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的「京派文人」連士升

──兼述連、陶兩家七十年的情誼

陶琤

從《食貨》說起

翻開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食貨》半月刊創刊號,目錄上的作者及其著作,按順序是:鞠清遠〈漢代的官府工業〉,何玆全〈魏晉時期莊園經濟的雛形〉,李旭〈魏晉南北朝時政治經濟中心的轉移〉,黃穀仙〈天寶亂後農村崩潰之實況〉,全漢昇〈宋代都市的夜生活〉,及主編陶希聖的〈王安石以前田賦不均與田賦改革〉。十二月十六日出版的第二期,載有武仙卿〈魏晉時期社會經濟的轉變〉,和全漢昇、傅安華、鞠清遠等人的文章。這些作者,還有後來加入的楊聯陞(第一卷第五期)、張家駒(第六期)、曾謇(第七期)、連士升(第八期)、李秉衡(第九期)等人,大多是所謂「食貨學派」的支持者,後來成為《食貨》半月刊的基本或長期撰稿人。其中李秉衡、連士升直到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七七事變爆發前夕,還有文章刊出。《食貨》半月刊於這年七月一日出版第六卷第一期後,即因戰事停刊。(1)

一九三七年春,陶希聖、琤()、晉生攝於北平太和殿 。

連士升(19071973

父親於一九二九年在上海與友人合開新生命書局,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創辦《食貨》雜誌。《食貨》半月刊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創刊,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停刊的二年半中,前後共出版了六十一期,刊發一百五十多位作者的論文三百四十五篇,其中父親一人的論文就有三十六篇,其他七篇,翻譯二篇,共四十五篇,居作者之冠。《食貨》由父親一人獨力組稿編排校對,每月逢一日、十六日出刊,從不脫期。須知當年並無電腦文字處理技術,他花的工夫和時間,恐不止十倍於今日。

陶希聖的「親兵」

《食貨》作者群中的何玆全、鞠清遠、武仙卿、曾謇,和未在刊物上出現的沈巨塵、薩師炯等人,都是陶希聖北大時期的學生,他們自稱是陶希聖的「親兵」。何玆全曾說:「鞠、武、沈、曾、薩和我,都是陶先生的學生,鞠清遠是北師大畢業的。我們幾個都是北大畢業的。這是陶先生的『親兵』。」何玆全一九三一年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父親那年應聘來北大任教,開中國社會史和中國政治思想史兩門課。他又輪流在清華、燕京、師大、北平大學法商學院等校兼課,很是叫座。何玆全說:「當時,北大最受歡迎的教授有胡適之、傅孟真、錢賓四和陶先生四位先生。北伐戰爭之後,青年學生中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反思和前途問題,由中國革命性質而聯繫到中國社會史的發展。最受歡迎的研究歷史的方法是辯證法和唯物史觀,陶先生就是運用辯證法和唯物史觀來分析中國社會史問題的。陶先生講課聲音不大,而分析深刻,鞭辟入堙A生動有層次,循循善誘,引人入勝,教室裡擠滿了人。」(2)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北師大紅二樓何玆全寓所,(左起)郭良玉、劉德順、何玆全、陶琤 。

六名「親兵」除了曾謇(資生)是湖南人,薩師炯是福建人之外,全是山東人。何玆全初次投稿《食貨》時,尚是大四學生後來逐漸和父親有較多的接觸,課餘或週末,常到我們家來。那時筆者五、六歲,晉生四、五歲,常在西城二龍路三十三號,或後來北溝沿大乘巷一號家中見到父親的學生們來訪。何玆全說道:「我寫了《魏晉莊園制的雛形》寄他,刊在創刊號裡。從此,我就常在《食貨》上寫文章(文化大革命時期,我成為留在大陸上的「食貨派的殘渣餘孽」)。也從此,我和陶先生開始有了個人間的接觸。他住在二龍路,我常去他家。現在記得院子裡常有兩個四、五歲或五、六歲的小孩在玩,不知其中有沒有一個是現在宋史專家陶晉生師弟。」(3)父親的幾位學生,就是這樣跟我們好像一家人似的親切。他們來我們家,有的是來聽父親講時局、有的是來研究合寫論著、有的是乾脆來玩兒的。琴薰姐和泰來哥都跟他們處得很好,我和晉生太小,跳跳蹦蹦,跟出跟進而已。一甲子之後的一九九九年,我們去北師大紅二樓看望何玆全、郭良玉伉儷,兩老親熱地叫我們「小師弟,小師妹」,要我們稱他倆「大師兄,老嫂子」,我們相互如此稱呼到如今。老一輩的讀書人對於輩份的分際,是很認真的。老嫂子已於三年前故去,今年四月我們去北京看望九九高齡的大師兄,他除了右耳略背之外,身體仍然健壯。

燕京大學的連士升

另外一位《食貨》的長期作者連士升,福建福安人,生於書香世家,七歲起在家鄉私塾啟蒙,繼而就讀教會辦的霞浦作元漢英學校及福州英華齋,打下良好的中英文基礎。一九二七年高中畢業,北上考入燕京大學,初習理化,次年轉入經濟系。他上過父親在燕京社會系的課,也間或來家中和父親討論翻譯西方經濟史名著的事泰來哥告訴我,連士升跟那幾位山東學生不一樣,他比較嚴肅,不像他們會開玩笑,會鬧(我們幾個小兄弟最喜歡跟他們玩撲克牌「抽王八」的遊戲,大家鬧作一團)。連士升比何玆全等人年長四、五歲,一九三一年就從燕京本科畢業了,嗣後留校續唸研究院,國學大師顧剛介紹他進入國立北平圖書館,在特別研究室中得一席位讀書寫作,同時為著名報章雜誌如《東方雜誌》、《大公報》、《申報》等撰寫或翻譯有關中外經濟史的文章。他日後回憶道:「在七七抗戰前的幾年間,我幾乎無日不和這間圖書館接近。假如燕京大學給我以結交幾個師友的機會,那麼北京圖書館可以說是給我帶上治學的門徑。」(4)

一九三五年,連士升開始為《食貨》撰文。父親在一卷八期(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編輯的話〉中寫道:「連士升先生是燕京大學研究院出來的專攻經濟史的篤實的學者。他在北平圖書館閱覽室裡已經兩年他正在翻譯世界經濟史幾部名著,有工夫還調查北平的廟會等經濟現象經濟史名著譯畢以後,他將根據他的素養,從事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他在二卷十二期(同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又寫道:「連士升先生埋頭於各種經濟史方法論的研究與經濟史名著的翻譯,工夫的深苦是通常以一知半解自封自足的人想像不到的。不久他將有長文介紹經濟史名家名著給我們。」連士升陸續發表於《食貨》的文章,計有:譯桑巴德〈經濟理論與經濟史〉、譯克拉判〈經濟史的紀律〉、著〈重商制度略說〉、譯克拉判〈論經濟史的研究〉、譯西摩勒爾(陶希聖校訂)〈由村落到都市的發達過程〉、譯約克曼〈經濟史的重要性〉、譯西摩勒爾〈由城市經濟到領域經濟的發達〉(上、下)、與陶希聖合著〈斯密亞丹論中國〉、譯費著〈論原富〉、譯衛布思夫婦〈怎樣研究社會事實〉,以及他的成名作,在《食貨》連載九期的譯哈佛學者格拉斯的〈工業發達史〉。總共十一篇,跨二十期。(5)

連士升並非所謂「親兵」的一員,父親與他在燕京和《食貨》結緣,是亦師亦友的關係。早年學界有「食貨三『升』」之說,指的是全漢昇(北大)、楊聯陞(清華)、連士升(燕京)三位長期為《食貨》撰稿的青年經濟史研究者,他們日後都成功為聲譽卓著的一方學者。連士升後來在香港工作時與父親過往甚密,一直稱父親為老師或「先生」。這是後話。

