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所见到的萧孟能先生
——《与李敖打官司》代序
范 泓
对于大陆读者来说，知道萧孟能这个人，更多的应当是缘于李敖的诸多文字或表述。也就是说，有关《文星》以及萧孟能与李敖，已然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人际和事件的链接。在李敖一系列轻狂的表述中——没有李敖，就没有《文星》，这是李敖“先声夺人”的一种方式，而鉴于萧孟能长期以来置身异域，甚至三缄其口，李敖的这种“单边叙事”自然也就成了一种“定论”。在大陆有关《文星》的文字中，基本上没有脱开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因而历史再一次被人为地遮蔽而让众人无动于衷，至少这时谁也没有想起萧孟能对《文星》或李敖究竟会持何种看法？事实上，萧孟能先生一直有着许多话要说，可他始终未能找到一个较为妥贴的方式。直至今年四月间，我作为大陆（南京）的一名新闻记者，无意间走到了这位八十四岁老人的面前，这时他距离自己的生命之终只有三个多月了——这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在这之前，萧孟能先生曾经多次陷于生命的垂危之中，而每次都能奇迹般地“化险为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面对李敖的“狂妄之语”，心有不甘，因此要顽强地活下去……虽然，我们无法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看，但萧孟能在最后的弥留之际，其痛苦不堪的心态可见一斑。这时的萧大公子确实“龙钟老态”，风流倜傥早已不复存在，吃着百姓的五谷杂粮，守着全套的《文星》杂志和丛刊，终日与吸氧机为伍，在汩汩复汩汩的吸氧声中撩起前尘往事，仍不肯原谅当年的患难之交李敖——“有才无德啊”，一声长叹，我的录音笔清晰地录下了这句足以穿透时间耳膜的痛言……
就这样，我不期然地成了采访萧孟能先生的最后一位记者。
三个多月后，在美的陶希圣三公子陶恒生先生突然发来一封电子邮件，通知我说：“一个小时(美西上午九时)之前接到王剑芬的电话，萧孟能大哥已于七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时因心肺衰竭在医院去世……”这是七月二十四日清晨得到的消息。这一天，我正准备与在西班牙留学的儿子前往山东聊城参观傅斯年先生陈列馆。当即我往上海萧家打了电话，王剑芬女士在电话中向我证实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其语悲伤而低沉，这时我才真正感受到对于死者的一种不安。因为受萧孟能先生之托，我正在写一本有关《文星》述往以及李敖与萧孟能“反目为仇”的书，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赶在先生去世之前完成，这种遗憾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弥补的了。我是带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上路的，而数月前在上海采访萧先生时的情形始终压迫着自己的心跳：因为当时我就知道，往事并非如烟——这样的话，用在萧孟能身上再恰当不过了。虽然二十多年前他与李敖的那场惊世诉讼早已尘埃落定，但对于萧本人来说，实在是无法轻松地走出这慷慨一生中与老友的恩怨是非，他们不仅纠缠得太深，决裂得也太无情。当年那场轰天诉讼，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胜者。在人生的白云苍狗之中，手足之情也好，忘恩负义也罢，到最后，只有天地良心的对峙才是一场真正的较量。然而，没隔几天，萧先生乃因“呼吸道感染，造成呼吸困难，已入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留院治疗”——这同样是陶恒生先生在电子邮件中传来的消息。