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陶希圣与“高陶事件”始末

口述◎陶琤 主笔◎李菁

从政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炮火连天的晚上,几天前刚突袭珍珠港的日军开始进攻香港,他们从九龙发炮弹轰炸港岛,油库烧了,房屋也烧了,整个天空都被映得通红。

炮声隆隆中,父亲长叹了一声后很严肃地对我们说:“将来你们一个一个都不要搞政治,还是学点一技之长,自己养活自己吧。”父亲的话,我们一直铭记在心,长大后,我们兄弟几个既不学政治,也不参与政治。

时隔60多年再回顾父亲当时说的话,我相信那是他根据自己的前半生经历,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最真实的感慨。

父亲是湖北黄冈人,1915年,16岁的他投考北大预科,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人攻读国学。北大毕业后,他作过教员、当过编辑,很快就因为参加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而声名鹊起。

上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父亲提出,中国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而是士大夫和贵族结合起来剥削平民的社会。但在历史学家看来,陶希圣的社会史是“旁门左道”,因此也引起很大争论。父亲第一次论战的论文后来结集成《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出版,一时洛阳纸贵,销售一空,4年之内一共印了8版。

19271月,父亲被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聘为政治教官,与国、共两党有了实质性接触。在他担任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咸宁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期间,因为禁止农会书记随便枪毙当地农民,被指控为“反动军阀”,在陈独秀帮助下才得以保全性命。父亲因此对陈独秀感激终生。陈独秀落难时,父亲也鼎力相助。1938年,康生写文章批判出狱不久的陈独秀每个月从日本人那里领300块钱的津贴,陈独秀也拒绝说明钱从哪里来的。其实那是父亲以他主持的“艺文研究会”的名义资助给陈独秀的。

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扮演着“亦政亦学、亦朝亦野”的角色。1931年我出生,我8个月大时,正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教书的父亲接到北大邀请,回到母校讲授中国社会史,在北大的6年教授生涯,父亲陆续出版四卷本70多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次论战结集出版的《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被当时的知识分子争相阅读,一版再版。

中国社会史论战持续了5年,父亲后来突然醒悟:与其花时间打笔仗,不如退到书房里好好读书。193412月,父亲创办《食货》半月刊,主张以史料的整理与分析为基础,根据史实立论重写中国社会史。当时为《食货》撰稿的青年学者俨然形成了“食货学派”,声望相当高,开启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新风气,甚至于学界称那段为“陶希圣时代”。

1937年,38岁的父亲成为北大法学院政治系主任,那是他一生学术成就的最高峰。我相信,如果不是抗战爆发,父亲会沿着纯学者之路顺利而成功地走下去。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邀请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庐山牯岭举行茶话会,父亲与胡适、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等都在受邀的著名学者之列。蒋介石在此次会上正式宣布“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抗战决心。蒋介石在下山之前,单独召见了父亲。他可能当时也没预料到抗战会打那么久,还对父亲说:“你在北平干得不错,回北平以后好好干,指导言论。”父亲听罢很惶恐:“我指导谁?”“那些宣传人员。”父亲又问:“我怎么指导他们?”蒋介石说:“我让他们听你的。”蒋介石一直对父亲令眼相看,他可能觉得父亲的见解很清晰,在与共产党论战中占了上风。父亲形容自己的立场“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是中间偏左的立场,蒋介石也许很想争取他。牯岭茶话会后,父亲到南京加入蒋介石的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从此弃学从政。

“和平”

加入侍从室第五组,是父亲涉足政治的开始,也是他卷入波诡云谲的政治漩涡的开始。父亲后来曾说:“我这一辈子,读书、演讲、写文章、上课,连我自己都没想到作什么翻江倒海之事。”在我看来,他从事政治,并不是为了什么利益,因为那时他在学术上已很有建树。“九一八”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出于“精英意识”而介入现实政治,父亲也是一样,他基于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以为出来登高一呼,可以凭一己之力解决一些问题。但他的理念与抗战现实,究其根本是不一样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学者文人常到周佛海家里的地下室里躲避空袭。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的悲观情绪,认为取得抗战胜利,只是“唱高调”,久而久之形成所谓“低调俱乐部”。“低调俱乐部”里的人认为,不要光喊口号,还是要坐下来想想怎么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在他们看来,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和平,是更好的方式。

