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大師兄何茲全先生

陶琤

民國二十年初夏,正在南京中央大學教書的父親,接到北平師範大學的電報和北京大學法學院的信,聘他任教。父親非常欣喜回到上海与母亲商量,決定接受母校北大的聘書,同時回覆師大,如時間許可,願來校兼課。八月,父親動身去北平。十一月,母親帶著我們四個孩子乘船北上,父親來天津接,在北平西單牌樓學院胡同住下。那時我還不到一歲,學院胡同的住家,記憶中全無印象,後來知道是個小院落,跟一位夏姓師長租下合住,環境既雜且擠,生活並不十分寬裕。

伉儷情深的何茲全、郭良玉(1999420日)

父親于北大政治系課程之外,每週可在外兼課四小時,乃分配二小時在師大與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二小時在清華大學與燕京大學,輪流授課。我們在學院胡同住了兩年多,一九三三年因长城戰事平津不靖,父親一度把我們搬到太原住了大半年。次年回到北平不久,便搬到西城二龍路三十三號。這所房子比較寬敞,有大院子,可是地點不好,天黑叫洋車回家,車夫說那地帶有個從前犯人砍頭的「二龍坑」,晚上出現無頭鬼,不拉。一九三六年四月,遷居西直門北溝沿大乘巷一號。這是個四合院,乃前清的一個公府,前後三進,前院客廳,正院廂房,後院一排五間,上房有玻璃廊子,很是氣派。

二龍路時期,父親在辦《食貨》半月刊及寫中國政治思想史,父親幾位比較親近的學生,常來家中讀書、寫作或談話。搬到大乘巷後,父親有間大書房,書架上藏書甚多,學生們往往流連忘返。如是週末,父親常帶他們,叫上哥姐和我,去「代乳公司」吃三明治(「代乳者」豆汁是也)。這些學生研究中國社會史或經濟史,為《食貨》寫稿,他們包括何茲全、鞠清遠、武仙卿、曾謇、沈巨塵、薩師炯等人。燕京大學的連士升也常來討論西洋經濟史,後來成為父親器重的《食貨》長期撰稿人(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共寫十一篇,包括連載九期的成名作〈工業發達史〉)。何茲全嘗說這些學生是「陶先生的親兵」。

何玆全初次投稿《食貨》時,尚是大四學生。他曾回憶說:「我寫了《魏晉莊園制的雛形》寄他,刊在創刊號裡。從此,我就常在《食貨》上寫文章(文化大革命時期,我成為留在大陸上的『食貨派的殘渣餘孽』)。也從此,我和陶先生開始有了個人間的接觸。他住在二龍路,我常去他家。現在記得院子裡常有兩個四、五歲或五、六歲的小孩在玩,不知其中有沒有一個是現在宋史專家陶晉生師弟。」

一九三五年暑假,何茲全北大畢業,去日本深造。父親寫信推薦他進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一年後回北京,進《教育短波》社任編輯。

七七事變爆發,我們全家逃出北平,先到武漢,再去重慶成都居住。何茲全隨《教育短波》到南京,後來輾轉到重慶,加入周佛海和父親同辦的藝文研究會。一九三八年底,父親隨汪精衛從昆明去了河內,不久轉往香港,一九四九年八月去到上海,四個月後與高宗武潛回香港。這段時間,何茲全留在沙坪壩中央大學作史學研究工作。父親回香港後,重慶資助他編辦《國際通訊》週刊,父親聘何茲全為駐重慶編輯,這期間兩人通信頻繁。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港九陷日,次年全家回到重慶,父親與何茲全過往甚密,是師生二人交情最好的一段時期。

