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水泥生涯之七

工作不言苦,小人真難纏

 

法國與南韓之行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日,林宏修、營志高、潘晉蒼、吳玉平,和我共五人出發前往巴黎與波利修士舉行設計會議,會後考察法國拉法紀(Larfarge)、柯福(Couvrot)、布薩(Bussac),瑞典斯立特(Slite)、瑞士熱肯根(Rekingen)等水泥廠,及幾家法國機電製造廠如莫林吉林(Merlin Gerin)、亞斯通(Alsthom)等,莫林吉林將供應全套電氣系統設備,亞斯通將供應大型重油發電機和高功率環繞馬達。

拉法紀和柯福水泥廠各有兩套懸浮式旋窯,前者每窯日產三千二百噸,後者每窯日產四千噸。布薩水泥廠有一套日產四千噸的懸浮式旋窯,採用衛星式冷卻機;此廠之特色為每小時九百噸的石灰石初碎、細碎、過篩等設備,全部裝在履帶行走的台架上,可在礦山依開採位置移動,以減少粗石運輸車輛的路程。法國水泥廠除了設備精良,具有高度環保水準(空氣、噪音、排水)外,極為講究工業美觀,尤其注重建築造型美。預熱塔、圓庫等滑模建築物都保持「清水模」外表,絕無填補粉刷的痕跡,可見施工時模板之光滑,水泥灌入之均勻與確實;至於中央控制室內部裝潢之美侖美奐,燈光、空調及舒適度,更是不在話下。法國人頗自豪於自己的工業水準,尤其強調不輸德國,除了歷史心結之外,的確有其條件。

三月十日,我們乘一架八人座小噴射機飛瑞典,我們在巴黎郊外一個飛行俱樂部機場上機,飛行二小時許在德國漢諾福機場降落加油,再續飛二小時橫渡波羅底海峽飛往目的地──瑞典南端葛特蘭島(Gotland Island)上的斯立特(Slite)。小飛機上有駕駛員兩名、服務小姐一名,備有點心、冷餐和飲料供我們享用。不巧,在海洋上空遇到狂風暴雨,飛機猛烈顛簸搖擺,極為恐怖,在斯立特落地時人人都已頭昏眼花。下機後由一名身材較男性還高大、說話細聲細氣的金髮女性警察檢驗護照通關入境。

斯立特水泥廠屬於瑞典士敏塔水泥公司(Cementa AB),共有旋窯二套,新窯建於一九七八年,額定產量每日四千七百噸,實產五千噸,採用波利修士預煆旋窯系統,窯徑五點二公尺、長八十公尺(與我們訂購的新窯相仿),配有當時世界最大的爐格式冷卻機,這是我們特往考察的原因。但廠長對於這種冷卻機很不滿意,他說,爐格式冷卻機有上萬個運動部件,機械故障機會太多,試車三個月期間,曾因冷卻機故障導致旋窯系統停車一千次以上,平均每天故障十次之多。他又說,下次再建新窯,他將採用衛星式冷卻機,相信故障次數一定會大為減少。該廠主煙囪的排塵量為每標準立方公尺八毫克,允為世界最低之數據。

回程時已近黃昏,雖然風雨已停,但一半航程在黑夜中飛行,窗外漆黑,海天不分,機身雖然不再顛簸,卻是寧靜得令人窒息不安。飛機於深夜降落巴黎小機場時,我們一行人尚餘悸不已。

瑞士熱肯根水泥廠四鄰都是住宅,據說居民是在工廠開工之後陸續搬來的,這和馬來西亞大石水泥廠的情形差不多。然而,不管誰先來誰後到,水泥製造業者都有責任把環保做到令附近居民滿意。我們的汽車快到工廠時,覺得眼前的奶黃色廠房既無煙也無聲,倒像個食品工廠。他們採取極高的空氣污染標準(每標準立方公尺二十五毫克),排出氣體幾乎完全不含灰塵,所有廠房都封閉無窗,內部牆壁舖上隔音材料,利用機器通風,所有露天輸送設備都封閉加蓋,因此在廠房外面幾乎完全聽不見聲音。此廠建於一九七五年,兩套旋窯配衛星式冷卻機,年產水泥一百萬噸,是荷德般水泥集團的模範工廠。

一般人認為水泥工業是天生的污染工業,水泥廠必然是滿天飛灰,滿地塵土。實際上隨著環保意識的高漲與空氣潔淨技術的日新月異,只要業者願花錢、規劃者有見識、管理者肯用心,工廠空氣污染問題,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其實,比起其他高排放工業,水泥廠的污染是比較單純的。水泥廠排出的水是循環冷卻水,除含有少許鐵鏽油脂之外,並無有毒物質,可以用沉澱池或過濾法處理。水泥廠排出的氣體,主要為燃燒廢氣及隨之帶出的生料細粉,前者大部分是二氧化碳,後者可經由靜電集塵機於排出外界之前截下,其收塵效率幾可接近百分之百,如上述斯立特水泥廠即是。旋窯廢氣中氧化氮(NOx)的產生,各國環保單位均有嚴格限定;氮與氧在攝氏一千一百度的高溫下,容易結合產生有害氣體氧化氮,但新式窯外預煆爐的燃燒溫度最高九百度,故不致發生問題。至於噪音,可採用封閉式的廠房,內牆襯以吸音板,如熱肯根廠即是,排風車的噪音則可於出口安裝減音器以降低聲響。

我所見過的最乾淨的水泥廠,除了斯立特、熱肯根之外,尚有日本水泥公司的琦玉廠、澳洲阿德雷水泥公司(Adelaide Brighton Cement)伯肯赫廠(Birkenhead)、台灣亞洲水泥公司的花蓮廠。它們真正做到天上清晰剔透、地上一塵不染的境界。我參觀完琦玉廠後,廠長送我兩盒茶葉,是工廠四週茶園種的名茶;我參觀完伯肯赫廠後,廠長送我兩瓶葡萄酒,是工廠外圍葡萄園盛產的名酒。禮物雖輕,卻透露出工廠管理者的自信心與榮譽感,值得業者體驗效法。亞洲水泥花蓮新城廠雖與國家公園近在呎尺,卻無害於園區的優美風景與潔淨空氣,足見工廠長期致力於保護環境的成功。我曾在〈水泥廠設計簡論〉中寫道:「空氣污染係公共衛生的第一號敵人,今日不僅設立水泥工廠必須慎密設計以求防止之,任何工廠無論設立於城市或鄉村,均須將此項問題,列入與社會建立良好關係及維護國民健康的第一考慮。」我說這幾句話已有十年,刊登於一九七一年的《台泥技術》年刊上。

五月,我又率領機電主管三人(潘晉蒼、郭鈾揚、李文清)馬不停蹄地前往韓國,訪問雙龍、三星及韓一三家水泥公司。雙龍水泥東海廠有七套生產線,全部法國波利修士設備。第一、二號懸浮式窯日產各三千噸,第三號懸浮式窯日產四千四百噸,第四至七號預煆式窯日產各四千二百噸,均採用衛星式冷卻機;總年產量八百六十萬噸。港口貯存及裝船設備包括八座二萬噸熟料庫、八座一萬噸水泥庫、四套每小時一百五十噸配五千六百千瓦環繞馬達的水泥磨、兩座每小時一千噸熟料裝船機、兩座每小時九百噸水泥裝船機,及可停靠四艘五萬噸級散裝船的碼頭。每年輸出熟料及水泥四百五十萬噸。

三星水泥廠有三套生產線,全部法國波利修士設備。第一、二號懸浮式窯,日產各二千噸,第三號預煆式窯日產各四千二百噸配衛星式冷卻機。總年產量二百五十萬噸。韓一水泥廠有四套生產線,亦為法國波利修士設備。第一、二號懸浮式窯,日產各一千五百噸,第三號預煆式窯日產一千八百噸(原八百噸雷波窯改裝),第四號預煆式窯日產三四千二百噸,均配衛星式冷卻機。

