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二次脱险

陶希圣参加九龙难民回乡队,跋涉二十八天,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回归重庆。自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离开昆明,迄今已三年有余,父亲的去国之行,到此算是结束。孩子们跟着母亲经由广州湾、郁林到桂林暂住,五个月之后抵达重庆。一路上的艰辛危难,罄竹难书。他们都接受了人生悲欢离合、夺命须臾的磨炼。

一、惠阳还乡到韶

九龙自从英军撤退,日军未来之日起﹙十二月十一日﹚,发生大乱,歹徒四出烧杀掠夺,顿时变成黑暗世界。香港方面,十二月廿五日夜英军投降后,因为日军已经占领港岛大部分,并无真空时期,所以歹徒暴乱情况不如九龙严重,但是部分军纪不良的日军,却乘机做出烧杀掠夺的暴行,伤害了许多无辜的老百姓。因此停火后的头几天,香港、九龙两边市面上都是死寂一片,居民蛰伏屋内,没有人胆敢外出。

解除武装以后的英军,集结在日军指定的地点,听候分送战俘集中营。满街满巷的尸体,除了战死的士兵之外,大部分是被自己同胞杀死的,此时已经腐烂发臭。日本军方只顾收拾自己人,香港居民的遗体则交给部分被俘英军和民间人士处理。

「军政厅」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布安民布告,规定市民遵守事项,以维持治安,稳定市面。局势一平静,街上马上出现成千上万的地摊,廉价出售家庭用品、奢侈品、古董、字画……等等,以换取钞票购买粮食。摊贩主人有公司老板、公务员、学生、家庭主妇……,只要能换得了现钞,什么贱价都可答应。如果顾客用米来换,那就更受欢迎,但带米上街,有半途被抢的危险。

米的供应少得可怜,黑市米价高得吓人,大约是平时的十到二十倍。米买不到,肉也没有,有人宰杀军马当牛肉卖,街上狗猫绝迹,到处弥漫着饥饿世界的阴沉气氛。投机倒把的歹徒四处出现,最明显的是满街掷骰子赌单双、推牌九的「番摊」,耍老千骗人。客人输了收钱不误,客人嬴了不是揍人,就是卷起摊子一哄而散。

银行关门,市面现金流通严重不足,最缺乏的是用来购买食物用品的五元、十元小额钞票,大额钞票不受欢迎。钱庄兑换大钞,折扣惊人:一百元大概可以换到六张十元小钞,五百元则不值两百元。为了每天的生活,母亲带着大哥走路到九龙塘,找徐寄庼先生换取五元和十元小钞,来回十几里,中间还要经过日军的岗哨和营房,经常胆战心惊。有一次在上海街,用一张五百元的大钞,换了一袋面粉,一支火腿和几个罐头,找回九十几元零钱,已经是欢天喜地了。

胡叙五先生在香港红十字会,嘱人通知父亲,务必要和他连络,以谋离开香港之道。一月十一日上午,泰来哥去柯士甸道红十字会,会所在一大楼高台上,高台前面的石阶入口处,挂一张白布写的布告:「入出立禁,违者铳杀。日军某某部队告示」。他见了不知如何是好,逡巡良久,不敢冒险。从前面转到后面,一样也有告示。等了许久,忽见一穿普通西装的人迳自走上石阶,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胆子一壮,也跟在那人的后面一齐上去,找到了胡先生的房间。胡先生见泰来哥进房,吃了一惊说:「那张告示是日本部队贴的,昨天他们调走了,但是布告没有拆下来。幸好你是今天来。」他说十三日早上有一批难民疏散惠阳,他已决定随走,若父亲愿走,则他可让父亲先走。大哥就邀胡先生到弥敦道与父亲商量一切。

十二日,胡先生来,因对路途没有把握,决定暂时不走,相约各自设法,互相关照,同谋出路。过了两天,高彤阶听说父亲想离开香港,认为他皮肤太白不像本地人,特地教父亲一个将皮肤染黄的方法:用椰壳烧出来的油涂在脸上手上,可以装成病人的模样,而且可以维持一段时间,水洗不掉。大哥马上买了椰子壳回来烧油,替父亲化装。那椰壳油十分剌激,涂在脸上时,眼泪就不断的流下来。父亲一面涂椰油一面告诫我们说:「这次如能逃过此劫,你们将来无论如何千万不要走政治这一条路,最好读工科,学得一技之长,比什么都强。」

廿七日,胡先生通知,有一个「惠阳还乡队」明日出发,要父亲与二舅准备一切。二舅约了马师傅﹙国际通讯社厨师﹚的侄儿马子元同行,他年青力壮,沿路可挑行李。当晚父母亲彻夜未眠,次日清晨,父亲背着包包准备出发,行前与母亲相约,倘若她能带着孩子们回到国内,而自己也能脱险的话,在桂林相见。孩子们知道父亲又要只身离去,心中不免恐惧不安。四年半前日本入侵北平市郊,父亲匆匆离家赶去南京,连跟我们道别都来不及。两年前父亲从香港悄悄进入上海虎穴,人走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一次在兵荒马乱之中,父亲又要离我们而去,前途是凶是吉,难以逆料。留下的孩子们,又要依靠坚强的母亲带领脱离苦难。不同的是,我们此刻比以前成熟坚强多了,有勇气接受那不确定的未来。从楼上窗口看着父亲瘦削的背影慢慢消失,我们不敢抬头看母亲,但知道她没流泪,我们也都不流泪,只有默默地祝祷父亲平安脱险,再见有期。以下是泰来哥记载父亲出发经过的日记:

