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水泥生涯之四

南洋風光多采多姿

追記一封褪色信稿

最近在舊文件篋中發現一張褪色的複寫底稿,是三十多年前從馬來亞寫給遠在北京的大姐琴薰的一封信,勾起一段傷心的回憶。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東北戰事國軍失利,長春、瀋陽相繼陷落,徐蚌(淮海)會戰接著上場,國共雙方集結數十萬大軍在此決戰。十一月二十日,黃伯韜兵團被陳毅部隊包圍,邱清泉兵團奉命東進馳援,未能突破共軍之包圍線;兩天後,黃伯韜將軍兵敗自殺,他指揮的四個軍共十師十萬大軍全軍覆沒。未幾,從阜陽進軍徐州的黃維兵團亦被共軍包圍,邱清泉兵團南下解救被阻;十二月十五日,黃維兵團突圍失敗,部隊被殲,黃將軍被俘。此時我正在南京市立第一中學唸高三。

前線戰況急轉直下,美國軍事代表團首先撤出南京,政府人員也紛紛送眷屬離京,下關火車站上一時箱籠堆積,婦孺擁擠,首都人心動搖,惶惶不可終日。父親命母親帶我們姊弟七人於十二月十七日去上海,自己仍留南京。幾天後,我們在外灘搭上開往香港的怡和公司四川輪,欲逃離上海的人潮洶湧,碼頭上擁擠不堪。有幾艘不適合航海的江輪滿載難民向台灣行駛,不料人多貨少,裝載失衡,出海時翻沉於吳淞口,造成上千人沒頂的慘劇,運載罹難者屍首的駁船停靠於四川輪隔壁碼頭上,一具具抬上岸,嚇得輪上即將出海的難民們,個個面如土色。我們露天睡在貨艙蓋上,航行後海上風浪迎頭打上甲板,舖蓋盡濕,大家蒙頭瑟縮,無處躲避。兩天後輪船停靠基隆港,裝載火雞及貨物,我們上岸信步行走,只見碼頭附近的高砂市場中,幾個士兵手中拿著銀元,敲得呯呯作響,招攬旅客兌換紙鈔,原來那是他們的餉銀。時值耶誕前夕,裝入貨艙的幾千隻運往香港待宰的火雞,在竹簍中不斷鳴叫,聲若幼兒啼哭,聞之心酸,從此以後我再也不吃火雞。台灣海峽風浪極大,輪船搖擺顛簸,個個暈船嘔吐,狼狽不堪。

到香港後,余啟恩先生慨允我們在他新界上水的家中暫住。余啟恩是一九四零年代先父在香港辦「國際通訊社」時的會計主任,港九陷日後逃難到重慶,與我們同住南岸馬鞍山上。余家數代居住的鄉間住宅很大,有果菜園、魚池、私人小禮拜堂等。我們在此暫住三個星期後,母親和琴薰姐在九龍大南街「一定好」茶樓三樓租了一間空屋,找木工做三個簡陋的隔間,一家人搬去擠住其中,共用兩盞電燈、一間廁所,過著前途茫茫的日子。姐姐帶著一歲多的兒子寧寧,每天做飯做家事,泰來哥和我報名「華南無線電學校」學習無線電技術,弟弟們無所事事,心情十分煩悶焦躁。農曆年底,母親帶六弟龍生去上海隨父親同往溪口,除夕苦中作樂,姐姐給每個弟弟五元美金私房錢作為壓歲錢。三弟不知珍惜姐姐的美意,第二天竟出去把錢兌換港幣,買了五顆真空管回來裝收音機,姐姐很不高興,怪我「只會兩手漏錢」。小寧寧愛找舅舅們玩,大家心情都不好,他纏著我撒嬌,被我推開,姐姐看不過,罵了我兩句,不料姊弟間竟因細故引起齟齬。這年(一九四九)三月底,姐夫沈蘇儒從上海來香港,不久他們即搬去姐姐的中學同學許湘蘋家中居住。姐姐決心不再寄居娘家,向姐夫表示「你留我留,你走我走,生死禍福,在所不計」。四月八日,兩夫婦帶著寧寧回上海。

這時大陸的局勢是:蔣中正總統已於一月二十日發表引退文告,李宗仁副總統就任代總統行使職權,隨即發表聲明表示謀和決心,願以中共之八點條件為談判基礎。四月一日,國府和談代表團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等人抵達北平與中共代表會面談判。一時社會上瀰漫著內戰將停,和平在望的新期望。姐姐和姐夫與一般知識分子沒有兩樣,他們對國民黨失望,對和平抱幻想,復寄望於共產黨所描繪的新社會新氣象。而香港這邊難民日增,人浮於事,就業定居均有困難,又對台灣的前途不確定。就在此時,三弟的任性,不異提供姐姐決心重回大陸的催化劑。回首前塵,能不愧悔?

四月二十日,和談破裂,談判代表投共。二十四日,共軍佔領南京,政府遷往廣州。六月中旬,母親帶了我們六兄弟搭太古公司盛京輪去台灣,從此兩岸隔絕,音訊不通數十年。

一九五九年我在吉隆坡馬來亞工礦公司水泥廠工作時,從香港輾轉得到姐姐在北京的地址,曾寄去一信,沒有回音,又託丹麥使館友人代為查覓,亦無結果。一九六三年轉職怡保大石水泥公司,乘赴歐洲考察之便,按母親給我的新地址再去一信,原信底稿寫著:

姐姐:

四年前我曾自馬來亞寫一封信給您,一直沒有得到您的回信。去年請一位丹麥大使館的朋友託北京使館友人按地址探望,仍然沒有消息。今年四月我回台北休假兩個月,在姆媽那裡看到您的信,知道你們全家都好,才放下心來。

我已自馬來亞工礦公司轉職大石水泥公司,仍任廠長。此廠比工礦公司大三倍,是馬來亞最大的企業之一。今年六月我奉派來歐洲考察,曾在西德住了一個半月,各處旅行參觀。月初來到瑞士,除參觀工廠外,週末到各處遊歷。蘇黎世及日內瓦都去過了,後天要去奧地利,下月初再回西德,十月初返馬來亞。

我已有三個小孩了。大的男孩德興七歲,在馬來亞讀小學一年級;老二女孩若蕙,讀幼稚園;小女孩若昭,今年才兩歲。哥哥在造紙廠當經理,他的孩子們大些,德和今年考取初中了,德辰小學五年級,德三比德興大一歲,在讀小學二年級。

晉生訂婚了。他學的是歷史,今年得到印地安那大學博士學位。范生在美國畢業後進化工廠工作,於十七日結婚。我那天正在日內瓦,曾發了一個電報給他。龍生讀台大法律系,今年已畢業,準備出國深造。

我們分別不知不覺有十五年了。我對您及蘇哥,無時不在想念。我時常回憶往事,自北平起,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止,尤其是一九四零年您帶了哥哥和我逃出上海的那一幕,我們姊弟間的一切,我無時或忘。您收到此信後,請無論如何給我回一封信。您要不要我寄什麼東西回來?我這裡很方便的。

我每隔三、四年才回家一次。叔叔姆媽年紀都大了,兒女一個個遠離,使他們感到格外寂寞。現在只有哥哥一家及龍生在他們身邊。我們在馬來亞生活過得還不錯,只是想家及想自己的手足們。再談,敬祝 安康

                                                          弟恆生上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于瑞士       

       請問候蘇哥及孩子們                  

兩個月後,忽接姐姐回信,真是喜出望外。不過,我把這兩頁來信讀了又讀,內容除了報告平安之外,找不到絲毫涉及我們姊弟共同往事的字句,信末還勸我早日回祖國為人民服務──是她寫信有人授意,還是怕通不過嚴格的郵檢?不得而知,我怕她惹上麻煩,回一信後便不敢再與她聯絡了。儘管如此,我仍然把這封信視為至寶。可惜,一九六五年回台休假時,我原把這信帶在身上準備給父親看,飛機快降落時,忽見鄰座客人在偷偷撕毀某種文件,想起海關查驗文字甚嚴,如果搜出此信,恐被視為私藏大陸統戰信件,有「通匪」嫌疑,慌亂之下把這封信給撕掉了。