我們對韓國水泥業的一般印像如下:一、幾乎每支旋窯都在超產(百分之十至二十)狀態下運轉,因此維護團隊承受壓力甚大;二、設備先進,但廠房建築與安全步道均不甚美觀完整、空氣污染防治標準不高;三、喜用衛星式冷卻機,取其構造簡單、維護容易、無空氣污染等優點;四、員工工作勤奮,效忠心強;五、擴建工程均自行規劃執行,安裝工作亦多由本廠員工自行處理。

八月,開始推動第九號窯的規劃。這套生產線另起爐灶,在離雅加達以北二百哩的井里汶(Cirebon)另建新廠,年產一百二十萬噸。因為前此跟川崎兩次談判失敗,這次特別優先跟他們議價,川崎也小心翼翼,不敢胡亂開價,終於拿到這筆工程。

這年十月,公司升我為技術總監(Technical Director),全權負責生產管理與擴建工程。我因工作壓力大,食無定時,患上膽結石的毛病,腹部不時疼痛難當,導致第二年不得不回台北開刀割治。

幾項建議與興革

前面說過,工廠外籍人員因為無事可做而自謔為「散仙」。我到廠後乃就外籍人員的工作和生活狀況,作了一番調查,向公司提出改革計劃,逐步執行。

調整人事組織──因為整個工廠歷來以台泥為主,印泥公司本廠的人事組織甚為簡單。然而隨著本廠員工責任及工作量之逐漸加重,原來的組織型態已不敷應用。我乃把工廠人事分為生產及擴建兩個系統。生產系統以廠長為最高主管,由一至二位副廠長輔助,下設採礦、製造、運轉、機械、電機、管理六課,及化驗室。課以下分設股,股長以印尼本國人擔任為原則。擴建系統以處長為最高主管,由一至二位副處長輔助,下設探礦、機械、電機、設計、運儲、管理六課,及化驗室。課以下分設股,股長亦以本國人擔任為原則。兩個系統由總廠長統一指揮。

改善度假制度──原來的制度規定每人每年返台渡假一次,每次三星期。丈夫一年回家一次,時間相隔太久,容易出問題,已有婚姻發生變化的例子,遠在海外的男人難以安心工作。我把這個制度改為:每人每年返台兩次,每次二星期,不打算回去者,其配偶可以利用他的機票來印尼團聚。這個新規定實施不久,傍晚便可看到男同事興致勃勃地帶了太太、小孩在廠區散步,一時之間,工地宿舍顯現一片祥和融洽的氣氛。我不敢說這樣做會不會增加工作效率,但是我看到員工們滿面笑容,心中極為安慰。

提供上下學交通車──一部分職位較高的外籍職員,已有眷屬在宿舍同住,他們的子女就學是個大問題。印尼由於排華政策,中文學校已經完全絕跡。雅加達有一所採用美國學制的國際學校,學費非常昂貴之外,非常不容易進去。退而求其次,有一所巴基斯坦學校以英語教學,學費尚可負擔,於是父母們紛紛把適齡兒童送去就讀。然而早晚交通問題無法解決,有的買輛舊車早晚親自接送,耽誤工作;有的借用工廠工務車,有礙廠規;有的包計程車,花費奇貴之外又不安全。我乃命令總務組長哈林調用工廠七人座麵包車一輛,早晚由司機駕駛,負責接送。

重新分配宿舍──由於先來後到的關係,部分單身職員住在有兩間臥房的眷屬宿舍,夫婦兩人反而擠住一間單人房。這種現象,常常引起同事之間的不快,享受既得利益者固然不願意搬遷,而這種既成事實也不好強制執行。我乃趁工廠增加外聘人員之便,建議公司興建一批新的、設備較好的單人和家庭宿舍,全部重新分配遷入。那些佔住眷屬宿舍的單身漢,見到新蓋的單人房比較舒適,也就無啥怨言搬進住;而那些擠住單人房的夫婦們,能夠馬上搬入嶄新的家庭宿舍,更是皆大歡喜。空下來的舊房子,總務派人粉刷裝修一新,留給後來的新聘人員居住。

改善伙食──工廠食堂原來只供應一種飯菜,三菜一湯,每天變換樣式。這本來很好,無如辦伙食是件最吃力不討好的差事,不論你怎麼做,都會有人抱怨,尤其台灣來的員工,很吃不慣那印尼味道的中國菜。我乃跟總務商量,除了制式菜肴之外,另做幾樣下飯小菜,擺在櫃台上賣。如果某些員工嫌主菜不下飯時,可以自己掏腰包買來加菜,如此則不但就餐者多了選擇,食堂賣小菜賺來的錢,還可用來補貼改進伙食。

薪津合理化──同樣因為先來後到的關係,員工薪津存在著相當不合理的現象。由於通貨膨脹及人力市場見俏,後進人員到職時的起薪標準較先進人員為高,造成在公司已有四、五年資歷的老職員拿的錢反比剛來的新職員少的怪事,而公司從來無人正視這種不平現象。我化了不少時間分析每個人的學經歷、到職日期、調薪歷史、市場人力價值、個案試算…等資料,寫出一部厚厚的「印尼水泥人員薪資分析報告及調整建議書」呈送公司核准。這個報告涵蓋外籍及本地員工,尤其本地員工薪津不公的情形更為嚴重。撰寫這份報告時,所有分析、打字、影印、裝訂等工作,都必須自己親力親為,以避免員工個人資料曝光,或調薪消息走漏引起員工的期望心理。林文鏡把這件案子交給安東尼處理,安東尼找我去詳細研究,最後他說,他完全同意我的建議,然而由於一次發薪金額增加太大,可否分兩年或三年分期調整。我說:「個人認為當公司發現自身存在行政疏失時,應當主動及時予以改正,如果分二、三年慢慢調整,則對員工士氣之提升,將不但不能收立竿見影之效,反而引致員工對公司不體恤疾苦的批評。」安東尼完全接受,立即批准實施。

改革包商制度──印泥公司興建第一號窯時,從台灣引進了幾家包商,承包機械、電機、耐火磚、保溫器材等安裝工程,發包方式採取全供應制,即所有重機械、輕重工具、消耗品、宿舍、寢具、伙食、醫藥、來回機票、國內交通…等等,一應俱全、統統由公司免費供應。因此有人說,包商只要一人帶一把牙刷就可以上工,包賺不賠。這種方式的後果,乃是無法控制成本。包商人員來去自如不說,工具、消耗品的濫用,佔用重機械而不知愛惜,種種無底的浪費,令人歎為觀止。第四號窯安裝發包之時,我想要改變已經來不及,從第五號窯開始,我做了重大改革。其實這種所謂改革,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恢復正常而已。我編了一套投標須知,把原來不該由業主供應的事項,諸如輕重工具、消耗品、寢具、伙食、來回機票、國內交通…等,改為由包商自理。重機械的使用,改為按時數租用(單價比外面低很多),醫藥則僅負責工傷。如此一來,包商必須自負盈虧,不得不精打細算,既得利益橫遭剝削,自然引起反彈,有的包商跑去林文鏡那兒告狀,說什麼羊毛出在羊身上,單價升高,公司將得不償失云云。林文鏡本來有些動搖,經我反反覆分析利弊,總算採納我的方法。

包商剛剛擺平,台泥又有反應。他們針對組織和調薪兩件事提出異議,理由是:一、這個組織與台泥現有組織重複,侵犯了台泥的指揮權;二、印泥公司人員的薪津,不可以高於台泥人員。林文鏡毫不猶豫地予以批駁,他把台泥廠長叫過來說,這是印泥公司的內部政策,台泥沒有置啄的餘地。他又說:「我只請來一個陶琤竻A們就這樣容他不下,那以後我再請十個八個陶琤矷A你們該怎麼辦?」

印尼成功華商的經濟實力

我想在這婼芺穻L尼成功華商的經濟實力和他們對國家經濟的影響。長久以來,印尼的經濟發展建立在政商互通的基礎上。印尼華人的成功有賴權勢官僚和軍人的支持,高層權貴也需依靠華商富賈的財力供養。林紹良的發跡得力於軍方的支持,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致富以後的發展和與政要的密切關係,是眾所周知之事。

