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一﹚

我决定写一篇文章,回忆一九三九—一九四○年我们姐弟五人随母亲从香港去上海,四十天后又分批回到香港的往事,已经为时很久。我的动机非常单纯:我只是想把当年逃出上海的经过记录下来,以纪念先父母和在大陆亡故的琴薰姐——是她勇敢镇定地带我们出来的。这个心愿,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纔得实现。      

父亲脱离上海到香港不久,母亲又带了晋生、范生两个幼弟去了香港,留下琴薰姐、泰来哥和我三个人在上海。那时姐姐十八岁、哥哥十六岁、我九岁。我们在上海的处境很不好,行动及谈话都受到监视。父亲的学生曾资生从香港回来跟我们连络,配合万墨林先生的指示,协助我们三人偷上轮船离开上海。曾资生一路陪我们到香港,父亲另外一位学生连士升在九龙码头相接。我深刻记得连士升见到我们安全到港时的喜悦之情,他差不多是手舞足蹈地上前来拉住我们的。我想起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我们离开香港时,他是哭着送我们上船的,短短一个多月,真是恍若隔世。我们欢天喜地地回到家中,姐姐一进大门,一面往里跑,一面大叫「姆妈!姆妈!」母女相拥而泣。

三十多年后(一九七一),连士升夫妇来马来西亚怡保看我们。他原任新加坡《南洋商报》总主笔和总编辑多年,退休后李光耀总理任命他为政府公务员考核委员会委员,那时我在马来西亚怡保大石水泥公司当厂长。他通过《南洋商报》怡保办事处跟我连络上,当天晚上我们在「利口福饭馆」欢聚。连夫人我幼时早在香港就见过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他们的婚礼上,她是越南华侨,我们那时叫她「罗小姐」。原籍福州的连先生还是一口京片子,跟以前一样健谈,席间说了好几个在北平上小馆儿的笑话。这些笑话也是父亲常说的。连先生问候我们的「叔叔」和「姆妈」,他知道我们姐弟从小就跟着堂兄鼎来这么叫自己父亲的。忽然,他问我:「毛毛好吗?他现在在哪里?」我稍愣了一下,想了想他指的是应该是五弟范生(在香港时范生只有四岁)。我回答说:「范生挺好,他在德州有一块油田。」他又说:「我想起来了,范生下面还有一个奶娃,那是龙骧吧?他好吗?」我说:「六弟很好,他现在叫龙生,是华府的名律师。」他又问泰来大哥及晋生弟的近况,我一一报告。第二天我和内子德顺陪他们逛「霹雳洞」及「南天洞」,中午吃了一餐斋菜,下午他们就回新加坡去了。

父亲的几位学生,就是这样跟我们好像一家人似的亲切。在北平时代,何兹全、鞠清远、武仙卿、沈巨尘、曾资生、连士升等人,都是经常往我们家跑的学生。他们有的是来听父亲讲时局、有的是来研究合写论著、有的是干脆来玩儿的,他们自称是父亲的「亲兵」。琴薰姐和泰来哥都跟他们处得很好、很自然;我还小,跳跳蹦蹦,跟出跟进而已。七七事变发生后,我们辗转到武汉,后来到了重庆。他们几个人也陆续逃出北平,在武汉及重庆的「艺文研究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连士升去了香港,在香港大学教书;何兹全留在重庆,在沙坪埧中央大学做研究;其余几位都追随父亲去了上海。

姐姐比她的弟弟们外向,喜欢唱歌、看电影、郊游、或者大跳大叫。然而在上海的那一个多月,她显得沈默寡言。为了避免启人疑窦,她仍然打起精神进进出出,报考学校啦、上街买东西啦、看亲戚啦…显得很忙。我们出去看了几场电影,包括「乱世佳人」、「绿野仙踪」等。她最爱看珍妮麦唐娜与纳尔逊艾迪合演的歌唱片。我这些年在美国,一见到这种电影的录像带,一定买下来观赏,假想她也在旁边兴致勃勃地边唱边欣赏。可惜她已经老早不在人世了。