隨父兄小遊歐洲

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二月十八日,父親由大哥泰來陪同作環遊世界之旅,第一站香港,第二站吉隆坡。二月二十日,我們全家自怡保開車至吉隆坡國際機場迎接他們,我國駐吉隆坡總領事張仲仁、新聞局代表郭湘章等人也親往機場相接。父親下機後精神甚佳,我們同往聯邦酒店居住。當晚,僑領劉西蝶先生在聯邦酒店設宴洗塵,應邀作陪的有馬來亞工礦公司董事長拿督林添良(我的舊老闆)、大石水泥公司董事總經理李良榮、中信局駐吉隆坡代表鄧昌明、張總領事仲仁、蕭領事萬長、閻副領事志恆、郭代表湘章等先生。

席至中途,父親正談笑風生,忽然發覺隨身小提包不在身邊,急忙回房去找,也不見,想起可能是遺留在機場貴賓室了。我乃離席飛車馳往機場,到達時貴賓室早已上鎖,連忙到警衛室詢問,值班警衛拿出一個小提包問我是不是這件﹖我大喜過望,連忙證明身分簽字領回,並給警員一百元叻幣獎賞。返回飯店時宴席尚未散,清點之下,真是謝天謝地,機票、護照及旅行支票數千美元,一件也沒少,大家才放下心來。我們十分佩服馬國機場工作人員的誠實負責與紀律嚴明,否則如果提包找不到,除了必須重新買票之外,別無他法,可是旅行支票也沒了,信用卡根本沒有,如何買票?這趟環球之旅恐怕一出國門就得打道回府了。

第二天在吉隆坡觀光,二十二日驅車回怡保。在怡保的短暫小住中,我們陪父親及大哥參觀大石水泥廠、遊覽名勝、品嚐南洋小吃、參加中華總商會劉伯群會長的歡迎茶會,以及應僑領曾瑞豪之邀上金馬崙高原渡過一個清涼寧靜的夜晚。三月二日,父親及大哥飛吉隆坡轉新加坡,南洋大學諸公及連士升、趙世洵等人在機場相接。是晚應陳國礎、劉攻芸先生之宴於豐澤樓,席開四桌,老友相聚,倍覺溫馨。父親與連士升夫婦自從民國三十四年重慶一別,悠忽二十二載,不勝今昔之感。三月六日,父親和大哥飛曼谷訪問數日,即向西飛行,繼續他們的環球之旅。

我因正好有事赴西德公幹,徵得李良榮將軍同意,與父親及大哥相約在伊斯坦堡會合,計畫小遊至法蘭克福分手。我於三月十二日自怡保出發,下午抵達曼谷機場,前往泛美航空公司櫃台辦理轉機,不料票務人員發現我護照上面的土耳其簽證十四日才生效,堅持不准我當晚登機,要我明晚再來。幾經交涉無效,只好往曼谷市區過夜。我要求航空公司代我發一電報至伊斯坦堡希爾頓飯店通知父親我將晚到一天,他們答應了。十三日晚再赴機場登機,十四日清晨抵達伊斯坦堡,連忙僱車直奔希爾頓,正好碰見父親和大哥因我未到,在櫃台前詢問有無收到任何電報,櫃台人員查了半天回來說沒有。

我們在伊斯坦堡,由留學生高信譚君做嚮導,參觀了幾處名勝:一、藍寺(The Blue Mosque),此乃世界唯一有六支尖塔的清真寺,原名蘇丹阿哈默寺(Sultanahmet Mosque),建造費時八年於一六一七年完成,共有饅頭形圓頂一大四小,全部為大理石及粉紅色花崗石構造,內部地面為大理石,四週牆壁鑲嵌兩萬多片彩色磁磚組成花草圖案,陽光通過兩百六十個窗戶,經磁磚反射呈淺藍色,瑰麗萬狀,世人乃稱此寺為藍寺;二、聖蘇飛亞教堂(Hagia Sophia),它原是五世紀君士坦丁大帝建造的古羅馬天主教堂,乃一外牆紅色的方形巴西理佳式建築,十四世紀土耳其帝國征服君士坦丁堡後,將它改為回教寺,加蓋圓頂且在四週加建四支尖塔,但教堂內頂部仍保留聖母、耶蘇、聖彼得的鑲嵌畫像,牆壁上的回教壁畫斑剝之處,也看得出原來的天主教壁畫;三、托卡丕皇宮(Topkapi Palace),原是東羅馬帝國的皇殿,自一四六五年起為鄂圖曼君主在此統治帝國達四個世紀之久,據說當年宮內人口四萬,儼然一個小城市,如今宮中陳列著歷代帝王的珍品古董,包括重八十六克拉的大印度鑽石、曾經刺殺波斯王的鑲寶石托卡丕匕首(Topkapi Dagger)等等稀世寶物,還有中國宋元明清四代皇帝御賜的一萬二千多件名貴瓷器,以及回教先知穆罕默德留下的牙齒、頭髮等遺物;四、大市場(Grand Bazaar),號稱天下最老最大的有蓋市集,已有五百多年歷史,它跨越五十多條大街小巷,有四千多家店舖,二千二百多棟房屋,貨物五光十色,旅遊手冊上說買東西一定要討價還價,但沒警告遊客千萬別還價太低,我們在大巴剎一角閒逛,在一家賣黑石頭的店舖裡因還價三成,店員竟然從櫃台後面跑出來揮拳吆喝,我們如果跑得不快,後果就可能很尷尬了。

十六日飛希臘雅典。我國駐希臘大使館派員前來機場照料,順利進關。住進喬治王飯店(Hotel King George)安頓好後,我們上飯店頂樓餐廳吃午飯,飯後結賬時誤以為小費已包括在帳單內而未另放零錢在桌上,出門時竟遭侍者白眼,在我們背後嘰咕:「小費沒有,甚麼都沒有!」(No tips, no nothing),害得我們此後幾天不敢再去該處用餐。下午,溫源寧大使親自屈駕來訪,大使到達之前,飯店已在門口舖好紅地毯,一直舖到大廳之內。原來溫大使是各國駐希臘使節團的團長,也是王子的老師,因此政府對他特別禮遇。第二天上午父親往大使館回拜溫大使,從下午起,留學生陳家瑞君熱心擔任嚮導,帶領我們遊覽市區:一、阿克羅波利斯(Acropolis),這個神殿廢墟已有四千年歷史,最高處的巴特儂神殿(Parthenon)完成於公元前四三八年,原為紀念雅典娜女神(The Goddess of Athena)而建,一八六七年被威尼斯人炮轟毀掉石柱二十八根,其他部份也被自然風化,但完整部分仍然美觀奪目,充分表現古代西方藝術與建築的精緻與宏偉,這埵a上的一砂一石都是幾千年的寶物,遊客絕對不准帶出;二、憲法廣場(Constitution Square),一邊是建於一八三八年的國會大廈,另一邊是無名軍人墓及紀念碑,穿著希臘傳統軍服的衛兵,定時在軍樂聲中操槍換班;三、奧林匹克運動場(Panathenaic Stadium),第一次世界運動會於一八九六年在此舉行,白色大理石建築,氣勢雄偉,看台可坐八萬人,大門前一座擲鐵餅運動員的銅像,充滿健力之美。三月廿日一早離開雅典,溫大使親自來送,大使座車通過的街道都有警察管制交通,一路通行無阻,到機場之前早已由館員替我們辦好登機手續,大使命司機駛至停機坪,直接登機。

