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云章其人与事

 

范 泓

 束云章为中国近代金融实业界一代耆英,终生笃行“金融实业报国”而功成不居,其德义才能,实可风世励俗,为后人效法。但历史已然不知翻过多少页,在今天,知道束云章这个名字的人肯定不会太多了。 

一,从中银一小职员做起 

1915年,年近三十的束云章经由推荐考选,始入北京中国银行,任职总管理处。

此时中国银行由大清银行改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银行,虽采行英美新制,“许多清季官场风气,还是非常浓郁。行员称为师爷。若干人存有半官半商半中半洋的僚气”。束云章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英文部预科,入此行非科班出身,受到歧视,少不了一番历练。试用期间,自习会计及银行簿记,总算升到了“领组行员”,也就是管发行。一般说来,银行的主要业务分为存、汇、放,发行工作似乎有点“无足轻重”。束云章却是谨饬缜密,不习流俗,在发行“暗记券”钞票时,千方百计扩大了发行额,受到总管理处的重视。所谓“暗记券”,是指不属于本行范围的外地银行钞票。钞票上面有暗记,本行代为发行而已。只要缴到对成现金就可发十足的钞票,等到外地那家银行从市面上兑回这批钞票,超过50%后,才向本行索补差额。因此可用少数的现金准备,来扩大本行的金融周转。在通行硬币的时候,就要靠发行来进行推广,其手腕如何,完全取决于个人之能力。由于束云章勤勉供职,“别人办不了办不通的事,他一经手就告解决,上级主管非常器重,级位也逐步晋升。”

蒋介石与束云章合影,1967年在台北.

当时中银的一套人事制度,摹仿英国银行,年资及考核,订得十分严厉和呆板,但同时可磨砺出坚毅沉着的良好品质。束云章干练有为,治事一丝不苟,各地办事处及分支行,调进调出不知多少次,历经十年以上,方升至汉口中国银行副经理、郑州中国银行经理等职。1929年,束云章出任天津中国银行副经理,主持发行业务,提出“吸收存款必须先放款”,“放款不能迁就势力和情面,要扶持工农生产,创造发展”,反对“与票号钱庄,作某种联系或委托承兑”等主张,均被天津中国银行总经理卞寿荪(白眉)接纳。当年的发行额,即增至四千万元,为历年来的最高记录,已超过天津交通、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兴业三家银行之总和。而创办合作社,举行合作贷款,推行改良棉种,“创全国银行与农村社会直接接触之先声”;扶植天津宝成、河南卫辉、华新、山西晋华、晋生、雍裕等纱厂,使其能起衰振敝,并接办郑州豫丰纱厂等,“金融实业,唇齿车辅,先生肩之,不遑启处”(徐柏园语),以致声誉大著,人称“束八爷”(排行老八)。曾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的程沧波这样评价束云章:“从前我一位同乡银行界老前辈谢霖甫先生曾说过:‘你不要看那银行的房子那么宏伟,银行的房子是伟大,而其中的人物是十分渺小的。’这几句话真是深入。我引谢先生这句话来论云老,云老不是大房子中的小人物,而是大房子中的伟大人物。他的人格伟大,胸怀宏达,真正够得上是一位银行家……” 

二,脱颖金融而扶持实业 

说起来,束云章毫无背景,凭藉个人治事勤能,果决明快,在当时金融界脱颖而出,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津行总经理卞白眉等人有所倚畀(时有“北卞南宋”之谓,北即卞白眉,南即宋汉章,宋系上海中国银行总经理),实非偶然。不过,这位银行大房子中的“大人物”,其一生最重要的事功,真正是从四十岁后才开始的。抗战前几年,河南豫丰和记纱厂因经营不善,曾向上海中国银行借款若干。中银总管理处不仅未加控制,反而转知津行,继续予以贷款。其原因豫丰和记系沪上巨商穆藕初先生合股集资创办,为华北地区大型纺织企业之一。无奈穆氏企业甚多,对远在二千余里之外的纱厂,或有些鞭长莫及,以致连年亏损,难以维持。束云章为维护中银的利益,并考虑豫丰创办不易,建议总行与穆氏商量,由中银信托部收购该厂股票,协助管理。此时豫丰大小股东见公司处境艰难,不特股息数年未付,股票也无人问津,于是便纷纷出手,及至19369月,中银信托部已掌控豫丰90%以上股权,原董事长穆藕初召开临时股东会,改选董监事。卞白眉当选董事长,委任束云章为中银管理豫丰纱厂办事处主任、豫丰纱厂总经理,津行副经理职位不变。束云章甫到郑州,即开工生产,对原任厂长予以信任,总秘书、总会计、总稽核等亦驿马未动,并在棉花收购价格、防止奸商垄断等采取措施,是年年终决算,即略有盈余。

