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与他的未刊回忆录

范泓

一个意外发现

 一件尘封了六十一年的秘档,20056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被发现。这就是原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19061994)的未刊回忆录。在抗战期间,中日双方除开战之外,并未排除私下谋求和谈的多方接触。在日本方面,透过“梅工作”、“竹工作”、“桐工作”、“钱工作”、“对伯工作”等秘密接触,捕捉到汪精卫等和谈派成为诱和的工具,进行战争与和谈交互运作,对国民政府施加更大压力;对国民政府而言,在坚持抵抗之余,亦未放弃和平解决之道,尤其是在重大军事失利与汪政府成立前后这一阶段。包括“陶德曼调停”、“高宗武香港使命”,“孔祥熙对日密谈”、“宋子良香港使命”、“张季鸾议和”等。其中“穿针引线”促成日汪和谈并诱导汪政府的最后出现,正是这位深得汪、蒋二人信任的年轻外交官。不过,汪政府成立前夕,高与陶希圣二人中途反正,乘桴过海,揭露密约,戴罪立功,引爆历史上的“高陶事件”,其中的是非曲直,一时间让人看不清,也说不透,而高本人又始终守口如瓶,讳莫如深。著名史学家唐德刚早年在美访问过高,两人“暗室私谈竟夕”,然至关键处,无论怎样旁敲侧击,高始终不肯吐露半个字。唐心有不甘,为促其留下信史,想再约谈一次。高表示欢迎,却又言明在先:不谈敏感旧事。之后又有哈佛费正清的美国弟子访问过高,亦无功而返。因此一般认为,高宗武生前不会再说些什么了。高晚年与另一老友周谷过从甚密。高去世后,周氏曾撰文刊发在台湾《传记文学》(第66卷第4期),大都为无关痛痒的“花边旧闻”,并未涉及真正内幕。

这本罕为人知的回忆录,完稿于1944831日,题为《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英文打字稿共254页,有十五个章节。从时间上看,距“高陶事件”未出四年。较另一当事人陶希圣在二十多年后的回忆(《潮流与点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412月出版),更加清晰与完整。据陶希圣三公子陶琤苀z露:这本回忆录,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女士(台湾学者,美国俄勒冈大学政治学博士。国民党档案、妇联会档案、宋子文档案、两蒋日记落户斯坦福大学的关键人物。)查阅资料时无意发现。即透过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谢幼田(国民党元老谢持之孙)将这一发现通报给陶琤矷C陶琤秅_20002003年先后在台湾(台北成文出版社)和大陆(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唐德刚评价甚高,在序言中称:“令我读来,如饥若渴,高陶事件,如今当事人均已作古。可以发掘的史料,除蒋公大溪一档,尚待大量开采之外,也所余无多。琤秅书,应当可说,也是接近结论阶段的一家之言了。”陶琤穻郎~毕业于台湾大学机械系,为国际知名水泥工程专家。1977年退休后定居美国旧金山,以十年之力写出《“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当年写“高陶事件”,不知有高的回忆录存世,在印证其父陶希圣的某些回忆时,缺少有力的史料支撑(即“孤证不立”),不免引为憾事。在郭女士的热心帮助下,陶先生复印了全稿。文稿每页右侧固定有几行字,大意为:本文件为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有,未经本所明确授权,不得私自散布或出版……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萨斯伯里为国务院远东事务部副助理(19411944),与高宗武是朋友,这是萨斯伯里替高介绍出版商时留下的一个副本(档案第2匣),档案中还有若干封高的英文信件、萨斯伯里日记、书信与文件(第134匣)。从现场分析,当时萨斯伯里与高正在设法出版这本回忆录,屡次未果。高甚至抱怨美国出版商不了解这份文稿的价值,据陶先生分析,高原本想透过自己多年来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痛苦经验”,为战争中的美国人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文本。由于此间远东及太平洋战场局势出现逆转,日本人强弓末弩,德国战败亦已成定局,大战胜利在望,未能引起美国出版商的足够重视。次年二战结束,对美国人来说,时过境迁,出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个副本一直存放在萨斯伯里家中,直至1976年去世,连同他本人的资料和遗物,被存入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内,从此未见天日。陶先生最为兴奋,大呼“如获至宝”(给笔者的电子邮件)。其父陶希圣1967年上半年有过一次东南亚、欧洲、美洲及日本之旅,全程三个月。其间与高宗武在华盛顿契阔重逢,此为二人1940年香港分手,二十七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在敦巴顿橡树园樱花纷然、宁静致远的一个下午,当年“高陶事件”两个主角,相倚径边的排椅上,长谈许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同意陶先生使用这一史料。不久前,陶琤苂译成中文,200610月在台湾《传记文学》连载,2007年将全部刊完。 

