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隐杂文》中旧人旧事

范 泓

一个极偶然的原因,我得到过一本二十年多前台北食货出版社出版的随笔集《梅隐杂文》,作者刘光炎(19031983),是一位资深老报人,自1928年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不久,即投身新闻界,至1969年六十五岁时从台湾《新生报》退休,前后有四十余年。刘光炎先生所亲历的时代,是一段跌荡起伏、飘摇未定的岁月,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乱局”。所以笔下的旧人旧事,以作者本人的话来讲,“作为茶余酒后谈助,对正史补充,未始没有裨益”。虽然一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但倘若能具有一种独到的目光,就能从中体味到人生的繁复与简约。在这本内容庞杂(故称其杂文)的随笔集中,一些为我们熟知或并不熟知的历史人物,作者以其晚年淡定的笔触,已然勾勒出真实可信、甚至是鲜为人知的一面。相知甚深的姻亲陶希圣在评价这部书稿时,深感“文如其人”,“既不显疾言厉色之态,亦不发剑拔弩张之论”,有着日常生活中“一餐饭,两味小菜,三杯酒”的从容与自得,其令人咀嚼之处,往往就在其中了。

    1937年,刘光炎与子德裕于南京家中

作者写人记事,多以史料细节说话,不先入为主,使我们对某些历史人物与事件有了新的认知。193953日、4日,重庆遭至大轰炸,各报被迫停刊,纷纷向郊区疏散。蒋介石手令重庆各报组织“联合版”,《中央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新华日报》、《扫荡报》、《国民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商务日报》、《西南日报》等十家报社参与,编辑部设在《时事新报》馆内。这时是国共合作时期,《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为主笔之一,总编辑章汉夫为国际版编辑,整个“联合版”编务则由刘光炎与王芸生负责。作者在《一叶知秋》一文中回忆:初与王芸生三天一轮流主持版面,“后来被炸怕了”,王芸生“就干脆躲在北碚的数帆楼(中国旅行招待所),不再来了,以后多半由我负责……”“联合版”办了一百期就没有办下去。之所以停刊,除政治上的异同外,“中国人之不易作大团体的合作”也是原因之一。“中央看见合不成,就只好把范围缩小,叫中央与扫荡两报纸合并,而结果仍是一败涂地。理由是‘中央’居主导地位,却不以诚待人,‘扫荡’不服,彼此不合作,所以最后仍然分开了。人家说‘报馆的人难弄!’又说:‘宁带兵,不带办报的人。’”从这件事可看出,即便在非常时期,舆论一律违背新闻出版之规律,对当局来说,也成了一种教训。

在“联合版”生存百日中,作者对国民党元老叶楚伧的“为官之道”留有深刻印象:“因为出刊的关系,中宣部是需要与各报的主持人随时联络的。我到差的第一天,就碰到两位不速之客。我到会客室一看,赫然是: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先生、副部长潘公展先生。我当时惊问:‘在如此大热天,叶先生何不叫人打一个电话通知而要冒暑亲临’。叶先生说:‘不然,我这个部长是党官,而‘联合版’则是民间的联合刊物,以党官的身分,是不便对民间刊物,颐指气使的”。作者又另举一例以记述叶楚伧“清若雏凤”的君子之风:抗战中期,中国文艺协会宣告成立,身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叶楚伧到会发言,正侃侃而谈时,中央大学一位教授忽然站起,制止他发言,其理由是:今天是文艺工作者的聚会,不欢迎大官的训话。此位教授何许人,文中未有交代,“叶先生经他当场‘开销’,一言不发,一鞠躬地下了台,安安静静坐在他原来的位置上。后来大家弄明白了:叶先生原来是这个会的发起人兼筹备人,他所报告的,是一个筹备人在筹备完成后所应该说的话,并不是‘训话’,于是挽人出来,请叶先生再继续讲下去。叶先生也就继续上台,完成他未曾讲完的话,丝毫没有一点愠气。这一点不是平常人所能做到的”。叶楚伧是一个复杂的政治人物,早年与他人合办《民国日报》,任总编辑,与于右任共同创办上海大学,后为“西山会议派”要角之一;在思想上趋于保守,遭到过胡适先生的严厉批评。不过,叶楚伧为官能不失其书生本色,在当时难能可贵。南社老友柳亚子曾有诗云:“唾手燕然他日事,知君原不为侯封”(《次韵答楚伧》),对其官宦生涯有一定的理解。叶氏嗜酒如命,在家太太不让喝,就把酒藏到办公室,秘书萧同兹、朱云光经常偷喝他的酒,每次也给他留一点,“他老人家也就没有二话说了”。叶楚伧病死于1946年,只活到六十岁,或许早已淡出人们及历史的视野。由于他的从政经历,后人对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则多有忽视,实为有点可惜。 