午前飛抵羅馬,住在西班牙廣場附近的Grand Hotel De La Ville飯店。我國駐教廷沈昌煥大使請我們吃意大利午餐,三道菜一杯咖啡從下午一時吃到四時,平均每四十分鐘上一道菜,結賬還等了半小時。大使說,在意大利中午十二時至下午四時是午休(Siesta)時間,公司商店統統關門,高級餐館都是如此慢吞吞上菜的。第二天起,留學生曾堉君陪我們遊覽羅馬名勝:一、西班牙廣場(Piaza di Spagna),就是電影「羅馬假期」中的花市台階,有石階百級,各色人等席地而坐,石級頂有一個紀念碑,旁邊有一棟老房子,英國名詩人濟慈(John Keats)當年住在這堙A他一八二一年死於此屋時年僅二十六歲;二、安第哥咖啡館(Antico Café Creco),這間咖啡館開張於十八世紀(一七六零年),是當年文人騷客聚集之所,牆上掛著來喫過咖啡的名人雕像或畫像,有哥德、馬克吐溫、白遼士、拜倫、李斯特、比才、顧諾…等作家、音樂家;三、尼羅王宮廢墟上的餐廳(已忘其名),沈大使請我們在這兒晚餐,此處面臨鬥獸場,晚上場中亮起黃燈,照耀之下十分美觀,據說當年大火焚毀羅馬時,尼羅王就在這王宮上觀看鼓琴,我們再這兒見識到外交官給小費的手面:從門僮給起,一直到衣帽間、跑堂、侍者、領班、總管…面面俱到,一個不少,大使說這種花費值得,他隨時可不經預訂拿到最好的位子;四、鬥獸場(Colosseum),這是當年羅馬王觀賞人獸相鬥、劍士互戮的場所,也是羅馬人迫害基督教,將教徒送入餵獅子的地方,死人不計其數,故此場陰森可怖。五、許願池(Fontane di Trevi),建於十六世紀,著名電影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在這兒拍攝,是羅馬所有噴泉中最副盛名的一個,即使夜間,仍然行人如織。六、梵諦岡(Vatican)的聖彼得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Pietro),原教堂於公元三一九年建於聖彼得的墳墓上,一四五二年重建,一六二六年完成,側門內有一聖母懷抱耶穌的大理石雕像Pieta(若干年後被一瘋漢劈裂,修復後從此以防彈玻璃罩住),是米蓋蘭其羅二十二歲時的傑作,大教堂後面的西絲廷那禮拜堂(Cappella Sistina)四週牆壁及屋頂,全部是米蓋蘭其羅作的聖經壁畫,據說他長年仰臥畫屋頂把眼睛畫瞎了,我們坐在堂內石階上抬頭欣賞,良久不忍離去。

駐意大利于俊吉大使不在羅馬,承吳公使邀宴於大使館,賓客眾多。席中有兩位藝術界客人:歌唱家張美侖及名演員王玨,他們都在羅馬深造。我很想見到中學時代的老同學,駐意大利武官汪希苓,可惜他不在羅馬。抗戰期間我們是重慶沙坪壩南開中學的同班。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希苓嚮應蔣委員長「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投筆從戎,派往美國受訓,成為優秀海軍軍官。(1)他奉調來意大利之前,是參謀總長王叔銘將軍的中校海軍侍從參謀。聽說他在羅馬外交使節武官團內,與各國武官關係良好,聲譽甚佳。

沈大使堅留父親搬到他官邸居住,以便在羅馬多玩幾天,大哥和我於三月二十二日一早續程前往翡冷翠、威尼斯、比薩等地旅遊四天,二十六日直赴羅馬機場與父親會合。父親錯過了意大利的建築和藝術精華,甚為可惜。飛機經米蘭到法蘭克福,戴安國、許志偉等人來接。二十七日,父親和大哥搭許志偉車直駛漢堡,我留在法蘭克福,與羅吉(Lurgi)公司談怡保廠電氣集塵機改裝技術,二十八日赴紐百空(Neubeckum)波利修士(Polysius)公司公幹,三十日飛回馬來西亞。父親和大哥於三月二十九日飛倫敦,四月三日飛渡大西洋到達美洲訪問紐約、華府、波士頓、卡拉馬祖、芝加哥、洛杉磯、新墨西哥…等地,五月十九日飛東京,二十四日平安飛回台北,完成為時三閱月的環球之旅。旅途中父親曾會見許多中外學者,包括北大老同學、老學生等,還與自從一九四零年一月相偕逃出上海揭露「汪日密約」後未再晤面的高宗武先生在華府重逢,同遊凡爾蒙(Vermont)的頓巴敦橡園(Dunbarton Oaks)(2)

我回馬來西亞不久,李良榮將軍即於四月初偕夫人赴歐洲考察水泥,五月底回怡保時,伉儷兩人神情至為愉快,不意李將軍竟於六月二日在工廠門前因車禍遽然逝世,大石水泥公司上下員工頓失支柱,莫不悲痛萬分。李將軍晚年把全部精神和時間貢獻給大石水泥,幾乎完全沒有家庭生活(夫人住台北不常來怡保),他單身一人住在工廠辦公大樓二樓宿舍內,不分晝夜地在樓下總經理室工作,幾至廢寢忘食。他唯一的運動,是早晚提著手杖巡視工廠,走遍工廠每個角落和每一層樓,見到不正常之處,立刻記下交給我改進。可以想見我這個廠長承受壓力之大。尤其李將軍時常在深夜或凌晨進廠查夜,使得值班工程師及操作工友們隨時警覺,不敢怠慢。李將軍逝世後,員工們固然偷偷地舒了一口氣,卻下意識地覺得李將軍還是每夜必來,仍然不敢有絲毫懈惰。甚至傳說李將軍已化身為蝴蝶,每夜飛來工廠巡視。

董事會做了小幅人事調整:總經理的位置從缺,由兩位常務董事陳永順及楊建興任執行董事,分別負責行政和營業;升我為技術總經理,仍兼廠長,負責技術和生產。

東京水泥化學研討會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一日,我應日本水泥協會之邀出席在東京舉行的第五屆水泥化學研討會(The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Chemistry of Cement)。我在會場中遇見台灣水泥公司的代表六、七人,由總經理辜振甫先生親自帶隊,另外還有台灣其他水泥廠的代表五、六人。他鄉遇故知,大家倍覺親切。大會在皇宮飯店的大會議廳舉行,出席者千人以上,主辦單位把會內節目和會外活動辦得有條不紊,秩序井然。這是我所參加過的辦得最好的世界級大會。

大會最後一天,全體出席人員坐火車前往琦玉縣參觀秩父水泥公司的秩父第二廠。該廠建於一九五八年,採用四座丹麥司密斯濕法旋窯,窯長一百七十公尺,每窯日產一千噸,中央控制,員工二百人,是日本當時最新式的水泥廠之一。我們的印像是設備配置理想、操作有效率、地面天空乾淨。秩父水泥公司共有三間水泥廠,十四套生產線,年產水泥四百萬噸。

我去日本出席大會之前,李將軍生前的好友、日本華僑李文蔚兄已經同住友水泥公司總顧問、前日本水泥協會理事長真田義彰博士安排好,於大會結束後參觀住友在東京附近的水泥廠。在最後一晚的惜別酒會上,真田博士和我拿著酒杯用英語交談,商量明早出發時間。兩位台灣同行從旁聽見,連忙問我可否隨我一同參觀,我把這個意思告訴真田,他躇躊了一下,客氣地解釋說,很抱歉,由於廠長只知一人前往訪問,臨時加人恐有不便。這兩位仁兄聽了,丟下一句國語:「這個老傢伙!」掉頭而去。我非常難過,但願真田老先生沒聽懂他們的說話。第二天一早,真田來接我,車中坐定,汽車駛上高速公路之後,真田徐徐地說:「中日戰爭時我正在中國東北旅順小野田水泥廠工作,戰後才被遣送回國。我在東北住了二十五年。」我聽此話,知道他必然精通中文,不禁羞愧得無地自容。