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高宗武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日本通”。同辈是这样评价他的:“虽然不在高位,却肩负国家对日外交重任,当道倚为股肱左右之臣,春风得意之时不过而立之年。”高浙江乐清人,留学日本八年。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法科,后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1931年肄业归国。曾任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这是一个身材瘦小,文质彬彬,“非常精明,而且擅长词令”的年轻人,“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高自语)。1932年春末,经友人介绍,高原本打算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不料日本发生“五一五事件”,首相犬养毅在东京首相官邸遇刺身亡。针对这一事件,高立即写了一篇六百字短文,投给南京中央日报。文章短小精悍,见识卓然,展示其对政治的洞察力,引起报社高层关注。刊发时加一编后语,示意作者到报社来面谈一次。就是这次见面,改变了高南下的计划,甚至改变了他的一生。高没再去广州,成了中央日报特约撰稿人。实际上,高本人并不喜欢这项工作,认为长期写时评,“了无前途可言”,干了半年就离开了。后转入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日本问题研究。蒋介石却十分欣赏高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高有一好友裴复琚A在委员长侍从室任职,推荐其入侍从室工作。蒋介石特予延见长谈,拟委任侍从室上校秘书,帮他处理对日问题。高婉言谢绝,给自己开出的理由是“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搞不好后半生的生活也大成问题”。若干年后,高宗武在美国对好友周谷提及此事时则又说:“如果当时随蒋而不随汪,其后大半生则完全不同了。”

 高宗武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主要缘于汪精卫。当时一家杂志主编(李圣五)是牛津大学留学归来的国际法权威,他把高的一篇文章(《外交评论》上有关日本国内状况的文章)送给汪看,汪看后,表示愿意见见这个年轻人。高回忆说:“他写了张字条召见我。……我们单独谈了两个半小时。……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极容易被他的讲话技巧所折服。他会先就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问你的意见。最后,他会放弃大部分他的看法,来同意你的看法。你会因此非常感激他。这,也许恰好是汪最大的弱点。”汪这时是行政院长兼外长,便提出让高参加政府工作,协助办理同日本人谈判有关中国和“满洲国”建立铁路和邮电事宜。以日本问题专家身份进入外交部,对高来说,其诱惑远大于在蒋的侍从室任职。尽管当时国内对这项谈判普遍表示反对,甚至将汪精卫与他周围的那些人贬抑为“妥协派”,高还是没有半点迟疑。1934年初,他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很快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次年5月,升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一个月后,升兼亚洲司帮办(副司长),主持对日交涉事务。高是特别喜欢交朋友的人。其间,奉派前往日本考察,并秘密进入“满洲国”收集情报,开始时无法进入。后在警察特高课一位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闯入东北,时间长达一个月。返回南京后,将考察报告同时呈报外交部及蒋介石,得到蒋的又一次召见。

