒋特刊》，1927年4月23日，见广东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4页。 15 叶永蓁著：《小小十年》，新文学碑林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12、121页。 16 胡耐安遗作：“五十年前一笔难算的帐”，《传记文学》（台湾），第32卷，第5期。 17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 18 梁绍文：《三大政策的来源》，载《进攻》周刊第二期。参见杨天石《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1页。 19 王宇等编：《困勉记初稿》卷5，第11页，蒋中正档。参见杨天石《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1页。 20 蒋介石：《黄埔同学会会员大会训词》（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280页。 21 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欢宴席上的讲演词》，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22 事后，鲍罗廷对这段讲话颇为后悔，他说：“我担心犯了错误，我寻思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否犯了错误。我们参与反对蒋介石是舆论压力所迫的。我不知道我的做法是否正确。跟随蒋介石我们有可能进军北京，跟随这个党（即国民党），这个可能性就不大了。”参见杨天石《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1页。 23 何成浚：《八十回忆》，《近代中国》（台北）第23期，1982年6月30日。参见杨天石《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1页。 24 王宇等编：《困勉记初稿》卷5，第12—13页，蒋中正档；参见杨天石《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3页。 25 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第65页。当汪精卫回到上海时，蒋提出的三个条件之一，就是“把苏俄代表鲍罗廷赶走，此人在武汉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赶走不可。”参见林思云：《国共分裂前后》，转载自《中国报道周刊》 ( http://www.china-week.com )。 26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88页。 27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4年12月。 28 邓演达是广东惠州人，他是先烈邓仲元氏之侄，早年被孙中山选送留学德国，担任过广州黄埔军校本校教育长。 29 邓演达：“本校开学日邓代校长训话”，载《革命生活》1927年2月23日，参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1页。 30 “本校开学日中央委员吴玉章之讲话”，载《革命生活》1927年2月24日，参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3页。 31 丰悌：《本校从黄埔到南京的变化》，载《黄埔军校史料》（续篇），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94年，第504页。 32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 33 参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上卷，第631页。 34 在汪来之前，“武汉的政局似乎是由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主持一切。一般人只知道‘邓主任’，不知中国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陈公博也说过， 35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 36 罗君强：“对汪伪的回忆纪实（节录）”，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43页。 37 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演讲词》（1927年4月20日），见《蒋介石言论集》第4集，第124-125页。 38 《中国新闻》1927年4月14日，转引自罗伯特·诺斯等编著《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65页。 39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116页。 40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30页。 41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 42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59页。 43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参见梅日新、邓演超主编《回忆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 44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上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885年，第61页。 45 如中共创始人并参加中共“一大”的陈公博、周佛海，常在国共之间来回走动。像戴季陶、吴稚辉这样的极端反共者，当初也是社会主义的信奉者，甚至戴本人还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 46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400页。 47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 4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47页。 49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97页。 50 杨玉清：“我对邓演达的几点印象”，载梅日新等主编《回忆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9页。 51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 52 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32页。 53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55页。 54 林阔：《汪精卫野史》，团结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55 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332页。 5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507页。 5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39页。 5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507页。 5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71页。 60 《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51-52页。 61 列宁：《伟大的创举》，载《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卷，第382-383页。 62 陶希圣：《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见闻记》，载《1897—1992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周年：我和商务印书馆》，第489页。 63 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第344页。 64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第205页。 6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505页。 66 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参见梅日新、邓演超主编《回忆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 67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4—305页。 68 《共产党党团会议》（1924年1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69－470页。 69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61页。 70 如中共“三大”会议后，毛泽东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上发表文章《北京政变与商人》，毛泽东就认为，革命成功的希望就在于商人（资产阶级），“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原文如此——引者注）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555页。 71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 72 陈公博：《苦笑录》（供内部参考），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79页。 73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4年。 74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7号，第427—430页，参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83页。 75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76 参见张灏：《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8页。 77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7页。 78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32页。 79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关于中共以城市为中心和以农村为中心的争论可参见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80 （英）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81 原载萧三：《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时代》，在《晋察冀日报》，1946年7月1日。参见梅日新、邓演超主编《回忆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0页。 