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出版界的奇葩─文星書店

 陶琤

前言

一九四九年,筆者考入台大,那時台北市衡陽街靠新公園一端,有家專賣日文工程書籍的「三省書店」,我常去瀏覽找書,曾經在那兒買到一本原裝的《機械工程設計便覽》,和一把竹製計算尺,一用幾十年。書店隔壁樓上有一家佈置優雅的「田園咖啡廳」,高級音響播放古典音樂,很有格調但是消費頗貴,只去過一次。衡陽街博愛路口有家上海人開的「白熊冰淇淋」,專賣美國冰淇淋,除了貴之外,如果坐下來點便宜東西,僕歐的嘴臉很難看,去過一次不敢再去了。一九五一年,衡陽街口開了一家「文星書店」,櫥窗裡擺著封面漂亮裝訂精美的原版英文書刊雜誌,和翻版西洋書籍。原版書刊不是一般人買得起的,倒是翻印的英文教科書及參考書,種類很多,價錢格低廉,我們也偶而光顧,買幾本工程書籍。內子德順(外文系同學)曾經送我一本原版《美國業餘無線電手冊》作生日禮物,厚厚一本,花了不少錢。

一九五七年《文星雜誌》問世,那時我在桃園縣楊梅鎮啟信化工廠白水泥工場工作,幾個月回台北一次,在父親書房裡看到文星。當時的印象,是雜誌每期以不同的的西方人物作封面,綜合性的內容以文學、藝術、論著、西方新知為主,標榜「不按牌理出牌」,取材範圍甚廣,可讀性很高。一九五九年初奉派南下馬來西亞興建水泥工廠,去國十八年,錯過了轟動一時的中西文化論戰。再回國時已經看不到文星了。一九八六年文星復刊之時,我適從印尼轉往美國工作。一九八八年回台定居,新的文星剛剛停刊,結果還是緣慳一面。

一九九七年退休,鄉居印地安納州可可磨(Kokomo)鎮,年底搬來加州,一九九九年有幸結識比我們早來舊金山東灣幾年的蕭孟能夫婦。蕭大哥的尊翁蕭同玆「蕭三爺」與先父希聖公及先岳父光炎公同為新聞界老兵,生前相交數十年。如今第二代在海隅聚首,遂成莫逆。我在孟能大哥的書架上發現全套原刊九十八期及復刊二十二期的文星雜誌,和三百多本《文星叢刊》,如獲至寶,每次造訪必取下數本翻閱,以致流連忘返。後來孟能大哥慨允我全部搬回家中逐本閱讀,得以細細咀嚼回味文星書店和文星雜誌當年的興盛與衰落。

今年(二○○一)七月中,夏祖焯(夏烈)教授過訪,談了不少他所知道的文星書店及文星雜誌的舊事,他的父母夏承楹、林海音曾經是文星早期編輯群的主要編者及作者(當時林海音是聯合報副刊的主編)。月底,祖焯因母親心臟違和住院,匆匆給我一個電話就趕回台北去了。

文星書店從一九五一年四月到一九六八年四月,經營十七年後被迫關閉。文星雜誌從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每月定期出版至第九十八期;第九十九期正待面世即被迫停刊。這兩樁文化事業,在當年封閉的政治環境與僵硬的思想體系之下,為衝破保守意識形態的藩籬,要求自由民主和社會改革,而與統治階層發生正面衝突,終於先後遭到被扼殺的命運。二十年以後復出的文星雜誌,內容比早期平實,紙質及印刷均較精美,作者群更為成熟。然而,這份當年因提倡新思想,批判舊傳統引起青年讀者熱烈共鳴的刊物,已因時代變遷,社會訴求轉移而不復為新一代青年學子所青睞。新的文星雜誌終於在於一九八八年六月出滿一百二十期後自動停刊。不可諱言,文星書店和文星雜誌當年的文化活動與言論趨向,對於日後台灣的出版界、言論界和民主政治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筆者綜合閱讀所得、蕭孟能的談話,以及相關文獻,為這朵綻放於當年「文化沙漠」之中的出版界奇葩──文星書店和文星雜誌,試作探討。

文星書店的誕生

一九五一年四月開張於衡陽街十五號的文星書店,原是一家經銷原版英文書刊雜誌的小規模書店。三十歲的書店老闆蕭孟能,是名滿中外新聞界的資深大老,前中央通訊社社長,國民黨中央委員蕭同茲,「蕭三爺」的兒子。