尽管外界认为高是汪的人,蒋不以为然。他向高询问对日外交策略。高认为日本决定吞并中国,或可两条线路,一条是北进,一条是南进;建议应加强驻朝鲜和台北总领事馆职责,给予较高待遇,以便调查日本在两处的动向。蒋大为赏识。1934年,蒋的盟兄黄郛(膺白)在北平奉命处理华北地区有关中日交涉事宜。这时日本人提出华北通商、通邮等各项问题,黄以授权有限、不能全权处理为由,将此事打发到行政院。汪精卫派高代表外交部以邮政总局主任秘书身份前往,“在不涉及承认‘满洲国’原则之下,专谈通邮上之技术问题”。高到北平后,发现并非技术上的细节问题,而是在政策上对日本有较大让步。认为此事已超出职权范围,须请示行政院和外交部方可决定。在与日本人的谈判中,高的态度十分强硬,黄郛责备过他。蒋介石此时来北平协和医院诊治牙疾,黄将此事捅了上去。蒋两次召见高谈。高在回忆录中说:“可能出自黄郛的建议,他两次召见我。黄郛可能以为我比较听委员长的话。不过,两次晋见,委员长并没有给我任何指示。很显然他是支持我的立场的。”高到华北后,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汤尔和、王克敏(两人后为日本傀儡)等人宴请。席间,汤等对高的见识与才华,赞许不绝。在给友人信中,汤称其“定力甚深”。王克敏此时兼任委员会财务处主任,驰电蒋介石拟邀其出任财务处总参议或秘书长,高不以为意。蒋特别欣赏这种做事讲原则、又不为官的务实态度。第二年5月,高宗武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年仅二十九岁。高宗武说:“通邮问题解决后不久,我从亚洲司副司长晋升为司长。由于许多适合这个职位的官员年龄都比我大,资格也比我老,这个升迁毫无疑问是委员长的意思。升级带给我更多的困难,因为那意味着与日本更频繁的接触……” 高参与了因四川成都和广东北海日本人被袭事件所引发的中日谈判。谈判内容牵涉甚广,双方剑拔弩张,几乎兵戎相见。高在谈判中益形沉着应付,手段多端,其折冲能力与周旋技巧,深得蒋介石、汪精卫、胡适等人的赞赏。1935111日,汪精卫在南京遇刺受伤,辞去本兼各职,赴欧洲疗伤;蒋乃接手,为行政院长,同时电令湖北省主席张群接任外交部长。张十日后到任,高驿马未动,仍为亚州司司长。张主持外交大计,对日交涉则由高一人负责,并嘱其重要交涉案件可直接向蒋介石呈报或请示。蒋有时也直接来找高。一次张群接听电话,是蒋介石打来的,开口就说:“我找高宗武……”

 受命打通“外交路线”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就中日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而言,中国方面是迫不得已,即应战而不是求战。高正在上海治病,“我因五月间轻微发烧而进入上海圣心医院。直到714日医生才准许我回到南京。回家后,我在病床上接见了不少日本外交官,我在医院时也接见过他们。我虽卧床,但了解局势。几天后我奉命上庐山向委员长报告……” 虽然一般认为两国交恶,“和与战”不可兼容,但实则战争与和平交涉有时是并行的,和谈对打仗而言是一种政治作战。在日本方面,陆军中的不扩大派在政府决定出兵中国华北之后并没有停止活动,至少推动过两次以“和平交涉”为招牌的对华政治诱降活动。一次是敦促近卫首相派密使对南京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次是向昭和天皇献策并推动政府开展“船津工作”,该项工作的腹稿是:为保全日本陆军的面子,设法让中国政府先开口要求停战讲和,“由正在东京的在华日本纺绩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去担任诱导中国方面的任务,迅速派他赴上海,将全面调整邦交、停战条件方案的内容,作为他个人听到的传闻中日本政府意向,秘密传递给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进行试探。如果有被接受的可能性,则开始外交交涉。这就是拟议的‘船津工作’”。日本方面之选中高宗武为试探对手,可见这是一个有能力影响上峰的人。就这样,而立之年的高宗武,一时间成为中日双方意欲打通“外交路线”的首要人选。731日,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召见高宗武,期许甚高。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载:“蒋先生约午饭。在座者有梅(即梅贻琦)、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蒋、汪二人与高谈了些什么,不允外界所知。高或许对胡适说过,胡在日记中只字未提。但从随后高的一系列秘密行动或可表明,他显然是受命在寻找对日谈判的可行途径,高不停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这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已是王宠惠,对他的动向似亦不甚清楚。高在回忆录中透露:“我奉委员长命令去上海,警告日本大使,如果战争在上海爆发,中国将抗战到底。那将不会再有什么溏沽协定或上海协定。”

