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水泥生涯之二

陳六使與南洋華文教育

 前言

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二月,筆者從台灣到馬來亞吉隆坡,服務於馬來亞工礦公司峇都急水泥廠,一九六三年五月轉職怡保大石水泥公司。在馬來亞一共工作了十八年,直到一九七七年四月,才離開這個我全家視為第二故鄉的美麗的南洋之國。在這十八年期間,筆者以一個外僑的身份,親眼見到馬來亞、新加坡社會環境的變遷以及政黨政治的演進,包括新、馬的重要選舉、緊急狀態的結束(一九六零)、大馬成立(一九六三)、新加坡加入大馬(一九六三)與退出(一九六五)、印尼蘇卡諾政府恫言「粉碎馬來西亞」(一九六三∼六四)、「五一三事件」(一九六九年的嚴重華巫流血衝突)、馬來西亞東姑首相下台(一九七零)、華文教育風波(一九七二)…等一連串的大事。

大石水泥公司的大部份資金來自新加坡,董事長是新加坡富商、華僑領袖陳六使先生。陳董事長每隔半年從新加坡飛來怡保主持董事會議,會後視察工廠總是由筆者(時任廠長)陪同,他說廈門閩南話,我則以不甚流利的台灣話跟他交談。有一次他問我:「苦力工唔夠用嘸?」嚇了我一大跳。其實他是在問我薪水夠不夠用,這好比大陸管薪水叫「工資」、香港叫「糧銀」一樣,並無輕侮之意。事實上早期漂洋過海來到南洋的「打工仔」,一上岸就做碼頭苦力或建築工人的,所在多有。馬來亞工礦公司的老闆拿督斯里林添良,在發跡成為大建築家之前,做過建築工人。陳六使也從不諱言他十幾歲來南洋在橡膠園當割膠工人的往事。他們早年都是靠賺「苦力工」養家活口的。

我聽到陳六使的大名,非自大石水泥公司開始。早在我到吉隆坡之初,陳六使與林語堂為新加坡南洋大學建校而產生的恩恩怨怨,還在餘波盪漾,因此聽到不少關於他為造福華僑子弟而創辦華文大學的事跡。等到我進大石,剛好碰上陳六使的新加坡公民權被政府取消,護照被註銷,頓時喪失了國籍。從新加坡到怡保短短的距離,飛機航程一個多小時,陳六使卻需花一個多月的時間去申請一張無國籍的的馬來亞入境簽證。那時我對於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的印象,是從報紙上看到他帶著穿開領白襯衫的閣員們出席就任典禮,然後每個星期天帶著閣員們上街作拔草、清垃圾等勞動工作。

林語堂認為陳六使不懂教育而拂袖而去,李光耀認為他是華人「沙文主義者」而剝奪其公民權,陳六使到底是何許人也?

膠園工人出身的陳六使

陳六使,福建人,一八九七(清光緒二十三年)農曆五月八日生於同安縣集美村,幼年就讀於村中集美小學。一九一六年隨胞兄文確南渡馬來亞謀生,據說他本名陳文使,因登岸填寫表格筆劃不清而誤為「六使」。六使先在鄉長陳嘉庚(1)的謙益橡膠公司當膠園工人,後以工作勤奮,又讀過書,半年後調至新加坡工廠任文員學習買賣。一九二四年陳六使二十七歲,已經熟諳膠園種植技術和橡膠買賣等作業,乃離開陳嘉庚自立門戶,與兄陳文確合創益和橡膠公司。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開始不景氣幸能渡過。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中國全面抗戰,是年當選新加坡橡膠公會主席。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橡膠頓時成為全世界需要的重要戰略物資,益和公司的業務隨著蒸蒸日上,分支機構遍及馬來亞、泰國、印尼、越南等地。抗戰初期,陳六使擁護祖國抵禦日本侵略,積極參與陳嘉庚領導下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所發動的抗日捐款及救國活動。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馬來亞及新加坡。次年二月十五日新加坡英軍投降,樹膠業務全部停頓。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新、馬重新回到英國懷抱,益和公司亦恢復營業。隨著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復甦,陳六使的益和公司和李光前(2)的南益公司迅速發展成為新、馬最大的兩家橡膠企業集團。一九四八年韓戰爆發,橡膠輸出業務達到最高峰。除橡膠外,陳六使尚投資於保險、銀行、造紙、水泥等事業,成為東南亞著名的華人企業家與華僑商界領袖。

陳六使不但善於經營工商企業,也十分投入社會公益及熱愛中華文化,積極參與新加坡華人社團的活動。他於戰後歷任福建會館主席、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等職多年。由於身受少年失學之苦,早年在商界浮沉磨鍊,倍覺艱辛。迨至壯年事業有成,在僑界嶄露頭角之後,對於教育的提倡與資助不遺餘力;尤其出錢出力,興建與擴充華文源流的中小學校,從不後人。他於一九四九年繼陳嘉庚出任福建會館第十屆主席,至一九七二年第二十屆卸任,曾兼任會館屬下的道南、愛同、崇僑、光華、南僑五間華校的董事長,達二十二年之久(3),捐助華僑社會各種教育、文化、慈善事業巨額款項不計其數。他還擔任陳嘉庚創辦於一九二四年,歷史悠久的南洋商報董事長多年。

陳六使於一九五零年當選中華總商會會長後,曾聯合新加坡華人領袖及社團會館,向英國殖民政府爭取新加坡華人及其他族群居民應有的合法公民權利。他曾率領華人社團在飛機場(按:五零年代的「加冷機場」)發動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抗議英人非但在戰爭期間未盡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責任,戰後且回來繼續大施剝削,新、馬人民應該站起來為爭取公民權益而奮鬥。一九五三年,陳六使與葉平玉、高德根等華人領袖,代表中華總商會與殖民政府制憲委員會主席林德爵士(Sir George Rendell)商談華人公民權利問題,為日後新加坡非土生居民之取得公民權,舖開道路。他說明他的態度:「就華人與南洋群島的關係而言,已有千餘年的歷史。我們的祖先披荊斬棘,從事開發地方,特別是百多年來,地方上的建設與繁榮多有華人的血汗,華人無論在何處都是愛好和平,愛護地方並能與各族相安共處的。這是華人傳統的天性,除享受平等地位之外,並無其他要求。」

英人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於一八一九年登陸新加坡,建立東印度公司貿易基地。一八二四年英國人把新加坡、檳城(Penang)、麻六甲(Malacca)三地合組為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由白人總督統治。殖民政府的文官及教育系統,百餘年來完全延用英國制度,因此政府公務員、學校校長教員、洋行職員等,除了高級官員及主管是英國人外,其他中低層職位幾乎都由受英文教育的華人(即所謂「英校生」),以及一些來自印度或錫蘭的英藉子民擔任。一八六零年,福建移民成立新加坡福建會館,一九零六年開始興辦第一間華文學校供華人子弟就讀。一九五零年,新加坡、馬來亞唯一的大學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成立,陳六使慨捐建校基金叻幣三十萬元,但是華校中學畢業生卻沒有資格報考。讀中文學校的華人子弟(所謂「華校生」),在新、馬沒有地位,進不了政府機構和洋行,找不到好的工作。他們被讀英文說英語、具有強烈優越感的英校生所歧視。