一九三○年代的燕京大學學生連士升。

父親在《食貨》第五卷十二期(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六日)的〈編輯的話〉上寫道:「主編者下學年秋季起,北京大學教授滿六年休假。休假期間,遊覽並考察西北、中部、西南中國。主題是牙行的崩潰,銀行與錢莊的交替,農業金融。本刊仍由主編者主編。事務由北京大學中國經濟史研究室辦理。」沒想到二十天後七七事變爆發,父親不但休假計劃泡湯,且陰錯陽差地蹈入了政治漩渦,六名「親兵」也加入了他與周佛海同辦的國民黨外圍宣傳機構「藝文研究會」,先後在漢口及重慶郊外的菜園壩辦公。連士升則帶著妻子鄭侃嬨和兩歲女兒僑思輾轉逃出北平,經天津搭船去了香港。

上海去來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父親隨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從昆明飛往安南河內,年底轉往香港,住九龍太子道,與正在香港嶺南大學教書的連士升取得聯系。第二年八月,父親去上海參加汪精衛、周佛海等人的對日和平談判。鞠清遠、武仙卿、曾資生、沈巨塵四人也追隨去了上海。四個月後,父親同高宗武潛離上海回到香港。父親之決心離開汪組織,並順利到達香港,除了杜月笙、黃溯初、徐寄庼、萬墨林等有力人士多方協助營救之外,連士升向母親提出的真誠意見,起了很大的作用。

從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起,汪精衛等人和日本軍方代表在虹口六三花園及愚園路舉行了十二天正式會議及會外商談,雙方歧見甚深,汪方對日方不合理的條件抗拒尤力。父親在會議上看透了日本軍方藉「和平」為幌子,以達到併吞中國的企圖,曾兩次請求退出不果。他與眾人困居警衛森嚴的愚園路樓房,形同軟禁,不得已乃密派鞠清遠回香港,告訴母親自己的處境。鞠清遠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港,母親和琴薰姐深知父親欲脫身而不能的痛苦,乃請連士升前來共同商量。鞠清遠帶來的消息,是汪方可能年底在日汪密約上簽字,連士升聽後非常激動不安,認為事態危急,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在年底以前把老師解救出來,必要時他願意親赴上海設法營救。母親思考之後說﹕「我帶兒女去,才能解救他離開愚園路,先回到住家,再想辦法」。他們說﹕「師母和弟弟妹妹們都陷入虎口,又如何得了﹖」母親說﹕「我打算全家人都在上海住下來,汪周纔不會懷疑,七十六號也不會監視,老師纔有脫走的機會。」去上海之事就這樣決定,母親命令琴薰、泰來、琤秅T人(四弟晉生、五弟范生年幼尚未入學)立即辦理休學手續(分別是培道中學、嶺南中學和九龍塘小學)。

十二月十一日,母親帶了我們姐弟五人到尖沙嘴碼頭搭船,連士升趕來相送,登船之際,連士升殷殷叮囑我們保重,早日歸來,分手時他已淚流滿面,一直站在碼頭上等到輪船啟碇,才揮手怏怏而去。第三天,我們大小六人出人意表地抵達上海。到後,立即託學生在法租界環龍路租下一幢房子,父親乃藉故離開愚園路,搬來與家人同住,白天仍去愚園路開會。為掩日汪耳目,三個大孩子都去學校報名,繳費上學,裝做準備在上海長住的模樣。

十二月下旬,汪方的堅持態度突然發生變化。日本的歷史文件這樣記載:「周佛海等妥協派重新得勢,陶希聖等強硬派後退了。再加上影佐少將逾越權限獨斷讓步,彼我雙方迅即相互讓步;十二月三十日,艱難之至的內部交涉,終於完成。」(6)高宗武和父親見事已不可逆轉,遂決定離開上海。一九四○年一月四日(高宗武的回憶錄記為五日),兩人化名從外灘登上赴香港的「胡佛總統」號輪船(高宗武記為「柯立茲總統」號);十三日,母親帶著晉生、范生兩弟離開上海;琴薰姐、泰來哥和我,因受特務監視,蒙杜月笙門人萬墨林策劃營救,於二十二日抵達香港。輪船徐徐航進維多利亞港之際,正是香港《大公報》以頭條揭露「日汪密約」之時。船靠九龍碼頭,我們已遠遠看到連士升在碼頭上揮手,一下船,連士升便飛奔過來,雙手把我們三人緊緊圍住,連聲說:「回來了!回來了!」此刻他已泣不成聲。(7)

回香港後,琴薰姐回培道,我回九龍塘。泰來哥不想再回遠在新界的嶺南中學,連士升乃介紹他進香港華僑中學借讀半學期,又替他在學校附近找好一間宿舍,免他每天往返過海之苦。學期終了,泰來哥正式考入培正中學。琴薰姐一年後考取西南聯大,束裝去了昆明。

國際通訊社

一九四零年六月起,父親在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創辦「國際通訊社」,編印《國際通訊週刊》,分寄國內各地,以供戰時首都重慶領導人士參考,以及關心世界局勢及國際問題的機關和個人用作材料。這份刊物選譯國外報章雜誌的論文,間亦刊載社友們的國際時事評論。

「國際通訊社」的編譯者,有連士升、戴杜衡、林一新、李毓田、唐錫如,洪力生、黃薔薇……諸先生。每期所載的論著都出自各人手筆,譯稿則取材自幾十種英、美、日、俄等國出版的書報刊物。「國際通訊社」還受中央通訊社的委託,向香港「別發洋行」(Kelly & Walsh Co.)代購軍事外交方面的英文書籍。

連士升為經濟史專家。戴杜衡及林一新為經濟理論家,對馬克斯主義有甚深的研究,林且精通俄文。李毓田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之經濟學者。唐錫如精研英美文學。洪力生為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法學博士,長於國際法。黃薔薇女士即洪夫人,長於英美文學。父親聘請香港著名體育家、註冊會計師余啟恩管理會計及官署聯繫事務。遠在重慶的何茲全也幫忙蒐集資料,他回憶道:「陶先生在香港辦了個『國際問題通訊』,由我每週把重慶各報的社論和時事評論文章剪了寄給他,我並寫一篇一週時事評述。陶先生每月寄我三百元。這時期,陶先生和我不斷通信,討論國際形勢和國際問題,發表各自的看法。」(8)

「國際通訊社」位於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一幢黃色三層雙併式樓房,父親租下了二樓全層兩個單位,左邊我們住家,右邊將客廳和主臥室打通,作為辦公室。工作人員的午餐,每天由母親在左樓親自張羅,中午送至右樓辦公室。通訊社後面書房裡,四壁全是父親買回來的書籍。其中主要的是上海商務印書館印的《四部叢刊》初、二編,《叢書集成》,以及上海中華書局影印的《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一共有四萬多卷。

連士升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從北平攜妻帶女逃來香港,經由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許地山介紹進入《港報》,十月開始工作,不料不到三個月,報館即因負債累累而倒閉。為縮小開支,只好把妻小搬到澳門親戚家暫住,趁此機會完成未翻譯完的哈佛大學格拉斯教授的《工業史》下半部,於次年(一九三八)二月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五月,妻子鄭侃嬨從澳門搬囘香港,因爲逃難貧困及操勞過渡,患上心臟病,群醫醫治無效,不幸於八月三日與世長辭

