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一场“中西文化论战”
——《文星》杂志与一桩诉讼
范
泓
四十多年前，台湾文化思想界有过一场激起轩然大波的“中西文化论战”。
这场为时二十一个月的论战，从最初所期冀的试图推动一次新的中国文化“文艺复兴”运动，发展到后来论战“质变”，双方以“诽谤罪”互控于法庭而“偃旗息鼓”，让人始料未及。但它所呈现出来的混乱历史影像却远远超出了论战本身，确可成为自民国初年以来，中国社会一连串文化思想论战中较为少见而又可资反思的重要一环（“孔教论战”、“国体论战”、“文体论战”、“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民主与独裁论战”、“中西本位文化论战”、“中西文化论战”）。2004年4月18日，笔者前往上海西郊看望目前定居大陆的当年台湾《文星》老板萧孟能先生(萧先生已于同年7月23日病逝，终年八十五岁。作者注)，从萧先生所提供的有关这场论战的若干史料中可以发现，点燃这场论战导火线的关键人物并非在这场论战中“暴得大名”的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李敖，却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胡适先生。不过，胡适本人并没有参与这场论战。在论战甫起之时，1962年2月24日，胡适不幸以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论战双方不仅没有因为“哲人已逝”而鸣锣收兵，相反更加激烈地将战火蔓延开来，直至后来卷入司法纠纷，双方才怏怏罢手，不欢而散。
论战初期，双方均以被当时台湾青年人目为“心声”的《文星》杂志为阵地。
《文星》杂志是“文星书店”麾下的一面旗帜，创刊于1957年11月5日，这是一份标榜“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综合性杂志。由叶明勋1担任发行人，“文星书店”老板萧孟能亲任社长，主要编辑包括何凡（夏承楹）、林海音（林含英）、小鲁（陈立峰）等人，何凡是林海音的丈夫。《文星》的创办是萧孟能与几位朋友商量的直接结果。在代发刊词中，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不按牌理出牌”。这篇有名的发刊词出自何凡的手笔，之所以提出如此鲜明的“口号”，“因为当时办杂志是一件极辛苦的事，要有傻劲和傻勇才能成功”，而这种“傻劲和傻勇”竟得益于一则外国故事中的一幅漫画：
当时在研商创办《文星》时，何凡特别欣赏一个外国故事中的寓言并深受启发。这个故事是说在一幅漫画中，一个旁观者在牌局终了时，对得胜者愤愤不平地说：“如果照牌理出牌的话，你没有赢得道理。”作者认为，创造历史的伟人，如果人人照牌理出牌，就不会有那么多丰功伟业。把它应用到生活方面，如果一个人总想照牌理出牌，他可能一辈子打光棍，结不了婚。如果结婚后夫妇要等到家里万事齐备才要孩子，那可能永远等不到适当的时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婴儿（耶稣），就是在父母逃亡途中，小店里没有客房而生在马槽里的，这可以说是孩子诞生的最不适当的时机与地方。同样的道理，如果是瞻前顾后，就什么事也搞不成……2
作为《文星》的老板，萧孟能显然认同这样的办刊方式。他说：“这个故事用来比喻从事杂志出版事业的人，真是再恰当也没有。因为大家明明知道‘按照牌理’从事于杂志出版的事业，是一件费力而不讨好的事业。……相信也许‘不按牌理出牌’可以出现点奇迹，或者不至于垮得惨兮兮的……”3林海音对于《文星》的诞生十分兴奋，她在给台湾作家钟理和的一封信中称《文星》是“我们朋友办的，综合性，格调被认为在台湾是第一位”4。尽管如此，从1957年11月到1961年10月，即《文星》第一期至四十八期，有人断言这是《文星》杂志“平庸无生气的”的头四年，这一说法更准确地来自于李敖回忆录：“那时候书店已开了十年、杂志已办了五年，可是成绩却很平平。原因很简单：‘文化商人’受格局所限，因而他们虽‘万事具备’，总是无法突破水准，真正的突破，有赖于‘东风’型的人物，才能达成。无疑的，‘东风’型的人物没有比李敖更合适的，于是，在李敖进入文星以后，杂志变色、书店改观。”5事实上，第四十九期之前的《文星》虽然不像后《文星》那么激越、尖锐，但在台湾文化思想界却早已获得了应有的重要地位。萧孟能认为“……李敖说在他没来的头四年，文星是不算的，这一点是太过份了，何凡主编的那四年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文星》创刊不久便发生一件大事，就是成舍我的狗年谈新闻自由，为当局不惜，甚至有人批评我们是新亡国主义者……”6
此语实可作为对《文星》前四年的一种客观评价和总结。但《文星》自第五十九期开始，由于办刊理念之遽变，明显表露出一种急于自见、标新立异的态势，甚至有一点“逞浮游之小慧，纵摇荡之狂情”的偏局。
1961年10月1日，《文星》创刊四周年之时，第四十八期出人意料地刊出一篇居浩然7撰写的火气十足的《徐复观的故事》。这篇尖酸刻薄的文字使得“一向在稿件题目设定与文字语气上作风稳健的《文星》，自此逐渐浮现出一种蓄势待发，积极寻找批判对象，隐约呈现霸气的风格。……可算是《文星》‘西化派’作者猛烈抨击‘传统派’为‘义和团分子’的头一炮”8；紧接着，第四十九期（1961年11月1日）又有一篇充满霸气的文章，这就是青年李敖一炮打乱天下的成名作《老年人与棒子》；1961年11月6日，胡适应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之邀在开幕式上发表英文演讲，这篇英文讲稿除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第五十期《文星》（1961年12月1日）又刊出经胡适本人认可的讲稿译文（由徐高阮翻译，作者注）。