相形之下,抗战前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却有点浑噩不清,甚至反复无常。此人平时对新闻记者十分拉扰,当时一个姓郑的记者跑司法新闻,与这位部长多有接触,因而被罗致麾下,“聘为兼任秘书,每天只要到部中走一下,就可享受兼薪,十分得意”。作者与姓郑的记者同在一家报社,某一天郑记者欣然走告,称王部长的太夫人过生日,自己以“举案齐眉”四字送一寿帐,并口沫四溅地描述这位太夫人如何善于教子,如何矢志守节三十年将一个孤儿培养成人,其招摇之态,让人十分反感。作者当时愕然,“……简直牛头不对马嘴,大惊问他这个寿帐送去未,他欣然道:‘我刚去看过,挂都挂起来了。’我只好缄默不言。果然大家看后,议论纷纷……”这位部长后来也感到此事荒诞不经,便认定这位郑记者是在有意讥讽,于是把他免了职。“郑记者糊里糊涂吃了一个闷亏,还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真是可怜可笑。”这件小事的真实性毋庸置疑,虽然王用宾曾抨击过“民国司法事业之萎靡不振”,有过“宦情冷似炉中烬,鬓色繁于瓦上霜”之感叹,但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因“命题作弊、录取不公”遭到过监察委员的弹劾,当时他是考试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某些高官在专权时代中的喜怒哀乐乃至“随心所欲”,一如史学家唐德刚指出的那样:“命运赋予他们的行动范围相当有限”了。 

作者在书中写到“千秋二大老”,即林森和吴稚晖。林森任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席,当时其寓所在重庆的一个山洞里,设施之差完全可以想象。有位立法委员,姓张名志韩,一日见林森步履“似感困难”,坚询由来,方知“隔夜登坑所致”。原来林森寓所没有抽水马桶,只有日式厕所,且无木架设备,年老体弱,勉力为之,“故隔宿犹感步履不便”,林森则从不抱怨。林森虽为国府主席,一向不主动过问人事,但仍有许多人不知这一点,因而不少“戚友干求”。没有办法,林森曾推介某某二人为某县县长。谁知竟在政院院会中遭到否决。林森对此一无表示,“默默而已”。吴稚晖也遇到过诸如此类的事情。吴氏一生最讨厌那些求官的人,“看到这种人来,就闭门不见,如果外守不去,他就打开大门些许,在门缝发言:‘吴某某不在!’”作者直呼吴氏实与明代大画家王冕的作风“颇为类似”,只不过王冕有其小童应门,吴氏则没有这个排场,“要他老人家自己劳神罢了”。这些说起来都是一些小事,却可见国民党中仍有一些清廉自许、高风亮节的人。 

还有一位贺国光将军,到台湾后,曾任宪兵司令。有一日乘出租车归家,司机是一位台籍青年,年轻气盛,车子开得飞快。贺将军让他开慢点,他则置若罔闻。到家门口,贺将军再次提醒年轻人要小心开车,以免出意外。“这位司机,一言不发,就掴了贺氏一个耳光。这时,贺氏家中,正有许多来谒的后辈,都是青年将校。闻声一拥而出,争问何事?贺氏夷然说:‘没事’就走进屋里。”后来,这位司机向人说起这位坐车的“土老头儿”,才知是当年的宪兵司令,越想越不是滋味,第二天买了几色糕点,前往贺府请罪。“贺氏亲自予以接见,收下了礼物,用手轻轻拍拍他的背,却始终一句责难的话都没有说”。作者深感贺将军有“忘我”风度,“好汉不提当年勇,若斤斤于自己从前如何如何,因而怪罪别人‘有眼不识泰山’,则未免太迂阔了些”。 

作者谈及孙中山的一件往事,则多少能反映出孙中山的真实性格,以及在当时对革命的那种迫切心情。作者有一个复旦校友叫杨幼炯,在十七岁那年,曾去上海拜见孙中山,当时他的哥哥杨熙绩是孙中山的秘书。孙中山问杨幼炯来上海想干什么?杨说:想参加国民党。孙问:为什么?答:救国!孙中山便说:现在有一个救国的机会,你敢不敢去?杨幼炯回答“敢”。孙中山立即取出一封信交给他,让他到湖南去策动某镇守起义。杨幼炯的哥哥一听着急了,当即进言谏止,其理由是:杨幼炯仍是一个孩子,不能把这样的任务交给一个孩子去完成。孙中山则不以为然,说:相信他能够,他就能够!杨幼炯的哥哥无奈,只好眼睁睁看着少年弟弟前往湖南。尽管后来杨幼炯果然策动成功,却让人感到孙中山为了革命成功,往往是不顾一切的。 