抗战胜利那年琴薰姐中大毕业,一九四五年底去了上海,次年一月与中大外文系同班同学沈苏儒大哥结婚。琴薰姐婚后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工作,苏哥在新闻报当记者。一九四六年夏,我们随父母复员南京,住在新街口田吉营;泰来哥那年秋天转学上海交大机械系,我和晋生进市立一中,范生进邓府巷小学。一九四七年初,苏哥报馆调他常驻南京采访政治新闻,他们搬来南京跟我们住得很近。九月,他们第一个孩子宁宁出生。这一年半,是我们全家生活最温馨平静的一段时间。可惜好景不长,一九四八年底共军渡江南下,母亲带我们去了香港。姐姐原是跟我们一同到香港的,可是只住了三个月,由于种种原因,姐姐、姐夫带着宁宁又回上海去了。

﹙二﹚

我于一九五九年远赴南洋,在吉隆坡马来亚工矿公司水泥厂工作,自香港辗转得到姐姐北京地址,曾寄去一信,没有回音。一九六三年应聘至怡保大石水泥公司任厂长,乘赴欧洲考察之便再去一信。回到马来亚一个多月后,忽然收到姐姐的回信,真是喜出望外。不过,我把这两页来信读了又读,内容除了报告平安之外,找不到丝毫涉及我们姊弟共同往事的字句,信末还劝我早日回祖国为人民服务——是她写信有人授意,还是怕通不过严格的邮检?不得而知,我怕她惹上麻烦,回一信后便不敢再与她联络了。

一九七五年,母亲逝世。一九七八年八月,姐姐去世的噩耗传到香港,我们瞒着父亲。九月,父亲还是知道了。他写了一首诗「哭琴儿,念燕儿」:

生离三十年,死别复茫然;

北地哀鸿在,何当到海边。

(注)琴薰儿病逝北平,近始得确息。所遗男儿二,女儿一。

 小女燕儿既失学,又丧母,何以为生?怜念之余,口占如右。

﹙三﹚

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三年间我在印尼林绍良集团的水泥厂工作。有一年我参加领事馆举行的双十酒会,进门签名,跟在后面的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华侨见看我的签名,连忙拉我到一旁,问我是否当年杜月笙营救脱险的陶氏三姐弟之一,并兴致勃勃地要我讲述那段故事。他告诉我,他几乎读遍了所有我提得出来的有关「高陶事件」的文章,今晚见到我,非常高兴满足。结果那晚两人谈得口沫横飞,却甚么好点心都没吃到口;临别时他一再嘱咐我「一定要写下来。」这件往事,我时时记起。连素不相识的外人,都对这个事件的人与事那么关心,我们自己若是麻木不仁,蹉砣一世甚么也不做,如何不惭愧、如何对得起先人?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父亲逝世。父亲走后,报章电视立即出现纪念文字及报导。台北报纸报导父亲逝世消息的标题大都是:「食货学派先驱陶希圣逝世…」、「名政论家陶希圣注入历史巨流…」等等。八月份《历史月刊》刊载了杜正胜、黄宽重的两篇纪念文字「通贯礼于律的社会史学」、「陶希圣与食货杂志」,以及杜、黄两位教授的访谈记录「风气新开百代师」。七月十三日举行公祭,由刘阔才、蒋纬国、蒋复璁、刘先云覆盖国旗;陈立夫、吴延环、李焕、王大任覆盖党旗。总统明令褒扬。

﹙四﹚

一九九七年退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提笔写这一段往事。由于除技术文字之外我不曾写过具有历史内容的长文,我先试写一篇三万字的《从海棠溪到沙坪坝——五十五年前南开中学求学点滴》。次年年三月,《「高陶事件」纪实——六十年前先父随汪脱汪之前后》约六万字脱稿,我将两篇文稿投寄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刘绍唐社长反应极快,把这篇文章从四月份起分三次刊载于《传记文学》。他给我一短信说:

连接两篇大作,甚为兴奋,因拟配合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故决定将后稿先用。希圣先生为北大故人,知之者多。…为纪念北大一百周年,弟以本社名义写一小文,文末提到传记文学与北大师友的关系。毛子水先生与希圣先生是最早支持我们的北大师长,而希圣先生几乎每期一文,更奠定传记文学创刊的基础,迄今未敢或忘也。