廿八日。晨六时,父亲和我站在门口等胡先生。天还没有亮。父亲着蓝藏青哔叽衣裤,头带毡帽,身背小布袋,腰挂暖水壶,脸色如黄腊,一付颓丧潦倒的样子,容貌大异平常,甚难辨认。等了很久,胡先生未来。街灯黯淡,冬天的冷气透人骨髓。不时有日本军车装载子弹粮食,飞驰而过。至七点钟,天色已明,街上疏散难民往来者渐众。二舅和马子元也下楼到街旁等候。父亲恐人注意,漫步向北行,二舅、老马亦先行,约定至东乐戏院门首聚齐。我一人仍在门口守候。不久,胡先生一行来到,即告以父亲已走在前头。胡先生乃急步追赶,我随后也赶到太子道口东乐戏院,见父亲在戏院门口坐地,暖水瓶已破,但因里面藏了钞票,不能抛弃。八点多钟,往警察学堂广场集合。疏散难民约有千余人,排列成行,父亲、济舟二舅及老马混杂其中。九时许,行列出发,我站在路旁遥望,见父亲等人,向北走去。惟有祝祷他们一路平安而已。回家向母亲报告时已十点多钟。

这个「惠阳还乡队」总共三十六人,由蒋伯诚领队。蒋先生穿著淡蓝色的绸袄裤,任何人都看得出他不是惠阳难民。而父亲呢﹖同行的朋友们见到他在队中,无不提心吊胆,因为父亲是被日伪搜捕的人,随时可为同行者带来严重威胁。当时所有的车辆都被日军征用了,一些难民最多只能将溜冰鞋两双小轮子当做四个车轮,上面加一块木板,作为搬运行李之用。可是这个队伍连这种临时「板车」也没有。大家步行大半天到大埔,搭上一条渔船,傍晚开船,连夜直放沙鱼涌。

次日清晨,船行于海湾之中,忽闻枪声。同行的人说﹕「海盗来了。」果然是海盗,而且是蒙面的海盗。同船向导跟海盗说大家都是难民、自己人,请通融。讲好每人出钱五元,送给他们做为见面礼。海盗收了钱没有找麻烦就走了。傍晚船到葵浦上岸,步行半夜,到一个村落。父亲原有失眠的毛病,每天要注射「布罗姆」,这时没有药吃,只望早得休息。他挤在一间房子的一角,倒在一堆稻草之上,一伸腿便睡了。次日清晨醒来,原来睡在尿缸的旁边。失眠症完全好了。

日军的政治部获得情报,得知陶希圣一行三十六人走了,前来追赶。后面第二天出发的一队也是三十六人,从九龙走到深圳,被日本宪兵截留。一位会说日语的难友出面跟宪兵交涉,竟被吊在梁上,被五个人轮流以皮鞭抽打,要他供出陈策(国府驻港军事代表及国民党驻港澳湾总支部主委)与陶希圣。他两手抱胸,挨了几小时的打,没有招供。宪兵队只好放人。这位先生就是后来担任台北市长的游弥坚先生,他替父亲饱受皮鞭之苦。陈策将军于十二月廿五日晚上,率领七十余名英军官兵,乘坐六艘鱼雷快艇冒死冲出大鹏湾,在日军火网下突围至坪州登岸,步行三日到惠州与国军会合。日军再也抓不到他了。同时突围的有黄国梁军长及莫福如师长等国军将领。

还乡队一行向惠阳行进,远远来了一队人马,由何大队长领队,说是来接蒋参议的。当时难民缺少盘缠,好似「在陈绝粮」,蒋伯诚就向何大队长开口借法币四万元,并言明到重庆后加倍奉还。何大队长满口答应,解囊相助。原来这何大队长所领的这一队,都是帮会中人,他们各方面的关系都很好,一路上法律管不到,行旅的安全都靠他们帮忙。

难民队继续向惠阳行进,忽得消息,惠阳已被日军占领,队伍在路上逗留迂回了好几天,才步行到横沥上一木船,循东江到河源,算是脱了险。父亲身上已经没钱了,剩下四百元港币藏在破开水壶中,另外两个金戒指包在母亲蒸的两个干馒头中。父亲赶紧兑换法币,电汇一笔钱给在昆明的女儿琴薰,同时打电报给重庆的杜月笙先生,请转报陈布雷先生他的行止。

陈布雷立刻打电报给西南联大校长蒋梦麟,蒋校长马上通知琴薰姐:「你父亲出来了。」第二天,姐姐收到中国银行分行的汇款通知单,去银行取款时,行员一齐集合在柜台里,看着这个悲喜交集的女孩,说:「你父亲没有死!」一时竟忘了兑钱。