殊不料，这篇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讲稿立即遭至卫道诸公如徐复观9、郑学稼等人的“口诛笔伐”，甚至恶意诋毁，一时间围剿、责难的文章纷纷出笼，喧闹不已。这场不期然的文化论战实际上就是从这时悄然开始的，胡适生前绝然没有想到。但对于此时正处在“蓄势待发”中以求改观的《文星》杂志来说，不啻于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尤其深谙市场的《文星》老板萧孟能不可能眼睁着与之擦肩而过，尽管他并未意识到这场由《文星》引发的论战到后来会走向一个不可收拾的田地。第五十二期《文星》（1962年2月1日）《编辑室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一次论战中，我们暂时不想指出谁对谁错，对与错的问题应当诉诸全民族的理性良知。我们也不准备提供什么见解，这是需要大多数人来共同讨论的。我们所能做的，是把《文星》这座小小的‘讲台’贡献出来，请大家登台演讲，各抒高论……”10于是，一个横睨一世的“文化顽童”李敖先生不由分说地登场了，他似乎已等待得太久，二十六岁的年纪，精力充沛，雄性勃发，其语气一上来就顾步自盼、咄咄逼人，让萧孟能心中大喜过望。在当时《文星》主编陈立峰的介绍下，萧孟能亲赴台北新店找到了这个“蓄势待发的穷小子”（吴祥辉语），双方一拍即合，公私之谊自此肇始，成为“肝胆挚友”。四十多年后，萧孟能这样回忆：
《老年人与棒子》这篇文章，主要是讲老年人霸住位子不放，年轻人冒不出来。这篇文章寄来文星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李敖。我看这篇文章之后，觉得他写得这么好，不管是文章的内容、文字的表现方法，实在太好了，这么好的作者，在刊登以前，我怀疑作者另有其人，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我都要亲自去找作者见面谈谈，对作者的背景和工作情形，作一番了解。我发现作者李敖原来是台大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只有二十多岁，他住在新店。我去找他，他住的房子是房东墙外搭的一个长形斜顶的棚子，生活相当清苦。《老年人与棒子》发表之后，李敖又继续写了几篇文章，在很短期间之内，我为他的文采、风度、谈吐所吸引，我心想，从事文化出版这一行的人，最需要这样一位人才，当然我对于他工作能力之强，尤其他特别有事务才，办事有条有理，有速度，干脆，真是千载难逢的好人才。11
这一年萧孟能四十一岁，正处于文化出版事业的巅峰状态。对于这一次会面，无论是萧孟能抑或李敖，事实上都是双方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笔。从萧孟能晚年谈话中，我们仍可感受到当年对这位小于自己十五岁的年轻人“礼贤下士”的自得心情，李敖也承认“萧孟能的长处是能欣赏人才”12。不过，李敖之所以调强《文星》的生命始于第五年，包含着两层意思：一为《文星》第四十九期刊发了他的成名作《老年人与棒子》，引起的惊叹之声带来不小的声誉；二为在萧孟能“老谋深算”的赏识之下，李敖毅然放弃了在台大历史研究所的学业，成为《文星》中重要的一员，从此“文星变色”（李敖语）……《文星》从第二十五期起，虽然将其编辑方针从“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改为“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但与当时雷震先生所主持的政论刊物《自由中国》半月刊13在思想上对台湾当局威权统治的猛烈批评仍有相当的距离。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自由中国》半月刊因发行人雷震被捕而被迫停刊，人们的视线才开始转向已刊登大量批判性文章的《文星》杂志，当时关心台湾社会问题以及向往民主与自由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不知道《文星》的存在，也很少有人没有读过它的文章。尤其是血性贲张的青年人对此时《文星》的大胆言论莫不为之而向往，萧孟能这样说：
我办《文星》的头四年，有些言论批判的文章，但是第一、太少，第二，太弱，第三、对外联络不够，第四、设计题材做得不够，因此我那时的许多想法和社会关系，都运用不起来。所以我看到李敖的文章之后，知道他是办理文化性的批判言论的最佳人选。他来之后，《文星》因他而作风大变，这点李敖没有吹牛。……李敖来后，与我配合得非常好。14
尽管《文星》有着求变的思想动机和真实心态，但胡适的这篇英文讲稿本身并不存有意欲挑起论战的动机，恰恰是他本人长期以来在对待东西方文化时一以贯之的态度。关于这场文化论战的时代背景，有一种说法值得思考：即台湾社会自1953年以来实施四年为一期的长期经济建设计划，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已历经了两期，台湾的经济社会结构事实上已经松动，在大量引进西方资本、科学技术、技术人才的同时，伴随而入的西方思潮早已将台湾的社会文化结构冲击得摇摇晃晃，“当时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十字路口的台湾知识分子，早就希望能在思想上做一个解决，……论战符应了整个台湾现代化过程的最高潮——一种新的文化观，或说世界观的形成”15。正是在这种痛苦的精神徘徊与摸索之中，胡适这篇英文讲稿恰好成了某些文化保守人物对变革中的社会发泄不满、质疑问罪、恶语攻讦的机会，深刻地反映出当一种新的文化观乃至世界观正在逐渐形成时所造成的必然困惑与矛盾心理。这里不妨看一下当时胡适在英文演讲中是怎样说的，摘要如下：
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性制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些什么精神价值可说？