193711月,南京政府撤至汉口。之前,上海发生“大山事件”,两名日本军人闯入虹桥机场被保安队击毙,引发八一三淞沪之战。高的谈判无以为继,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船津工作”也因此而流产。高似心有不甘,“日本人的谈判结束后,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一连串的‘事件’终至引发了战争的大事件。在一次与委员长的谈话中,我向他报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议,鉴于目前政府对于日本人在幕后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一点都不知道,我应该到香港和上海去。在那里,我可以从战前的日本朋友们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委员长同意了。于是我离开汉口,不久后带回来一手情报。委员长于是批准我的第二个建议,辞去外交部的职务,赴香港定居”。19383月高辞去外交部职务前往香港,“为了不露痕迹,我和几个朋友在香港组织了一个日本问题研究所”。行前,蒋对他说:“你自己斟酌决定吧,尽力而为。”从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27卷中《高宗武致蒋委员长函》可证实,这一年4月,高将有关和平条件通报给了日方:西义显返日,“已遵照面谕各点作‘我当局’之意见告之,但未提何人之意见”。不久,徐州会战打响,日方对高通报的和平条件未予答复,此事被搁置下来。一系列求和行动未果,使这时高的心态开始产生了变化。5月底,他回过一次汉口。与周佛海有过两小时的密谈(周日记)。6月,在蒋不知情的情况下,高竟然擅自去了东京,以他自己的说法,是为了搜集日方意向的情报,实则与日军陆军大臣、参谋次长等重要人物会见。在密谈中,高无意中给日本军方人物传达了一个错误信号,即汪精卫等人所谓“和平主张”,在国民政府内部未被采纳,将设法从政府之外来推动或展开目前的“和平运动”。从后来的情况看,高此次东京之行,对日本政府制订对华政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个月后,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建议,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决定采取“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启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政权”。所谓“中国第一流人物”,无非是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那些人。高宗武意识到闯下大祸,从东京回到香港后,未敢去汉口,而是让手下的人(周隆庠)将三份材料送交给周佛海,附有一信给蒋。信中说,所呈送的三个材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内心之惶恐溢于言表。周佛海深感此事重大,将材料交给汪精卫。汪大惊,“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蒋大怒,“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去日本的?”随即停掉高在香港的活动经费。蒋的这一态度,使欲建奇功的高宗武,大受刺激,不禁咯血,导致结核病复发,沉寂好几个月,连日本人也找不到他。从此,高再也没有见过蒋介石。

从“穿针引线”到“中途反正”

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不独政见两歧,且私下不和,由来已久,此时矛盾更显突出。

随着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193711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其日本人游说,愿意出面调停中日关系;12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高级将领会议,称不拒绝陶德曼调停。仅仅过了一个月,即19381月,日本首相近卫突然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并通知陶德曼本人,决定放弃与中国的谈判。这一强硬态度,刺激了汪精卫,其抗战调门越来越低。高宗武则由于未得到蒋的谅解,于失望中孤注一掷,,与汪等人走得更近。进而武汉失守,汪夫人陈璧君指使艺文会香港分会,代表汪精卫与日方作“和平谈判”接触,与日方签下导致后来汪精卫脱离重庆的若干文件(即“日华协议记录”,又称“重光堂协议”),其主要谈判人就是高宗武、梅思平。当时陈璧君往返于香港与重庆之间,对高、梅二人说:“你们是为蒋先生跑的,现在试为汪先生跑跑。”汪精卫为什么要脱离重庆政府,高在回忆录中说:“我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在中国政府中我曾经是汪多年的亲密政治伙伴,他十分信任我。他逃离中国之后,我继续追随他,继续得到他的信任,甚至对他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然而,我的影响力功败垂成,没能劝阻他踏出充当日本傀儡的最后一步,终于与他分道扬镳。后来,他曾经企图暗杀我。”汪在出走之前,发电报征询过高的意见,高说:“我不建议你这么做。” 12月29日,汪等在河内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中文电报为节省字数,以诗韵的去声代表日期,“艳”代表29日),即《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其中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高承认:“发出电报后的主要后果为:(一)汪立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造成汪对蒋的痛恨;(二)连汪的同情者都批评那封电报。汪获得民众支持的希望彻底破灭。”