我当时不知道萧先生能否挺过生命的这一关，但他晚年惟一的奢望就是能够将当年与李敖打官司的真相在大陆公之于众，这是他的一个心病，也成了最后的寄托。等我第二次到上海时，已无法见到奄奄一息的萧先生了。在上海老沪青平公路一百六十八号久事西郊花园二百三十七号别墅中，在空荡荡的一楼客厅里，只有萧太太王剑芬女士心神不宁地陪着我们（陶恒生先生、江苏文艺出版社副编审孙金荣先生）。我翻阅了许多萧先生私人相簿中尚未发黄的照片，其中有他与前妻朱婉坚女士结婚时的照片，有他与李敖、李放及李敖女友刘会云等人的合影，有李敖为他与王剑芬在石门水库所拍的照片，也有萧孟能与其父萧同兹先生的留影，这些照片的背后流动着萧孟能一生中最为快意、同样也是最为沮伤的诸多情感，只是在向我这位陌生人无声地叙说时，显得有点尴尬。
我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结识后来定居大陆的当年台湾《文星》杂志老板萧孟能先生的。对李敖个人而言，他当年之所以能够在台湾文化界声名鹊起，不能不说与萧孟能的“礼贤下士”有关。套用李敖本人的话来说，这是“萧孟能独具只眼、李敖别有一手的成果”。不过，从萧孟能与李敖相识之交始起，直至后来两人“反目为仇”，整整十九年间无不充塞着许多让人惊诧莫名、扼腕叹息的故事，以致于晚年的萧孟能对此仍耿耿于怀，时常对天长叹，悔之晚矣！面对萧先生晚年的不堪心情，尽管我不断告诫自己必须站在一个公正的、不偏不倚的立场上来审视这件曾在台湾岛内引起舆论大哗的“陈年旧事”，但李敖的个人形象在我的内心却产生了不可回避的动摇。与大多数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阅读李敖的人一样，我不否认李敖曾给我的个人阅读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尤其是他对国民党威权政治的批判和抗争，使他作为一个体制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赢得了包括大陆读者在内的尊敬和赞扬。一时间，李敖的书遍地开花，正版与盗版竞相出笼，大凡眼下的读书人倘若说自己没有读过李敖的书，或许就是一件咄咄怪事了。不过，李敖的书读得越多，且随着他在电视荧屏上频频抛头露面，会发现一个曾经被我们自认为十分稔熟的李敖原来竟是那样的陌生。一个名叫魏仲华的人针对李敖在凤凰卫视的谈话节目《李敖有话说》，在网上撰文发表自己的锐利看法，他觉得“李敖这人对大陆的认识很无知。他是属于那种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人，对大陆的历史（近代史和现代史）没有深入的了解就乱发表意见。他的这些言论具有欺骗性和煽动性，如果不及时给他揭露，恐怕要害了许多人，无论是台湾或大陆的人。”魏先生在说这般话时几近愤怒了，多少可以反映出当下不少读书人对李敖的一种态度。我的朋友、著名学者谢泳先生也在一篇未刊短文中这样写道：“如果早些年还有人以为李敖是一个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人，那么现在人们可以放弃这种评价了，李敖是一个怪物，是一个只有在专制社会中才能感到自己存在价值的人，也是一个在自己的生活里不能没有对手的人，如果这个对手始终存在，那李敖还有事干，他那些文章，也还有一些读者。而今李敖当年想要的东西，大体上都来了，至少在一个较为现实的社会里，李敖过去迷惑人们的那些小把戏，已经没有人在乎了，李郎才尽了。”而被人称之为“大陆李敖”的青年作家余杰，曾以《李敖的堕落》为题，认为李敖在电视上抛头露面，且对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其政策之判断, “已然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人格。为了利益，他不惜悄悄地出卖自己。这种聪明人的虚伪和无耻，比愚昧更让我感到悲哀”。大陆知识分子对于李敖的批评，我一直持有谨慎的态度。不知从何时起，我已确实不再去读李敖的书了，其理由完全来自于个人：面对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我深感没有宽容就没有未来，也就不愿再被某些所谓的“正义”在精神上所挟持。