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结 语

陶希圣以对社会结构的观察,作对中国思想史的探索,晚年更由史学转入经学,于殷周文化异同及太史公欲究天人之际的思想背景,阐释新的见解。在政治上,从重庆侍从室时代的「中国之命运」,到台北中央党部时代的「苏俄在中国」、「民生主义育乐篇」,以及重要文告,莫不竭尽其力,执笔数十年不辍。然而,在这方面他从来都以幕僚自居,而谨言慎行。「不怨天,不尤人」是陶希圣的人生观。回溯过往,他的一生,有过惊涛,有过骇浪。八十岁那年,他说:「我曾多次处于波涛汹涌中,我所想的是:国家与社会给我的,比我对国家社会所贡献的多得多。」九十岁,他又说,「这一生,前一半教授,后一半记者。」这「教」与「记」的分际,正是他学、政两种生涯的写照。

父亲一生研究数千年中国社会的性质、变迁、组织、与伦理,在社会史学界中自成一格,手创《食货》,树立新史学的典范。学术界六十年来尊之为「中国社会史学派」的领袖,桃李满天下。他从社会史论战,创办《食货》[1],写作、讲学、演说、辩论,到后来从政为蒋公介石编写专书文告、报纸上写社论、铨释党的意识形态…由名教授变成「名政论家」,即使在百忙之中,从不放弃学术工作。父亲常说﹕「我不是『政论家』,也不是甚么『三民主义理论』家,那并不代表我的学术成就,我最希望人们叫我『中国社会史学家』」。父亲八十岁时说:「家学所传者为史学,大学所受者为法学。史学与法学两道思潮,汇合为中国社会史学。此生若有可称为学者,只是中国社会史学而已。」父亲在七十岁离开政治权力中心以后,专心从事著述的的二十年中,其学术理论更见圆融[2]

虽然「高陶事件」,是父亲一生中一段为时短暂的插曲,但不可讳言,它却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件扭转局势的大事﹕它揭发了日本军阀胁骗汪组织签订卖国条约,以遂其侵吞整个中国的恶行与野心,彻底破灭了对日谈判取得和平的幻想,因之更加强了我国全民抗战到底的决心。记得笔者从上海脱险,回到九龙塘小学复学的那天,校长特地在朝会上向全体学生介绍,指我为爱国忠贞人士之子。一年后转学桂林中山纪念学校小学部,入学那天级任老师也向全班同学介绍,我的父亲是冒死揭发汪日密约的陶希圣先生。由此可见当时一般人是如何正面看待这件事情。然而,父亲始终认为当年一度随汪行动,于公于私都是件憾事,因此回到重庆以后,一直都在委员长侍从室默默工作,为总裁编写专书[3],及为《中央日报》写社论;抗战胜利后国共政治协商期间,曾连写社论四十多篇,与新华日报对抗。胜利还都后推辞中央宣传部部长之职而退居副部长[4],集中精力为党作宣传工作。一九四九年国府迁台后,虽在国民党中央位居要津[5],主管中央及地方党报言论,甚至奉蒋介石之命负责党改造的文宣工作,仍不忘为文多篇表达内心忏悔之意。对于子女们,他从不多谈,更不认为当年对国家民族有何贡献。他在晚年只是感慨,说自己一生向无从政之大志,却身处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经过巨大风浪,做出「翻江捣海」之事,回顾前尘,连自己都不敢相信。

父亲八十岁对自己的一生做了评断,他在《八十自序》中写道﹕

  区区一生,以读书、作文、演说、辩论为业,人自称为讲学者我志在求学。人自命为从政者,我志在论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毁其名,而名益彰。我自觉国家社会所许与我者,超过我应受与愿得之程度与范围。我无以为报,只是常抱一颗感谢的心,庶可遥望论语所谓「学不厌,教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之境界,年至八十,犹未及也。