林紹良(Soedono Salim蘇多諾•沙林),祖籍中國福建,一九一六年生於福清縣海口鎮,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幼時在家鄉唸私塾讀古文。十餘歲開始當店員幫助家計,二十出頭後(約一九三八年),南渡印尼中爪哇,初在古突士(Kudus)當小販賣咖啡粉,繼於親戚開的雜貨店中當學徒,不久升為店員,一面學生意,一面學印尼語。一九四二年二月,日軍入侵印尼,殖民者的荷蘭人被俘或逃亡。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荷蘭軍隊捲土重來,此時民族英雄蘇卡諾發起獨立運動,與荷蘭軍進行武力對抗,中爪哇的荷蘭商人乃拒絕供應生活必需品給革命軍,荷蘭駐軍也封鎖革命軍的給養管道以逼其屈服。林紹良看準了荷蘭軍必定阻擋不住民族革命的浪潮,開始做軍方的生意,採購糧食、衣服、藥品、丁香煙等物資供應給革命軍。他敏銳的生意觸覺與靈活的交際手腕,得到軍方的信任,從而結識駐在三寶壟部隊的中級軍官蘇哈托,幫他解決許多軍隊補給問題,兩人遂成莫逆之交。

林紹良事業的真正崛起,卻並非依靠供應軍需品。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印尼人普遍嗜吸的丁香煙,因戰火平息,人民生活漸趨安定而需求量大增,林紹良看準了買賣香菸的香料丁香有利可圖,乃盡全部積蓄投資丁香生意,在軍方的協助下進口丁香,供應給當地香菸製造廠。他利用軍方特准的專用進口證,做起獨門生意,幾年後果然獲取巨利,不久成立華仁誼公司,從事橡膠貿易,自此事業一帆風順。

就個人所知,林紹良主要事業的幾個里程碑是:一九五七年成立中亞銀行,一九六九年成立保加沙利麵粉公司,一九七三年印尼水泥公司,一九八一年第一印尼汽車公司(汽車裝配),一九八二年印多福公司(食品),一九八三年增資入主克拉克道鋼鐵廠,一九九三年印尼快餐公司(肯德基家鄉雞)…。至於統轄林氏企業王國的「三林集團」(Salim Group),則成立於創辦水泥公司的一九七三年。「三林」的商標是三個互相環套的圓圈,印尼文叫做「三圈」(Tiga Roda),傳說代表林紹良、林文鏡、蘇哈托(由他的表弟代表)三人。此說可能不確,三林應該是林氏兄弟林紹喜、林紹良、林紹根三人,Salim也是林紹良的印尼姓。不過,這樣的傳說更證明了林紹良與蘇哈托兩個家族的密切關係,因為蘇哈托的表弟蘇兌卡莫諾(Sudwikatmono)正是印尼水泥公司的董事主席。我去總公司公幹時,常受邀去十樓他的豪華辦公室與林紹良、林文鏡、營志高等人同進午餐,他是位穿金戴銀,舉止闊綽的上層印尼商人。另外還有一位董事依布拉欣(Ibrahim Risjad),也是常在董事主席辦公室見面的風趣人物,聽說他是記者出身的成功商人,可能是印尼貴族的後裔。

蘇哈托(Suharto),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生於中爪哇日惹附近的鄉村,父親是一名農村公務員。印尼人有名有姓的,祖先是貴族,有名無姓的是平民。蘇哈托有名而無姓,所以是平民出身。他於十八歲那年在日惹讀完中學之後,考入中爪哇皇家荷屬東印度陸軍幹部學校,開始軍旅生涯。他在荷印時代當過皇家中士,日軍佔領時期當過日本衛國軍中隊長。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十七日,蘇卡諾宣佈印尼獨立,隨即將日治時期的治安部隊改編為印尼國軍,蘇哈托得以編入正式軍隊,先後參與對抗日本、英國、荷蘭軍隊,為印尼獨立而戰,官階逐次昇至中校營長。一九五零年八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成立。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蘇哈托率軍駐紮中爪哇梭羅為旅長。一九五三年升任第十五軍上校團長。一九六零年,蘇哈托被提升為准將,任陸軍第一後備軍司令。一九六二年一月,任少將東印尼軍區司令。一九六三年五月,任陸軍戰略司令部司令。

一九六五年印尼發生「九•三零事件」[1],蘇哈托抓住機會,利用手上陸軍戰略司令部的陸軍指揮權,瓦解了刺殺軍事將領的左派革命委員會,穩定全國秩序。次年三月十一日,蘇哈托率領軍隊開入首都雅加達,迫使蘇卡諾總統交出政權,三月二十七日登上總統寶座。林紹良也因與新任總統的親密友誼而隨之更上一層樓,在總統的照顧和軍隊的支持下,生意蒸蒸日上。他不但和蘇哈托的同父異母弟弟普羅波蘇特佐共享丁香貿易的壟斷權,而且和蘇哈托的子女們合夥開設銀行、設立公司,利用特權經營多方面的生意。透過蘇哈托法力無邊的利益輸送管道,以及和總統家族裙帶關係的密切合作,林紹良成為富甲一方的印尼華人大企業家,「富比士」名列前茅的世界五十首富之一。

在蘇哈托執政的三十三年之中,林紹良家族式的生意模式逐漸走向企業化和現代化的經營模式,把事業從集團頂端向下作多元化的分散管理。直至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蘇哈托因嚴重政經危機在國內外強烈壓力下辭職下台為止,林紹良的「三林集團」,擁有印尼國內企業二百三十三家,國外企業六十五家之多。國外企業遍佈香港、美國、荷蘭、台灣、星馬、泰國等地。這些企業涵蓋水泥、麵粉、紡織、造紙、林木加工、鋼鐵、汽車、食品、金融、航運、建築、進出口貿易…等。它們的規模都極為龐大,譬如水泥(Indocement)產量亞洲第二;麵粉(Bogasari)產量世界第一;食品(Indofood)包括雄霸一方、無遠弗屆的咖哩速食麵「印多麵」(Indomie);汽車(Indomobil)裝配瑞典「豪華牌」(Volvo)名車;金融為印尼最大民營銀行中亞銀行(Bank of Central Asia)…等等,不一而足。這種型態的華人企業集團,在印尼自然不止三林一家,他們直接影響印尼經濟的榮枯,其壯大幾乎等同于印尼經濟實力的增強,華人企業在印尼經濟上的舉足輕重可想而知。然而,華人巨賈和當政權貴們固然因互助互利而腰纏萬貫,絕大多數的民眾卻無緣享受印尼經濟繁榮帶來的利益,他們的生活水平未見顯著改善,甚至有高達百分之四十的升斗小民仍然生活在貧窮線以下。這種貧富懸殊的現象,加上政府因應金融危機失當,嚴重的通貨膨脹引起物價暴漲,老百姓的強烈不滿與怨恨,終於引發一九九八年五月的政變,蘇哈托被逼黯然下台。說起通貨膨脹,二十年來印尼盾貶值了約二十倍。其對美元的匯率,一九七八年初我到印尼時是四百五十盾,一九八二年底離開時是一千盾,一九九六年再去印尼時已跌到兩千六百盾,一九九八年蘇哈托下台前貶至超過一萬盾,目前(一九九九年底)約為八千盾上下。