十月十五日參觀住友水泥公司岐阜工廠(五窯,一百五十萬噸)。此廠採用雷波式旋窯(Lepol Kiln),生料在進入爐格預熱機之前,須先輸入旋轉製粒盤內,加水製成如彈珠大小的粒子。這粒子的堅韌性和氣孔密度,直接影響旋窯的燒成品質和產量,這是我來日本取經的主要目的。廠長見真田博士親自陪著我,不敢怠慢,取出歷年改進製粒技術的報告給我看,每份報告都包括緣起、設想、實施、測試、講評,附照片及技術數據。我最佩服那講評一項,內中有實驗結果和原始構想的比較、對產量和成本的影響、成功或失敗的原因、以後應如何繼續試驗…等等說明,詳盡而實際,令我對於日本技術人員的研究精神和務實態度,有更深的認識。我回廠後依照日本工廠的經驗,逐步改良我們的兩座雷波旋窯,頗具成效。日本水泥廠互相競爭,資料封閉,成果絕不輕易出示他人,更何況是外國人,此行若非真田博士之助,決不可能有如此豐富的收獲。

我在德國實習或日後參觀水泥廠時,常常問工程師或現場操作人員一些技術數據,如各單元之產能、電力與燃料消耗量、運轉效率…等,往往同一工廠的人給我不同的答案,其傾向是產能報多、消耗報少,其可信度須打折扣。日本工廠則不然(非僅這次訪問的工廠),當我問起問題時,他們會從上衣口袋取出記事本,按照上面密密麻麻的記錄鄭重其事地回答,讓我感覺到這個答案是有根據的,可信的。日本水泥廠有一通例:絕對不准照相,因此我的筆記本中幾乎沒有一張日本水泥廠的照片。可是他們出國訪問別人的工廠時,卻是見到東西就拍照,如入無人之境。有一次我在法國訪問機器製造廠,見到幾位日本訪客掛一把尺在機器旁邊拍攝照片,引起主人埋怨,大叫「這太過份了」的尷尬場面。

我在大會中結識了不少新朋友,其中比較特殊的一位是印度聯合水泥公司(Associated Cement Companies)的總經理哈天葛第博士(Dr. Hatiangadi),我們每天在「丸之內飯店」早餐廳見面,攀談之下,他知道我來自台灣,說很想有機會去台灣看看,可惜沒有管道。我告訴他大會結束後我將回台一行,歡迎他來台訪問。他很認真,立即去中華民國大使館申請簽證,我乃與他相約在台北見面的日期和地點。一星期後,我們果然在台北相見。我們除了參觀亞洲水泥公司花蓮廠(感謝總廠長張才雄兄的安排)及觀光名勝之外,還蒙經濟部次長汪彝定先生在國賓飯店設宴招待,汪次長英語流利,待客熱情週到。可惜美中不足,有幾位經濟部請來的陪客,一直在席間以中文談論印度的骯髒落後,以及某女星嫁去印度的種種不堪,時而斜睨主客哄堂大笑。哈天博士自感客人在笑他,頗覺不安,但也沒說甚麼。他在台北待了三天,臨別時殷勤邀請我去印度孟買訪問。

手相家的預言

這一年,長久為病魔所纏的母親,身體愈見虛弱,雖有大哥大嫂就近照顧,還是不時想念不在國內的兒子們。三個弟弟遠在美國讀書就業,回家一趟不容易,馬來西亞離台灣不遠,我和德順每年一定帶孩子回台北看望她老人家。兒孫們回來,母親心情愉快,病情就會減輕一些,起身為大家張羅飲食、帶孫子們上街買玩具,我們一走,老人家就要臥床難過。我向父親表示我很想回台工作,幫忙哥嫂陪伴母親。恰巧此時台北市高玉樹市長正在計畫發展台北週圍的社區,有意給我一個機會,參加內湖社區的發展計畫,我很興奮,但也舉棋不定。一方面我在大石獨當一面的工作既穩定又具挑戰性;一方面對自己是否適合從事公職欠缺信心。大石陳、楊兩位董事雖然開通,表示不願妨礙我回國為父母盡孝道,可是基本上,他們是不願放人的。

一位頗具盛名的手相家林川子翩然來到怡保,在波士打路東方旅社掛牌為人看相,我和德順去找他。進門後。一位助手先寫下我的生辰八字,然後把我的兩隻手掌塗上石墨粉,把掌紋印在兩張白紙上,拿進內間。不一會兒,叫我進去,此時只見兩張掌印白紙上已經批滿了密麻小字。林川子問:「我要先印證一下你的生辰是否有誤,請你告訴我你三歲那年,是否曾經有過生命危險?」我答:「有。」我告訴他,我從小在北平長大,三歲那年春天,父母帶我們姐弟去北海遊玩,我一人跑去湖邊看水,不小心一頭栽入湖中,我在水中掙扎哭喊,若非附近一艘採蓮小舟聞聲划過來,舟上一名方臉大耳的船伕對我伸伸舌頭,一把抓住我的後領從水中提起,必定淹死無疑,父母聽到哭聲趕過來時,小舟及船伕已失蹤影。林大師聽過,乃為我下筆批命。大意是:你命合金、火,適合從事與鐵、熱有關的行業;你命不合木、土、水,不適合與砍樹、挖地、水塘有關的行業。最後勸我一年之內勿舟車遠行,否則恐有血光之災。我聽後為之忐忑不安,內湖之事,也因陳永順董事親往台北懇請高市長諒解而未繼續進行。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吉隆坡發生因國會與州議會大選,執政黨失利,反對黨舉行「勝利大遊行」而引發的華、巫兩族互鬥流血慘劇,即所謂「五•一三事件」。政府隨即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實施戒嚴,並組織「全國行動理事會」,由副首相敦拉薩主持處理緊急時期的國政。怡保在戒嚴期間一切平靜,沒有發生大的暴亂事件,可是卻苦了困在工廠裡回不了家的員工們,他們分成兩班,不眠不休地維持機器運轉,辛苦工作了五整天。我向警局領了一紙通行證,獨自駕車去了工廠幾次,這是相當危險的,聽說吉隆坡的馬來憲兵見持證者是華人,會把證件撕掉,把人槍殺,我總算命大,經過軍警關卡多次,腦袋沒有搬家。(3

這年七月,一號旋窯完成一項連續運轉三百七十三天的記錄。九月,波利修士公司邀請我去德國作技術報告,邀請信上說:「大石的輝煌成績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我視這項邀請為無上光榮,竟將林川子的勸告拋諸九霄雲外。無巧不成書,我回程在曼谷轉搭日航班機飛吉隆坡的途中,果然出了狀況。我在曼谷登上這架來自東京的DC8四引擎噴射機,原與另一旅客在前排同坐,起飛後,見後排空位很多,乃換位至後排窗口座位坐下。飛機尚在爬高之際,忽見右翼外側的引擎冒出紅火,先是零星火花,繼而逐漸形成一條火焰,好像還帶著金屬碎塊,自引擎後方洩出。我原以為那是飛機爬高的正常現象,但見其他三具引擎並無異狀,同機旅客也無人發覺有異。俄頃,火焰越來越白熱,火柱越拖越長,直至飛機尾部,狀極可怕。我心知不妙,連忙按鈴呼叫服務小姐過來,指給她看。她大概受過救難訓練,探頭窗口看見到火光火花後,竟然慢條斯理,好像若無其事似的向前艙走去,她進入駕駛艙不到一分鐘,右側引擎立即停車,火花逐漸消失,但引擎排氣口四週仍然發紅。此時聽見機長報告,由於發現機械故障,飛機將飛回曼谷機場檢修,請各位旅客放心云云。旅客們起了一陣小小騷動,但沒有造成驚慌。

等到飛機回到曼谷機場降落的時候,乘客們才發覺事情非同小可。飛機滑行到跑道末端緊急停住,只見七八輛救火車已經在那兒等待,後艙機門打開,機上配備的緊急滑槽立即充氣張開,服務員們連聲叫我們勿帶手提物件,脫掉鞋子拿在手中,先坐後臥,順著滑槽滑下地面。我因坐在後艙接近機門,乃第一個滑下。我雙腳剛著地,只聽見地上人員大呼RunRun(跑…跑)。我拚命跑至遠處,回頭一看,只見那具引擎整個發紅,救火車正在往上覆蓋大量泡沫。

客人全部下地後,一輛交通車把我們載入候機室,等候辦理入境手續。可是大部分旅客的護照都留在機上手提行李之中,日航乃向移民關卡擔保我們入境,並安慰我們說,手提行李將隨後送到旅館給大家領回。日航安頓我們住入市區五星級杜寺塔尼(Dusit Thani)飯店,並發給每人晚、早餐高級餐券各一張。我驚魂未定,跟著大伙兒在樓下大廳領回手提物件後,便回房給怡保家中打電話報平安,然後倒在床上越想越害怕,哪還有心情去吃甚麼高級晚餐?