蕭孟能出生於湖南常寧縣,九歲(一九二八)那年到南京讀書,自幼受到父親從事文字傳播工作的影響,對文化工作及出版事業發生濃厚的興趣。他從初中三年級開始,就養成寫讀書筆記的習慣,幾十年來累積了千餘種包羅中外名著的資料。抗戰期間在成都華西大學求學時,他喜歡逛書店、聽演講、注意時事及關心社會問題。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蕭孟能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著手籌辦一所中學──培仁中學。在籌辦過程中,深深感到青年學子對現代化的知識和書本的渴求,以及出版事業對傳播知識提供圖書的重要性。

一九四九年隨政府遷到台灣之後,蕭孟能發現島上的文化生活相當貧乏,不但市面上買不到好書,圖書館的收藏也比大陸時代相去甚遠。兩夫婦乃決定積極創辦一個賣好書,印好書的出版事業。蕭孟能在〈一個出版人的願望〉(《出版原野的開拓》代序)中寫道:「我和我大學時代一位叫朱婉堅的同學,後來也叫做『蕭孟能太太』的那一位既能幹又最肯為理想吃苦的女士,於民國四十年在衡陽街口租下了一個小攤攤,創辦了我少年時代夢想的一家書店的雛形書店,就是『文星書店』」。朱婉堅是內子劉德順的南京金女大學姐,也是週四台北總督餐廳午餐聚會的常客。

文星書店在報上刊登廣告,號稱「西文書刊總庫」,提供「各國語文教材」,書店規模逐漸擴大。除了銷售外國書刊之外,文星開始有計劃、有系統地大量翻印西文大學用書,包括教授用的工具書、參考書,和學生用的教科書。在當時,對那些大多數買不起原版書籍的教授和莘莘學子們,的確是一大福音,而廣大的翻印洋書市場,也為文星書店帶來了財源。

文星書店在業務好景之中開闢中文市場,出版中文新書及翻譯作品。最早的出版品是西方兒童讀物的中譯本,如林良編譯的《大象》、夏承楹(何凡)編譯的《我和聯合國》、林海音編譯的《小鹿史白克》等等。蕭孟能在〈一個出版人的願望〉中寫道:「文星書店早期的重點是發售並傳播西洋的出版品,其中包括經銷和影印流傳,這種重點一直持續到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文星雜誌的創刊,……除了這種發售並流傳西洋出版品,使當代中國人盡量接觸西方的現代文明以外,文星書店另一個方向的起點是出版中文新書。」

由於他父親的關係,蕭孟能在青少年時代認識了很多文化界和藝術界的人士,一些常在蕭家作客的有名畫家,滋長了蕭孟能對藝術的喜愛。

蕭孟能嘗說他一生最欽佩的人就是他的父親,兩人之間存在著一種超乎父子之情的友誼,達到不言而能了解對方心意的境界。因此不論是書店的經營或者日後辦雜誌的言論,父親從不干涉兒子的想法與做法,總是給予無言的信賴,放心地讓他去闖蕩,但是他對兒子說:「當你走到懸崖邊上的時候,我才會拉你一把的。」

書店與雜誌雙軌並進

蕭孟能經營文星書店五年之後,決定在書店業務之外辦一份人文性的雜誌。在與幾位文化界朋友的積極籌劃之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標榜「不按牌理出牌」的文星雜誌創刊了,它與書店雙軌並進。

一九五九年五月,文星書店推出一套大型翻版書:當年最新版本的《大英百科全書》,共二十四冊,重磅紙彩印精裝,分布面及皮面兩種。文星書店曾經翻版洋書上千種,這回卻惹上官司──外國書商屢向台灣政府施壓,要求停止並懲罰文星書店的「海盜」行為。蕭孟能在法庭上侃侃而談,終於以台灣未加入國際版權組織,及美國獨立之初因文化落後,也曾大量翻印歐洲書籍以充實國民智識為由,獲得勝訴。

日漸茁壯的文星書店不願祇以翻印洋書為業,遂決定另闢市場,開始推出大規模的出版計劃,分三個步驟:第一步,精選民國以來,包括過去在大陸出版過的名著好書。第二步,介紹世界名著譯作,包括從人文科學到每一學術部門的權威作品。第三步,發掘台灣當時的青年作者以及出版海內外優秀知識份子、學人、作家的著作。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在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上發表題為「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英語演講,說「東方的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引起學術界議論。文星雜誌刊出李敖、居浩然等青年作家支持胡適的全盤西化論的文章,從而引發了一場長達兩年的「中西文化論戰」(詳情當另文敘述)。

