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按牌理出牌」的文星雜誌

 陶琤

雜誌的宗旨與命名

文星雜誌創刊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日。每月一期,每六期為一卷。雜誌的宗旨,標榜「文學的、藝術的、生活的」。由葉明勳擔任發行人,蕭孟能任社長;主要的編輯包括何凡(夏承楹)、林海音(林含英)及小魯(陳立峰)等人。新詩及詩論由余光中及藍星詩社支援;音樂藝術介紹由吳心柳(張繼高)提供。在題為「不按牌理出牌」的代發刊詞上,編者(何凡)寫下這樣一段話:

編一本雜誌不能無理想,這就是說,得有個宗旨。羅素說:「良好的人生是被愛所鼓舞,並受知識的指導。」智慧可以創造人生,指導人生,因此我們希望這本雜誌能啟發智慧並供給知識,使讀者讀後不至於感覺毫無所得。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把「文星」的性質定為「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在生活方面,我們將請富有人生經驗的學人,撰述有指引性的文章,以供青年人在求學與作人方面的參考。此外將刊登遊記、傳記、各地人情風俗介紹、科學新知、體育常識、藝文壇動態等。在翻譯方面,我們將儘量採用最新的,較不常見的資料,並配合圖片,以提高興趣。

在文學方面,將包括長短篇小說、散文隨筆、詩歌、書評等。

在藝術方面,將包括音樂、繪畫、攝影、木刻、舞蹈、影劇等藝術欣賞、批評和研究。我們有四頁畫頁,在這一方面可能有些貢獻。

代發刊詞接著交待文星命名的由來:

至於命名為「文星」,是因歷來傳說它是主管文運的星宿,又稱「文昌星」,杜甫詩有:「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之句。希臘神話中也有相當於中國文星的神,名叫阿坡羅(Apollo),傳說他少年美貌,主管詩歌和音樂,也就是管文運和藝術的神。我們準備在文學和藝術方面多盡一點責任,所以採集中西神話故事定下這個名稱。

關於「不按牌理出牌」這個理念,編者的意思是不按常規來辦這份雜誌。因為文星既無機構做後盾,也沒有特殊的經濟支援,它是一份純私人獨立經營的、沒有色彩的刊物。因此編者說:「那些創造歷史的偉人們,如果人人照牌理出牌的話,就不會有那麼多的豐功偉績。」同理,如果文星的經營不脫世俗的巢臼,它將不會有出類拔粹的成績。

頭四年的文星

有人說文星的頭四年(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到一九六一年十月,即第一期到第四十八期)是平庸無生氣的,真正的文星應該是從第五年(第四十九期)開始,這可能言過其實。我們可以說,第一、二年的文星是萌芽時期,第三、四年是茁壯時期。在萌芽的兩年中,文星試著不去觸碰當時言論的禁忌,因此在選稿上採取了相當的自制。在這兩年中,文星致力於文學創作與西洋文學翻譯的介紹(林海音、於梨華、o弦、余光中、夏菁等青年作家都有作品發表),而論述文字的篇幅比較少。對於時事的評論,多以讀者投書方式刊出,其中不乏針對社會不平發出怒吼的好文章。自從第二十五期編輯方針從「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改為「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後,有關思想與學術論著的文章逐漸增加,明顯地強調思想的訴求。把「文學的」去掉,代以「思想的」,編者的解釋是將「文學」化合於藝術與生活之中,而加強「思想」的比重,而「思想的探討」將是生活與藝術以外的主要編輯方針。

就代表雜誌面貌的封面設計而言,文星每期的封面人物,大都具有新聞價值或時代意義。他們包括文學、政治、哲學、科學、音樂……等領域的傑出者,配以〈封面人物介紹〉,頗見匠心。文星所選擇的封面人物,主要是「現存的,第一流的,又是讀者不太熟悉的,能夠配合上新聞的。」雖然文星承認「封面人物介紹欄」是最吃力的工作之一,但他們始終執著,「所望以這些偉大人物的行誼和成就,作為中國青年人的楷模;培養高尚的情操,鼓舞向上的志氣,來共同把我們的社會建築的更美麗些,更富有生氣些。」