第二天一早,我搭乘日航安排的越南航空公司班機,平安抵達吉隆坡機場,然後轉機回怡保。回到家中,才知道昨天德順和三孩從吉隆坡渡週末回來,在距離怡保三十幾哩的公路上,為閃避支路衝出的汽車,竟與前後三輛車撞在一塊,車頭車尾都遭撞毀,叫拖車拖入車廠大修。我們全家同一天在兩地遭遇交通災難,雖然上天保佑有驚無險,卻是一件無法解釋的巧合。

食貨雜誌與「親兵」

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四月,父親一生的「最愛」,《食貨》雜誌在臺北復刊。母親常說父親一生最喜歡的事業是「開書店、辦雜誌」,民國十八年他在上海與友人合開新生命書局,二十三年在北平出版食貨雜誌。民國五十六年父親與大哥同作環球之旅,回程時訪問京都大學,在圖書館目錄中發現食貨半月刊六卷一期全套,感觸良深。回台第二年就開始積極籌辦食貨出版社,及食貨雜誌復刊事宜。

父親是「食貨學派」的創始人,他主張以史料的整理與分析為基礎,根據史實立論,重寫中國社會史,早年曾掀起「中國社會史論戰」,引起研究中國的國內外學術界極大的注意。他所領導的中國社會與經濟史的研究,在民國學術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關心中國社會史辯論的日本學界,有譽民國二十年代為「陶希聖時代」者。食貨半月刊創刊於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十二月一日,父親在北平編,送上海出版,至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一日出刊後,因七七事變全面抗戰而停刊,共發行六卷一期,刊出文章三百四十五篇。民國六十年四月食貨在台北復刊,改為月刊,刊名旁邊標明為「中國歷史社會科學雜誌」。(4)

為食貨寫作的知名學者,北平半月刊時期包括何茲全、鞠清遠、曾謇、武仙卿、沈巨塵、連士升等人,他們分別是北大、師大、燕京的學生;台北月刊時期包括楊聯陞、全漢昇、勞榦、劉子健、陳槃、方豪、沈剛伯、許倬雲、余英時、杜正勝,黃寬重等人。

這年(一九七一)秋天,連士升夫婦來馬來西亞怡保看我們。連士升是福建福安人,燕京大學及燕大研究院畢業,父親曾在燕京兼課,故跟隨父親甚久,為食貨撰稿。一九三八年任香港大學及嶺南大學講師。一九四零年任國際通訊社編輯及香港大學校外考試委員。一九四一年底港九淪陷後逃往越南,任僑校校長。抗戰勝利後赴重慶,曾有一段日子住在我們家,後隨政府復員南京。一九四七年赴新加坡,任南洋商報總主筆及總編輯、南洋大學籌備委員會宣傳組主任、政府公務員委員會委員、南洋學會會長、新加坡大學董事等職。

連先生通過南洋商報怡保辦事處跟我連絡上,到怡保的當晚,我們在利口福飯館歡聚。連夫人我早在香港就見過的,第一次見面大約是一九四零年他們的婚禮上,新娘是越南華僑,我們叫她「羅小姐」。原籍福州的連先生還是一口京片子,跟以前一樣健談,席間說了好幾個在北平上小館兒的笑話,這些笑話也是父親常說的。連先生問候我們的「叔叔」和「姆媽」,他知道我們姐弟從小就跟著堂兄鼎來這麼叫自己父親的。第二天我和內子德順陪他們逛「霹靂洞」及「南天洞」,中午吃了一餐齋菜,下午他們就回新加坡了。

父親的幾位學生,就是這樣跟我們好像一家人似的親切。在北平時代,何茲全、鞠清遠、武仙卿、沈巨塵、曾資生(謇)等人,都是經常往我們家跑的學生。他們有的是來聽父親講時局、有的是來研究合寫論著、有的是乾脆來玩兒的,他們自稱是父親的「親兵」。琴薰姐和泰來哥都跟他們處得很好、很自然;我還小,跳跳蹦蹦,跟出跟進而已。七七事變發生後,我們輾轉到武漢,後來到了重慶。他們幾個人也陸續逃出北平,在武漢及重慶的「藝文研究會」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連士升去了香港,何玆全留在重慶,其餘幾位都追隨父親去了上海。

幾次國際訪問

一九七一年六月,我應泰國暹邏水泥公司(Siam Cement)之邀赴曼谷訪問該公司三間水泥廠,及與工程師們作技術座談。這次訪問緣自兩年前的一次偶然相遇。一天上午我巡視工廠,看見遠處有四個人向鐵絲圍牆內張望,旁邊停著一輛掛外國牌照的汽車。我乃上前問訊,其中一位瘦高的中年人滿面笑容地用英語對我說:「對不起,我們是泰國暹邏水泥公司的工程師,很想看看你們的新廠,因為一個人也不認識,只好站在外面看。我名叫巴龐,這幾位是我的同事。」我乃接待他們進廠參觀,並招待午餐,他們很滿意感激,臨別時殷勤邀請我去泰國訪問。原來巴龐博士(Dr. Patpoong)是暹邏水泥公司的總工程師,暹邏水泥是泰國最大的水泥公司,已有八十多年歷史,共有水泥廠五間,年產量約三百萬噸,轄下尚有水泥製品、鋼鐵、耐火器材等工廠。如今事隔快三十年,現在的暹邏水泥公司已擁有十四套旋窯生產線,年產量二千三百萬噸,是東南亞第一大水泥公司。

同年八月,又應印尼蘇門答臘巴東水泥公司(Semen Padang)之邀,前往他們的工廠作五天講習。巴東廠建立於一九一九年,年產量十六萬噸,共四套丹麥司密斯濕法旋窯(日產量為:兩套一百一十噸、一套二百十噸、一套二百七十噸),目前正在安裝一套年產十萬噸的濕法新窯。我每天上午跟廠長瑞飛(Rivai)談話,下午為工程師們講習三小時,晚上住在工廠招待所,是棟荷蘭式建築,房間頗有旅館格式,甚為舒適。一晚,廠長請我外出吃有名的巴東菜,這種餐館的特色是,客人還沒坐定,桌上就己擺滿一二十碟魚肉菜餚,不吃不算錢。我在這兒生平第一次吃到烏龜蛋;那是一顆顆乒乓球大小,煮不熟、打不破、攪不爛、咬不動的白色小圓球,要以啤酒灌下咽喉,嚐不出味道的怪東西。瑞飛很羨慕我們的德國新式機器,提議派幾名工程師赴大石作短期實習。

九月底,我去西德杜賽朵夫出席四年舉辦一次的西德水泥製程技術大會(VDZ Congress on Process Technology),在會場結識早年從台灣赴西德留學,學成後在此結婚定居的伍綿蒲博士。伍博士專攻礦冶與化學,水泥技術造詣很深,在西德中部一家著名水泥公司當廠長;他個性豪爽,快人快語,我們很快就成為莫逆之交。之前我在會場四處尋找胸前名牌上有中文姓名的同行,先見到一位姓李的,高興地趨前用國語與他交談,結果他用英語回答說:「對不起,我來自漢城。」後來又見到一位毛姓朋友,我伸出手說:「毛先生,您好!」他用美式英語笑著回答:「我姓毛,毛澤東的毛,我來自夏威夷。」看來到這兒來開會的中國姓人士,都是說英語的;一轉身見到一位個子高大,皮膚白皙的吳姓博士,我乃用英語跟他打招呼,這位「吳」兄高興地用德國腔的英語回答說:「您好,我是本地人。」忽然,他用一種頗為詫異的神情盯著我,用國語問道:「你不會說中國話?你是韓國人?」真是他他鄉遇故知,我們重新見禮,頓成好友。第二天,伍博士他和德國太太請我吃中國午餐,這家館子的侍應生是個德國人(很多不太大的餐廳只用一名侍應生,小費一人獨得)。我們點了三個菜,第一盤菜端來,只上一碗飯,過一會兒第二盤菜端來,又上一碗飯,我用英語向侍應生要求:「請你三碗飯一道上,好嗎?」德國侍應生搖搖手,一本正經地回答:「不好,一盤菜,一碗飯,中國規矩。」