一九六二年十月,文星書店出版由吳相湘主編的《中國現代史料叢書》,全書分建立民國、對日抗戰、俄帝侵略、名人大事、學術教育、社會經濟六輯,採輯三十種現代史料和近人著作,加撰導言,並請與原書有關的人士寫序或介紹文字,採用新式影印技術,全套三十八冊。

第二部叢書是《文星叢刊》,包羅報章雜誌刊載過的名家如梁實秋、蔣勻田、黎東方、陳紹鵬、余光中、李敖…等一百七十五人的作品,仿照英國《企鵝》、美國《前導》、日本《岩波》出版而風行的袖珍型式,設計和裝訂都很別緻可愛。

一九六四年,為紀念莎士比亞四百年誕辰,《文星叢刊》決定出版梁實秋譯的《莎士比亞全集》,共二十本,包括梁氏過去在大陸出版的八本,台灣出版的一本,以及從未發表過的十一本。蕭孟能六年前就曾向梁實秋建議出版這套叢書,當時梁氏未置可否,後來蕭孟能拿出他收藏的一大冊精美的古版莎士比亞著作的插圖送給梁實秋,梁大師終於感動了,不但把他手頭已譯的二十種交由文星出版,還答應花幾年時間把莎翁的全部戲劇譯完付印。

超級大書《古今圖書集成》

文星書店在出版界最膾炙人口的豪舉,莫過於一九六四年出版的一套超級「大部頭」的《古今圖書集成》。這部原書完成於清康熙四十五年(一七零六)的巨著,於雍正三年(一七二五)校訂完畢後以銅模活字排印六十四部,供皇帝賞賜大臣之用。全書凡一萬零四十卷,五千冊,另目錄二十冊,總共一億四千四百萬字,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百科全書,比三千八百萬字的《大英百科全書》大四倍。文星版《古今圖書集成》所用的原始版本是一九三四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銅模活字版的照相本,文星採用新式影印技術把五十萬頁的原版縮成五萬頁,編成一百冊,加考訂文字、介紹文字,及新編索引一冊,便於學者查閱。這部圖書的出版,立時轟動了整個學術及出版界。以一個私人出版社,能夠獨力編訂如此巨大的書集,其能力、財力與毅力,決非常人所能及。尤其每套台幣兩萬元的售價,不到中華書局原版售價的五分之一,文星書店對學術界的貢獻,真是廣被眾生,功不可沒。對於這件大規模的出版工作,四十年後蕭孟能仍然津津樂道,他回憶說:

《古今圖書集成》我保留了五套,可惜後來都被人侵占,現在一套也沒有了。全書一百零一本,最後一本索引,連編帶印,動用了五十多名台大高年級學生、研究生、助教來幫忙,僅僅編輯費我就花了將近八十萬台幣。為了這本索引的編輯,我特別租了一層樓,擺了五十多張桌子,請他們來工作。印這部書,我總共花了四百多萬台幣,當年的四百萬,真是一筆龐大的數字,出版後轟動海內外。這套書的原本是向中山北路開明書店買來的,那是中華書局出版的銅模活字照相影印本。全書乃康熙時代陳夢雷侍皇三子誠親王所編,雍正初年用銅模活字排印的版本,只印了六十四部,每部一萬零四十卷,五千零二十冊,是中國從來沒有的大百科全書,也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金屬活字版印刷工作。由於當年印出以後並未重印,字模後來也遭損毀,所以流傳不廣,但是國外凡有中文圖書的大圖書館如大英、美國、巴黎、柏林、日本圖書館幾乎都有購藏,美國國會圖書館也一定有,台灣故宮博物院存有兩全套。據查全世界現存完整無缺的不會超過十一套。文星出版的這套書,印刷和裝訂都比較扎實清晰,使用者也很容易翻閱查考。

文星書店再接再厲,不久之後又出版一套《文星集刊》第一輯,選印以前在大陸出版的好書一百種,在廣告上號稱「『集』新舊的好書,『刊』絕版的珍本」。這套集刊各科均衡、今古並重、中外兼備,非常適合時代的需要。它的選印領域包括方法學、思想論、自由論、民主論、人權論、新思潮、兒童教養、影劇、譯詩、史論、自傳、日記、書信……等等,可謂包羅萬象。全部計劃要印十輯,總共是一千種。