1939321日,曾仲鸣在河内被杀,汪内心极为震惊,何去何从,难以抉择。高并不认为这是蒋介石所为。“我深信曾仲鸣的被杀是日本特务所为。他们企图让汪相信背后凶手是蒋介石,从而离间汪、蒋,以诱使汪一头栽入日本人的圈套。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枪手在消耗全部子弹后,留在屋里一两个小时不走。既未进入汪的卧室,也没有做出更多的破坏。“奇怪的延滞,和没人进入汪氏卧房这两件事,令我相信汪判断暗杀是蒋介石所为是错误的。再者,被杀死的是汪的秘书,这对蒋介石并不重要,却对日本非常重要”。在曾被杀前,汪让高去过一次河内。此时汪跌了一跤,腿上绑着绷带,“显得非常忧郁。汪说他想去东京去了解日本人的‘真实态度’。我说,我们目前除了等待日本的下一步,什么都不要做。在我和他相处的两星期中,汪曾经多次问我,‘我能相信日本人吗?’每一次我都回答,‘他们说的东西只有四成可信’。”汪坚持要高再去一次日本,以试探“和谈”的可能性。这一年2月高的日本之行,使他对日本人的伪善面孔有了进一步认识,也是他醒悟的开始。“头一个礼拜,我每天同退休政治家的儿子或孙子们谈话。这些年轻人曾是‘自由派’的领袖人物,我们相处融洽。也许,日本军方想利用这些可爱的青年人的‘自由主义’设置一个陷阱来探测我的弱点。这个礼拜可说是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一个礼拜。我每天问自己,‘为什么日本人一边在屠杀中国的士兵和百姓,一边又如此招待我?’过去我在中国和日本人谈判,有时候觉得是在与虎谋皮;现在,我发现我正深入虎穴之中。”之后,高与日方五位军政要人谈话,第四位是当过三次首相的近卫文麿公爵,近卫表示:“我个人对贵国和贵国人民因战争至今不能结束表示遗憾。这真是由于我过去对中日问题的忽略。但是在日本,我们有一个‘雨后土硬’的谚语。也许悲剧之后两国人民将能更加互相了解,更加容易合作。”高感叹:“看来所有国家的贵族都有使用软性语言和避免现实的本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数千万人民只有受苦受难的份。”最后一位是当过日本外务大臣的松冈洋右,这是一个爱自说自话的人。“松冈喜欢夸张,他以为是他塑造了世界的命运。他为日本发明了这样的宣传语:‘生命线’:‘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蒙古是日本的生命线’等等”。松冈甚至对高说:中日事变(战争的委婉语)是不能避免的命运。争论谁对谁错完全无益。当然日本曾有错误,这些将来必须改正。我敢老实说事变应该在没有赔偿和没有领土要求下解决。与松冈分手时,高的心情糟透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都很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参加他们,但谈到实质的条件时都会转换话题。他们保持高尚计划的‘原则’。这都是战前他们在南京谈判时用的技巧。很明显,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至少他们很团结:他们企图控制汪精卫,利用他为武器,逼迫蒋介石谈和。如果他们没法达成和平,那么为了日本在海内外的威望,就得扶植汪伪傀儡。”日本归来后,高没有直接去河内,而是将访日报告交给陈璧君带回河内。在这份报告中,高特别强调:“我的东京之行显示,日本还在使用从前在南京时的旧技巧,一点都没变。实际上他们做的比从前更差,因为胜利撑大了他们的胃口。从这时起我想方设法劝汪中止与日本人谈判。”然而,“很不幸,我的报告在枪手攻击汪府,杀死汪的秘书曾仲鸣的头一天才送到汪手中。报告原本可能发生的作用,都被这个悲剧抵消了。遭受攻击的第二天,汪打电报告诉我们在香港的人,他希望出面协助北平傀儡政权达成中日和平关系。”