不过，当某一天，我不经意地出现在整天依赖着吸氧机以维持其生命的萧孟能面前时，从他断断续续、平静而又苦涩的叙事中，我经受了一次灵魂的震惊与折磨。我想，人有时真是经不起细节的推敲，文字与话语的虚妄性无所不在。不仅天才的李敖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内，往往都是被自己或他人所遮蔽的“复杂的动物”……刹那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由分说地走入了一场友谊裂变之后的恩怨之中，一方是曾经大名鼎鼎的《文星》老板萧孟能，另一方就是“有仇必报”能言善辩的李敖先生，这一夜，我失眠了。
多少年以来，在众多大陆读者眼中，文化狂人李敖的“特立独行”、“侠肝义胆”、“嫉恶如仇”、“嘻笑怒骂”，等等这一切，都使他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异数。有人说，读李敖的文章，“在节击赞叹之余，我也有‘满浮一大白’的欲望”。因此，这样的李敖“曾经是那么的英雄盖世，那么的令人回肠荡气”，甚至有这样的评述：他对胡适的继承，对鲁迅的活用，对独裁专制的批判，对中文句法的嬉弄，都可谓入木三分，加上他的风流名气，坐牢资格，娱民声色，诺贝尔提名声威，在当今中国可谓一代名士，泰山北斗了。应当承认，自李敖的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首次登上大陆以来，时至今日，确实影响了不少热血青年。这对于其人性遭至压抑已久的一代中国人来说，由于李敖的出现，“是在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之时让我们见识什么叫个性和人性，勇气和傲气”，不啻于一道惊人的电闪，让不少人为之怦然心动。由此而观，若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加以定位，李敖其人其文的全部意义恐怕就在于此。但不幸的是，在一个无序的商业化时代，奇才李敖似乎也不能幸免于被人“捧杀与骂杀”的大肆无端炒作之中，而从未回到过大陆的李敖，对此也只能仄仄然隔海相望，未能真正体验到这种从“拍案惊奇”到“庸俗商业”的全过程，于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李敖”出现了，一个“复杂动物”的真貌被人为地遮蔽了，李敖成了被一群人盲目崇拜的偶像。曾几何时，只有同样具备神话色彩的“金庸大侠”才可与之相比肩，亦可谓天下何人不识君了……然而，对于台湾的一些读者以及曾经与李敖相识、相交、相爱，乃至相恨的人来说，同样的一个李敖，从来就不是一个什么“完全李敖”，当人们在赏识其才华肆溢、锋芒毕露的同时，未必不会从更多现实生活的细节中去寻求对李敖的真正体认。至少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下，他们比我们更能接近一个才智超人、刚愎自用、性情吊诡、睚眦必报之人的真实。因此，一个备受争议的李敖实际上更加符合事物的真相或本来的起点，对于大陆读者来说，抑或李敖本人，这才算是公允的。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完人”，李敖亦复如此。
实际上，我正在写的这本书就是对其数十万字的原始资料进行重新解读的一个过程，这是复杂而又困难的，因为萧孟能先生的“忆往谈旧”一如李敖的说法一样，同样亦有着情绪的底色。我无意站在当年诉讼双方的哪一边，更不会由此而作出什么道德上的判断，因为结论本不该在这里出现，而是在广大读者心灵的天平上。同时，作为一个职业记者，其操守告诉自己，我只能这样，而且必须这样。事实上，萧孟能当年诉李敖“背信侵占案”复杂如乱麻，李敖与胡因梦婚姻的破裂多少与此有关。虽然萧孟能在一审后上诉终使李敖坐了六个月的牢，但出狱后的李敖也以同样的方式使萧孟能坐了几个月的监狱，这种牢里来、牢里去的法津诉讼多少使得这两位台湾文化名人一时间成了舆论中的“箭垛式人物”，这大概也是诉讼双方最不情愿所面对的。