文星頭四年的封面人物,包括海明威、毛姆、卡繆、依瓦•安德塈J、賽珍珠(文學家)、羅素(哲學家)、希梅耐茲、艾略特(詩人)、湯恩比、杜蘭特(史學家)、邱吉爾、杜勒斯、阿德諾(政治家)、波爾、李貝(科學家)、馮•布勞恩(飛彈之父)、麥克塈ヾ]戲劇家)、畢加索(畫家)、李普曼(專欄作家)、史特拉文斯基(作曲家)、卡沙斯(大提琴家)、卡拉絲(女歌唱家)、若望(教宗)、亨利•魯斯(報業家)、狄斯耐(卡通大師)、艾森豪(軍事家)、梅貽琦(教育家)等等。不無遺憾的是在頭四年之中,中國人只有梅貽琦一位,其他亞洲人則全無(五十一期以後才增加胡適、蔣廷黻和李濟三人,其他亞洲人只有菲律賓總統羅慕洛一人),而且以美、英人居多。從這裡可以看出文星的基本體質很早就含有西化、現代化、不推崇傳統(但尚不至於反傳統)的心理因素。

平穩溫和的文星,在進入第四年的第三十七期的〈編輯室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

三年來,我們無「甘」可言,卻有的是「苦」。辦這本雜誌,我們可以說是歷盡了辛酸……。像文星這樣風格的刊物,在我們這個消沈的社會裡要想「一紙洛陽」,幾乎是很少可能。我們之所以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道理,是因為基於我們讀書人對社會,對時代要盡其應盡的責任。處在一個墯落的時代,如果知識份子也要放棄責任,那末,我們的前途將更加可悲。因此,讀書人必須要有自覺,並喚起廣大社會理性的覺醒。於是,我們創辦了文星。我們明知這聲音是微弱的,但卻是真誠的,它底存在總是有其價值的。

文星的編者們在這裡表達了他們不畏挫折與辛酸的勇氣,要以文星的風格來喚起讀書人振興社會的責任。在第三十八期的〈編輯室報告〉中,編者繼續闡述青年知識份子的責任:

「五四」時代的青年,最主要的特徵,是思想的覺醒,形成了一股新的思潮,把古老的中國,推進到新時代的思潮中,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禮。抗戰時代的青年,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在思想上,繼承「五四」時代青年的思緒,有更絢爛的表現,在行為上,更是蓬蓬勃勃,充滿了朝氣……。現在是反共抗俄時代,我們的青年,在思緒上,在意識行為上,能不能和前兩個時代的青年媲美?……我們深深感到,這一個時代的青年是消沈的。……

知識份子─尤其是知識青年,對每個時代都有其責任的,我們很希望這一時代的知識青年,在思想上能夠有所覺醒。文星的誕生,也就是希望在這一點上能盡其棉薄。可惜我們做得太少,太不夠。今後願意更努力,來在建設新思想、新文化上多做一點事。

這兩期文章的主要對像是青年知識份子,包括胡秋原的〈庚子懇談──對智識界及青年之進言〉及〈庚子懇談之二──近代中國知識份子之失敗〉、居浩然的〈出國遊學與人才外流〉、于衡的〈我所接觸到的台灣知識青年〉、毛子水的〈胡適思想對現代中國青年的影響〉、鄭學稼的〈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鏡子─「少作收殘集」上卷讀感〉等份量頗重的論述。從宗旨的宣示到文章的主題,我們可以感覺到編者欲求突破現狀有以改變風格的企圖心。在以後的幾期中,文學與藝術的內容相當豐富,尤其藝術方面包羅甚廣。然而學術論著方面卻缺乏及時呼應前面主題的佳作,顯得有些欲振乏力。

但一般來說,文星已經開始為愛好文學藝術的知識份子所喜愛,在逐漸茁壯充實的過程當中,文星得到作者、讀者的細心灌溉與滋潤。

文星的讀者涵蓋面很廣,年齡從老到小,學歷從大學教授到中學生,職業從商人到軍人,凡是關心當時的社會環境與國家處境的知識份子,很少人不知道文星的存在,也很少人沒有讀過它的文章。

〈群言堂〉從第八期至第二十四期一共刊了一年半,每期短文四、五篇,由何凡帶頭的幾位作者輪流執筆,以批評時政為主。譬如第八期的第一篇〈群言堂〉,就有四篇短文:〈漢字橫排問題〉(批評教部規定中文橫排須從右至左的彆扭與不合時宜)、〈不簡單的耳光〉(批評某國校女教員耳摑男教員,打人者因後台硬不受懲戒,導致校長憤而辭職的官場怪現狀)、〈不說日語的人〉(有感於韓國選手在東京亞運決不說日語,而日本女子棒球隊來台受到國人夾道歡迎,兩者骨頭軟硬之不同)、〈稅捐與智慧〉(幾個窮音樂家想開個音樂會籌措經費,稅捐處竟要他們先繳稅,請問藝術如何發展?)。第十期有兩篇期望於陳誠新內閣的短文。第十一期談到國民守法及少年犯問題。第十三期批評元老學人爭書局總經理而開打的鬧劇。

