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为此君狂

  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喧腾了几多时日,终于渐次平静下来。

  其间,好几家报社记者打电话来询问对李敖大陆之行的看法,是因为我在2005年上半年出过一本《与李敖打官司》的书。这本书透过二十多年前台湾《文星》杂志老板萧孟能与李敖的一场财产官司,向大陆读者叙述了李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本书出版之时,并不知道李敖要来大陆,所以根本谈不上如某些人所想象的是借李敖在炒作自己。当记者采访我时,也没有多说什么。其原因是,想表达的在这本书中都已说了,自认为其态度与立场是持平而公正的。也就是说,既没有站在萧孟能一边,也没有故意贬低李敖,只是根据史料将其事实真相和盘托出而已。不过,又正如我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任何一次对于历史的讲述或解读,总会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但我只站在并无大错的那一方。坦率地讲,在两位有着二十年鲍管之交的这场轰天官司中,我是同情萧孟能先生的。无论怎么说,倘若没有当年萧大公子的礼贤下士,以及《文星》杂志所提供的自由空间,恐怕就不会有后来一夜成名的那个李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连李敖本人也不否认:萧孟能的长处是能欣赏人才(李敖回忆录)。

  李敖作为当年台湾威权体制之下的一个异数,以特立独行狂傲不羁的姿态,向国民党威权统治发起了勇敢的挑战,并遭至当局的围剿与打压,这无疑赢得了包括大陆读者在内的尊敬与赞扬,这是一段打动人心的历史。严格地讲,李敖的成名,始于四十多年前台湾那一场中西文化论战,其所依托的言论阵地,就是萧孟能一手创办的《文星》杂志。这一年李敖二十六岁,一笔吴稚晖体的文章,酣畅淋漓,锋利活泼,一场论战下来,暴得大名,在当时台湾勉强可与之相比拟的作家,似乎只有因《窗外》而名噪一时的女作家琼瑶了。当时的研究者就承认,没有读过琼瑶作品的,大有人在,没看过李敖文章的,在台湾知识界,几乎是绝无其人(许逖语)。这场论战缘于胡适的一篇英文讲稿。在这次演讲中,胡适秉承长期以来对待东西方文化一以贯之的态度,对所谓东方文明中的精神成分提出了质疑。胡适的这一观点,遭至著名学者徐复观、胡秋原、郑学稼等人的攻讦与反驳,而以李敖为首的包括居浩然、许登源、洪成完、何秀煌、陈鼓应等人在内的台大中青年学者,则维护胡适这一立场,对此展开了辩驳,一场言论两极、硝烟四起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于焉爆发。论战甫起之时,1962224日,胡适不幸以心脏病猝发而在台北逝世。但论战双方并没有因其哲人已逝而鸣锣收兵,相反更加激烈地将战火蔓延开来,直至后来卷入司法纠纷,双方才怏怏罢手,不欢而散……这场论战包括李敖的成名,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即:台湾社会自1953年以来实施四年为一期的长期经济建设计划,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已历经了两期,台湾的经济社会结构事实上已经松动,在大量引进西方资本、科学技术、技术人才的同时,伴随而入的西方思潮早已将台湾的社会文化结构冲击得摇摇晃晃,当时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十字路口的台湾知识分子,早就希望能在思想上做一个解决,……论战符应了整个台湾现代化过程的最高潮——一种新的文化观,或说世界观的形成(陈正然语)。正是在这种痛苦的精神徘徊与摸索之中,胡适这篇英文讲稿恰好成了某些文化保守人物对变革中的社会发泄不满、质疑问罪、恶语攻讦的机会,深刻地反映了当一种新的文化观乃至世界观正在逐渐形成时所造成的必然困惑与矛盾心理。当时台湾的政治环境极为恶劣,胡适、雷震等人创办十年之久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已遭至当局查封,发行人雷震也因其政治构陷而锒铛入狱。在这样一个白色恐怖时期,人们内心的恐怖与愤懑不言而喻,其视线开始转向刊登大量批判性文章的《文星》杂志,尤其是血性贲张的青年人对《文星》的大胆言论莫不为之而向往。而《文星》杂志的异军突起,命中注定要成为台湾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剌。自李敖被萧孟能网罗进入《文星》之后,他助长了文星的气势、风光,也埋下了文星的覆亡(吴祥辉语),真可谓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19651225日,《文星》第九十九期尚待排印之时,台北市警局派员直接到印刷厂没收了待印稿件。两天后,台北市长高玉树下达《文星》杂志停刊一年的行政命令。停刊一年期满后,萧孟能申请复刊,未获批准,《文星》从此销声匿迹二十年。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文星》遭至这一厄运,完全是因为李敖一个人的抗争所造成的。在客观上,其中的因素是多种的。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文星》已不能见容于台湾当局的威权体制,弄不好就可能成为第二个《自由中国》,这当然是威权政治自身的一种荒唐逻辑,但事实上,国民党当局正是这样干的,这就是一代人与一个时代的悲剧。尽管如此,萧孟能开创的《文星》时代,造就了一个横睨一世的李敖,使他成为天下无人不晓的风云人物,虽然也是毁誉参半,褒贬两歧,但李敖的应时而出确实象征着一种自由反抗的精神,对解构那个专制时代有一定的作用与意义。然而吊诡的是,李敖个人的影响力,往往又与国民党当局对他的打压有着密切关联,这固然是他本人的不幸,但从中也可见,在不同的政治时空之下,李敖的影响力并非是天然的,而是受其制约或与日俱增。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敖更属于那个言论禁锢时代中的独啸者,尽管不乏泼皮之相,却也将专制统治者戏弄得哭笑不得。只是在目前的台湾,李敖的影响力已逐渐式微,而他本人角色的转换,亦即意味着对某种新局面的认同,尽管表面上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立委于他确实为一种试图东山再起的有效形式。