一九四零年,連士升與燕京同學羅牧的胞妹羅梅結婚。他們的婚禮,在香港中環德輔道「告羅士打酒店」(Gloucester Hotel)舉行,父親擔任男方主婚人,我們全家都參加婚禮,新娘很年輕,大家都叫她「羅小姐」。羅小姐是越南華僑。一九四一年,連士升擔任港大校外考試委員。連家的男孩亮思這年在香港出世。

港九淪陷與逃難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星期天清晨(夏威夷當地時間),日本未經宣戰,突然偷襲珍珠港─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主要海空軍基地,毀傷美國軍艦十八艘、飛機二百六十多架,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軍隊於同一時間大舉進攻關島、馬尼拉、香港,以及東南亞地區馬來亞、新加坡、荷屬東印度群島等地。十二月八日,星期一上午,日本轟炸機三十多架飛臨九龍上空,向啟德機場投彈,九龍城起大火,黑煙滾滾,延燒數小時不熄。當天晚上實行徹底燈火管制,港九一片漆黑死寂,行人絕跡,前綫槍聲不斷,甚為恐怖。

十一日,英印軍從九龍退出,日軍尚未開進,治安瀕臨真空。此時盜匪四出,挨戶打家劫舍,搶奪、擄掠、放火、殺人的事件,層出不窮,九龍一夜之間變成無法無天的恐怖世界。整條彌敦道上一千多家行號店舖門窗全被砸碎,內部搶劫一空,街上的汽車、巴士、軍車全被翻轉破壞,脫掉的軍警制服、丟棄的鋼盔隨處可見,最怵目驚心的是滿街被自己人打死的屍首。

一九四一年連士升、羅梅在香港與大女兒僑思、兒子亮思 。

由於亞皆老街的公寓連遭匪徒洗劫,我們不敢住下去,乃搬到山林道一間小公寓暫住,泰來哥留守亞皆老街。從這天起,大家都生活在隆隆砲聲和匪徒威脅的恐怖之中。

十二日,日軍進入九龍,每條街道上的商店和住宅,都掛起太陽旗。人們扯一塊白布,用大碗將紅墨水印一顆圓形在布上,那就是太陽旗。日本軍隊在九龍架起砲台,轟向港島,英軍也猛烈還擊,從這天起,大家都生活在隆隆砲聲和匪徒威脅的恐怖之中。

十六日晚間,英軍從香港發砲,轟擊九龍的天文台,有一砲恰巧打到山林道住房的後進,房間的窗上玻璃寸寸破裂,大量玻璃碎片從我們的頭上直爆下來,我們竟然都沒有受傷。房屋被砲轟破,不能再住,同樓各家住客都在夜間離開了。父母親各拿一件破棉絮,揹在背上,並將熱水瓶掛在我們幾個孩子身上,一家大小半夜裡流落街頭,天未亮走到亞皆老街鐵道橋下,為日軍崗哨所阻,遠遠看得見我家的房子卻不能通過。

鐵道橋附近山坡上有一座小木屋,木屋主人見我們一家大小坐在路旁,就來問訊。父親說我們是新界來的難民,一時無法通過崗位,在這裡休息一下。他說﹕「走難遇貴人,你們如願住在樓上,只要三十元。」父親決定將房間租下暫作棲身之所。當晚蚊子臭蟲肆虐,遠處火光沖天,整夜無法入眠。

第二天一早,我們揹著棉絮,帶著熱水瓶,一家大小,往九龍塘方向走,找到根德道徐寄廎先生和黃溯初先生家。徐黃兩先生見我們進門,說﹕「家眷不能久留,希聖暫留此地好了」。當時他們剛用完早飯,粥香撲鼻,引得我們個個饞涎欲滴。五歲的范生弟在沙發旁發現一鐵盒「哥頓餅干」,打開蓋子裡面是滿滿的,我們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那盒餅干一掃而光,片渣不留。黃老先生及其家人看見這群小餓鬼的表現,不禁搖頭苦笑。父親留下,母親帶著我們再回小木屋。

日軍在九龍安置的大砲,對香港不斷轟擊。香港西環貨倉、灣仔船塢中彈被毀,北角火力發電廠被砲擊爆炸,全港無電,夜間一片漆黑。深夜,香港油庫中彈爆炸大火,火柱直沖雲霄,半個天通紅。十八日,日軍開始打登陸戰,在鯉魚門、太古船塢、北角三處登陸成功。十九、二十兩日,大隊日軍上岸,開始大事殺掠,百姓死傷慘重。

二十三日清晨,忽然解嚴了,我們連忙快步穿過鐵道橋哨崗,日本兵不再攔阻。回到家堙A母親看到泰來哥,不禁眼淚直流說﹕「你還在!」母親真的以為大兒子已經死在日本兵手中。下午,父親也趕回來了,一家人總算平安團圓。

二十四日,登陸日軍與英軍短兵相接,發生巷戰。二十五日聖誕節,英軍已無應戰能力,日軍從九龍以擴音器喊話威脅,如不投降即粉碎港島,傍晚,港督決定投降,下令守軍停火,派代表與日軍談判。晚上九時,楊慕琦乘小艇過海,親自前往九龍半島酒店向日軍司令酒井隆中將投降,束手成為俘虜。

日軍佔領港九後,這裡成為一塊治安敗壞,糧食不足,錢幣無用,流氓訛詐的歹土。我們一家困居在此,每天都為無米下炊發愁,而孩子們的胃口偏偏特別好。開年一月,香港紅十字會的胡敘五先生,囑人通知父親,說廿八日有一個「惠陽還鄉隊」出發,要父親準備。父親決定帶二舅和國際通訊社廚師馬師傅的侄兒馬子元同行。廿八日清晨,父親出發就道,行前與母親相約,倘若她能帶著孩子們回到國內,而自己也能脫險的話,在桂林相見。

「惠陽還鄉隊」總共三十六人,由蔣伯誠領隊,父親雖以椰油塗臉呈棕色,可一露面便被認出,害得隊友們提心吊膽。隊伍行到大埔,搭上一條漁船,連夜直放沙魚涌,然後登岸經葵浦、橫瀝、河源、龍口,到韶關,共走了十七天。父親從韶關發電報給桂林《掃蕩報》。第二天報紙發表父親安抵韶關的消息。這天正好是母親帶著我們一群孩子到達柳州的一天。

父親離港第二天(一月二十九日),友人高彤階來告,後天有艘疏散船「白銀丸」直開廣州灣,要我們速整行裝,他同我們一齊走。三十一日天未亮,母親便帶著我們到尖沙咀碼頭排隊搭船。「白銀丸」是艘五百噸的小船,諒必是日本內海的一艘渡輪,卻擠了上千人。白銀丸於十二時正啟錨,出鯉魚門,航向外海,二月一日下午約摸六時許駛抵廣州灣的西營海面,沒想到法國海關不准輪船進港,命令日本船長原船返回香港,法國警察將艙門封鎖而去。難民們心急如焚,日本船員也氣得跳腳。到了天黑,岸上的瓊崖同鄉,弄來兩條大木船,把乘客一個個從窗洞接出去跳上木船,木船黑夜靠一小碼頭,難民偷偷登岸,躲過了法國巡警。

我們到西營住進一家小旅館,勉強擠著打地舖,休息一夜。次晨去碼頭領了行李,僱車到赤坎,在亞洲飯店住了一星期,等候重慶的消息。重慶方面由杜月笙派幹員范瑞甫來和我們接洽,準備護送我們到桂林。他為我們辦好進入華界的通行證,告訴我們去廣西準備走的路線。二月九日,高彤階僱了幾乘轎子和幾名挑夫,結隊步行向鬱林出發。