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那些老文明本来只属于人类衰老的时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颓唐了，就觉得没法子对付大自然的力量了。的确，充分认识那些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大精神成分，甚或已没有一点生活气力，似乎正是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种智识上的准备；因为这个近代文明，正是歌颂人生的文明，正是要利用人类智能改善种种生活条件的文明。……
我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义的，精神的。我大约三十多年前说过：“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能来寻求真理，来控制自然，来变化物质以供人用，来使人的身体免除不必要的辛劳痛苦，来把人的力量增加几千倍几十万倍，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解放出来，来革新再造人类的种种制度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16
这是胡适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演讲。针对胡适对东方文明与精神文明毫不容情的批判与质疑，最先作出反应的是徐复观在《民主评论》十二卷二十四期（1961年12月20日）发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他以一种近乎失态的口吻猛烈抨击胡适“东方的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这一说法。徐复观说：“看到胡博士在东亚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经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此时徐复观已近六十岁，颇有点“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率性。有人称他是一位“天赋热情充沛，疾恶如仇的人，常会因情绪激动，破口直言，而笔锋又凌厉尖锐，不免予人以刻薄的口实”17。这时胡适已在病中，似未有任何答辩。但在去世之前曾激动地提及此事18，对于一个久患心脏病的老人来说，这不能说毫无影响。相隔不久，胡秋原19在《文星》第五十一期（1962年1月1日）上发表二万七千字的长信《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他不以胡适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为然，警告人们不可在“复古”、“西化”中二者选一，“因复古只足以促成洋化，而洋化无论西洋化、北洋化，到最后是亡国”，同时告诫年轻的朋友们应当“认真的，规规矩矩的做人，认真的，规规矩矩的求学，以便将来有机会认真的、规规矩矩的立国。”胡秋原的这一荒腔走板立即遭至李敖的反驳。他在《文星》第五十二期（1962年2月1日）《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一枪连挑五十几位中国三百多年来的古今人物，并直截了当地声称这些人都是有病的。这些病包括义和团病、中胜于西病、古已有之病、中土流行病、不得已病、酸葡萄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挟外自重病、大团圆病、超越前进病……等等，不一而足；他甚至认为“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地面对西方文化的理论是行不通的，“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企图改正美人缺点，就是妄自尊大的厚颜；因此“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钟表、西红柿、钟表、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李敖后来在《文化论战的一些史料与笑料》一书中，将胡适的这篇英文讲稿及自己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均视为这一场论战中“真正在思想‘趋向’方面指路的文献”，而“其它的大量文字，有的是这条路上的压路机，有的是这条路上的拦路虎……”20。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发表后，连李敖自己也惊讶了。这篇文章给他带来始料未及的“不虞之誉”与“不虞之毁”，一时间“数不清的来信，数不清的批评、赞扬、支持、恐哧，以及数不清的文字上的辩驳讨论”21。李敖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文星》上的一个焦点人物，于是聪明过人的他开始反击了……就这样，一方以李敖为首，另一方以胡秋原当帅，一场言论两极、硝烟四起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于焉爆发……参加论战者，支持李敖的有居浩然、许登源(台大哲学系助教)、洪成完(台大数学系助教)、何秀煌（台大哲学系讲师）、陈鼓应（台大哲学系助教）等中、青年学者；站在胡秋原这一边的有徐复观、郑学稼、叶青（任卓宣）等资深政论家。不久，胡适先生突然去世。