  李敖的大陆之行为何如此之热,且受到隆重接待与精心安排,这其中的原因不好深究,但从李敖在北京、上海三次公开演讲来看,其态度与立场的反反复复,盯着出钱老板的脸色说话,则让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以我个人的看法,李敖虽然长期没有出过岛,但他对于大陆的了解,实际上并不少于我们任何一个人。这是基于他对历史的一种天生敏感,同时又熟悉血脉中的往日不堪故事,所不同的只是这个讲坛和听众有点陌生罢了。但事实上,李敖的演讲远不如他的文章来得好看,尽管他自认为口才一流。若与连战的北大演讲相比,李敖的金刚怒目,缺少政治人物的信念与严谨,对民主宪政的解释让人雾里看花;与宋楚瑜的清华演讲相比,李敖的菩萨低眉,未必是一种真性情,更具一种表演的成分;而在上海的尼姑思凡,更像是一种无甚趣味的草草收场,或许就如他本人所说的是倚老卖老,然而并没有多少人理会李敖老年时的软硬问题。李敖的三场演讲到底有多少文化含量,这就要看一般听众与读者的价值取向了,不好一概而论。但有人认为李敖作为一个民主斗士,秉承了胡适、殷海光、雷震等人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从表面上看是这样,实际上却存在很大的区别。就胡适而言,早年一度对苏俄抱有好感,但很快改变了这一看法。1926年下半年,胡适取道哈尔滨、西伯利亚去欧洲。他在看过莫斯科之后,尽管感到一些兴奋,可还是愿意继续往西去,胡的好友李大钊则对北京的朋友说:我们应当写信给胡适,劝他仍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事实上,胡适不仅在十年之后又去了美国,而且在《漫游的感想》一文中对美国的社会革命大加赞赏,从此对民主制度没有怀疑过。1948121日,胡适在批评法学家周鲠生的一封公开信中谈及个人对苏联的深刻体认:单看我们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略,——老兄,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来对新俄的梦想……”胡适因而要求大家选择民主自由的大方向。李敖对美国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这无可厚非,但李敖较之胡适在民主政治的价值判断上存在异趣,他的立场与态度自有一套实用的认知与标准,其演讲不过是一种消极发言而已,在事先搭好的讲坛上装腔作势,与在一个特定时空下大陆知识分子的积极发言还是两回事。不过,我们从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也可知道,胡适生前对李敖自鸣得意的那篇《播种者胡适》并不以为然,他说在我的年纪看起来,总感到不够……他喜欢借题发挥。他对科学会不够了解,何必谈它……”196212日)李敖的老师殷海光,对李敖一干年轻人的影响虽然不容忽视,但殷海光与胡适先生一样,所提倡的文化方向,与《文星》人物的全盘西化仍有一定的距离,殷海光所强调的是走诉诸科学的道路,其《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是以文化人类学的观点阐述中国文化问题的一部力作。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殷海光忠实于知识,更忠实于良心,他在这本书中说过这样的话:若干知识分子之狂热追求个人的煌大,远胜于追求真理。彼等一般的对个人声名的饥渴,远胜于对真理的饥渴。于是,知识方面的工作被用为达到这类目标的手段……”在那场中西文论战中,殷海光对李敖持失望的看法,他在给其得意门生林毓生的一封信中说:文明即梅毒的怪论,我一再力主删去,无奈该作者拒绝接受。这叫我有何办法?结果外面的人骂我,说我教出这样的门人……”19621012日)李敖在《文星》的四年,是他挑战传统与权威而名噪一时的起始,但他把靠扰胡适以及追随殷海光作为一种策略,在当时都是不争的事实。可人们却忽略了胡适和殷海光对李敖的真实看法,以至于胡与殷两人先后去世,所有的话后来都让李敖一个人说尽了。至于雷震与《自由中国》,李敖从内心是佩服的。雷震出狱时,李敖与友人专程去接,尽管没有接到,却可见当时的心情。李敖在《自由中国》刊发过一两篇文章,未能引起更多的关注。雷震与李敖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雷震不仅坚持批判,同时还诉诸于建设,因而《自由中国》半月刊十年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社会日后在政治上的转型。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并非是什么宏大叙事,有时就在我们的举手投足之间。李敖在演讲中亦称自由主义是内求诸于己,对外求诸于宪法,这话说得确实不错,但如何在确保个人权利的同时诉求于民主宪政,其做法往往又是不尽相同的。我所认识的台湾文史学者徐宗懋先生曾在《凤凰周刊》撰文认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会坚持民主,同时也会拒绝和满腔热血的革命者站在一起。……这不仅是胡适个人的问题,就广义而言,也是百年中国务实改革者的处境,他们提供的进步之道似乎太温和、太长期了,无法满足人们被撩起的一步登天的梦想与欲望。或许,只有革命的路走到尽头,满目疮痍的一刻,人们厌倦战斗,希望好好发展,找出长治久安之道时,如胡适者如沐春风的舒缓调子,才真正令人向往。相形之下,再看李敖其人其事,或许会感到他的批判性往往缺少一种淡泊致远的狷者胸怀,与胡适晚年所提倡的自由与容忍的态度大相径庭。李敖是那种有仇必报的人,对人性的失望导致了人格的失调,他在对待恩人萧孟能的态度上实可反映这一点。在李敖看来,这样的事情或许是小事,甚至颇多快意。但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讲,我们不仅要看他说了些什么,还要看他究竟做了些什么?而其中的私德也将构成一个人物公信力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文明既褒扬人性之善,同时又鄙视人性之恶,对所有人都是如此。