十四日上午抵達鬱林,住進一間空蕩蕩的旅社,原來那天是陰曆年三十,員工都放假回家了。十六日乘長途木炭汽車,車行兩天,經貴縣、大塘,十八日中午抵柳州。我們在公共報欄上看到《掃蕩報》的新聞,知道父親已於十四日到達韶關,孩子們大喜若狂,母親也喜極而泣。范先生替我們買好火車票,任務完成告辭而去,我們當晚乘火車往桂林。第二天到桂林,住環湖旅社。二月二十日,父親自韶關乘湘桂鐵路火車抵達桂林,一家人重新團聚。父親隨即搭機回重慶,我們在桂林上了一學期的學,於暑期搭長途汽車到重慶。我先讀南岸兩湖儲材小學,次年考入沙坪壩南開中學。

連士升隱居越南

連士升一家住在港島。從十二月十一日到二十五日,港島居民生活在日軍從九龍轟過來的猛烈砲火之下。二十五日英軍投降,在日軍接管港島治安之前,全香港也跟九龍一樣變成無政府狀態,搶劫、掠奪、乃至自相殘殺的事件層出不窮。更加恐怖的是日軍登陸後,為報復部分英軍頑強抵抗而公開虐殺戰俘。

最慘無人道的,是駐守赤柱的英軍因與指揮部失去聯絡,對於香港英軍已於聖誕節傍晚正式投降一事毫無所悉,仍舊繼續向日軍開火至第二天中午。這一舉動觸怒了日軍,招來一場獸性殺戮。聖士提反書院裡,一百七十多名傷兵和手無寸鐵的被俘士兵,全部被害(包括十五名重傷兵員在床上被日兵用刺刀刺死),七、八名護士慘遭姦殺。

連家決定離開香港,早已辦好去越南的臨時通行證,聽到日本疏散船「白銀丸」從九龍開往廣州灣的消息,連忙設法為羅牧、戴淮清和自己三家買到十四張船票,一早便過海去九龍碼頭,可惜等船的隊伍實在太長,即使手中有票也無法輪到上船的機會。事後想想,如果知道連家也是那天趕來碼頭搭船的話,我們在前隊一定會設法讓他們來插隊(事實上我們已讓林一新插了隊)。我們並沒有事先買票,而是我們去得早,高彤階臨時在碼頭上跟掛著「維持會」臂章的本地人以八張票的錢買到六張票。「白銀丸」離港後,連家一行人搭上去澳門的「泉興丸」,從澳門到廣州灣,再轉往越南海防。

他們在廣州灣住的旅社,極可能就是我們住過的那家一進門便聞到鴉片味的「亞洲飯店」。這家旅店裡面龍蛇雜處,賭博、喝酒、抽大煙、狎妓,烏煙瘴氣。廣州灣是個腐敗的法國官員和華人私梟團伙組成的黑社會世界。

連士升帶著懷孕的太太,七歲的女兒和不足週歲的兒子,在廣州灣流落了兩星期,終於搭上了日夜盼望的「多寶」號貨輪,於三月十一日抵達海防,第二天坐火車到河內,轉往西貢,住入永安客棧。為躲避佔領越南的日軍耳目,幾天後遷到湄公河三角洲茶榮省,開始長達四年的隱居生活。

在茶榮,連士升經朋友介紹,當上一間華僑小學─福建學校的校長,暫時得以安定下來。在窮鄉僻壤,簡單拮侷的生活環境下,他並不氣餒,利用課餘時間完成翻譯克拉判的《現代法德經濟史》,接著又翻譯克拉判的一百五十萬字巨著《近代英國經濟史》,不過這本書只翻譯了大半,日本投降了,此後再也沒有機會完成。在越南的另一大收獲,便是二女兒仁思(一九四二)和三女兒藩思(一九四四)的出世。(9)

一九四五年戰事結束,連士升第一時間的決定就是回歸祖國。年底,隻身經高棉前往西貢,經馬德望、金邊到曼谷,然後乘軍用機到馬尼拉,於一九四六年二月抵達上海,逗留兩天之後搭機飛重慶。他回憶道:「二月十二日下午六時,我安抵重慶,投宿勝利大廈,第二天便搬到親友家裡去住。」(10)他在上清寺我們家借住,我們記得他白天外出訪友,晚上燈下寫作。

這年一月十六日,國民政府經濟部東北行營工礦處副處長張莘夫奉命帶領七名工程師赴中共佔領的撫順,交涉接收撫順煤礦事宜,在回瀋陽途中,於撫順以西的李二石寨車站,被搶運東北工業設施的蘇聯紅軍劫往南山槍殺,隨行七人同時遇難。蘇軍的暴行,立即激起了全國學生的憤慨,二月二十二日,重慶各校學生發起「二二二反蘇遊行」,沙坪壩各校隊伍一路高呼反暴行口號,中午到達重慶市區。經過上清寺時,我看見父母親、連士升等人在山坡欄杆後面觀看,並向遊行隊伍招手,心情激動不已。

兩個月後,連士升離開重慶去南京,在那兒當了半年公務員。由於嚴重通貨膨脹入不敷出,家眷尚滯留國外,又看到那些養尊處優的接受大員過著豪奢的生活,而一般公務員貧無立錐之地,甚感不平,乃決心離開。他說:「在當時的環境中,我知道自己如在南京住下去,不但債台高築,陷於無法自拔的地步,而且根本沒有辦法把家眷接回國。」於是「三十六着,走為上着。」(11)一九四七年一月,他到了新加坡。他原本只是想到馬來亞考察兩三個月再作打算,沒想到國內局勢丕變,根本無法回去安居,只好暫時留在新加坡。一九四八年九月,為新加坡《南洋商報》赴巴黎報導聯合國第三屆大會,順便在歐洲各國參訪。一九四九年受聘於《南洋商報》,舉家遷往新加坡定居

「京派」融入新馬

四十歲的連士升,於北方苦讀治學十年,南方顛沛隱居十年之後,終於在南洋覓得一處安身之所,開始了人生另一段充滿挑戰和豐收的輝煌歲月。

連士升在南洋的第一份工作,是《中興日報》特派員,任內曾受命回中國作採訪,在南京時,《中央日報》也聘他為特派員。一九四八年,他轉投新加坡《南洋商報》任記者,奉派赴歐洲採訪,工作期間寫了大量遊記,後來集結成《祖國紀行》、《歐洲紀行》之《塞納河兩岸》、《地中海之濱》、《大西洋一角》及《印度洋舟中》五部書,由《南洋商報》出版。

一九五二年連士升在新加坡 。

連士升初到新加坡馬來亞時,帶著中國北方學者特有的氣質,言談舉止顯得淵博自信。他那沉著、理性、超功利、些許學究氣、喜歡懷舊的文筆,一方面展現古典色彩,另一方面難掩鄉土傾向。他當年初到北平時有個感想:「坦白說一句,初到福州與初到北京時,我所得的印象剛好是兩樣。前者是跑進異鄉,後者宛若回到故鄉。」(12)浸潤京城十年的文化與鄉土養分,使得他不自覺地成為一名「十足的」北京人。

學生時代連士升所追隨的導師與崇拜的文人,多屬於五四時代的現代主義者。他們接受西方文化,但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他們生於列強欺凌中國的時代,因此關心政治、熱愛國家;他們對社會的不平現象深惡痛絕,因此堅持正義、嫉惡如仇。他們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覺,講究純藝術和純文學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大幅度認同西方現代人文精神的同時,不能也不願放棄眷戀民族歷史和文化的情懷。這也許就是「京派」文人的特質。