我正式跟何茲全先生通信,後來在北京見面,是六十多年以後的一九九八年。那時我正在寫「高陶事件」,晉生四弟轉來何先生寄給他的一大扎信件——父親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寫給何玆全的二十七封信的複印本。這批信的原件,曾經兩次橫渡臺灣海峽,居然得以保存,不能不說是個奇跡。原來,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何茲全,一九四七年拿到獎學金赴美留學,行前把這批信件收進一個書箱,存放在史語所。一九四九年,這個書箱隨著中央研究院遷到了臺北,在儲藏室婼鬗F四十一年,才由高去尋所長找出寄回北京,於一九八八年六月物歸原主。何茲全記道:「信到北京之日,傳來聖師在臺北逝世的噩耗。」不禁黯然。是年底,何茲全把信件影印一套,寄給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的晉生。晉生於一九九九年初把全件轉寄給了我。這二十七封信,最能看出父親當年心情的,是一九三九年六月五日,父親八月去上海之前在香港寫的第一封,以及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七日,父親脫離上海回到香港後的第二封。其後,父親持續給何茲全寫信,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的最後一封為止。

1999420日攝於北師大紅二樓5號門前:(左起)何茲全、劉德順、郭良玉、陶琤矷C

這批信件,是父親與何茲全之間師生情誼的紀念。一九四二年父親回到重慶後,在委員長侍從室工作,何茲全常去辦公室看老師及談論事情。在一次談話中,何茲全問父親,有人說蔣汪是唱雙簧,是否如此。父親說,不是。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發覺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發覺是毒酒,索性喝下去。」

父親歷經大難回歸抗戰陣營,又在蔣委員長的核心機構任職,自然必須謹言慎行,朋輩交往也力求單純。因此對何茲全的串門子,多少有些顧忌。何不免誤會老師故意冷淡他,痛苦之下,把老師給他的二十七封信一封封整理出來,按時間順序一頁頁貼在本子上,還寫了一篇《後記》,作為師生情誼的紀念。容我把《後記》抄錄如下:

後記

這些所貼集的是自二十八年春聖師離渝,到三十年十二月八日香港被圍擊淪陷前,聖師和我的通訊。香港淪陷後,住在香港的,當以聖師為最危險。飛機一批一批的載回來,有的說聖師已歸來,有的則說未有,傳說紛紛,莫得真象。時我正鄉居,不能時來城探聽。飛機已不能再通了,我從忠黻師的信中,知道聖師確未出來。此後聖師的傳說漸多。我曾誠心敬意,為聖師祈禱。我本不迷信,但確誠心敬意的為吾師卜課。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飯後,同院蔣汝銘先生從審計部回來。他參加同事的婚禮,席間有重慶來客,說,陶希聖先生已自殺了,並且說消息是從于院長處得到。聖師自殺最有可能,何況消息又是從于院長處來的呢。我當時說不出的難受。當時我退到我的屋堙A靜靜坐下寫了下面幾句話:

我現在說不出的悲傷,聖師這樣一個好人,年來經過這些挫折,竟得這樣一個下場。我要把三年來,聖師給我的信整理出來付印,作為我對聖師的一點紀念。」

這些信就是我那日晚上整理排次的。我把這些信一封一封的詳讀了一遍,我當時是一面讀,一面落淚。懷念吾師,懷念吾師不應有這樣的下場。

吉人自有天相,善良的人終有善報。不久以後,我便得到確實消息,知道聖師已經脫險繞道粵東,正在來渝的途中了。不久,聖師抵渝,招我進城,數年相別,一朝團聚,那一天的愉快,真是難以形容。

時間真快,聖師抵渝又是整整的一年了。今日警報,我收拾衣物。在箱子堥出聖師在港所寫給我的這一束信,我決定把它貼成一個卷帖,以便易於保存。

在這一束通訊中,我向聖師提出過許多要求。現在再來溫讀聖師的指教,回想我當年的愚騃,真是慚愧到汗顏,覺得無地自容。舊劇打漁殺家中,蕭恩帶著女兒過江與人拚命,臨行時,他的女兒竟囉嗦著問東西如何放,門怎樣鎖,很掛念著家會被人偷。蕭恩哭笑不得中,說了一句:「不明白的冤家。」我現在情況雖異,但在聖師處境萬分困難中,我竟一切不管,常是一篇大論的與他討論這計畫那計畫,這應該辦那應該作的囉嗦不休,現在想來真是羞愧死。