發動創辦華文大學

陳六使有鑒於華校子弟升學無門,華校生全然被摒棄於主流社會門外,乃於一九五三年一月在福建會館執監委聯席會議上提議創辦華文大學。他率先捐獻叻幣五百萬元(按當時的匯率約美金一百七十萬元),號召華人社會以自己的人力物力,創辦一所自己的高等學府。他並以福建會館主席的身份,承諾捐出座落於裕廊律(路),面積五百二十英畝的一大片會館土地,作為建校之用。福建會館常委李光前也慨允認捐實收捐款總額百分之三十。陳、李二氏登高一呼,得到全僑社會熱烈響應,由新加坡中華總商會、馬華商聯會帶頭公開支持建校的各種社團達二百七十九家。二月,建校籌備會議召開第一次會議,定名大學為「南洋大學」(Nanyang University),並邀請學者及文化界人士共同籌劃建校事宜。新加坡、馬來亞各界呼籲捐款建校的運動隨即展開,華僑居民們無不慷慨解囊,大小捐款源源而來。打工的老百姓捐出一日所得,街市小販們更發動各種「義賣」活動:三輪車「義踏」、的士(計程車)「義駛」、理髮師「義剪」、大排擋「義炒」…等等,收下的義款雖然是些零星小鈔,卻是積少成多,眾志成城,而這些義舉更刺激帶動了大商號、富裕人家更多的捐獻。四月,南洋大學籌備委員會發表宣言,揭示創立大學的宗旨:(一)為華校中學畢業生廣開深造之門;(二)為華文中學培植師資;(三)為新加坡造就專門人才;(四)為適應人口增加及社會經濟發展之需要。並鄭重指陳:南洋大學以歷史背景與特殊環境,一切設施,除具國際著名大學一般宗旨外,尚有兩大特質:(一)溝通東西文化;(二)發展馬來亞文化(4)新馬為多元民族(包括華、巫、印、英、歐亞各族)共處的社會,為了不刺激其他族群,視華族在製造單一族群的勢力,後面兩項特質的宣示,是非常週到而必要的。五月五日,南洋大學以「南洋大學有限公司」的形態正式獲得英國海峽殖民政府准許註冊,取得法人地位,建校工作隨即展開,並成立「南洋大學執行委員會」,推舉陳六使任主席。六月,南大執委會正式接受福建會館捐贈的裕廊「雲南園」建校土地。七月二十六日,南洋大學正式在裕廊校址舉行奠基典禮,開始興建校舍。圖書館大樓採用中國宮殿式的設計,紅柱白牆,充分顯現海外華僑對於中華文化的尊崇與嚮往。陳六使在典禮上慷慨發言道:「我們是在這塊荒地上播下文化的種子,我們的文化在這堭N與日月同光,天地共存。…華人曾有自己的文化,絕對不能被淘汰。否則身為華人而無華人的文化,雖仍然為華人而不知自己的文化,這種人我們實不知何以名之!」他後來也常說:「余一久居海外之商人耳,於新馬而言財富,充其量試忝列丙與丁間,乃竊不自揆,仍然倡辦大學,是何異一簣之士妄求為九仞之山?余之膽所以如此其大者,蓋借我三百餘萬華人之膽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堅者,蓋持我三百多萬華人之志以為志耳。」壯哉斯言!

敦聘林語堂博士出任南大校長

為了把南大辦成東南亞第一流的華文大學,南大執委會決定向國外敦請第一流的教育家出任校長。執委會的第一人選是前北大校長胡適。胡適於一九四九年大陸淪共前赴美,一九五三年剛自普林斯頓大學東方圖書館卸任,赴台灣短期講學,婉謝邀請。再請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也因他正在美國以清華基金協助在美學人作研究,沒有成功。最後請到了在美國辦《天風》雜誌的世界級大文學家、語言學家林語堂博士。林博士與南洋福建華僑頗有淵源,原來他也是閩南人,早年曾在陳嘉庚創辦的廈門大學當過教授和文科主任。林博士受聘後立即在美國招兵買馬,網羅了一批優秀的教授和管理人員共十一人(包括黎東方博士、熊式一博士、胡博淵博士、嚴文郁博士等人),於一九五四年十月欣然就道,前來新加坡上任。林語堂是名滿天下的大文豪,又有「幽默大師」的美譽,其學識與眼界自然不同凡嚮,對於興建南洋大學具有崇高的宏觀與抱負。然而他久居美國,對於椰風蕉雨的南洋社會環境,以及華人成長與奮鬥的歷史背景似乎所知不多。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還是英國殖民地,由英國總督統治。林語堂到任的這一年,正值華文中學師生為反對強制服國民兵役而與政府鬧得不可開交之際,五月間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示威,與警方發生衝突,學生多人受傷,數十人被捕,法庭控以擾亂秩序及蔑視政府之罪。林語堂一行人到新加坡的時候,案子還未了結。這次反政府事件,顯現左派份子操縱華校鼓動學潮的實力,影響所及,民族主義抬頭,華人社團介入,政府投鼠忌器,不敢大力壓制。這股力量逐漸從學校發展到工會、會館、同業公會…,逐漸延伸至華人社會各個階層。是時韓戰結束不久,「抗美援朝」的旗幟漂洋過海而來,左傾份子們「反對殖民統治」、「清除所有帝國主義的特權」、「擺脫一切外國的控制」…等等口號喊得震天價嚮。來自美國的,反共的林語堂,自然不在左派支持之列。

林語堂一行人於十月二日抵達新加坡。第二天,由陳六使、連瀛洲、高德根等華僑領袖們陪同,在中華總商會舉行會議,宣佈創辦南洋大學的宗旨和方針。創學宗旨是:一、學生必須學貫中西,所學能有所用;二、設立文學、商學及理工三個學院,使人人有一技之長。辦學方針是:提倡電化教育、辦理成人教育、設立獎學金、實行導師制、創設大學出版部、提倡學術研究、與歐美大學交換教授、兼收男女學生。校長視事之後,對執委會提出他的辦學理念:一、行政方面,實行分層負責制度,大學行政由校長全權負責;二、教務方面,教授享有絕對的思想自由,與政治徹底絕緣;財務方面,力求預算完整,財源充裕,開支公正平均。(5)

站在純教育立場,林校長所揭櫫的精神和計畫,的確是創辦一流大學所必備的條件,無懈可擊。然而在現實環境裡,帶著幾分「智識份子的驕傲」的林校長,他的期望與南洋華僑們的單純想法存在著先天上的差距,以至與身負監督創校責任的南大執委會之間,時現格格不入之處。首先,在落實理想項目的順序上,便發生歧見。舉一個例,林語堂主張購買大量圖書及器材以建立第一流的圖書館和實驗室,而執委會諸人卻主張儘早開學授課,以早日達到作育華裔子弟的目的,至於圖書館和實驗室,似可一面開課一面充實,尤其建校經費有限,開學後可以學費收入補充後兩者所需的費用。林語堂認為不可因陋就簡,草草開課,使南大成為一所基礎薄弱、設備貧乏的學校。其次,林語堂到任時校舍已經開始興建,他發現校園佈置和校舍功能的設計,與理想相去甚遠,事前既無人徵求他的意見,事後也竟無置喙的餘地。他認為正在施工中的圖書館中式建築大而不當,浪費空間,主張更改部份設計以增加藏書空間及改善採光設備。尤其對於校舍未經他規劃即逕行發包,而包商又是執委會中人,十分不滿。

理念分歧,校長憤而離去

南洋華僑對於林語堂博士以及隨他而來的教授們崇敬有加,視之猶如神仙下凡,為南大所託得人而慶幸,人人都翹首期望心目中的第一流華文大學能夠早日開學授課。他們很難了解為何辦一間大學,還有比老師教課學生上堂更重要的事情要先做。更沒想到用那一點一滴捐來的錢所建的校舍,竟得不到這批國外學者專家之一顧。由這件事可以看出,林語堂開辦大學的出發點是純學術的,他性情耿介,追求完美,讀書人脾氣,不通人情世故,頗不屑於商人出身的執委們的一些行事作風; 雖然他自己在人事安排上也非全無落人口實之處(6)。另一方面,華僑們辦大學的目的是現實的,他們急於打開高中學生升學之門,以商人的立場自然也考慮到大學辦成後的週邊附加價值,例如帶動附近市面繁榮,土地增值等。

這種理念的分歧,在林語堂向執委會提出一份完整,第一年需款叻幣一千萬元的建校預算後,達到高峰。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執委會開會討論大學預算清單,結論是金額超過預期一倍,執委會無力再行籌措增加的資金,要求刪減。林語堂則堅持不按預算執行,絕對不可能把南大建成第一流高等學府。這些大小爭執,逐漸從會議室延伸到媒體上互相攻擊(陳六使首先對報紙批評預算),更進而形成林、陳之間的對立。兩人的公開交惡,難免沒有小人從中挑撥的成分,而親共的左派媒體也從中推波助瀾,濫事批評,造成難以排解的心結。據說林語堂曾為外界批評一事質問陳六使,把他從客廳逼出後院,嚇得他瞠目結舌,不知所措。(7)執委會與校長雙方互不相讓,不到半年弄至水火不容,終於撕破了臉。林語堂宣佈辭職,正式寫信給執委會,要求結算他及他帶來的教職員聘約三年的全部薪津。陳六使見事已至此,二話不說,拿出支票簿,簽下叻幣三十五萬多元,一次付清。陳六使並未動用華僑捐獻的南大建校基金,他自己支付了這筆鉅款。媒體報導此事後,坊間一時議論紛紛,對於林校長要求賠款之事半信半疑,認為他乃國際聞名的學者,如今跟陳六使鬧翻,無非是爭個「理」字或「氣」字,當「理」或「氣」得到公道後,一定會把這筆錢捐回給南大。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林大師一行人搭機回美那天,華僑們還在期望他們在機場召開記者會,當著前來送行的陳六使的面,漂亮地把錢捐出。但是天真的華僑們失望了。

