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由於偶然的機緣,我大學畢業後走進了水泥工業界,並以它為終身職業,一路來從事水泥工廠的設計、建廠、運轉及管理,大部份時間在國外渡過,而主要工作地點在南洋──馬來西亞、印尼及新加坡。

一九五九年我奉派隻身前往馬來西亞安裝水泥工廠,第二年妻德順帶著孩子來到吉隆坡,兩孩才四歲、一歲;一九六一年么女在吉隆坡出生,自動取得馬來西亞公民權,成為貨真價實的「南洋妹」;三個孩子都在彼邦求學、成長,學會多種語言和方言。南洋環境養成了他們開放和易於與不同族群相處的個性,對於日後在國外深造及工作,有很大的幫助。我們全家對這個多元民族和文化的國度,有著深厚的感情,視她為第二故鄉。馬來西亞社會安定,人民樸實友善,在我們居留的十八年中,結交了許多朋友,包括華、巫、印、歐各族都有,至今音信不斷。

一九七八年轉到印尼工作,一住五年,發覺印尼的社會和人文環境與馬來西亞有很大的不同。尤其華人大都比較深沉,精於算計,不輕易信任他人。這是環境使然,印尼華人為了生存,除了必須承受身為極少數民族(不到百分之三)的壓力之外,同族之間的競爭排擠也非常激烈。我們這些屬於「外來華人」的工作人員不得不儘量少和當地人來往,以免捲入是非。不過,基本上我們還是相當喜愛這個「千島之國」,她的建國歷史與民族文化,其實是十分動人的。

我們在新加坡的時間雖然並不很長,但是長期從馬來西亞、印尼觀察這個「獅城」緊鄰,有幸目睹她從動亂、政爭到獨立、成長,以致後來雄倨東南亞的全部發展過程。一般來說,新加坡華人自視較高,這不僅是由於華人屬於多數民族,而是他們對自己國家的成就與聲譽有著強烈的自豪感。新加坡人認為他們在教育、語言和競爭力方面,都比兩個「強鄰」──馬來西亞和印尼為優,因此他們的國家認同感比後者濃厚。譬如你問一位馬來西亞華人:「您是那兒人?」他或她可能不加思索地回答:「我是華人。」而新加坡華人幾乎會百分之百會說:「我是新加坡人。」

我祖籍湖北,生於上海,幼年成長在北平。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隨父母逃出北平,經南京乘長江輪到武漢,然後成都、昆明、河內、香港、上海、桂林、重慶、南京、香港、台北、南洋、美國……,在十幾個地方渡過大半生。由於環境與時空的不斷變遷,個人的生命光譜自然隨之亮暗起伏。我試將這數十寒暑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出生到十八歲唸完高中(一九三一至一九四八)。民國二十年父親希聖公由上海北上回母校北京大學教書時,我才八個月。母親嘗說我從小個性倔強,牙牙學語後竟不肯叫爹娘,直到三歲那年春天隨父母遊北海,獨自離群蹲在湖邊看水,恍惚間竟為清澈湖水所迷而墜入其中,撲打浮沉之際為一方面大耳的採蓮船伕一把提起,驚極大哭纔「開竅」喊姆媽(這件意外在我命中是個關口,四十年後在馬來西亞怡保,竟被手相家林川子從我的掌紋中看出)。五歲,外祖父去世,全家回武昌奔喪,表兄弟們討厭我和弟弟滿口「京片子」,罵我們是外國人,揍得我們鼻青臉腫。七歲,七七事變爆發,父親星夜兼程趕上盧山,母親帶著我們一群孩子(琴薰姐、泰來及福來哥、我、晉生及范生弟)搭難民火車經天津、煙台、濰縣抵南京,再溯江而上到武漢,唸了一學期小學,最後轉往成都住下。一九三九年二月底,又從昆明坐火車到河內,再換搭輪船「小廣東」到香港,見到睽違兩個多月的父親。