從連士升《回首四十年》書中的〈北京圖書館〉、〈北京的公園〉、〈北京的飯館〉幾篇描寫北平風貌的文章,可以窺見他的鄉土視角,嗅出他濃厚的「北京味」。他簡潔雋永的表達功力,得自深厚的國學基礎;他用筆條理分明,邏輯嚴謹,源自大學時代所受的史學訓練;他廣闊的國際視野,歸功於長期研究及翻譯外國經濟學名著所累積的學識。

像連士升那樣一個有獨立個性,有審美能力和批判目光的現代知識份子,一下子掉進一個自己不熟悉,文風迥異的南洋文化圈子裡,很難不被那些以本土派自居的華文作家視為異類,或「非本土」、「外來者」。他們對這位文章寫得好,外語能力強的中國式現代文人也充滿了好奇,尤其是他當上《南洋商報》主筆之後,許多人很想多知道一些這位名報人南來之前的資歷,譬如有沒有在國民黨的機構裡做過事,或者轉換工作的過程,等等。然而這些瑣碎的是非絲毫無損於他正直的人格。

一九五三年於新加坡。(左起)前排:蕭思、文思、仁思;中排:藩思、羅梅、亮思;後排:僑思、連士升。

南洋-或者更狹義地說馬來亞-的華文文藝界,在中國抗戰期間的三、四○年代,大體上是跟著中國的抗戰文藝走的。當時就有華文作家反對老是拿中國的題材做藍本的作法,倡議建立發掘本地題材,反映馬來亞社會的文藝體系,他們認為既然生長在馬來亞,就不能不認同馬來亞社會,那才是馬來亞華人的家,而不是中國。唯有這種新的思維,才能表現馬來亞文學的獨創性。

隨著對環境的適應,敏銳的觀察和圓潤的調節,連士升的著作開始默默地轉變。一九四九年定居新加坡以後,他曾寫道:「我認為南洋的文化應以當地文化為主體,加上中國、印度、回教文化的舊傳統,及歐美文化的新思潮,造成一種和諧的適合當地需要和趣味的文化,這樣才能生根,才能繁榮滋長,才能夠開花結果。」(13)他的大量的作品很自然地為新馬文化界接受。他於一九五零年被委為南洋學會理事,不過是來到南洋一兩年的事。這年的著作,多收入《南行集》和《閑人雜記》。么女蕭思於這年出世。

一九五二年,連士升受委為南洋大學及新加坡大學校董。一九五四年,出任南洋學會會長、新加坡劇場委員,發表〈當地文藝的特性〉、〈文藝應反映現實〉、〈中國戲劇在巴黎〉等有關戲劇的文章。一九五六年,被推選為新加坡寫作人協會發起人兼顧問,此時的連士升已經被公認為南洋文學界的領袖之一了。

一九五三年一月,陳六使在福建會館執監委聯席會議上提議創辦華文大學,號召華人社會以自己的人力物力,創辦一所自己的高等學府。他率先捐獻叻幣五百萬元,並承諾捐出座落於裕廊律,面積五百二十英畝的會館土地,作為建校之用,他的號召得到新馬僑社熱烈響應。二月,建校籌備會議召開第一次會議,定名大學為「南洋大學」,並推連士升出任南洋大學籌備委員會宣傳組主任。一九五四年,長女僑思高中畢業後赴中國大陸,進北京大學生物系深造。

一九五四年十月,林語堂率教授和管理人員共十一人,應南大籌委會之敦請來到新加坡,準備籌劃開辦南洋大學;一九五五年四月,因與創辦人陳六使理念不合而辭職離去。六月,大學先修班開始上課;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南洋大學正式開學,入學新生五百八十四名,分別就讀於文學、理學、商學三院,以華語為主要教學媒介。

一九六○年代的連士升夫婦。

一九五七年,連士升發表見證馬來亞獨立的文章,深為各界重視。一九五九年,新加坡成為自治邦,受命為政府公共委員會委員。

一九六一年初,馬來亞總理東姑拉曼倡議由馬來亞聯合邦、新加坡、沙巴、沙勞越、汶萊組成馬來西亞的構想。新加坡與馬來亞經過兩年多的談判,於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有條件地加入了馬來西亞。這年,連士升獲新加坡元首頒贈功勛章。

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李光耀通過廣播宣佈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建國。這年,連士升出版窮十五年心血的《甘地傳》、《尼赫魯傳》及《泰戈爾傳》三大著作,以及《海濱寄簡》八大冊:《物華集》、《天寶集》、《人傑集》、《地靈集》、《落霞集》、《孤騖集》、《秋水集》和《長天集》,這些著作可視為連士升送給共和國的一份大禮。一九六七年,再版《西方英雄譜》。(14)

這年二月十八日,父親由泰來哥陪同作環遊世界之旅,第一站香港,第二站經吉隆坡來怡保我們家小住及遊覽。三月二日,父親及泰來哥飛新加坡,南洋大學諸人及連士升、趙世洵等在機場相接。是晚應陳國礎、劉攻芸先生之宴於豐澤樓,席開四桌,老友相聚,備覺溫馨。父親與連士升夫婦自從民國三十四年重慶一別,悠忽二十二載,不勝今昔之感。泰來哥在日記中寫道:「連士升先生的太太是安南籍,香港陷落後,他們夫婦到安南,戰後又到新加坡定居。連先生是新加坡的大文豪,在政府裡地位也很高。父親和他多年不見,把晤甚歡。趙世洵是上海新聞報記者,與沈蘇儒同事,一九四九年經香港轉來新加坡。」(15)

一九六九年,連士升出任《南洋商報》總編輯。一九七一年,因病辭去所有職務。這年秋天,連士升夫婦來馬來西亞怡保看我們一家。連先生通過南洋商報怡保辦事處跟我連絡上,到怡保的當晚,我和內子劉德順在利口福飯館請吃廣東菜。原籍福州的連先生還是一口京片子,跟以前一樣健談,席間說了好幾個在北平上小館兒的笑話,這些笑話也是父親常說的。連先生問候我們的「叔叔」和「姆媽」,他知道我們姐弟從小就跟著堂兄鼎來這麼叫自己父親的。第二天我們陪他們逛「霹靂洞」及「南天洞」,中午吃了一餐齋菜,下午他們就回新加坡了。

一九七三年,連士升赴北京探望長年留在北京,在中國農業科學院工作的長女僑思,並拜會恩師顧剛先生。返回新加坡後不到兩週即感身體不適,於七月九日與世長辭,享年六十六歲。(16)

著作等身揚譽南洋

連士升的著作非常豐富,寫作範圍極為廣闊,他用筆溫和敦厚,感情豐富,喜歡意境美的描述,善於比喻而富啟發性。他雖被賦予「南洋魯迅」的美譽,其文字卻絕不似魯迅那麼尖刻與充滿憤怒。他筆耕不倦,在《南洋商報》、《南洋週刊》和《南洋學報上發表了大量政論、遊記、書評和論文,前後共出版二十三部書,包括三部傳記《甘地傳》、《尼赫魯傳》和《泰戈爾傳》,對南洋華文學界貢獻良多。在一九五零至一九七零年代,連士升不但是新馬文壇上聲譽卓著的文學家,也是著名的報人;他關心青年,循循善誘,激勵上進,對青年品性的陶冶,影響極為深遠,因此在南洋被尊為青年楷模。現在簡介他的著作如下:(17)

遊記:《祖國紀行》、《塞納河兩岸》、《地中海之濱》、《大西洋一角》、《印度洋舟中》。

散文:《南行集》、《名山勝水》、《春樹集》、《給新青年》、《閑人雜記》、《回首四十年》。

傳記:《泰戈爾傳》、《尼赫魯傳》、《甘地傳》、《西方英雄譜》。

信札:《海濱寄簡》之:(1)《物華集》、(2)《天寶集》、(3)《人傑集》、(4)《地靈集》、(5)《落霞集》、(6)《孤騖集》、(7)《秋水集》、(8)《長天集》。(18)