一晃二十多年过去，萧孟能垂垂老去，李敖也不再年轻，只是泛黄的故事并未随着白驹光阴而“烟飞灰灭”，往事重提，抑或心有不甘，于是成了某个当事人晚年咀嚼的一粒青橄榄，其涩涩之味也让我们这些局外人口舌“生津”，可我们什么也说不出，这毕竟是朋友间的一场大悲剧，其中的恩仇在李敖看来或许颇为“快意”，可我却不这样看。因为，无论是李敖，抑或萧孟能，他们在这场官司之后，双方失去的东西实际上都很多。财产有价，友情无价，其中的冷暖与得失，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诚恳地向萧先生提出查阅他数十年日记的请求，可我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萧先生只是告诉我，他的日记从年轻时一直记录到晚年来大陆定居为止，其中仅缺失一年的，其余大部分完好。对于萧先生来说，这或许是一个“过分”的请求，但为了能够进一步了解他与李敖之间的恩恩怨怨，这些珍贵的日记是再真实、最可靠不过的原始资料了。第二次到上海时，我向王剑芬女士再次提出这一请求，她经过长考，还是委婉地拒绝了我。最终，我只得到了几页萧孟能先生日记的复印件，都是与李敖有关的。可以说，我虽然搜集到了大量的当年萧、李二人对簿公堂的诉讼史料，独缺萧孟能先生的日记，我知道自己这本将要完成的书稿其价值无疑会大打折扣的。
而导致这本书稿迟迟未能完成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无法采访到书中的另一位当事人李敖先生。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我十分愿意能够采访李敖先生，否则，对于这件事的重新表述是不完整的）。萧孟能先生在上海去世后，大陆的媒体几乎没有多少反应，这也在意料之中。王剑芬女士曾打来电话，让我关注一下台湾媒体对此事的报导，这其实不难做到，可我最担心的还是本人对李敖先生的“缺席采访”。在香港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节目中，李敖对萧先生的去世作出了最快的反应，老友、知名作家邓海南兄特意从青岛打来电话告知谈话内容，李敖在电视上这样说：“我看了报纸，说《文星》创办人萧孟能病逝上海，萧孟能对一般人来说，他是一个历史的记忆，因为自从《文星》结束了以后，他等于退出江湖，他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当年一起在‘文星’拼，一起在‘文星’奋斗，直到《文星》杂志被蒋介石下令关闭，直到‘文星书店’也被蒋介石下令关闭。这段历史对很多人说起来，已经很遥远了，可是由于萧孟能以八十四岁的年纪死在上海，重新勾起我的回忆。我觉得中国人民应该知道这一段言论自由被打压的事，我愿意跟大家现身说法谈一谈。萧孟能比我大十四岁，我明年就是整七十了，所以呢，我再不说没有人能够更仔细的说出这一段历史。”李敖虽然这样说了，但与彼在回忆录中的说法相差不远，并无新鲜之处。无非是“《文星》杂志当年办的什么杂志呢？……虽然它标榜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可是在我看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思想，直到我进去才有变化。所以呢，从‘文星书店’到《文星》杂志来看，虽然书店办了十年，杂志办了近五年，可是在李敖没有去以前，那个书店是个烂书店，这个杂志是默默无闻的杂志，直到我出现了一切才改观，一个新的萧孟能才出现……”之类的陈词滥调。比照萧孟能先生对我所言，以及翻看全套的《文星》杂志，尤其是审视四十多年前那场“质变”的“中西文化论战”，青年李敖之所以在当年于一夜之间暴得大名，倘若没有萧孟能“慧眼识珠”，他未必就不再是一个“蓄势待发的穷小子”（吴祥辉语）？萧孟能曾经这样回忆说：“《老年人与棒子》这篇文章，主要是讲老年人霸住位子不放，年轻人冒不出来。这篇文章寄来文星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李敖。我看这篇文章之后，觉得他写得这么好，不管是文章的内容、文字的表现方法，实在太好了，这么好的作者，在刊登以前，我怀疑作者另有其人，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我都要亲自去找作者见面谈谈，对作者的背景和工作情形，作一番了解。