第十四期批評老人搞「老人政治」要第二代「等」的反動。第十五期批評公醫制度之不合理。第十六期批評官場馬屁主義的反淘汰作用。第十八期讚揚郵局的效率與服務精神(唯一的讚揚文章)。第十九期批評公務員藉出差、加班、借支增加收入,機關有錢大家花的陋習。第二十一期談到台灣人口壓力與反攻的聯想。第二十三期批評記者赴馬祖前線訪問回來寫報導,竟被控「妨害軍機」的怪事。第二十四期刊出〈群言堂〉的最後三篇短文:〈談「後援會」〉(國大代表不聽法律解決,自組後援會搖旗吶喊,視法治如無物)、〈碰東洋釘子〉(警方認為日本航空公司的中文招牌自左至右為不當,令其改為從右至左,鬧出外交笑話)、〈禁演「卡賓槍之戀」〉(呼籲當局禁止軍人為情而用殺敵之槍濫殺無辜)。

第二十五期的社論〈「不按牌理出牌」的繼續嘗試──文星踏進第三年〉中有兩句話:「『群言堂』暫時停止,將以更嚴肅的態度盡我們的言責。」

就編輯陣容和雜誌所宣示的宗旨看來,這份雜誌的早期的型態,是屬於以砥礪青年、提供新知識、介紹新文學的綜合性刊物。儘管兩年後把宗旨之一由「思想的」代替了「文學的」,文星早期的精神與思想仍然不出啟發新文化思潮的範疇。雖然有「不按牌理出牌」的衝動,卻並沒有走上批判舊傳統及揚棄中國文化的道路。

如果要嚴格地選出幾篇具有批判性的文章,成舍我的〈「狗年」談「新聞自由」〉(第三期)算是頭一篇藉古喻今,針砭時政的好文章。司馬桑敦的〈新聞自由與不自由〉(第三期),由討論日本的新聞自由問題觸及台灣報紙的「黨性」問題,也是一篇引起讀者共鳴的佳作。第四期的「互信團結 不必自擾」說明〈「狗年」談「新聞自由」〉已經引起某方面的不快,斷章取義地批評寫這篇文章的人是「新亡國主義者」。陶百川的〈緊箍咒與新聞自由〉(第七期)、成舍我的〈記者節與「感恩節」〉(十一期)、胡秋原的〈談「記者之筆」〉(十一期)、小野秀雄的〈對抗權勢力爭新聞自由〉(十九期)等,都是苦口婆心以新聞自由為訴求的好文章。

蕭孟能回憶說,他對於文星的批判文字僅止於此是不能滿足的,他認為「不按牌理出牌」做得並不夠。所謂「不按牌理出牌」,是要先抓一個題目,然後約請作者發表言論,以言論的發揮引出辯論,製造高潮,從而達到引起社會關注,吸引讀者的目的。他承認他辦文星的頭四年,有些言論批判的文章,但是第一、太少,第二,太弱,第三、對外聯絡不夠,第四、設計題材做得不理想,因此他那時的許多想法和社會關係,都運用不起來。

在第四年的最後一卷(第八卷)中,有幾篇為討論文字引證謬誤而針鋒相對的文章:江際雲的〈逆耳之言〉、〈逆耳之言的反響〉、〈答黎明先生〉,和黎明的〈談談「逆耳之言」〉、〈再談逆耳之言〉,雙方你來我往,反復辯難,最後竟動了肝火,編者不得不出來打圓場,中止這場由學理研究引起意氣之爭的筆戰。

有趣的是,文星第四年的最後一期,出現了一篇四年來空前的批評文字。居浩然的〈徐復觀的故事〉。這是一篇大膽的,指名道姓的文章,把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徐復觀批評得體無完膚,讀者看了不禁愕然。