這個事件產生了後遺症,華僑們發現清高的教授們還是愛談錢的,從此南大把教授當作僱員看待,教授聘書變成「僱用合約」,工作及離職條款比照政府法律,其他權利義務則都向僱主──大學當局一面倒。林語堂離開後,執委會聘張天澤為行政委員會主席,繼續推行校務。

在此順便一提筆者認識的兩位與南洋大學有關的人物。第一位是馬大客座教授胡博淵博士(8),筆者於一九六二年吉隆坡馬來亞大學工學院陳鴻基教授的宴會上第一次見到他。胡博士留美(麻省理工學院及匹茲堡大學)專攻礦冶及石油工程,抗戰期間曾任貴州交通大學分校校長,一九五五年轉任馬大以前,曾短暫擔任過南大理工學院院長。筆者與胡博士此後相交十餘年,受教良多,一九七零年代他長居新加坡潛心禮佛後,才無緣再見。另外一位是筆者從小就認識的連士升先生(9),他是先父民國二十年代北平燕京大學的學生,抗戰期間在香港大學及嶺南大學教書。戰後移居新加坡,任南洋商報(董事長陳六使)總主筆,南大創校時期兼任籌備委員會宣傳組主任。連先生夫婦於一九七一年特自新加坡來怡保看望筆者一家,笑談北平、香港及重慶往事甚是歡喜。

南大開課、華校生升學有門

一九五四年底,南大校舍陸續完工啟用,一九五五年六月,大學先修班開始上課。次年三月十五日,南洋大學正式開學,入學新生五百八十四名,分別就讀於文學、理學、商學三院,以華語為主要教學媒介。陳六使在開學典禮上以無比興奮的心情宣告:「今天是海外華人最光榮的日子,因為數百年前華僑南渡,經歷無數的折磨與苦難,終於憑本身的力量與奮鬥,今日建立起一間大學。」一九五七年陳六使六十歲誕辰那天,南大學生會在祝壽信中寫道:

正當華文教育遭受極大迫害之際,先生奮力號召南洋各界人士起來創建南洋唯一華文大學──事實上也是海外華人有史以來自己創辦的第一間規模完備的大學,以維護及發揚中華文化,在這偉大的工作中,先生始終以任勞任怨的精神,積極領導各界人士,克服重重困難,共同為創造南洋大學而努力,南洋大學有今日,先生之功績是不可估計的,先生之令名將與南洋大學同垂久遠。

一九五八年初第一期新校舍全部落成,三月三十日舉行開幕典禮,陳六使與當時的新加坡總督顧德爵士(Sir William Goode)一同為南洋大學落成紀念碑主持揭幕。一九五九年,第一批四百三十七名學生畢業;這一年,新加坡政府和南大執委會共同聘請國立台灣大學校長錢思亮、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洪煨蓮、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院長胡思威(A.E. Hulsewe)等五人評議委員會來校考察,擬訂報告,對南大組織、行政、課程、教職員、考試、學生生活等分別提出批評及建議,作為改進校務的借鏡。一九六二年,第一屆南大理事會成立。根據「南洋大學法」,理事包括:新加坡、馬來亞十二州各推舉一人,新加坡政府代表三人,大學教務會議及畢業生同學會各推舉兩人,共十九人,全體理事公推陳六使為理事會主席。一九六三年,入學新生增至二千三百二十四名;同年,陳六使以「建校已成,年事已高」為由請辭理事會主席(是年九月失去新加坡公民權),職務由檳城代表劉玉水暫代。次年,第二屆理事會同意陳六使辭職,推舉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德根繼任。

在陳六使擔任南大理事會主席的十二年間,對於校舍建築、師資聘請、圖書儀器之添購、教學品質之提升、學生學位之爭取、校園福利之增進等方面,無不為學校的發展與前景竭盡心力。然而他的去職,多少還是與政府當局對華文教育的態度有關。

一九六六年,南大依據馬來亞大學王賡武教授的調查報告,改用新學制及增設榮譽學位,同時改善教職員待遇,以提高教學水準。新加坡政府隨即正式宣佈給予南洋大學跟新加坡大學同等的待遇。一九六八年,教育部長王邦文在第九屆畢業典禮上宣佈政府承認南大學位。次年,聘請黃麗松博士為校長。不久,南大第四屆理事會推舉大華銀行集團主席、福建會館主席黃德耀為理事會主席。一九七三年,黃麗松辭職轉任香港大學校長,由公共行政學者薛壽生繼任南大校長。一九七四年,教育部長李昭銘博士兼任校長,將南大行政、人事、學制、課程等進行徹底改革,並遵從政府雙語並重的政策,全部改用英語教學,南大逐漸去除以華文為主的大學特質。從這年起,南大停止在馬來西亞招生;這個決定引起馬來西亞華僑團體的不滿,因為當年南大建校,來自馬來亞華社的捐款為數不少。一九七六年李昭銘離職,前台灣東海大學校長吳德耀繼任。一九七八年,在理事會主席黃祖耀的努力下,南大恢復招收馬來西亞學生。不久,吳德耀校長辭職;因校長一職變動頻繁影響校務之推行,理事會決定不再聘請校長。

南大培養出來的大學畢業生生,與新大畢業生享有同等的就業機會嗎?答案是不盡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一九七零年代以前畢業的舊制南大生,其學位仍舊不被承認。第二、南大入學生大多是華校高中畢業生,大學課程又率多以中文講授,其畢業生的英文程度,比不上新大畢業生。第三、說英語的新加坡人普遍認為「說華語或方言」的華人是左傾份子,他們效忠中國,因此不被信任。當然這不可一概而論,筆者在大石水泥公司手下有南大商科及理科早期畢業生多人,他們中英文俱佳,素質均極優秀。

馬來亞共產黨的崛起

筆者無意在此討論新加坡的歷史,可是由於早期的新加坡「華校生」被視為思想左傾,有其歷史淵源,乃不得不就馬來亞共產黨通過華族社會介入新加坡政黨政治的經過,略加敘述。

馬來亞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二七年,總部在新加坡,身份合法。馬共領袖份子包含不滿英國統治的華校教師、學生、工會頭頭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軍供給馬共武器,利用他們打游擊戰,稱他們為「馬來亞人民抗日軍」(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大戰結束後,英軍命令這支部隊繳回武器自行解散,他們陽奉陰違,繳還了一部份槍枝,卻帶著其他武器轉入地下。一九四五至四八年間,馬共採取宣傳與滲透手段,利用戰後物資缺乏、百姓生活艱難的環境,向華人(主要對象是學生及工人)灌輸不滿現實及反對英國統治的思想。一九四七年一年間,馬共策動了三百多次工潮,藉機擾亂社會秩序,以致該年被稱為「罷工年」。一九四八年,馬共升高抗爭手段,實行武裝叛亂,四處破壞馬來亞的橡膠園、錫礦,殺死白人園主、礦主,襲擊警局、火車、運輸卡車等公共設施,目的是要造成工人失業加入馬共。英國於這年宣佈馬共為非法,馬來亞及新加坡同時進入長達十二年的緊急狀態(State of Emergency即戒嚴),由英軍主導展開剿共行動,雙方傷亡甚大,連總督鄧普勒爵士(Sir Templer)都在公路上中伏被殂身亡。至一九六零年代,馬共終於在英軍強大壓力及堅壁清野的掃蕩下,退至馬來亞北部邊境。馬共在馬來亞無法立足後,又回頭轉入新加坡地下從事顛覆工作。他們煽動華校教師及在學學生、進不了新加坡大學或找不到好工作的華校畢業生、不滿待遇的工人們,一齊起來推翻殖民政府,脫離英國統治,尋求新加坡獨立。

