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水泥生涯之六

千島之國的印尼

一個屋簷下兩個水泥公司

我每天待在工廠接觸同事、熟悉環境,發現廠埵釣漅M人事系統﹕台泥系統和印泥(本公司)系統;印泥系統又分印尼籍和外籍(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兩組人馬。印尼籍人員又有「林紹良的人」和「林文鏡的人」兩派。另外,會計系統還有一股屬於泰國盤谷銀行的人馬。

台灣水泥公司以合約承包印尼水泥公司第一、二號旋窯的運轉和生產管理,合約每期三年,期滿雙方如無異議即自動延期。服務費依據每月熟料生產量,以公噸為單位計算美金支付。人事組織以台泥派駐工廠的廠長為最高主管,率領來自台泥的技術及管理人員督導運轉及生產,並負訓練業主印尼水泥公司自聘員工之責任。台泥派來的第一任廠長呂泰伯在我到任之前調回台北,改派林才華接任。才華兄略長我三、四歲,學識淵博、經驗豐富,是當時台泥數一數二的幹練高級幹部,他調任之前是台泥最大廠高雄廠的廠長。林廠長由三位副廠長輔佐,其中一位專門負責三號窯的擴建工程。我初識才華兄時,他在台泥蘇澳廠任製造課長,當時的廠長是王正衎先生。

工廠同仁對於我之加入印泥公司有種種猜測,其中之一是我將接管台泥所管轄的第一、二號窯,因此台泥人員對我抱著很大的成見與戒心。這也難怪,偌大一個金飯碗有人存心取回,的確是件令人討厭的事。再者,台泥原是公營事業,具有嚴密的組織和人事制度,講究輩分和資歷。我非台泥出身,又因出道較早、在民營機構中竄升較快的緣故,職位排名似較他人略高,可是以台泥的年資標準而言,我是屬於資淺的人物,某台泥幹部即曾直指我「乳臭未乾」。因此在這種環境之下,台泥整個工地系統對我的輕視(廠長級)、冷漠(課長級)、及仇視(基層幹部及工友),乃是無可避免的。有一些很明顯的現象,令我頗覺難堪。譬如我走在路上,恰好台泥人員對面走過來,他們不是立即轉彎繞道,就是昂步直視而過,不會有人跟我打招呼的。曾經有一次我在樓梯間遇到三位台泥領班下樓,竟故意併排不讓路,逼得我不得不靠邊站,讓他們大步擦身而過。

最令我意外的一次,是某日台泥正在開會,不巧公司業務部帶來幾位顧客索取水泥品質報告表,這原是印好的表格隨時發送顧客參考用的,可是化驗室主任也在開會,不知表格存放何處。不得已,祗好輕輕打開會議室的門,細聲懇求擔任主席的副廠長請化驗室主任出來說話。不料副廠長還未答話,下面一位我本熟識的田姓課長,竟然起身大聲對我吼叫﹕「我們正在開會,請你出去!」我一時愣住,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印尼籍的總務組長哈林及時出面,把印尼籍的化驗室助理叫了出去,拿幾份品質報告表給客戶,否則我真不知如何下台。事後哈林對我說﹕「這種事以後叫我做就好了,犯不著親自找他們。」但我當廠長十八年,從來不認為人與人之間有如此惡言相向的必要。那位田姓仁兄,原在台泥總公司研究室工作。研究室主任王仲潔先生對我非常提攜愛護,是我每次回台第一位趨前拜候的前輩。也是他為我引見台泥總經理辜振甫先生,和執行副總王量先生的。王主任曾經在他主編的《台泥技術》年刊上,從民國五十八年至六十七年的九年間,連續刊登我的技術報告七篇之多。我實在沒想到此時此地,他的部下竟要在眾人面前跟我「劃清界線」,可見台泥人員對我成見之深。

林才華廠長於一年後調回台北出任台灣士敏公司總經理,高雄廠廠長吳雅銓接任。吳兄是一位自奉極簡、刻苦得近乎苦行僧的人。他性格剛烈、忌惡如仇,據說曾經有摔辜董事長振甫電話的紀錄,所以我跟他通電話時忽然聲音不見了的事,時常發生。吳廠長的門戶之見更深,絕對不准部下跟非台泥人員有任何接觸來往,因此印尼水泥公司與台灣水泥公司人員的關係,經常處於劍拔弩張的狀態。

再說本公司人員。當時全廠有印尼籍(包括印尼人及華裔印尼人)工程人員一百多人,大部分是印尼的大學畢業生,也有少數從澳洲或英美留學回來的,一般程度都不錯。由於年輕、沒經驗,他們大都被派至基層工作,由值班員做起。我發現其中有幾位相當有潛力的大學生,但公司似乎並無任何培訓計劃。後來才發覺,原來公司不但無意認真培養本地人材,反而刻意壓抑他們,尤其對這幾位有領袖資質的大學生為然。這種心態,其實正代表大部分華裔印尼商人的心態,也是社會環境使然。印尼華人僅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三弱,他們的成功,不但要靠自己在華人圈子中努力出人頭地,還要嚴防競爭者的破壞、或被比自己人數多三十倍的印尼人所奪取。由於這種緣故,華人僱用印尼人的原則是一不給高職、二不給高酬。前者防他們奪位、後者防他們累積資本自立門戶。

我的想法則不同,我認為如果印尼水泥公司有一天想站起來自己管自己,「有將無兵」是行不通的。除非永遠依賴外國技術人員代為操作,否則必須訓練自己的基層人員,教他們逐步熟悉機器功能,庶幾有朝一日有獨立操作的能力。然則,要達到培養基層人員的目的,不能不給他們適當的薪津福利,以及升遷的希望,否則留不住好的人,訓練難有成果,因而造成惡性循環,永遠無法自立。

我蒐集和編撰了一些教材,交給本廠外籍主管給印尼人員按程度分組講授。我自己親自主講「領導術及人際關係」(Leadership and Human Relations),每星期兩小時,學員們反應相當熱烈。這些課程也開放給外籍人員聽,因為他們的程度也參差不齊,有必要給予適當的技術指導和管理訓練。我在印尼服務期間,不論工作有多忙,訓練從不中斷,印尼技術人員的程度和能力逐年有明顯進步,職位隨之升高,信心自然隨之加強。對於這種現象,林紹良、林文鏡兩位大老闆都沒說什麼,倒是總經理郭德恩及副總營志高學長非常不悅,曾經連袂來到工廠責備我「搞群眾」。是的,若是從他們兩人的觀點來看事情,我的作為不符印尼華人的經營原則,但是,這是大型工業,不是雜貨店,高層管理人員須具永續經營的宏觀。今天如果不這麼做,則印尼水泥公司將永遠無法壯大,永遠得依靠別人,我想那不應該是林紹良、林文鏡辦工業的目的,否則,我來印尼將毫無意義。