文星與《自由中國》

文星創刊之日,正值《自由中國》雜誌多事之秋。《自由中國》的言論,因一九五一年六月(第四卷第十一期)的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遭到麻煩。這篇社論批評政府預設高利貸交易的圈套,再由治安機關予以破獲,以金融罪將人犯進行軍事審判,因而懷疑這是一件政府人員為謀破案獎金而計誘人民入罪的案件,要求政府徹查公佈案情。這篇社論引起各方強烈的反應,尤以主管保安的軍事機關為最。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第十三卷第九期),《自由中國》發行「恭祝總統七秩大慶專號」。在〈壽總統蔣公〉的社論中,希望蔣總統和美國華盛頓總統媲美,不要再做第三任,在剩下的任期中應確定責任內閣及實行軍隊國家化。胡適發表〈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借艾森豪的故事,勸告蔣總統應「乘眾勢以為車,禦眾智以為馬」,試試古代哲人所說的「無智、無能、無為」六字訣,做個無智而能「禦眾智」,無能無為而能「乘眾勢」的元首。同期還有王師曾、陳啟天、蔣勻田、徐道鄰、陶百川、徐復觀等人的文章,大都討論憲政、法治、言論自由等問題。這期專號一時洛陽紙貴,一再加印到第二年達十一版之多,可見其言論之聳動。但是國民黨的宣傳機構和軍方政工組織卻反應激烈,御用報刊群起而攻之,直指《自由中國》的文字是「毒素思想死灰復燃」、「為共匪統戰鋪路」、「搞思想走私」,並痛責所謂「軍隊國家化,取消軍中黨部,司法獨立,保障人權」等主張,「與叛國賊吳國楨的言論完全相同」。此後中央日報即拒登《自由中國》的廣告。

一九五七年八月起,《自由中國》開始發表一系列〈今日的問題〉的社論。一九五八年起,又連續發表社論及文章,反對立法院修正出版法、批評選舉賄賂舞弊、主張成立反對黨、不贊成修改臨時條款延長總統任期,其不畏權勢,直言無忌的作風,處處觸犯當局的禁忌。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六日,文星創刊十四個月之後,《自由中國》(第二十卷第二期)刊登了一篇署名陳懷琪的讀者投書,題為〈革命軍人為何要以「狗」自居?〉不久,《自由中國》收到陳懷琪否認投書的信,接著,陳懷琪在四大報紙上刊登萬言廣告,並到地方法院控告《自由中國》偽造文書、誹謗、及有利於叛徒之宣傳三項罪名。

兩個月後,胡適在《自由中國》(第二十卷第六期)發表〈容忍與自由〉,他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並且意味深長地說:「我現在常常想我們還得戒律自己:我們若想別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成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殷海光雖為文支持胡適的論點,但是悲觀地指出,同樣是容忍,容忍的總是老百姓,被容忍的總是統治者,因此認為胡適「應以使千千萬萬人不因任何思想問題而遭監禁甚至殺害為己任」。無論怎麼說,「陳懷琪事件」後來還是成為雷震被捕的罪名之一。

胡適的〈容忍與自由〉和殷海光的〈胡適論容忍與自由讀後〉先後發表於一九五九年三月和四月。兩個月後,殷海光在文星(六月一日第二十期)發表〈我們走哪條路?〉中,說了下面幾段話:

許多人以為自己所持執的見解是「絕對的真理」。如果有人附和他這一「絕對的真理」,他便欣然色喜;如果有人反對,他便怒形於色。……在這短短的幾十年之間,一個主義和政綱接著另一個主義和政綱被提出來;一批時代的創造者出世又倒下去,另一批時代的創造者接著出世又接著倒下去;一群信從之徒興奮地集合起來又頹然地散去;另一批新信仰者又興奮地集合起來踏著前面隊伍底腳跡向前衝,走著前人沒有走完的舊路。……半個世紀就這樣浪費掉了。到頭來在群眾底興奮,希望,犧牲,和憤怒之上,浮現起一個騎在萬人頭上的兇殘集團。

無疑,我們底生命是苦澀的。此時此地,每個人底生命都是在被試煉中。權利的天羅地網抑制著我們底生命之正常發展。我們眺望海天之際的自由神像而惆悵。我們看著日爾曼人的新興而慚愧。

殷海光所指的「兇殘集團」是誰呢?毛澤東?蔣介石?還是兩者都是?

一九六零年春舉行的地方選舉,因執政黨的介入造成弊端百出,而引起社會強烈不滿,一時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以監督政府之說甚囂塵上。雷震此時已在積極進行組織反對黨,參與其事的社會知名人士及民青兩黨政治人物甚多。這時正逢南韓發生選舉舞弊,李承晚被逼下臺,及土耳其的獨裁政權被推翻。國際情勢對台灣反對黨的組成發生鼓勵作用,也同時引起執政當局的警惕與不安。

