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杨苡先生

范 泓

 

    杨苡先生来电话,告诉我,某晚报转载我的文章,就是《名门之媛陶琴薰》一文,她看了之后,心里难过,又想起当年往事。杨苡先生与陶琴薰在抗战时,是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外文系同学,同住一宿舍,还有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杨苡先生纠正我文章中的一个小错误,说陶琴薰当时最要好的朋友并非陈琏,而是昆明西南联大时的许湘萍,当时整天就听到陶琴薰说起许湘萍这个人。从陶琴薰长子沈宁从美国寄来的纪念册中,我读到过许湘萍怀念陶琴薰的文字,其中谈及19787月,陶琴薰病危时,许专程从太原赶到北京看她,陶却说你不要来医院,还是去我家帮着辅导孩子,准备考大学,可见两人同窗之谊非同寻常。杨苡对陶琴薰很了解,也见过其父陶希圣,一次是在重庆中央日报社,陶先生见到她很高兴,建议毕业后可来中央日报社工作,杨苡并没有去,因为她不喜欢中央日报。杨苡先生说陶希圣先生很朴素,学问好,和蔼可亲。还有一次在南京,那时沈宁满月,陶琴薰请来好友,杨苡又见到陶希圣先生,那已是1948年了。后来陶琴薰未随父亲去台湾,成为陶家子女中惟一留在大陆的人。1957年,杨苡与陶琴薰通过信,对她鸣放一事持保留意见,甚至批评说:你既然没有走,在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鸣放,因为那没有用。

    陶琴薰接到杨苡信后,可能有点不高兴,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不过,杨苡一直惦念着陶琴薰,1976年曾让哥哥杨宪益打听过陶的情况。当时陶的丈夫沈苏儒也在外文局,与杨宪益是同事。然得到的消息并不确切,说是下到农村去了,杨苡就再未寻找陶琴薰。直至多年后,才获悉陶琴薰不幸病故的消息,当时心里特别难过。杨苡先生对我说,一直觉得自己欠陶琴薰一篇文章。后来听说我写了,几次来电话,让我送给她看。我因忙而未去,想起来,真是对先生失礼。我与杨苡先生相识在八十年代,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喜欢写诗,先生说我写的诗有点像穆旦。穆旦,就是查良铮,著名诗人、翻译家及南开教授,是金庸的平辈亲戚,与杨先生过往甚密。杨苡先生对我一直都很关心,每次见面都要问我在写什么?甚至批评过我吸烟,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在南大读作家班时,杨苡先生和她的先生赵瑞蕻教授给我们上过课,记得杨先生讲的是沈从文。每次下课后,我和邓海南等人都会送先生回家,他们住在距校不远的南大宿舍里。杨苡先生是《呼啸山庄》的译者,与巴金夫妇是至友,与沈从文的关系也很好。我在杨苡先生家看过巴金、沈从文先生许多信的原件,还有沈从文送的字幅。沈从文一手行楷真好,清华朗润,飘逸雅淡,至今还挂在杨先生的客厅里。前几年,杨苡先生不慎骨折,我去看望过她一次。后陶琴薰的弟弟陶琤穸生从美国来,陪着又去过一次。去年,杨苡先生八十八寿,好友邓伍文兄提议为先生做寿,先生不同意,此事就不了了之。

    杨苡原名静如,生于1919年,其父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杨苡先生被认为是五四后受中西合璧教育的第一代中国知识女性。不过,在我看来,她之成为一名翻译家,应当是受到著名翻译家哥哥影响不小,兄妹当年同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工作过。杨苡先生又是一流的散文家,我认为与巴金对她的帮助有关。1987年,三联出过一本《雪泥集——巴金书简》,收录了巴金于1939年至1985年写给杨苡的六十封信,其中可见巴先生的直接影响。巴金哥哥李尧林,与杨苡有过一段若有若无的感情。两人曾在四十多天里通过五十多封信。1945年,李尧林病故上海,才四十二岁。这时正在重庆坐月子的杨苡,接到萧珊的来信,说三哥李尧林(巴金之上有二兄二姐,依大家庭习惯,巴金称二哥李尧林为三哥)已离开了我们,不禁失声痛哭。杨苡与李尧林都爱听唱片,至今保存着李尧林当年抄给她的一份英文歌词。后来,巴金家人想把李尧林留下的那些唱片送给杨苡,杨苡先生当时说:什么时候我听这些唱片时不会掉眼泪,我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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