次年抗战军兴,中银决定随国民政府转移,束云章受命于非常时期,一方面代总行主持华北各分支行撤退事宜,一方面布置将豫丰纱厂五万余纱锭全部拆迁重庆,“数万箱机件从郑州运到汉口,然后装船至沙市、宜昌,溯江而上……”,正值秋冬长江枯水期,水位低落,滩多险急,触礁船只不计其数,五万余纱锭运抵重庆,剩四万余锭;布机三百部,则不幸沉潜江底,其损失计25%以上。至1939年春,沿海各大口岸,均沦为敌手,大后方物资日趋见窘,极待自行补救,尤以纱布为军民所急需。豫丰既已入川,政府莫不希望快建而早观厥成,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豫丰董事长卞白眉等人,心情尤为迫切!束云章督令日夜赶工,亲力亲为,且当机立断,对建筑承包商提出工料补偿的办法(时物价上涨,法币贬值,承包商无利可图,出现消极怠工现象),以维持适当利润,终使厂房在预期内大功告成。是年底,一万五千锭装置完竣,翌年元旦既开工;之后又陆续装置一万五千锭;同时设立豫丰分厂,再添一万锭,“至此,豫丰已开四万锭,为后方首屈一指之纺织工厂”,中外人士,皆叹奇迹!

其时战争正烈,西北大后方工业萧条,所有物资不敷军需和民用,国民党中央拟开发大西北。193911月,宋子文特召束云章,共商其事。束问宋子文:如何开发?宋言尚未细订,无非设立工厂,改进农业,增加生产而已。束建议道:不如先由中银投资二百万元,创办一家实业公司,设各种工厂,生产急需物资,由他本人兼任总经理。但因非常时期,公司必须拥有自主权,不受总行干预或动辄请示,始可完成任务。宋表示可行,即委任束云章为中银雍行(即天水分行,简称雍行)经理,分管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银行业务,兼及河南局部、湖北襄樊等地,并筹办雍兴实业有限股份公司,仍兼任豫丰总经理。这一年,束云章五十五岁。

19411010日,雍兴公司在甘肃天水城内正式成立,而各企业筹办却早在进行中。先后创设十三个厂矿企业:陕西蔡家坡纱厂,纱锭二万枚;蔡家坡酒精厂,日产酒精一千加仑;蔡家坡机器厂,置设备三百部;陕西陇县煤矿,日产煤四百五十吨;兰州面粉厂,每日制面一千五百袋;兰州毛纺厂,自行纺织与漂染;兰州化工厂,设玻璃、肥皂、制药三分部;兰州机器厂,置设备五十部;四川广元酒精厂,日产酒精五百加仑;长安印刷厂,置对开以下平板机及铸字设备;还有长安制革厂、陕西虢镇业精纺织厂、雍兴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设纺织、机械两科)。以上资金,均来自中国银行,不仅与军需有关,更多是民生济用。与湖北省合作,将张之洞创办的“武昌纱布局”迁至陕西,创立咸阳纱厂,加上战前津行曾投资的咸阳及灵宝机器打包厂,此时三厂均由雍兴代管。在西安设立火柴厂(合资),供应西北诸省,使无匮乏。1943年,与新疆省政府合办迪化纺织厂。更值得一提,雍兴公司还拥有货车数百辆,对外称谓“西北运输处”,对于支持抗战,秦关陇坂蜀道,乃至缅甸往新疆,栉风沐雨以遄征,功不可没。而这一切,全赖于束云章“金融扶植实业,工业支持抗战”的坚定信念,“不惮缔造之艰辛,惟以匡时为己任”,利用大西北有限资源,使之成为战时一工业重镇。据其助手吕凤章回忆:“云公于抗战期间除主持雍行和雍兴业务外,在重庆以豫丰纱厂为中心,也有很多任务业,他的时间分配在西安与重庆各半,每次他到西北,对已有业务固然有很多指示与改进,也常策划新事业。”抗战胜利前夜,束云章与同事仍在烛光下(时西安电力不足)商讨筹办造纸厂事,突接一电报,次日即赶往重庆,去接受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命。 