連士升《海濱寄簡》手稿。

連士升對兒女的命名,很有別具匠心之含義:

僑思:紀念春秋戰國時期的傑出政治家,鄭國宰相子產(西元?-前522),子產名僑,因係貴族,故被尊稱為公孫僑。

亮思:紀念諸葛亮(181234),孔明,三國時期蜀漢重要大臣,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事家。

仁思:紀念王守仁(14721528,號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書法家軍事家

藩思:紀念曾國藩( 1811 1872 ),湘軍創立者和統帥,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    晚清軍事家、理學家、政治家、書法家,文學家。

文思:紀念孫文(18661925),即孫中山,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革命家、中國國民黨總理、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國父

蕭思:紀念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愛爾蘭劇作家1925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音樂劇《窈窕淑女》(My Fair Lady)即根據其喜劇作品《賣花女》(Pygmalion)改編。

獅城聚會 溫馨話舊

二○○八年十月廿六日,我的網站留言欄上出現一則留言:

琤穸@兄:我們是連士升先生的子女,正在整理和重新出版先父的遺作。您是否方便給我們一個地址和電郵址,我們可以寄一些資料給您。敬祝安泰連僑思

我立刻回覆(當時尚不知連僑思是連士升先生的大女兒):

僑思先生:您好!很高興看到您的留言。連士升先生與先父是極好的朋友,早年在北平(連先生在燕京)就結識,並同在「食貨」雜誌上發表文章。194041年代在香港同辦「國際通訊」,後來他去重慶,曾在我們家(上清寺)住過一陣。我最後見到他是60年代在馬來西亞怡保,他是特別從新加坡來看我們一家的。望多聯繫。陶琤2009.10.26

十一月十六日,收到連亮思的電郵:

琤穸@兄:您好!我是連士升先生的兒子連亮思,在去年我們籌辦「連士升百年誕辰紀念研討會」收集資料時,在網上發現您談關於他和您家交情的文章。當時曾想請您來參加紀念會,時間倉促也找不著您的地址。今年找到您的留言簿,馬上聯繫上了,十分高興。

先父已于1973年逝世,母親八十多高齡,她還記得陶希聖先生。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1941年生於香港,在新加坡大學畢業後,一直從事婦產醫生工作。大姐僑思,北京大學生物學系畢業後,在中國農業科學院工作多年,之後移居香港,在香港大學工作到2006年才退休到新加坡照顧外孫。二妹仁思,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畢業後,在英國教鋼琴。三妹藩思,澳洲學完會計後,回新加坡從事會計師和保險工作。五妹文思,新加坡大學化學系畢業後,在雀巢食品公司的研究發展部門工作,今年剛退休,開始學中醫。六妹蕭思,在惠普公司工作多年,兩年前已退休,現在中國做企業顧問。

我們六個兄弟姐妹都不是學文的,除了大姐之外,工作環境都是用英文。我們中文還好,上臺能講,執筆能寫,這得感謝先父對我們的要求和給我們打下的基礎。

先父過早地去世,我們做子女的有義務幫他整理和出版他的遺著,去年在紀念會上發佈了他的《海濱寄簡》第八集〈長天集〉,今年發佈了他的《給新青年》精簡版。還有「連士升青少年文學基金」等活動,請看我們附有資料寄給您。

下一步,我們還想收集和整理他在國內的文稿,您可能給我們一些幫助嗎?順祝闔家安康!連亮思 2008年11月16日

十一月二十日,連僑思來信:

琤穸@兄:我已於1119日把幾本書掛號寄上,這都是去年和今年出版的。文思和亮思在整理先父著作多年來做了許多工作,我這兩年在新加坡常住,也協助做了一些事。 

我們兄弟姐妹和母親每星期天都會在文思家婸E會,因最近大家輪流放假,可能到11月中旬,我才會和亮思會面。亮思有把您和他通的電郵轉寄給我們。很高興明年有機會幸會。問候嫂夫人 順祝安康 僑思2008.11.20

我立即覆信:

僑思大姐:謝謝寄來書籍,收到後會向您報告。

我們兩家的上一代關係非常密切。早年在北平,我父親在燕京兼課,令尊經常為《食貨》雜誌寫稿,二人亦師亦友,感情甚好。1939年父親在上海處境危險,母親想要找人商量的第一人就是令尊,他建議母親帶全家去上海伺機營救,母親乃命我們休學,很快就帶我們姐弟五人去了上海,令尊親自送我們上船。次年15日,父親脫險回到香港,10天後母親帶兩幼弟回港,同月22日,我姐姐、大哥和我三人為杜月笙的弟子萬墨林營救出險,也回到香港,船到碼頭,令尊來接,歡欣緊緊擁抱我們三人。我們在香港一直住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港九淪陷後才回內地。那段期間,令尊為《國際通訊》撰寫文章。抗戰勝利第二年,令尊來重慶,曾在上清寺我們家住過一個短時期。這些往事,如今回想起來歷歷在目。琤 2008.11.20

十一月十六日收到寄來的書籍,立即回覆:

亮思兄:您好!今天收到快遞送來一大包書籍檔,內容豐富,非常有紀念價值。謝謝!

我們將仔細研讀這些文選。令尊大人文采飛揚,是大文學家,素有「南洋魯迅」之美譽,是當年青年學子的導師與楷模。再謝謝,並請代向姐妹們問好!陶琤 2008.11.26

二○○九年八月卅一日,收到電子邀請信:

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誠邀出席《回首四十年》典藏版,《少年美文》精選版新書發佈。連士升杯青少年美文頒獎禮,余光中教授專題演講:華文與英文,文筆與譯筆。

主賓:教育部兼國家發展部高級政務部長傅海燕女士

日期:200995日(星期六)時間:1400-1700 地點:義安理工學院大禮堂

我當即回覆:

僑思姐,亮思兄:承邀參加95日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舉辦千人大會,非常榮幸及興奮,可惜我們都無法出席,原因是我近數月來飽受腎結石疼痛的困擾,醫生正在為我聯繫醫院,安排入院治療,可能採用雷射擊碎的手術。在入院之前,我還得去一趟溫哥華探望87高齡的泰來大哥,自從大嫂去世後,大哥一人生活諸多不便,故決定近期搬回臺灣長住。因此,我們原定今秋赴香港、新加坡的計畫,不得不予以推遲。我們謹在此誠懇遙祝大會成功,並祝伯母健康長壽,各位兄弟姐妹安康!琤矷B德順敬覆 2009.8.31

新書發佈會圓滿結束,僑思來信:

琤穸S  德順嫂:您們好!