聖師住城,我住鄉,會晤不便,有事仍多信傳。據說去年夏間,因我寫信不慎,幾累師有生命之危險。雖然直至今日我尚不知我究竟說了如何獲罪的話,但此卻在我與聖師之間劃下了一條鴻溝。以前我在師處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且談話中我從來不想他疲乏了吧?他有事吧?他討厭了吧?這些問題。但現在一切變了,我與聖師之間已隔了很遠。現在住的是近了但我卻不敢去看他,而且去看,也總不敢久坐。

年來我的生活極為狼狽。我這幾年沒有讀了書,幾年來我吃的是過去積下的餘糧。到去年我的餘糧已快吃完了,但到去年的年終,我才嚴肅的意識到危急,而急求振作自拔。新的振作努力,大約須待今年秋冬始能表現。我的狼狽還有幾個月,才能好轉。但我現在的心情已轉向愉快,我深切的瞭解,只要我努力,我的前途還是光明的,愉快的。而且我還感謝我遭打擊之早。我過去的生活患在不切實,這一年來的打擊,使我切實很多,也提起我再幹,再奮鬥的精神。假使仍走順境,再昏沉下去幾年再遭打擊,我將怕是欲自振而不能了。

聖師是一個好人,而我個人也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在道德人格上我實無一點缺憾。我相信聖師對我的誤會,將來終有一日會煥然冰釋。我懷念過去我師生間的深情厚誼,我心婺U分痛苦於現在的誤會。

何茲全民國卅二年二月廿三日晚十二時

何玆全《前言》(1943223日)(即本文的《後記》) 。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八日,我給何茲全去信,向他報告我正在寫「高陶事件」,同時央請他便中作序,並徵求他的同意,把二十七封信收入書中。何茲全很快就回信:

琤肸v弟大鑒:

來信和材料收到。錯字改了,還有漏掉的字,也補上。因為材料是《傳記文學社》寄來的,仍寄回該社了。

大作「汪日密約與高陶事件」能補充材料,作成專書,那太好了。這是希聖師一生的心病。我們,尤其是諸位師弟,有責任把它說清楚,使天下人,後世人能知希聖師在這件事上的「行」與「心」。這是個悲劇,中國知識份子自古多悲劇。而尤悲者,在知識份子悲劇的後面有民族的大悲劇!愚兄不才,一生亦是一悲劇,故于知識份子的悲劇特有深痛之感。

我一定為此書作序,但不知何日就要。眼下我正為北師大老友白壽彝教授九十大壽寫一篇文章,三、五天即可交卷。交卷後我就為此書寫序,想不致誤版期。

另有二事為諸師弟建言。嚴復先生的孫女嚴倚雲教授(我的北大同學),去世前捐四十七萬美元作為她祖父的助學基金,設在華盛頓大學(西雅圖)以獎掖對東西方文化交流有貢獻之中外學者。我不知諸學弟之財力如何,意願如何,不妨在這方面考慮考慮,將來兩岸和平統一後,在北大設點,為發揚聖師學術作點貢獻。此其一。

其二。比較易作。為聖師出「學術論著全集」。我想這是你們應該作可以作的。學術全集,靠大家群策群力,其中尤靠諸位師弟。如出此學術全集,我可寫一篇對聖師學術造詣和貢獻、和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作一全面估價和評論。還可以約請到後期和老師有學術關係的余英時、許倬雲、杜正勝、黃寬重諸教授大家各寫一篇,全作「代序」的形式刊在書前。(我想這樣作對書的流傳有好處。)