1962年3月1日，《文星》因势利导，于第五十三期推出“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除十一篇纪念文章之外，仍有三篇论战的文字，分别为胡秋原的《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再论超越前进》、徐复观的《过分廉价的中西文化问题——答黄富三先生》、李敖的《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这一期杂志洛阳纸贵，几天内连印四版，计二万多册，这场论战终于喧嚣腾上。有学者认为，就在《文星》提供“讲台”的这一期，“《文星》的新人物李敖已经领头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破口大骂，同时，年轻的一辈已经对老一辈展开全面性攻击。他们不但以古人，同时也以现时现地的今人作‘战争’对象，而且这时候的论辩，不仅不能平心静气，甚至极普通的道理，也必须以挖苦与讥诮的口气才说得清，讲台已在不自觉中变成了擂台”22这一段议论未必持平而公充。年轻、嚣张的李敖们固然是在泼口骂人了，但徐复观从一开始就对胡适先生“恶语相向”，实际上也是引起论战双方开骂的一个内因。这时替胡秋原、徐复观等人帮腔的某些人在1962年2月25日《政治评论》上撰文讥笑李敖是“胡适的鹦鹉”、嘲讽李敖与陈经序23“真是穿着一条裤子”等，显然也表现得不够理智。论战从一开始就暗含一股远离理性之岸的暴戾乖张之气，双方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1962年4月，李敖在《文星》第五十四期上发表《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一文，郑学稼则有《论白话文和白话文的运动——附答李敖先生》，同期的还有居浩然、许登源、洪成完、李彭龄、黄富三、东方望、孟戈等人的文章。……东方望在文章中嘲笑徐复观做人不够恕道，在胡适生前大肆攻讦，此时又为文大捧，“在古今中外之褒贬文章中，两个月之内，如此转态度者，当推徐复观教授为第一”，对徐的人格有所质疑；居浩然在文章中为胡适的西化运动辩护，认为现在的“全盘西化”，应是专就以近代西洋科学为基础的工业技术而言，说到底就是“全盘科学化和全盘工业化”，同时又批评胡秋原的“俄化”问题简直“不知所云”，甚至提出要与胡秋原公开比试一下英文的“读、说、写”能力，并开了个洋书单，要胡秋原“不妨认真将这些书读通，再谈知识社会学不迟”，其文字充满挑衅而不留余地；李敖在文中则嘲笑徐道邻的文化观念中无不渗透着“世界博物馆馆长”的好梦，想以万花筒的方式，来维持各地文化传统于不堕，分明是在替“传统派做嫁衣裳”；又说胡秋原“是一位病得很辛苦的大病人，他的长篇大论矛盾百出，仅“超越”一文就有自相矛盾三十七处之多；许登源在文中批评胡秋原以“立正、向前看、超越、前进”来比喻“超越”完全是一种口号，“一点也没有说到具体的方法”，逻辑观念也不正确，他建议胡秋原“应修好大一逻辑”、再“吃一帖强烈的泻药，把自己杂乱无章，概念不清，思考不逻辑等毛病统统泻去”，完全是一副轻蔑的口吻；洪成完攻击胡秋原《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一文，认为一个“渊博常识”的知识分子，除了先天因素外，还必须多读及格的书，多做硬功夫，如果不了解及接受新知识，对于尚在争论中的问题狂加断说，他便没有资格谈现代化问题，胡秋原不过是一个
“头脑不逻辑”、昧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蜘蛛式的玄学英雄”而已，他奉劝胡秋原“勿玩弄名词，也勿被名词玩弄”、“多动大脑多思考，少动小脑耍笔杆”；李彭龄针对徐复观《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过分廉价的中西文化问题》两篇文章而戏之，怀疑徐氏根本不曾、也不能真正的了解过胡适，徐复观笔下的胡适之，毁也好，誉也罢，也就“无啥斤两了！”黄富三在驳斥徐复观时认为：“胡先生是说东方文明只有极少的精神价值，并不是说东方文明根本没有灵性”，他问道“凡是人便有灵性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也有灵性吗？”至于妇女缠足问题，胡适不过是举出“包小脚”这个例子，无非是想说明中国文化中缺少应有的“精神成分”，而徐对胡适的批评“只是向空中虚放一响而已”；孟戈在文中大声呼吁“我们年轻的一代，要痛痛快快地接过这位大师交下来的历史接力棒，……我们不能再兜圈子了，再兜圈子什么都完了！”
虽然《文星》在上一期“编辑室报告”中还特别强调“来稿只要是理性的，而不是肌肉冲动——例如谩骂，人自身攻击，我们将尽可能的刊载”，可这一期的《文星》却几乎成了一本反胡（秋原）反徐（复观）的专辑，其中“以四篇围攻胡秋原，三篇围攻徐复观，即使徐道邻的一封短信，也遭受无情的批判。作者们熟练地运用逻辑辩证技巧，毫不留情地把对方逼到墙角，再用教训的口吻数落对方，要他们回去多读点书再回来辩论”24。如此猛烈的文字火力，让胡秋原、徐复观等人如坐针毡，开始迁怒于《文星》，实际上就是在责怪萧孟能。这时，胡秋原突然翻脸，再也不愿回到《文星》来了，他转移阵地，开始在《世界评论》上撰文以反击《文星》上的年轻人，把居浩然、李敖、许登源、洪成完四个人编为甲、乙、丙、丁四号，予以个别批评。甚至怀疑《文星》敢于有组织性地连篇刊文攻击他，是有一股势力在迫害他，这让萧孟能多少感到有点意外：
原则上，只要是言之有物，对知识分子是有意义的，不管它刻不刻薄，无论是正面或是反面，我都让它发表。当时胡秋原对于李敖给他的反驳与攻击，老羞成怒，对文星拂袖而去，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反驳与攻击的文章，不管有多长，我们还是照样刊登。过去他的长文，我们不但登，而且是一次登完，为了他一篇长达七万字的文章，文星不惜增加页数，一期登完，我们对他的尊重，他是没有话说的。相信任何其它杂志是不可能这样做的。25