英屬海峽殖民地的民主

早期的新加坡政府由一小撮英國白人管理:總督(英王代表)、輔政司(行政)、律政司(司法);以下的官員依次是白人、英藉印度人、英藉土生華人、和受英文教育說英語的華人。政府下面有一個議會,議員九人中有六人是白人、三人是華人,全部是官派的。這種形態的政府如何有能力去抵擋日益高漲的民族意識?英國人為平撫反英風潮,乃略開門縫,容許有限度的民主。一九四八年,舉行第一次六位非官守立法議員的選舉。新成立的進步黨(Progressive Party)出來競選贏得三席,其餘三席為獨立參選人取得。進步黨的黨魁是陳清才,黨員大多是律師、醫生等受英文教育的專業人士,他們態度溫和,願意在有限度的自主下同英國人合作。當時只有在新加坡出生的人才有資格投票,一般百姓對選舉一無所知,所以投票率極低。這次選舉辦得好像是英國統治者和生活過得不錯的英語智識份子(所謂高等華人)之間的一場遊戲。

反殖民激進人士和華裔智識份子自然不能滿足於這種假民主。一九五四年底(約在林語堂抵達新加坡之時),馬紹爾(David Marshall)的新加坡勞工陣Singapore Labour Front簡稱SLF),和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簡稱PAP)先後成立。這兩位代表不同族群的律師民運人物,異口同聲地呼籲改善非白人公務員的待遇、改善工人工作環境及增加工資、以及要求立即成立自治政府。英國政府不得不再移開腳步,根據林德爵士的憲制建議,改組新加坡政府為有限度的自治政府(Limited Self-government):設立由本地人擔任的首席部長、六名本地人部長及三名英國人部長(仍舊控制財政、外交及國防);議會改為立法議院,九人部長會議對立法議院負責;增加官派及民選議員的人數。然而,在新的政府架構下,總督仍舊握有最高權力,他有權否決議會通過的法案。新憲制定於下屆選舉(一九五五年)後實施。

一九五五年四月大選(林語堂離開數星期之後),十二萬新加坡人出席投票(約二十萬外來移民無權投票),政府屬意的進步黨失敗,勞工陣當選十席,人民行動黨得三席,馬紹爾出任第一屆首席部長,與巫統(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簡稱UMNO)和馬華公會(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簡稱MCA)聯合執政。李光耀成為議院中的反對黨領袖。由於掌握有限度自治政府的英國人對馬紹爾諸多肘制,馬紹爾失望之餘,帶了各政黨代表跑到倫敦去要求英國政府給予完全自治。他失敗了,回到新加坡後即宣佈辭職,由勞工陣副黨魁林有福繼任首席部長。林出身於政府文員及職工會,當時身兼勞工部長,頗得英語源流民眾的支持。

人民行動黨與馬共的糾葛

人民行動黨標榜為「民主、非共、社會主義的馬來亞政黨」。「非共」的意思,說明白一點就是「雖不同意但不反對共產黨」,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理論上有區別卻在實行上存在著灰色地帶。人民行動黨為適應社會潮流建立這樣的黨綱後,急於得到一般大眾,尤其是華人的認同。基本上它的領袖們大都是受英文教育的白領階級,他們接觸民眾的範圍頗為有限。李光耀認為英校生和馬來人缺乏堅定信仰,組織力也無法與華校生匹敵,不設法跟「說華語」和「說方言」的華族建立關係將注定贏不了選舉。為了一九五五年的大選,李光耀拉攏了幾位暗中受共黨指揮的職工會領袖加入他的黨參加選舉。至此,人民行動黨自我塑造為「多元種族、多重語言的社會主義政黨」的代價,竟是甘心被利用為掩護共黨份子參與政治的工具。這雖是選舉策略,卻非常危險,稍一不慎,極可能遭到沒頂的命運。說華語和方言的參選人果然順利當選進入立法議院,共產份子從此得以在殿堂之中放言高論,與場外民眾裡應外合,製造反對殖民地政府、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英國資本家、反對幫助英國剝削人民的本地商人的煽動言論。曾幾何時,以說英語為主的人民行動黨,其基層黨員和支持他們的人,逐漸變成清一色說華語和方言的群眾。黨內親共份子四出鼓動工潮學潮,在一九五五年四至七月的三個月期間,竟然發生工潮二百餘次。人民行動黨被政敵批評,為了奪權,竟然坐視黨內親共份子製造流血暴亂。

一九五六年九月,也就是南洋大學開學半年之後,林有福政府開始採取行動肅清共黨。他下令解散了幾個親共的社團,拘捕共產統一戰的領袖,包括幾名華校的教務及訓育主任。不久後吊銷了左派最有勢力的「新加坡華文中學生聯合會」(簡稱「中學聯」),幾天後又關閉了新加坡最有名的華僑中學和中正中學。這些行動觸怒了全新加坡的學生與工人,終於引發十月二十六日造成十三人死亡、一百多人受傷、上千人被捕的大暴動。人民行動黨黨員被捕的包括林清祥、方水雙、蒂凡那等人(他們被關至一九五九年六月四日李光耀就任總理前夕,公開宣佈非共,才被釋放)。

一九五七年三月,林有福率領各政黨領袖再度前赴倫敦,成功地說服英國政府給予新加坡完全自治。在完全自治政府(Full Self-government)架構設計下,英國人只控制警察、軍隊、和外交。首席部長改為總理。所有部長均為新加坡人,立法會議員全部民選,新加坡成為新加坡邦(State of Singapore),擁有自己的國旗國歌,總督由非英藉的元首(Yang di-Pertuan Negara)擔任。

這年八月三十一日,馬來亞脫離英國統治宣佈獨立。同年,新加坡通過公民權法案,合法選民人數增加到三十萬人以上。一九五九年五月大選,人民行動黨獲得壓倒性勝利,囊括了五十一個議員席位的四十三席。黨魁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邦第一任總理,六個月之後,馬來裔的尤索夫伊薩(Yusoff Ishak)接替總督顧德爵士,出任新加坡元首。

一九六一年初,馬來亞首相東姑鴨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提議組織包括馬來亞、新加坡、沙巴、沙勞越、汶萊的馬來西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經過兩年多的折衝談判,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聯邦(汶萊沒有參加),人民行動黨開始清除黨內親共份子。一九六四年四月,人民行動黨參加馬來亞大選,挑戰馬華公會的華人支持度。開票結果馬華公會贏得二十七席,人民行動黨僅得一席。七月及九月,由於巫統激烈份子的挑撥以及馬來亞聯邦政府軍警的偏袒(此時新加坡已無軍警控制權),新加坡發生兩次巫裔、華裔種族流血衝突。一九六五年五月,李光耀呼籲聯邦政府公平處理種族問題,倡言「馬來西亞是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並要求取代馬華公會加入聯邦政府以代表華人。馬來西亞執政黨非常不滿這種言論,懼怕勢力延伸至馬來亞半島的人民行動黨將會影響大馬人民,尤其是華人的效忠心。巫統祕書長賽查花阿峇(Syed Jaafar Albar)公開指責李光耀是「共產黨的代理人,是馬來亞人民的敵人,存心要摧毀馬來西亞。」李光耀控告賽查花及巫統喉舌《馬來亞前鋒報》誹謗。七月,聯邦首相東姑決定新加坡必須退出大馬以維持馬來亞半島的種族和諧。八月九日,李光耀通過電台廣播宣佈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成為另一個獨立國家。九月,聯合國大會接納新加坡為會員。

陳六使「蔑視政府」終被懲罰

陳六使之不見諒於李光耀總理,遠因始自一九五五年人民行動黨的親共立法議員林清祥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得到中華總商會會長陳六使的支持。中華總商會下面有許多傳統的宗親會館,具有極大的號召力。林清祥因而得到維護華族語言文化的所謂「華文沙文主義者」的擁護,一時聲名大噪。中正中學校長莊竹林也大聲疾呼,反對修改華文歷史和地理教科書。在李光耀的眼中,一九五零年代的陳六使「沒有受過教育,是個家財萬貫的樹膠商人,他大力維護華族語文和教育,而且獨自捐獻的錢最多,在新加坡創辦了一所大學,讓整個東南亞的華校生都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他很仰慕新中國,只要共產黨人不損害他的利益,他願意同他們打交道。」(10)

到了一九五九年,第一批南洋大學畢業生進入社會。不幸的是,他們還是跟高中「華校生」一樣不為政府機構接納,而大學生較高的智識水準,無形中升高了政治與教育問題的敏感性。政府將南大畢業生的困境歸咎於南大學術水準太低,認為理事會干涉校務太多才是南大不能進步的主因。南大理事會主席陳六使則指責政府歧視華文教育無異於英國統治傳統。李光耀認為陳六使委任親共的莊竹林為南大校長及增加招生人數是蓄意蔑視政府。四十年後李光耀回憶說:「我們知道,陳六使這麼做會更方便馬共利用南大作為滋生地。但是當時我們還沒有條件加以干預,除非付出高昂的政治代價。我也把這件事記在心裡 ---- 時機到來我會對付陳六使的。」新加坡政府也讓馬來亞首相東姑鴨都拉曼相信,佔南大學生半數的馬來亞學生中,有不少左翼領袖及鬧事份子。