作者在中央日报当过主笔,兼管国际版。社长是程沧波。那时的许多记者,也常到机关或对边疆来京的“大吏”索取红包,“视为故常,恬不为怪”,可见坏的风气是与制度有关的。当时中央日报副刊部,也是花样百出,“最闹猛的是女记者端木露茜闹桃色新闻,把报馆几乎搞垮了”。从有关史料可以知道,端木露茜与程沧波就有过绯闻,以致后来程沧波在中央日报都干不下去了。作者在书中甚至透露:“这位女记者非常风骚,她其实很喜欢我,曾百端挑逗,喊我是‘可怜的孩子!’我因心有专属,决不动心,她终于把我没有办法,摇摇头去了”。这位女记者的丈夫,当时也在报馆做事。或许是因为相知至深或理念不同之故,作者对这位女记者的丈夫并无过多同情,反而以这样一种轻蔑的口吻写道:“她的丈夫后来恍如大梦初醒,知道自己只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一无是处,一怒离开了报馆,从此到上海办了一个《观察》,专门折国民政府的台。他就是早期被共产党利用,终于在‘大鸣大放’中裁了跟头的储安平!”这显然是作者的一家之言,无论如何,从自由主义的谱系看,储安平办《观察》是对专制的一种挑战,尽管后来命运有所不堪,则与妻子的绯闻毫无干系。 

刘光炎生于湖北荆州,祖籍浙江绍兴。其父曾做过宜都电报局局长。刘光炎在家中读过几年私塾,十六岁那年始入宜昌美华书院,两年修毕四年课程,再进武昌文华书院、上海麦伦书院就读,这些都是教会学校,因此获有良好的英文基础。考入复旦后,获得过江南八大学英语演讲比赛(1924年)第三名。当时私立复旦大学校校长是美国耶鲁毕业的留学生前辈李登辉。初为复旦公学英文部主任,后为总教习(教务长),1913年始担任校长,在其任上有二十年之久。李登辉中文不太好,上课全用英语教学。在复旦公学时期,有一次查夜,看到一位新生秉烛夜读,至为感动,想了半天,竟用不熟练的中文对这位新生说:“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身体,放在床上?”纯粹一句西文中译,在校中传为美谈。这位学生就是后来担任四川大学校长的黄季陆。十年之后,到刘光炎进校时,还有人时常提起这件事。在刘光炎眼中,李登辉是一个十分纯粹的人,受西方文化教育影响至深,从不搞什么人际关系,这种品质在当时许多大学校长身上很难看到。有一年,香港富绅何东来沪,所有学校皆竞相奉承,期其一顾,何东独垂青复旦,嘱人示意,由李登辉出面招待,地点即在江湾复旦惟一的礼堂——简公堂。李登辉当时危坐相陪,不卑不亢,无一语及捐款之事。何有点不能耐,出言示意:“要学校办好,必先充实经费。”李回答:“这是你们有钱人的责任。”出语之率直,四座皆惊,捐款事竟以不成,硬是放走了一个活财神。刘光炎认为“实则此乃李之个性,为区区金钱而改变个性,李氏从未考虑及之。故全校学生亦均以此为荣……”还有一件事,也能显见李登辉这个人的本色。抗战初期,李辞去校长一职,乘轮而上,到了重庆。重庆校友会宴请老校长,同时找来原在校长室做工友、时在财政部继续做工友的老刘以随侍。谁知李登辉见到老刘,“连呼老友,即携其同席”。这一桌不少为政府官员(非院长,即部长),“而老刘独以一现役工友夹杂其间,人皆目为异数,老校长却视为故常”。刘光炎对此感慨良多,说许多人整天“满口高喊民主,而实则官僚架子十足,以视老校长,应有愧色”。 

作者一生以新闻为志业,“连写带译,近两千万字,却片纸只字,都未留下”,其原因,乃“平生不好留稿”,“且又生性疏懒,懒得留”。两千万字可谓洋洋大观,历数作者生前著作目录,凡二十三种,涉及政治、外交、苏联政治剖析、新闻学、哲学、美国民主政治、经济地理等内容。陶希圣先生透露:“光炎公在公营报或者民营报,每以编辑兼主编。不署名的社论,从不留稿。他主编的讲义、翻译的论者,可以说是‘等身’,至今佚失者多,尚存者少”,可见“懒得留”确有其事。七十八岁那年,刘光炎定居美国,深感“内心自怡”,遂想“留下一点东西”,为了给在美国的不知“我国往日一切,多甚隔膜”的小辈们读。他在“自序”中这样说:“多年不写了,外面已经没有人知道我,讵料《世界日报》副刊编者文国光先生竟专函相许,……就这样写了几篇。自问虽无可取,但说的都是老实话,对于当年社会实况,政治因应的反映,不无参考价值。”不过,在《世界日报》只刊发了前三十篇,后三十篇因其“不喜欢别人删改”(长女刘德顺语)而未再寄,后由女婿陶琤结集交台北食货出版社出版,并拟在八十大寿时作为礼物“分赠亲友”,万未料到,出版前数月光炎先生却在异国遽归道山,未闻墨香,殊为憾事矣。 

刊于《书屋》杂志2008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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