林紹良最親密的事業夥伴、小同鄉林文鏡(Djuhar Sutanto),一九二七年生於中國,四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由於年紀相差十一歲,林文鏡乃尊稱林紹良為Uncle(叔叔),實際上他們並無直接親屬關係。據林文鏡自己說,他早年從事印尼土產蠟染印花布(俗稱峇迪)的買賣,經常坐長途巴士從一個市鎮跑到另一市鎮做「跑單幫」的生意,後來在中爪哇與友人合資開設蠟染工廠。一九六零年代初期,印尼民族獨立運動領袖蘇卡諾總統倡導人民聯合陣線的思想,把共產主義置於最高地位。這個時期,許多華裔民族狂熱青年受到鼓勵,紛紛「回祖國」(中國大陸)接受共產主義思想訓練。林文鏡辯才無礙、精於引證,除了與生俱來的語言天才之外,也可能與經過這場洗禮有關。林文鏡英語能力極強,又擅於談判,長袖善舞,是天生的商業人才,他與林紹良的結合,正是如魚得水,頗收互補之效。他與林紹良的合作是多方面的,但比較著重於水泥、麵粉和鋼鐵等事業,而以水泥為主要重點。林文鏡年輕時是籃球好手,曾經是參加台北介壽杯的印華籃隊的中鋒。有一次他在宴席上說,他某次赴台灣參賽,被人故意灌醉以致昏睡不醒,結果第二天輸了球,從此發誓永遠滴酒不沾。由此可見他意志堅定、決心不移之性格的一斑。

我與林文鏡長期相處,公務來往密切,但私交接觸不多,保持淡淡的關係,因我私下認為在他麾下率領大軍,須展現獨立性格,不應有與老闆一同搞「親信政治」、「貴族政治」的形象。有人說他的性格多重而複雜,我倒覺得他的優點多於弱點。茲舉數例以見一班。一、慷慨好客:無論三教九流,只要與他接近,莫不掬誠以待,受者為他魅力所感,均願追隨左右,頗有孟嘗之風;二、胸襟開闊:我曾因包商制度與計價方式與他意見相左,跟他在辦公室大吵一頓,事後他打電話向德順抱怨我脾氣太急,第二天他的兒子宏修來安撫我,最後接受了我的意見,就此消弭衝突於無形;三、信守諾言:大至與外國財團商談貸款,小至全力支持我分層負責的理念,他絕對恪守承諾,言而有信;四、快而善變:這個性格恰與前者矛盾,偶而會引起困擾,他腦筋靈活,決斷迅速,但有時會發生決定後又變卦的情事,弄出雙包案,令部下無所適從;五、細心週到:有一天他聽說小女若昭坐三輪車上學,認為太不安全,即命公司購買豐田新車一輛,連同司機派來我家為德順和若昭服務;六、樂善好施:對朋友、部下,他在金錢上面絕不吝嗇,做善事不落人後,若昭赴美升學後,暑假回印尼路過新加坡,他命小兒子往機場接來家中過夜,林夫人除對她照拂備至之外,還給她一個紅包,雖然若昭第二天離去前把那個金額遠超過零用錢的大紅包禮貌退回,我們甚感他夫婦對晚輩的關愛;七、有收集癖:他有網羅天下豪傑之志,絕不以一二人為他效命為滿足,譬如他說過「這個公司就是我們兩人的…」,也說過「我以後要再請十個八個陶琤矷K」,可見他的豪氣;八、唯我獨尊:某晚幾位台籍師傅在工廠對面一間小飯館因細故與鄰座客人發生爭執,對方自稱是林紹良的人,一位師傅說:「林紹良的人也好,蘇哈托的人也好,這裡是自由土地,我誰也不怕,」當天晚上這名師傅就被廠警禁閉,第二天押赴機場遣送回國了;九、打擊對手毫不手軟:「印多麵」計劃簽約之夜,與日本合作對象在希爾頓飯店日本料理舉行慶功宴,碰杯互祝「打倒沙利麵」,老牌沙利麵在印尼行銷甚久,從此一蹶不振,這種例子不勝枚舉。

二林從一九九零年代開始,經常返回出生地福建福清,以各種投資建設故鄉,諸如麵粉廠、紡織廠、觀光旅館、貨櫃碼頭、公路…等等回饋桑梓。一九九八年五月暴亂之際,林紹良適在國外,他在雅加達古蒙蘇哈利街的豪華住宅被暴民洗劫一空後縱火焚燒。林家豪宅四週為民房包圍,其中住著他的隨從傭僕和家眷,所以行人在街上是看不見裡面的兩層樓洋房的。他常邀請高級幹部及眷屬來私宅晚餐,多半由附近的婆羅浮圖飯店供應西式自助餐,我夫婦曾經參加多次。宅中收藏名畫古董甚多,恐怕後來不是被燬就是落入暴民之手。林紹良夫婦的臥室屋頂挑高,我曾對德順笑說,如果我們住在裡面,仰望那兩層樓高的天花板和大吊燈,一定會徹夜難眠。有一次用餐時林紹良對德順說:「陶太太,謝謝妳細心照料妳先生,他才有精神為公司做更多的事。」

蘇哈托倉皇下台之後,林紹良家族頓時成為眾矢之的,不但中亞銀行被印尼中央銀行接管,三林集團也面臨被新政府清算的困境。長子林逢生(安東尼)留在國內處理危機。在印尼本土人群高呼「印尼人取代華人」口號的今天,華人商業處境日益艱難,前途難卜。平心而論,盤踞印尼千島的三林企業王國,對於平民並非全無照顧,單以國內就業機會來說,據統計就有三十五萬個職位以上。林紹良如今被平民劫屋焚宅,我和他賓主一場,難免有不忍聞問之痛。

蘇哈托及其家族的財產到底有多少?據印尼媒體報導,在一九九七底至九八年初之間,已有八百億美元通過澳洲銀行轉移至海外;美國時代雜誌於一九九九年五月報導,蘇哈托及其家族的財產高達一百五十億美元,蘇哈托認為時代雜誌報導不實,已聘律師控告其蓄意誹謗。至於林紹良的財產,富比士說是四十億美元,有人說高達一百億,也有人說沒那麼多,因為他的財產有一部份可能與蘇哈托的財產重疊,因為蘇哈托的子女,都在三林集團各種事業中持有可觀的股份。

為父祝壽引起風波

父親自六十歲起每逢整壽都由泰來大哥張羅壽誕禮堂和暖壽筵席,遠居海外的弟弟們屆時趕回台北拜壽;蒞臨家中祝壽的黨、政、新聞界友人也是川流不息。記得父親七十大壽那天,我們兄弟們整天排站在壽桌旁向來賓答禮,兄弟們好久不見,自然親暱萬分,沒有客人上門的時候,彼此開開玩笑、打打鬧鬧,在所難免。不料威武嚴肅的萬耀煌二舅前來祝壽,見我們兄弟們站沒站像、坐沒坐像,深表不滿,拿起手杖指著命令我們站好,然後自己坐在客廳椅子上,目光炯炯地盯著,嚇得我們不敢亂動。

父親七十歲那年(一九六八)從中央日報董事長退休,專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及立法委員。退休次日,報館就把公務座車召回,僅留下司機蔣保華一人無所事事,父親出入搭乘計程車,既不方便,又不安全。我在馬來西亞聽聞此事,心中不安,決定為父親解決交通問題。我把手頭的大石水泥股票賣掉,提出銀行全部存款,以美金八千元之數,向楊建興董事的哥哥楊建德(他的女兒楊紫瓊後來扮演好萊塢電影「零零七」女特警名噪一時)經營的怡保汽車公司,訂購一輛淺藍色的賓士二三零轎車,直接從西德進口台灣。這是我送給父親的第一輛汽車。蔣保華非常愛惜這輛車子,細心維護,一直用了十年。可惜在最後的兩三年間,經過兩次颱風大淹水,每次士林家中積水盈尺,賓士車下半部泡進泥漿,從此毛病百出,情況大不如前。

一九七八年四月我進印尼水泥公司。這年秋天適值父親八十大壽,我向林文鏡告假,專程回台北拜壽。我見那輛賓士車已經不堪使用,想到林文鏡和許多在印尼結識的港台友人要來參加壽宴,乃把老賓士賣掉,貼換一輛黑色裕隆轎車,這是我第二次送車為父親拜壽。這次壽宴差不多成了「水泥之夜」,除了專程從印尼飛來的林文鏡和公子宏修之外,蒞臨的水泥界貴賓有嘉興水泥董事長張敏鈺先生、齊熨博士、湯兆裕先生;建台水泥董事長李崇年先生;台灣水泥執行副總經理王量先生;台灣士敏總經理耿鏞先生;台泥高級主管陳厚封、呂泰伯、王正衎、張震威、陳俊德、吳奇英諸兄;亞洲水泥總廠長張才雄兄;幸福水泥總工程師張鴻藻兄;香港來的莊謙浩先生和公子,以及印尼工地包商老闆們。