最後說說外籍人員。外籍人員的組成是﹕印尼水泥公司股東之一、黨營事業建台水泥公司派來的人員,包括郭德恩、營志高(原建台廠長)、潘晉蒼(電氣)、黃藤田(機械)、顏世基(製造)等人;原台灣環球水泥公司陳仁和(機械)、蘇允執(製造);原電氣包商健勤公司工程師郭鈾揚;以及來自新加坡、菲律賓的發電廠技師;來自台灣的燒窯師傅、修理工、電工…等等,一共四、五十人。如前所述,他們的知識、經驗、能力參差不齊。而且背景不同、思想各異,因此團結力不夠,真像一盤散沙。台泥對這批人馬是儘量不用,或者把他們放在不重要、不適合的位子上,讓他們自生自滅。這批人不是不想做事,而是沒人領導,無法做事,因此我的到廠,被認為是救星來了,大家歡喜得不得了。他們向我訴苦﹕「公司把我們請來,又不管我們死活,我們好像是『散仙』。」(「散仙」是台語「無所事事」的意思)。我覺得他們大部分都是可造之材,決心把他們整合起來,成為一支大軍。

就在這個時候,我桌上放著一封辭職信,署名郭鈾揚。查看資料,他是成功大學電機系畢業,原來是電氣包商健勤公司的監工工程師,曾經在石門水庫工作過,已有五年經驗,第二號窯完工後轉職印尼水泥。我約他來談話以了解他辭職的原因。他的答覆也是想工作而無工作可做,而且他每晚當大夜班快兩年了,上面從不給他換班,身體吃不消,再做下去一定會垮。我對他說﹕「事情如有不合理之處,我定當設法解決。我們可不可以給彼此三個月時間,如果情況改善你認為滿意,你就留下;如果還是不滿意,那你再離開,我也沒話說,如何?」他考慮了兩天,決定留下。我即把他調離台泥系統,編入擴建工程處。郭鈾揚是一把絕對難得的電機及儀控好手,他爾後參與了每一件擴建案,表現傑出,後來回台灣跟我合作至一九九五年,做了幾件極有意義的公共工程。我又從馬來西亞大石水泥請來三把好手﹕李文清(設計)、林國石(機械)、沈萬紫(燒窯)、童仁式(磨機)、姚永才(製圖),又調來原有幹部蘇允執(製造)、潘晉蒼(電氣)、顏世基(包裝)。四號窯擴建工程處的組織,就此大致成形。

樣品屋中摔斷手腕

我初到雅加達時,先住在公司斜對面的薩喜嘉亞(Sahid Jaya)飯店。聽說這家四星飯店的後台老闆是蘇哈托總統夫人,猜想她的股份大概是乾股。商人要名要方便,搬出總統夫人自然是無往不利的。有人給總統夫人取了個外號叫Mrs. Ten Percent「百分之十夫人」,似非空穴來風。

不久,公司為我們租了一棟花園洋房,座落在城西外籍人員住宅區龐都英達(Pondo Indah),這棟洋房原是房屋發展商作推廣之用的「樣品屋」,因此家具設備一應俱全,不需添購任何物件即可住入。這時德順和小女兒若昭都還在台北等簽證,我乃一人先搬進去居住。八月十三日,搬入新家的第一個星期天上午,女傭正在客廳用肥皂水洗磨石子地面,我外出散步回來,進入客廳沒注意地上濕滑,一個沒站穩,雙腳竟然同時向前滑出,立時身體向後仰倒,我伸出雙手想要抓住附近任何固定物件以穩住身體,結果是甚麼都抓不到。當背部即將接近地面時,瞬刻之間我怕傷到脊椎,伸出左手往地上一撐,整個體重乃集中在腕部,手腕接近手掌約半吋之處的骨骼,應聲折斷,頓時疼痛難當。我痛楚得無法站立,爬到電話機旁,撥電向營志高兄求救,他馬上飛車過來,扶我上車直駛石油公司醫院。醫生在急診室中先為我止痛、透視、固定骨骼、包紮,然後推我去照愛克斯光,完畢後送我進病房。

下午醫生來病房給我看愛克斯光片說,我左手腕部兩根骨骼都已折斷,需要將手腕割開,以鋼釘固定之後再縫好、上石膏。我想到我的手腕將永遠留下一道長長的疤痕,熱帶穿短袖將很不雅觀,心中不免難過。年輕的印尼醫師見狀安慰我說:「你別難過,我再研究研究,看看有沒有更好的辦法。」下午林文鏡親自來醫院看我,問我要不要打電話通知台北家人,我說這不是甚麼大事,不要通知比較好,免得她們耽心又一時來不了。晚九時許,醫師又來,一面做手勢一面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明早動手術接骨不必割開肌肉,我們將用微調機器把你的左手拉長至骨刺對準後再縮回固定,手腕將拉得很長,因此必須全身麻醉,希望你不要介意。」我連忙稱謝。

第二天星期一清早,我被推進手術室,護士為我插上點滴管子,然後跟我說話,我便迷迷糊糊進入睡眠狀態。感覺上似乎只有一剎那功夫,我徐徐甦醒,發現已經躺在病房中,公司副總卞差博士正好坐在床邊。他見我醒來,說:「你好嗎?我代表財務部門的同事來看你。你的手術動了三小時,醫生說很成功。」我整個左手臂都包在石膏裡,麻醉藥慢慢減退後開始隱隱作痛,張眼四望,只見門口處擺著好幾盆花籃,都是公司工廠同仁們送的。醫生來看我,再次向我確認沒有開刀,要我留院靜養一星期,我纔放心入睡。矇矓中知道營學長來過,兩位祕書小姐也來過,還有蘇允執、郭鈾揚等人,但我眼皮重壓,一時再也醒不過來。晚上,林文鏡的公子林宏修(Teddy Djuhar),帶來一罐他媽媽親自燉的雞湯,給我進補。以後幾天並未見台泥朋友有何表示。

女兒若昭持用馬來西亞護照(她一九六一在馬來西亞出生,按當時法律自動成為公民),簽證比媽媽先下來,決定帶兩隻愛犬先來雅加達。她到的那天正是我住院的第二天,傍晚,營學長親往機場迎接,並由總務職員辦理兩狗通關手續。志高兄見到若昭說:「你爸爸的手受傷,現在醫院,我帶你去看他。」若昭嚇了一跳,來到病房見我左手整個手膀包上厚厚的石膏,吊帶掛在頸上,狀甚狼狽,不禁悲從中來,問我要不要告訴媽媽,我說千萬不要,免她耽心。當晚若昭即一人住在新家中。

八月十八日,我出院上班,同事們來祝我康復,紛紛在我的石膏筒上簽名。兩週後德順拿到簽證飛來雅加達,見到我的洋相頗感意外。天熱出汗,包在石膏裡面的手腕奇癢,我拿一支筷子從空隙中伸進去搔癢。起先空隙很密,筷子不大容易伸進去,幾天後空隙加大,就沒問題了。我每週去醫院檢查及換石膏,出院後石膏空隙又緊了,過幾天又鬆了。如此週而復始,最後才發現,不是空隙鬆了,而是手腕肌肉退化,瘦了。西德卡哈迪代理公司的老闆,香港華僑莊謙浩先生知我受傷,送我一瓶口服雲南白藥,說是可以幫助骨骼生長復原,要我試試看。我試服果然有效,莊先生又託香港公司寄來好幾瓶給我服用。