三,出长中国纺织建设公司 

19458月,日本投降,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再次找束云章,拟聘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经理、兼任经济部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束考虑良久,才表示接受,但惟领中银一份薪水,不愿享受中纺一切待遇。宋答应了这一要求。行政院之设中纺公司,是为接受全国各地原在华日商纺织企业,并采国营方式,经营两至三年,以改善此时的财政之窘。此前,国民政府一直坚持纺织工业民营化原则,而战后制定的《收复区敌伪工矿业接收整理计划》,虽提及对敌伪工矿业可视情况实行民营,但基本原则却是国营。尽管大后方纺织业资本家均表示不满或反对,甚至提出“要求优先承购”,但1127日召开的行政院第722次会议,仍通过中纺公司案。124日,在重庆举行第一次董监事会议,束云章正式走马上任。

中纺总部设在上海江西路138号,青岛、天津、沈阳等地设分公司。这次接受在华日伪纺织企业八十五家,纱锭二百六十三万余枚,线锭四十三万余枚,布机四万四千余台,员工十六万余人,为空前未有的一个国营纺织集团。当时美国最大的纺织企业,不过一百万锭。束云章坦言:“这是一个中外少有的机构,我在不求有功,准备失败。”一般认为,国民党接受工作十分不堪,中纺则一例外。当时驻节上海的江苏省监察使程沧波这样说过:“日本投降后,目睹各方面接受之混乱,惟有中纺公司有条不紊,接收不久,就开工生产。”沪上舆论也认为:倘若接受大员都能像束氏一样,何愁战后恢复生产之虞?

其实,中纺开办并非一帆风顺,“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钢铁不足,拆毁许多纺织厂的机锭,用以炼铁,设备多遭破坏”,真正可开动的纱锭仅二十五万余枚。以宋子文的想法,清点完毕后即迅速开工,谈何容易?倘如没有一种敢于负责、不为中挫的勇气和魄力,不可能短期内实现开工。“束云章废寝忘食,待深思熟筹之后,决定实行人事、技术、营业、财务四大公开,作为经营中纺之方针;并依照沪、青、津等地民营企业员工待遇标准支付员工薪资,以安定员工生活,俾得专心为公司服务”。日本技术人员皆被留用,待遇与中国员工完全平等,如此公诚待人,“使不少日人感激涕零。后来返日,在日本成为工商业巨子,对束氏盛德,感念至深”。历时经年,已开动纱锭达一百七十四万余枚,线锭三十三万枚,布机三万八千台。为有效管理及稳定产品质量,束云章挑选优秀技术人员、工程师和专家,组建一个检查团,终年在全国各厂巡回。

束出长中纺公司,实际掌控全国80%以上纱与布的生产,国民政府亦望成为财政的一项重要来源。中纺开办,流动资金算下来就需一千二百多亿,政府则拨给了六十亿;束当时称:幸而得到美棉贷款,才从中设法维持。1947年政府要求从7月至年底,拨缴国库七百五十亿,我们到9月止,就已拨去三百亿,实际盈利已达到一千亿以上……或许这是当时国营企业史上空前杰作,束云章也自信地说:我不相信有比我做得更好的人!其时正值物资缺乏,币值不稳,工潮迭起,局势混乱之际,2月政府宣布禁止买卖黄金、外钞,游资开始集中至纱布等日用品的囤积上,黑市价格随之狂涨。国民党某些党政要人,文武官员,乃至名公巨卿,意欲套购中纺纱布,转手牟利,均遭束的拒绝。一时间,中纺纱布已成为平抑物价的法宝,每天抛出几千件以上,牌价不到黑市几分之一。“无怪蒋介石也要对束先生表示青睐,蒋经国担任上海金融特派员时,对金融以及平抑物价政策,常求教于束先生,并尊称束老伯”。

