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年出版

《潮流與點滴》序

书生论政而犹是书生

纪念我的父亲 ─“中国社会史学派”始祖陶希圣先生

一九二零年代末期,中国思想界为讨论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曾经就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发展,进行了持续数年的论争。陶希圣是参与这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名要角,他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等著作为知识分子争相购阅,以致一版再版,言论远播海内外。这个时期有所谓“陶希圣时代”之称。一九三四年,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主张应以史料的整理与分析为基础,根据史实立论,重写中国社会史。他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与经济史的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父亲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前,是为文、辩论、教书和著书的学者。他早年研究中国法制史和中国社会史,在学术界成名。抗战军兴,出席庐山谈话会之后,始逐渐参与政治活动。故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旬以前,父亲纯粹是个读书、写书、教书的历史学家。即使跃入政治漩涡,亲身目睹、经历和参与国家大事,甚至作出“翻江捣海”的惊人之举,父亲仍然保持手不释卷,勤于治学的习惯,终其生仍然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

综观父亲的一生的学政经历,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上海的中国社会史的论争(1928-1931);二、北大教授及《食货》治史方法的提倡(1931-1937);三、从牯岭茶话会到委员长侍从室(1937-1948);四、台湾政治及《食货》思想的继续(1948-1988)。

从启蒙到就业

父亲希圣先生,名彙曾,以字行,籍隶湖北黄冈。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亦即民前十三年(公元一九八九)。我家累世务农,至祖父月波公(号月舸字炯照)始折节读书,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举拔贡;二十九年癸卯入京应试,中经济特科,名列一等第四名,惜因慈禧不喜第一名梁士诒,斥为“梁头康尾”,下令废置所有一榜及第人士。祖父后来以实缺知县分发河南,厉署夏邑、新野、安阳、叶县及洛阳等县事。民国后,官至汝阳道尹,做到政简刑清,官声斐然。

父亲三岁随祖父到河南,四岁至八岁从祖父在夏邑及新野任所读书;初读四书、五经,继治前四史。九岁到开封入旅汴中学。辛亥革命起,父亲随祖父由洛阳返乡,在家自修古书,尤着力于史记。祖父教导父亲,以经世之学为主。他认为史学是经世之学的渊源,若以资治通鉴与读史兵略对照着读,即可得经世之学的门径。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一向以儒法兼用,期望父亲能以史学兼治法学。父亲这两年在乡里读书,定下了未来治学的根基。

民国成立,祖父应邀上省,父亲随侍,先入博文书院,后来回湖北就学于湖北省外国语专门学校。民国一九一四年随祖父到北平,初在北京大学旁听,次年考入预科一年级。一九一八年预科结业,升入北大法科法律门一年级。一九一九年,因学生反对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移转日本继承而引发“五四运动”,踊跃参加学生示威游行;又应“修订法律馆”征文,荣获奖金一百元,并在《法学会杂志》陆续发表。

教书与为文

一九二二年夏北大毕业,应安徽省立法政专科学校之聘任教员,教亲属法、继承法、商法总则、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票据法等课,二年后因学潮迭起而离开安庆去上海。

一九二四年七月,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法制经济部编辑,公余投稿《学艺杂志》、《妇女杂志》等中性刊物。次年,因顾正红惨案激起“五卅运动”,父亲投稿《公理报》陈述法律见解,指责英国军警违反英国法律开枪杀伤群众之不当。旋为上海学生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并协助陈霆锐大律师到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应讯。从此他的文章开始在上海的大报上出现,逐渐在言论界崭露头角。

一九二六年,在上海大学教授法学通论,课余投稿《孤军》杂志,讨论社会问题及发表政治见解。又受邀主编《独立评论》周刊,为文标榜“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劳工自决”三个自决;他的见解引起社会史学界重视。他的社会政治关系也自此日渐广阔,但他自认他的社会政治思想走的是中间路线,即所谓“左亦不至共产主义,右亦不至国家主义。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短文分析中国社会组织及演变,指出中国封建制度已衰,封建势力犹存,社会的构造并未改变,仍然是士大夫阶级与农民两大阶层。这个见解引起学界注意。

一九二七年二月,父亲应聘中央军事学校(校长蒋中正、政治部主任周佛海)武汉分校为政治教官,同时在武汉大学兼课教授法律。在武汉的一年,他担任的职位既多且杂,诸如武大教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兼特务组长、咸宁县司法科长、总政治部秘书处主任兼宣传处长、党军日报社社长……等。他在武汉目睹民运动斗争地主对于农村社会经济的破坏性,意识到这样下去,受害的还是手无寸铁的农民。他曾以军法处长的身份与左派激进份子周旋,阻挡他们召开群众大会企图枪毙无辜农民。结果,中共向武汉政府抗议父亲反动,遂被调回武汉。半年后脱离了 “武汉大风暴”,灰心失望去了南京。