至於李光耀極端不滿陳六使的近因,則與一九六三年馬來西亞聯邦成立之前,新加坡舉行的全民投票有關。一九六一年,以林清祥為首的親共份子以反對新加坡與馬來亞合併為由,集體退出人民行動黨,加入李紹祖的社會主義陣Socialist Front或稱社陣)。一九六二年九月新加坡舉行全民投票,決定應否與馬來亞合併。人民行動黨主張保留自主權的合併,新加坡公民成為馬來亞「國民」,國防、外交與內部安全由馬來亞負責。社陣反對如此淪為二等公民的合併,主張要合併的話,新加坡公民就必須與馬來亞公民完全平等,否則就應宣告自治獨立。由於選票的設計不具反對合併的選擇,社陣認為執政黨有明顯預設立場,乃鼓動人民投空白票表示抗議。陳六使和南大學生團體響應社陣的主張。政府隨即提出警告,如多數人投空白票,將被視為贊同與馬來亞無條件合併,如此則三十多萬非新加坡出生的人民將可能失去公民權。這樣一來,許多原來支持社陣的華人社團如中華總商會等紛紛轉向。開票結果,約百分之七十四贊成人民行動黨的合併方式,李光耀記下了社陣及其支持者的這筆帳。次年(一九六三)二月,政府大舉逮捕各政黨的親共份子,社陣領袖林清祥、方水雙、兀哈爾等九十七人被抓。同年九月大選,社陣參選人中有三名南大學生。開票結果人民行動黨大勝,選上三十七席(社陣十三席,人民黨一席),李光耀續任總理。選舉結束第二天,新加坡政府便採取法律行動,吊銷陳六使的公民權。多年後,李光耀回憶說:「他的公民權是申請得來的。我的公署發表聲明說:『政府認定,任何一個人不論他財勢多大、地位多高、身份有多重要,如果他充當共產黨人的幫手,以致危害新加坡的和平與繁榮以及馬來西亞各民族之間的和睦與團結,就一定要受懲罰……他既公開又露骨地介入這次選舉,以所謂維護華族語言,文化和教育為藉口,在共產黨人起草的聲明上簽名,譴責政府。這些共產黨人是以社會主義陣候選人的身份參加競選的。』」幾天後,二十名南大學生被捕,其中包括三名落選的社陣候選人。

陳六使走入歷史,華教繼續努力

陳六使於一九六四年辭去南大理事會主席後,南大校園中反對政府的聲浪未稍停歇。一九六六年政府宣佈,如果南洋大學改變學制提高教學素質,政府將給予與新加坡大學同等的經費和待遇。部份南大學生並不領情,認為政府給予同等待遇不應提出附帶條件干涉校政。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凌晨,陳六使因心臟病猝發逝世於加東寓所,享壽七十六歲。筆者於當日上午即率領大石水泥公司數名高級職員代表全體員工,從怡保飛往新加坡致祭。抵達時,陳府已在前院搭起涼棚供奉鮮花遺照,我們上香鞠躬後,即由大石常務董事,六使次子永順引導落座。此時只見機關、團體、個人,以及國外公私友人前來上香祭拜者,絡繹不絕,尤以華族社會之商會、同鄉會館為最。南大學生及事業有成的校友前來行禮的不計其數,他們人人面容哀戚,祭拜後在旁靜坐。我們這些直屬機構的員工們每晨上香,每晚守靈至午夜始返旅店休息。喜歡議論的華僑同鄉們又在座中猜測,值此亡者入土為安的最後一刻,李光耀總理是否會派代表前來致意,或者會捐棄前嫌,把九年前褫奪的新加坡公民權象徵性地物歸原主。他們自然是失望了。陳六使當年向殖民政府要求人民擁有公民權的行動,使英國當局不敢視華僑居民為芻狗,如今自己在斯土居住六十年後,竟以無國籍抱恨而終,寧非是新加坡民主與法治的一大諷刺?

出殯前夕的九月十四日深夜,涼棚下貼滿國內外發來唁電的牆壁上,忽然飛來一隻黃色大蝴蝶。牠在電報紙面上忽棲忽起,擦擦撞撞,上下飛舞,好似在逐字點讀電報。一位福建老先生輕輕地說:「六使回來了。」我們不禁合十默禱。良久,黃蝴蝶向黑夜冉冉飛去,緩緩地離開了眾人的視線。九月十五日出殯,參加執紼者達七千餘人。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南洋大學在校園舉行安置陳六使紀念銅像典禮,陳氏家屬即席捐獻南大五十萬元,充作陳六使獎學基金。同僑敬獻讚詞曰:

含辛茹苦創南大,一擲萬金無吝色;

白手成家辦教育,千鎚百煉育英才。

南大學生會第五屆理事會在哀思信中寫道:「回溯陳六使創辦南洋大學時的苦心,任勞任怨,奔走籌款,即使犧牲一切也在所不惜;這是一段光榮燦爛的奮鬥史,令人難以忘懷。南洋大學之有今日成就,陳先生貢獻孔鉅。」

廿五年滄桑波折,南大終於劃下句點

一九八零年三月七日,李光耀總理給南大理事會主席黃祖耀一封公開信,提出南大前途問題,關心兩件事:南大請不到資歷高深的教授,和一般學生寧願進新大而不願進南大的現象。李總理因此建議南大與新大合併,提出三項選擇供南大理事會參考:一、兩大合併為國立大學,一個校園;二、兩大合併,保持兩個校園;三、兩大合併於一個校園三年後,南大重新開辦。 李總理在信中表示合併為國立大學後,某些重要院系可設在南大校園裡。他寫道:

…這個行動可能導致受華文教育的老一輩領袖對政府的態度發生誤會。這些領袖曾為創立南洋大學作為一所華文大學而艱苦奮鬥過。為了避免傷到老一輩的感情起見,我告訴南大理事會我願意實施我原來的計畫,讓南大在聯合校園過渡時期在三年期滿後重新開始。…你(指黃祖耀)對中華總商會號召民眾支持和籌款創辦南大的那一輩人負有責任,我卻負有責任確保我國的學生獲得最好的教育,而又不致傷到受華文教育中年紀較大的一部份人的感情。

公開信發表的第二天,黃祖耀公開表示偏向支持南大的存在,他的理由是:

第一、本人相信新加坡需要並且擁有資源來維持兩所互相競爭,同時又相輔的大學;第二、南大是新加坡以及本地區的各階層人民出錢出力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對於南大的創立有貢獻的人士,包括了三輪車伕以至百萬富翁。我們對南大創辦人負有責任,以及不遺餘力確保南大的高等教育與國家發展中,繼續扮演著具有貢獻的重要角色。

一個星期後,黃祖耀提出兩項建議:(一)南大採取美國的大學制度,設法與一所著名美國大學建立聯繫;(二)與其擁有兩所互相競爭的大學,不如考慮讓新加坡擁有兩所相輔相成的大學。他指出,南大是在特殊情況下建立的,它在許多老一輩的新加坡人心目中佔有特別的地位,這種熱愛南大的精神是不能拋棄的。黃祖耀再次提出採用美國大學制度的建議,為新加坡人提供多一個大學學制的選擇。然而他也知道任何得不到政府的支持的建議,是絕對無法實現的,他在給李總理的信中最後總結說:

如果閣下不能接受這些建議,則南大就不得不和新大合併。本人深信為了南大及新加坡人的利益,各種補救的措施應儘早付諸實施,在目前的情況下,遷延不決只有使南大自生自滅。如果合併是唯一的途徑,那麼為了保存南大的名譽,並確保其能繼續在我國高等教育中扮演有貢獻的角色,本人準備接受閣下的建議,把南大和新大合併起來,並且把各主要學系或學院安置在南大校園。

馬來西亞華工商聯合會等六個工商文教團體也公開支持南大繼續存在。四月十一日,李總理覆函,建議一、物色一個美國學者團以評估改用美國學制的計畫;二、聯合校園三年期滿後重開南大;三、新大南大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在南大校園設立南洋理工學院,將來升級為南洋理工大學。他最後寫道:

你進退兩難的地方是,滿足了老一輩(他們的感情是偏向一所獨立的南大),你將會讓南大自生自滅,並在這過程中,對不起目前在聯合校園的南大學生。我進退兩難的地方是,滿足了年輕一代的願望,我可能得罪老一輩的人。

李總理的意志和決定是無可違背的,他禮貌性的警告表達得非常清楚:南大若不合併,惟有自生自滅一途。南大理事會終於放棄己見,同意遵從李總理的第三項建議,於這年夏季與新加坡大學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Singapore University)。屹立於東南亞二十五年,為南洋華僑造就無數子弟的華文最高學府,就此走進歷史。當年國際共產主義欲藉所謂「華文沙文主義」控制新加坡而掀起奪權浪潮,南洋大學捲入其中,最後遭到悲劇的命運,也為熱愛中華文化的教育工作者帶來殘酷的打擊,筆者此時雖已遠離新、馬地區,當通過媒體報導得悉南大下場時,仍然不禁為之唏噓不已。

畢業後在國外取得碩士、博士學位的南大校友,遍佈於東南亞及英、美、加、澳、港、台等地的學術、教育、文化、政府、企業機構,表現優異。如今,新加坡福建會館在網際網路上尚有一頁簡短的南洋大學介紹:

二次大戰以後,星馬中小學教育蓬勃發展,學生人數年有激增。於是華文中學師資來源與中學畢業生之升學均成問題。

本會已故前主席陳六使時對華人高等教育時縈於懷。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六日,陳氏在福建會館執監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正式提到籌辦南洋大學的建議。這明智的建議馬上一呼百應,獲得激烈支持。會議授權出席馬華商聯會第六屆代表大會之新加坡代表,提出推動創辦大學的議案。

到了正式籌備南洋大學時,他立刻認捐叻幣五百萬元為倡導,福建會館也捐出所擁有的雲南園土地五百畝作為建校之需。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屆新生開始註冊入學。一九五八年春,第一期建築工程全部完成,乃于是年校慶日,舉行南大落成典禮,盛況轟動星馬,到場各界領袖、各國貴賓及群眾十數萬人,車水馬龍,極一時之盛。

一九七四年,當時的教育部長李昭銘擔任校長,對南洋大學進行徹底的改制,最大的轉變為將各院系的教學媒介語從華語改換為英語。

一九七六年李昭銘離職而由吳德耀接任,不久吳氏辭校長職,從一九七七年開始南大校長一職懸空。一九八零年南洋大學與新加坡大學正式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

在南大存在的二十五年中,幾經滄桑、歷盡波折,是華文教育上最可歌可泣的一頁。雖然南大已不存在了,但南大所肩負發展民族教育的精神,將永垂不朽,永遠銘刻在後人心中。

一九八一年,南洋理工學院(Nanyang Technological Institute)在南大原校址成立;一九九一年,升格為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仍然簡稱南大。

各界呼籲恢復南大校名

一九八二年,新加坡福建會館為前任主席陳嘉庚、陳六使、及常務委員李光前(曾任兩屆中華總商會會長)三人建立銅像,永久紀念他們一生造福海外華裔同僑的功績。

一九九三年六月,黃祖耀呼籲恢復南洋大學的原名,他說:

現在談論南大的問題已不是什麼敏感課題,過去南大畢業生確是經歷過一段艱難的日子,不過南大栽培出來的學生畢竟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現在各行各業都有傑出的南大生,對國家和社會作出重大的貢獻,南大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新聞及藝術部長楊榮文准將日前發表有關「設法保留南大精神」的談話是令人感到欣慰和興奮的。

黃祖耀承認復辦南大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建議當局考慮省略南洋理工大學的「理工」兩字,恢復南洋大學的原名藉以保持及發揚「南大精神」。他強調完整保留「南洋」的重要性,在南大受命合併的當年,他和其他理事會成員都寄望於南洋理工大學,有一天會讓南洋大學能像神話中的火鳳凰一樣浴火重生。

一九九四年,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從政府手上接收前南大行政樓,改建為「華裔館」(Chinese Heritage Building),成為世界第一所海外華人研究中心,以紀念先賢在此為哺育華裔子孫,犧牲奉獻、奮鬥不懈的精神。這座漂亮的中國式大樓,當年由檳城僑領林連登捐款五十萬叻幣興建,早期是南大圖書館,後來改為行政樓,是華人託付給南大的最驕傲,最值得紀念的遺產之一。新加坡政府特別捐助五百萬星元建設「華裔館」,民間捐款一百萬星元的計有黃祖耀(新加坡)、李嘉誠(香港)、林紹良(印尼)、新加坡福建會館、義安公司;五十萬星元的計有陳有漢(泰國)、李文正(印尼)、辜濂松(台灣)、李氏基金、豐隆基金等個人及團體,以及其他大小捐款,總共一千五百萬星元以上。

一九九五年六月,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在紀念南大創校四十周年(按:南大先修班於一九五五年六月開課)晚宴上,代表政府感謝南大生對國家的貢獻。他指出,南大生永遠是新加坡主流生活的一部份,同時也是新加坡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社會的主要支柱。看到來自各地出席晚宴的南大校友及眷屬達六千人之多,吳總理說:

由於南大的歷史背景,從誕生到成長的不斷鬥爭,南大畢業生對母校具有強烈的情感,因此產生了「南大精神」。今天,南大精神意味著「自強不息」。

從這天起,政府決定把南大畢業生名冊從新加坡國立大學遷移到南洋理工大學,由南洋理工大學繼承南大的歷史和傳統。吳總理表示,他了解南洋理工大學並非南洋大學「所生」,但南大畢業生可以「領養」它,把它當成是繼承南大的學府。當晚,黃祖耀和李成義(已故李光前長子)即席以前南大理事會主席和李氏基金主席的名義,各捐出二十萬星幣,充作南洋理工大學的教育基金。

一九九七年底,南大畢業生協會在新、馬、港等地為紀念陳六使百歲冥誕,決定設立「陳六使中華語言文化教授基金」,以尊崇先賢在逆境中開創大學的精神及感念母校培育造就之恩。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南大第四十屆校慶日(按: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南大舉行校舍落成典禮,訂是日為校慶日),基金會正式成立,南大畢業生協會會長謝萬森將募得的星幣一百八十八萬元(其中包括陳氏家族以七十多年前成立的益和公司名義捐獻的七十五萬元,以及中華總商會、李氏基金、福建會館、三江會館、同安會館等民間團體的捐款),託交南洋理工大學管理,由新加坡總統王鼎昌以南大基金首席名譽贊助人的身份接受,副總理陳慶炎為見證人。這筆捐款連同政府較早時承諾以三元對一元的撥款,共得基金總額七百四十萬元。「陳六使中華語言文化教授基金」的收入所得將供南洋理工大學聘請國際知名學者來校研究、教學和交流,藉以推動中華語言文化的教學與發展。陳六使共有十一位兒子和三位女兒。捐獻典禮那天,三位公子永漢(時年六十六)、永新(六十五)、永森(五十四)代表陳家出席。理工大學校長詹道存致詞讚揚陳六使是位傑出的企業家、社會領袖和慈善家,肯定他熱心教育,在逆境中出錢出力創辦南洋大學的精神,他說:「南洋理工大學受惠於陳先生的地方有目共睹。正因為他當年的努力與成就,我們今天才能夠驕傲地在雲南園校址繼續發展辦學事業。」

新加坡政府高層自從一九九四年以來所表現的種種善意動作,說明政府對南大及南大造就的一萬多名畢業生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轉變。這是東南亞全體華人所樂見而且足堪告慰的現象。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南洋理工大學頒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給前南洋大學執委暨大學秘書,聞名國際的新加坡書法家、藝術家兼詩人潘受。八七高齡的潘先生於受獎時談起南洋大學的滄桑史,不禁感慨萬分,他語重心長地說:

政府和大學當局對於歷史的真實,應該很珍惜。…現在簡稱為『南大』的南洋理工大學,如果能夠儘快恢復南洋大學的原名,各方面的心都會平息。…想不到世界教育史紀錄,有超過十萬人在場參加落成典禮的南洋大學,在短短二十四年間就宣告夭折。期間許多風風雨雨,許多環境和人為的歷史因素,一言難盡,我們也都不去追究了。