同年九月四日,雷震被捕,罪名是「知匪不報」。十月三日警總軍事法庭開庭,七小時後審結。十月七日宣判罪名成立,隨即判處雷震有期徒刑十年。《自由中國》亦隨即停刊。同一天,胡適從美國發一電報給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指出:「今晨此間新聞廣播雷震等被逮捕之消息,且明說雷是主持反對黨運動的人,鄙意政府此舉甚不明智」。 他認為此舉對政府有三點不良影響,「一則國內外輿論必認為雷震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懼並挫折反對黨運動;二則此次雷震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國雜誌當然停刊,政府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三則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評政府與謀成立反對黨皆與叛亂罪名絕對無關,一旦加以叛亂罪名,恐將騰笑世界」。

在此之前,文星發表了好幾篇爭取人民言論出版自由的文章。第三十四期(八月一日)成舍我的〈世界日報何以要申請在台出版?〉、陶百川的〈何不痛快堂皇准辦新報〉、淩峻的〈報人、政府、反對黨〉,及重刊的胡適〈言論自由〉,都呼籲政府開放報禁,恢復人民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

雷震案發生時文星第三十六期已經出版,但是下一期的文星對雷震被捕及《自由中國》停刊,表面上並無直接評論,可見當時社會上人人自危,言論界瀰漫著肅殺之氣。然而,這一期的文星在骨子裡還是有所表示的。

李聲庭在〈民主與法治〉文中討論蘇俄共產黨的新聞檢查制度,及報紙雜誌必須通過事前檢查,事後可受處罰,以及開會必須得官方允許,書籍報刊不經過審查便不能出版,廣播、演講、展覽、戲劇、電影等都受嚴格管制的法律規定。他說:「法律的原始功用本來在保障人民的各種自由不受侵犯,可是在蘇俄共產統治下則剛剛相反,法律變成了剝奪人民自由權最方便的工具。」雖然此語是針對政府修改出版法之不當而發,其言外之意,卻隱約批評政府濫用法律封殺民間雜誌,與共黨差無二致的不合理現象。

李靈均的〈共產黨改造讀書人?讀書人改造共產黨?〉也是一篇反諷文章,他談到共產黨把大陸知識份子改造了十年,知識份子與共產黨仍然是涇渭分明,混濁不同,改造結果等於零,說:「我們在台灣的中國讀書人,在民主反共的戰鬥中,應以大陸的知識份子為典範,面對他們那種不可屈辱的至大至剛的精神,我們還有什麼值得驕傲,還有什麼可以矜持?」

文星雜誌與《自由中國》共存了三十四個月。

後四年的文星

文星雜誌第四十九期(十一月一日)刊出李敖寫的〈老年人和棒子〉。接著在第五十期(十二月一日)刊出胡適應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之邀發表的英文演講中譯稿〈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這篇講稿燃起中西文化論戰的火苗。次年一月,文星第五十一期刊出李敖的(播種者胡適)。二月,第五十二期又刊出李敖的〈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中西文化論戰開始昇高音量。

很明顯的,從創刊的第五年起,文星改變了它一貫的平實作風,大大地增加了批判文字的篇幅,李敖的幾篇充滿攻擊性的文章,吸引了許多青年讀者。〈老年人和棒子〉說出了許多不滿現實的青年的心聲,〈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赤裸裸地掀開了那些一味誇燿中國文化價值,輕視西方文明的衛道之士的面具,〈播種者胡適〉則聲援胡適的「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的論調,支持全盤西化。對於文星風格的丕變,李敖自己說過:

在李敖出現前四年的文星裡,它只是一個正派而普通的刊物……。大體上說,它是非常「按牌理出牌」的,而不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個雜誌那樣溫吞吞的辦上四年,不能鼓動風潮,不能造成時勢,不能一言而為天下法,不能使老頑固血壓高,……所以文星生命的起算,不始於第一年,而始於第五年。

徐復觀首先在《民主評論》(十二月二十日)發表〈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批評胡適「東方的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的演講。胡秋原在文星第五十一期發表長文〈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不以胡適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為然,同時警告不可在「復古」「西化」中二者選一,「因復古只足以促成洋化,而洋化無論西洋化、北洋化,到最後是亡國。」文中且告誡年輕朋友們應該「認真的,規規矩矩的做人,認真的,規規矩矩的求學,以便將來有機會認真的,規規矩矩的立國。」

李敖立即在第五十二期發表〈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予以反駁,一口氣批評了四十幾位中國古今人物,並直指胡秋原犯了「超越前進病」,說他們一方面對中國文化假惺惺的不滿意,一方面對西洋文化熱烘烘的掘根子。他說犯這種病的人腦中有著「超越」的「幻象」,持這種主張的人都是一群誇大狂的病人,他們要從西洋文化「取長捨短,擇善而從」是行不通的,認為「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蔥、鐘錶、席夢思、預備軍官制度,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搖滾而來的瘋狂。」