一恍四年至一九八二年,困擾了我幾年的膽結石宿疾益形嚴重,經醫師診斷必須早日開刀,以免變成急性。三月中旬,腹部又連續發生劇痛,我乃請假回台北住進中心診所,由名外科俞瑞章大夫親自動手術為我摘除膽囊。手術頭一天,在病房中忽接雅加達傳來消息,我離印尼之前與日本廠商談妥的長程礦山輸送皮帶合約突被公司否決,聞後頗覺不尋常,這是從來沒有的事,但我開刀在即,已無暇作進一步查證。手術後再去電公司查問,此案木已成舟,多爭無用。一天,林文鏡突來醫院探訪,慰問一番後表示,現在工廠一切都很平順,將來我回印尼後,不必那麼忙,可把小事交給年輕後輩(指兒子宏修及女婿吳玉平)處理,自己回總公司上班,可以多打打球,多出門旅行。老闆的親切愛護,我夫婦至為感激。

休養三星期,傷口復原後我立即趕回印尼工廠。第二天上班,同事們紛紛來辦公室看我,我見其中幾人表情怪異,不知何故。幾天後,秘書小姐施美雲終於忍耐不住,偷偷告訴我她聽到的一些莫名其妙的閒話,諸如「陶琤芛d群眾」、「陶琤芛Q取林文鏡而代之」…等等。訝異之餘,找來馬來西亞老同事李文清、林國石問個究竟,他們說﹕「自從你回台灣開刀後,這些謠言就在廠中傳了開來,而且幾位新近從台灣來的同事,頻頻向我們查問有無其事,說是在公司聽到的云云。」又說﹕「有兩個人幾乎天天坐車跑去雅加達總公司,一去就是大半天,回來後就神神秘秘的關起宿舍門,三五個人好像在開什麼秘密會議似的。」我很困擾難過,但也無法對這些捕風捉影的傳言太過認真。

當擴建工程一個接一個地成立工程處的時候,廠內人材嚴重不足,我乃回台灣招兵買馬,對於想去印尼的人,幾乎來者不拒,照單全收。一些因故暫時無業的水泥同行,我也毫不考慮地加以延聘。姜品潔曾經是我的老上司,後來又經我介紹至馬來西亞大石水泥同事半年;葉宗虞由老前輩、嘉興水泥齊熨博士引介,他們千里迢迢南來同舟共濟,我自然引為知己。我保舉姜品潔為副總工程師,任葉宗虞為機械課長,他們經驗豐富、學有專精,可惜都有玩串聯、搞小組織的習慣。

我請假住院期間,運轉生產及擴建工程分別由姜品潔及吳玉平代理。在這段時間內,三、四號窯運轉不順,產量低落。總經理郭德恩建議比照白水泥技術支援的條件,請日本人來廠提供運轉服務,公司乃急召日本水泥總公司派人前來談判。因日方開出的單價只有台泥原價的一半,增派人員不超過八人,條件相當吸引人,這個案子居然談成了。此案孕育時期我未與聞,故未表反對,而且既已有人說我有野心,更不便反對;再者,日本的條件實在太好,我實無立場抵擋。何況只有八位日本人前來指導,工廠組織不變,管理權仍在自己人手上。

印泥把新窯接下,又拱手讓人,台泥自然頗不諒解,最難過的莫過於台灣士敏公司副董事長王量先生和總經理耿鏞先生,因為台泥代工運轉的合約,已改由台泥子公司台灣士敏工程公司承擔。某日,我接到士敏協理湯錫紱兄的電話,劈頭把我臭罵一頓,說我標新立異、喜新厭舊、吃裡扒外等等,這個黑鍋我是揹定了。自此,「由自己人管理自己的工廠」這個目標,終於在兜了一個大圈之後,又回到原點。我自知無力回天,離開公司將是遲早之事,為未雨綢繆計,開始寫信申請美國大學研究所入學許可,參加托福考試,預作深造的打算。

九月,泰來大哥來信,準備提前一年於今年為父親慶祝八五大壽。我要德順去雅加達美國銀行買了一張美金一萬二千元的匯票,託正要回台北的保溫器材包商,雄力公司老闆薛根寶順便帶交我的台大同學、老同事、好友殷曉華兄代為將舊車換一輛新的裕隆車。匯票交給薛老闆後,我從公司辦公室給曉華打國際電話,交待他一些細節,我在電話中說﹕「薛根寶會把一萬二千美元匯票親自交給你,車子辦好手續後,請於父親生日之前交給司機蔣保華…。」正在此時,某高級主管開門進入辦公室,我用手勢招呼他坐下,繼續把電話講完掛斷後,起身跟他談話。

沒過幾天,竟聽到更可怕的傳言:「陶琤肭e給他父親的汽車是包商送的」,令我膽戰心驚。「搞群眾」、「取而代之」的謠言我可以不管,但「送車」這件事攸關我的品格操守,非同小可,不能不加以澄清。我乃找出匯票副本影印一張,驅車去總公司見林文鏡說明原委。自從到公司第一天起,我就跟林文鏡共用一間辦公室,迄今近五年,關起門談話,是常有的事。豈料這次情況大出意外,林文鏡看了看匯票影本,竟一聲不響地把它丟進了字紙簍,接著似笑非笑地指著桌上一盤水果說:「吃水果,吃水果。」這不是我所期待的反應,我很失望,但猜想他可能是想沖淡我的焦慮,是好意,不能怪他,只好不發一言,回座埋頭工作。他則若無其事地繼續用印尼語和朋友打電話聊天。過不多久,他忽然側過頭問我:「老陶,日本人說你設計一流,現場不行,你說呢?」我茫然無語,自忖三十年來,我監造大小水泥旋窯不下十四套之多,何謂現場不行?尤其此時此刻說出此等閒話,聽起來特別刺耳。

沒想到公司竟有人把包商工地負責人一個個叫去問話,嚴詞詰問汽車的事,鬧得包商們互相猜忌,滿城風雨。公司有人如此明目張膽地弄出這樣一個大動作,林文鏡竟然不置一詞,任其胡搞,背後作所代表的涵意,不言可喻。但我了解車子的事只是導火線,「搞群眾」、「取而代之」才是犯了大不諱。林文鏡說過:「蘇哈托總統說的,部下弄幾個錢沒關係,只要忠心就好。」,看來印尼企業家仍然跳不出「家天下」的思維框架,我既未能洞悉華人企業家濃厚的人治思想,亦不試求了解公司中業已相沿成習的老闆文化,寧非做人的徹底失敗?