 

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

 

一九二八年二月,任南京总政治部宣传处编纂科长,后改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兼任政治部训育组组长。父亲奔波于南京、上海之间为文及演讲,扮演着“亦政亦学、亦朝亦野”的角色。父亲对于两年前在《独立评论》上提出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问题,如今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与分析能力,从八月起在《新生命》上连续发表论文,逐渐集中于“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这一问题的论断与争辩。这些论文,以及他在复旦大学和劳动大学的演讲,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

十二月,基于武汉的政治关系,父亲离开南京回到上海,加入顾孟余、陈公博、王法勤,朱霁青等人发起的“中国国民党海内外各省市党务改组同志会”。

回上海后,一时没有固定收入,仅靠论文及著书稿费版酬维持家计。每月写作最高记录竟达十四万字之多。是年春,《新生命》月刊社收集父亲的论文,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时洛阳纸贵,四年之内一共印了八版。

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父亲认为中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残存着封建势力的商业资本社会,存在着的封建势力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进步,也便是中国农民痛苦的源泉。这种论调与马克思唯物史观论者之认为中国社会乃封建社会或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相抵触,他们主张农民革命推翻地主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父亲针对这些见解和主张,以及论战中为了支持唯物史观理论而牺牲历史材料的普遍风气提出了批评。一时之间,这场辩论形成了思想界有力的潮流。这是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滥觞。[1]

父亲继续在上海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政学院等校教书,及在《新生命》、《东方杂志》、《学生杂志》等刊物发表论文。年中,出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次年出版《中国社会现象拾零》。 

创导社会史观

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对于中国社会的构造到底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封建社会?提出进一步论争。他指出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构造,每因感觉到其中存在着许多封建制度的现象或许多资本主义的现象,从而论定中国的社会是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然而感觉是常识的,常识是反科学的,因此要对这三种论断加以明确评定,须以中国社会史为衡量的基础。他谈到民族斗争与民族问题,认为不铲除士大夫官僚系统,决不能从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实现民权主义。一个政权欲依赖士大夫官僚系统维持,则任何新法或改革,都不可行;它的新法和改革只给予官僚绅士以加重剥削的新机会。

父亲认为士大夫乃是一种“观念生活阶级”,“这观念生活阶级在中国从来是统治阶级的一端。他上面连缀于统治阶级的军阀,下面抑制着被统治阶级的庶民。他的地位,和古代的巫觋祝宗,和后来的封建贵族相当。它的构成,是官僚和地主。它在经济上是剥削者,在政治上是支配者。”“地主、士大夫、官僚三者形成一个连环,深植其基础于劳苦农民的上面。”

指出,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因此必须资本主义发达才能产生无产阶级。他特别提醒“中国社会主义者”不可视游民或流氓为无产阶级,他引马克思在《德国农民战争》里的话说,“流氓无产阶级是‘贫贱的铜臭连队,决不是农民或工人运动的同盟者。”这种论调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接受的。[2]

一九三○年初,重返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王云五的中文秘书。是年著有《中国之家族与婚姻》、《中国封建社会史》、《辩士与游侠》、《西汉经济史》等书;翻译奥本海默的原著《国家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及《各国经济史》(与萨孟武、樊仲云合译);另外编辑了着重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他曾为商务印书馆写了一本《五权宪法》小册子,未出馆即为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禁止。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本已印好而未能面世的书。 

从中大到北大

一九三一年一月,应聘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法学院院长郭心崧、政治系主任杭立武、法律系主任谢冠生)为法学院教授,在政治系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在法律系讲授中国法律思想史,同时在新生命书局出版的《社会与教育》周刊上,为文批评时政和教育政策。由于言论过于尖刻煽动,上海市党部向党中央检举他是反动份子,中大校长朱家骅不胜压力,向党政高层征询意见。教育部次长陈布雷(代理部务,部长由行政院长蒋中正兼)说:“我见过此人,他没有别的,只是锋芒太露。”这件事后来由陈果夫、立夫二人出面协调,终得消弭。