我進九龍塘小學三年級,八月間,父親去了上海。十二月,母親忽然命我們姐弟全體休學,跟著她去到淪陷區的上海。父親形容憔悴,每天早出晚歸,心事重重。新年(一九四零)元旦剛過,父親忽然不見了,琴薰姐偷偷告訴我他已回香港。過了十天,母親帶了晉生范生兩弟,也匆匆去了香港,留下琴薰姐、泰來哥和九歲的我。這時發覺家中傭僕司機神色詭異,大門外平添許多閒人徘徊;姐姐出出進進,顯得異常忙碌,神情緊張脾氣急躁。一月二十一日,我們姐弟三人在杜月笙門人萬墨林的策劃下,分別乘車奔往十六舖碼頭一間煤球廠會合,搭上小汽艇在黃浦江中繞了一個大圈,然後停靠在一艘大洋船的背面,幾個水手把我們連推帶吊地弄上了船。兩天後,我們回到香港。原來,父親和高宗武先生把汪組織和日本人談判的密約帶到香港公諸於世,我們姐弟三人竟身歷抗戰期間轟動中外的「高陶事件」驚險的一幕!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美國時間),日本飛機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八日清晨,日本飛機轟炸港九,三天之後日本陸軍侵入九龍,十七天後佔領香港,我們又成了難民。次年一月底,父親化裝隨難民隊向惠陽行進,跋涉二十八天回歸重慶;母親帶我們乘搭疏散船到廣州灣,然後走旱路到桂林,上了一學期的學幾乎天天跑警報,五個月後也到了重慶。在南岸住定後,我進儲才小學六年級。一九四三年考入沙坪壩南開中學,在「日新月異,允公允能」的校訓下,渡過一生中最美好的三年求學時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抗戰勝利。姐姐中大畢業去上海工作,十二月和沈蘇儒大哥結婚。一九四六年一月,國共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開了二十一天。二月二十二日,重慶各大專學校學生為抗議蘇聯軍隊槍殺政府派往接收撫順煤礦的礦冶專家張莘夫,舉行反蘇大遊行。五月,父母親帶了弟弟們復員南京。泰來哥正在唸重慶大學,我還差半年南開初中畢業,我們兩人遂決定留在沙坪壩繼續學業至暑假告一段落,然後同飛南京。大哥轉學上海交大,我考入南京市立第一中學。

高中三年,日子過得並不平靜,前方國共打打談談,後方政事紛爭不停。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發生「沈崇事件」,民眾反美情緒高漲,全國各地學生組織「抗暴聯合會」及「抗議美軍駐華暴行聯合總會」,擴大反美鬥爭,要求美軍撤出中國,同時發起「抵制美貨運動」,公開反對美援。十二月二十五日,國民大會三讀通過憲法全文。一九四七年元旦,國民政府公佈實施中華民國憲法。

一九四八年三月廿九日,制憲後第一屆國民大會在南京開幕,準備選舉正副總統。首都忽然多了幾千人,包括來自各省縣市的兩千多名國大代表,和他們的眷屬隨從們,一時家家旅館客滿,處處酒樓熙攘,好不熱鬧。四月十六日,國大正式公告蔣中正、居正為總統候選人,三天後投票,蔣中正當選為行憲後第一任總統。四月廿三日選舉副總統,候選人為李宗仁、孫科、程潛、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六人。廣播電台現場播放國大會場計票情形,大街小巷的商店紛紛以巨型喇叭當街轉播,「李宗仁、李宗仁、程潛、孫科……」的唱票聲震耳欲聾。經過七天四次投票,最後剩下李、孫對決,李宗仁當選副總統。

這年秋天,政府以金圓券兌換民間金銀外幣的金融政策徹底失敗,幣值暴貶,商人屯積居奇,物價一日數漲,行政院長翁文灝下台。公費學生吃不飽,上街舉行「吃光運動」和「反飢餓大遊行」,集體前往國府門前抗議,從此全國學潮迭起,三日一罷課、五日一遊行,再無寧日。

十一月初,國軍東北戰事失利,徐蚌會戰數十萬大軍相繼潰敗,首都岌岌可危。十二月中,母親帶我們姐弟七人去上海搭船赴香港,我的高中學業到此結束。三年高中實在乏善可陳,與同學楊樹先、王睿芸等人合辦壁報,取名「針與真」,議論時政常受校長警告,有幾期貼出幾小時即被撕掉。期終大考得過兩次頭名,一次第二名,卻也有小考不及格的記錄,老師說「陶琤肏D不能也,是不為也」。高三級任老師給我的品行評語是「敢言有為,惜所見嫌偏狹」。值得一記的是,我參加南京市業餘口琴比賽得了冠軍。

  第二階段,從考取台灣大學到出國南洋為止(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九年)。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從香港搬到台灣,我考入台大機械系,住第五宿舍,與李福廣、言頂松、黎桐、吳東明、胡樂士同寢室,日後成為終生摯友。台大四年校園生活是多采多姿的,課外參加許多活動,如台大南開同學會、自由畫社(成立一年後會長被抓,畫社解散)、混聲歌詠團……等等。其中以南開同學會組織最好,活動及凝聚力最強,五十年後的今天,同學之間仍舊保持聯繫(目前我在舊金山主編南開四八級北美同學會的《南開通訊》,每季一期)。