見電郵得知琤穸S最近準備送泰來大哥去臺灣常住,以及等候做雷射擊碎手術,今年不能來星。我把情況告訴媽媽和家人,大家都認為,人到了一定年齡,健康要擺在第一位,希望你特別保重。亮思說,雷射手術治療腎結石是很有效的,相信你一定能很快治癒,康復。9月5日的千人大會很成功,不久我們會把資料寄給你。媽媽謝謝你的問候!媽媽和我們兄弟姐妹都向泰來大哥,向你們全家問好!順祝  健康 僑思敬上 2009919

九月廿九日手術完畢復原後,我們決定去新加坡:

僑思姐、亮思兄:特向你們報告:我已於929日入院做完超音波擊碎腎結石的手術(Lithotripsy),在醫院停留5小時,當天出院,現在已經完全恢復正常。

我們沒忘記今年要來新加坡的初衷,現在決定112日啟程,4日淩晨1時抵達新加坡,16日回美。在獅城逗留的十幾天中,我們最想要做的事,就是拜訪你們全家,相聚暢談。我們將入住York Hotel4日上午休息,下午會打電話給亮思兄,希望能安排見面時間。週末除星期天上午兒子帶我們上教堂之外,都有空。非常期待我們的聚會。順祝闔家順吉,並候 伯母安康!琤矷B德順同上 2009.10.17

亮思回信:

琤矷B德順:你們好!接到來郵。歡迎你們來新加坡。York Hotel就在我的診所Elizabeth Hospital附近。4日晚,為你洗塵。我們會在7點半左右接你。祝安康 連亮思

僑思來信:

琤穸S 德順嫂:我把你們即將來星的消息告訴母親和家人。大家都很高興,盼望和你們見面。4日晚亮思為你們洗塵,我們在新加坡的姐妹都會出席,歡迎你們。順祝 旅途愉快 僑思上 2009.10.18

我們十一月四日凌晨抵達新加坡,當晚七時半,亮思、文思和她的先生高華岳來旅館大廳相見,接我們去美國俱樂部晚宴。我見到連夫人,第一句話「羅小姐」脫口而出,老人家大為驚喜說:「好幾十年都沒有人這樣叫我了!」我坐在連夫人和僑思姐中間,文思夫婦坐僑思右首,德順坐在連夫人和亮思中間。我們親如家人,話語不斷。連家兄妹最感興趣的話題當然是他們父親和我們父親當年的關係,以及互動細節,我就我的記憶和所知,儘量不厭其詳地報告。文思感慨地說:「我們真沒想到在世界的另外一角,還有人知道父親比我們還多!」

二○○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於新加坡。(左起)前排:陶琤矷B夫人、劉德順;後排:連僑思、高華岳、文思、陶德興、葉若詩、蕭思、亮思。

連家長女僑思於一九五四年赴北京留學,至一九七九年才離開大陸,這三十多年間自然經過了各種動亂與衝擊。她這晚帶來一份從網上下載我八年前寫的一篇〈陳六使與南洋大學〉的打印本。她說,她是從這篇文章發現我提到她父親,從而搜尋到聯絡我的資訊

連家獨子亮思是新加坡婦產科名醫,他著作甚豐,除了大量醫學專業文章和書之外,早年曾翻譯過哲學家羅素書《人類有前途嗎?》,一九七七年出版名噪一時的《六城記》,其思維與文筆頗有乃父之風。

連家五女兒文思是新加坡大學化學博士,曾在雀巢食品公司研發部工作多年,退休後專心研究中醫。她愛好中英文古典文學,曾英譯唐詩宋詞兩書。她這晚送我們兩盒雀巢研發成功的濃縮中藥湯料。

還有兩位女兒在國外。她們是在英國教鋼琴的老三仁思,和已退休正在努力攻讀中文的老四藩思。

十二日,我們在香格里拉酒店的「香宮」再聚會一次,這晚多了一位貴客:原定昨晚出國特別推遲一天的連家小女兒蕭思。連蕭思退休前任惠普公司亞太服務集團高級副總裁多年,手下員工八千多人,曾名列《財富》雜誌「美國以外最具權力的五十名工商界女強人」評比的前十名。

賓客坐定後,連夫人說:「上次聽你講故事,大家意猶未盡,今晚還要繼續聽你講。」今晚我講得較多的是一九四一年底日軍攻打港九,港九淪陷,及逃回內地的經過。連夫人講他們在越南躲避日軍險被抓捕的故事。在新加坡工作多年的兒子陶德興夫婦在席間聽得津津有味,雖然那些故事發生的年代,對他們來說已經是太久太遠。

由於蕭思要趕夜機飛上海,我們談到九時半,只好互道珍重依依惜別。連、陶兩家上一代的情誼,在七十多年後的今天,由兩家第二代在南洋重譜新章;一些記憶中的比較模糊的地帶或失落的環節,在相互回憶激盪之下,得以重新填補銜接,這是多麼令人興奮和萬分珍惜的機緣!臨別時連媽媽抓著德順和我的手說:「明年一月三十日是我八十八歲生日,你們一定要來哦!一生只有一次喔!」是的,一生只有一次,我們怎能不再回新加坡,為老人家(不,羅小姐)的米壽盛慶,彩衣上壽呢?【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於舊金山】

天賜純嘏 如南山壽

二○一○年一月三十日下午七時,連夫人的壽宴如期在新加坡四季酒店舉行。壽宴的邀請、策劃與進行,均由連家小女兒蕭思一手操辦,參宴賓客二百餘人,均為連家的至親好友。宴會濟濟一堂,壽星笑口常開,會場充滿歡欣氣氛。我們在席間認識了連媽媽的弟弟、自唐山遠道而來的羅履常夫婦,連媽媽的哥哥羅牧的兒子羅安,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院長許福吉博士……等人,也見到從英國回來祝壽的連家二小姐仁思。主辦者安排了許多餘興節目,最精彩的是The Singing Doctors(醫生歌唱隊),七八名新加坡名醫輪流表演獨唱合唱,一曲四十年代的獨唱老歌「教我如何不想她」,唱得盪氣迴腸,原來外表嚴肅的醫生們也有活潑調皮的一面。

二○一○年一月三十日於新加坡四季酒店慶祝連士升夫人羅梅女士八八米壽全家合影。

連家長子亮思要我上臺講幾句話,我把連陶兩家自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的友誼作一簡單介紹,接著把一九四○年在香港,三十三歲的連士升與年輕漂亮的羅梅在告羅士打酒店舉行婚禮的盛況描述一番,並以減一九四得七十,八十八減七十得十八,算出羅小姐那時只有十八歲,祝願八十八歲的連媽媽永遠年輕,永遠健康,博得滿堂歡笑鼓掌。

連夫人在席間笑說,結婚之前連先生常帶她去告羅士打酒店喝咖啡,她緊張得要命,生怕被同學看到。又說:她管教孩子很嚴,犯錯就打,先生見孩子挨打心疼,打完後就偷偷帶孩子出去吃冰淇淋,難怪孩子們都不怕爸爸。

壽宴圓滿結束後第三天,連家在良木園酒店的岷江川菜館再宴請我們一次,除了原班人馬之外,還有羅履常、寇羡全夫婦,和勤研中國文學,去年十一月因為準備考試沒能參加聚會的三小姐藩思。

在新加坡逗留期間,熱心的許福吉博士親自駕車,邀請「怡和軒」副主席、新馬詩人王如明先生同行,陪我參觀「孔子學院」及「陳嘉庚基金會先賢館」,許院長并送我一本他主編的《都市文學與社會變遷》。全世界各地共有孔子學院三百餘間,新加坡孔子學院在南洋理工大學(陳六使創辦的南洋大學之前身)、中國國家漢語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中國國家漢辦」)及山東大學國際教育學院的支持下,創立於二○○五年。學院設立了「南大孔子學院基金」及「連士升青少年文學基金」,通過這兩個基金,至今已經主辦了兩百多項語言文化活動,及陸續邀請世界各地著名專家學者前來作學術交流。學院會客廳一端矗立著孔子塑像,另一端是連士升先生的半身塑像,和著作展示櫃。教學區設有電化教室、工作室、圖書室、交誼室……等現代化設備。「連士升青少年文學基金」成立於二○○七年九月十五日連士升百年誕辰紀念日,基金會每年撥出一定的款項,作為鼓勵全球青少年從事文學創作,促進中外文學交流,和主辦青少年美文大賽及推廣青少年文學創作之用。許院長說,學院有一項不成文規定,即不論何人,一進門就要說華語(國語)。個人覺得,新加坡的青少年已能普遍掌握流利英語,但對自己的文化傳承似乎欠缺較深認識,青少年文學基金在提升民族文化自覺方面,必能收潛移默化之效