國寶潘受,夙願未酬

走筆至此,忽接新加坡友人來電告知,潘受博士已於本(二)月二十三日逝世,享壽八十九歲。

潘受先生原名潘國渠,福建南安人,生於一九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一九三零年十九歲南渡新加坡,初任《叻報》編輯,一九三四年起執教於華僑中學、道南學校及馬來亞麻坡中華中學,及任道南學校校長六年(一九三五∼一九四零)。他自己並沒有受過正統大學教育。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抗戰軍興,任「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主任秘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輾轉回到中國內地從事金融與工商業,勝利後再返新加坡。一九五三年參加籌辦南洋大學,任南大執行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五年南大校長林語堂離校,受委出任大學祕書長,渡過一段沒有校長主持校務,最艱苦的四年,直至一九五九年第一批四百三十七名學生畢業,才辭去職務。

潘受精研書法,早年師法顏真卿、虞世南,後轉習魏碑,於楷書、行書有很深的造詣,最後自成一家。一九八二年出版書法集三冊,新加坡國立博物館於一九八四及一九九一年(慶祝八十歲大壽)兩次為他舉行書法展覽。他的書法廣受各界喜愛與尊崇,除東南亞各地外,在山東曲阜孔廟、西安碑林、武漢黃鶴樓等地都可看到的墨寶。潘受也愛好寫作及詩歌創作,他曾於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參加中國「全國拒毒論文比賽」榮獲第一名(北大蔡校長元培為主任評選),早年喜寫白話詩,青年時期才致力於古典詩詞的創作,已出版《海外廬詩》(1970)、《雲南園詩集》(1984)、及厚八百頁的《潘受詩選》(1997),其中共有詩詞一千三百餘首。

潘受的書法與文學造詣,受到國內外文化界重視。一九八五年獲巴黎「法國藝術沙龍」(Salon Artists Francais)金質獎;一九八六年獲新加坡政府文化獎章;一九九一年又獲法國國家藝術與文學(Officer des Art et des Letters)勛章;一九九四年獲新加坡卓越功績勛章(P.J.G.);一九九七年獲亞細安文化獎(ASEAN Cultural Medal);一九九八年獲新加坡書法家協會榮譽獎章,同年南洋理工大學頒授名譽文學博士榮銜。

潘受獻身他熱愛的中華文化,數十年如一日。他在中國書法和詩詞上的優異成就,為東南亞華人的精神文明提供了寶貴的文化資產;他在藝術和文學方面的高深修養,更成為傳統中國知識份子的典範。一九九五年,新加坡政府為肯定潘受的對國家文化與教育的卓越貢獻,正式宣佈他為國寶。去年,潘受於得知南洋理工大學將授以名譽文學博士之時,特地請見新聞及藝術部長楊榮文准將,表示不能肯定自己是否應該接受這項榮譽,因為他的貢獻是在「南洋大學」,而非「南洋理工大學」。楊部長認為南大精神仍然活在南洋理工大學校園裡,鼓勵他接受。在頒授典禮中,潘受主張恢復南洋大學校名,可見他對南大感情的深厚。他的呼籲,獲得東南亞華人社會熱烈的反響。〔取材自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新加坡《聯合早報》〕學名譽文學博士榮銜時,呼籲當局恢復南洋大學校名一節。頃接新加坡消息,潘老先生已於本(二)月二十三日逝世,享壽八十九歲。

潘受先生原名潘國渠,福建南安人,生於一九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一九三零年十九歲南渡新加坡,初任《叻報》編輯,一九三四年起執教於華僑中學、道南學校及馬來亞麻坡中華中學,及任道南學校校長六年(一九三五∼一九四零)。他自己並沒有受過正統大學教育。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抗戰軍興,任「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主任秘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輾轉回到中國內地從事金融與工商業,勝利後再返新加坡。一九五三年參加籌辦南洋大學,任南大執行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五年南大校長林語堂離校,受委出任大學祕書長,渡過一段沒有校長主持校務的艱難時期,直至一九五九年第一批四百三十七名學生畢業,才辭去職務。

潘受先生精研書法,早年師法顏真卿、虞世南,後轉習魏碑,於楷書、行書有很深的造詣,最後自成一家。一九八二年出版書法集三冊,新加坡國立博物館於一九八四及一九九一年(慶祝八十歲生日)兩次為他舉行書法展覽。他的書法廣受各界喜愛與尊崇,除東南亞各地外,在山東曲阜孔廟、西安碑林、武漢黃鶴樓等地都可看到的墨寶。潘受也愛好寫作及詩歌創作,他曾於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參加中國「全國拒毒論文比賽」榮獲第一名(蔡元培為主任評選),早年喜寫白話詩,青年時期才致力於古典詩詞的創作,已出版《海外廬詩》(1970)、《雲南園詩集》(1984)、及厚八百頁的《潘受詩選》(1997),其中共有詩詞一千三百餘首。

潘受的書法與文學造詣,受到國內外文化界重視。一九八五年獲巴黎「法國藝術沙龍」(Salon Artists Francais)金質獎;一九八六年獲新加坡政府文化獎章;一九九一年又獲法國國家藝術與文學(Officer des Art et des Letters)勛章;一九九四年獲新加坡卓越功績勛章(P.J.G.);一九九七年獲亞細安文化獎(ASEAN Cultural Medal);一九九八年獲新加坡書法家協會榮譽獎章,同年南洋理工大學頒授名譽文學博士榮銜。

潘受先生獻身他熱愛的中華文化,數十年如一日。他在中國書法和詩詞上的優異成就,為東南亞華人精神文明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他在藝術和文學方面的深厚修養,更是傳統中國知識份子的典範。一九九五年,新加坡政府為肯定潘受的對國家文化與教育的卓越貢獻,正式宣佈他為國寶。去年,潘受於得知南洋理工大學將授以名譽文學博士之時,特地請見新聞及藝術部長楊榮文准將,表示不能肯定自己是否應該接受這項榮譽,因為他的貢獻是在「南洋大學」,而非「南洋理工大學」。楊部長認為南大精神仍然活在南洋理工大學校園裡,鼓勵他接受。在頒授典禮中,潘受主張恢復南洋大學校名,可見他對南大感情的深厚。他的呼籲,獲得東南亞華人社會熱烈的反響。(11)

 〔原載「傳記文學」第七十四卷第三期四四二號(民國八十八年三月)〕

 

【註釋】

 

1   陳嘉庚,福建同安縣集美村人,一八七四年生。十六歲赴南洋謀生,三年後奉命回鄉成婚,一八九四年二十歲,在家鄉出資興辦學校。一八九三年重回新加坡從事鳳梨罐頭、米、及橡膠業之經營,熱心公益、急公好義,漸成僑界領袖。一九零六年加入同盟會,參與福建會館創辦道南學堂。一九零九年結識孫中山,支持革命。一九一二年回國,積極興辦新式學校,次年成立集美小學,不久又回南洋,參與興辦崇福女校(一九一五)、華僑中學(一九一八),謙益樹膠廠也於一九一七年成立。不久又回鄉發展集美小學至中學、師範、商科、農業、水產等校。一九二零年籌辦廈門大學,先借集美校舍開課,一九二二年校舍完成學生遷入上課。廈大校長先二年為鄧萃英(鄧昌明、昌國、昌黎昆仲尊翁),後十六年為林文慶。一九二四年創辦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二九年任福建會館主席。是年世界經濟開始不景氣,陳嘉庚的事業由盛而衰,於債務壓迫下將工廠一部份出租給女婿李光前及同鄉陳六使,一部份由自己承租,以所得利潤部份供作兩校經費。一九三六年廈大經費不足難以維持,國民政府接辦改為國立,聘陳嘉庚為終生委員。抗戰期間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籌募鉅款一億四千餘萬元匯回中國支持抗戰。一九三八年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主和,陳嘉庚通電力斥其謬,十月電報參政會提案議決「敵人未出國土前,言和即為漢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匿居爪哇。戰後回新加坡,一九四七年辦南僑女中,次年辦南僑日報,極力發展社會公益事業及從事民俗改革運動。一九四九年辭去第九屆福建會館主席職,十月回大陸訪問,受委人民政協華僑首席代表。一九五零年初回新加坡處理公私事務,五月返回大陸定居,繼續投入教育事業。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二日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七歲。遺體歸葬集美。參閱「福建會館會史」及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馬來西亞《南洋商報》張劍魂整理「陳嘉庚:毀家興學第一人」。

 