從基隆台昌工業公司啟蒙開始,歷經楊梅啟信實業公司、馬來西亞工礦公司、大石水泥公司,個人所處的環境,都極單純。尤其在追隨李良榮將軍的八年之中,學習到正直求己、誠信待人的道理,以及相互支援、一秉為公的團隊精神。坦白說,直到進入印尼水泥公司這個大醬缸之前,我從未領教過人與人之間爾虞我詐,鬥爭誣害的一面。我非好鬥善鬥之人,也沒有精神與時間去做無謂的爭辯,徒然貽笑大方。然而,我秉承公司之命,率領全廠員工四千餘人辛勤工作,原是上下一心、奮發圖強的具體表現,卻未料竟會遭受「搞群眾」的誤解,連最信任我的頂頭上司林文鏡也下意識地覺得權威受到威脅,寧願犧牲好好一個戰力充沛的團隊,任它走向瓦解之途。俗語說得好:「共患難易,共安樂難。」事情做多了,譽之所至,謗亦隨之,我終於在公司技術、管理、財務…各方面漸入坦途之際,決定離開我曾經為它付出全部心血的印尼,回到美國,尋求繼續深造的機會。

緣分既盡不如歸去

十月底,我給林文鏡寫了一封長信,附上辭呈,請求年底以前離職。董事長林紹良聽說我要辭職,派親信安迪來詢問緣由,我坦白地說,我在公司遭人中傷,領導威信受損,已極度灰心,既然緣分已盡,不如就此歸去。安迪回去後,安東尼找我談話,表示願為我安排至集團其他公司工作;林紹良也親自勸我,提議給我半年假期,盼我休息一陣再回來工作,我都婉拒了。

幾年來我日以繼夜地工作,星期天只休息下午半天,匆匆陪德順進城看場電影吃頓飯,長久下來,頭髮全白。德國友人見我負荷如此沉重,很為我耽心;日本工作人員也紛紛勸我保重身體。我申請美國大學,除了請恩師鍾皎光及蔣君宏兩位教授給我寫介紹信之外,又親自拜託台灣士敏工程公司副董事長王量先生為我證明就業經歷,王公知我即將離開印尼,不禁感慨地說:「我在台泥三十五年,沒能培養出像你這樣的人才,林文鏡竟輕易放你走,太可惜了。」

人生道路操之在我,方向是對是錯,全憑自己的判斷,爾後的發展是禍是福,全由自己承擔。當然,客觀環境如人、時、地等因素可能影響一個人的判斷,但主觀的取捨還得看自己。先父的北大學生、我的老師兄、北師大教授何玆全先生說得好:「一個人的一生命運,常由三者決定:機遇、偶然、個人條件。個人條件,有被動、有主動。機遇來了,別人不合適,只有你合適。合適是你的條件,是被挑選的,這是被動。目前擺著幾條路,由你選擇,這是主動。」([2])我之去印尼雖說是出於被挑選,卻是主動選擇前往,後果自當完全由我自己負責。然而曾幾何時,短短的五年,賓主關係竟從「肝膽相照」滑落至橫加猜忌的地步,其間環境變遷與心理轉折之快之深,真是始料不及。

十一月十九日泰來大哥來信,其中有下面一段話:

 …你們水泥公司大展宏圖,正是工程人員發揮才能的機會,這是非常好的現象。我們中國人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可以共患難而不可以共富貴,一旦計劃完成,順利開車,往往就是工程人員遭殃的時候到臨。…

大哥真有先見之明,他尚不知我已辭職。巧的是此信到時,我正好收到董事主席蘇兌卡莫諾十一月二十五日簽發的服務證明書,正式確定我辭職生效。

十二月十日,安迪又來問我期望林紹良為我做些甚麼。我說:「我只想懇請Uncle親自來參加工廠為我舉行的惜別宴會。」我提這個要求,是因為工廠同仁們正在籌備惜別宴會,而且為我準備了禮物;可是,有幾個人在廠中串聯,企圖阻止同事參加,說是上面交代的云云,造成不小困擾。十二月十五日宴會前一天,雅加達傳來消息,大老闆林紹良決定親自參加宴會,還要講話。串聯活動戛然中止,接著就上演一齣爭取坐首席的鬧劇。

林紹良的講話言簡意深,他向來不大在公共場合講話,這次實在給我極大的面子。林文鏡也講了一席很感性的話,他回憶我們初次在新加坡見面的往事,以及幾年來共同攜手為公司發展的種種努力。我非常感動,相信他說這些話的誠意,只是太晚了,為何不早幾個月說?

如今那荒謬的「贈車事件」早已時過境遷,本不應再費筆墨,然而回顧當年情境,仍似骨鯁在喉,不吐不快。自一九八二年為父親換第三輛車後,我於父親九十大壽那年,再換一車,這也是最後的一次,綜計自父親七十歲起,共購換新車四次。這原是兒子孝敬老父的家庭內私事,實不足為外人道,不意父親八五壽辰的那一次,竟在印尼引發無謂的風波,真是始料不及,也是我的不孝。其實謠言發生之初,林文鏡大可出面制止,或叫我去問個清楚,不幸他被有心人利用,為「取而代之」的說法所惑,乃採取坐視不管,任其發展的態度,以致他自己花了五年功夫建立的王朝,竟因自己一念之差而毀於一旦,更傷了拚命為他打天下的部屬的心。

自從加入印尼水泥以來,為了推行公司交付的任務,我無可避免地得罪了三批既得利益者:排外的代工駐廠人員、抱全守缺的總公司舊人馬、包商的部分既得利益者。由於對我的痛恨,我的一舉一動,都為這些人用顯微鏡嚴密檢視,平常但出些小差錯,決不放過冷嘲熱諷的機會,如果抓到把柄,自然會聯手給我致命一擊,必欲除之而後快。他們等了四年多,終於抓到我的一通電話而大作文章,乘機散佈謠言,以圖損害我的領導威信。他們是成功了,但是晚了幾年,因為我的改革工作業已次第完成,公司無論在組織、運轉、營利、國際聲譽上都處於空前輝煌的狀態,各國貸款源源而來,新窯一個一個的建,印尼水泥已經昂然步入世界級大水泥公司之林。我在林文鏡全力支持下展開工作,也在他全力不支持之下毅然求去,但他交付我的任務已經完成,此時「解甲歸田」,雖有遺憾,卻無牽掛,了然無愧於心。

最近觀看大陸連續劇「雍正王朝」,頗有所感。雍正繼承康熙遺願,倚賴幾位重臣改革吏治、興利除弊,他的二十幾個兄弟除了十三弟之外,幾乎個個隔岸觀火,唯恐天下不亂;皇帝偶出差錯,兄弟們乘機落井下石,決不手軟,雍正獨木難支,在位僅十三年即暴卒於御案之旁。可見雖貴為天子,欲求改革尚且阻力重重,皇帝左右漢人大臣所遭受來自滿人的壓力,可想而知。再看歷代皇帝其意志不堅或猜疑心重者,下面奉命推行新政的臣子,其失敗者固被殺頭或流放,成功者亦鮮有不遭朝廷貶抑乃至抄家者,我乃小民,能自印尼首富王國之中全身而退,亦云幸矣。前幾天,德順忽然有新發現,她說:「那時的你,不正是今天宋楚渝的寫照嗎?」聞言不禁啞然失笑。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和德順帶了么女若昭及愛犬山美、露西,乘搭西北航空公司班機,飛東京轉機回美,臨行前大批員工前來機場送行,依依惜別之情猶勝當年怡保送別的場景。林紹良的親信安迪、安東尼的秘書顧納萬夫人、台泥張震威廠長等都來了,林文鏡沒來,他「收集」的陶琤穻p今被他氣走,面子上也不大好看,不能怪他生氣。抵達芝加哥時,大兒德興全家駕七人座小巴士來機場相接,結束了五年多彩多姿的印尼之旅。

香港的顧問工作  

次年(一九八三)三月,我應香港聯合船塢公司之請,前往提供咨詢,解決他們與美國凱撒工程公司之間,有關建造位於屯門的中國水泥公司追加工款的糾紛。六月回美,七月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暑期班,提前攻讀管理學院的企業管理課程。

說起那次香港之行,也算是一場奇遇。香港中國水泥公司建於屯門,由美國凱撒工程公司設計監造,香港聯合船塢工程公司(簡稱聯塢)代表業主負責工程管理。工廠設計完全翻版自德州聖安東尼水泥廠,年產量一百二十萬噸。在興建工廠的三年半期間,凱撒工程公司的工地經理曾向業主的代表聯塢發出大量備忘錄,就由於非凱撒責任所造成的修改、重做、延誤工期所產生的額外費用,提出求償。每一張備忘錄的最後一段,凱撒都不忘寫上一段:「貴公司收到本備忘錄十四天內若不答覆,當以接受本備忘錄內所提之要求論。」聯塢可能不了解美國公司的做法,因而漠視了備忘錄的法律效用,一概不予答覆。工程完畢之後,凱撒憑以求償達兩百萬美元之多。聯塢自然不承認這筆額外支出,凱撒乃告將官裡去。香港法官開了幾次預備庭,發現凱撒備忘錄中所形容的索款內容,大都涉及技術層次,而雙方律師乃至法官自己,都難以說得清楚,乃建議兩造去找一位立場中立,資格為英國承認的水泥專家先將備忘錄閱讀過濾後,再由法官定奪。