三天研討結束,我報名參加技術訪問團,乘坐大型旅遊車訪問西德(卡哈地,波利修士及克虜伯公司)、荷蘭、比利時、法國、瑞士、奧地利等國的水泥機械製造廠和水泥廠。訪問團團員四十多人,都是前來出席大會的各國水泥公司高級人員,一路上各參觀點都給予我們相當週到的招待。唯有一次例外:我們參觀法國里勒(Lille)鎮FLCFives Lille Cail)製造廠後,主人招待我們去一鄉村俱樂部午餐,該處環境優雅,菜色亦甚可口。餐畢,主人舉杯恭祝貴賓旅途愉快,我團美籍團長連忙起立致辭答謝,賓主盡歡而散。不料大家正待起身回車之際,幾名侍者拿著帳單,追向客人收取餐費每位七十法郎。待團長去找主人了解狀況時,主人早已駕車離去,我們只好自掏腰包付費了事。七十法郎約合二十美元,那時一客定餐不過二三十法郎。團員們一路埋怨主人不夠意思,又怪有人法國酒喝得太多,否則怎麼會那麼貴?

從西德飛回東南亞途中,我特地在印度孟買停留,報聘印度聯合水泥公司總經理哈天葛第博士的邀請。他半夜親來機場相接,安排我至泰姬瑪哈洲際飯店休息,天亮後陪我參觀工廠、遊覽名勝,渡過了愉快的三天。聯合水泥公司擁有十八間水泥廠,年產量六百五十萬噸,總管理處在孟買,它的研究中心和電腦資料處理中心,據說是全印度最先進的。我在研究中心發現一些現象:工作人員大熱天穿長袖襯衫打領帶,彼此用英語交談。原來孟買是印度最英國化的城市,知識分子愛保持紳士外表;至於喜用英語,除了擺不脫殖民地習慣之外,實在是印度方言多達三百餘種,不用共同語言的英語難以溝通。

印度貧窮,乞丐甚多,但高級公司主管生活相當優裕,哈氏家中用了兩三個傭人。一天中午他帶我去威靈頓俱樂部午餐,這是典型的英國式俱樂部,室外一大片草坪及板球場,室內是酒吧、餐廳、紙牌室、健身房、大淋浴室…等。這種俱樂部在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怡保都看得到。兩人在餐廳坐定後,我想點一杯啤酒,侍者要看我的護照,我沒帶在身上,結果啤酒喝不成。哈氏解釋說:孟買是禁酒城市, 本地人喝酒要執照,外國人須出示護照。我問他本地人如何取得喝酒執照,他說:「很容易,你去找醫生,告訴他你不喝酒不能工作,他就給你開一張證明領取執照。」我聽了半信半疑,至今不知他是不是在開玩笑。

「勇格」與「大卡車特餐」

這次隨技術訪問團到波利修士公司時,相熟的工程師們都會笑嘻嘻地叫我「勇格、勇格」,我也愉快地一一回應。原來早在一九六四年我第一次在德國實習期間,由於言語不通及生活習慣差異,曾經鬧了不少笑話。事情是這樣的:我初到德國實習,波利修士公司提供一輛舊賓士車給我代步,交車給我的車隊領班對我的駕駛技術不太放心,坐入右邊前座,要我開車出去兜一轉。我信心滿滿,熟練地發動引擎,單手扶著駕駛盤開了出去。不料一出停車場,在「停」字路標前沒停車,差點撞上路口正騎著自行車通過的兒童,領班氣得兩腿直蹬、雙手亂揮,一面搖頭一面大聲叫著:「勇格!勇格!」就此收車回頭。

領班向接待組的主管報告,這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客人根本不會開車,接待組報告總工程師艾克(Eck)。艾克不解,說:「怎麼可能?我去馬來西亞經常坐他開的車,他開得滿好的嘛。」後來才搞清楚,領班的意思是我根本連最起碼的交通規則都不懂,如何能在德國開車?領班給了我一本交通規則手冊,要我好好看看。手冊是德文,文字看不懂,路標圖案倒是一目了然。我將要點默記在心之外,很好奇那「勇格!勇格!」到底是甚麼意思。工程師漢寧(Henning)告訴我:Yonger Yonger!是「年輕人!年輕人!」的意思,是老一輩見年輕人做了錯事,半責備、半取笑的話語。原來如此,我們中國人不也有「瞧你個渾小子!」的說法嗎?

第二天一早開車上路,目的地是海德堡,估計高速公路車程約三小時,一路行車順利,我對自己的駕駛技術重拾信心。走了一小時約八十公里,在公路餐廳前停車下來喝杯咖啡。休息片刻,再回汽車,糟了,汽車鑰匙還掛在儀表板上,車門卻被我剛才關門時從裡面反鎖了。我圍著車子團團轉,束手無策,想要打破窗玻璃,手上既無榔頭,又怕被別人看見報警。苦思良久,只好打電話回公司求救。愛克問了我的所在地,要我放心,他會叫人立刻帶鑰匙來開車門。一個半小時後,來了一輛福斯臭蟲車,下車的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剋星,車隊領班。領班跟我打了個不太情願的招呼,就去察看車子,只見他摸著下巴前看看,後看看,一會兒搖頭、一會兒點頭,一面皺眉、又一面喃喃自語地「勇格勇格」不停。最後,他用備份鑰匙把車門打開,半彎腰,手臂向前劃個大圓弧,似笑非笑地請我上車。我連連道謝,他又交代了一大堆德語,才揮手看著我離去。

後來才知道,原來賓士車有個連鎖保險裝置,只要鑰匙沒有抽出,那車門不但不能自動上鎖,還要發出警告訊號。領班對於我如何有辦法破解這個連鎖裝置,把鑰匙鎖進車內,百思不得其解。我的「勇格」大名,從此在波利修士公司不脛而走。

另外一次開車南下慕尼黑,中午在公路餐廳吃午飯。女侍者拿來菜單,我看了似懂非懂,只認得「湯」、「肉」等單字。我見湯的項目下有一行加黑字體LKW甚麼的,像是「今日特湯」,就點了它,然後點了一客牛排。女侍者低頭似乎在問我甚麼,我聽不懂,回答「呀」(德語Yes),她帶著一臉狐疑走了,這時與我拼桌的一位德國客人竟噗哧一笑,我不知他在笑甚麼,也許我中午吃牛排太浪費了吧。一會兒,湯來了,才知道對面客人為何發笑了。原來這個「湯」是一大碗稠稠的洋芋糊,碗上橫放著一條最少兩公分粗、三十公分長的大香腸,我嚐了一口洋芋糊,味道不錯,香腸也好吃,只不過那量實在太大,再好吃也沒法吃完。好容易一半下肚,牛排來了,這時才明白剛才女侍在問我什麼,她是問我「真的嗎?」不用說,這份牛排我是無福消受了。對面的那位客人倒沒再笑,假裝什麼都沒看見。

過了幾天回到波利修士,我問漢寧LKW是個什麼意思,他說那是「大卡車」,我把我的糗事和盤托出,他聽了笑得彎腰打跌,差點蹲在地板上起不來。原來我吃的那客香腸洋芋糊,叫做「大卡車特餐」,是專門供給龐然大漢的貨櫃車司機們吃的。