由河源续程到龙口,已是腊月三十。父亲与济舟二舅、马子元三人到街上买鸡、鱼,回来做年夜饭。正用洗脸盆煮鸡时,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派小汽车来,接父亲一行人同车到韶关,安顿住在省政府招待所「互励社」后,省政府秘书长郑彦棻接父亲到李主席的公馆吃年夜饭。屈指一算,父亲在路上走了十七天。[1]

父亲一到韶关,立刻打电报给桂林《扫荡报》。第二天报纸发表父亲安抵韶关的消息。这天正好是母亲带着我们一群孩子们到达桂林的一天。

父亲于二月十四日自韶关写给姐姐一信:

琴儿:我一家自沦陷后均平安,虽谣言甚炽,追捕甚紧,但国际通讯社及家宅均为日兵占据,无痕迹可寻。一月廿八日步行随难民疏散,由大埔出境,步行舟行十七天始到龙川。昨李主席邀同来韶。汝母及诸弟另澳门回国,或走广州湾或走西江,汝处得消息或较我早。初陷时无米吃,小儿等有三天不得食者,后稍好。刻苦蓄积皆净,只要家人能再团聚,不必计也。我恐汝忧思成病,如病可休学,俟一家到渝后,来渝聚首可也。厚安乘兵荒之际,强劫四千元(港币)以告密为要挟。又前后要去二千元。一月二十六日声言告密,又想索钱。幸我秘密离港,彼无法再要挟矣。泰来抬背奔走,全成工人,反受他欺逼,不敢作声。汝母每当其强取金钱之后,常饮泣亦不敢作声。我回国后拟向其父追偿此款,决不能任他逃出法网。他想回上海,但港沪交通无法,尚未走。他又要求随同汝母回内地,汝母亦不敢反对。此事不可向伯伯五爷说,恐其父闻风避匿也。父字 二、十四

陈厚安是父亲的远房亲戚,称我父亲二舅。他是我姑丈的侄儿﹙父亲的二姐适陈﹚,当年从湖北乡下来到香港投靠父亲。父亲安插他在国际通讯社当事务员。初到时他甚老实卖力,不幸一年多后染上许多不良习惯,烟酒嫖赌样样都来,经常偷窃公款,甚至吞没航寄通讯的邮票钱,害得订户几个月收不到期刊。香港战起,我家躲难之时,他初则藉搬家之便,私吞财物金钱,继竟登堂入室,言行粗暴嚣张。在日伪搜捕父亲甚紧之际,竟以告密为要挟,排日前来勒索金钱。有一天母亲拿钱请他去买一袋面粉,他扛了一袋面粉回来摔在母亲面前,厉声吼道:「给你娘的面粉!」吓得大家都噤若寒蝉。父亲秘密离港后,他怒向母亲要人,威胁要我们全家老小好看,母亲忍气吞声,只好把身上最后的一点钱给他,始悻悻而去。这是乱世恶劣人性的另一面。抗战胜利后此人不知所终,父亲也未再追究。

父亲从韶关打电报给桂林扫荡报,第二天报纸刊登陶希圣安抵韶关的消息。这天正好是母亲带着我们一群孩子到达桂林的一天。

二、「白银丸」被拒广州

父亲离港第二天﹙一月廿九日﹚,高彤阶来,说后天有艘疏散船「白银丸」直开广州湾,要我们速整行装,准备出发。我们立即准备干粮、打包铺盖、交代事情。

三十日,大哥把余启恩请来,告以次日要动身,所有遗留家俱箱子书籍等物,托他照管。存在山东街的东西,也托他运回。大哥和他到山东街去清点数目,并将告知项家我们即将离港回国。高先生下午再来,约定次晨天明出发。三十一日一早,母亲带着我们到尖沙咀码头搭船,开始崎岖的归国之旅。以下是大哥日记的记载:

卅一日。早上四点多钟,大家都起床准备一切。我到上海街去约高先生,他率领两个侄儿阿昌和阿坤及几个工人前来,搬运行李,往尖沙咀进发。其时才六点多钟。我们一行快到码头时,忽见林一新先生从码头方向出来,朝回头路走。我们将他叫住,问是何故,他说日军把守,过不去。高先生说:「应该可以通过,随我来。」于是林一新掉转头,大伙一起去到水师码头。阿大阿二(我家女佣阿二和她的姐姐阿大)相送,依依不舍,她们可算是患难的朋友。比起陈厚安那位亲戚强得太多了。

疏散的难民拥挤不堪,他们都是琼崖人,高彤阶嘱咐我们不要开口说话,以免被他们听出口音来。因为这条船是专为疏散当地人还乡的。直到十点多钟,好不容易才于拥挤人群中冲上「白银丸」,是只有五百吨的小船,谅必是日本内海的一艘渡轮,却挤了上千人。

白银丸于十二时正启锚,出鲤鱼门,航向外海,我们终于脱离了日军魔掌。这船是只有坐位而并无舱位的渡轮,所有的旅客都是坐以待旦。到第二天上午,船上不仅缺粮,而且缺水。天气又十分炎热。烦燥痛苦的情绪弥漫全船。