胡秋原为《文星》的长期作者，文章以冗长而著称，《文星》从来都是以一次刊出为原则，可见萧孟能对他确实抱有几分尊重。胡秋原在《文星》的最后一篇笔战文字《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再论超越前进》见诸“追思胡适先生专号”，之后便不再向《文星》投稿。萧孟能去信并要求见一面，均未得到答复。《文星》第五十七期“编辑室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次文化问题的讨论，《文星》仅供篇幅，让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有发表的机会，但没料到有人辩翻了脸，反而迁怒于《文星》，这是我们感到很遗憾的。”这里“有人辩翻了脸”指的就是胡秋原。继胡秋原“出走”不久，郑学稼、徐复观等人也相继退出《文星》。胡、郑、徐三人本来跟《文星》编辑委员会大多数成员一向私交甚笃，由于此时“李敖的介入，台湾大学一批学有所专，而且自命能谈问题的青年朋友接着也涌入《文星》，于是《文星》的知识阵容，在年轻人狂热和激情的泛滥下，声势日渐浩大。”26胡秋原、徐复观等人自认为遭到一批年轻知识分子在《文星》上的连番围攻，也不愿坐以待毙，于是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反击，导致双方由论战而谩骂，相互扣大帽子，乃至人身攻击，终至与《文星》而决绝……就中西文化问题而言，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等五四前后的人物为第二代知识分子，胡、郑、徐等人以其年龄和早年在大陆文坛崛起的时代而言，应属介乎第二、三代之间的知识分子。如今他们在台湾与下一代的西化派青年知识分子对立，被当成传统派的“义和团余孽”而遭受声讨，他们对于这帮“胡适的鹦鹉”极为不满，甚至觉得这些年轻人“太猖狂，太不知自量，太不识时务，太不知进退”，说他们“还带着一些欧仆西崽的臭味”。
5月5日，《政治评论》刊出叶青《中西文化问题之总结》一文，声称“‘全盘西化’是一种奴婢思想，而现在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多是陈序经的第三代信徒。所以称为‘奴下奴’是再恰当没有了。这些人，目的不在讨论问题，只是由于门户之见，为‘洋大人’、‘学阀’看‘家’而已。”陈序经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文化思想界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之一。1933年12月29日，他在中山大学礼堂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在当时就引发过一场关于文化问题的论争。陈序经认为“寻出一种办法以为中国文化前途计的人，大约不出下面三个派别：一，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二，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的；三，主张折衷办法的”，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后两派一个是“办不到”，另一个是“走不通”，因为“前者昧于文化的一致与和谐的真义，而后者昧于文化发展变换的道理”。《文星》在第五十八期重刊陈序经《全盘西化的理由》一文，李敖特意写了“重刊后记”，以表示“对这位第一个提出‘全盘西化’四个字的人的一点怀念”27。这一姿态分明表示“陈序经的第三代信徒”毫无让步的可能。至此，文化论战进入一个短兵相接阶段。
《文星》第五十五期（1962年5月1日）继续刊登讨论胡适思想及文化问题的文章，并重刊胡适《“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一文。就在这时，有好心人开始对论战双方进行“调和”。东海大学教授梁容若在《如何奠定现代文化基础》一文中，希望台湾学术界的风气现代化，大家多向前看向大处着眼，旧帐是算不完的，一时也难有结论。以梁氏之见：毛子水、胡秋原、居浩然、徐复观、李敖诸君悼念胡适先生的文章，其命意大体相同；居浩然当年教国文的种种高见，实际上与徐复观所说相去并不太远；李敖冷天常常穿长袍，文章又满篇成语，喜掉书袋，可见他还不能割断传统，完全西化；徐复观的儿女在国外学理工，足证他们一家也是追求在现代化，热心科学的，与胡适、李敖并无不同……“监察委员”黄宝实在《弭兵停战议》一文中，认为这场论战的美中不足之处，在于“论少战热”，或“有战无论”；于是呼吁交战论者，各自忍辱一次，布施一次，弭兵停战，而转移智能于文化之体认研究，“并从而宣扬之”……另有一篇法学家徐道邻夫人叶一凤的文章——《谩骂不能推行西化》，她在文中指出：李敖接连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了两次病，所表现的热情和博览，值得佩服。即使他说话的礼貌差了点，但是看在他善良的动机上，可以不必计较他的态度；谩骂决不是推行西化的好办法，蛮横无理的态度，依仗“年老”固然不可以，依仗“年少”同样的不可以……或许受到好心人的调解及善意文字的影响，《文星》第六十六期（1962年6月1日）终于停战一期，仅刊出包奕明的《中国文化问题的关键》和东海大学教授张佛泉二十七年前写的《西化问题之批判》等一系列文章；李敖也写了一篇“游戏文章”——《妈妈·弟弟·电影》，在文中数落“亲爱的妈妈”第一生命是她自己，第二生命是他的弟弟，第三生命是电影，是之谓“三命主义”。又藉他的妈妈酷爱电影时那种“雅人深致的热情”，以此讽刺那些食古不化而偷偷模仿西方新事物的老古董们，一笔吴稚晖体的文章，确实走笔淋漓，生动可读，连公共汽车站旁的三个女孩子都在吱吱喳喳谈论这篇“妙文”……然而，只安静了一个月，《文星》第五十七期（1962年7月1日），战火又卷土重来，居浩然在《从门德雷夫的周期表说起》一文中，不仅冷嘲热讽地挖苦胡秋原等人既不懂自然科学，又要卖弄从通俗科学杂志那里贩来的知识，结果与义和团思想分子一样不打自招地暴露弱点……接着，笔锋忽然一转，破口大骂起在上一期以充当“和事佬”的梁容若、黄宝实两位先生，说前者是“乡愿”，称后者是“活死人”，他倒要看看“这活死人受了我的恶骂有什么反应：若是不能忍辱，则自打嘴巴；假使忍辱布施，那是死定了，则以入土为安，今后免开尊口”。