常常在“低调俱乐部”走动的人包括陈布雷、胡适、熊式辉、周佛海等。父亲也是“低调俱乐部”里的一员,在父亲看来,主和不是投降,谈判也绝非通敌,和与战并非不可兼容。19378月初,胡适与父亲两人联名写了一封密函,通过陈布雷转给蒋介石。父亲在信中建议:尽量避免大战,大战会把中国的现代化与经济建设倒退十几年。胡适则建议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日纠纷,为此他还向蒋介石推荐了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高宗武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大学,素有“日本通”之称。

蒋介石收到这封密函不久,便派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胡适自此也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系。半年后蒋介石又派高宗武到香港,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这些举动显示当时的中国政府还是想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而父亲与胡适的密信对蒋介石多多少少是有些作用的。

日本方面,少壮派掌权的陆军本部对华态度强硬,而参谋本部见3个月不能亡华,则有些动摇,他们也有通过德国大使馆调停之意。但是,在陶德曼奔走期间,蒋介石始终不表态,他在等待国联的态度。不幸的是,国联连“谴责”二字都不敢说。中日宣布断交,近卫文麿发表宣言称“不以重庆为对手”,而日本参谋本部并没死心,见调停不成,他们把谈判对象瞄准了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

这个信息是高宗武带回来的,19386月,他从香港偷偷去了日本,与新上任的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等秘密会谈,因为日本之行未经过蒋介石首肯,高宗武一时滞留香港不敢回国,而是通过部下周隆庠带话给蒋介石。汪精卫初闻此讯,还对父亲说:“我单独对日本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绝不瞒过蒋先生。”话虽如此,但是汪精卫内心深处,对当蒋介石的副手一直是心有不甘的,加上陈璧君的鼓动:孙中山指定的接班人为何屈居蒋介石之下?他渐渐有所动摇。汪精卫身边的人于是开始以他为中心,与日本人开展所谓“和平运动”的谈判,父亲也是其中一员。父亲一直认为,和平谈判不代表投降,谈判与战争不相悖,很多国家都是边打边谈,谈判也是取得战争利益的一种手段。

高宗武的秘密日本之行,让蒋介石非常生气。几年前,蒋家后人把蒋介石日记送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暂存,我正好住在旧金山,有空便去看蒋的日记,我很注意日记中关于这一段的相关记载——蒋日记里写道:“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他停了高宗武的活动经费,但是暗地里,周佛海仍出钱资助高宗武的副手梅思平继续“和平谈判”。

193811月,高宗武与梅思平两人先后到了上海,与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两位军方代表进行了3天的秘密谈判,签订了一个《日华协议记录》,史称“重光堂密约”。梅思平将秘密协议草稿带回重庆,面交给汪精卫。汪精卫召集会议,陈公博、梅思平、陈璧君与我父亲参加,大家觉得这个条约中的“尊重中国主权、撤销日本法外治权、考虑归还租界、不要求军费赔偿、两年内完成撤兵”等条款并不苛刻,可以接受,于是让梅思平回香港与日本人继续谈判,并要求日本安排汪精卫等人到安南,离开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歧途

父亲在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任政治教官时,便与汪精卫结识,成为具有汪系色彩的学者之一。虽然他后来暂避政治,却一直铭记汪的一份“知遇之恩”。抗战爆发后,因为上海南京相继失守,父亲随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在那里,他和汪精卫的关系再度密切起来。因为父亲生前从未向我们讲过他的心路历程,所以我也无从知晓当年他的真实想法。在我看来,“重光堂密约”给了他很大信心,他以为能凭借他们的谈判给饱受战火摧残的中国以“和平”。于是,他选择了汪精卫——19381219日,父亲与周佛海、梅思平等人跟随汪精卫夫妇从昆明乘包机飞到安南(越南)河内机场。这也是父亲人生一段歧途的开始。

按照约定,汪精卫到达河内后,日本方面发表愿意撤军的声明。之后,便由汪精卫号召对日和平,另立中央政府,结束中日战争。三天之后,他们等到了近卫文麿以首相名义就日华关系发表了第三次声明,却只字未提两年撤军之事。汪精卫大失所望,陈公博与父亲觉得日本人在骗中国人,他俩劝汪精卫不要继续下去,去欧洲远离是非之地,但周佛海与梅思平坚决反对。