194811月,束云章辞去中纺总经理之职。其理由是膺选为立法委员,不宜继任,实则有更深的原因。194731日,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表明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宋抛售黄金平抑物价失败)。束与新任济经部长陈启天(次年改任政务委员兼工商部长)多次冲突,分歧在于中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中纺初始,“全以商业性质组织公司开展业务,其最高机构应为董事会”,而此时则须受经济部统管。束认为,无形中变成一政府机关,直接来自政府的指令、决策使其必须首先奉行长官意志,市场原则往往退居其次。及至次年,政府进一步加强棉业统制政策,并要求中纺继续坚持抛售低价纱布政策,束表示反对,“政府目前抛售花纱布办法,对棉价则尽量提高,对纱价则力予抑低,将使中纺公司不断亏蚀,至于不能维持生产之地步……”而法币疯狂发行,物价暴涨,单单要求纱布一项继续低价,与现实显然不合。束云章强烈要求中纺民营化和商业运作。

此时政府也打算出售中纺,以弥补财政赤字,回笼大量法币,紧缩通货。当时经济部核定:全部国营事业之估价总值约二点五亿美元,其中仅中纺公司总值达一点三亿美元。出售中纺,遂成业内和游资关注的焦点,赞成与反对,各执一词。束云章虽然支持让售民营,内心又忧虑政府会不会“把这种胜利的代价,交给一二个发国难财者所有”?于是如何出售中纺出台两种意见:一为个别标卖;二为发行股票。政府决定采行后者,因正准备发行金圆券,以代替业已崩溃的法币,其准备金之一便是出售中纺公司等这些原来的敌产。束云章并无过多异议,惟要求中纺公司员工对于中纺股票拥有优先承购权,可集资承购一部分股票。

194894日,中纺公司举行最后一次董监事联席会议,工商部长陈启天、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中纺公司总经理束云章、副总经理吴味经、全国钱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抹云老人”秦润卿等十余人出席,决议旧公司(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业务至910日为止,所有账册、案卷清理结束,从911日起改组为新公司(中国纺织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继续营业。

96日,中央银行宣布中纺股票四天后正式发售。“上海市场却丝毫不感兴趣,据各代售行局报告,售出股票寥寥无几”,仅占规定出售二百万股的1.85%(其中上海出售35850股,南京出售285股,天津出售540股,北平出售305股),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棉业全面统制政策,抑制了民营纱厂自由经营权;而中纺股票规定只出售30%,其余则为政府掌控,纵有民股加入,仍未改国营本质,“中纺公司股票缺乏吸引游资的魅力,加之1948年以后经济情况恶化,不少纺织资本家纷纷逃货、迁厂,致使整个纺织工业走向全业破产的边缘。而国民党统治末期政府各部门之间、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之间、决策监管当局与市场之间缺乏沟通和良性互动,资本市场日益失序,无法正常运作”,中纺民营化和股票发售最终失败。

19491月,束云章偕夫人由沪飞抵台北。先后出任台湾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董事长、工商协会理事长、台湾中国生产力中心董事长、工业总会理事长、国货馆董事长等职,兼任雍兴、新华、益民、嘉兴、益民等公司董事長。如何复兴台湾经济,束向当局建言: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苏联式统制经济;一是英国式社会政策,由政府来控制管理重要公私生产事业,作合理的生产与分配;一是美国式自由企业,尽管有人攻击它是资本主义,可是生产发达,科学进步,人民生活比较任何国家良好,国力富强冠于世界。我们的经济政策、工业方针,舍仿效美式自由企业外,实无他途(束云章《怎样整顿公营事业和扶植民营工业》,1952515日)。 