整篇文章极尽刻薄、无情之能事，一副豪门恶少的嘴脸（许逖语），对两位好心的劝架人飨以如此恶毒的攻讦，让人难以想象这位居正（孙中山的朋友，曾任国民党“立法院”院长，作者注）之子竟然也是受过多年西方高等教育的学者（据知情者透露，居浩然晚年在澳洲墨尔本大学教书时，也是骂人成性，侨胞形容他是一个“以得罪人而为乐”的人物28）。孟戈则在《郑学稼脑袋里的东西》一文中，揭露郑氏在讪讥胡适时所用的材料大量采自中共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全面批判时文献，包括1955年香港三联书局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八大卷里的内容。这一招确实狠毒而阴险，明眼人一看就再明白不过了。正因为如此，当论战一方采用如此不仁不义的方式施以口诛笔伐时，引起一批对传统文化热爱或有所肯定者的反感，其中包括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留美学者林毓生当时就认为《文星》"发昏"、作风"轻佻"，态度极不严肃。由于胡秋原、徐复观等人的扬长而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文星》内部这时开始出现了分裂。1962年《文星》第五十八期（8月1日）刊出三则启事，其中有一则为发行人叶明勋、主编陈立峰宣布辞职的消息：
本社原任发行人叶明勋先生，近因事务繁忙，主编陈立峰先生，因健康欠佳，已分别辞职。从本年8月1日起，发行人由社长萧孟能兼任；编辑事务由编辑委员会处理。
关于叶明勋、陈立峰二人的突然辞职，历来说法不一。有人怀疑他们是被李敖挤走的，萧孟能矢口否认了这种说法，声言他们是自动退出的：
叶明勋、何凡是自动退出文星的。文星杂志从来不刊登主编或编辑的姓名，编辑群对外是编辑委员会，但对内有主编。林海音当联合报副刊主编时，我请她为文星写稿，离开联合报后，加入文星编辑委员会，她与何凡都不是专职。李敖进文星之后，把文星的作风改变了。我完全同意他，完全支持他的改变。我办文星除了文学、生活、艺术之外，一向对社会、文化采取批判的态度，没有批判的杂志，任何人都可以办，何必要我来办？29
叶明勋、陈立峰、萧孟能为《文星》时代鼎足而三的创办元勋，陈立峰是在后来接替何凡为杂志的主编。何凡与妻子林海音二人离开《文星》的时间较早一点，那时论战尚未爆发，他们与《文星》及萧孟能的矛盾是因其它一些问题。在当时，叶明勋虽被冠以发行人之名衔，却未真正过问《文星》的编务，颇似当年胡适挂名《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一样，真正掌控其社务和编务的乃社长雷震先生；《文星》的真正当家人则是“魄力十足”的社长萧孟能。如果说何凡、林海音夫妇的离去终因“不能以书为食”，似与经济收入有关；那么叶明勋、陈立峰二人在此时告别《文星》则与这场论战不无关系了。“如今《文星》发生了这么大的文化论战，且又介入了司法纠纷，他（指叶明勋，作者注）自然不愿牵连在内。而陈立峰是《文星》的执行编辑人，《文星》的新走向，得罪了那么多人，与他的人际关系有冲突，且与他的性格和理念不相符，自然也要求去，这样一来，萧孟能身兼船主与船长两职，而他手下真正的掌舵人是谁呢？”30毫无疑义，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萧孟能慧眼中那个咄咄逼人的李敖。萧孟能坦言：
我认识李敖之后，很快地我就晓得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我从事文化事业，办杂志、办出版最需要的人才，他也很快地了解我这样一个搞文化事业的人是他的性格里面最合适，再也碰不到的人。我提供园地，他来发挥，他的文章在别的地方是不可能有人敢登的，真是伯乐与千里马，相辅相成的一个情况。在《文星》结束以前，李敖所有写的文章虽然越来越刻薄与具攻击性，还是不伤大雅的。他发挥言论思想及辩论带一点动人、吸引人的语句，他认为他已经形成的风格，能受读者欢迎。可是到后来是情不自禁地发挥，带着轻薄俏皮，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31
虽然《文星》内部发生分裂，但这场论战确实给四平八稳的《文星》带来了经济利益上的改观，“《文星》杂志增加了篇幅，拓宽了销路，也找到了售价加倍的正当性”32，发行量从原来的四千册增长到七千册左右。在当时，青年读者抢读《文星》，一时成为风尚，也直接加速了《文星》继续刊发刺激性文章的惯性，形成一股巨大的反主流声势。诗人余光中在第五十八期《文星》上《欢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文，可说是一篇《文星》为改变风格、走向异数的标志性“社论”，余光中这样说：“1962年的文化界是多姿多彩的。胡适先生在赞美与诟骂之间死去。在中西文化论战声中，年轻一代的发言人李敖先生自己，也多少成为毁誉参半的人物。一些假发被无情地揭露，一些偶像自高高有像座上跌下来。……年轻的一代中，大抵心仪其人，口诵其文，反对者固然也很多，但嘘声毕竟弱于喝彩……”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怀疑这场论战背后的真正企图。以点燃这场论战之火“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胡适先生而言，“他们的‘做法’，也是相当暧昧的，……‘是胡适思想的检讨？还是中西文化的论战？究竟是利用胡适？还是真正的尊敬胡适？除文星编辑部之外，谁也没有弄清楚。”“很多人不是被胡适那篇发展科学所必须的社会改革的演讲所吵醒，而是被文星吵昏了头”33。这是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的许逖在专著《文星·问题·人物》中的一段话。许逖对《文星》在论战中“谩骂狂论的风格”始终不敢认同。他声称自己是一个“冷眼旁观者”，当年他在辅仁大学做学生时，这场“中西文化论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其大起大伏，实在是有点“咎由自取”。李敖后来批评这本专著“从皮相看的地方多”，萧孟能则坦然大度，预约了一千本拟放在文星书店里出售。许逖不禁感慨道：“这一点实在是十分难得的，因为文星老板很清楚我对他们的批评是不会作任何人情顾虑的，还肯这么做，至少可以说明，他们相信我的话是客观公平的。”34