面对自己集团内部的争执与分裂,汪精卫很是动摇,他又觉得自己之前答应过近卫:一旦近卫发表声明,他要响应。19381229日,汪精卫起草了一份电报,响应近卫文麿的第三次声明,他把电报交给陈公博、周佛海与我父亲三个人,让他们带到香港交给《南华日报》主编林柏生发表。被看成汪精卫一派的顾孟余在香港看到了电报文稿后,也坚决反对:“万万不可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陈公博说:“汪先生交待,我们不敢不登。”

1231日,香港报纸发表了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注:“艳”即代表29日),它公开要求蒋介石接受近卫提出的所谓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谈和原则,这份声明引起当时整个中国的愤怒和声讨,就连蒋介石也在日记里说:“不料精卫之糊涂乃至于此,诚无可救药矣。党国不幸,竟有此寡廉鲜耻之徒……”尽管蒋介石大怒,但他没有马上采取什么激烈手段,毕竟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是二号人物。而国民党元老态度犹为激烈,不久,重庆方面宣布开除汪精卫国民党党籍,撤销他的一切职务。

不料就在“艳电”发表的几天后,近卫文麿却突然宣布辞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很快就落了空。而原本答应响应他“和平运动”的地方军阀龙云、张发奎、何健等也变了卦。汪精卫左右为难,很是消沉。高宗武、陈公博与父亲一起劝汪精卫就此打住。汪精卫说:“那我应该怎么办?”高宗武说:“你不是一发脾气就去巴黎吗?你再去一次好了!”此时,蒋介石正好派谷正鼎送外交护照给汪精卫,也劝他到欧洲避一避,汪精卫也有点动摇。

但谁也没料到,在此关头突然发生了一场刺杀事件。

1939321凌晨,军统派出的特务潜入河内汪精卫的住所行刺,结果却误杀了曾仲鸣。侥幸逃生的汪氏夫妇坚信杀手是蒋介石派来的,汪精卫认为蒋介石在与他玩两手策略,因而对蒋介石愤恨不已,自此与蒋正式分道扬镳。

刺杀事件发生后,重庆方面始终不置一词,也不对汪组织的激烈质疑作任何回应,直到40多年后,当年参与者才陆陆续续打破沉默。当年参与刺杀汪精卫的人,一个叫王鲁翘,后来成了台北市警察局长,他算是具体执行人员,对更高层面了解有限;另一位叫陈恭澍,他曾写过回忆录《河内汪案始末》,他后来又被汪精卫伪政府的特务组织“76号”逮捕而又成了“76号”的人,所以他的说法也显得扑朔迷离。军统很多事情都是戴笠负责的,而戴笠1946年因飞机失事去世后,汪精卫遇刺之事便成了悬案。

因为父亲的缘故,多年来我一直在搜集这个时期的资料。我在蒋介石日记里看到,在刺杀汪之前的一个月前,蒋介石曾召见过汪的某好友,要他到安南安抚汪精卫,但未提送护照之事。322日,蒋的日记里有一句话:“汪遇刺未中,不幸中之幸也。”当然不同的人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蒋是要把日记留给后人看的,所以故意撇清自己,我觉得此话值得玩味。我也希望寻找更多的旁证。

我又翻译了高宗武完稿于1944年的英文回忆录,他在书中对汪被刺的另一个推断是日本人干的,理由是日本有情报知道汪精卫有所动摇,故意制造这样一个事件离间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不过不管是谁干的,动机如何,结果是汪精卫从此一头栽进了日本人的诱降圈套。

日本获知刺杀事件后,为了汪精卫的安全,决定派人赴河内营救汪精卫去上海。影佐祯昭等带了一艘5000多吨的“北光丸”货轮,劝汪精卫搭乘。汪精卫答应随行,但坚持坐自己租来的的760吨法籍小轮船。因海上气候恶劣,小船被刮到小岛上不见了,日本两只大船找了两天才找到。

悔悟

父亲把艳电带到香港之后就留在那里。此时,国内一致的批汪舆论,已经让他开始心生悔意。父亲给胡适写过一封信,虽然流露出失望之意,但此时仍为自己辩解,认为汪精卫留在河内的活动不是“反蒋”,而是“从事和平”。