聯塢在不知如何知道了我,這個專家竟落到我的頭上。那時我剛剛離開印尼回到美國,輾轉收到信後,便去了香港一趟。聯塢和凱撒都同意我作中間人,但由聯塢負責我的費用。我前後去了香港四次,總共工作了四個月,德順也順便去香港玩了兩個禮拜。我在聯塢巧遇亞特蘭大老同事,合約管理師羅絲,原來她應聯塢之請,一個月前來港研究合約權利義務,攀談之下,才知道是她向聯塢推薦我來幫忙的。

我花了很多時間,把聯塢辦公室十幾個卷宗櫃中約一萬張(是的,三年半平均每天收到九張)備忘錄加以分類過濾,最後就可能成立的五百多張加以計價,寫成報告,建議中國水泥支付凱撒不到八十萬美元。報告提出之後,我即離開香港未再過問法庭的判決。後來聽說雙方依照我的報告庭外和解了。

新聞界老兵的岳父劉光炎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岳父光炎公在加州病重去世,享壽八十歲。我們在印地安那州拉法葉市得知噩耗,立即飛赴奧克蘭(華人俗稱「屋崙」)奔喪。岳父自民國十五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後,即投身新聞界。抗戰期間,擔任重慶中央日報總編輯,並兼課於南溫泉中央政治學校。勝利復員後,在南京負責黨部中央週刊的編務。民國卅七年隨政府播遷台灣,擔任新生報及中華日報主筆,撰寫過無數篇分析國際時局及弘揚反共大業的重要社論。民國六十三年退休後轉職於教育界,曾先後受聘於政工幹校、復旦大學、東吳大學、文化大學及銘傳商專等校,講授國文、新聞、國際關係等課。光炎公服務黨國五十年,一生培養造就無數傑出的新聞人才,在教育界更是桃李滿天下。他的學問道德,對下一代青年學子有深遠的影響。

我初聆光炎公的教誨,是在民國卅八年剛進台大不久,當時校內有不少南開中學(天津及重慶沙坪壩兩校)的畢業生,我與幾位要好的同學,組織了一個極具活力與熱忱的「台大南開同學會」;一時加入為會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3])我在會中認識了光炎公的兩位女公子:外文系二年級的德順及一年級的德筠,常隨德順於課餘到她家中坐談。當時的劉伯伯正值壯年,身材碩大而精神飽滿,與伯母的小巧玲瓏與雍容溫婉恰成對比。劉伯伯談鋒甚健而語多詼諧,常跟我這個二十幾歲的小伙子天南地北地聊個不停,這時劉伯母一定會親自下廚做幾味可口的小菜,留我吃飯。劉伯伯喜歡美酒佳饌,而岳母的烹調技術更是美妙無比。我在大學四年中,只要功課不忙,每星期總有二三晚在劉府消磨,聽劉伯伯暢論時事,及品嚐伯母精治的菜餚,常常在那溫馨的日式小洋房中,逗留至夜深人靜才回家。

民國四十三年軍訓結業後,我與德順結為夫婦。我先在基隆工作,兩年後調赴左營建台水泥廠工地監督機器安裝,四十五年二月,大兒德興出世。四十六年轉職楊梅啟信公司任白水泥工場主任,四十七年七月,次女若蕙出世。我們經常拖兒帶女回娘家,享受岳父的上下古今及岳母的美饌。孩子們則最喜歡聽「胖爹爹」講充滿了「屁」的故事。四十八年我應聘馬來西亞,去國十八年。一九六一年五月,小女若昭出世,我們帶著孩子們每年只能回台一次,跟老人家團聚的時間很短。岳父自報社退休後,以花甲之年每日奔波於幾家院校之間忙著授課,倍極辛勞。再加上他龐大的體重與高血壓,使他的身體,時常不勝負荷。我們長居海外,這期間兩老的日常生活,多由三妹德華及妹婿林德覲親自照料。

岳父七十五歲以後,因辛勞過度及長年的高血壓症,已經逐漸教不動書了。當時四妹德麗及妹婿趙國明夫婦力勸兩老搬到舊金山居住。因為灣區氣候宜人,環境清靜,頗適合老年人靜居休養,兩老遂於暮年遠渡重洋來到美國。他們原來只打算小住三、四個月即回台北的,不料來美的第二個月,岳父因疾住院動外科手術,醫囑至少半年之內不得長途旅行,且須定期回院檢查,只好作常住的計劃,在奧克蘭租了一間設備相當好的老人公寓。岳父怕熱又不喜污濁空氣,很喜歡這兒四季如春及終年乾燥的氣候。

岳父最後幾年在美國的日子,固然是接近隱居的生活,但他決無不問世事的心境。每日勤研佛經之外,必看報紙數份。看到不好的消息往往急得握拳慨嘆;看到好的消息,則有雀躍開心不已。三年來他在公寓斗室中寫了六十多篇雜文,敘述他過去的經歷,以及對國事的意見。這些文章,一部份曾在美洲世界日報副刊發表,一部份自忖編者必將刪改而未投出。去年(一九八二)由德順出資,委託台北食貨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包羅全部文章。因岳母名張梅君,岳父特以〈梅影雜文〉為書名。從文字中可以看出光炎公是如何憂時憤世、熱愛國家。

岳父一生淡泊簡樸,嚴於克己而忠於朋友,凡跟他老人家接近或聆聽過他雋永而坦率的談話的人,更莫不敬佩他學問的淵博與深入精到的見解。岳父雖然待人隨和寬厚,卻絕不是與世無爭,遇事退縮的弱者。他那堅守原則,守正不阿的個性,以及熱愛國家、嫉惡如仇的情操,值得子孫們永世景仰。

父親為文,引論語一章,以概括光炎公為人處世之道: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於人之求之與!」

父親又寫道:

光炎一介書生,從事新聞編輯言論以及新聞教育,四十年間,聞政而不從政,與人交遊,從來未顯疾言厲色之態;記事為文,從來不發劍拔弩張之論。總是那樣從容不迫,平實無華。在新聞界老一輩裡,光炎見信於人,亦見重於人,就是他處人治事,洽合於溫、良、恭儉、讓的涵養于風度。…

光炎公的作品,真是文如其人,既不顯疾言厲色之態,亦不發劍拔弩張之論。他的日常生活,一餐飯,兩味小菜,三杯酒。他的文章亦復如是:平易近人而自有其深度;間有諷刺而不發牢騷;至於愛國心與自我犧牲的精神,則潛行默運於字裡行間。論語第一章謂「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如光炎先生者,君子人乎?君子人也。

重做老學生

我在離開印尼之前,就已開始準備再進大學研究院深造的事。從事水泥廠設計、建造與運轉工作這麼多年,一直與會計作業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工程預算、採購、貸款、付款、合約、生產成本、設備折舊…等等項目,莫不與會計息息相關。然而,雖然看過許多各式各樣的會計報表,對它們的內容卻是一知半解,既不能深入,何能用之為分析績效的工具?