二月一日下午约摸六点钟,白银丸驶抵广州湾的西营。小贩们的舢板围绕过来,有吃的也有喝的,总算解决了急迫的问题。但是法国人上船干涉,认为此船是未经许可,擅自进港,要求日本人原船回转香港。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谈判决裂,法国兵将舱门封锁而去。日本兵则在船头架起机关枪,一付要开火的样子。难民们心情更是急燥,到了天黑,岸上迎接的琼崖同乡,弄来两条大木船。于是大家就从窗洞钻出去,跳上木船。我们幸亏阿昌人高力大,把我们一个个接下去。木船靠码头,难民登岸,并无任何阻挡。

有一条木船满载行李,想要溜走,也被琼崖同乡追回,将行李卸在码头,专人看管。第二天早上再去领取。我们到西营找旅馆,全都住满,好不容易弄到两间房,大家勉强挤着打地铺,休息一夜。

我们一早去琼崖会馆领行李,只见大院中间整整齐齐地堆放着几百件大小行李箱笼,四周竖立木桩围以粗麻绳,两个大汉手持木棍在入口处把守。验明船票身份后,我们顺利取回行李,丝毫无损。守卫大汉也没有因为我们口音不同而有所刁难。回头时抬头看见旗竿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迎风飘扬,不禁兴奋得热泪直流,不能自已。我和晋生两人立正,举手以童军三指礼向国旗敬礼。

领好行李之后,随即雇车到赤坎。此地是广州湾和中国交界的市镇,因是往来贸易的孔径,所以比较繁荣。我们在这里旅店住下,向前途接洽。我们在赤坎亚洲饭店住了一星期,探听路途的状况,并且等候重庆的消息。关于路途的状况,我们知道从赤坎出去是广东省廉江县地界,其与广西省接壤处,有一座「十万大山」,形势险恶,现在有土匪盘踞。因为国军退守广西,将这一条路线的公路全部破坏,所以从这里到广西郁林旱路六百里,须要坐轿子走六七天。到郁林以后才有公路汽车去柳州,再转车到桂林。

重庆方面由杜月笙先生派干员范瑞甫先生来和我们接洽,要护送我们到桂林。他说自己尽量不出面,一切仍由高彤阶办理,如遇问题,他自会解决,安排妥当之后,我们就准备上路。不久,范先生跟国府驻在单位取得联络,很快就办好了众人进入华界的通行证,他为我们详细说明去广西准备走的路线。

二月九日,高彤阶雇了几乘轿子,向郁林出发。母亲抱龙骧坐一乘,福来二哥(十五岁)和我共一乘,范生搭林一新的,晋生搭高彤阶的轿子。范先生、大哥与阿昌、阿坤四人跟随挑夫步行。那种走旱路的轿子,做得很窄,挤不下两个人。走未多久,我下轿来跟大哥他们一起步行。第一天成绩不错,走了八十里,到一个村庄过夜。

二月十日。睡了一夜起来,大家都两脚酸痛,步行困难。但是在这荒僻村庄,雇不到轿子,只好拖着痛脚,继续步行。中午打尖,高先生照例向饭摊子争取饭食,每次都是声嘶力竭。沿路饭摊卖的全是千篇一律的白切鸡、炒鸡杂、鸡血汤,尤其那半生鸡肉透明带血,难以下咽。从此我对白切鸡倒尽胃口。

下午继续上路,大哥和我落后大队渐渐远了。黄昏时分,走到一条田沟,上面搭了一块石板,给人过路。我们刚要踏过,田里有一个农夫,荷着一把锄头,跑过来向我们要钱,说这石板是他搭的。大哥说,既然如此我们从那边跳过去。他举起锄头说,那不行,你们非从这里走不可。于是我们每人付了三块钱的买路钱,才算了事。这是乱世小人物趁火打劫的另一幕。当天我们走了七十里路,到达廉江县,住一家旅店休息。不久,廉江县的县长来到旅店跟范先生接洽,他说﹕「明天要过十万大山,不很安宁。我派八位卫兵,都是我的亲兵,护送你们到山那边,那以后就不属廉江县的范围了。」

十一日,县长派的亲兵果然来到。我们加雇了一乘轿子,由大哥和我轮流乘坐。一行人跟随亲兵上路。我们从赤坎出发时,气候炎热。但是一夜之间,变为风雨严寒的冬天。我们穿的衣服都很单薄,冻得发抖。过午之后,远远望见山头上有一人手持长鎗站立,向下面打手势,亲兵以口哨响应。我们一行沿着山径转折,到一个峡口。有几个土匪模样的人,守着一个大木箱,箱子上插一面白旗,写的不知什么字。保护我们的亲兵和他们交涉,结果每人以及每件行李各缴三元,纳入木箱中放行。下午到达宿头后,几个亲兵乃告辞而去。[2]

以后几天,我们努力赶路。经过盘龙、良田、乌石、米场,都是很小的村集。沿途的公路桥梁都已炸毁。河上搭的便桥又窄又软,几乎是独木桥。轿子到桥头时,人必须下轿步行过桥。每当此时,大哥便抱着龙生走过去。福来哥走过第一座桥后,再也不肯下轿,轿夫们只得三个人帮忙,抬他过去。沿途住宿乡下的小店。