8月,汪精卫不断写信来,劝父亲去上海,说他需要父亲的帮助,同日本人谈判。父亲本不想去,他给学生何兹全写信说:“悬挂在半空中,去也不成,不去也不成。左右为难。和为蒋和,战为蒋战,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而在给姐姐的家信中父亲说:“从前我把周佛海、梅思平引见汪先生,现在竟成为我良心上的苦痛,这是我追随汪先生十余年来惟一对不起他的事。现在便是想赌着生命到上海去纠正他们,以尽我心。”现在看来,这些观点都是出于学者的天真的幻想。

何兹全是与父亲关系最密切的学生之一,他评价父亲好面子、遇事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虽然此时已对所谓的和平运动产生动摇与怀疑,但父亲还是又一次选择了汪精卫。1939826日他从香港到了上海,住在愚园路113660号。8月底,汪精卫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定周佛海为“中央”秘书长、梅思平为组织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长。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随即下令通缉这几个,但略有蹊跷的是,“陶希圣”的名字却没有在通缉名单之列。这一点引起汪精卫及日本人的猜疑。

111日,汪精卫成立的“新政府”很快又与日本展开新一轮谈判。日方首席代表是影佐祯昭,汪方首席代表是周佛海。影佐拿出了一份《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父亲五个人看了,觉得这份草案面目全非,不但与重光堂谈判时的条件差距太大,甚至连近卫的声明都不如。

如果说父亲以前还对“和平”心存幻想的话,那么此时,他的幻想已完全破灭。第一轮谈判中,双方吵得很厉害,而父亲两次写信给汪精卫和周佛海,要退出谈判。

谈判一直延续到12日,但仍有17项问题无法解决。其中驻兵和撤兵问题,双方争执不下。父亲找到陈璧君:“请你告诉汪先生,如果这个谈判答应的话,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矿业到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日本人全要!这份‘要纲’实质是德苏瓜分波兰之后,日苏再瓜分中国。这不是我们要的‘和平’,所谓谈判,不过是这一瓜分契据,由几个中国人签字而已……”

陈璧君将此话转告给汪精卫,汪听后也潸然泪下:“他们要我签,我就签吧。中国不是我们几个人卖得了的。”他对高宗武说:“看来那些主张抗日的人是对的,而我们错了……”他找影佐,表示要中止谈判,将移居法租界,闭门思过。影佐低着头,一面听一面笔记,听到后来,两泪直流,滴落在笔记本上。汪精卫心有不忍,认为影佐还是有诚意的,他回来讲述这一场景,父亲反问:“先生你相信影佐的眼泪吗?”周佛海打断他的话:“希圣,你太刻薄了!”然后又与梅思平一起说:“已走到这一步,还有哪条路走?”

影佐回东京后向陆军大臣汇报,没想到碰了个大钉子,日本陆军部次长阿南惟几反问他:“你们两个中级军官有权决定吗?你们二人能影响政府吗?你对得起在中国阵亡的日本军人吗?”有趣的是,这位阿南惟几的儿子就是后来曾出任驻华大使的阿南惟茂,他对中国态度很友好。

这段时间父亲一个人在上海,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住在愚园路汪的“总部”,他陷入极度的苦闷与绝望中。有时候他的学生去看他,他跟学生说:你到香港去告诉师母,我在这里处境很困难,但又脱离不了,我现在只想到怎么去死,是触电还是跳水、跳楼。我实在活不下去了。他写给母亲和姐姐的信里也满是类似的绝望之语。

母亲在香港听说后,果断地决定去“救”父亲。19391213日,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孩子,从香港到达上海,在法租界租下一幢房子,让父亲有了离开愚园路的理由。

不久,父亲得到通知:汪精卫决定在1226日召开“干部会议”,最后审议谈判条文。父亲回信,表示不想参加。但汪精卫亲笔致信父亲,要求他“宜以毅勇精神,担当一切,即有非议,置之不顾。”父亲不忍拒绝,只得参加。

那天的会吵得很厉害。4个人就分成了两派,父亲跟高宗武是一派,强烈反对签字,而周佛海与梅思平是一派,冲突之激烈连汪精卫都说:“这样下去要杀人流血了!”陈公博从香港来探望汪精卫,听了大惑不解,问及父亲,父亲回答:“杀人流血是不可能的,但现在纵然意见不合又有什么办法?”陈公博不想搅和进去,赶紧回到了香港。