82 （英）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83 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的批注。 84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4年。 85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他（李立三父亲——引者注）不否认他是逃到武汉来避难的。他也表示他愿跟着他儿子的主张走，不反对农协会的一切。不久，他拿着儿子亲笔致湖南负责同志的信，担保这位老人不会有反对农协的态度和行为。高高兴兴地回湖南去了，不料后来消息传来，李立三的保证并无任何效力，这位老人仍被他本乡的农协“乱干”掉了。……这不特显示出中共湖南区委会对于农协控制力的薄弱，也证明反土豪劣绅的风气已到了疯狂的程度。（引自该书的第556页） 86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供内部参考），第二册，2002年，第220页。 87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供内部参考），第二册，2002年。 88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55页。 89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97页。 90 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42—643页。 91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92 参见杨奎松：《蒋介石与1927年“四·一二”事变的发生及其背景》，原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6－7期。 93 陈克文（1898—1986），广西岑溪人。1927年7月汪精卫分共后邓演达黯然出走，农民部长位置空缺，由陈克文以农民部秘书职务代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三、四十年代，陈氏长期担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参事等职；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秘书长等职。1949年秋，辞去国民政府职务，结束二十余年从政生涯，赴香港定居。 94 参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5页；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95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28—330页。 96 参见杨天石：《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4页。 97 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２日。 98 中共初成立时对农运并不很重视，中共自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而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四联盟”之一是农民。孙文早年就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亲自核定了农民部、农民协会组织成立的章程要点。国民革命期间，农民运动讲习所，两湖农运，都是以国民党名义进行的。那时中共中央机构并没有设立专职农运的部门，直到1926年北伐后，中共中央才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出任委员会主任。 99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 100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45页。 101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 102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 103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456页。 104 张灏：《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6页。 105 知名史家何兹全说：陶希圣是个辩证唯物史观者。他的政治环境和身份，使左派不承认他是，他自己也不敢承认是辩证唯物史观者。参见何兹全：《我所经历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第34∼35页。陶希圣自己认为：“我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与其说我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无宁说我欣赏考茨基的著作。”参见陶希圣著《潮流与点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11页。 106 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页。 107 参见唐德刚“序言”，见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08 参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721—722页。 109 林阔：《汪精卫野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第73页。 110 林阔：《汪精卫野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第74页。 111 罗易：“革命的基础和社会力量”（1927年4月13日），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32页。 112 参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722页。 113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 114 罗易：“革命的基础和社会力量”（1927年4月13日），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30页。 115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38页。 116 陶希圣《记独秀》（上），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三期，第10页。 117 参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上卷，第738—739页。 118 参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上卷，第739—740页。 119 参见秦汉《革命政治过程中理论的生成》一文，《世纪中国》网刊，2005年1月28日。 120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 121 参见范泓：《书生论政是书生——真实的陶希圣》，载于湖南教育出版社《书屋》杂志，2005年第8期，总第94期，第30—38页。 122 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75页。 123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 124 6月1日，罗易收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来“五月指示”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①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实行土地革命；②动员2万名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5万革命群众，编成几个新军，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建立中共领导下的武装。③鉴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领导正在动摇妥协，应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去，把国民党改造成工农专政的政党；④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五月指示”到达后，陈独秀一反常态，拒绝向全党传达。鲍罗廷也认为无法执行。罗易对中国复杂的政治形势缺乏主见，对汪精卫始终抱有幻想，他说过：汪精卫是国民党领导人中唯一设法与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他接到电报后，未跟任何人商量，把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送给汪精卫。汪精卫得到这个电报，以此作为公开叛变革命的借口。 125 陶希圣：《中国之分裂与统一》，（台北）食货出版社，1985年。 126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 127 这个军官教导团参加了广州起义，并成为屡次起义的主力部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从城市武装起义转向农村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 128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 129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 130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序言”，见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10页。 131 陈贤庆、陈贤杰主编：《民国军政人物寻踪》，南京出版社，1991年。 133 李克义：《沈雁冰与黄埔军校》，见广州近代史博物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编：《国民革命与黄埔军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134 参见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沈雁冰，中共创立时就是党员，五卅时为《公理报》编辑，和陶希圣是同事，时任共产党商务印书馆支部书记，革命失败后脱党。 135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136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 137 参见《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 138 陶希圣著《潮流与点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41页。 139 见范泓：《书生论政是书生——真实的陶希圣》，载于湖南教育出版社《书屋》杂志，2005年第8期，总第94期，第30—38页。 140 王船山《宋史》卷六。 141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 142 王国维：《虞美人》。 143 《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书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