曾被刺杀后,汪周围由七人变为六人。陈璧君最有影响力,高对日本事务最有经验。陶希圣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是北平著名的中国政治思想及中国社会史教授。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后,他逐渐相信中国终将因战败带来苦难。这导致他追随汪精卫。后来与高同时中止了和平运动。在六人当中,高与陶希圣、陈公博的观点最为接近,高认为后来陈之留在傀儡政权,“完全是由于他与汪多年深厚的友谊和责任感。……陈是聪明人,绝不会为个人野心而甘附傀儡政权。只有感情因素才会让他走上那一步”。至于周佛海和梅思平,前者是经济学家,后者是法学教授,后来从政。“两人都感到中国在这次战争中毫无希望,因而追随汪精卫。但后来的发展证明,他们各自的内心深处,都怀有自己的打算和不顾一切的野心……”这时高发现,与汪派组织其他人在某些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如高认为汪不应在留在河内,理应远赴欧洲休养。高反对汪精卫往东走――去上海,去北平――那将与溥仪往北走成为傀儡“满洲国皇帝”并无二致。周佛海和梅思平则要高一同去上海。离港前,杜月笙来劝不要去。高无奈说:“我非去上海不可,许多我的朋友已经在途中。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因此我也必须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去南京做傀儡,我不会跟他们走。我不但不会做傀儡,我将采取断然措施。”正如后来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汪精卫到上海前,其阵营内已分为两派。高宗武、陶希圣等认为汪精卫如果要组成新政府,一定要在日军占领的地区之外建立,且此政府有自由,不受日本的控制,此即所谓‘高宗武路线’。周佛海领导的另外一派认为当时汪精卫的分裂运动缺乏武力,不得不依赖日本的支持,而在南京建立政权,此即所谓‘周佛海路线’。”汪于427日离开河内。这时已受到日本人摆布。汪说过拒绝搭乘日本船,他是搭乘一条七百吨的法国船离开越南的。三天之后遇到台风,小小的法国船被吹到一个驻有日军的小岛上。结果汪只好搭上日本人的“北满丸”到了上海。他拒绝下船,突然宣布要搭此船续航到日本。理由是“如果在东京的日本人表示诚意并提供公正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继续努力。”高听了“吓了一跳”,认为是曾仲鸣的死刺激了汪。高最后说:“你去东京只有一个条件:必须准备在拿到日本的和平条件之后,立刻直接从东京飞往重庆。如果没人愿意陪你,我愿意。否则,你不能去东京。”陈璧君叫起来:“你要送汪先生去重庆受罪。那边的人要杀他没杀成,你还要他回去。我坚决反对你的主意。”争论毫无结果,汪下船住进了虹口的一幢房子。虹口在当时被所有中国人视为敌区,高认为性质严重,汪在虹口,“很难把自己与在北平的那些被中国人称为汉奸的傀儡们区分”。汪的日本之行一直拖到这一年夏天。不管高如何劝说,汪在犹豫之后仍决定成行,“我除了跟着他去,别无他法”。在日本,日本人对高的礼遇仅次于汪,同时对他也有所怀疑。影佐祯昭私下对汪说过:日方有人怀疑高宗武,说他有点靠不住,建议以养病为由,将高扣在日本,暂不回上海,观察一段时间再说。汪反问:有何根据?影佐说:不能十分肯定,但确有许多可疑之处,高可能被重庆利用。汪反对,说:扣留不太好。汪在日本与近卫的最后一次谈话,长达八小时。汪向近卫探询日本的外交政策时,近卫说:“对于英国和美国,我们将假装准备战争,以逼迫他们作出让步。我们并无意跟他们打仗,但我们一定要消灭他们在远东的特权。至于苏联,所有日本人都一致认为迟早终有一战……”汪第二天对高说:周和梅要我来日本,根本没用。返回上海当天,高在法租界给陈公博发了一个电报,“所有我们希望做到的事,在东京都一事无成。想要跟日本人谈判救中国绝不可能。我们要做的是拯救汪精卫。”