文章刊出后,得到许多长辈及友人的鼓励,大哥泰来、四弟五弟晋生及范生,都鼓励我出单行本。自六月起,我决定增加材料,加写「书生论政而犹是书生」、「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侵略行为」、「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再看汪日谈判会议」、「香港两年」、「二次脱险」六章,并将原稿重新修订及编辑,扩充成为本书。我根据几位大陆学者的宝贵研究材料,把日汪之间的几件协议和条约作了比较。同时,也试着把父亲在上海谈判会议中的发言,作一重现。

那年七月,我与现居北京的先父「亲兵」何兹全先生取得联系,请他为我作序,承他慨允。我们合作把父亲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从香港写给他的二十七封信加以整理、辨识、打字、注释,编为本书最后一章。兹全师兄说:「月前传记文学社刘绍唐兄来信曾有『高陶事件』出版时可以圣师之信件作为附录。当时我正在考虑写一《我和陶希圣》的小书。写,主要写我和陶师的学术关系,对二十七封信也想作些注释一块出版。现在我想:如你能用二十七封信作附录也好。」兹全师兄又说:

留在大陆的鞠清远,最有才华,史学研究成果最多,我很佩服他。一九五年顾颉刚师从上海到北京,说鞠清远在上海,曾找顾先生为他介绍工作。后来听说他在长途汽车公司作车上押运员,再后无消息。估计他活不过文化大革命。

武仙卿,因为对作汉奸交代清楚,被宽大处理,仍在一个公司工作。后来因为包庇反革命堂兄,二罪合计判刑十年。期满出狱后曾有信给我,希望我给他找工作,我自然无能为力。前几年有人(蔡德金)到天津找他口述汪伪历史,时他已经去世了。

一九五年我从美国回国,去看陶孟和先生。他告诉我曾资生曾求他找工作,以后无消息,大约现在已不在世了。他如活着,定会找我。资生是个好人,政治野心害了他。

大陆上的「食货余孽」就我活了下来。最近年我写了一本《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有机会带或寄你一本,可以由之了解我之一生──思想和生活。大难不死(文化大革命中)必有后福,我还有很多文章要写。今年已八十七,身体粗壮,有的活头。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笔者夫妇飞抵北京,往北师大红二楼探望何兹全、郭良玉师兄嫂,故人相见,倍极兴奋。兹全师兄已高龄八十八,身体仍然健壮,师嫂郭良玉慈爱开朗,她要我们称她「老嫂子」,叫我们「小师弟」、「小师妹」。师兄说起留在大陆的他,文革期间成为「食货余孽」,如今是食货学派的「孤臣孽子」了。临别他说他还能写作,将写一本研讨食货学说的书,以今天的历史宏观,评定圣师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的成就,以及他和《食货》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五﹚

父亲当年追随汪精卫,有其历史及感情因素存在。汪精卫投靠日本组织伪政府,受日本军阀摆布终至身败名裂,应归咎于他对大局认识不清,对日本侵华的野心存在着盲点。我们今天回头翻阅中国近代、现代史,自甲午战争以来,没有一页不是记述日本苦心积虑企图占领东北、分化华北、割裂整个中国的侵略行为。七七事变既起,中国虽然还没有充分力量跟日本作战,但为情势所逼而不得不起而抗战。抗战初期即使有国际力量试图调停,无奈日本人传统的侵略性太强,岂是一纸「和约」能约束其军阀灭亡中国的野心?汪精卫其实也是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书生,试看他在国民党内起起落落数十年,哪一次不是空有理想而没有实力,最后一事无成?关于汪精卫从早期高呼抗日到后来依附日寇的几个转折,我试分析如下:

抗日时期——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再到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汪精卫都是主张对日本作战的。他曾经为张学良九一八下令(或奉命)不抵抗,通电邀他共同下野。他说:「…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赖第十九路军及第五路军奋死抵御,为我民族争生存,为我国家争人格。…弟诚无似,不能搜括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一九三三年长城古北口之役,担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听到前将领回来报告,纔知道敌人的武器火力实在太强大了,我方官兵根本没法应战,从这时起他开始有主和的倾向。虽然想努力找出一条和平的路,他当时对附敌的政权深恶痛绝。七七事变之初,他在国民参政会谴责日本在华北制造傀儡组织,是最无耻的举动。他认为抗战前途是有困难,但是这种困难在抗战以前就已料到,国人要担负困难,历经困难,才能达到最后成功。他当初与蒋介石合作,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得到国民的信任。