十四日,上午抵达郁林。住进郁林旅馆,因为恰好是阴历年三十,里面并无其它旅客。那旅舍房大窗多,冷气逼人。各店家停业休息,街市冷静,高彤阶立刻出动,去找菜场买菜。他说菜市下午就收了,必须赶快。买些菜回来交给旅舍的厨房,我们就这样过了一个凄惨的旧历年。年节时长途汽车不开,我们只得在郁林住了两天。

十六日,从郁林乘长途木炭汽车前往柳州,是日行至贵县,次日夜间宿大塘。车行两天,范先生一路吹着口哨,自得其乐,十分轻松。

十八日,中午车抵柳州,军警检查行李,盘问旅客。有一个警察,怀疑林一新背后的驼子,伸手进去一摸,林先生的脸涨得通红。范先生任务完成,告辞而去。当晚我们乘火车往桂林。

潇洒英俊的范瑞甫先生,年甫三十出头,他只身翩然来到广州湾,一路护送我们大小十余口带着破旧行李箱笼返回内地,全程十日,徒步六百华里再行车三百华里,沿途沉默寡言、任劳任怨。我们每到一站,他即暗中与地方军警及帮会中人联络,安排众人食宿和第二天的行程。若是进入深山峭岭,他更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前后奔走照看,俨若悟空再世。如今我们安全抵达柳州,他的任务完成,却一刻也不久留,飘然而去。如此刚毅沉着、来去无踪的男儿,岂大侠乎?真行者也!

其实,帮助我们脱离险境的人不止范瑞甫一位。泰来大哥常说:「在大动乱的时代,常有侠义人士出现。从北平护送我家出险的李实先生、营救我们离开上海的万墨林先生、亲自陪同父亲出九龙的胡叙五先生、带领母亲和孩子们从九龙走回重庆的高彤阶先生,还有在广州湾接应我们一群的范瑞甫先生,他们不为什么而冒险犯难帮助我们的侠义精神,是我们永志不忘的。」

十九日,到达桂林,住环湖旅社。母亲在漓江木桥旁的贴报栏看到父亲脱险的消息,知他已于十四日抵韶关。真是喜出望外。她在《逃难与思归》中写道:

我们看到《扫荡报》显明地位的新闻,知道希圣走东江到了韶关。当时这是大新闻,因为传说他已被日军抓去,说是剥了皮,如今他并没有死。这消息一经发表,桂林也为之轰动。我的孩子们更是大喜若狂。我心里是悲是喜,只是眼泪止不住的滴下来了。

二月二十日,父亲自韶关乘湘桂铁路火车抵达桂林,一家人重新团聚。桂林行营主任李济琛先生、还有李宗仁先生等人,都纷纷请父亲吃饭。其它各方面请吃饭的,请演讲的邀请,纷至沓来。父亲带着十岁的我出席过几次重要宴会。每次饭后,主人、宾客都要父亲讲说脱险经过。

三、回归祖国的旅

新任我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将军此时亦到桂林。他于二月廿四日在乐群社(广西省政府的招待所)约父亲谈话,有意邀父亲参加代表团的工作。父亲甚感,但答以今后行止,必须要到重庆请示。熊将军说:「明天我乘飞机往重庆,请你一同去。」他把熊太太的飞机票让给父亲,第二天随他同飞重庆。

二月廿五日,父亲搭乘的飞机在重庆珊瑚坝降落,结束了为时二十八天的旅程。军委会侍从室第二处处长陈布雷先生安排父亲至上清寺美专校街一号他的住处暂住。布雷先生对父亲说:「你由海外到重庆来,为了保持清静,并且安心做事,最好留在侍从室。我已奉层峰命,任你为第五组组长,稍为休息几天,就可开始工作。」他把美专校街二号的楼房腾空,拨给父亲作居住及办公之用。布雷先生陪同父亲晋见蒋介石,父亲报告脱险经过后,陈述自己有长期失眠症,希望多休息些时。蒋说:「你休息两三天,就开始工作」。辞出官邸后,布雷先生说:「委员长从来不病,尤其不知道我们失眠的病痛。」[3]父亲的失眠症在长途旅行期间完全消失,到重庆后仍然发作,但较轻微。

我们收到二月廿七日父亲从重庆写到桂林的信:

我当日上午七点半起程,行李两件都带,一切手续均由王泽民司令担保。十时半到重庆,有杜先生派人相接,即致电话于陈布雷先生。当派车接往美专街一号住下。谈话之下,大体此时在重庆休息。即有事,也不过提提头,自己不必多做。一切尚未定,但出去之事(按:指随军事代表团赴美),不致于成行……。琴薰有电到陈(布雷)先生处,陈先生亦有回电,并托蒋校长照应。

同日,父亲给在昆明的姐姐一信:

薰:因电报迟缓,久未得到你的消息。我与汝母均不放心。我已到重庆,住美专街一号。汝母及诸弟均在桂林居住。写信寄桂林环湖北路四号二楼余自求先生转交。我们疑你害病或是滥急致死。今到此由陈布雷先生处知汝曾通消息,才放心。如汝身体不佳,可以休学,设法到桂林与诸弟聚居。我前在韶曾电汇一千二百元,闻昆明物价贵,如不够,可写信来加汇。我在此休息之后,有何事做,已有一打算。但何时开始,要候休息好后始定。我体力脑力均好,比沦陷前更好。一切可以放心。祖母如何?我极想去省视,稍缓再商去滇办法。父 二、二十七