第四星期,醫生告訴我骨骼接合正常,愛克斯光顯示折斷處長得比以前還要粗,我猜想可能是雲南白藥的療效。第六個星期,醫院拆去石膏,只見我的手腕已經瘦得只剩皮包骨,難看得教我差點哭了出來。我的手臂失去石膏保護又無吊帶掛住,搖搖晃晃很不聽話,好像它已不屬於我。每次開房門,得先用右手把左手腕帶到身體前面拉住才敢關門,以免被門卡住。

在我出院回新家,德順尚未到來之前,差不多每晚午夜過後,若昭都抱著被褥枕頭來我房間睡覺。我問她是否自己房間不好睡?她起先不肯說,後來我問的多了,才告訴我她常常午夜以後聽見媽媽在窗子外面叫她的名字,猛然想起媽媽還在台北,才嚇得跑來我的房間。說也奇怪,德順來後不久,一天下午用新買來的電熨斗燙衣,突然觸電倒地昏迷,過了好一陣子才醒來,只見熨斗跌在地上,右手燒紫了一大塊。第二天我把熨斗拿去給總務送原店檢查,結果並無任何漏電情事。我告訴林宏修此事,宏修想起我不久前才在家中斷手,現在又出事,一定有問題,乃找總務來細問那棟租來房屋的來歷,才知道原來這棟樣品屋曾經空了三年,從來沒人住過,宏修恍然大悟,交代總務趕快去請回教教士前去我家誦經除邪。

當晚來了六名回教教士,帶著神器米飯,在客廳裡舖上地氈,砌好飯山(俗稱「通平飯」),開始誦經作法。俄頃,一條小蛇出現,沿著客廳牆跟游走,教士們乃對著小蛇膜拜,不久牠便不見了。教士們收拾離去之後,我們三人想到那小蛇必定還在室內,一夜不敢睡覺。此後雖然牠未再出現,我們全家卻長期籠罩在恐怖之中,我乃決定遷居工廠宿舍。花園洋房是一租三年,我們走後,林文鏡在麵粉廠當董事的弟弟搬入,半年之後,不知何故他也匆匆搬走了。

自辦擴建工程

我初到廠時,第三號窯的擴建工程已接近尾聲。這條生產線的全部機器設備由西德卡哈迪(KHD Humboldt-Deutz)規劃設計、西班牙製造,保證產量每天三千二百噸,採用四級懸浮預熱機窯尾預煆燒成法(旋窯直徑四點六公尺,長七十公尺),安裝工程由台泥副廠長楊慧生負責。我上班不久,卡哈迪公司的銷售工程師何富林(Hoefflin)抵達雅加達,會同代理商莊謙浩,來公司研談第四號窯的擴建工程。林文鏡指派我主持,在總公司會議廳開會,參加會議的技術人員包括本公司營志高、潘晉蒼、蘇允執、台泥林才華、楊慧生等人。這支旋窯的尺寸跟三號窯完全一樣,保證產量也相同,但是在製程機器的選擇和配置上,作了相當大的修改。一、生料磨改用縱排式系統(Tandem System),即在球磨前加設熱風乾燥粉碎機,產能每小時三百五十噸;二、熟料輸送改用鋼斗式輸送機以抗熱耐磨;三、熟料庫改用鋼筋混凝土圓庫,共二座,每庫容量三萬噸;四、水泥磨收塵改用靜電式收塵機;五、空氣排塵量降低至每標準立方公尺八十毫克以下(原來為一五零毫克);六、包裝機改用旋轉式快速包裝機,卡車裝載皮帶改用高架式滑行皮帶;七、運轉控制改用中央控制盤;八、所有圓庫均採用後張力鋼筋混凝土圓庫(Post-tensioned RC Silo),以滑模工法(Slip-forming Method)建造。

擴建技術談判完畢之後,議價、財務、合約等談判登場。林文鏡和營志高是殺價高手,雙方同意價格後,隨即簽約。營志高殺價很有一套,不管賣方如何調整,或解釋金額增減的來龍去脈,他老是一句話﹕「太貴了。」繼續殺他個片甲不留。因此,廠商給他取了個外號Professional Squeezer (職業壓榨家)。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四日合約簽定。

林文鏡非常關心第四號窯擴建的工程計劃,因為這將是公司首次自行辦理的工程,問我計劃經理一職,應由何人擔任。我遍查人事資料,最資深的幹部應屬原環球水泥副廠長陳仁和,可惜他已經在我到任前離職回台灣加入幸福水泥公司了。我問林文鏡,陳仁和離職的原因,他說﹕「陳仁和很肯做事,他是因為來了幾年無事可做才辭職回去的。我曾經跟他說過,如果將來想回來,隨時可以回來。」我說那好極了,我們請他再回來,立刻給他寫信,約定時間在台北見面詳談。我到台北後,陳仁和如約前來見面,他非常客氣,表示衷心願意與我共事,不過,堅持祗願擔任副計劃經理之職。我回雅加達報告林文鏡,他說﹕「那你兼計劃經理,讓他當你的副經理好了。」我想想這個計劃經理的責任非同小可,絕對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祗好打鴨子上架自己來兼任。陳仁和不久即回印尼報到。

「卡特開罐器」滾進垃圾桶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卡特宣佈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同時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自從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總統訪問北京,與周恩來簽署「上海公報」以來,美國政府即積極與中共進行「關係正常化」。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尼克森因「水門事件」下台,福特繼任,國務卿季辛吉留任,在他穿針引線之下,福特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訪問北京。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逝世,四月發生「天安門事件」,九月毛澤東逝世,華國鋒上台,接著逮捕整肅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此時大陸情勢不穩,「關係正常化」的活動緩慢下來。

一九七七年一月,卡特競選勝利,就任美國第三十九任總統,范錫出任國務卿。卡特在競選時曾經信誓旦旦地保證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同時,絕不放棄對台灣人民獨立自由的維護,當上總統之後,他拋棄了自己的諾言,開始派范錫和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奔走於華府北京之間,進行秘密談判。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卡特宣佈美國與中共簽定的聯合公報,決定於一九七九一月一日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卡特背信寡義,犧牲了美國二次大戰的盟國和忠實友邦,令所有自由中國的人民覺得被出賣而極端憤怒。

中美斷交的消息傳到印尼,廠內來自台灣的同胞們個個義憤填膺,我們在亞特蘭大買的卡特大牙開罐器, 也在這天從我家客廳玻璃櫃滾進了廚房垃圾桶。一月五日,我在給泰來大哥的信上寫道:

卡特的突然背棄台灣,賣友求榮,我們在海外的僑胞都憤怒無已。從報章上看到國內同胞的激烈反應,以及如火如荼的愛國捐獻運動,我們都非常感動興奮,也許這次的衝擊,能更促成全民的覺醒與團結。總之,政治是現實而無情的,除了自強自保外,別無他途。

