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陶事件始末》读后感

沈苏儒

内弟琤穻b长期累积资料的基础上,穷两年之功,在泰来弟、晋生弟和其它亲友的积极支持下,七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写作「高陶事件始末」一书的多年心愿。他在前言中自谦说,他的专业是工程技术,没有受过研究历史的专门训练,写这样的文章难免功底不足。其实在我看来,从事工程技术的人,他们的科学头脑可能比从事文史的人更敏锐,而科学的最核心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何况他是负着沉重的责任感――对父母的责任、对全家亲人的责任、对历史的责任――来进行这项工作的。所以尽管如他所说,由于是写父母、亲人、自己的事,下笔恐难「绝对冷僻客观」,但有了这样的自觉,所以字里行间虽弥漫着他的浓厚亲情,全文的取材和分析是做到了公正、务实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高陶事件」是一桩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先岳父希圣公的一生中是一次决定命运的拼搏。因此,无论于公于私,弄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事实真相,是我们所有亲属的共同愿望。现在,琤竻怐漣V力实现了这个愿望,我们大家都应该感谢他。就中国现代史研究而言,他也作了有价值的贡献。

希圣公先随汪而后又脱汪,其内心世界究竟如何,可以说是了解整个事件的基础和关键,而日记和信札(特别是家信)则是最宝贵的材料,因为这些文字所记录下来的往往是一个人心灵深处的东西。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有许多可贵的长处,如忧国忧民、敏而好学等等;也有许多致命的弱点,如多愁善感、脆弱动摇等等。所以,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如果要从事政治,必须「脱胎换骨」,即彻底去掉原来的「书生气」;如果投入了政治漩涡之中而仍要保持书生本色,则必然无成,或作无谓牺牲。在整个二十世纪内,这方面的例子可谓不可胜数。希圣公自少年为爱国救民而投身革命,其后潜心学术研究,成为名教授,又因国难当头而从政,但仍以一介书生自持,本「士为知己者死」的一念之差,与「公竟渡河」之叹,随汪以图救汪,结果几以身殉。此后政海浮沉,再不能返回他所最珍爱的学府文苑之中,在台湾时也只能以维持《食货》为唯一慰藉。他终生都在希望,身后能留下「中国社会史学家」之名。抗战胜利之后,我曾建议他摆脱政治,回大学去教书,他听了似乎眼里闪过一丝光亮,但随即无语苦笑。我能感到他内心的苦涩与无奈。

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弱点。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他给琴薰的信中说,「我一生优柔寡断,汝母则坚决矫健,说做就做……。决断出于意志而富于情感者常缺意志,常不坚定,此我之所短而汝母所长也。我只虑汝之感情激动而理智与意志不足耳。人徒有学识而缺决断,乃自误耳。我乃覆车之鉴……。」这是多么勇敢的自我解剖!多么恳挚的自我批评!多么深刻的言传身教!

琴薰没有辜负希圣公的期望。在我们共同生活的三十多年中,世变日亟,苦难不已,而我之优柔寡断,软弱无能,又十百倍于先人,但琴薰继承了她母亲的坚强秉性,在压力下,在坎坷中,相夫教子,撑持家庭,无论如何艰难困苦,从不气馁,从不绝望。今天重读一九四零年才十九岁的她带泰来、琤两弟自沪脱险赴港的经历,更体会到她的「坚决矫健」,其来有自。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着绵延至今四千年历史记载的民族,所以我们尊重历史,相信历史。对于任何人,一时毁誉绝非定论,历史终将作出公正的裁决。我相信,将来必定还有人对希圣公的生平、思想、学术作更深入、全面的研究,拂去在他身上的种种政治尘埃和迷雾,还他以学者的真面目,实现他保持「中国社会史学家」之名的遗愿。