李敖、胡秋原二人自此開啟戰端,一方面以李敖為首,大力維護「全盤西化」,另一方面以胡秋原為首,誓言「超越」任何門戶之見。一場言論兩極、硝煙四起的「中西文化論戰」於焉爆發。加入戰團者,支持李的有居浩然、許登源、洪成完等青年學者;支持胡的有徐復觀、鄭學稼、葉青等資深政論家。

這場長達兩年的「中西文化論戰」,為文星雜誌增加了篇幅,拓寬了銷路,也找到了售價加倍的正當性(銷售量從初期的四千冊增加到七千冊左右)。讀者們,尤其是青年讀者們搶讀文星,一時成為風尚,直接加速了它繼續發表刺激性文章的慣性,形成一股巨大的反主流聲勢。文星固然展現了它批判、改革、自由、進步的風格,然而長期肆無忌憚地,涉及人身攻擊的批判,尤其以揭發「閩變」達到最高潮。最後竟鬧到雙方對簿公堂的地步,蕭孟能也被捲入訴訟漩渦。這不但種下了日後雜誌被迫停刊的禍根,也為學術界帶來了浮躁謾罵、叫囂對陣的惡質風氣。

雖然蕭孟能說「中西文化論戰」的筆戰風潮並不是他刻意設計的,可是他毫無節制地提供論戰場地,坐令筆戰無限擴大,以致戰火漫延到難以收拾,卻是不爭的事實。文星在第五十二期的〈編輯室報告〉中,曾經就提供「講台」闡述立場:

在這一次論戰中,我們暫時不想指出誰對誰錯,對與錯的問題應該訴諸全民族的理性良知。我們也不準備提供什麼見解,這是需要大多數人來共同討論的。我們所能做的,是把文星這座小小的「講臺」貢獻出來,讓大家登臺演講,各抒高論。

胡秋原對於文星刊登大量圍攻他的文章極不諒解,自五十四期起不再投稿。他在《中華雜誌》上另闢戰場,以長文駁斥文星刊載的批評他的文章。文星第六十九期刊出李敖的〈為「一言喪邦」舉證〉,對胡秋原作最後一擊之後,即不再刊出論戰文章,「中西文化論戰」到此告一段落。

在蓄勢以「閩變」事件全面批判胡秋原之前,文星已經開始進行對當前社會現實問題的討論。

第五十九期刊出吳基福的〈從霍亂談到「變法」〉,就政府衛生法規的殘缺、落後與不合理,提出指摘與檢討。第六十一期的〈「醫師法」與中醫〉專題,介紹吳基福的〈透視臺灣醫界的「大雜院」〉與李敖的〈修改「醫師法」與廢止中醫〉,批評立法委員修改醫師法為失職,並呼籲輿論界設法把他們導入正途。

繼第三期成舍我的〈「狗年」談「新聞自由」〉、第十一期的〈「記者節」與「感恩節」〉,以及第三十四期陶百川的〈何不痛快堂皇准辦新報〉之後,第六十一期刊出王洪鈞的〈報紙與報人〉,六十二期又刊出王洪鈞的〈思想的監牢〉,第九十六期再刊出〈批判性對談文化〉,再度討論當前的新聞自由問題。

第六十三期開始討論節育問題,第六十六期以山額夫人為封面人物,李敖發表〈山額夫人和節育運動〉,並刊出蔣夢麟四年前的文章〈拚著殺頭也要說〉,呼籲當局正視日益迫切的人口問題。

從第六十七期至九十二期連續刊出陸嘯釗一系列二十多篇的「惡法錄」,從立法委員的特權、行政訴訟制度、刑訊與自白、租稅法的雜亂,談到性、墮胎、養女……等等問題、強烈批評現有法律的缺失、不公、與政府的人為的不便民的人治作風,並討論正確的法律觀念和建立制度的重要性。

第七十期刊出殷海光的〈論科際整合〉,認為「無論人類知識的對象是多麼的異質,知識的形式總是有一內在總一性的,並且是有著邏輯上的同質性的」,因此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目前所呈顯的不同,「顯然只是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而非二者在基本性質上有何不同之處。」他希望他的文章能夠給「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整合「減少一點心理方面的和風俗習慣的障礙。」這篇文章引起好幾篇「邏輯實證論」的熱烈討論。