第三號窯擴建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凌晨,大石董事長陳六使心臟病猝發逝世於新加坡寓所,享壽七十六歲。我率領公司幾名高級職員代表全體員工,飛往新加坡致祭。各機關、團體、個人,以及國外公私友人前往上香祭拜極眾,華族社會之商會、同鄉會館代表及南洋大學校友前來行禮的不計其數。我們這些直屬機構的員工們每晨前往靈堂上香靜坐守靈,至午夜始返旅店休息。九月十五日出殯,參加執紼的各界人士達七千餘人。陳六使是新加坡南洋大學的創辦人,一九六三年九月新加坡大選,陳六使及許多南大學生支持反對黨,因而開罪了李光耀總理,執政黨勝選的第二天,新加坡政府採取法律行動,吊銷了陳六使的公民權,直至陳氏逝世沒有恢復。(5)

這年十一月,公司決定第二次擴建,編列預算計畫增設一座日產一千五百噸的旋窯生產線。技術部門隨即開始編寫技術規範及招標文件。新工程給員工們增加更多的責任和工作量,然而同仁們卻個個興高采烈,為工廠即將引進先進技術,增加一倍產量而慶幸。

一九七三年三月,公司發出招標文件。不久,國外廠商代表紛紛前來勘察工地及了解地區環境。兩個月後,公司開始陸續收到各國廠商寄來或親自交來的投標書,包括德國、日本、丹麥、瑞典、美國、英國、義大利等國著名廠商提供的設計與報價。我們把報價書封存,由技術審查小組仔細核算各技術標的設計數據和設備內容。經過一個月的審查,期間我們不斷地與各廠商代表會面,或以電傳聯絡,以澄清疑問、修正規格、或確認保證條件。小組最後圈選了五份技術最完整的投標書,然後由陳、楊兩位執董和我,參閱各廠商的報價,予以評分。我向兩位執董建議幾項取捨原則:一、技術(包括效率、機器、維護等因素)為主,價格其次;二、不一定取最低價格標;三、不一定由一家廠商供應全套設備;四、儘量增加國內自製部分以減低設備成本和海運費用。

經過詳細比較評估,我們得到以下的結論:一、由於競爭激烈,廠商削價,再以自製部分的增加節省了成本,在公司核定的預算額度內,新廠的產能,由每日一千五百噸增加到兩千二百噸;換句話說,用省下的錢買較大的機器;二、採用西德羅謝(Loesche)公司的豎式滾輪生料磨、西德波利修士公司(Polysius)的懸浮式預熱機、旋窯及衛星式冷卻機、水泥磨、控制系統等設備;三、採用丹麥司密斯公司(F.L. Smidth)的旋轉式快速包裝機;四、採用瑞士依勒斯公司(Elex)的高效率電氣集塵機,收塵效率達九十九點九九八;五、採用容量五萬噸的圓筒式鋼筋水泥熟料庫(直徑三十二公尺、高五十公尺),以滑模及後張力施工法建造;六、採用包括自動採樣器、螢光分析儀、IBM電腦在內的自動配料及生料修正系統。七、採用中央監視及控制系統。這樣的配備,在七零年代的當時,可說已達世界最先進的水準。一九七三年九月,公司分別與設備供應商簽訂購買合約,總工程費達六千萬馬幣。

一九七四年一月,基樁工程開始。四月,從比利時進口的三百二十二噸特殊鋼板運抵工地,自製機械工程開始。整廠機器的總重量約七千噸,自製部分約三千噸,包括直徑四公尺六、長八十五公尺旋窯的百分之八十五,以及冷卻機筒,預熱機、乾燥機、電氣集塵殼、輸送機架、管道…等等,全部交由吉隆坡英昌鐵工廠在擴建工地現場施工。施工期間波利修士曾兩次派來工程師檢驗精度,均滿意而歸(工程完畢後我曾寫一篇現場製造旋窯的技術報告,發表於英國《世界水泥》月刊)。另外一件值得自豪的自製工程,是全部二十八個馬達控制盤(專業名稱為MCC),在電氣工程師鄭新惠兄的領導下,依據原廠的單線邏輯圖,自行設計線路圖,自行採購材料,由本廠電工自行裝配,包括機箱打造及噴漆在內,其內部配線之精準、外型之美觀、及功能之正確,與德國原廠製品,不遑多讓。

同年十月開始機械安裝,工程仍由英昌鐵工廠承包,英昌自一九六三年起已經為我們安裝了兩套新窯,對於德國機器的性能和精度要求都很熟悉,同時工作盡責,掌握進度亦甚準確,由他們負責安裝,我們放心不少。尤其新廠監工人員都負有舊廠運轉生產的責任,如果包商不可靠,則工程師們恐有顧此失彼之虞。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中華民國總統蔣公中正在台北逝世,舉國哀悼,遺體安放國父紀念館,成千上萬的民眾前往瞻仰致敬。消息傳來,我台灣駐馬工作人員莫不悲痛萬分。吉隆坡總領事館早已於一九六八年關閉,我於週末邀集怡保、太平、江沙等北部地區的台灣同胞三十餘人來家中聚會,聊表哀思。

母親逝世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忽接大嫂電告母親病逝台北中心診所的噩耗,我與德順立即帶了孩子們於次日趕返台北,匍匐奔喪。母親一生操勞,早年即有心胞擴大的症狀,但她從不顧自己的健康,幾十年來為父親、為兒女歷盡艱辛,抗戰時期拖兒帶女躲避戰火,父親身陷上海時親往計救脫險,一生受盡危難,肩負異於常人的重擔。到台灣以後,家中生活較為安定,但仍然一手操持家務,從不假手他人,以至身體日漸虛弱,心臟痼疾時輕時重。最後兩年,更是百病纏身臥床難起,經常夜間失眠長達一二個月之久,然而只要稍微能夠坐立,仍舊要抱病做家事,不肯休息。兒孫們休假回台,是她最快樂的日子,一定要打起精神下廚做菜給大家吃,自己卻一口不沾,還要帶孫子們逛街,兒孫一走又即倒床傷心難過。

母親逝世之前三日,在台北中心診所病榻上口授遺言,交代身後事,由父親親筆記下。其中包括兩項對父親最為放心不下的事:一是「希聖近年來常念諸葛武侯臨終的一句話:『務使身死之日,家無餘財。』他既無財產留給兒孫,又一身是債,只望他不把債務繫累後人,就算是對得住兒孫了。」一是「希聖本是辦刊物開小書店出身,如今又辦食貨月刊出版社。他用房屋抵押借款做資本,書刊所得,做不出利息來。他不願捨棄本行,月刊也不可停刊。房屋賣了還債之外,要為食貨保持一筆資金,繼續辦下去。還要晉生繼續協助下去。希聖有了寄託,也許再活幾年,把他正在寫的書寫完,與我地下相會。」

九月十八日,遠在北京的琴薰姐收到中央統戰部送去九月七日台北報紙的訃聞,得悉噩耗,她立即給父親寫信,哀痛悼念。這是台北家人收到她的最後一封信:

父親大人:今天突然獲悉 母親大人已於九月二日下午二時三十分病逝台北,我和蘇儒感到萬分震驚和悲痛。母親的一生,是勞累的一生,痛苦的一生。她老人家幾十年來勤儉持家,辛辛苦苦,把我們七個姊弟撫養成人。在我童年的時候,她克服種種困難,使一家人擺脫貧病交迫的威脅。抗日戰爭時期,她攜帶一群子女,在日寇的刺刀和轟炸下逃難,幾乎跑遍了半個中國。在您遭受危難的關鍵時刻,她老人家不止一次地冒著全家人的生命危險,把您拯救出來。這些驚濤駭浪,將她這樣一個舊式賢妻良母,鍛煉得十分剛強勇敢,但卻自然地毀壞了她的身體健康,四十歲以後就不斷地忍受多種疾病的折磨。現在她老人家永遠安息了,人間的痛苦不能再折磨她了。然而,她直到臨終還懷念故鄉,可見二十幾年來旅居異鄉,她的心卻一直是和故鄉親人們連在一起的。我是她唯一的親生女兒,從小得到她老人家疼愛,這些年來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她老人家回故鄉,同家婆,伯娘,四乾,五舅,六舅(6)在一起度過一個愉快的晚年。但是,這個願望已經不能實現了,母親已經跟隨伯娘,四乾與世長辭了。甚至在她病中,我都未能侍奉她老人家幾天,盡盡我的孝心,為此我確實萬分愧恨,只有祈望她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寬恕我的這一最大不孝。女琴薰哀上一九七五、九、十八