一九九八年十月于北京寓所

读 后 感

陶晋生

自十九世纪末,日本战败清朝,取得朝鲜半岛和台湾后,处心积虑的想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二十世纪初,日本提倡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满蒙史。由南满铁路公司资助日本的历史学者研究过去中国外围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合作经验,想汲取这种经验,以此来引诱汉人和他们合作;甚至泡制像金代女真人在华北一手造成的张邦昌和刘豫那样的伪政权,以便逐步蚕食中国。父亲熟读历史,当然清楚日本军阀的企图。他劝汪兆铭不要中了日本的圈套;规劝无效,一走了之。父亲在汪政权酝酿的过程中出走,本来是很容易了解的事。可是几十年后竟发生了一些揣测,偏离事实甚远,以致是非不明,真相混淆。

三哥琤穷数年之力写成关于抗战期间的这一件大事的文章:高陶出走与汪日密约的公布。把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我家在这中间的遭遇,说得清楚明白。其中有很多细节是我从来不知道的。因为一九三九年我才六岁,尚未就学。对于当时的一切只记得一些片段。 关于父亲从上海脱逃的经过,三哥在文中说得很详细,我只觉得有以下的一些补充。

一九三九年底在上海的那些日子,全家人都很紧张。父母亲每天严肃的谈些我听不懂的事情。琴薰姐和泰来哥则有时坐车出去看电影,每次都不带我,使我非常气愤。有一次我知道他们又要出门,就先坐在车上,结果被他们强拉下车。现在才知道他们并不是去看电影,而是另有计划。

一九四零年初从上海乘船返回香港,母亲特别紧张,同时她又晕船,一天一夜没有吃饭。回到香港后她和父亲说了一晚上的话,所以我没有睡好。

多年后,母亲曾告诉我,当时不仅她反对父亲留在上海,而且姐姐和大哥都非常激烈的反对,说父亲绝对不可以再追随江精卫。因此一家人设法分批逃出上海。母亲谈及她和陈璧君的对话,骗了陈璧君,是我们最喜欢听的故事。

此后,我们都知道父亲神经衰弱,不敢去烦扰他。他经常失眠,常常去看医生拿药吃。

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八日早晨,我搭公车上学,把书包忘在车站。想从九龙塘小学乘车回家时,公车司机不开车,我正在公车上着急,忽然看见飞机向启德机场扔炸弹。不久,大哥匆忙赶来,把我和三哥接回家。我对父亲说掉了书包,父亲笑了,说:「打起仗来,还要甚么书包?」

在日本军队占领九龙后,我们不敢住在亚皆老街的公寓里,在街上流浪,吃尽了苦头。最后借住在一个医生家庭的楼上。一月底,父亲用椰油把脸上和身上涂成黄色,随着疏散的难民逃出香港。而母亲带着我们则乘日本船「白银丸」到广州湾,转走陆路到广西。

我们离开亚皆老街寓所前,为了怕被日军搜查出来,大哥把壁炉里面上方的砖块挪开,将父亲的日记和一把手枪藏在里面。一九八九年我在香港任教,曾按照大哥的指示,前往旧居寻找。可是那三栋房屋已经连结成为一栋,内部也重新改建,成为电力公司的办公楼。壁炉已不存在。问一位年老的管理员,究竟内部是何时改建的,他也不知道。我在此呼吁,如果有人知道父亲日记的下落,请务必通知我们。

多年后,母亲告诉我,那把手枪是万一被汪的手下捉拿时,用来自杀的。不过她又说,父亲手无缚鸡之力,到了紧急关头能不能开枪,却很难说。我们都知道父亲没有体育方面的气力。他只会打台球。当年在九龙街上流浪,由于日本兵把守每个路口,我们爬到山坡上的铁路旁,毫不费力的翻过铁丝网。可是他老人家一度卡在上面,把我们吓坏了。至于收音机等玩意,父亲除了早年有一架留声机,用来听京戏外,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碰过收音机,虽然家里经常有好几架收音机和唱机。这点可以补充三哥文中所说,父亲是绝对不会使用发报机的。而且在上海的住处,看守得很严密,又怎么用发报机和重庆通消息?