書店也不按牌理出牌

一九六五年一月,文星書店在報紙上登出一則緊急啟事,通知預約《文星集刊》的顧客前往書店憑收據領取退款。原來該書的預約者人數超過預定估計,因此印書成本降低,減低了定價,已付款預約者將可獲得退回溢額現金,或利用退款改購其它書籍。這不是噱頭,也不是促銷花招,而是一家出版商願與顧客共享合理供需成本的負責行為。這種主動退還已經進了口袋的錢,在世俗眼光之中,也是一樁「不按牌理出牌」的傻子行為。

這年五月,香港舉辦大型書展,台灣有二十二個單位參加,帶去圖書一千七百餘種,共兩萬七千四百冊,其中兩萬四千五百多冊是文星書店運去的,占全部台灣提供圖書總數的九成。文星展出的圖書銷路極佳,有些書還得從台灣緊急空運補充,可見它聲勢的浩大。

從一九五一年開張到一九六八年被逼關門的十七年間,除了大手筆的出版品之外,文星書店總共出版了二百七十多種《文星叢刊》、一百種《文星集刊》,和每月定期發行了九十八期文星雜誌。文星書店與文星雜誌,對於台灣早期思想、文化的發展,與科學、民主的推進,影響深遠。當時喜歡閱讀的青少年,多以讀過文星雜誌為榮。

雜誌被禁書店被封

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文星雜誌第九十期刊載張湫濤的反共文章〈陳副總統和中共禍國文件的攝製〉,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影印圖片。八月底,警總發一代電給文星,指該圖片有「為匪宣傳之處」,依台灣省戒嚴法予以查扣。文星第一次嚐到被扣押的滋味。

五月一日,文星雜誌第九十一期刊登李敖的〈就一張台中地方法院的刑事裁定說說一個法官的法律知識〉,抨擊法院濫用職權故入人罪。

十一月一日,文星第九十七期刊出李敖的〈新夷說─「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代序〉,指出孫中山是一位有世界觀的革命者,他在言行人格上,表現的不是中國傳統的落伍一面,而是道道地地的卓越西方人。這一期又遭警總扣押。

十二月一日,文星第九十八期又刊出社論〈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以謝然之的作風為例〉,抨擊黨官越權指揮小老百姓,及抗議黨部「中四組」主任謝然之構陷民營報紙駐外記者的乖謬行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文星從九十期起就被有關單位視為眼中釘,這篇文章終於招來「殺身之禍」。

十二月底正待排印一月號文星第九十九期的時候,警總發出代電查禁第九十八期,接著管區警員直接將印刷廠待印的第九十九期稿件扣押。十二月二十七日,市長高玉樹下達文星雜誌停刊一年的行政命令。

在重重的壓力之下,文星書店為了避免步上雜誌被禁的後塵,不得不遵照當局的意旨,於一九六六年二月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由蕭同玆出任董事長,黃少谷、許孝炎、邵華、端木愷、魏景蒙、葉明勳為董事。編輯委員會全部換人,胡汝森任總編輯,鄭錫華為總經理。李敖、陸嘯釗離開文星,蕭孟能留在公司裡,名義上是主編《文星叢刊》,實際上仍負經營責任,他的「言行」則由蕭同玆「負責督導管束」。

這年六月,文星書店出版《胡適選集》,遭到胡適夫人江冬秀的反對,她於十二月九日在中央日報刊登啟事,說:「……我現在公告社會:該店發行胡適著作是非法的,應立將已印的書銷毀;也不可偷運出口發賣。」蕭孟能隨即刊登啟事答辯,最後此案不了了之。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初,書店遷入峨嵋街新址營業,月底,文星雜誌停刊一年期滿申請復刊,次年二月廿三日,國民黨第四組以口頭命令,通知不准復刊。

蕭孟能不屈不撓,繼續灌注全力經營書店,並在新地址二樓開闢《文星藝廊》,展出名家珍品及介紹藝術新進的作品,成績斐然。這段時期李敖仍舊努力寫書出書,可是他被有關當局全面封殺,幾乎每書必禁。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文星書店的資料室被大批警總人員搜查,搜出兩本不知來自何處的共匪小冊子,明知這是栽贓,卻是莫可奈何。