低调时期——七七事变一年多以后,汪精卫的抗日决心开始动摇。他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看到前线担回来的伤兵没有医药治伤,又叹「此仗如何能打下去?」他认为中国在政治、军事、财力、动员力上都还不足以对抗自九一八以来就积极部署侵华的日本军队,及其政府的充分支持。他认同胡适、周佛海、高宗武等所谓「低调俱乐部」诸君子的言论,尤其不赞成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政策。父亲也是「低调俱乐部」的一份子,经常在南京西流湾周佛海私宅议论时事。胡适把高宗武推荐给蒋介石,认为可堪重用,应派他去试探日本人的和平条件。

幻想时期——董道宁是周佛海派去日本探路的。高宗武是蒋介石派去香港、上海活动的(高去日本蒋到底事先知不知情,至今仍是个谜)。董高二人带回来的讯息都是「日本人希望汪先生出马收拾局面。」那时日本相近卫文已经发表「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而日本参谋本部的将领们颇想早日抽出泥足,改以谋略手段诱降中国,在难以自圆其说的状况下,只好找汪出面。其实日本人谈和的对象还是国民政府,汪只是日本人诱降的一颗棋子罢了;日本人明明知道汪是没有扭转大局的实力的。那时候汪精卫的和平言论在党及政府中受到排挤,参政会里面的抨击,以及南洋华侨在外面的通电谴责,压力极大,他幻想出走国外,以个人身份表达在国内无法表达的和平主张,藉外部的力量来说服政府内部以达至和平,或有成功的希望。

行动时期——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两人跑去上海,跟今井武夫、影佐帧昭等人签订「重光堂协议」,甚至规划了汪系人马出走的日程、方式、以及日本政府配合的步骤。梅思平把协议和近卫声明文稿带回来给汪精卫看,汪召集干部秘密讨论了几天不能决定,最后在陈璧君的逼迫下,决定出走。他到了昆明,龙云又给了他一个错觉,让他以为西南的几位反蒋将领,可能协助他在他们的地盘建立新政府。汪原来的构想是在河内、香港、四川或云南建立一个独立政府跟日本人打交道,并没有直接去上海的打算。陈公博、高宗武、陶希圣是最反对他进入日本占领区的几个人。

愤怒时期——汪精卫一行人潜赴河内没有几天,近卫辞职,日本首相换了一个法西斯思想浓厚的鹰派人物平沼麒一郎。汪发觉上当了,但为时已晚。「艳电」已经发出了,党籍被开除了,政府职务也全被撤除,他已走投无路。反对他进入占领区的几个人都去了香港,他孤立无助,没有人商量,曾经一度考虑一走了之,就此去法国不问世事。不料,戴笠的特务于三月底潜入汪宅,企图刺杀汪精卫而误杀了曾仲鸣||曾是革命先烈家属,国民党不但不加珍惜,反置之于乱枪之下。汪气极了,自己写了一篇「举一个例」的文章,质问重庆为何蒋可以谈和而他不能。大家都弄僵了,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汪精卫终于横下心,跑去上海直接与日本人谈判。

无奈时期——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汪日开始谈判,「梅机关」拿出来的条约草案,跟原来的「重光堂协议」及「近卫第三次声明」的内容大相迳庭,近卫说得好听的话全都变质,日本吞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其条件的苛刻不近情理连「梅机关」的谈判代表都私下难以置信。父亲把日本人的野心及签约的可怕后果分析给汪听,汪潸然泪下,想要立即停止谈判。可是他身在敌营,动弹不得,任何反对都是徒然。他自叹说:「他们要我签就签罢,中国不是我们几个人卖得了的。」他于十二月三十日签下了为世人唾弃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