尽管这时李敖暗中帮助萧孟能使“文星变色”，但他本人仍在罗家伦35、陶希圣36所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简称“文献会”）“暂时糊口”（李敖语）。不过私下里，他又与萧孟能达成一种默契，“与文星关系愈来愈近”（李敖语）了。如上所言，此时的论战已是“论少战热”，在一片相互谩骂声中以及揭老底的惊人手法之下，胡秋原等人确实有点招架不住了。1962年9月18日，胡秋原发表公开谈话，宣布自己将为反对乱戴红帽子而奋斗，并经由律师向《文星》杂志提出了警告。同一天，“立法委员”邱有珍在“立法院”提出质询文星案……想不到，一场“文化论战”就这样闹进了立法院，让人大跌眼镜。《文星》第六十期（1962年10月1日）刊出李敖的长文《胡秋原的真面目》，再一次激怒了胡秋原。据李敖在“文献会”同事阮继光生前回忆：
李敖在《文星》发表文章写“闽变”，这下恼怒了胡秋原，他专办一个《中华杂志》和李敖对上。《文星》和《中华杂志》你来我往，极尽攻守之能事。胡秋原招架不住，竟告到法院。李敖不知道从哪里找到“闽变”当时的报章杂志，一捆捆、一包包的搬到法庭作证，当然，胡秋原的官司又败了。这其间，陶先生（指陶希圣，作者注）是不作任何偏袒的，没有说一句话。胡秋原恼羞成怒之余，竟把箭头直接指向陶先生，说李敖是陶先生的先锋、打手。陶先生沈默不语，不作反应。胡秋原计无可施，于是联络湖北籍的“立法委员”如钱纳水、郎维汉等人向陶先生施压，并向党部陈说。胡又直接找陶先生，陶先生看到目标转移到他的头上，大有野火烧不尽的情势，于是解除了李敖的职务。这大约是民国五十二年的事。37
1962年11月，胡秋原协同郑学稼正式向台北地方法院控告萧孟能、李敖二人。被告中本来也有置身异域的居浩然，由于“居浩然的太太找到了胡秋原的太太，由太太级的出面，双方先行达成和解”38，这让萧孟能与李敖多少感到不快。实际上，惹起这场官司的正是居浩然本人。1962年9月1日，《文星》第五十九期刊出过一封居浩然从英国寄来的短信：
前辈留英同学中有人领过福建人民政府的津贴，因此对于“津贴”两字特别敏感。在他们看来，《文星》杂志不领津贴而能继续出版将近五年，乃是不可能的事情。至于他们办的杂志，照例津贴一停，生命告终。……“闽变”乃是与虎谋皮的反动行为，参加的分子都是投机取巧的败类。……我们应该把个人历史摊开来由大众检视。如有毒素存在，大家来帮助他“自清”。借反对人生攻击的名目来掩蔽见不得人的丑史，乃是一种诡计，我们要毫不容情地加以揭发……（下略）
信中提及的“闽变”39显然是针对胡秋原的，虽然没有公开点名，胡秋原则铁口直断有一股势力正在迫害他。“闽变”是胡秋原本人最不愿提及的一段历史，尽管这与一个人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之中的吊诡心情有关，却无情地被居浩然、李敖等人牢牢抓住，成了论战中“克敌致胜”的强大武器。在《文星》第六十期上，李敖还有一篇《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的奇文，他认为“人身攻击”四个字最严格的解释应该是“为深入研究文字微意而对作者‘人身’所做之必要而无情之调查，以所持的为怀疑态度，故易被作者或‘善意第三人’视为‘攻击’，然此‘攻击’，实无所谓诽谤之意”；同期“旧文重刊”专栏中则刊出“闽变真相”文章五篇，进一步将胡秋原逼进了论战的死胡同。或许出于无奈，胡秋原跑到“立法院”提出质询，又告到法庭，此举无疑等于是要求有关当局出面来“干涉文星的言论”（萧孟能语），胡秋原却也顾不上这些了。萧孟能认为：“胡秋原曾经为了出版法的修订，宣告出版法不废除，他决不再回“立法院”，他说了，也做了，如今为了自己，不但回到了立法院，还要官方来压制民间的言论，自相矛盾，莫此为甚，是一大败笔。笔战讨论的是思想问题，怎么可以打到法院去呢？难怪这件事会搞得腾笑中外……”40不过，也有人持不同看法，柏杨在《妖风》一文中说:"以居浩然先生为首，祭起各色各样的帽子，把胡秋原、郑学稼、徐复观几位先生，祭得晕头转向。一会说他们是汉奸啦，一会说他们曾经反抗过政府啦，一会说他们思想有问题啦……呜呼，论战的主题是‘二加二等于四’，即令人他们是汉奸，反抗过政府，思想有问题，二加二仍等于四，不能就等于五……”
由于胡秋原控告李敖，从1962年底起，李敖所在服务单位“文献会”逐渐感受到来自党政方面的巨大压力。1963年2月，自《文星》刊出李晋芳律师代表萧孟能的答辩状后，胡秋原在立法院的动作更大，徐复观也加入战团，声言“如果和解不成”，他将于3月29日向“总统”报告文星书店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侮蔑总统”。《文星》自然也不甘示弱，依据“刑法”第三一○条第三项提出反诉，要求自诉方提出真实事实，以证明原诉状中“国家档案机关的资料可否如此盗用来作清算私人之用”。胡秋原诉状中的“国家档案机关”，指的是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他指称李敖是“开国文献会”的临时雇员，利用该会得以调借党史委员会资料之便利从事诽谤，且据党史委员会主管函，此事未经其同意，且为其不许，即李敖无权使用而擅自使用，故曰“盗用”。当《文星》卷入司法纠纷，原来颇为支持萧、李二人的陶希圣，这时也无法继续维护李敖了。1963年5月5日，陶希圣飞东京访问，出发之前指示秘书高荫祖转告李敖，希望他在官司未结束以前暂时不必来“文献会”上班，可办理停职留薪。萧孟能对陶的这一处理方式极为不满，在日记中写道：“搞政治的人真是可怕”。李敖也非常难过，觉得自己一年多前因生活窘迫才“上了贼船”。李敖离开“文献会”后不久，萧孟能即安排他担任《文星》主编，李敖主持《文星》编务刊发自己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第六十九期（1963年7月1日）《为“一言丧邦”举证》一文。李敖在文中继续挖苦胡秋原，“不堪造就，竟然老羞成怒，老下脸皮来控告我”，劝他“趁早投笔毁容，批发入山”。