開始興建四號窯

一九七九年五月,第四號窯擴建土木工程開始。前面說過,以鋼筋混凝土建造圓庫,採用後張力及滑模工法,當時已經是世界潮流,而且業已有十餘年的歷史,但台泥專家們卻不贊成,認為這種工法實績不多,可靠性尚待考驗。我解說無效,乃建議林文鏡派他的女婿吳玉平(Norman Wuyanto)親自去馬來西亞怡保大石水泥公司考察,大石水泥自一九六六年起採用滑模鋼筋混凝土圓庫,一九七四年起採用後張力工法,都是我一手引進的。玉平親眼見到實物,聽取大石土木主管的簡報,回來報告林文鏡才得同意採用此法施工。

熟料圓庫的設計工作由吉隆坡註冊專業土木工程師陸德剛負責,他曾經為大石水泥吉隆坡研磨廠設計同類圓庫,富有經驗。施工建造工作則公開招標比價。擁有滑模施工經驗的營造商,在新加坡有兩家、馬來西亞一家、台灣一家、澳洲一家。澳洲公司約翰荷蘭(John Holland)在印尼甚為活躍。這幾家公司都來投標,經評估以約翰荷蘭的報價最為完整合理,乃把兩座生料圓庫、兩座熟料圓庫、三座水泥圓庫發包給他們。事實上,台灣屏東鼎台營造公司的價格最低,可惜由於投標文件不夠完整、圖表有欠美觀,印尼人又對台灣的營造能力有偏見之故,未能入選。比價期間,鼎台董事長吳開南、總經理駱水順曾經帶了亞洲水泥公司總廠長張才雄兄的介紹信來雅加達見我,鼎台在台灣的業績和施工實力甚為傑出,這次失敗錯在文件包裝不夠精美。我鼓勵吳、駱兩兄再接再厲,下次有機會再來。我給他們一份過去在美國寫的投標文件做樣本,希望下次報價能夠內容更充實、外觀更具國際水準。

滑模建造圓庫又快又漂亮,當一對生料圓庫滑模升至三分之二高的時候,林文鏡正好來工地視察,他問我還要多久可以滑到頂,我說最遲明天清晨。文鏡連忙打電話給林紹良說﹕「Uncle,快來工地看滑模,今天不來明天看不到了。」一個鐘頭不到,大老闆來工地看了很高興,傳令發放加菜金。

印尼水泥自第一套旋窯開始,除了土木工程發交本地包商施工之外,所有機械、電氣、儀表、耐火材等安裝工程,都由台灣包商承包。台灣來的最大的包商是高雄永隆機械公司,其次是健勤(電機)、雄力(保溫及耐火器材)、新加坡聯合工程(輸送設備)。永隆設備齊全,經驗豐富,曾經在沙烏地阿拉伯做過幾樁水泥廠安裝工程。他們的工地採用軍事化管理,除了工地經理管理行政之外,尚設有生活指導員督導工地人員的生活與情緒。他們的起重技巧和安裝效率也頗有水準,唯一的缺點,是機械組合精度不夠高,電焊品質不夠確實,因此永隆安裝的工廠,遠看很整齊,近看則流於粗糙。

這種現象不是沒有原因的:一、業主技術人才不足,監工不夠徹底;二、包商請款的核准手續未能做到分層負責,往往工地沒通過的款項,公司為了趕進度而照單支付;三、日本或德國派來的監工人員在永隆工地餐廳免費搭伙食,難免受人情之礙,未能徹底監督;四、林文鏡素有「孟嘗君」之風,對於台灣來的包商甚為禮遇照顧,遇有慶典宴席,或某歌廳新到台灣歌星獻唱,包商老闆及其幹部經常都是他的座上客,自己工廠的基層技術人員反而不在被邀之列。久而久之,包商便不把工地監工人員看在眼裡了。永隆甚至放話:「公司根本不需要花錢請這些工程師來監工,我們自己可以包辦一切」云云。我既知其弊端所在,若不加以革除,則我這個計畫經理將絕對無法控制全局。於是回總公司向林文鏡報告我的想法,懇切地與他達成「約法三章」。

我的建議是:一、如期完工不代表可以順利生產,機電安裝的品質與可靠性才最重要。因此,必須以控制請款來控制工程品質。公司派駐工地的監工人員是第一線品管人員,如果某一項工程不合要求,監工人員應有權報請停付該項工款,我即不在請款單上簽字,公司亦不得逕行付款,直至改進為止。二、應減少業主與包商之間的酬酢飲宴,以避免引起雙方基層人員的錯覺,造成管理上的困擾。三、如遇因公司或設備供應商的錯誤而需包商加工或重做情事,公司應負責額外工料費用,並於月底結算以講信用;至於應由供應廠商負責的費用,則由業主向該廠商以「回帳」(Back Charge)處理。最後一項看似無甚重要,卻關係到工程進度的推進,因為一般業主往往會把額外工款拖到完工以後打折支付,甚至一筆勾銷,造成包商懷疑將來收不到錢而不願配合的現象。林文鏡非常爽快,一口同意我的全部要求,而且自始至終恪守承諾,全力支持我的做法,工程不但順利完工,品質大有進步,而且是提前一個月完工,給予工地充足的時間準備開工事宜。

一九七九年八月,公司任命我兼任總廠長。從此我一人身兼三職(副總經理、總工程師、總廠長),又要督導生產,又要負責新廠擴建工程,還要不時出國,忙得不可開交。

九月,機器設備陸續運到,開始安裝,次年九月底安裝完成開始測試,十月中生產生料。由於公司跟工業部長及政府高官約定的開窯典禮是十一月,無法提前,我們乃趁這段空檔為新廠做最後的整理和修飾工作,譬如清掃、鋪路、油漆、加強安全樓梯步道、中央控制室內部裝修…等,把新廠佈置得美侖美奐。十一月十七日,新廠在眾多高官、貴賓、同業、媒體觀看之下順利點火開窯。行禮如儀之後,林文鏡用護目鏡看火之際偷偷問我:「這次開窯可以運轉多久?」我答道﹕「小停修理調整不算,應該可以燒四個月。」我的確是誇下海口,林文鏡也半信半疑。在他的印象裡,似乎每次正式點火儀式結束客人離去之後,工程人員就要把火熄掉,繼續做還沒做完的工作,兩、三個星期之後才再真正點火燒窯。托天之福,我們這一窯,實際連續運轉了五個多月。

第四號旋窯開工之後,印尼水泥協會每三年一次的全印水泥廠聯合技術研討會,輪到我們公司主辦,我帶領一群本地藉的大學畢業生,組織了一次極具規模的研討會,公司對於這次大會的成功,期望甚高,故給予全力支持。大會從十二月九日起在茂物(Bogor)附近的渡假勝地奇沙如瓦(Cisarua)一連舉行了四天,應邀前來發表論文的水泥專家,來自西德、丹麥、日本、馬來西亞等國。大會正式發帖邀請台泥同仁蒞會,結果是「貼了冷屁股」,吳廠長下令,台泥員工絕對不准與會。據說有幾位比較用功的台泥工程師,私下向印尼籍同事借論文抽印本偷閱。