傀儡时期——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精卫打着「和平,反共,建国」的旗号,在日本人的卵翼下当起傀儡行政院长(主席虚位以待林森)。十一月底,伪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日华基本条约」,虽然它表面看起来比「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要温和一些,但是在日本人操控之下,仍然是一个彻底的不平等条约。不过,我们似乎也不应该完全抹煞汪精卫为沦陷区老百姓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一位七十多岁的内亲就说:「国军撤走后,不是决堤就是放火,完全置占领区的百姓于不顾,还说这也是『伪』、那也是『伪』。如果不是汪精卫,我们都将直接在日本人的刺刀下讨生活,那我们两面都不是人,怎么活下去?」然而无论如何,在被全国军民指为卖国贼,和日本军人颐使气指之下,直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日本逝世为止,汪精卫度过了最没有尊严的五个年头。

父亲是幸运的,因为他有大是大非的判断力、自省错误的勇气、悬崖勒马的决心、以及多位深入敌营施以救援的侠士。母亲的冷静,和以死换生的决断,是促成父亲临危脱险的最大原动力。

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父亲随汪精卫赴河内起,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赴上海,一九四○年一月五日到香港,至同月二十二日与高宗武联名揭露「汪日密约」为止,「高陶事件」应该告一段落。然而对父亲而言,这个事件并未完全了结。父亲此后在香港居住了两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十二日日军占据九龙,父亲成为日伪缉捕目标之一。直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随难民队离开香港,才算真正脱离险境。因此这本书写到父亲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回归重庆为止。

﹙六﹚

这本书的完成,得力于许多位亲友的鼓励。我要感谢大哥泰来提供他穷两年时间编写的父亲年表、保存了六十年的父亲家信、照片、和自己的日记;姐夫沈苏儒为我校核文稿,提供宝贵意见;四弟晋生提供多篇参考文献,及为我取得华府国会图书馆的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头条微卷影本;四弟妹鲍家麟(她专研汪伪历史)提供她的博士论文及相关的学术论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兹全师兄提供的先父亲笔信二十七封,审校文字,和为我作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马泰来主任特准我亲往影印大量相关报纸及书籍;以及传记文学刘绍唐社长给予我的信心与发表的机会。最后,我要感谢内子刘德顺这三年来为我校对文稿、提供意见、及给我精神上的支持以及健康上的照顾。为了写这本小书,我几乎废寝忘食,即使抽空外出旅游,或去儿女家中小住,我都带着手提电脑打字不停。她跟我说话,我竟经常听而不闻。 

       二○○○年夏,我托友人带一份原稿给居住纽泽西州的史学家唐德刚博士,请求他拨冗斧正及—如有可能—为我作序。二○○一年四月,唐博士寄来一篇亲自打字的读后感,题为〈抗战期中「高陶事件」的一家之言〉,并附一封非常客气的信,为未能早日完稿致歉,欣喜之余,尤感史学前辈提携爱护后进之心。这篇读后感后来刊载于第471期《传记文学》(二○○一年八月)。

   堂兄鼎来,伯父述曾公(1896-1993)的独子,抗战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大攻读机械工程,泰来哥和我后来也学机械,受他影响甚大。鼎来哥早年留学美国获农业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农业工程界发展越半世纪,为国贡献,建树良多。一九九八年退休前任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院长﹐兼世界银行支持的中国第一个大型农业开发项目——中国华北平原农业项目的协调人,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鼎来哥于披阅本书之际,勾起他在一九三九年与我父亲在昆明相遇,第二天报载他已随汪精卫赴河内的往事。鼎来哥幼年在上海读书时,曾经在我们家居住过一段时期,对于叔父的个性与学术活动有一定的了解。当年惊悉叔父突然随汪出走,内心固然诧异不解,却始终相信其中必有缘故。经过高陶逃脱上海的这段转折,他更深信叔父是一个继承中国儒家传统的,学以致用的爱国学者;对民族、对国家有高度的责任感。鼎来哥为本书再版作序,提出他对此一事件的看法,以及对叔父学术研究与政治活动并行不悖的评价。

热心的湖北人民出版社,乐于为本书再版出书,在编校期间给予协助,使本书顺利以新面目在大陆问世,在此一并致诚挚谢意!

       陶琤矷@二○○○年一月于旧金山

二○○二年八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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