汪日密約與高陶事件」用我的寫在聖師二十七封信的「前言」,當然很好。但對「前言」的「來壟」應有說明。月前《傳記文學社》劉紹唐兄來信曾有「高陶事件」出版時可以聖師之信件作為附錄。當時我正在考慮寫一「我和陶希聖」的小書。寫,主要寫我和陶師的學術關係,對二十七封信也想作些注釋一塊出版。現在我想:如你能用二十七封信作附錄也好。我將再寫一篇前言,而把幾十年前寫的「前言」,移作後記。這樣我的老「前言」也就不是無源之水了。如何作,全由老弟考慮。

琴薰師妹早逝,定與文化大革命有關,思之愴然!餘再敘,專此順頌

暑安

愚兄何茲全上一九九八..

經過三個月的辨認、打字、校對、注釋,以及與何先生書信往還、電話討論,這批信件終於全部整理完畢。何先生以八七高齡,不辭勞苦逐字校對、加注,這部書信集終於完成。何茲全在書信之前,加寫了一篇《前言》,也抄錄如下:

前言

這堜狾洩澈H,除第一封是寫於一九三九年六月五日陶師在香港去上海之前,其餘都是他從上海回香港之後寫的,時間是在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七日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間,香港淪入日本軍之前。

香港淪陷後,陶師處境最為危險。我在痛苦中把這些信集貼成冊。後來又為集貼成冊的信寫了一段話,這就是後面的《後記》。

信的內容,以談國際形勢和國際問題的為多。當時他正在香港出刊《國際問題通訊》,由我在重慶給他搜集國內各大報紙上發表的有關國際形勢和國際問題的文章寄他參考,我給他的信也以談這方面的為多。信堣]談些如何在內地辦刊物的問題,以及私人間一些私事。我最自愧的是,在這時我還常以個人生活問題打擾他。自然,他走後,我生活極度困難。他回香港了,我也只有依靠他。

這一時期,是陶師和我師生間關係最親的時期,一因隨他去上海的學生鞠清遠、武仙卿、沈巨塵都沒有隨他回香港,回來的曾資生又回湖南老家去了,陶師思想上正是極孤苦的時期;二因我給他寫信說主和不能離重慶幾百萬大軍,否則只有投降沒有主和,正合他的思想,而且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我對國際形勢的看法,有時超乎別人的正確,他認為我是有抱負的青年。如他給我的一信中說:「每讀兄函,感青年同志有抱負如兄者太少。…弟為一肯作、願作、能作之人,故對青年常多責望,因責望遂致有水清魚少之譏矣。」(第二十七信)

他沒有看到我是個不識時務的書生。我有些像他,但沒有他的聰明才華。我愛國、熱情、有理想、公正少私,但對世事人情特別對無誠實可言的政治則一竅不通。正是由於愛國、熱情、有理想、有抱負,而對政治又愚蠢一竅不通,幾乎為他惹禍。後來他由香港回到重慶,在蔣介石侍從室工作。一次我寫信給他,大發愚騃無知的幻想,希望他「運用」蔣介石,恢復中山先生當年改組國民黨的精神,真能實行三民主義。陶師的處境,是極孤立困難的,他小心謹慎,戰戰兢兢還怕惹事生非,我竟如此大膽要他「運用」。

孔子曰:三十而立。當時我是剛過而立之年。但我卻毫無而立的聰明。《後記》就很反映當年我的愚騃無知。

一九八七—八八年,我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作訪問教授一年,我曾寫信給陶師。在臺北的同班好友李菶陽(樹桐)兄給我寫信說:他去看陶師。陶師說他接到我的信,他要回我信。但他沒有回信,沒有回信的原因,我猜想有二:一、他對我一九五零年由美國回大陸未去臺灣不諒解。二、出於愛護我之心,他怕和我的通信來往影響我回大陸後的生活和工作。也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人老了,心會甚麼都看淡的。