2   李光前,福建南安人,一八九三年生。十歲南渡星洲,初入英校讀書,十五歲回中國升學,畢業後返回新加坡。一九一六年任職於陳嘉庚之謙益樹膠公司,旋升經理並為陳嘉庚選為快婿。一九二八年成立南益樹膠公司。一九三零年代已成南洋工商鉅子之一,經商之外熱心公益、提倡教育不遺餘力。抗戰期間領導南洋華人社團,出錢出力支持南僑籌賑總會擁護抗戰。一九五三年設立「李氏基金」,將所得供教育慈善公益之用。國父孫中山先生於一九零六年在新加坡居住,及成立南洋同盟會的「晚晴園」,後來輾轉落入他人之手。一九三七年,李光前響應陳楚楠、陳占梅之倡議,與陳楚楠、李俊承等多位華僑合資從印度商人手中買回,呈獻國府。一九六四年又出資重修晚晴園,闢為圖書館,以保永存。一九六三年六月,吉隆坡馬來亞大學分立為馬來亞大學和新加坡大學,受任為新加坡大學首任校長。一九六七年病逝新加坡,享年七十五歲。參閱林正言「民國人物小傳:李光前」,《傳記文學》四十八卷四期;阮毅成書簡「晚晴園被拆除係傳聞失實」,《傳記文學》四十四卷六期。

 

3   這幾間華文學校,以及所有其他民間興辦歷史悠久的華校,於一九八零年代在新加坡政府的轉型化政策下遵行雙語教學制度,改以英語為教學媒介,母語退為輔助語言。政府於一九七九年開始推行的「講華語」運動非常成功,今天的新加坡人不論「英校生」或「華校生」,個個都能說流利的華語,但是華校生的華文讀寫程度似乎已大不如前。最近讀到一篇「新加坡雙語教育半桶水」的文章,有道:「…近來新加坡對大陸的貿易日趨頻繁,大陸市場對新加坡經濟的重要性愈趨明顯,華語人才需求孔急,但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即使是在大學裡攻讀中文系的學生,中文都常有錯別字,表達也不甚精確;為此,新加坡政府針對未來廣大的華人市場,再次檢討所謂的「雙語政策」,針對如何加強中文能力成立教育改革委員會,預計三年內,新加坡的語言教育政策將再有重大改革。」(見中文網頁轉載《今周刊》第五十九期)。

 

4   歷史學家吳相湘教授應南大之聘自一九六六起擔任歷史學系教授及系主任三年之久,建樹良多。他到校不久後即受執委會之託編輯南大創校十週年紀念特刊,在「南洋大學校史略」中敘述南大建校宗旨及經過。見吳著「南洋旅遊與任教」(《傳記文學》三十六卷六期)。

 

5   林太乙著《林語堂傳》第二十章「南洋大學校長」(頁二六五∼二七七)中有詳細敘述。

 

6   文學家徐訏教授於一九六零年在南大教書一年,他記道:「…當時語堂以其婿黎明為大學秘書,以其女太乙為校長秘書,這也是當地人仕無法諒解的事,黎明、太乙都是才學兼備的人才,當然不是能力問題。但聘為教授,不會有人說話,插在人事圈子,自極不合中國傳統之情,亦有違於現實環境之理。」見徐著「追思林語堂先生」(《傳記文學》三十二卷一期)。

 

7   筆者當時聽到這個傳說不敢置信,二十多年後證之於黎東方博士的回憶:「我認識他(語堂)整整三十年,只見他發怒一次。那便是當我們同在新加坡之時,有小人以卑鄙的手段逼他放棄創辦南洋大學的工作。南大執行委員會主席(相當於董事長)陳六使胸無主見,受讒信謗,對語堂誤會日深,我與林慶平奔走了幾天,安排他們二人於某一天晚上在國泰大樓陸家會面,希望他們把事情削開來談,言歸於好。不料,在六使似乎尚能談談正經之時,語堂卻用閩南語給他一連串的「我問你」,把六使嚇得由客廳退至廚房,由廚房經後門溜出了陸家。」見黎著《我論語堂先生》(《傳記文學》三十一卷六期)。林太乙著《林語堂傳》中亦有類似敘述。

 

8   胡博淵,字鐵先,江蘇人,一八八九年生。清華大學畢業後留美,入麻省理工學院習礦冶及匹茲堡大學專研石油工業。一九二零年回國後任北京龍煙鐵礦工程師、大冶鐵礦工程師、實業部司長等職。一九三四年任中央大學教授。抗戰時期先後任經濟部技監、西康鋼鐵廠籌備主任,貴州交通大學分校校長。戰後任台灣鋼廠及工礦公司顧問。一九五五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學理工學院院長,後轉任馬來亞大學客座教授。一九六三年退休後,禮佛居新加坡龍山寺,一九七五年逝世,享壽八十七歲。著有「晚清齋散記」等書。參閱胡光麃著「早期的礦冶人物」(《傳記文學》二十九卷一期)。

 

9   連士升,福建福安人,一九零七年生。燕京大學(一九三一)及燕大研究院(一九三三)畢業,先父陶希聖曾在燕京兼課,故連跟隨陶甚久,為《食貨》撰稿。一九三八年居香港,任香港大學及嶺南大學講師。一九四零年任《國際通訊社》編輯及香港大學校外考試委員。一九四一年底港九淪陷,次年初脫險往越南,任僑校校長。抗戰勝利後赴重慶(一九四六年曾住我家一段日子),不久隨政府復員南京。一九四七年赴新加坡,任《南洋商報》總主筆(一九四七)及總編輯、南洋大學籌備委員會宣傳組主任(一九五三)、政府公務員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九)、南洋學會會長、新加坡大學董事等職。著作等身,代表作有「泰戈爾傳」、「海濱寄簡」八集、及「回首四十年」等,享有「南洋魯迅」之美譽。一九七三年七月九日在新加坡逝世,享年六十七歲。參閱鄭仁佳「民國人物小傳:連士升」(《傳記文學》六十九卷三期)。

 

10  一九九八年九月,新加坡前總理,現任資政李光耀先生手著《李光耀回憶錄(1923-1965)》由新加坡聯合早報印行出版,立時洛陽紙貴銷售一空。李資政在書中詳述從政早期同馬來亞共產黨打交道,藉說華語及方言的華族民眾之支持,在新加坡政壇逐漸嶄露頭角,以及後來贏得大選後清除黨內共產份子的經過。書中最重要的部份為一九六三年加入馬來亞首相東姑鴨都拉曼所創立的馬來西亞,兩年後被迫退出的前因後果。由於書中對於大馬執政黨領袖如東姑(馬來西亞尊為國父)、陳修信(馬華公會第四任會長暨前財政部長)等人的施政能力和治國作風諸多批評,引起馬來西亞人民之憤怒以致該書遭馬國政府查禁。李資政歷陳從政以來的是非得失,用筆犀利,愛憎分明。筆者細讀本書,認為是一部記錄與剖析新加坡成長歷史及李光耀個人奮鬥過程的真實而誠實的著作。

 

11  取材自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主要參考資料】

 

1    黎東方:「我論語堂先生」,《傳記文學》三十一卷六期,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

2    徐訏:「追思林語堂先生」,《傳記文學》三十二卷一期,民國六十七年一月。

3    編者:「林語堂小傳」,《傳記文學》三十二卷一期,民國六十七年一月。

4    吳相湘:「南洋旅遊與任教」,《傳記文學》三十六卷四期,民國六十九年四月。

5    林正言:「民國人物小傳:陳六使」,《傳記文學》四十八卷一期,民國七十五年一月。

6    林太乙:「林語堂傳」,台北《聯經》出版,民國七十八年。

7    馬來西亞《南洋商報》:「陳六使與南洋大學」,一九九零年一月十六日。

8    新加坡《聯合早報》編:「李光耀四十年政論選」,一九九三年。

9    鄭明杉:「黃祖耀傳」,香港《名流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

10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23-1965)」,新加坡《聯合早報》出版,一九九八年。

11   新加坡《聯合早報》李彗玲:「獲南洋理工大學頒名譽文學博士學位,潘受籲恢復南洋大學原名」,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12  新加坡福建會館中文網頁:「福建會館簡史」、「南洋大學」及南大行政樓圖片。

13  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網頁:「南洋理工大學」。

14  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中文網頁「陳六使中華語言文化教授基金新聞剪輯」。

15  南洋理工大學中華文化語言中心中文網頁:「雲南園景物」圖片。

16  南洋大學英文網頁:’The History of Nanyang University’

17 新加坡Hyperion英文網頁:’The Return of the British’’ The Road to Self Government’,及’Indepen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