八月,应聘北上回母校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政治系主任邱昌渭)为法学院教授。学校尚未开课,九一八沈阳事件发生,学生情绪激昂,父亲应邀至北大、师大演讲,以“国民外交与国民战”为题,提出“全民抗战”的口号。此后在师范大学史学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政治系、朝阳大学法律系轮流兼课,致力于法制社会史及政治思想史之教学与研究。

那段时期,学术界有个流行的社会思潮,凡参加讨论中国社会史者,无不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者自居,而排斥他人。父亲也用功选读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以及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他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更欣赏考茨基的著作。然而他的思想方法仍不局限于此,他用的是社会的历史的方法,简言之即社会史观。父亲的北大学生何兹全曾说:“他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使他成名的、在学术上高出别人的,确是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当然他的史观是不纯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都在战场上和在地下,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等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进入北大。”[3] 

《食货》的崛起

一九三二年,除授课之外,专心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二卷;一九三三、三四年,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三、四卷。其时持续了五年的社会史论战已接近尾声,父亲觉得与其在理论上争个你死我活而得不到结论,不如退而从书本着手,埋头寻找支持理论的脉络。十二月,他创办《食货》半月刊,主张以史料的整理与分析为基础,根据史实立论重写中国社会史。他呼吁思想界与史学界讲究正确的方法,搜集社会经济史料,以寻找社会发展的历史法则。

不久,“食货学会”成立。当时为《食货》写作的青年学者俱为一时俊彦,俨然形成“食货学派”。[4]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父亲除了编辑、讲学之外,专心致力于写作,成果丰硕,也由此初步奠定了他在中国理论界的地位。父亲的文章很受日本学者欢迎,颇多被译为日文,日本学界有誉民国二十年代为“陶希圣时代”者[5]

一九三五、三六年西安事变前后,日本窥伺华北日极,左派分子煽动学潮,一时挞伐四起,父亲亦撰文抨击,引发爱国热潮,无形中成为青年崇敬的导师之一。已印刷八版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是年再出“新一版”。时隔七年世局有变而国民党一点也没有进步,他在新版序中痛心地写道:“当民十三改组时,国民革命建立的是两个大口号:一个是‘打倒帝国主义’,一个是‘打倒军阀’。十年之后,我们还敢不敢再这样喊呢?那时候,我们还痛斥中国的士大夫,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可不可以对士大夫说个‘不’字呢?那时候,我们还常说到农夫工人,现在农夫工人又到那儿去了呢?革命已经失败了。新式士大夫已经抬头了。农夫工人已经躲到茅檐底下冻饿去了。…” 

跃入政治漩涡

一九三七年,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主任。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只身离开北平辗转到庐山,十七日参加蒋委员长主持的“牯岭茶话会”。受邀出席茶话会的平津各大学校长、教授,包括张伯苓、蒋梦麟、胡适、梅贻琦等人。委员长曾单独接见父亲,鼓励他情势好转后回北平指导国民党的言论。八月,加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九月任国民参议员,从此跃入政治漩涡。

一九三八年一月,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与周佛海在汉口同办“艺文研究会”,担任设计总干事(周任事务总干事),为文分析国际问题,以评论诠释国民革命与抗战建国之立场与政策[6]。七月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当时一些知名学者和党政要员,时常聚在一起议论局势,间或批评当时甚嚣尘上的抗战言论为高调,有人戏称他们为“低调俱乐部”。其实,“高调”、“低调”这些名词,父亲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在《独立评论》上提出了,他说高调低调没有绝对的是非,不适应现实的高调,有时反而是一种妨碍。胡适也在刊物上说过“要办一个唱低调说老实话的刊物”。[7] 

“公竟渡河”之憾

九月“艺文研究会”迁重庆。为追随汪精卫倡导的对日“和平运动”,十二月十九日随汪飞往河内,不久转香港。一九三九年八月底,赴上海参加汪日和平谈判在沪西“歹土”与日本人周旋的四个多月中, 父亲发现在所谓“汪日密约”的条文里,日本不仅暗中计划从南到北六分中国,还要伙同苏俄从东到西再把剩余的土地一分为二。日本人企图利用诱降手段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父亲灰心之余,于次年一月三日偕同高宗武潜离上海,五日抵达香港。廿一日与高宗武联名致香港《大公报》揭发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次日以头条见报。这段过程即抗战初期震动中外的“高陶事件”。[8]

“高陶事件”,是父亲政治生涯中一段为时短暂的插曲,但不可讳言,它却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件扭转局势的大事﹕它揭发了日本军阀胁骗汪组织签订卖国条约以遂其侵吞整个中国的恶行与野心,彻底破灭了欲藉对日谈判取得和平的幻想,因之更加强了我国全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一九四年六月起,父亲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选译国外报章杂志的论文,及编译者撰写的国际时事评论,为国内提供世界局势及国际问题的参考材料。 