我们海内外子孙们怀念先人,爱他与尊敬他在学术领域的成就与风范,钦佩他身处险境作出大是大非的决断,更深深体验当时与事后他为此一事件所承受的褒贬和压力。父亲是研究历史的,历史对任何人都是公正的。我们深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一生从他的言行到内心深处,也终将为更多国人所理解,从而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父亲已九十高龄,由大哥泰来、大嫂晏章沅陪同,自台北飞抵旧金山。先姐琴薰二子沈宁、沈熙先一日来我家,等候一齐去机场迎接;女沈燕当晚自亚利桑那州赶来拜见外祖父。父亲见到长外孙宁已年过四十,不禁想起一九四九年离开上海时,其尚不足两岁之情景;而从未见面之熙、燕二孙,得在此相见,悲喜交集,言与泪随。外祖父怕勾起太多往事,连忙拿出在台北准备的小礼物分给各孙作为见面礼,他一面分礼物一面说﹕「今天不谈往事,今天不谈往事。」两天后,姐夫沈苏儒自北京赶来相聚,翁婿一九四九年上海一别,不觉已近四十年。父亲在我家小住数日后,即由沈熙护送至华府探视六弟龙生、国云一家,数日后,再往印第安纳州看看孙儿女德兴、若昭,然后飞往亚历桑那州探视四弟晋生、家麟一家,和长孙女若蕙及孙婿方和同。八月十七日返回旧金山,二十一日由大哥、大嫂亲陪飞回台北。五弟范生那时正在千里达忙着探测油田,未及赶回团聚,但五弟妹戚瑞华及二子德智、德仁,均来拜见祖父。

父亲走后,内子德顺整理房间,在书桌上发现一叠稿纸,原来是父亲这二十几天信笔写下的杂记,记录在旧金山聚谈之片断。其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时半,泰来夫妇扶持我搭华航班机自桃园机场起飞,越太平洋,计飞行十一小时,降落旧金山机场,当地时间是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半。我在飞机上早餐,下飞机,家属及亲友相接,到达琤肸a,七时晚餐,方才觉察这一天,省了半日光阴,又省了一顿午餐。

   沈宁、沈熙,先来此候见。至晚餐顷,沈燕从杜桑赶到。沈燕自大陆出来,已七年矣。今日在此得见,悲喜交集,言与泪随。直待二十五日下午,我为此三个外孙谈话两小时。

   二十五日,琤穻w排旧金山素来的戚友,在天锦楼聚会。菜行一道,举杯致敬,一时感慨之余,以乡土口音致词,曰:

   「西方民族主义是他们从海外经济竞争中发生的。我们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以家族伦理为基础,在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之下发生的。中国人在海外,与外国人相处,我们的家族组织与感情特别稳固与保守,就是确切的证明。今日我们同乡亲友在此地聚会,我参加聚会,有如回家乡,这亦可证明,世界上凡是中国人所到的地方,就是中国家族主义的文化与中华民族主义之所在的据点。」

   餐毕送客后,回寓。金钟麟夫妇来,谈起夏、万、李、陶四家,及陶金二家,戚谊与世交之历史源流。此皆中年亲友子弟所不及知晓之事理。我斤斤谈论,夜深送客,回房就寝。

   二十六日午饭前后,与家人谈西安事变,对当年我在北平单人挺身与人民阵线左倾教授三十人坚决对抗的经历,由此看透西安事变乃是人民阵线之所为。今日中共指称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方研究此一段历史之论著甚多,可惜皆未能彻底分析,以辟中共的曲解。

   晚间,沈燕回杜桑。

   二十七日上午,泰来夫妇起程,先往西雅图,随即去加拿大,一路上考察造纸工业及白报纸市场。下午与琤秅妇谈论海外陶氏的志愿与中华民族的前途。

   前有人指称我是三民主义理论家而加以诽谤而摧毁者。其实,我是中国社会史学家,我决不作纸上清谈而自命为三民主义理论家。三民主义是革命救国革命建国的指导方针,决不是纸上清谈。论语载子夏讲学做学问的方法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三民主义是实学实用,不是空口清谈,尤其不可用马克思主义附会三民主义,藉民生主义来散布阶级斗争的流毒;亦不可用西方民主主义来解释民权主义,将民权解释为人权。我们的民族主义是以家族主义为基础。个人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促进了家族主义的分化,亦就助长了民族主义的瓦解。此乃海外中国人引以为忧者

  是日晚间,鲍家在明苑请我们一家,鲍伯母、刘伯母在座。鱼翅中有蛤司蟆,多年未见者,东北产品也。宴毕道谢回寓,已十一时。与琤矷B德顺们谈话至十二时半,始就寝。

接着,父亲又写下第二天,德顺和我陪他访问柏克莱林云禅寺,受到睽违两年多的林云大师殷切的招待,并特请他到佛堂为禅寺弟子们说佛。[6]他写道:

  二十八日下午,应密宗黑教林云大师之邀,访问座落于柏克莱的〈云林禅寺〉,琤芞w顺陪同,会见大师及其信徒弟子三十余人。众人要我说「佛」。

  在中古,佛教盛行,中国未曾相随转化为佛教国家。到了近世,基督教进入中国,中国仍未转化为基督教国家。反之,自佛教至基督教,必须融和中国的伦理思想与规范,方才能够在中国立足生根。

  教会与家族有其冲突的一面,也有其融和的一面。宗教是包容的(Inclusive),无论是姓张、姓王、姓李、姓赵,共同信仰一尊神佛,共同组成一个教会。反之,家族是排他的(Exclusive),「人不祀非族,神亦不歆非其类」,姓张的家族不拜姓李的祖宗,姓李的祖宗也不享姓张的祭祀。这是宗教与家族冲突的一面。这种冲突怎样可以融和呢?

  先说佛教的华化。在哲学方面,三阶段乃至禅宗,显然是佛教改革运动,同时也是佛教华化运动。即以法华及华严宗而论,何尝不是中国佛教的创作?

  在民间信仰方面,北魏时代的弥勒佛,乃是「新佛出世,杀尽旧魔」的号召。至唐代以后,所谓弥勒佛实在是布袋和尚。唐代问世的楞严经,是真是伪,固有争议,但佛教来华之初,三座像设乃是过现未三世佛,继而居中者如来佛,左右是大势至菩萨与观自在菩萨,后来观自在化为观世音而现为女身。

  佛菩萨皆居寺庙。观世音菩萨在民间,居家庭,受妇女供奉。

  台湾的寺庙,以天后即妈祖为最多,香火最盛。妈祖原是湄州莆田的一个女子,演化为海运之神。由于观世音点化,或竟是观世音的化身,亦受妇女的崇拜。

  再说基督教。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初,教会组成与家族制度的冲突,在民间引起许多「教案」,甚且为清季义和拳扶清灭洋运动的导火线。基督教与家族制有其冲突的一面。

  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三至二十七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站在耶稣旁边的,有他的母亲与母亲的姊妹…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

  圣母与观音大士是一是二,虽不必附会,也无须争议。父母子女的爱,扩充为民族爱与人类爱。这爱就是忍耐,就是牺牲,就是希望,也就是宗教的根基与伦理哲学的渊源。教会与家族相与融和的一面便在于此。

父亲回到台北后,于十月三日给我们一信:

琤矷B德顺:

   回台北一个月又十天,胆石彷佛完全平复,没有任何感觉了。

   回台北,即与中央日报楚董事长崧秋、中央通讯社曹董事长圣芬,当面言定,九十生日,只是一次简单的茶会,新闻界老同人见见面、谈谈,别无任何举动。

   我到美国走了七处,看望家里七房,四代聚谈,自是海外陶家的盛事,九十寿庆的大举。十一月里,不再举行,只是同平常每星期日吃一顿饭一样算了。

   你们随宜通知各房,台北陶家不做寿,大家不作回台打算。龙生有回台一趟的意思,你与他通电话只说台北不做寿。他回否,由他自定。

   晋生主办九十寿庆文集,由黄宽重们经手,现已收集论文约三十篇,我有一篇(一万字)已发排付印(按指《天道人伦一以贯之》),赶十一月里出书,两巨册。到时候,食货月刊同人聚餐。

法令月刊(虞舜主编)我写《夏虫语冰录》,每月一期,五六条。到十一月,三三九期二三零零条。(我想,由法令月刊社函请司法院林院长洋港颁一奖状。尚未与虞律师商定。)

   活到九十岁,可以「这一生」。这一生,前一半教授,后一半记者。教授与记者的生涯,便是写作、演讲、开会。前一半抽烟、后一半喝茶。八十岁有感慨,九十岁自觉轻松,连感慨都没有了。希圣  十月三日

这是父亲给我们的最后一封信。他老人家说「没有感慨」,其实是充满了感慨。父亲说他这一生是教授,是记者,又自况他一生「前一半抽烟、后一半喝茶」,政治对他来说,似乎祗是好茶喝尽剩下的淡水与残渣罢了。