我发现作者李敖原来是台大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只有二十多岁，他住在新店。我去找他，他住的房子是房东墙外搭的一个长形斜顶的棚子，生活相当清苦。《老年人与棒子》发表之后，李敖又继续写了几篇文章，在很短期间之内，我为他的文采、风度、谈吐所吸引，我心想，从事文化出版这一行的人，最需要这样的人才，当然我对于他工作能力之强，尤其他特别有事务才，办事有条有理，有速度，干脆，真是千载难逢的好人才。”在我的采访中，萧孟能并没有因为后来与李敖反目而有意抹杀这段历史，相反始终认为李敖是一个奇才。不过，他又认为“……李敖说在他没来的头四年，文星是不算的，这一点是太过份了，何凡主编的那四年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文星》创刊不久便发生一件大事，就是成舍我的狗年谈新闻自由，为当局不惜，甚至有人批评我们是新亡国主义者……”作为当年《文星》的大老板，萧孟能的这些话并没有走样。尽管李敖才华超人，并且横睨一世，可在萧孟能未能“赏识之前”依然“一文不名”，其中的事实也就不必多言了。总之，李敖在进入《文星》之后便成为天下无人不晓的风云人物；若干年后，又因财产之讼与恩人萧孟能铁脸闹翻，这与当年国民党对他打压的泛政治化有多少直接关系则未可知也，实在是一桩可以重新加以审视或判断的历史往事。
萧孟能先生终于走了。生于大陆，殁于大陆。
从四月十八日我见到他，至七月二十三日撒手人间，前后只有三个多月时间。我对他的录音采访共有九节，历时四五个小时。诚然，对于一个人的漫长历史来说，实在是有点微不足道，但萧先生毕竟留下了生前最后的“清醒的声音”。那天，我见到萧先生时，他正在二楼自己的书房里吸着氧。采访休息中，我给他品尝了一块友人从国外带回的巧克力，看着他津津有味咀嚼的模样，就像一个如获至宝的孩子，心中不免感到这位当年《文星》大老板的几多单纯和温润。萧先生的晚年应当是幸福的，萧太太王剑芬女士在生活上悉心照料，其中虽然不乏严格之处，但萧先生却并未“逾规逾距”，而是心悦诚服地遵从之。晚餐时，我坐在萧先生身边，王剑芬女士特意为他准备了强身健体的五谷粗粮，可见其爱心之所在。之后，我们又坐在一楼客厅里谈天说地，萧先生兴致颇高，边吸氧、边插话，随心所欲，其乐融融，一如多年的老友。就在这时，我冒昧地提出想看一看他的日记，萧先生笑笑，不置可否。后来，从陶恒生先生那里得知，萧孟能的日记牵涉的人与事太多，此时倘若向我公开恐有诸多不便，而他本人似乎也更想“就事论事”，不必由此生发开去……萧先生是在四月二十八日入住医院的，距离我采访他之后只过去了十天时间。陶先生在信中对我说，萧先生的“病情一直不稳定，医生一度准备为他插管，但尚未插，正在观察中。老先生的生命力极强，类似住院状况，今年已是第三次了，相信这次一定还能挺过……”当时我也是这样暗自祈祷的，可未曾料到对他的两天采访竟成了我们最后的一面，尤其是想到在临行前他对我说过的“请放心，我会好好活下去的……”这样的话，心中不免怅怅的。就在萧先生去世的第二天，陶恒生先生从美国旧金山来信，建议我也写一篇纪念文字给台港《传记文学》，他说，“因你可能是在萧大哥入院之前唯一见到他，跟他谈过话，有过积极互动的大陆文化界人士，最有资格写出你对他步入历史之前一段日子的观感”。实际上，作为后生晚辈，我深知自己并没有资格来写这样的追念文字，可我确实无意中成了萧孟能先生生前所见到的最后一位记者。我的数码相机中至今存有若干萧先生在三个多月前的珍贵镜头，在此愿意奉献出来让海峡两岸的读者一睹先生最后的风采。或许，这也是我纪念先生的一种最好方式，聊胜于这篇不知轻重的文字。末了，我还想说，萧孟能先生，我会时常想起您的，因为您是一个大陆记者十多年采访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位历史文化人物，这种缘分有时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原载2004年9月台湾《传记文学》第八十五卷第三期）
[Clo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