7月，“文献会”秘书高荫祖向台北地方法院正式出具一公函，证明被告（李敖）行为“不发生盗用问题”。为此，胡秋原传他出庭作证，高荫祖在出庭后忽然声明自己愿作调停人。8月29日，调解失败。台北地方法院也在当日宣布辩论终结。在诉讼过程中，胡秋原又追加对方恐吓罪，同时依据（旧）刑事诉讼法第244条（新法第265条），提出被告诽谤和反诉皆牵连诬告罪之追加起诉。9月5日，初审判决书发表，确认两被告为共犯，各罚一千元。法庭采用高荫祖秘书的证词，认为控方用“盗用”二字诽谤了对方，罚胡秋原六百元，并否认被告等的诬告罪，抹煞其恐吓罪。胡秋原不服上诉，要求取消六百元罚款，并追诉恐吓罪。案子随即进入二审程序，先后开庭调查十余次。
这一场闹得沸反盈天的“中西文化论战”，从1961年10月1日《文星》第四十八期刊发居浩然《徐复观的故事》一文算起，至李敖1963年7月1日在《文星》发表《为“一言丧邦”举证》一文时止，总算告一段落，历时二十一个月。其间，双方唾沫四溅，互不让步，打得昏天黑地，难分难解，均使出浑身解数，引经据典以驳倒对方为能事，最后不免个个火眼金睛，忿忿然不可终日。读者们也兴致勃勃地看得眼花缭乱，从帽子乱戴到骂名乱飞，从“图穷匕现”到“你死我活”，却又很少看到这场论战到底存有几分真正讨论中西方文化问题的严肃态度。在这场论战中，萧孟能显然是站在李敖等人这一边，其中既有《文星》本身办刊理念适时渐变的因素，又有经济效益上的莫大诱惑。有人这样认为，自李敖被萧孟能网罗进入《文星》之后，“他助长了文星的气势、风光，也埋下了文星的覆亡”41。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即“萧三爷”乃国民党高官，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充当大陆新闻界的锋头人物而名重一时，亦为国民政府中精明干练的中坚之一。萧同兹曾任“中央通讯社”的社长、国民党中央委员等要职。投靠《文星》的文人正是在萧氏父子的保护伞下，得以在论战期间享有不受言论管制的特权。虽然萧孟能一再强调这场笔战风潮绝非刻意而为之，但他本人挟其财势、社会关系以及显赫的家庭背景，毫无节制地提供论战场所，坐令笔战无限扩大，以致战火蔓延到难以收拾，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论战二十五年后，胡秋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
当时文星歌诵一人，谩骂一世而无人抵抗，只有我抵抗，于是他们以我为对象了。五六月间，我借《世界评论》答复他们。我说“文化问题无战争”，指出他们的理论、知识，乃至对英文术语之误解。他们老羞成怒，到九月间，乃以三十年前闽变之事，给我戴红帽子，要“警总调查”我，并说我“一死不足蔽其辜”。我参加闽变是事实，这早无法律问题，而红帽子是唯一死刑之罪。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法律问题。他们也戴郑学稼先生以红帽子，郑先生控之于法院。我则先由律师警告他们，并要他们道歉，他们不理。于是，在五十一年九月十八日，我宣布起诉，后与郑先生案合并审理。42
徐复观后来与殷海光43也谈到：当初我们少数人，看到中国文化遭受诬蔑，于是共同发心，要为中国文化打抱不平……连年笔战使剩下本已无多的知识分子，两败俱伤。大家的精力和对社会的影响力都抵销了。一场好端端的文化论战就这样以“诉讼”而垂下了灰暗的大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陶希圣认为“在学术文化界的论战史上，在一场论战中忽然发生法律问题，这还是第一次。”44这场论战孰胜孰负，当时谁也说不清。四十多年后，当我们有心来重新审视这场“质变”的论战时，答案其实早已有了：那就是双方皆输。尽管论战双方在对待传统文化及西方文明的认知上可以迥然不同，亦能愈辩愈明，但所欠缺的就是一般公共知识分子理应具有的理性、客观、宽容的态度，与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陶希圣与丁文江、蒋廷黻等人“民主与独裁”的君子之争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在所谓《文星》人物里，殷海光先生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曾是《文星》最推崇的特约撰稿人，文星‘擂台’上闹得最激烈的几个青年，几乎全是出自他的门下，然而自始至终，他没有参加‘文字骂战’和‘人身攻击’”45
……1965年12月25日，《文星》第九十九期尚待排印之时，台北市警局派员直接到印刷厂没收了待印稿件。两天后，台北市长高玉树下达《文星》杂志停刊一年的行政命令。停刊一年期满后，萧孟能申请复刊，未获批准。《文星》从此销声匿迹二十年……46
2004年5月24日，当年“中西文化论战”要角之一胡秋原在台北新店寿终正寝，终年九十五岁。李敖不改四十多年前笔战的尖锐语气，在报端贬抑胡氏一生“立场反反复复”，又说他的妻子“却是极好的人”47，如此极端而又抽象的褒贬手法，不禁让人又想起当年《文星》燃起的那场漫天烽火，曾将那些“踌躇满志”抑或“名满一时”的风头人物一起烧得面目全非，让人慨然系之。只是在飘散下来且留有历史余温的灰烬中，鉴往知来,真不知今天的人们从中能触摸到一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