父亲一生的最爱,其实就是母亲所说的「办刊物、开书店」,一九二九年他在上海与友人合开新生命书局,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创办《食货》半月刊,一九七一年在台北开设食货出版社,复刊《食货》杂志,改为月刊,直至一九八八年七月停刊。父亲把《食货》当成自己抚养五十多年的儿子,在台北复刊的十七年间,为他呕尽心血,也背负了不少的债务,他不愿把这个担子交给后代去挑,因此抱着「人亡政息」的态度。晋生弟非常希望《食货》能继续办下去,他的学生们也积极想方设法,甚至愿意自己掏腰包维持《食货》继续出版。

历史学者张存武教授曾在报纸上发表一篇《「食货」不该因人而废》[7]的文章,呼吁「继承「食货」的主人听取热心人士的意见,继续经营这份在国际间受到重视的刊物。」他认为《食货》有其传统的荣誉地位,是中国拿得出去的一本刊物,不应让其消声匿迹。虽然《食货》因种种复杂因素没能延续,而令爱护他的学人们惋惜,这套代表中国社会史学派的文献,仍将长存于世界各大图书馆之中,供后世学人研读与景仰。

 

注釋

[1]  《食货》在台湾复刊后,先由四弟晋生带领几位学生负责编务,晋生时在台大教书及中央研究院工作。晋生应聘赴美任教后,编辑及出版等工作即由学生们接下,公余风雨无阻,来社工作及聆听父亲讲述,直到父亲逝世停刊,十七年如一日。父亲晚年最得力的帮手,是黄宽重、杜正胜、沈松侨几位学者,以及事务小姐张蕙芳女士。

[2]    九十岁编集旧作,手著《天道人伦一以贯之》,以为晚年的定论。见杜正胜《通贯礼与律的社会史学――陶希圣先生学述》,《历史月刊》第七期,198881日。《天道人伦一以贯之》载于《食货》月刊复刊第十六卷第一、二期合刊(1986915日)共四章﹕〈太一——推策天道之本统〉、〈天道与人文〉、〈天道与人伦〉、〈中道与王道〉。另一篇未发表之手稿《直道而行与枉尺直寻》共六节﹕〈直道而行之道〉、〈枉尺不能直行之理〉、〈百世可知之直道何在?〉、〈仁政与暴政之分辨〉、〈仁为天地之心〉、〈直道而行必底于成〉。

[3]    蒋介石于194210月间着手写《中国之命运》一书,指出我国百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一旦解除,人民应如何以独立国家自由公民的资格,与世界各国的国民平等相处,同时应如何自立自强,共同致力于建国的事业,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委员长在这本书中呼吁中国共产党放弃武力,共同参加建国事业,并提出战后十年建设计划,鼓励青年努力学业,准备将来成为建国人才。蒋介石指定父亲担任搜辑资料及整理文稿的工作,亲自校阅近二十次,初稿分交党政负责人研讨并签注意见,最后定稿,全书十万字以上,于1943年三月十日重庆正中书局出版。

[4]    部长李惟果先生,另一副部长黄少谷先生。

[5]   1947年,候补立法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1949年,中央党部第五组组长。19507月,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改任第四组主任。1951年,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立法委员。1952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53年,革命实践研究院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张群﹚。1956年五月,中央日报董事长。1957年,连任第八届中央常务委员。1963年,连任第九届中央常务委员。1967年游东南亚欧美,4月访华府,晤高宗武先生,共游顿巴敦橡园。1968年,以年逾七十,请求总裁提名为中央评议委员。1970年,筹办食货出版社及食货半月刊复刊。1971年,食货半月刊正式复刊。19729月,辞中央日报董事长﹙曹圣芬继﹚。1976年,连任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1978年,八十岁。1979年,中华战略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蒋纬国将军﹚。1981年,连任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19873月,转任中华战略学会名誉理事长。7月赴美探视儿孙。1117(旧历926),中央日报董事长楚崧秋先生为父亲九十寿辰在中央日报礼堂设茶会庆贺。1988627日晨230分在台北逝世,享寿九十一岁。

[6]    198410月初,林云大师率领弟子多人驾临父亲寓所祈福。114日接受林云大师大弟子马盛家的访问,畅谈中国多元化宗教演变的历史与发展。

[7]    1988年7月24日台北中央日报副刊。

[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