三月四日,父亲又给姐姐一信:

薰:在韶关、桂林、重庆一路打听你的消息,五舅说他打电话给你,未得回信,又说接七舅的信你在昆明还好,含糊其辞,令我生疑。到了桂林又没有接到电报——在韶关临行电问蒋校长,请其电致桂林。到了重庆,始知陈布雷先生有三次电报给你。昨天潘仲鲁先生来说你曾到他那里探听消息,他解释谣言不足信。今天得到松生的信,说你得我的电报以后才安心。现在我才安心一点。此次沦陷,关于我的谣言越出越奇,都没有根据。无论怎样说,只问他们一句话:「有谁看见来?」便立刻可破。你可以由此得到做学问的方法。对于一切原理原则,先下一番疑问,必须每个疑问都得到确实的解决,才可以相信。现在又有新谣言要传播了,说我吓成神经病。殊不知自沦陷时起,我的脑病转佳,无论炮火及环境如何严重,我都能安心安睡。安心由于心空,所谓「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心定由于「必死」,死既必矣,何必不安?然后冷静地想各种藏匿及走的方法。倘如心不定,神不安,则早已病倒九龙,有路亦不能走矣。此次事件,汝母受苦最多,自己强打精神,还要设各种方法使我安心。我与他常说到「准备最坏的,希望最好的。」说到最坏,也不过一死。倘如有此事,无论如何要把诸儿送进国内。但在死以前,一切方法都很顺利很努力的做去。即令不出来,日寇也至少要半年以上才能捉到我。详细情形,八日报上陆续披露一文,可见一斑。现正谋休息。

休息数日,反见疲倦。又因知与不知,来慰问者甚多,一路接见颇繁。幸而陈先生处极静,能得好睡。一切饮食用具,都由公办,更觉方便。汝母处亦有公家招呼,不致受饥受寒,只是房子还没有租得合适,尚须张罗而已。以后各种谣传,甚至于中伤,必更多。你必须静定,不受其影响。此为求学问养身心的方法,将来自己到了紧急时有用处。多写信来为要。

要钱用不必迟疑向我说。吃东西要吃好一点,不可节省以致病倒。父 三月四日

 第五组的工作是研究与撰述。父亲经过那一场大风波之后,又得到读书与写作的机会。他找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旧书,加以修订,交南方印书馆重新排印发行。

我们一家在桂林,得到政府很好的照顾。母亲写道:

赈济会在各处设分会,我们到一处就去找他们,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桂林办事处主任是林啸谷先生,他接到杜月笙的电报,叫他好好的照顾我们,至为周到,旅馆一切费用,都是他招呼的。希圣到桂林,一日两餐,都有人请客,他抽出功夫来,请林啸谷吃饭,表示感谢之意。

 我们在环湖旅社住了一段时间后,由赈济委员会安排住进凤北路八十三号。三月初,我和晋生插班进入中山纪念学校小学部,大哥暂时无校可进,由我自学校图书馆代借历史书籍回家自修(到重庆后大哥考取沙坪坝重庆大学机械系)。五月间,又搬到保惠巷。一直住到七月,才离开桂林到重庆。

在桂林的五个月中,几乎天天跑警报。独秀峰上面的警报器,几乎每天上午十时响起预袭警报,约半小时防空单位确定来袭敌机方位后,强力播音机便会广播告知市民:「敌机五架,到了贺县……。」再十余分钟紧急警报响起,日机便轰轰然飞临上空,有时投弹,有时绕一圈就回去。在教室上课的学生们,每天一到十点便无心听讲,老师也准备随时收课带学生到附近的岩洞躲警报。桂林到处都是天然岩洞,环珠洞、木龙洞是我们躲警报的去处。如果一天警报不响,大家反而坐立不安。

桂林居民生活俭朴,男人大都穿草鞋,女人穿平底布鞋。在比较正式的场合中,男人也穿布鞋,鞋帮上有一条跟女鞋一样的横绊(我和弟弟们穿此鞋到重庆,入学第一天便被同学取笑,气得把横绊剪掉)。桂林街上汽车极少,而且电影院、餐馆门前都挂着「一滴汽油一滴血,坐汽车来此的是亡国奴」的标语,因此人们绝不敢坐公务车上街办私事。

七月廿四日,母亲带了我们兄弟六人从桂林启程,乘火车到柳州等车,三十日到金城江。八月一日搭运货卡车向贵阳出发,八日到贵阳。祖母和五爷(五姑妈,乡下的称呼)这时正住在贵阳,我们在她们的住处挤住了几天。五爷刚从云南来,跟我们讲了许多摆夷族的风俗习惯。祖母见我们个个面黄肌瘦,特别拿出燕窝煮给我们吃,不料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的脸都肿了,五爷连连说:「哎耶,孩子们真可怜,虚得不受补!」十三日搭乘川黔公路木炭车往重庆。经遵义、桐梓、松坎、东溪、綦江。十六日上午,我们终于到达重庆南岸海棠溪。父亲来接我们住海棠溪别墅,下午搬到马鞍山麓南方印书馆,结束了这一段艰险的逃难旅程。