1226日下午,汪日谈判正式结束,决定1230日与日方共同签字。父亲后来回忆,那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父亲回到家,便一头扎进卧室里再也不出来。父亲他们每人配有一把手枪,母亲把枪拿了过去。母亲问:“陈公博可以走,你为什么不能走?”父亲说:“我在监视之下,走不了。”母亲问:“你打算签字?”父亲回答:“不签便死在这里!”母亲又问:“签字呢?”“签字比死还难看!”母亲说:“我把全家的生命带来上海换你逃走。如果走不出去,我们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

第二天父亲便给愚园路汪公馆打电话称病告假,30日,汪精卫与日本人的签字父亲也没参加。我记得那段时间他整天胡子拉碴的,脸色苍白,很少说话,一回来就上楼,一点笑容都没有。母亲不让我们大声说话,怕吵了他让他生气。实际上,那时候父亲已几近崩溃,也是真的病倒了。

逃脱

30号晚上,家里突然来了位不速之客——高宗武。父亲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的:他躺在床上,对高说:我们俩都被监视了……高宗武只说三个字:走了吧。父亲说:13号、5号、7号都有船,我们搭哪条船走?高宗武说,13号是美国总统号,比较安全,不如我们就搭总统号吧。

高宗武后来回忆说,他到我家探望父亲时,其实早已买好了两人的船票。其实在此之前,高宗武与父亲并不是很熟识。但为什么高宗武会那么大胆地向父亲提出“逃走”的想法呢?

因为父亲生前对这一段谈之甚少,我特别仔细看了高宗武的回忆录,它给了我许多启发。高与父亲心理上有相通之处,早在汪精卫带他们去南京时就开始了。19399月,汪精卫带着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与父亲几个,去南京与日本人谈判成立“新政府”。这期间过得很不愉快,他们感觉所谓的“和平谈判”都在日本人的压力下进行的,双方不对等,自己没有尊严。高宗武回忆,汪精卫自己也很不高兴,言谈间称“小日本”,有一次汪精卫问高宗武:“你要不要听最激烈的反日言论?到我房间来听。”然后他们一起在房间大骂日本人。

离开南京时,日本华中司令山田中将在一幢洋房里宴请他们,高宗武吃到一半突然脸色苍白,几乎昏厥,周佛海搀扶他上楼休息,怀疑高中毒了,高后来说:我是被这些准汉奸的丑态气晕了。

在对日谈判过程中,汪精卫集团内部分歧颇多,父亲与高宗武在与周佛海等人的争吵人探知了彼此的立场,他俩也一直被日本视为“强硬派”。汪精卫与周佛海也察觉到父亲与高宗武态度的变化,当时有人密告父亲,李士群、丁默村的“76号”,正在计划刺杀他,高宗武也被特务监视。父亲对丁默村心有畏惧,他对高宗武说:丁会杀我们的。

父亲后来在回忆录里面说,194013号一早,他坐家里的车到了和平饭店,告诉司机:“你先回家,我要车时会打你电话。”进了饭店他立即由旁门出去,叫了辆车上了码头,悄悄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船。

父亲与高宗武都是用假名字登记上的船。上船之后他们把自己的假名字和对方的假名字都忘了,互相在旅客名单里查了半天也找不出来。好在两人后来在甲板上又碰到了。他们在船上商量到了香港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后来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揭露密约的那封信,就是在船上起草的。

在此期间,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人是杜月笙。抗战期间,杜月笙虽然人在香港,却帮着国民政府做了许多抗日救亡工作。高宗武在谈判后期心生悔意决定退出汪精卫集团时,暗中与杜月笙取得了联系,杜月笙马上命令他留在上海的“大总管”万墨林营救高陶二人。杜月笙的命令来自重庆蒋介石,这是很确定无疑的。不过他们之前不太确定的是父亲究竟是否会同意走。于是有高宗武上门试探之举,但父亲之前完全不知道来龙去脉。

早在日本人与汪精卫谈判期间,高宗武已经寻机把谈判密约拍下了照片。15号一到香港,高宗武立即把他拍下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交给杜月笙,杜月笙7号乘飞机直赴重庆,面交蒋介石。虽然蒋介石已经拿到了密约,但他并未马上公之于众,因为杜月笙告诉他:陶希圣的家人还在上海。蒋介石答应等到我们都脱险后再公开。杜月笙不止一次营救过我们。父亲在香港期间,“76号”仍寻机刺杀他。杜月笙一直派人暗中保护我们,我们全家后来从香港逃难到桂林,一路上也都是杜月笙的人护送的,当然这最终也来自蒋介石的旨意。