琴薰姐病逝大陸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四日,大姐琴薰在北京逝世。聞訊極為哀悼。

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七七事變爆發,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展開全面抗日戰爭。父親那時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政治系主任,同時在北平多間大學兼任教職。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父親隨國民黨副總裁汪兆銘出走河內,後往香港居住,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轉赴上海。十一月起,參與汪組織與日本和談代表談判達兩個月之久,終於洞悉日本妄圖誘降及滅亡中國的陰謀與野心,因對中日和平運動徹底失望,而決定脫離。十二月十三日,母親斷然採取逆向行動,親攜我們姐弟五人前往上海,希能以此掩護父親離開上海;此時重慶方面也正透過杜月笙先生設法營救。一九四零年一月三日,父親與高宗武潛離上海前往香港;十三日,母親帶了晉生、范生兩弟離滬赴港。自此琴薰姐、泰來哥和我三人在上海之行動即受汪組織特務機關「七十六號」監視。二十一日,杜氏門人萬墨林親自策劃掩護我姐弟三人安全登船離滬。二十二日,香港《大公報》揭露汪日秘密簽訂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這在當年是一件震驚中外的大新聞。高宗武、陶希聖二人隨汪而後脫汪之事件,史稱「高陶事件」。撫今追昔,已在大陸逝去的琴薰姐、現居海外的泰來哥與筆者三人,當年共同渡過的這一段難忘經歷,已經在我們的生命旅程線上,深深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共同印記。

琴薰姐回香港後進入培道女中,一九四一年唸高二時,以同等學力考取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一九四二轉學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外文系。一九四五年夏畢業,進重慶中國農民銀行,抗戰勝利後不久赴上海服務於「中國善後救濟總署」。一九四六年與中大同班同學、上海「美國新聞處」英文翻譯沈蘇儒結婚。姐夫沈蘇儒于次年夏進上海兩大報紙之一的《新聞報》為記者,不久即被派往南京採訪政治新聞。一九四八年底,母親帶了我們七姊弟去香港,半年後去台灣。由於種種主客觀因素,姐姐與姐夫決定留在大陸,從此音訊隔絕。

一九四九年中大陸全面變色,琴薰姐先在上海職工學校任教職,後隨姐夫調北京,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國際部」任編譯工作,她認真工作,然而由於家庭背景關係,無論她如何努力,都永遠受到排擠和歧視。一九五七年,因直言賈禍(發了一句「現在懂了祥林嫂,捐了門檻還是不得超生」的牢騷),被誣為「右派份子」,幸經部門主管陸象賢等人力保,仍留單位工作,不下放勞動,也不降工資。其後又值「三年困難時期」,全家老小七口,每日數米而食。姐姐在沉重的精神壓力和繁重的工作負擔下,侍奉婆母、相夫教子,無論如何艱難困苦,始終無怨無悔,永不氣餒,從不絕望。

一九六六年又逢「文革」浩劫,琴薰姐被批鬥折磨,而罹患類風濕性關節炎,因未獲及時治療而逐漸惡化,終至雙腿彎曲不能站立,而批鬥者猶指她故意裝病,即使呈上醫院證明,也無濟於事。她成了革命對象,上級辱罵她,強迫下鄉勞動,還逼她去幹校學習改造,她的病因而越來越嚴重,四肢骨節腫大變形,根本無法行動,一九七二年被迫提前退休。一九七六年春天,范生五弟從美國寄去特效藥片,姐姐服用有效,可恨的是,五弟此後再寄往北京的藥品,即被海關查扣退回,姐姐給范生去信說:「這瓶藥輾轉萬里,卻到不了我手中,真是遺憾之極」。姐夫沈蘇儒服務於外文出版社、中國建設等單位,文革期間亦曾多次被誣陷、揪鬥,而遭關、押、下放。此時二子(寧、熙)一女(燕)先後分赴內蒙古、陝北及昌平縣農村「插隊」。在這段期間,姐姐以殘疾之身,孤單獨處,以罕見的堅強意志和偉大愛心,支持姐夫和子女在逆境中求生存,而她思念父母及諸弟之情,仍無時或已。

一九七八年四月,琴薰姐病情轉重,八月十四日在北京醫院逝世,終年五十八歲。此時「文革」已結束,中共當局在全國範圍內正陸續為所有「右派」平反昭雪。八月二十一日,北京市「政協」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追悼會,旋移靈於八寶山革命公墓。二十二日,香港《大公報》要聞版登載如下消息:

陶希聖之女陶琴薰逝世

北京有關單位開追悼會

她是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專員

張克明主持追悼  孔昭愷致悼詞 

〔中國新聞社北京八月二十一日電〕中國人民政法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辦公室專員、台灣省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陶希聖的女兒陶琴薰,因長期患病醫治無效,於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四日在北京逝世,終年五十七歲。陶琴薰先生追悼會,今天下午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

中共中央統戰部辦公室、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政協北京市委員會、政協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北京教育學院、中華全國總工會國際部等單位及陶琴薰的親屬陶述曾、陶鼎來等送了花圈。

有關方面負責人馬正信、吳惟誠、許順、薛成業、陳哲文、羅俊、魯平等參加了追悼會。

追悼會由政協北京市委員會常務委員、副祕書長張克明主持,政協北京市委員會委員、政協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孔昭愷致悼詞。

悼詞說,陶琴薰先生是湖北省黃岡縣人,一九四五年在前中央大學外文系畢業,解放後曾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國際部編譯處翻譯、北京市教師進修學院外語教研室教學研究員,工作一貫積極熱情,勤勤懇懇。

悼詞說,解放以來,她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社會主義祖國,並為解放台灣、統一祖國努力工作。

參加追悼會的還有陶琴薰的丈夫沈蘇儒、堂兄陶鼎來及其子女等。

琴薰姐去世的消息經香港傳到台北,大哥設法瞞住父親,可是他與新聞界訊息暢通,很快就知道了。父親表面堅強,內心悽苦,尤其可憐外孫女燕兒年幼失母,寫了一首「哭琴兒,念燕兒」的詩:

生離三十年,死別復茫然;

北地哀鴻在,何當到海邊.