回归重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飞机轰炸港九。十二日九龙沦陷,廿五日港岛英军投降。次年一月廿八日随惠阳还乡队逃离香港,历经艰险经韶关、桂林,二月廿五日回归重庆,在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手下担任第五组组长。工作是研究与撰述,与中央宣传部保持密切联络,参加宣传部社论委员会,讨论战时报纸的宣传方针,同时为蒋委员长撰编《中国之命运》[9]

一九四三年初,《中央日报》改组,父亲出任总主笔,从此改变教授的生活方式为记者的生活方式。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在国共政治协商期间,曾在《中央日报》上连写社论四十多篇,与《新华日报》展开论战。一九四六年,政府还都南京, 侍从室随即撤销,父亲转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仍兼中央日报总主笔。一九四七年,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集中精力为国民党作宣传工作。一九四九年,第一届国民大会开幕。蒋介石当选第一任总统,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十二月初,父亲奉派赴北平敦请胡适出任行政院长。胡适力辞不就。蒋乃改提孙科为行政院长。

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文告,内有“个人进退出处,无所萦怀,而一切唯国民之公意是从”的字句。这篇文告是父亲撰写的。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告引退。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二月中,父亲随中央日报到台湾。从这时起到年底,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奔走于南京、广州、溪口、台北之间。四月底,随蒋介石乘太康兵舰(舰长黎玉玺)从宁波航行到上海视察,在舰上草拟“为南京撤守告国民书”。十天后乘江静轮游舟山群岛,在马公住了几天,即乘飞机降落台南。同年十一月,又随蒋公自台北飞重庆视察,兵荒马乱之中到成都,会见中央日报西南各分社负责人交待善后事宜。十二月十日自成都飞回台北。午夜飞机徐徐降落松山机场,蒋介石先下机乘专车离开后,风尘仆仆的父亲随后下机,登车回家,一路默然不语。 

《食货》在台复刊

父亲在台湾担任过的主要职务,包括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立法委员(法制委员会召集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连任九届至一九六八年)、革命实践研究院副主任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连任十二届至一九八七年)、中华战略学会理事长(时年八十岁,副理事长蒋纬国将军)。

父亲在台北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论道集》、《中国社会史》、《清代州县衙门刑事审判制度及程序》、《中国法制之社会史的考察》、《拿破仑兵法语录》、《孙子兵法(中英对照)》、《克劳塞维茨战争原理》等书,及有关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法制、司法、汉学……的论文。政治著作,则有《中国之分裂与统一》、《世局的转变与中国统一的机运》,以及奉蒋介石之命执笔的《苏俄在中国》、《民生主义育乐篇补述》;至于社论、专论、重要政治文告等,更是不计其数。从一九五九年开始,连续二十一年为《法令月刊》撰写定名为《夏虫语冰录》的法务漫话,共2196条,台湾法界无人不捧读传诵。

父亲一生的最爱,其实就是母亲所说的办刊物、开书店,一九二九年他在上海与友人合开新生命书局,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创办《食货》杂志。《食货》半月刊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创刊,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停刊的二年半中,前后共出版了六十一期,刊发一百五十多位作者的论文三百四十五篇,其中父亲一人的论文就有三十六篇,其它七篇,翻译二篇,共四十五篇,居作者之首。

《食货》于一九七一年在台北复刊,改为月刊,共出版了十七年,至一九八八年八月停刊。父亲把他一手创办的《食货》当成自己抚养五十多年的的儿子,在台北复刊的十七年间,为他呕尽心血,也背负了不少的债务,他不愿把这个担子交给后代去挑,因此抱着人亡政息的态度。史学界人士认为《食货》有其传统的荣誉地位,是中国拿得出去的一本刊物,不该因人而废,因此呼吁应继续经营这份在国际间受到重视的刊物。虽然《食货》因种种复杂因素没能延续而令爱护他的学人们惋惜,这套代表中国社会史学派的文献,仍将长存于世界各大图书馆之中,供后世学人研读与景仰。

一九八二年,上海福州路上海书店出版全套五册的《食货》半月刊精庄合订本。这是一套可与原版媲美的影印本,印刷清晰几可乱真。从扉页讯息看出印了三千套,可见时隔七十年此书在大陆仍有销路。