回归

“胡佛”号轮船一离开吴淞口,父亲立即从船上发了一封报平安的电报给家里,一接到电报,母亲开始准备全家秘密离开上海。她悄悄到码头买了船票,但万墨林派了一个人到我家里带话给母亲,说买票的事已引起特务的注意,这样走有危险。

母亲转而做了一个更冒险的举动。母亲主动打电话打汪府,要求见陈璧君。母亲带着姐姐到汪府。看到陈璧君后她作了自我介绍,陈璧君问母亲有什么事情,母亲说:希圣到香港已经五六天了,我很怕他在香港说不得体的话、会见什么人,我想赶快把他劝回来。陈璧君将信将疑。

这时正好汪精卫下楼,听到了她们的对话。他对母亲的话深信不疑,说:“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只要希圣回来。”他还上楼拿了2000块钱给母亲:“快去快回吧,要我派人送你吗?”母亲赶忙谢绝。母亲又说只带两个没上学的孩子去香港,把三个大的留在上海,实际上是暗示把我们留作“人质”。陈璧君有点放心了。

113日,在十六铺码头,琴薰姐、泰来哥和我,我们三个大的送母亲带着晋生与范生两个弟弟搭船,姐姐在码头嚎啕大哭。那年我只有9岁,只知道情况危急,什么时候再见、能否再见都一片茫然,回到家里,我一个人对着墙上的父母亲合影,痛哭流涕。

那段时间,我们住宅附近突然多了许多形迹可疑之士,万墨林托父亲的学生告诉姐姐,要提防身边的“76号”特务。那时上海很洋派,圣诞节像西方一样,姐姐故意装作很喜欢呆在上海的样子,逛商场,带我们看了两场电影,我还有印象,是《飘》和《绿野仙踪》。一星期之后,姐姐带着我们,在万墨林的安排下兵分三路逃到码头,上了一艘小电船。直到驶出吴淞口进入公海,我们姐弟三人才敢相见,不免又痛哭一场。

到了码头后,父亲的学生连士升把我们送到家,车一到门口,姐姐就冲了进去,连连叫着“姆妈”,抱着母亲痛哭不已。虽然我们分开只有7天,但那一周是最煎熬的一周,再见面真的有恍如隔世之感。我后来才知道,在杜月笙交待下,万墨林暗中部署了强大火力,准备万一有情况发生,不惜与敌人火并。

我后来知道,1940121日我们乘坐的船刚刚驶出上海,香港《大公报》便收到父亲与高宗武联名写的公开信以及那份“汪日密约”,我们到达香港那天,“汪日密约”在香港、重庆、昆明、上海等地同时见报,这份密约全文公布,一时震惊中外。1940120号蒋介石日记里写:汪逆已飞青岛开会其秘约即速发表。显然他已得到我们安全离开上海的情报。

母亲把我们5个孩子成功地救出来后,陈璧君很生气:她先生骗了我,我又被老太婆(指母亲)骗了!

母亲是中国传统的家庭妇女,但关键时刻,比父亲有决断力,在大是大非面前,深明大义。她和父亲是指腹为婚的,父亲逃到重庆后,给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姐姐写信说:你妈妈很坚强。大劫大难,如果不是有她的话,我们不会有今天。

194015日,汪精卫等人在青岛与北方的梁鸿志、王克敏这些人开会,接到高、陶逃跑的消息后,汪精卫生气、难过之余,并没有破口大骂,只是说早就发现高陶这两个人不坚定。而周佛海对高陶二人的举动很愤怒,据今井武夫回忆,周佛海一提起这件事就泪流满面,气得不得了。他说,他们两个要走我可以理解,可是他们把密约发表了,是大大地不应该。周佛海甚至在日记里说“高、陶这两个动物,势必杀之”。很多人认为父亲与高宗武此举背叛了汪精卫,高宗武曾说:“此次举动,论私交不能如此作,论公则不能不如此作。感情与理智冲突之痛苦,莫可宣言。”其实父亲何尝不也如此?