文星書店在重重壓力之下,終於被迫決定四月一日「自動停業」。三月一日,宣佈結業大減價一個月的廣告見報,書店立刻擠滿了各界來買書的人。尤其在最後幾天,一早就有人排長龍等書店開門,樓上樓下擠得水洩不通。當買書的人看到店裡懸掛的惜別詞──「文星即將走進歷史,讓文星的書走進你的書房」──時,有人痛心惋惜,有人氣憤詛罵,有人傷心落淚,場面十分感人。經歷了風風雨雨十七年,在文化界獨樹一幟的文星書店,終於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黯然地走入歷史。

兩則國外通訊

紐約時報:台灣文星書店關門

台北,台灣,三月二十六日──文星書店宣佈將于四月一日關門。它的消逝,使年輕作家,摸索中的畫家和攝影家,現代舞的獻身者,以及無數大專學生,從此喪失了精神上的寄托所。

在紐約以格林威治村的人眼中來看文星的人物,一定認為他們太懦弱了,但在台灣,文星卻是最勇于追求心智真誠的象徵。

文星公司的首腦人物蕭孟能,最近在公開場合已見不到他,所以也無法找到他發表對文星關門的意見,但跟文星書店接近的人們,卻紛紛指出,文星在強大壓力下關門,全是治安當局的傑作。

接近文星的人說,文星之所以用董事投票和財務困難等理由關門,乃是這個座落峨眉街的現代化書店中人和蕭先生在連遭困擾和治安審問後的結果。蕭先生的朋友又說:在過去一年,蕭先生被治安人員之請進去至少就有過三次。

蕭先生另外出版過一份月刊文星雜誌,經常刊載台灣和世界有關政治社會及文藝等方面的言論,在一九六五年,大概出了近一百期的時候,被勒令停刊。

文星雜誌的主編人,生長在北京的年輕作家李敖,他的直言無諱的政治觀點,使他成為當地規制下的野人,李先生寫過二十本小冊和書,其中卻有十六本被查禁在案。

除了李先生和少數幾個人外,環繞文星的群眾很少公然涉及政治,但是他們的朝氣和探索精神,卻足以招當道之忌,因為當道正把台灣偽裝成為中國最後一個保存國粹的地方。

甚至捨政治和思想上的壓制不談,光看台灣的中國社會毫無疑問是保守的,年紀大的才吃得開,年輕人要熬到四十五歲,才盼能有機會獲得一顧。

從一九六○年雷震坐牢,到「時與潮雜誌」的被封,一連串的文字獄,使持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常遭逮補與迫害,文星書店的關門,重新揭開知識分子的舊恨新仇,和那年復一年的創傷。〔原載一九六八年三月廿六日紐約時報〕

經濟學人:有錢買不到的東西What money can’t buy)──一個通訊員寄

「買文星書的最後機會!」──在台灣中央日報的一則廣告堙A台灣最活潑也生意最好的書店這樣宣告了它的關店決意。隨著上月底文星公司的消失,執政的國民黨的保守派把國民黨中國的自由言論之最後出路停閉,已告成功。

這家公司開辦時確實是一個商業冒險,在一九六○年卻遇著了財運,當時文星雜誌因為發表對保守的文化政策的批評而在學生當中有了大銷路。這雜誌上關於西化對傳統價值的辯論甚至到了要求政治自由化與青年較大的放任的境地。雖然這些題目是用中國式的省略方法來討論的,僅僅提到這些題目已經需要相當的政治勇氣。

雖然不時與政府官員有衝突,而且它的作者有幾個人被開除和監禁,文星公司能辦到比其它言論大膽的刊物持久,主要地是由於它有身居高位的朋友。但兩年之前文星因為指名批評國民黨的宣傳首腦謝然之,並對總統亦有微詞,因而觸犯了台灣的不成文法。它的出版許可證被撤銷,表面上是一年,於是書店的董事會改組,包括更多的國民黨員。雜誌從未被允准復刊,但文星繼續發達而成為青年人的一塊吸鐵石。

約一年前秘密受國民黨支持並往往預期政府政策的保守的中華雜誌,攻擊文星「與共產黨人走同樣的路」。中華要求關閉文星,理由是它在戡亂的時期陰謀製造分裂。三月,受重壓的董事會照辦了。

文星的關閉乃與台灣有權勢的國家安全會議最近禁止浪費並命令增加大眾傳播中的愛國內容以「改善社會風氣」的方向一致。政府顯明地害怕島上繼續增長的繁榮會引起要求更大民主的壓力。於是為防那一天到來,便對台灣曾允許存在的自由的狹小邊際加以縮減。〔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經濟學人〕

【原載《傳記文學》20028月第48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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