这一年8月,汪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指定陶希圣为“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周佛海、梅思平分任秘书长和组织部长。重庆国民政府明令通缉,在通缉名单上却没有陶希圣的名字。高出席了会议,“却没有参与”。汪表示不满:“你反对我来上海,反对我去东京、去北平。现在,经过那么多困难,我们聚集了两百多名代表参加大会,你又反对。我不懂你。问题是你亲重庆。蒋介石不放弃你,你也忘不了他。”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德国、意大利、苏联的四角关系益见密切与复杂。俄国人支持中国对日抗战,也未放弃与日本保持联系。影佐机关在积极活动,以促汪精卫早日组府。以日方某些人的设想,第一步是在南京,先让汪与王克敏、梁鸿志见面。照日本人看来,汪等若想组府,必须得到这两人的协助。919日,汪等从上海乘火车抵南京。从高的回忆录中可知,是他自己提出来要去的。汪误以为这时悲观的高宗武也开始乐观起来。高之所以自告奋勇提出要去南京,就是想透过王克敏劝汪不要另立政府。五年前,高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时,奉命处理华北事务与王克敏打过交道,王对其特别赏识,甚至想把自己美丽的女儿嫁给这位年轻人。到南京后,高即与王秘密见面。王这时差不多全盲,仍戴着墨镜。高对他说:“我对这些会议完全没有兴趣。我来南京的目的只是要来看你,希望能够说服你阻止组织傀儡‘中国政府’,你我都很清楚日本人是在玩弄把中国分而治之的老套,这对中国非常有害……”王长叹:“前途很黑暗。过去几年每次向日本人提出要求,都要激烈争吵。而每次我都失败。我绝对反对成立新政权。”在高宗武的说服下,“在现在的傀儡与将来的傀儡的会议上”(高宗武语),王真的站起来反对建立什么“新政府”,但他的意见未见采纳。汪、王、梁三人的会谈,实际上徒劳无功,结果是汪派背后的影佐机关、梁背后的原田机关、王背后的喜多机关——日本人自己谈了起来,这些人各自代表一方势力,既对立又勾结。193910月,日方影佐祯昭向未来的所谓“新政府”提交了一份“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其条件之苛刻,远远超出了一年前的“重光堂协议”和“近卫声明”。陶希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13日分别致函汪、周二人,表示不愿再出席会议,并对陈璧君说:这份“要纲”实质是德苏瓜分波兰之后,日苏再瓜分中国;所谓谈判,不过是这一瓜分契据,由几个中国人签字而已。陈璧君将话转告给汪,汪听了落泪不止,显然也被这些内容吓坏了。汪问怎样处理这份文件。高回答说,“唯一的做法就是退回这份文件,告诉日本人我们不可能考虑它。还得更进一步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了解他们的不诚实,不论是私人的或官方的,全都是谎言,我们放弃所谓的和平运动。”陈璧君一人赞成,其他人没有说话,高说“我又失败了”。汪等人反复讨论文件,汪声称这些文件属于“高度机密”,万不可泄露。“每次会议结束后,汪会收集所有文件带回自己的房间”。高试图默记,却发现并非易事。正准备放弃时,一个机会来了。犬养告诉汪,文件中译本文字比日文原本严厉,能否找一个人更正一下?汪指定高宗武来做这件事。“我故意一再推辞,说我不喜欢那些条文,大家把这责任推给我太危险了,日本人可能会说我故意把条文改得比原文更加严厉。如我所料,我越推辞,大家越坚持,最后我接受了。不过很不幸,我必须在汪的家里工作”。或许是天意,就在这时,一位突然从东京来上海的日本国会议员打电话到汪府找高。由于他是位重要人物,汪让他来汪府与高见面。“我们谈了两小时后,日本人说他要回旅馆。我自然要礼貌地送他。汪看见我们出门,却没看见我口袋里的文件”。在旅馆会客室,高打电话给汪,说不小心把文件带了出来,可否马上派人来取回,“汪说没关系,不急”。高当即立断,乘出租车回到家,“我不懂拍照,可我太太懂,她把全部文件拍下。没有她的帮忙,事情绝对办不好”。高后来认为汪之所以没有怀疑,是因为这次高主动提出一起去南京,可能打消了对他的警觉。“这是11月中的事。那时我并没有想到利用我得到的东西。我还在希望汪能回心转意。他还没有在草约上签字。不到那时我绝不放弃希望”。