歷史悠久、抗戰期間出錢出力號召華僑救國抵禦外侮的新加坡怡和軒,於二○○九年十一月九日慶祝成立一百一十三周年及會所重建落成典禮的同時,為陳嘉庚基金會所設立的先賢館主持開幕儀式。先賢館設立在怡和軒大樓之內,展示陳嘉庚和新加坡其他華人先賢如陳六使、李光前、林義順等人的歷史事蹟。我們由先賢館副館長韓山元、助理館長鄒璐引導參觀及解說,陳嘉庚是怡和軒第二及第四任總理(一九二三∼一九三○;一九三五∼一九四七),曾在怡和軒生活了三十多年,他生前的許多重大決定與事蹟,都發生在怡和軒;陳六使任第五任總理(一九四八∼一九六三),同時擔任新加坡福建會館主席及中華總商會會長,在此期間所作的重大決定,如維護語言權、爭取公民權、發動創立南洋大學等,也都曾在這裡討論和作出決定。怡和軒主席林清如先生特別趕來,在三樓交誼廳會見我們。林清如的令兄,是一九五○年代與李光耀一同為人民行動黨爭取政權的左派運動領袖,李光耀成功當上總理後,黨內發生鬥爭,林清祥脫黨另組社會主義陣線(社陣),一九六三年被捕下獄,一九六九年獲釋被驅逐流放倫敦,十年後回新加坡宣佈脫離政治,一九九五年逝世。這是題外之話,林清如未置一辭。

良木園岷江飯店再相聚。(左起)前排:羅履常、寇羨全、連夫人、劉德順;後排:高華岳、連亮思、陶琤矷B僑思、藩思、文思。

王如明是南洋大學第一屆畢業生,現任南大畢業生協會祕書,他送我他編撰的《呵 這五十年──南洋大學創辦五十周年紀念》,及《陳六使百年紀念文集》兩本厚書。我們談到南洋大學從蓽路藍縷到發揚光大,中途遭受干擾導致名存實亡的二十五年興衰史,不禁感慨系之。他問我,如果今天南大還在,該是怎樣的情況?我說,看看香港中文大學,從一九四九年的只有幾間教室、兩三位教師(錢穆、唐君穀、張丕介等學者)的新亞書院,在香港英政府的支持下,發展成今天位列世界前百名,亞洲評比第二的世界級學府,可以想像如南大當年得到新加坡政府的支持,以它廣闊校園及華人資源的優勢,則其今日的規模與地位,絕不可等閑視之。

我對陳六使的事蹟,以及抗戰期間三千一百九十三名參加滇緬公路運輸綫的南僑機工悲壯史特別感興趣。陳六使是我早年(一九六三∼一九七七)在馬來西亞怡保服務的大石水泥公司的董事長,他當年登高一呼成功創辦南洋大學的壯舉贏得新馬僑胞的擁戴,後來他因選舉傾向被新加坡政府吊消公民權,一九八○年,南大改名換姓,失去華文教學的傳統。

一九三八年底,日寇封鎖我海上交通,滇緬公路成為中國唯一陸上運輸通道,次年二月,國府請求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代為召募卡車駕駛和維修人員回國援助,三千多名馬來亞及新加坡青年立時響應,組成十五批隊伍陸續出發經海路赴昆明,新加坡的九批機工約二千人於怡和軒集合出發。滇緬公路全長一千一百餘公里,機工們冒著日機轟炸,日夜不停地馳騁於崎嶇艱險的公路上,三年內總共搶運了四十五萬噸以上的軍用物資到西南大後方,一千多名機工因被炸、疾病、車禍而為祖國犧牲。抗戰勝利後,九百多名機工分批返回新馬,另約八百多人決定在國內定居,不幸,這批留下來的愛國僑胞在文化大革命時竟遭到無情的批鬥迫害,被扣上「蔣幫特務」、「國民黨殘渣餘孽」的帽子,打成了「叛徒、走狗」。

去年是南僑機工回國抗敵七十周年,新馬、昆明、海南各地均有紀念儀式,活下來的機工均已年逾九十,雖然官方改變立場頌讚他們的功勳,然冤屈而死的他們已無從得到任何心靈撫慰。我在怡保工作的十四年間,與南僑老機工們組織的公益團體「華工服務社」的一些朋友頗有來往,聽到許多關於他們的英勇故事。

新加坡匆匆此行,既享受連士升夫人米壽歡慶之喜,又有幸見識到發揚中華文化的孔子學院,致力公益與社團和諧的怡和軒,以及緬懷華人領袖澤被全僑的先賢館,可謂滿載而歸。這些可敬的民間組織各負使命默默耕耘,發光發熱,照亮了南洋的華人社會,溫暖了南洋華人的心。二○一○年二月七日補記於新加坡

注釋


[1]    《食貨》半月刊合訂本,上海書店影印裝訂出版,共五大冊(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2]    何玆全〈悼念我師陶希聖先生〉,《傳記文學》第五十三卷第二期(臺北一九八四)。

[3]    同上。

[4]   連士升〈北京圖書館〉《回首四十年》典藏版〈北京圖書館〉,連士升青少年文學基金會叢書,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出版(新加坡二○○九)。按:這間圖書館的前身是「國立京師圖書館」,一九二八年改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一九五○年改名為「國立北京圖書館」。

[5]    桑巴德(德):Werner Sombat;克拉判(英):John Harold Claphan;西摩勒爾(德):Gustav von Schmoller;約克曼(英):William T. Jackman;斯密亞丹(英):Adam Smith;費(英):C.R. Fay;衛布思夫婦(英):Sidney and Beatrice Webb;格拉斯(美):N.S.B. Gras

[6]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三卷,朝雲新聞社1975版,黃美真、張雲編《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一九八四)。

[7]    參閱陶琤矷m「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二○○三);陶琤苃項龤m深入虎穴-高宗武回憶錄》,《傳記文學》第九十八卷第五期起連載八期(臺北二○○六/二○○七)。

[8] 從一九三九年六月五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廿一日,陶希聖從香港給何玆全寫過二十七封信。見陶琤矷m「高陶事件」始末》附錄:〈陶希聖致何玆全書信集〉。

[9]    參閱連士升《回首四十年》典藏版〈越南的隱居〉。

[10] 連士升《回首四十年》典藏版〈多難的越南〉,頁178

[11] 連士升《回首四十年》典藏版〈又要逃難了〉,頁195

[12] 連士升《回首四十年》典藏版〈談科學救國〉,頁54

[13] 高凡《連士升傳•文學述評》第三章〈連士升文學在新馬社會的可行性〉,頁103。玲子傳媒私人有限公司(新加坡二○○七)。

[14] 參照高凡《連士升傳•文學述評》附錄〈連士升資歷年鑑〉,頁200212

[15] 陶泰來《陶希聖年譜》(未刊稿)。沈蘇儒是陶希聖的女婿,他和陶琴薰於一九四六年在上海結婚,原任上海《新聞報》記者,大陸變色後在北京外文局工作,琴薰於一九七八年病逝,蘇儒於今年六月病逝。

[16] 參閱高凡《連士升傳•文學述評》〈第五次訪談內容整理〉,頁194195

[17] 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連士升百年誕辰紀念》〈連士升創作一覽表〉(新加坡二○○七

[18] 《海濱寄簡》八集的書名,出自唐王勃《滕王閣序》句:「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及「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見許福吉〈長河落日圓〉,《海濱寄簡》第八集《長天集》〈序〉,玲子傳媒私人有限公司(新加坡二○○七)。

【原載《傳記文學》第96卷第4期總號第575201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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