第七十三期以李濟為封面人物,以〈李濟:他的貢獻和悲劇〉介紹李濟「『挖』的一生」,他對科學知識在中國傳統文化裡沒有地位的慨嘆,對已經「癱瘓」的台灣高等教育的失望,以及「象徵著中國教育學術悲劇」的李濟的悲劇。同期還有李敖的〈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現狀〉,這是文星嚴肅討論教育問題的開端。第七十四期刊出蔣勻田的〈如何矯正高等教育的怪狀〉、梁實秋的舊文〈整頓高等教育的幾點意見〉和新文〈關於「整頓高等教育的幾點意見」〉。七十五期刊出陸嘯釗的〈虛有其表的考試法〉,和李敖的〈讀「虛有其表的考試法」〉。七十六期刊出金溟若的〈就義務教育的延長再論今日教育〉。七十九期刊出孟祥柯的〈從一巴掌看輔仁大學〉。八十三期的主題是〈高等教育問題──輔仁大學部分專題介紹〉,刊出沈沉的〈從三文件看輔仁大學文學院〉。

李聲庭的〈與司法部長論法治〉,導正身為全國司法首長的法治觀念,接著發表十多篇討論法治問題的文章,包括被告的人權、人身自由、冤獄、非法逮捕與非法拘禁……等等課題。李敖也在第九十、九十一期發表〈所謂小瘋狗與法律〉、〈就一張台中地方法院的刑事裁定說說一個法官的法律知識〉,強烈批評法官不知法律,濫用職權,故入人罪。同期還有彭明敏的〈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探討非洲人民爭取自由及獨立的中心思想「泛非主義」,以及其對文化、政治、經濟、社會、歷史等多方面的含義。

繼兩年前第六十一期〈「醫師法」與中醫〉專題之後,第八十二期以〈醫師法「國恥」〉為專題,刊出林枕客的〈看立法院寫幾道「催命符」〉,接著,第八十三期刊出〈內政部來函〉,認為第八十二期有關「醫師法」的言論措詞激昂,甚至以謾罵方式出之,「殊欠妥善」,警告文星不得肆意攻擊民意代表及整個輿論界。第八十四期刊出李敖啟事,聲明「今後我對文星雜誌的編務,不再過問。」以抗議蕭孟能處理內政部來函的軟弱態度。

從被查禁、停刊到復刊

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文星第九十期登載張湫濤的〈陳副總統和中共禍國文件的攝製〉,報導陳誠副總統早年「剿匪時代」所蒐集的有關中共叛亂的文件,及應美國方面的要求,委託中央研究院把這些文件攝製成縮影膠片,以贈送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經過。文章說「這些資料中有中共背黨叛國的罪證,有顛覆我政府的陰謀,有勾結第三國際的勾當,有清算鬥爭的手法,有土地法的偽章,也有新婚姻法的濫調,可說是一部極完整的中共陰謀和暴政的罪證」,並刊出一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的影印圖片。平心而論,這是一篇揭發「共匪」陰謀和暴政的反共文章,不幸,那幅圖片卻惹了禍(要知道,那時連托爾斯泰的書和像都是被禁的,不要說「蘇維埃」的文件了),八月底,警總發一代電給文星,指出其「附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原文,有為匪宣傳之處,觸犯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第二條第三款」,依法予以查禁,並扣押其出版品。文星遭到第一次扣押。

十一月一日,文星第九十七期刊出李敖的〈新夷說─「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代序〉,指出孫中山是接受西方文化最有成績的偉大人物,他不但是「具有世界眼光的革命者,並且在言行人格上,表現的不是中國傳統的落伍一面,而是道道地地的卓越西方人。」李敖又引用林語堂在「孫中山非中國人」論中所說「此偉人乃三分中國人,七分洋鬼子」的幾句話。這一期又遭到扣押。原來這本〈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是李敖應臺灣省醫師公會之請所寫的,可是在出書之前,醫師公會要求文稿先送該會「專程中央黨部審核認可」,文星認為沒有道理,予以拒絕而逕行出書,結果觸怒了黨部,遭到第二次扣押。

十二月一日,文星第九十八期刊出社論〈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以謝然之的作風為例〉,指出黨官跨過政務官,越權指揮小老百姓之荒謬行為,從而質問中華民國早已進入憲政體制,為何主持黨務的人還停留在訓政時代,大開民主倒車;再指名抗議主管黨部宣傳的「中四組」主任謝然之公然構陷徵信新聞報派駐歐洲的記者,充分暴露黨部對「國法黨限」觀念的混亂,以及高層黨員行事的乖謬失當。歷數罪狀之餘,社論大聲疾呼:「對這樣的一個破壞國民黨黨譽,違反蔣總統指示,箝制人民言論自由,亂用誣陷手法陷害忠良愛國青年的人物,我們唾棄他!」這一期文星終於招來「殺身之禍」。