     (註)琴薰兒病逝北平,近始得確息。所遺男兒二,女兒一。

               小女燕兒既失學,又喪母,何以為生?憐念之餘,口占如右。

大型白水泥廠

一九七九年五月,四號窯土木工程剛開始,林文鏡和林紹良長子安東尼(Anthony Salim,中文名林逢生),又馬不停蹄地計劃興建一座白水泥廠,我因早年在基隆台昌工業公司參預過白水泥廠的設計、建廠和生產工作,對這一行比較熟悉,於是被指定主持技術談判。這次談判的對象是日本水泥公司(Nippon Cement)和川崎重工業。工廠額定產能每天六百六十噸,由日本水泥提供製程技術,川崎重工製造機器。每天六百六十噸,合計每年二十萬噸的白水泥廠,算是世界級的大廠了。想起當年在楊梅啟信公司建造的每天三十噸的小白水泥廠,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水泥業者都知道,白水泥的製造技術乃是高度機密,每家公司有它自己的秘方,日本水泥公司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在合約中有「保密條款」,規定工廠頭三年必須由日本水泥公司的專業技師駐廠直接操作,印尼公司參加白水泥製造的工作人員,必須跟公司簽訂工作合約,服務期間絕對不可帶出資料及透露秘密。另外還有一個「旋轉門條款」,即員工服務期滿或因故離職後,五年內不得從事白水泥行業。日本水泥對合作伙伴川崎重工也一樣不信任,因此提供的廠房機器配置圖中,有數處關鍵部分只畫一個框框,框內一片空白。這些部分的機器,將由日本水泥另外單獨發包製造,然後派自己的工程師帶圖至現場指導安裝。在安裝過程中,每晚休工前都用大張塑膠布覆蓋機器。機器內部一些精密關鍵零件,他們自己從日本帶來,不到開工之時是不拿出來裝上去的。開窯點火之日,川崎工程師不准上窯頭觀火,一切動作都由日本水泥人員親自為之。我身為業主代表,自然可以全程觀看,但其他業主人員均一概被摒除在外。

我了解為何日本水泥那麼緊張,因為製造白水泥的主要關鍵在生料製成與燒成兩部分,其秘密非常脆弱,幾乎「一看就懂」,難怪他們對川崎人員那麼諱莫如深了。幾年前我去比利時參觀歐博(Oboug)水泥廠,該廠附設一間小白水泥廠,我想看看,他們無論如何都不准,連走近一點都不可以。其實,僅僅懂得機器的奧妙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生料配料的化學成份,那是肉眼看不見的。

我們的白水泥旋窯命名為第五號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開始打樁,次年三月開始土木工程,五月開始機械安裝。一九八一年二月安裝完成,三月十六日舉行開窯典禮。經過兩個月的試驗改進,白水泥正式上市,產品白度較舶來品毫不遜色。

日本水泥派駐工廠八人,四名工程師、四名領班,他們每天三班輪班工作,每班二人。在他們到達印尼之前,我們已經蓋好兩棟外賓宿舍,工程師每人一間單人房,領班兩人共住一間,床櫃、家具、浴廁、電視、電話,一應俱全。另外還有客廳、餐廳、休閒室、和室…等等供他們使用,真是化了大本錢。日本人階級觀念極深,我們規劃宿舍時,原本準備連領班都住單人房,但日方堅持領班必須兩人一間,而且要求工程師房間的裝修、設備要比領班的好一點,以資區別。我說這已經篦美四星級飯店的房間了,日方說﹕「那麼,領班房間就照三星級裝修好了。」他們兩批人分開吃飯、休閒也不在一起。

先姐幼女赴美

先姐琴薰的小女兒沈燕,從小唸書就得承受學校對外公及媽媽的批判,她堅忍勤奮,學業成績良好。一九六八年畢業於北京三十九中初中時,正值文革動亂,校方決定分發學生進北京工廠,以免下鄉。對於小燕的前途,學校認為「黨會落實政策,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可以選擇」,應該沒問題。不幸希望落空了,學生一個個跟著工廠來的人走了,只有她沒有任何工廠願意接受,學校和黨支部也不管她了,小燕心理受創極重。

如今動亂已過,蘇儒姐夫很想送年已二十六的女兒出國換個環境,如果可能的話,讓她繼續讀一點書將來好養活自己。這時好友伍綿蒲博士已加入德國悌森公司(Thyssen AG,德國最大鋼鐵集團之一,全世界有三百多個公司,十二萬雇員),正向大陸發展業務,經常出差上海北京,我乃趁他來雅加達公幹之際,託他順便探訪姐夫,相機給予協助。綿蒲兄是個熱心爽快之人,一口答應,經過幾次奔波,居然辦成了小燕的出國手續和美國探親簽證,我託綿蒲帶錢至北京為小燕買機票,又與住在加州莫洛灣的范生五弟聯絡,託他接機及就近照顧。

一九八零年七月六日,小燕飛抵洛杉磯,同行的還有一位姑娘──堂哥鼎來的小女兒陶瑛。她們兩人在范生弟家住了兩個星期,陶瑛去了紐約,沈燕則由四弟晉生接去亞利桑那州杜桑家中居住。晉生安排她進亞利桑那大學英語班補習英文,同時設法在九月五日簽證到期前,為她轉換學生簽證,英文班結業後又為她申請大學入學許可。小燕用功勤奮,英語班成績優異,居然以初中畢業程度進入大一系統及工業工程系,學雜費用除了初期一部份由外公及晉生舅接濟之外,其餘均靠打工自立。四年之後得到科學學士學位,憑她出色的畢業論文拿到獎學金繼續攻讀碩士學位,主修人工智能。學成後找到一份理想的電腦公司工作。小燕之能脫離惡劣環境,以三十之齡在新大陸學成就業,重新掌握自己的一生,首先要感謝的,是我的好友伍綿蒲兄!

海外計劃遭影星否決

從一九八零年起的兩年間,公司計畫在美國舊金山附近的紅木城(Redwood City)港口設立一個水泥儲運站,作為向美國西岸銷售水泥的基地,合作對象是台灣東帝士集團的董事長陳由豪兄,他早已向港務局提出建設與營運的計畫,得到局長皮耶楚(D. Pietro)的支持。陳由豪、安東尼、林宏修和我四人,兩年內一同飛舊金山十三次之多。我們和港務局談判、聯絡設備廠商、僱請顧問公司、出席環境評估聽證會、還聘請了一位民國四十年代曾為台泥高雄廠提供技術諮詢的安德生(Anderson)老先生為我們的計畫代表。港口第五號碼頭可停靠兩萬五千噸船隻,我們計畫裝設兩架每小時四百噸的散裝水泥卸船機,兩座一萬五千噸水泥圓庫,以及輸送、卡車裝車等設備。

我們每次到達舊金山機場,都要租一輛汽車,由我駕駛進城。印尼交通靠左行駛,美國靠右,初上高速公路時頗不適應,但次數多了也就習慣了。我們每次都住中國城假日飯店,出大門就有中國東西吃和中文報紙看,尤其後者在印尼是看不到的。印尼集團紡織部同事、台大學長馬挺華兄離職後住在灣區,他常來提供資訊或幫忙駕車,我們一度內定將來工廠成立後,由他擔任廠長。可惜,港務局每次召開環評聽證會,都遭到一批紅木城居民代表的強烈反對,無論我們怎麼更改設計都通不過,奔走了兩年的計畫終告功敗垂成。據說居民代表群中有一位極具影響力的後台:電影明星亨利方達的女兒,強勢環保及生態保護份子,也是著名影星的珍芳達女士。