紹唐兄曾要我對這些書信作些注釋或說明。這是應該的。但我現在沒有時間,只好俟之來日了。

                 何茲全一九九八..廿八

大師兄誤會了。父親不是不回信,他得了肝病。從一九八七年起,父親多次住進臺北中心診所,一度鄉居宜蘭休養,最後終至不起。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九日,我夫婦二人飛抵北京,當晚與何茲全通電話約好次日見面時間。第二天一早,姐夫沈蘇儒和我、內子劉德順三人乘計程車,直駛北師大紅二樓何茲全宿舍。故人相見,備極喜悅興奮。茲全先生已高齡八十八,身體仍然挺拔健壯,夫人郭良玉紅顏白髮,歲月風霜磨不掉她年青時的靈慧秀麗,兩老要我們稱他們「大師兄」、「老嫂子」,叫我們「小師弟」、「小師妹」。茲全大師兄滿屋滿桌是書,他就坐在書堆堙F他老當益壯,學校不讓他退休,每天忙著上課、研究、寫作。他見蘇儒,說起同在北京幾十年,竟然無緣跟老師的女兒琴薰見面,非常遺憾,「她一定受苦了。」又問:「琴薰決定留在大陸,是她自己的決定嗎?」蘇哥答道:「主要是我的意思,當年兵荒馬亂之中我們已經到了香港,由於對環境判斷的一念之失,又回到了上海。」我聽此言,不禁熱淚盈眶,五十多年前的往事,閃電似的在腦海中一幕幕重現。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徐蚌戰事國軍潰敗,十二月,母親帶著我們姊弟七人擠上火車去上海,幾天後搭上開往香港的怡和公司四川輪,一家人露天睡在貨艙蓋上,台海風浪洶湧,輪船搖擺顛簸,個個暈船嘔吐,狼狽不堪。

到香港後,暫住父親的《國際通訊》舊屬余啟恩先生的新界家中。不久在九龍旺角大南街「一定好」茶樓三樓租到一間空屋,找木工做三個簡陋的隔間,一家人擠住其中,共用兩盞電燈、一間廁所,過著前途茫茫的日子。

這時蔣總統已經下野,代總統李宗仁發表聲明表示謀和決心。四月一日,國府和談代表團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等人抵達北平與中共談判。一時社會上彌漫著內戰將停,和平在望的新期望。姐姐和姐夫與一般知識份子沒有兩樣,他們對國民黨失望,對和平抱幻想,復寄望於共產黨所描繪的新社會新氣象。而香港這邊難民日增,人浮於事,就業定居均有困難,又對臺灣的前途不確定。四月八日,蘇儒、姐姐帶著兩歲兒子寧寧離開香港回去上海,從此手足天各一方。姐姐回到大陸後,長期遭受批鬥折磨,早已於一九七八年去世了。

大師兄見我們神態傷感,知道觸動了心事,連忙岔開話題說:我在北大時,影響我最大的是先生,他開的兩門課:中國社會史、中國政治思想史,我都選修過。我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主要是受他影響。其次是胡適、傅斯年,再次是錢穆。他們的治學方法,各有特點,對我都有好處。他又感慨地說:抗戰初期,先生去了上海,不久又回到重慶,但跟隨他去上海的幾個學生,除曾謇外都沒有回來,只有我還在重慶。而留在大陸的我,後來竟成為《食貨》的『餘孽』,如今是食貨學派的『孤臣孽子』了。

大師兄與小師弟、師妹合影(200949日) 。

二十二日下午,我和德順再去北師大探望師兄師嫂及辭行,並力邀他們來舊金山旅遊。師兄把父親寫給他的二十七封信原件,以及他一九四三年寫的「後記」,鄭重地交給了我。信已黃、紙已脆,鋼筆寫的字都已褪色,毛筆字的尚屬完好。這是大師兄保存六十年的瑰寶,它曾經兩度橫渡臺灣海峽,倖免於大陸動亂的破壞。握別時大師兄說:我身體還可以,還能寫作,我將寫一本研討食貨學說的書,以今天的歷史宏觀,評定先生以社會科學方法治史的成就,和他以及《食貨》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