  在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年代,李敖的作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大陆流传开来,并赢得相当一部分读者的喜爱,这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对于人性遭至压抑已久的一代中国人来说,如同打开一扇门窗,呼吸到扑面而来的自由新鲜空气,其中的精神需求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随着台湾社会的转型,以及大陆文化知识界历经波澜的几度反思,李敖的文化品味与思想取向与大陆的现实开始出现反差,对于日趋成熟的读者来说,当年的那种惊奇与羡艳正逐渐减少,或许正如台湾学者在总结一代知识分子追寻民主自由这一艰难历史进程时认为的那样:在趋于多元化发展的今日,知识分子逐渐拥有言论自由,与公共论坛的空间时,是否能抗拒现实政治权力的诱惑,而能琱[以批判态度看待政治事务,则是值得深刻省思的……(任育德)李敖的这次大陆之行,虽然冠以文化之谓,但其文化含量究竟有多少,遭至一些媒体的质疑(《羊城晚报》)。如果说,李敖搅局式的表演对一个多元价值的社会来说,并非是一件多么坏的事情,那么其轰动效应至多恐怕也只能是这样了。这并非是由于李敖缺乏左右逢源的才智,而是大陆知识界拒绝商业化、庸俗化的一种表现,其冷静而客观的态度,也就无怪其然了。因此,从我们自身的实际处境去审视,大可不必为此君狂。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一期,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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