父亲一生研究数千年中国社会的性质、变迁、组织、与伦理,在社会史学界中自成一格,学术界六十年来尊之为“中国社会史学派”的领袖,桃李满天下。他从参与社会史论战,创办《食货》,著书讲学,到成为国民党理论权威、……,由名教授变成“名政论家”,即使在百忙之中,从不放弃学术工作。父亲常说:“我不是‘政论家’,也不是甚么‘三民主义理论’家,那并不代表我的学术成就,我最希望人们叫我‘中国社会史学家’。”

父亲尝说:“家学所传者为史学,大学所受者为法学。史学与法学两道思潮,汇合为中国社会史学。此生若有可称为学者,只是中国社会史学而已。”他晚年的学生们,也认为父亲在七十岁离开政治权力中心以后,专心从事著述的的二十年中,其学术理论更见圆融。[10] 

晚年转入经学之探索

父亲以对社会结构的观察,作对中国思想史的探索,晚年更由史学转入经学,于殷周文化异同及太史公欲究天人之际的思想背景,阐释新的见解。父亲八十岁时,对自己的一生做了评断:

区区一生,以读书、作文、演说、辩论为业,人自称为讲学者我志在求学。人自命为从政者,我志在论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毁其名,而名益彰。我自觉国家社会所许与我者,超过我应受与愿得之程度与范围。我无以为报,只是常抱一颗感谢的心,庶可遥望论语所谓“学不厌,教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之境界,年至八十,犹未及也。(《八十自序》)

九十岁那年,他在给笔者的信中写道:

……活到九十岁,可以“这一生”。这一生,前一半教授,后一半记者。教授与记者的生涯,便是写作、演讲、开会。前一半抽烟、后一半喝茶。八十岁有感慨,九十岁自觉轻松,连感慨都没有了。

这是父亲给我们的最后一封信。他老人家说“没有感慨”,其实是充满了感慨。他说他“这一生,前一半教授,后一半记者。”这“教”与“记”的分际,正是他一生学、政两种生涯的写照。 

《潮流与点滴》

父亲虽在国民党中央位居要津,主管中央及地方党报言论,及负责党改造的文宣工作,仍不忘为文回忆早年读书写作的往事,以及抗战初期参与对日和谈时的心路历程。父亲个人收藏的书籍资料,在战乱播迁之中和抗战胜利后匆促还都之时大都散失,以至于到台湾时手头留存的文稿记录,只有一九四八、四九年的两本日记而已。他在台湾写下过去的人和事,从一九六二年起陆续发表于《自由谈》及《传记文学》。一九六四年集结成书为《潮流与点滴》,并以副题称之为“陶希圣随笔”。他在序中写道:“在中国革命的潮流中,我只是一个点滴”。

父亲这本手著,能够于台北出版四十多年后在大陆出版,证明大陆的言论审批尺度已放宽,并逐渐走向透明与包容之路。这本书并不能作为父亲的自传,他开篇就说:“凡是一个人,自认其必传者,必不传。因为传世与否之权,操在社会,不在自己。”我们应作如是观。

父亲从幼年启蒙写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随蒋介石从成都飞回台北为止,六十年期间历经求学、就业、为文、授课、论政、从政、误蹈乱流、掌管宣传,到扮演蒋介石文胆的角色,他的大半生都浮沉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和变幻诡异的政治环境之中,个人的际遇自然褒贬并存,难以置身事外。他晚年常不胜感慨:自己一生向无从政之大志,却身处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经过巨大风浪,做出“翻江捣海”之事,回顾前尘,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些跃然纸上的情节,能够通过出版物坦然呈现在大陆读者面前,毋宁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

然而庆幸之余,不免有些美中不足的遗憾,那就是《武汉的风暴》整章,及《东战场与武汉》的第五节〈陈独秀的风波〉未能刊出。前者叙述父亲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到一九二八年三月担任武汉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期间,在咸宁县与滥杀当地农民的劣等“农民运动”者斗争,险些送命的一段经过。后者则写到陈独秀落难及出狱后,父亲均曾给予支持或资助的一段秘辛。这两篇文字各自有它的史料价值及连贯性,不能与读者见面十分可惜。期望本书将来有机会再版时审批单位能够再宽松一点,把它们加回去。

先母手著《逃难与思归》,原是她七十岁那年,为回忆自从嫁入陶家后的种种经历而写,本无公开发表之意。然而她在与先父共同走过的近六十年的日子里,一直扮演著一个普通妇人绝难胜任的角色。她坚定、勇敢、疾恶如仇,带领着全家几次渡过难关,绝不仅是一位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而已。我们决定把《逃难与思归》与《潮流与点滴》同书刊出,可供读者从前者的字里行间,窥见她对后者所叙述的某些大事小事的亲身经验和描述,从中或可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印证。