第二年春天我們再去看望,大師兄贈我一本他兩年前出版的《愛國一書生――八十五自述》,老嫂子贈德順她的自傳《平庸人生》。大師兄給我看他最近出版的一本《傅斯年的史學思想和史學著作》,他計畫採取同樣模式編一本《陶希聖的史學思想和史學著作》,要我蒐集幾篇父親在台灣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收入書中(這個構想始終沒能實現)。中午在校區實習餐廳吃飯,下午再回宿舍繼續那說不完的話,四時起立道別,老嫂子要了車子送我們回住處。老嫂子交待車隊派車時嗓門特高,她笑稱自己是這一帶的丐幫老大。

此後十年,我們幾乎每年都到上海小住,每次都到北京去看望大師兄和老嫂子。如不去,則一定撥電話問候。每次去,他們必定盛情款待午餐,常去的飯館有兩處:實習餐廳,或側門外的餃子店。每次都由老嫂子親自點菜,悹堨~外地張羅,興致極高。最近兩三年,我因年事漸高舟車不便,減少了大陸之行。

大師兄嘗說,的史學研究,有三個領域:一是中國社會史(周到隋唐),二是漢唐佛教寺院經濟,三是漢唐兵制。用力最多的是中國社會史。寺院經濟是屬於社會經濟史的範圍;我研究的兵制,也是從社會角度出發。他認為海內外有成就的學者,在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或多或少大約都可以說是屬於胡適、傅斯年一派,但只有他自己主要是屬於陶希聖一派和半個胡適、傅斯年派。這是大師兄治史與眾不同的地方。大師兄著作豐富,代表作有《五十年來漢唐佛教寺院經濟研究》、《中國通史․魏晉南北朝時期》、《魏晉南北朝史略》、《中國文化六講》、《中國古代社會》、《傅斯年的史學思想和史學著作》等書。除此之外,自傳性的書則有《愛國一書生──八十五自述》、《三論一談》(與郭良玉合著),及郭良玉著《平庸人生》。

大師兄是位憂國憂民的愛國書生。文革期間有個青年教師批評他你哪堿O作學問的?你是搞政治的!讓他難過了一輩子。他說:我真是唸書的人,確又真是一個念念不忘國事,念念不忘政治的人。國民黨時代我愛國,共產黨時代我仍愛國,愛國關心政治成了罪狀了。那句批評的話,卻也使他深自警惕:要讀書,不要讓人說你不是讀書人。

文革恐怖時期,革命群眾天天抓人揪鬥,炒家,遊街示眾,還私設公堂,濫施酷刑,打人致死。大師兄夫婦遭受過多次批鬥羞辱。他感到,被揪出的人已不是人,他們是罪犯,是奴隸,沒有了人的尊嚴,沒有了人的自由。他天天聽到教授被打死,沒被當場打死的放回家後,無法平復被自己學生批鬥打罵的屈辱,用各種方式了結性命的,日有數起。一位死在水缸堙A頭紮在水堙A腳腿在外面,慘不忍睹。

老嫂子是我們所見到的,最率直,最敢說敢言,最疾惡如仇,最有真性情的,那種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絕不妥協的俠義女子。很難想像以她那樣剛烈的個性,要怎樣抗拒那些所謂革命份子的暴力對待,又要有多麼強韌的忍耐力,才得以在殘酷的揪鬥羞辱之下,傷痕累累地保全了一家性命。