19391230日,汪精卫在密约上签了字。中方代表有周佛海和梅思平。日方签字的是影佐祯昭中将代表陆军、须贺彦次郎海军少将代表海军、犬养健代表“文官政府”。陈公博已经离开上海,没有签;陶希圣生病在家,没有签。既然汪此时已意识到日本人的条件如此苛刻,为何还要在文件上签字?以高宗武的看法:“他踌躇了好几个月,最后把名字写上条约。依我看,汪是害怕即使他不签,或放弃日本人,没有人会了解他。他害怕不管他怎么做,都会被唾弃。……汪的决定是个政治人物无可避免的那种悲剧。”这时高已感到非离开不可了,“幸好我事先已经做好一切安排,虽然连我太太都不知道这事”。其实,高内心也知道,他的离开将会使汪精卫感到十分绝望。高回忆起1937年从南京撤退时的情形,他说“汪很担心我搞不到江轮船房舱,那时所有电话线都不通了。汪亲自去负责撤退的张群家里找他,愿意把自己的房舱让给我。事后他从未向我提起这件事。我是听别人说的。我也想起汪曾经为我和沈小姐证婚,和头一个请我们吃饭的往事。我知道我的离开会给予他多么沉重的打击。我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194013日,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在杜月笙等人的秘密安排下脱离了汪组织,从上海逃到香港;121日,高、陶二人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使汪派阵营内部一时大乱,这就是中国抗战期间震惊海内外的“高陶事件”,史称“小西安事变”。

19404月,高宗武化名“高其昌”,持重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员护照,偕夫人沈惟瑜经欧洲到了美国。初在驻美大使胡适身边协助工作,后以经商为生。其间,蒋让陈布雷致电胡大使,让使馆及领馆对高宗武“多予照拂并维护”(1940614日),另有一电报:“高宗武君通缉令,国府篠(十七)日下令撤销,已交国府公报登载。但不欲旧事重提,故报纸上不发表消息。此事当局去秋即有意办理,今始实现。可慰高君爱国之心……”(1942528日)还有另一说法,蒋给高写过一封亲笔信,交杜月笙带到香港,信内慰勉有加,称其为“浙中健儿”,与上述电文“可慰高君爱国之心”一句,有其异曲同工之妙。从高的未刊回忆录中可证实:“中国后方的反应非常良好。委员长给我一封信。当我加入汪精卫协助他的注定失败的和平运动时,委员长曾经很愤怒。现在愤怒已消,他表示非常赞赏我的动作。他说,浙江有理由为我骄傲。我的家乡是浙江温州,浙江也是委员长的故乡。”当时中国的现实政治如此隐微复杂,让人一时难以看透。当代史学家章开沅认为:“抗战甫兴而试探言和乃是一场政治赌博,究竟有几分出于考虑国家命运的公心?有多少出于争权夺利的私意?局外人很难作简单的诛心之论。”

高宗武英文未刊回忆录最终未能出版,或可找到一些合理解释。惟一令人费解的是,高生前为何从未声张?自1940年离开香港,高宗武于二十七年后去过一次台湾。见到昔日老上司张群,两人倾心交谈;张并让其媳杜芬陪同游览台北名胜。此时蒋介石仍活着,当年高宗武若真是背叛了他,随汪而去,即使逆名不彰,以蒋的为人与处事,高根本是无法登陆台北的。而高官张群,也不至于对他款待周详。高甚至拟请面见蒋介石,尽管未果(高本人解释为:蒋不便接见旧日常见的僚属,后又有说法,蒋会见过高宗武。),似又有何勇气提出这样的要求?胡适先生说过,不疑处有疑。当年有人推测高宗武有充当重庆方面“秘密角色”之可能,未必没有一点道理。高宗武自1934年初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及至1940年远走异国他乡,前后近七年时间。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段心力交瘁,无所适从,以失败而告终的历史。高当年的选择,从客观上讲,是一种“应时而出”,与国难当头、共济危机这一历史背景有关。但他的问题在于:年轻气盛,自许过高,功名心重,求成太切,以致焦头烂额,终为瞬息万变的时局所淘汰,或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上亦未可知。诚如后来他在美国对张君劢、曾琦两人坦承,“对蒋已失去价值……”,更说过“政治是危险的”这样的话,从此心灰意冷,自匿其迹,“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揆之事实,大致如此:陶希圣可回重庆,高未允返回,不得不远走异国他乡。这时战争尚未结束,从政生涯提前画上了句号。高宗武患有慢性肺结核病,一生好几次长期住院。身体固疾可治,心灵阴影难消。从政七年如咯血,这一遭人猜度种种的“政治病史”,或许困扰其余生,让他常常透不过气来。高宗武于19949月在美国离世,这时距汪精卫之死已有整整五十年,距蒋介石之死也有十九年。若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高、陶二人虽然最终脱离汪组织,中途反正,但终究是不谨细行,大节有亏,好在“汉奸”这个罪名可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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