新廠順利開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新廠安裝完畢開始測試,次年(一九七六)一月十七日點火開窯,二月中旬性能測試完畢,新廠順利投入生產。是年二月份公司內部刊物《大石通訊》中有一篇報導〈三號窯點火紀盛〉,玆抄錄如下:

一月十七日上午九時,本公司三號新窯點火慶祝儀式,包括一個簡單而愉快的酒會,在一片祝賀聲中,於新窯窯頭及中央控制室內隆重舉行。本公司大部分工程、技術及管理人員,均在場觀禮。

在總經理陶琤苀郎P下,常務董事陳永順於九時正燃放長爆竹,繼由常務董事楊建興按下自動控制按鈕,將新窯點火,開始製造程序。本公司的歷史,至此掀開了更光輝的一頁。

經過了八個月的精心籌劃,和二十二個月不眠不休的現場施工,本工程終於順利完成,進入生產。在場觀禮的員工們莫不歡欣鼓舞,對於陶總經理的卓越領導,衷心欽佩。

基礎工程於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日動工,旋窯窯殼製造工程於同年四月十五日開始,土木建築於五月一日動工,機械安裝於十月十五日開始,電機安裝於一九七五年二月一日開始。全部工程,於同年十一月底完成,隨即進行逐步試車運轉。綜計自土木建築開始,至試車為止,全部現場工程,歷時十九閱月。全部參加本工程的工作人員,在詳細的工作規劃,以及嚴密的進度控制下,表現了高度的工作熱忱,及優良的團隊精神。

為指導安裝各項新式設備,各製造廠家均派遣專家技師,前來協助。在本公司工程技術人員通力合作下,安裝工程得以順利完成。

新廠之主要設備包括:豎式滾輪生料磨,懸浮式預熱機旋窯及衛星式冷卻機,電腦程序控制,電視監視系統,高效率空氣污染管制設備,以及一座容量五萬噸的巨型熟料儲存庫。這座巨庫是全亞洲最大者。

工程部門在工地進行製造三千餘噸的鋼鐵材料設備,相當於新廠全部鋼鐵設備的半數。這種首創的工程方式,在節省金錢和時間方面,獲得甚大成就。所有參加此項工程的工作人員,均發揮了最高的智慧與組織能力。

電機自動控制系統,是整個製造程序順利運轉的重要環節,電機工程人員們於三個多月來,不眠不休,屢次克服困難,新廠的控制系統,得以順利操作。

點火慶祝儀式,在歡欣與香檳酒杯交錯聲中,圓滿結束。

友漢米爾頓

新窯點火的頭一天,忽聞老友漢米爾頓(7)去世,不勝惋惜。我初識漢米爾頓於一九五九年。當時他任英商馬來亞水泥公司萬撓廠廠長,我正在馬來亞工礦公司峇都c水泥廠安裝機器。十幾年前,全馬的水泥工業都在英商藍圈公司壟斷之下,突然有華人投資興建水泥工廠,頗引起當時工業及建築界的注意。

一些本地及外國人士,常藉談生意或推銷貨品前來探聽虛實,他們總是提及萬撓水泥廠。萬撓廠那時是一間大規模的水泥廠,擁有旋窯二座,每日生產水泥七百噸,高聳的煙囪及宏偉的廠房,對我們這些安裝小廠的技術人員來說,真是望之莫測高深,對於那些在大廠工作的人員,我們更是既羨慕又佩服;再經來訪人士的一再提及,不禁興起前往一探究竟之心。

一個星期天下午,我們幾個人驅車前往十二英里外的萬撓廠。當我們正在附近徘徊之際,廠長漢米爾頓適自外回廠,看見我們立即停車問訊,經自我介紹後,漢氏表示熱烈歡迎,下車親自陪同我們步行全廠,仔細參觀,並招待我們去他們的「波特蘭俱樂部」飲下午茶。閒談之間,他表示早已注意我們的建廠活動,並預祝我們成功。漢氏身材修長,留短髭,言談輕快幽默,帶有濃重的英國鼻音,是標準的英國老派水泥工程師。他贊成老式濕法,講究操作簡單,但對各種最新的水泥技術及其發展,也都瞭如指掌。

峇都c廠開工後,他曾來廠參觀一次,以後便不常見面,直到有一天因船期延誤,廠中石膏告罄,我在逼不得已之下,前往萬撓廠向漢氏求助。出乎意料地,他馬上一口答應,並立刻電告主管部門用公司的囉哩(註:卡車)載送兩個星期用量的石膏到我們工廠,解救了我們燃眉之急。我們對他的樂於助人的豪爽性格,至深欽佩。

一九六三年我轉任怡保大石水泥公司廠長,他也應怡保市郊十八哩的泛馬水泥公司之聘,出任廠長。由於我們兩廠同時開始,故在建廠期間,競爭相當激烈。不過,有時我們在機場相遇,或在怡保俱樂部碰頭,總會頗有興緻地報告自己的進度,交換一些意見,有時也會無奈地澄清一些荒謬的謠言。當時我了解他對於正在安裝中的日本機器,不甚滿意。

不久之後,他果然因與日本技術人員意見不合而告去職,在吉隆坡自創建築用品公司,兼銷水泥廠消耗品。他每次來怡保訪我,總要一起吃頓午餐或喝杯酒,談談過去從事水泥生涯的日子;我也照顧他一些生意,如鋼球、火磚、鑄件、收塵袋…等等。在商業競爭激烈的當時,我感覺到他的業務,似乎不如理想。

年前標購新窯火磚,他得了約五份之一的定單。但由於石油漲價,引起通貨膨脹,他的貨價,因為英國原料漲價而在幾個月內接連提高了兩次,雖幾經折衝,直拖到去年底才交貨。兩個月前,我於赴新加坡途次,與他在吉隆坡機場相遇,他看來比以前清瘦,但仍極為健談。他聽說我們新廠已近完成,很是高興,並問我何時舉行開幕典禮,我笑答大概在來年二、三月間,屆時你將是我的上賓。我告訴他大女兒若蕙在英國求學的情形,他說她的學校所在地松麥賽(Somerset),是英國氣候最好,風景最美的地方。漢米爾頓供應的鹽基性火磚,剛裝上新窯待命點火,竟收到關於他的不幸消息。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五二號(二○○○年一月);二○○○年八月修訂〕

註釋

請參閱《傳記文學》第四三六號拙文「從海棠溪到沙坪壩」。

2  關於「汪日密約」請參閱《傳記文學》第四三一至四三三號拙文〈「高陶事件」紀實〉。

3  詳請參閱《傳記文學》第四四六號拙文〈三十年前的馬來西亞「五•一三事件」親歷記〉。

4  自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復刊,至七十七年(一九八八)七月父親逝世停刊,〈食貨〉月刊共發行十七卷,由台北食貨出版社出版。食貨的編務,先由晉生弟帶領幾位學生負責,晉生時在台大教書及中央研究院工作。晉生赴美任教後,編輯及出版等工作即由學生們接下,公餘風雨無阻,來社工作及聆聽父親講述,直到父逝世,十七年如一日。父親晚年最得力的幫手,是杜正勝、黃寬重、沈松僑三位後輩學者。

5  詳請參閱《傳記文學》第四四二號拙文〈陳六使與南洋華文教育〉。

6  伯娘、四乾、六舅、七舅,是嬸娘、四姨媽、六姨媽、七姨媽的鄉下稱呼。

7  請參閱《傳記文學》第四三七號拙文〈我所認識的李良榮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