四、伟大的母亲和坚强的姐姐

父亲及我们全家七人,分三批自上海脱险,除了杜月笙先生向重庆请示获准、万墨林先生亲自策划及带了兄弟们出动保护、曾资生师兄舍命自香港潜回上海担任联络及陪我们赴港、以及长辈亲戚们的配合之外,母亲凭着她的机智与决断,在整个脱逃事件中,扮演了极为关键角色。如果没有母亲这全家的精神支柱,即使再周密的计划与万全的行动,恐怕也不一定能克服那危机四伏、稍露破绽即功亏一篑的环境。试想,当年若不是母亲决定命令我们一群子女中止学业,跟着她破釜沉舟地去了上海,如何能减低汪组织众人对父亲的怀疑与猜忌,让他搬离那众目睽睽、行动受制的愚园路?若不是她在父亲最沮丧无助的签约前夕,假造父亲病象,不动声色地密商潜逃办法及外出办理证照,且决定不顾自身安危,留沪殿后,父亲如何能无后顾之忧,放心离开?若不是她的勇敢与机智,主动赴汪府求见,她如何能在汪氏夫妇面前坦然应对,尤其顺利骗过了那精明难缠的陈璧君,而获准尽速赴港?若不是她的坚强与冷静,她又如何舍得丢下此后生死难卜的三个大孩子,带着两个小的,忍痛从容登船而去?

先母万氏讳冰如(一九二—一九七五),是湖北耕读世家出身的传统妇女。她虽然没有上过正式学堂,在家中除躬操家务、饲牧针线之外,利用空闲熟读诗书。嫁入陶家之后,一辈子养儿育女、洗衣烧饭,不论父亲是穷途落魄,或身居高位,她永远是布衣粗食、朴实无华,数十年如一日。因此,与父亲时相往来的朋友们,很多都不知道那坐在院角小板凳上、搓板前挥汗洗衣的妇人,就是当年镇静勇敢、临危不惧的陶夫人。其实,帮助父亲脱离上海的这件事,祗不过是母亲一生中,太多次为父亲解脱困境其中的一件而已。父亲一生耿介、儿女们勤恳简朴,母亲的贤慧正直,是维持家庭荣誉与尊严的最大力量。我们后人于铭感众多救命恩人的大恩大德之余,无时敢忘敬爱的母亲,一生无怨无悔,默默地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母亲精于诗词,每遇大事,往往出口成章,她留下的韵叹、怀旧、悲时、感事的诗词,不下数百篇,这些文字,是她给我们的传家之宝。父亲对母亲更是无比的尊敬与疼惜。下面是父亲从沦陷的香港辗转回归重庆后,于一九四二年给琴薰姐多封家信中,诉述他对母亲依赖、感佩的几段肺腑之言﹕

琴薰:(前略)前沦陷时,随时有被捕之危险。后与汝母分手时,未知在途中能生还内地与否,故相约硬着心肠,无论谁死谁生,不相顾念。余患脑病,尤恐其发,故余与汝母皆竭力设法使我之一心不受剌激,而勉求安定。以此故,无感慨,乃至于无感想,块然一身,超越生死荣辱贵贱富贫之外。其痛苦至于极点者,厥为汝母。汝母之痛苦,更无说处,亦无人了解。现今带领顽童一群,居于举目无亲之地(按:时母亲带我们住在桂林),真无告无诉也。历年来为我之大波折,汝母迄无一时不在苦境。余病几死,险几死,而全仗其支持。世间有如此之妇人,真非寻常者也。其刻苦、忍耐、克己,汝等能得其一点,即可以成人。他事无论,此次检行李入国,将我与诸儿之衣服等检好之后,汝母自己衣服不过折成五寸厚之小包,仅此而已。今日之妇人有能如此者乎?我到渝后略图周济家婆(外祖母),汝母常嘱泰来来信,不可多给。寻常妇人多偏护母家,汝母决不如此。若能理解如此之行径,以后在乱世之中,始有立身立足之地。今日正汝等锻炼自己之时也,故以此告。我以脑力不任思索而患难经历之余,未能对家事设计,一切均汝母自筹,汝当自思,汝将来能如此担当否乎?父字  四月七日

琴薰:数日来于休息一时之后,将紧张心理转入悲伤之心理。每回想九龙之逃去一市街,囚居铁窗铁门(弥敦道黄医生楼上,黄为余启恩之舅父)之内,龙骧困闷,要出去不能,只得从窗口向外望。又想到汝母将自己衣服均弃置,只折三四件一包。又想到临别时之情景,均起无限之感触。今彼等隔在桂林,汝又隔在昆明,不胜凄楚矣……汝有何问题可率直讨论之。汝母虽未受学校教育,然二十年与我共患难,一切苦头均一身当之,所历既久,所见亦深,彼决非如汝等所想象之乡下旧式女人。盖学识之来源在社会而不在于课本,汝母于社会,身经目睹,盖亦甚为丰富,故其见解多非青年所能及也。我一向优柔寡断,汝母则坚决矫捷,说做就做,说走就走。每当困难之大关大节临头,汝母常能立即决断。近来虽挫折刺激,脑力较差,然其决断仍为我所不及。我在九龙之居与行,皆由其决断所致,故能脱险。汝知决断出于意志,而富于感情者常缺意志,常不坚定,此我之所短而汝母所长也。汝若能兼有父母之所长则善矣。汝必以此锻炼自身,使成为健全之人。泰来平时不说话,此次遇难,其吃苦出力,警悟老成,非我等所能预料。经此一番磨炼,必能成人。我无忧矣。我只虑汝之感情激动而理智与意志不足耳。故近来尝为汝言汝母,盖其长处在能忍苦能决断能实践,其所见非我所及也。人徒有学识而缺决断乃自误耳,我为覆车之鉴。而汝母常能从绝境中助我以出路,此汝所知也。父字  四月十九日