父母亲是从极端封建家庭中成长,靠自身努力挣脱枷锁的一对荆楚夫妻,他们的上进、奋斗,以及一生充满兴衰成败、悲欢离合的事迹,将为他们的子孙后世永志不忘。

谨代表我兄弟及家人们,感谢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及同仁们的支持和努力,使本书得以顺利在大陆出版。

             陶琤  

二〇〇四年三月刊台北《传记文学》

二〇〇八年九月改写于旧金山

主要参考文献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辽宁教育出版社(1929-1933上海8版,1935北平新1版。台北1954, 1972。沈阳1998

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食货出版社(1931-1933上海6版。1955-1979台北4版)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64

陶希圣《八十自序》,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台北1978

何兹全《爱国一书生 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1997

黄宽重〈陶希圣与食货杂志〉,《历史》月刊第七期(台北1988.8)〉

贺凯翁〈1927-1934陶希圣之史学研究与革命论 兼论其与国民党改组派之关系〉,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期(2002.8

注释

[1]        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知识分子回到书房讨论中国问题,进入“回想时期”;当时理论上分两大派:一派是“新生命派”,如《新生命》、《前进》、《双十月刊》、《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社会教育》等刊物上关于中国社会的论文,其理论代表人物是陶希圣;另外一派是“新思潮派”,刊载论文的刊物有《新思潮》、《思想月刊》、《世界月刊》、《摩登青年》、《读者》、《理论与批判》、《社会科学战线》等,其理论代表人物包括彭述之、瞿秋白、郭沫若等人。参阅郑学稼《“社会史论战“的起因和内容》,中华杂志社(台北1965)。

[2]        时至今日,大陆官方还是认为“陶希圣在他的书里提出,中国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分及农民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这一观点显然未能取信于人,也不足以取信于人”。见沈阳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本书说明〉。

[3]        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页54

[4]       为《食货》写作的知名学者,包括半月刊时期的何兹全、鞠清远、曾謇、武仙卿、沈巨尘、连士升,在台北复刊时期的杨联升、全汉升、劳干、刘子健、陈盘、方豪、沈刚伯,以及后辈学者许倬云、余英时、杜正胜、黄宽重等人。

[5]       黄宽重:“〔陶希圣〕除了具有唯物史观的眼光外,更精研亲属法,兼具许多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在讨论中国社会的性质时,对中国古代家族制度和宗法社会,有独到的见解,成为当时讨论中国社会史的重要学者,日本学界称这个时代为陶希圣时代’”。见黄宽重〈陶希圣与食货杂志〉。

[6]       一般人总以为“艺文研究会”是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精卫)的和平运动宣传机构,殊不知它乃是蒋、汪二人合作设立的全国舆论指导中心,由蒋资助,汪指导,周组织,陶主持,从事宣传抗战、鼓吹反共、阐扬国策,及制造政府可战可和的舆论。

[7]      《独立评论》第101号(1936.5.20

[8]     参阅陶琤矷m“高陶事件”始末》,成文出版社(台北2001),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9]        蒋委员长于民国卅一年(一九四二)十月间着手写《中国之命运》一书,指出我国百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一旦解除,人民应如何以独立国家自由公民的资格,与世界各国的国民平等相处,同时应如何自立自强,共同致力于建国的事业,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委员长在这本书中呼吁中国共产党放弃武力,共同参加建国事业,并提出战后十年建设计划,鼓励青年努力学业,准备将来成为建国人才。蒋委员长指定父亲担任搜辑资料及整理文稿的工作,亲自校阅近二十次,初稿分交党政负责人研讨并签注意见,最后定稿,全书十万字以上,于1943310日重庆正中书局出版。

[10]      九十岁编集旧作,手著〈天道人伦一以贯之〉,以为晚年的定论。此文载于《食货》月刊复刊第十六卷第一、二期合刊(1986.9),共四章﹕〈太一-推策天道之本统〉、〈天道与人文〉、〈天道与人伦〉、〈中道与王道〉。另一篇未发表之手稿〈直道而行与枉尺直寻〉共六节﹕〈直道而行之道〉、〈枉尺不能直行之理〉、〈百世可知之直道何在?〉〈仁政与暴政之分辨〉、〈仁为天地之心〉、〈直道而行必底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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