那一年,我上小学四年级,和父母在香港团聚后,我最大的心愿是不要再东奔西跑,能老老实实地在一个地方把小学念完——我的小学整整换了6所学校,最终是在重庆读完的。父亲在香港办了“国际通讯社”,和知名学者讨论中日战争、苏联及欧战等,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将来宁愿流落海外,让国人忘了他。

但短暂的宁静很快又被打破。1941128日,日本突袭珍珠港的第二天,日本飞机便开始轰炸启德机场,不久英军宣布投降。日军一来,父亲必将成为日本人追杀的对象,母亲劝说父亲一个人先走,于是他经过朋友联络到一个潮州人的还乡团。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一个朋友买了一个椰子壳,在家里点一个小油灯烤出椰油来,把脸擦得黄黄的,像一个大烟鬼一样。19422月,父亲一路走了17天,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捕,历尽艰险回到重庆。

一回到重庆,陈布雷马上带他去见蒋介石。蒋先生说:你回来了,很好,你马上开始做宣传方面的工作。父亲有失眠的问题,本来想开口说等休息几天再工作,陈布雷偷偷捅了捅他没让他张口。出门时陈布雷对父亲说:你跟老先生说失眠,他也不懂,他军人出身从来不失眠。父亲和陈布雷的关系非常融洽,我印象中的陈布雷瘦瘦的高高的,脸很苍白,陈布雷后来在南京自杀,父亲接替了他的工作,替蒋撰写文告,被视为蒋的又一个“文胆”。

父亲很快被任命为侍从室第五组组长。学生何兹全问他:既然已经脱离了政治,为何又要回到蒋身边?父亲半是自嘲地说:“你有所不知,如果不在蒋身边工作,不知多少人指着我骂我;现在我在这里,他们背后可以骂我,当面却要奉承我,说我好话。”蒋介石对父亲一直很好,蒋介石很重要的两本书《中国之命运》与《苏俄在中国》都是由父亲捉刀代笔的。

对蒋介石,父亲是内疚加感恩的心态。父亲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算是“大隐隐于朝”。据说当年也是蒋介石亲自把父亲的名字从那份通缉名单里钩掉的 “高陶事件”发生后,还有人揣测父亲是蒋介石派到汪精卫那里的卧底。我认为不可能,一是父亲的个性和人格不适合,二来客观上讲,从技术上也有难度。他不懂得电台那些东西,在上海的家里,又是司机又是佣人,都是特务派来的。对于自己的拥汪(精卫)又脱汪,父亲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觉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

▆沧桑

“高陶事件”后,高宗武退出政坛,蒋介石给了一笔钱让他出国,他最终定居美国。蒋介石对高宗武的态度,显然有异于对父亲的。也许在蒋介石看来,高宗武的身份是政府官员,官员做了违反长官意志之事,必然要遭受惩罚,而父亲的身份更是学者,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没担任过任何职务,学者本来就好高谈阔论,犯错在所难免,因而对父亲网开一面。

高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没有背叛蒋介石,他认为蒋当年发脾气是一时的,汪精卫曾取笑高宗武:“你始终忘不了蒋介石。”蒋介石还派陈布雷去慰问过他。胡适任驻美大使时,高宗武还时常去使馆与胡适会面。这事给在重庆的国民参政员傅斯年知道了,傅是个直筒子大炮脾气,当即在议会中大骂高宗武“高逆”、“高丑”,竟然在使馆走动。自此之后,高宗武不敢再露面。

1967年,父亲去美国访问时见到了高宗武,高宗武住在华盛顿一幢很简单的公寓里,两个人在华盛顿的顿巴敦橡树园椅子上长谈,大哥在旁边,不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只是给两人拍了张非常宝贵的合影。

父亲一直对汪精卫怀有内疚之情。他对汪精卫的评价也相对温和,他说汪欠缺判断力,“自误”,没有抗拒日本人操纵的勇气。一直到晚年,只要提到汪精卫,必然是“汪先生”,从未直接喊过名字。1944年我们一家在重庆时,传来消息,说汪精卫死在名古屋医院的地下室里。重庆报纸上有“汪逆”“毙”的字眼,父亲对母亲说:“汪先生过世了。”片刻,又长叹一口气说:“死了也好……”便没有再多说。