他們是挨過來了,但是內心的餘悸是無法磨滅的。大師兄常以講個笑話來結束那些不愉快的回憶。一次他說:紅衛兵來抄家,在櫃子頂上抄出一個從美國帶回,因電壓不符而不能使用的電鍋。紅衛兵見到鍋上有個溫度刻度盤,便硬說那是收發報機,強逼他招認和國民黨反動派秘密通訊的罪行。大師兄解釋,那是煮飯燉湯的電鍋,他們不信,說既然是煮飯的,為何藏在櫃頂,怎麼說他們都不聽,最後把飯鍋拿走,要他第二天從實交代。折騰了幾天,紅衛兵叫學校電氣師傅開機收發電訊,才知道那真是個飯鍋。後來聽說他們把收發報機」給砸了。

紅二樓外觀。

大師兄說過:毛澤東有句話:要夾著尾巴作人。本意是要人謙虛,不要驕傲。文化大革命中,知識份子真成了狗,夾著尾巴作狗,連夾著尾巴作人都作不成。心情麻木不仁和豬狗一樣。」他又說:我生的時代,是世界、中國千載不遇的大變動的時代,也是一個大浪淘沙的時代。時間都浪費掉了!我是幸運的,也是悲劇的。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大時代的小人物──何茲全》。從外表看,大師兄的確是位再平凡不過的平頭小市民。成天穿著一套深藍色的粗布毛裝,戴一頂布毛帽。他說過一樁趣事。北京的計程車按每公里單價分兩等:一元八角和一元二角。一次在師大門口招手叫車,司機都不停,好容易一部車停下了,司機搖下車窗對他說:後面車一塊二,然後急駛而去。

二零零六年三月,我應北大歷史系之邀前往演講,在勺園住了一星期。我週末隻身去看望兩老,時值中午,他們留我便飯,吃的是烤白薯和糙米雜糧粥。非常科學的保健食物,我深信兩老必將長命百歲。

不幸,二零零七年,大師兄一家發生了變故。先是他們的獨生子,北大副校長何芳川英年早逝,接著,悲傷過度的老嫂子隨之而去。知道大師兄夫婦早年坎坷生活的人,都瞭解芳川自襁褓時起就體弱多病,在父母片刻不懈的呵護之下,曾經度過多少次生死關頭,總算長大成人並事業有成。他的去世,給耄耋父母的打擊該有多麼沉重。

老嫂子走了,大師兄一人過活,其艱辛可知。對於老伴,大師兄曾在《三論一談》中寫道我們兩人共同生活了六十多年,今年(二零零一)茲全九十歲,良玉八十六歲。茲全的生活經歷,也就是良玉的生活經歷。我們是一根繩上拴的兩個螞蚱,有著共同的命運。都是幸運的,也是悲劇的。那年,我們不敢去看他。

二零零九年四月,我們專程往北京看望老先生。高齡九九的大師兄,見到我們十分高興,頻頻叫我們「小師弟」「小師妹」。大師兄除了右耳略背,腳力有些不濟坐上了輪椅之外,身體仍然健壯。一位河南籍的中年保母料理大師兄的生活。可惜的是,鶴髮童顏的老嫂子已經不在他們共同居住四十多年的紅二樓了。

紅二樓原本雜亂的書房如今收拾得明亮潔淨,書桌上擺著許多鏡框,除了家庭照片之外,一幅「優秀黨員」證書特別顯眼。我們帶了幾本新出版的書送給他,他拿著書滿心歡喜地和我們合拍了許多照片。我對著他的耳朵說:大師兄,您明年一百歲,我們回來給您拜夀。大師兄笑答:我真的很老嗎?」然而,非常慚愧,我們第二年沒去北京,引為終生遺憾。

今年,大師兄以一百零一歲高齡仙去,留下辛勤栽培的代代弟子,不朽的學術著作,以及令後世景仰的學者風範。他堪稱福壽全歸,我們將永遠記住大師兄和老嫂子的平凡而令人傾倒的音容笑貌!〔20113月于舊金山〕 

【原載《傳記文學》第99卷第2期總號第59120118月】

[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