東京的技術談判

一九八零年十月某日中午,安東尼的女秘書忽然給我一通緊急電話,要我馬上趕去東京跟安東尼會合談判第六號窯的機器設備,最好搭當晚夜機去,她馬上給我訂票。我提了簡單行囊,乘搭晚上十時的日航直達班機,第二天一早到達成田機場。安東尼的智囊安迪在機場相接,在進城途中為我簡報狀況。原來安東尼正在跟丸紅商社及川崎重工洽談貸款及機器,準備興建年產一百二十萬噸的第六號窯,安東尼要我審查川崎的機器規格和價錢。我們在帝國飯店辦好手續,連房間都沒進去,就直奔安東尼的套房開會。安東尼笑嘻嘻地拿出一本厚厚的川崎計劃書給我,說﹕「今天下午三點鐘要跟丸紅及川崎談判,你來得及準備嗎?」我說﹕「太匆忙了,恐怕來不及。」他說﹕「我知道,要看完這本書,兩天都不夠。你大概翻翻好了。」我說﹕「好吧,我馬上回房間看。」我回房後臉也來不及洗,就開始流覽這本厚厚的規格書與合約草案。

廠商為了給顧客技術高超、機器精良、與慎重其事的感覺,往往把投標計劃書編得很厚,內容洋洋大觀,然而真正涉獵機器規格的章節,可能不到全書的三分之一。即使如此,如果想整個消化,也不是幾個鐘頭能夠辦得到的,所以我只能抓重點,就原料處理及儲存系統、生料磨型式及生料調和系統、旋窯及冷卻機尺寸、預熱機排氣量、熟料輸送及儲存系統、水泥磨型式、包裝機型式,控制系統、公共設施、公害防治、功能及效率保證數據和罰則…等等,加以快速檢討核算,作成筆記用為談判依據。我又把日本機器的功能、材質、重量、單價等,拿來跟手頭的德國相對資料加以比較,以判斷它的成本效益(Cost Effectiveness)。我得到初步結論,日本機器功能與德國不相上下,但材質與重量方面不如德國,整體規劃較欠完整,輔助支援設備不足之處甚多。

下午談判的對手是川崎重工水泥工業部副部長西田豐見和他的課長們,我提出我的疑點,要求川崎澄清、注意或改進。西田是一位自視甚高之人,不盡同意我的看法,甚至用日文向在座的總經理郭德恩發問:「你們要的水泥廠,到底是要鍍金還是鍍銀?」郭翻譯給我聽,我說:「既不鍍金也不鍍銀,但是我們要的水泥廠必須效率高、成本低、故障少、易維修,同時設備一定要完整,否則表面價錢低是假的,將來追加必多。如按照現在的規格和報價,恕我直言,貴公司無法跟德國廠商競爭。」西田跟他的同事們用日文商量片刻,答應第二天上午提出修正規格,但警告我們說,依照我們的要求,價格一定會提高不少。

丸紅商社的生意人另有策略,他們採取「人盯人」的手法,分兩批人把我和安東尼隔開,不讓我們有機會見面交談,同時儘量消磨我的工作時間,企圖減低我深入的「挑剔」的機會。丸紅社長(即總裁)親自邀請安東尼共進晚餐,另一批人則通過郭德恩約我出去吃晚飯,一頓飯加上「二攤」、「三攤」,吃到半夜十二點才勉強送我回飯店。回房後不得不打起精神做夜工以應付明天的談判,上床就寢時已是清晨三點了。

川崎第二天提出的修正規格及價格調整表,嚇了我們一跳,總價從六千萬美元漲至七千二百萬美元,漲幅高達百分之二十。安東尼問西田為何這麼貴,西田說﹕「那不是你們要的嗎?」安東尼回過頭來問我怎麼辦,我小聲說,這是日本人一貫的伎倆,告訴他們我們還要詢價,明天再談,隨即散會。事實上,德國卡哈迪老早有報價來,總價也不過六千萬美元多一點,我們沒有理由急著買日本貨。第二天,川崎自動減價至六千八百萬元,一部分規格又改了回去。此時安東尼已經不耐煩,說道﹕「這個價錢不合理,我們明早回雅加達,如果你們有誠意,請等候我的通知來雅加達談。」

這件案子終究沒有成功,郭德恩對我嘖有煩言,怪我有意破壞。但我認為既然公司要問我的意見,站在專業立場,沒有理由知無不言,否則何必叫我來東京?何況我近年來建過好幾間水泥廠,又在機器製造公司待過,對於各種設備的價格,可謂瞭如指掌,日本廠商的報價策略是頗有彈性的,我們絕不應就範于第一回合。丸紅發現我是台灣外省人,懷疑我是「反日份子」。

第六號窯的機器,於一九八零年底與西德卡哈迪公司簽約購買,額定產量為每天四千六百噸,合年產量一百五十萬噸,比川崎設計的工廠大了百分之二十。此廠的製程佈置跟四號窯大同小異,生料磨每小時三百五十噸,中央傳動四千四百千瓦;旋窯尺寸為直徑五公尺,長七十八公尺;兩座熟料圓庫容量加大至每座四萬五千噸,仍舊採用鋼筋混凝土、後張力及滑模工法建造;兩套水泥磨各每小時一百一十噸,中央傳動三千八百五十千瓦。大功率中央傳動機械採用世界最精良、也是最名貴的瑞士MAAG傳動齒輪箱,這種齒輪箱的保證運轉壽命長達五十年,而且不需要購存零件。另外,由於有幾項機器在四號窯上故障率偏高,乃更換型式,譬如﹕自動配料機由Schenck 改為Pfister、冷卻機傳動由油壓改為機械、包裝機(八嘴旋轉式共五套)由克勞狄思彼特斯(Claudius-Peters)改為哈伐博克(Haver & Boecker)…等等。

第六號生產線的土木工程設計工作,經過林紹良、林文鏡親自參與比圖(台灣、新加坡、澳洲、瑞士競標),決定交由瑞士荷德般顧問公司(Holderbank Consulting Company)負責。荷德般是世界第一流的水泥工程顧問,他們的設計非常完整美觀,整個工廠的外型具有歐洲水泥廠的線條美。土木工程經過比價(台灣、新加坡、澳洲競標),決定由台灣鼎台營造公司及澳洲約翰荷蘭公司分別承包。鼎台公司承包部分,主要包括兩座容量各四萬五千噸的熟料圓庫,三座容量各一萬五千噸的水泥圓庫,以及水泥磨廠房。荷蘭公司的主要工作,則包括兩座容量各八千噸的生料圓庫、生料磨廠房、旋窯基礎、以及高七十公尺的全鋼筋水泥預熱塔。鼎台從台灣調來施工員工百餘人,由總經理駱水順親自坐鎮監督。這件工程鼎台得來不易,為了要克服上至林紹良、林文鏡,下至工廠印尼土木主管們對台灣的偏見,鼎台董事長吳開南於半年之內奔波印尼十七次之多。皇天不負有心人,鼎台的工作做得又快又好,連競爭對手澳洲公司都自嘆弗如。