四,“公诚勤敏”的立身处世原则 

束云章终身服务于中国银行,一生对纺织和机器两业投效最多。说起来,并非个人因素,实与当时民族工业的步履维艰不无关系。从历史的脉络看,中国早期南北开设的诸多银行,“很少懂得生产事业,也无挹助实业的业务”。直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合组银团放款挽救申新纱厂,使其复兴,开端之后,才步入了金融业协助大工商业的正轨,发挥了鼓励及挹助实业的作用”,这正是束云章金融实业报国的起始,并于此一发而不可收,对中国纺织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熟识束云章的友人看来,束之所以深得高层信任和支持,在事业上蔚为大观,不仅在于其对理想或信念的身体力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生坚持“公诚勤敏”的立身处世原则,“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中,都保持着自己的人格,从不攀权附贵。……身上看不到一点市侩习气”。早在京师大学堂求学时,束云章常仗义执言,得罪校方。逊清遗老商衍瀛对此既赏识又有微词:一切都好,就是嘴上不饶人,将来做人处事,如不痛自敛抑,必吃大亏……束云章认为这位提调大人的话很对,可就是无法改变这种“耿介而不随兮”的性格。

有一年,杜月笙到西安,欢迎场面很大,惟束云章一人不愿前往。问其原因,束回答:杜月笙是白相人,我为什么要去接他?杜是中国银行董事,按一般礼节,束当然要去接风。可杜又是青帮头目,束不愿与之合流。张公权先生原是中国银行董事长,后任交通部长。1940年赴西北视察,途经天水,当地机关和各界组织欢迎。束未去,张公权下了汽车即步行至中国银行拜见束云章。束对张说:因你的汽车到来,并无固定时间。而我工作又忙,派一位庶务作为代表迎接,他是你在总管理处时的老同事,最好不过了……张公权大笑,对束云章冼练务实的处事风格,感怀至深。又有一年,戴笠到西安,宋子文特意通过中国银行电台托束云章转交一份电报,并指示束安排住宿。束不加理会,只派了一位副经理处理此事。事后人们分析,束是不愿与这样的人物打交道。尽管戴有所不快,束则若无其事一般。

束云章的社会阅历很深,虽然从银行一小职员做起,却有着良好的素修和见识,上至党政官员,下至贩夫走卒,一样可以交谈,又从不失其个人立场。在中纺时,经济部长陈启天约见束云章,称有公务面谈。见面后,却掏出一份名单,束数了一下,约有七八十人。陈对束说:这些均为党政要员子弟及舍弟亲属,请老兄高抬贵手,觅一栖身之地,后当重报。此时中纺董事会受经济部统管,若以一般处理,或有所接纳。束云章则不留情面:中纺为生产单位,并非救济部门,凡事要计算成本,用人订有标准。奉交名单,遇有机会,当量才延用。此时公司还有事,暂且告退……言毕,起身即去。

相反,那些被束云章看中的人才,则不拘一格,大胆使用。在台湾工商界颇具声望的吕凤章,抗战前毕业于清华,留德时既获国家工程师称号,不过二十六岁。束当时将他从西安大华纱厂挖来,并委以重任,不久即提升至雍兴公司总核稽。后来雍兴公司从西北迁回上海再到台湾,全赖其一手主持,井然有序。吕凤章回忆道:“我们抢运出几百万美金的机器,……连中国银行也不知道有这么一笔财富在台湾。云公指示我将运台机器清单做好,将清单一并交中国银行。……他指示我要将一只螺丝钉也记载清楚,不得有任何遗漏,云公这种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态度,不但为我们后辈所敬仰,就是全国上下工商界人士都熟悉他的为人,他在工商界清誉崇高不是偶然的……”

束云章俨然旧派人物模样,一身长衫裤褂,线袜布鞋,头发向后梳,长瘦的脸庞上,镌有岁月风霜的皱褶。嗜酒与弈棋,为平生两大爱好。适与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著名学人朱家骅有儿女葭莩之亲,不过彼此间,则不拘泥于名位,道义之交,尤甚于戚谊之笃;惟其酒,而情投意合,与戴季陶,“时或杯酒留连,一枰相对,偶逢休沐,琣飫d分”(束自语);与朱家骅,沪上晤面,无须酒菜,仅以花生米助兴,“相对干杯,互不相让,如此计饮大瓶白兰地一瓶,薄荷酒一瓶,意犹未尽,经劝阻后,不醉而归……”(婿朱国璋语)

19731215日,束云章病逝于台北,享年八十八岁。蒋中正亲笔题挽:志业长昭。 

刊于20086月《老照片》第五十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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