曾經在新加坡工程師學會某年的會刊上讀過一篇文章,討論為何財務人員在公司裡爬升得比工程人員快,薪津也比較高?原因不是能力問題,而是宏觀問題。財務人員大都有了解及分析公司收支狀況和盈虧的能力,而工程人員大都只知追求好品質、高效率,而忽略了品質和效率與成本的平衡點,以及超過此點對成本的衝擊。換句話說,財務人員知道合理省錢,而工程人員卻只會花錢。準此,老闆自然會覺得身邊的財務人員比較能夠體恤公司的困難與需求,而以為遠在工廠裡面的工程師們有種不顧老闆口袋裡的鈔票,喜歡亂花錢的任性。對於這個言論我深有同感。過去在大石也好,印泥也好,我經常聽到老闆批評我們亂花錢,因而把材料請購單打折批准或退回重擬的例子。工廠主管們雖然萬分無奈,卻不知如何用簡單的、非技術的語言向公司申訴。這就是缺乏財務常識、不懂會計語言,以致無法以有效的表達方式去打動老闆的缺點。我之決心攻讀企業管理,就是想要補強這方面的缺陷。當然,企管不僅是財務,還包括其他項目,如會計學、經濟學、統計學、管理數學、市場策略、失誤管理、電算機使用…等等。

我從台灣買來一些托福考試題庫、錄音帶之類的材料,晚間及週末,在家中關起房門溫習模擬。我在雅加達考托福,考試前一天,先與德順住進雅加達希爾頓飯店,作最後的衝刺與休息。托福考得很好,得了六百六十分。這在台灣算是「狀元」,補習班會貼紅榜放鞭炮的。申請讀管理碩士班還得考「管理研究所入學測驗」(GMAT),這次考試在新加坡舉行,我和德順兩人頭一天搭機去新加坡,住入麗晶飯店後,先赴位於一個山坡上的學校考場,找教室看座位,真像參加聯考一樣緊張。第二天應考,題目很多,足足考了四小時。考完出來遇到傾盆大雨,等了許久不停,商得一位同考搭他便車下山,這位同考仁兄趕著回家,車子開到飯店那條路的路口就要我下車。此時滂沱大雨未停,雨中又叫不到計程車,只好冒雨狂奔,到達飯店時已成落湯雞,一雙新買的皮鞋被泡得差點脫不下來,真正是泡湯了。我考這科成績平平,只得了五百六十分。

我申請了五間學校。錄取我的大學有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印第安那州普度大學、洛杉磯加州大學分校及南加大。華盛頓大學我大學畢業那年(一九五三)曾經申請到入學許可但未去,這次真想到那兒讀書;普度大學與我家特別有緣,三個兒女和大媳婦、小女婿一共五人都從此校畢業,我幾乎決定報到,不巧小女婿黃俊宣也準備就讀這一班,我想想翁婿同班,彼此壓力都將很大,還是迴避較好。兒子說:「爸爸,你們在熱帶住慣了,東部或中部印第安那州的冬天,冷到零下幾十度,你們可受不了,還是到加州去吧!」女兒們也附和,就此決定進入洛杉磯加大(UCLA)。辦完岳父喪事之後,我於七月間進暑期班開始唸學分。

加大校區位於洛杉磯好萊塢附近的西木(Westwood),校園廣闊,師生七萬多人。我和德順在與大學同一條路上,離大學醫院不遠處的一個公寓,租了一個單位,開始過簡單的學生生活。西木有三多:電影院多、書店多、餐館多,是個典型的大學城。這裡有電影院五十多間,簡直是個電影城。我這個影迷住在這兒,最痛苦的事莫過於要抵擋電影的誘惑,常為了貪看一場電影而不得不熬夜趕功課。

加大的學制是「學季制」,一年四個學季,每季十週,課程密集,趕得要命。如果不嫌累,接連唸完四個學季即可拿到學位。我早上背著書包走路上學,中午躺在草地上吃德順為我做的夾肉鬆饅頭,有個小松鼠偶而會來與我分食少許。沒課時不是上圖書館就是去電腦室找電腦寫報告。我說「找電腦」有個緣故。學季開始時有兩件事要儘早排隊,一是搶停車位、一是電腦排期。前者我不耽心,因我住不太遠;後者卻非常重要,尤其人人都想排在下午下課後的理想時段,很不容易。我運氣不佳,時間統統排在晚上十一時以後。但也有好處,夜晚停車空位多,電腦一小時時間到很少有人在等,可以繼續使用下去。所謂找電腦,是白天去電腦室看看有無人缺席不到,此時便可坐下來用他或她的時間。但用者一來,就得立刻收拾走人。我後來從台北中華路買來一台仿造的「蘋果二號」小電腦,把我的舊電動打字機裝上一條序列電線當印表機使用,以後除非需要使用特別軟體,我就不大去電腦室了。

班上共有學生五十餘人,我們的讀書小組共五人,包括一位來自香港的年輕女生、一位墨西哥裔的中年女生、兩位美國男生、和我這個全班第二老的男生(第一老的是位六十歲的女同學)。我們分工看書、討論課題、寫作小組報告。我的小電腦,和德順的炒飯炒麵,使得我們的公寓成為小組讀書重鎮之一。

週末兩天,德順和我一定得先看兩場電影,然後開車到三十哩外的中國城蒙德利公園(Monterey Park)買中國食品和吃飯。大女兒若蕙和女婿方和同大學剛畢業,暑假期間暫住我們家順便找工作。不久他們都找到不錯的工作,若蕙進了洛杉磯威士定(Westin)大飯店當實習生,和同受雇于一家專業材料研發公司。

班上有位西點軍校畢業生,德育兼備、品學均優。一天晚上,電視播報美軍突襲格蘭那大島(Granada Island),第二天第一堂課「錯誤的管理」,教授問哪一位願就此事件提出評論,這位西點高材生不慌不忙走上講台,把格蘭那大島的歷史地理環境、與美國的關係、最近事態發展、美國出兵的背景、突襲經過、將來可能的發展等,作了一個簡單扼要的報告,儼然一副軍事首長的態勢,令我等大為折服。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先姐琴薰的大兒子,我的外甥沈寧從北京飛抵洛杉磯,當年姐姐帶他去香港又回大陸時,沈寧還不到兩歲。文革時全家被抄砸多次,一九六九年插隊陝北,在劇團當小提琴手,因「成份」不好,備受歧視。一九七七年考北大成績優異,但因其父政治審查問題,北大不敢錄取,改考西北大學。在學時申請到愛阿華州立大學的獎學金,畢業後又格於政府規定無法成行,乃進陝西電視台工作。直到一九八三年夏天,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跑了衙門幾十趟,才辦成出國護照拿到簽證。遠在亞利桑那杜桑市的沈燕,特地來機場迎接。我為他們在附近旅館租了一間房間晚上休息,白天兩兄妹來我們的公寓相聚,寧寧含淚講述媽媽從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悲慘遭遇,我和德順聽了萬分心酸。第二天,我帶沈寧逛百貨公司,買些美國學生喜歡穿的衣物鞋襪,從頭到尾徹底「換裝」,三十多歲的外甥,一下子變成帥哥。第三天,兩兄妹自行去狄斯奈樂園玩,回來時搭錯巴士迷了路,差點找不到家門。第四天,我駕車帶二人遊覽環球攝影場,及好萊塢明星住宅區的漂亮房屋。第五天,兄妹兩人飛杜桑晉生四弟家中盤桓數日,沈寧即逕往愛大報到入學讀東亞系,兩年後得碩士學位。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五五、四五六號(二○○○年四、五月);二○○○年八月修訂〕

 

註釋

1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午夜,蘇卡諾總統的警衛營營長翁東中校率領武裝士兵包圍陸軍高級將領住宅,當場擊斃三人(哈爾約諾、班查依丹、雅尼將軍),逮捕四人(蘇普拉多、巴爾曼、蘇托將軍,及假扮納蘇蒂安將軍的副官比雷登中尉)押赴鱷魚洞處死,並將七人屍體投入洞中。第二天清早廣播宣稱此次事件是為了制止軍方醞釀武裝政變,以保護總統;中午成立革命委員會,宣佈接管國家權力,是為「九•三零事件」。這個革命委員會乃是左派的「統一戰線」組織,與蘇卡諾總統脫不了干係,三天後為蘇哈托的反政變部隊推翻,蘇卡諾總統旋被軟禁。

2  何茲全《愛國一書生--八十五自述》頁一九五,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

請參閱本刊第四三六期拙文《從海棠溪到沙坪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