菜市場式的殺價

六號窯剛簽約不久,公司又開始規劃七號窯。原來只準備建七號,最後變成一次買七、八號兩套,檢了一個很大的便宜。七號窯工程,日本丸紅與川崎、西班牙盛楚儂(Centunion)與西德卡哈迪兩個集體挾優厚貸款條件前來競標。此時,西德波利修士聞訊,也想來參加競爭,但是因為該公司曾經為台泥高雄廠建了一座日產七百噸的雷波式旋窯成績不佳,被台泥列為拒絕來往戶,印尼水泥公司受其影響,向來拒絕他們報價。現在我來印尼,韋伯博士乃帶了夫人前來試探,我坦白說明緣由,並且表示為了避嫌,我不願擔任引介的角色。韋伯恢復以前的熱情與客氣,無他,我又回到了「甲方」。

韋伯博士回去後,改由法國分公司董事長魏特維(Paul Wittwer)來印尼面見林文鏡,請求准許報價。魏特維來到雅加達,林文鏡剛好去了新加坡,經我安排見到安東尼。安東尼很客氣,並沒有提及高雄廠之事(事實上高雄廠與我們完全無關),他說很樂意收到法國波利修士的報價,但必須提供最好的機器和售後服務,魏特維滿心歡喜而去。一星期後,他帶了報價書和貸款計劃書,連同一位帶著全套繪圖用具的繪圖員,一同回到雅加達,再來拜訪安東尼。安東尼看過資料之後交給我簽意見,我發現法國波利修士真是準備提供法、德兩國最精良的機器設備。

一九八一年二月中,林文鏡、安東尼、營志高、我,以及技術幹部數人先在雅加達跟日本人談,過程與上次在東京一樣,我們審核規格後要求修正,他們修正後要求加價,一套年產一百五十萬噸的生產線,從六千八百萬美元漲至七千五百萬美元。鑒於在東京談判失敗的前車之鑒,我盡量讓部下發言指出規格的缺陷、和修改的要求。發言最多的是居敬(機械)和郭鈾揚(電機)二人,他們均提出極為精闢的見解。兩、三天下來,日本方面的反應不理想,林文鏡只好要他們暫時回旅館等待。

二月二十三日,我們與第二個對象,西德卡哈迪談判,他們的報價原只有六千五百萬美元,經過調整規格及價格後,金額增至六千八百萬美元左右,我們預料只要殺殺價,在六千至六千五百萬美元之間應該可以成交。不巧,正在討價還價之際,工廠傳來壞消息,四號窯水泥磨兩只四千四百千瓦的高壓馬達燒掉了,水泥被迫停產。林文鏡很不高興,告訴德國人暫停會議,先解決馬達問題再說。那時是下午二時,歐洲時間上午七點,德國人連忙打電話給總公司聯絡馬達廠商,結果是時間太早,找不到人,幾個德國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林文鏡乃宣布散會,要德國人先去處理馬達問題,處理好了之後,明天再來開會,德國人怏怏而去。

我們正準備收拾東西回工廠之際,林文鏡忽然問安東尼﹕「聽說法國波利修士的人來過,他們還在嗎?叫他們來談談。」安東尼回頭問我,我說他們前幾天還住在婆羅浮圖(Borobudur)飯店,不知回去沒有,馬上打電話試試看,結果找到了魏特維,我催他馬上帶報價和規劃圖來公司。不到半小時,胖胖的魏特維捧了一大堆文件,滿頭大汗地跑進會議室,介紹坐定後,林文鏡打開了話匣子﹕「魏特維先生,謝謝你還等在雅加達,我們已經收到你的報價,不過,鑒於我們的朋友台灣水泥公司,跟你們有些不愉快的經驗,因此本公司對于貴公司產品的可靠性和售後服務,有一定的懷疑。可否請你就這個情況給我們說明?」對於這個題目,魏特維早有成竹在胸,他乃就事情發生的原因和當時處理的經過加以委婉的解說。其實林文鏡並無興趣聽他的解說,只是給他心理壓力而已。

經過四小時的技術討論,魏特維同意我們提出的大部分修改,但是有關價格方面,必須晚上打電話回公司查詢,第二天才能答覆。林文鏡說﹕「不要等明天,也不要調整價錢了,我們現在就開始議價。」他打開報價書看了看說﹕「你的五千噸旋窯報價五千五百萬美元,最低可以減到多少?」魏特維說﹕「不能減了,根據貴公司工程師的要求,我們勢必要加價呢。」於是大家七嘴八舌,紛紛要他減至五千萬美元以內,魏特維已經有些招架不住。這時林文鏡忽然說﹕「我們不要再討價還價了,我出個價錢,你同意就簽草約,不同意就拉倒。」然後在黑板上寫下﹕「Two for seventy」(兩套七千萬),魏特維嚇了一大跳(我也嚇了一跳),自言自語說﹕「這簡直是菜市場買菜嘛。」林文鏡又說﹕「魏特維先生,這是我們的最後出價,請你考慮,這個數字今晚出門無效。」這時,胖胖的魏特維腦門上,大顆大顆的汗珠直往下流,患得患失的壓力,幾乎把他悶得透不過氣來。林文鏡見狀又說﹕「魏特維先生,你先不要緊張,我們先退席,你安靜地考慮好了之後,再通知我們回來討論。」半個小時之後,魏特維在來不及由自己公司精算的狀況下,接受了我們的出價,幾經加減,最後以七千三百六十萬美元成交簽約。這時已經是晚上八點多,我們一同去鑽石酒樓舉行香檳慶功宴,日本人和德國人都還蒙在鼓堙C慶功宴上,魏特維憂心忡忡,毫無笑容,直像只洩了氣的皮球。

法國波利修士七、八號旋窯的尺寸是﹕直徑五點四公尺,長七十八公尺,採用波利修士直通窯尾分解燒成法,衛星式冷卻機;生料磨產能每小時四百六十噸,採用鞋式軸承(Shoe Bearing)支撐磨身,中央傳動五千六百千瓦;兩支旋窯共用三座鋼筋混凝土熟料圓庫,每座容量四萬五千噸;兩套水泥磨產能各每小時一百八十噸,採用六千七百千瓦環繞式馬達(Ring Motor)傳動。控制系統採用波利修士最新式的POLCID中央數據控制盤。魏特爾一面簽約一面嘀咕﹕「你們真夠精,把我們第二套機器的工程和管理費扣得一乾二盡。」林文鏡拍拍我的肩膀說﹕「老陶,這兩套機器買得真是又好又便宜。」他下令總務為我的宿舍改裝中央冷氣系統。

這兩套生產線的土木設計由法國拉法紀顧問公司(Lafarge Consulting)提供,拉法紀是歐洲最大的水泥公司之一,旗下的顧問公司專門提供水泥技術服務,他們的工程水準與瑞士荷德般顧問公司不相上下。土木工程則大部分發包給台灣鼎台營造公司,鼎台承包第六期土木工程一炮而紅,林紹良、林文鏡對鼎台老闆吳開南信任有加,此時土木承包商已是非鼎台莫屬了。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五四、四五五號(二○○○年三、四月);二○○○年八月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