大一那年,擔任教務長的錢思亮先生,曾經代過幾堂化學課,他講解活潑、表達生動,真是一位超級教授。大二那年(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傅斯年校長在省參議會受到「郭大砲」(省議員郭國基)的強詞質詢,當場腦溢血暈倒會場,於午夜逝世。台大學生聞訊群情激憤,第二天一早結隊包圍省議會要郭國基出來答話,郭看情形不對,從後門溜走。訓導長傅啟學趕到會場勸解,學生們才逐漸散去。

台大受教四年,給予我最大影響的恩師,包括蔣君宏(機動學)、鍾皎光(熱工學)、金祖年(燃氣輪機)、楊寶琳(論文指導)等名教授。君宏師對我最好,指定我當助理幫他改低班同學的作業,還親自帶我加入台北口琴會,他是口琴獨奏名手。皎光師和藹可親,他用彩色粉筆寫一手漂亮的花式黑板字,獨步教壇,堪稱一絕(四十年後我申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管理學院,蔣、鍾二師為我親筆寫信推薦得以入學)。

一九五三年大學畢業,剃光頭坐火車到鳳山陸軍官校接受為期一年的預備軍官訓練。我們這批「老百姓」在頭四個月的嚴格入伍訓練中吃足了苦頭,但是體驗了團體生活,學會了紀律及統御要領,日後受用無窮。後半年分發到台北兵工學校受分科訓練,與李華斌、傅京孫(已故中央研究院院士)為「鄰兵」。最後一個月回鳳山接受「反攻抗俄鬥爭教育」,次年七月以後備少尉官階結業。退役後隨幾位同學往基隆就業,從此與水泥結下、不解之緣。

一九五四年與台大同學、重慶南開中學校友劉德順小姐結為夫婦。一九五六年奉派赴左營安裝水泥廠,男孩德興在台北出生;一年後轉職桃園縣楊梅鎮安裝白水泥廠,女孩若蕙出生,兩孩均由名產科李枝盈醫師(張昭雄的岳父)接生。一九五九年二月,公司派我去馬來西亞安裝水泥廠。

第三階段,在南洋工作的二十五年(一九五九至一九八四)。這期間除了在美國短暫的一年之外,全部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渡過。我在馬來西亞建設了兩間全新水泥廠共五座旋窯生產線,同時在新加坡設立熟料研磨廠,一九六一年幼女若昭在吉隆坡出生。一九七七年離馬赴美國,在亞特蘭大工作一年,又轉往印尼,負責規劃督導六座大型水泥廠的興建,採用世界最先進的技術和設備。我先後追隨古寧頭名將李良榮將軍,及加入印尼首富林紹良集團工作,這段期間是我水泥生涯中最辛苦,但收穫最多,最值得懷念的日子。

  第四階段,從離開南洋到退休為止(一九八四至一九九七年),包括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進修企業管理,在新加坡、美國從事工程顧問服務,以及在臺灣工作的九年。

我從高中起就喜歡塗鴉寫些小品文章,投稿報紙副刊,但總不如同班同學楊樹先(筆名天穹,現為清華大學教授)兄每稿必登,登必頭篇那麼風光(他高二時曾在中副為文嚴批徐訏的新書《風蕭蕭》)。在馬來西亞工作時,第一次被派往西德實習,寫家信報告生活狀況及沿途風光,父親把這些信寄交《自由談》發表。至於正式專心提筆寫作,則是一九九七年退休以後的事,承已故劉紹唐先生的厚愛,接受我的投稿,包括以「椰風蕉雨話南洋」為題的個人回憶(連載七期)及其他的文字。成露茜社長接辦傳記文學後,繼續刊用拙作,累積了二十多篇。現在選出九篇收入本書。德順專修英國文學,早年在中央通訊社擔任英文編譯,寫作造詣甚深,多年來曾經在自由談及報章上發表文章,現在也選出兩篇遊記,重溫我倆中年時代相偕遊歷的見聞及趣事。

我今已年過七十,檢視前塵:老伴賢淑、兒女勤孝、孫輩上進、家道小康,個人事業雖有起落,然在世界水泥工業界尚占有一席之地,綜觀此生,應可知足。前面說過,我最懷念在南洋工作的二十五年,杜工部有詩曰:「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于我如浮雲。」我既不富亦從不貴,然而回顧那些在南洋披荊斬棘、播遷浮沉的日子,願以「椰風蕉雨話南洋」為題,作為個人工程生涯片段的記錄。

陶琤                                    

二○○二年五月於舊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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