十二月二十五日,文星第九十九期尚待排印之時,台北市警局的警員直接到印刷工廠沒收了待印稿件。兩天後,高玉樹市長下達文星雜誌停刊一年的行政命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文星停刊一年期滿,蕭孟能依法申請復刊,不獲批准,文星從此消聲匿跡了二十年。

一九八六年九月,文星雜誌復刊。蕭孟能在第九十九期的復刊詞〈文星復活了!〉中說:

文星從民國五十五年一月一日,就無奈地走進了歷史,到七十五年九月一日的今天復刊,整整廿年零八個月。……

臺灣的一切在急速變遷中,而今後的十年,更處於重大的轉捩點上,在這個關鍵時刻,到底該為這一代的知識青年,提供什麼樣的精神食糧?而非僅僅是一些資訊而已,正是文星極圖復刊前,必須嚴肅以待的課題。

今年五月七日,當我重新取得《文星雜誌》的出版登記證時,不禁內心憂喜交集,喜的是文星復刊有日了,憂的是,事隔廿年,文星面臨的是全新的挑戰。儘管「遠路不須愁日暮」、儘管那麼多的海內外朋友,伸出熾熱雙手,為文星復刊催生。但是,我仍然深信文星的成敗,必須決定於它是否能走上一條「未來取向」的大路,文星的歷史,必須以一種「落紅原非無情物,化為春泥又護花」的精神來看待,才變得更有意義。……

這期《復刊號》有一特色,即重提二十年前被查禁的第九十九期上介紹的封面人物,美國副總統韓福瑞的舊事。文星雜誌被禁停刊後,文星書店立即出版了一本〈韓福瑞和他的思想〉的書,蕭孟能當年為該書寫的序〈關於《韓福瑞和他的思想》〉,和陳香梅的〈我所知道的韓福瑞〉,在這期重新刊出。由於韓福瑞已不在人世,這期的封面沒有人物,僅有一個背影,下面有「驀然回首」四個字。文星以這個方式,一方面紀念已故的韓福瑞,一方面用以彰顯當年第九十九期文星雜誌被查禁的無理行為。

復刊後的文星,無論內容、編排、印刷均屬上乘,其作風韻味,彷彿又回到了頭四年的文星,而文稿的取材與水準,更臻成熟。不幸,由於時代的變遷,青年人的品味變質,一般人對文化思想和社會問題普遍採取漠視的態度,文星的理想和言論再也激不起當年群起關懷參與的浪花。新的文星雜誌辦了二十二期,終於因銷路不振,財務不支而自動宣佈停刊。

蕭孟能在〈文星停刊了〉中有下面幾段話:

兩年前,文星在社會的期待,和知識份子一片祝賀聲中復刊。兩年後,卻又要再一次向關心文星的作者、讀者告別,這一次告別的原因,與廿二年前不同,所以除了同樣的無奈之外,更有另一種無限的沉痛。

財務的沉重負擔,個人年紀和健康,都是促成停刊的一些因素。但最重要的,還是在泛政治意識高漲的今天,社會上對長遠性的文化思想問題寄以深切關懷的人,似乎越來越少;知識青年的品味已普遍變質,整個社會的走向,與我們一向所懷抱的理想,好像距離愈來愈遠,這些才是像文星這樣一份雜誌,難以繼續的真正原因。……

近年來,台灣的確衝破了許多禁忌,表面上也顯得活潑而開放,整個的社會都被捲入政治風潮之中。政治明星成為大眾的偶像、社會的英雄,政治風暴與社會衝突,成為大眾生活中主要的刺激來源,似乎很少人想到:假如我們的社會,文化水平不能提昇,思想一直陷於貧困,無法由文化思想引導社會的發展,所謂政治,不過是權力的徵逐,所謂民主,不過是徵逐權力者的藉詞而已。

一個社會如缺乏充滿精神內涵的文化和有生機的思想,就像一個要走長路的人,缺乏健康的心臟,這正是台灣當前的大問題。我們一向所持的願望,就是希望能為這個新生而多變的社會,補充新鮮的精神,使那些默默耕耘,甘為文化思想而獻身之士,能加些滋養,使他們有機會看到自己的奉獻早日開花結果,使社會免於沒有導向的混亂。我們懷抱著這種願望努力過、掙扎過,卻沒有成功。……

【原載《傳記文學》20031月第4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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