父亲早年跟周佛海关系很好,《食货》便是周佛海创办的新生命书局出版的。在周佛海被关押期间,他的夫人杨淑慧四处托人救周佛海,结果受了军统特务不少的骗。有一次她到我们家里来,父亲还劝她不要于盲目找人,唯一可以救周佛海的人只有蒋先生。但她像落入海里的人一样,任何一人的话都视为救命稻草,最后钱财被骗得精光。19482月,周佛海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

陈公博与周佛海一样,早年参加过中共一大。高宗武从汪精卫那里逃出来后,在香港见了陈公博。陈公博质问高宗武:“你们两个都走了,汪先生怎么办?”陈公博自幼受侠义思想影响,在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中,他本来是个若即若离的人,但听说高宗武与我父亲“背叛”汪精卫后,却死心塌地地追随汪精卫以示忠心,最终因汉奸罪被处死。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这些人本来都是很有学问、也有很有抱负的人,最终却以这种方式定格在历史上,想起来无不令人扼腕叹息。

梅思平的弟弟叫梅仲协,梅思平被捕后,他为了救哥哥亲上庐山求见蒋介石而未果,梅思平仍被枪决。梅仲协对我父亲不肯谅解。梅仲协的儿子跟我是台大好朋友,但我们大家从不谈父辈的事。命运有时很奇怪,我后来在南洋工程界建水泥工厂,认识了一位美國同行陈炳森(Philip Chen)——我后来知道他竟然是陈璧君的弟弟,我们两个人很谈得来,但彼此心照不宣,我也特别关照他的生意。到我们这一代人,基本已经可以超越上一代人的恩恩怨怨了。

坦率地说,直到现在,我每次看到“汉奸”这个字眼,心都会隐隐作痛。汪精卫1940330日组织南京伪政府之前,不能算汉奸,应该称为“汪组织”,之后才叫“汪政府”。

父亲的性格严肃,因为长期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他出言谨慎,也不轻易透露他工作内容,我们也不敢问。他在世时,我跟他有很多相处时间,尤其是到了晚年,相处时间更长。但对于那些往事,他从来都是轻描淡写地提及几句。

很多人形容父亲的人生轨迹为书生“误搞政治”。父亲是国民党的核心人物,难免有些政敌,也有不少闲话,认为他有污点,对于这些议论,他只有一笑置之,但我相信他内心深处还是充满苦楚的。有一年我们夫妇回台北,住在父亲出版社的家里。有一天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对我內人说:我这个人,“贪嗔痴”三个字,“嗔”心我老去不掉——嗔就是"动怒",我明白,父亲心中还有很多解不开的怨和恨。但这些心结、这份心理压力,他从来不与外人说,即使是对我们。

父亲的另一个心伤应该是姐姐陶琴薰。19495月,父亲与蒋介石乘军舰到上海吴淞口一带,他特地请求蒋介石稍停兵舰,再给我姐姐发电报,希望她跟他一起走,并派一只小汽艇想接姐姐到吴淞口会合。这是父亲身居要职数十年,很少有地为个人私事向蒋介石张口。而蒋介石竟然也特许了这个要求。但姐姐和她的丈夫选择了留在大陆。姐夫沈苏儒是沈钧儒的堂弟,他们的选择也或多或少地受沈钧儒的影响。

在共产党公布的国民党首批战犯名单里,父亲位列第41位。在新政权下,身为“战犯”的女儿,姐姐面对的生活可想而知。1954年,姐姐被调出工作单位全国总工会,姐夫下放农村。1978年,患上急性类风湿关节炎的姐姐在病痛中去世,年仅57岁。此时,母亲已去世3年。父亲在海峡这一端,写下:“生离三十年,死别复茫然;北地哀鸿在,何当到海边。”

198710月,90岁的父亲给我写信说,自己这一生,“前一半抽烟,后一半喝茶。80岁有感慨,90岁自觉轻松,连感慨都没有了……”父亲说他一生是教授,是记者,不知为何,却恰恰不提政治,政治对他来说,似乎只是好茶喝尽剩下的淡水与残渣罢了。这是父亲给我们的最后一封信。第二年6月,他在台北去世。“书生论政,论政犹是书生。”这是父亲为自己一生留下的评语。恰似陈布雷自杀前那句“参政不知政”的自嘲。同为“文胆”,他们仿佛隔着时空,发出同病相怜的一声慨叹。

 

原载《三联生活周报》2008年第34期(2008.9.15

[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