内子家麟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抗战期间中日的几次和谈,写作时于一九六五年和父亲谈过汪政权的成立和他自己的经历。那时父亲没有说过间谍或双簧的事,说法和《陶希圣先生访问记录》相同。一九六九年我和家麟回台湾教书,七一年「食货」复刊。七六年东渡来美国,每年至少回台一次。这些年里,兄弟们除大哥外,只有我和父亲相处最久,谈历史和家事也最多。好几次我问过父亲随汪脱汪的往事,他也从来没有说过当年在上海,是重庆的间谍。

父亲从宁汉分裂以后,在国民党里追随汪兆铭,对汪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多年来他从来不批评「汪先生」。这种心情,是今天很多人难于了解的。此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一九三九年他在香港,曾在报上批评蒋委员长。这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父亲并没有和重庆「唱双簧」。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八十自序》里说蒋对他有「不杀之恩」的原因。

我研究历史,深知写史之难。写近代现代的史事尤难。从中学时代起,三哥的文笔一直是我所佩服的。今天他能够搜集和整理各种资料,把一段复杂的历史事件,写得条理分明,而且叙事客观,文笔又透露感情,很能引人入胜。我们治史的人都由衷的钦佩他。

一九九八年八月 于杜桑  

 

读三哥大著有感

陶范生

我首先应该庆幸现在还留着这条性命来写这篇读后感。可以想象当年父母亲脱离汪组织时的危险境况――父亲先秘密离开上海;母亲留下大姐和两个哥哥,带着四哥晋生和我匆匆赶去香港(那时我只有四岁)。万一在脱逃过程中出现一处疏忽或差错,我们可能都不会存活到今天。

我也常常在想,如果以现在这现实世界的眼光来看,一般人处于父母亲当时的情况,他们会选择哪一条路?

第一点,父亲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早年受到汪精卫的重视,七七抗战爆发后又成为国民党的青年中坚份子;他有一个好的地位,好的工作,和好的生活。第二点,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利,重要城市相继沦陷,父亲跟许多其它学者一样,忧心于国家前途茫茫,极力想以和平方式来促成漫长战争的停止,以减少生灵涂炭。第三点,父亲追随汪氏去了上海之后,发现和平的期望不但不能实现,国家可能在日本人的和平糖衣下灭亡,于是决定脱离;可是父母亲牵儿带女离汪脱走,个人固有生命危险,也将拖及儿女 。第四点,父亲有很多跟从他的好学生在一起工作,他的离去,必然会置这些学生于艰险之中,于心何忍?

当父亲洞悉日本人企图灭亡中国的奸计后,曾经劝汪停止谈判,但汪已经无法回头。父亲不愿意随汪做出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成为历史罪人,终于毅然决然选择了脱离。虽然,这是一条危险而难走的路,几乎牺牲了自己的妻子儿女。他在临走前夕对母亲说:「我若不签字(指密约)就死在这里,我要是签了字,就比死还要坏。」母亲说:「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密约送香港报馆时,姐姐哥哥三人所乘的轮船,刚刚离开吴淞口。

父亲熟通政治、历史及法律。母亲虽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表面上看来是一位普通妇女,可是她的为人处事,有独特的见解和看法。她的超脱的远见,对父亲的政治生涯,始终都有极大的影响。所以我想,如果母亲果真是个凡人,为了儿女的安全,她可能会阻止父亲去走那条危险的脱逃道路的。

母亲经过多年的苦难,终于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她常常带着我为家人和多灾多难的同胞祷告,感谢上帝给她和全家的带领和保佑。我们作儿女的,也应该常常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全家的恩典,保佑我们留下生命,平安地活到如今。

三哥琤耵书,不但把父亲随汪脱汪的背景和前因后果交待清楚,而且把抗战初期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日本政府内部要战或要和的矛盾,作了分析。这部书道尽了父亲文人参政的沧桑颠沛,也为世人提供了不少不为外人所知的历史资料。    

陶范生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 于伦敦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