父亲当年对爱女谆谆教诲,要她时刻以母亲的美德为训,殷切之情,溢于言表。其实当年姐姐以十八岁之龄,带着年仅十六、及九岁的两个弟弟逃出虎口,其镇定与沉着,又何尝没有乃母之风?

先姐琴薰﹙一九二一—一九七八﹚,生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一九四○年逃离上海后入香港培道女中,一九四一年高中二年级时,以同等学力考取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一九四二年转学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外文系,得以于周末和寒、暑假期间回家晨昏定省。一九四五年夏毕业,抗战胜利,服务于重庆中国农民银行;不久后赴上海服务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一九四六年一月与中大同班同学、上海《美国新闻处》英文翻译沈苏儒结婚。姐夫沈苏儒于一九四七年夏改任上海《新闻报》记者,旋被派赴南京采访政治新闻,住报社之城左营宿舍,与我们所住新街口田吉营寓所密迩,旋长子沈宁生,父亲和母亲初得含饴弄孙之乐,姐姐与姐夫亦常侍左右,此一年多温馨之家庭生活,为全家难得的美好时光。一九四八年底,父母带了我们六兄弟去台湾,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姐姐决意随姐夫留大陆,从此两岸隔绝,姐姐永无依偎慈母膝前之一日了。

一九四九年大陆变色后,姐姐先在上海职工学校任教职,后随姐夫调北京,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任编译工作。一九五七年因直言贾祸,被诬为「右派份子」,幸经部门主管陆象贤等力保,仍留单位工作,不下放劳动,也不降工资。其后又值「三年困难时期」,全家老小七口,每日数米而食。姐姐在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繁重的工作负担下,侍奉婆母、相夫教子,无论如何艰难困苦,始终无怨无悔,永不气馁,从不绝望。

一九六六年又逢「文革」浩劫,姐姐被批斗折磨,而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因未获及时治疗,终至双腿杖拐,一九七二年被迫提前退休。苏儒姐夫服务于《外文出版社》、《中国建设》等单位,文革期间亦曾多次被诬、斗而遭关、押、下放。此时二子一女先后分赴内蒙古、陕北及昌平县农村「插队」。姐夫在《五七干校》劳动组,姐姐以残疾之身,孤单独处,以罕见的坚强意志和伟大爱心,支持姐夫和子女在逆境中求生存,而在此期间,其思念父母及诸弟之情,仍无时或已。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母亲在台北病逝。九月十八日,姐姐收到中央统战部送来九月七日台北报纸的讣闻,悲伤莫名。她立即给父亲写信,哀痛悼念。这是台北家人收到她的最后一封信。

父亲大人:今天突然获悉 母亲大人已于九月二日下午二时三十分病逝台北,我和苏儒感到万分震惊和悲痛。母亲的一生,是劳累的一生,痛苦的一生。她老人家几十年来勤俭持家,辛辛苦苦,把我们七个姊弟抚养成人。在我童年的时候,她克服种种困难,使一家人摆脱贫病交迫的威胁。抗日战争时期,她携带一群子女,在日寇的刺刀和轰炸下逃难,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在您遭受危难的关键时刻,她老人家不止一次地冒着全家人的生命危险,把您拯救出来。这些惊涛骇浪,将她这样一个旧式贤妻良母,锻炼得十分刚强勇敢,但却自然地毁坏了她的身体健康,四十岁以后就不断地忍受多种疾病的折磨。现在她老人家永远安息了,人间的痛苦不能再折磨她了。然而,她直到临终还怀念故乡,可见二十几年来旅居异乡,她的心却一直是和故乡亲人们连在一起的。我是她唯一的亲生女儿,从小得到她老人家疼爱,这些年来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她老人家回故乡,同家婆、伯娘、四干、五舅、六舅[4]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晚年。但是,这个愿望已经不能实现了,母亲已经跟随伯娘,四干与世长辞了。甚至在她病中,我都未能侍奉她老人家几天,尽尽我的孝心,为此我确实万分愧恨,只有祈望她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宽恕我的这一最大不孝。

               女琴薰哀上  一九七五、九、十八

一九七八年四月,姐姐病情转重,八月十四日在「北京医院」逝世,终年五十八岁。此时「文革」已结束,北京市「政协」举行追悼会,旋移灵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八十年代初,中共在全国范围内为所有「右派」平反昭雪﹚。苏儒姐夫先后任《中国建设杂志社》副总编辑、《世界银行代表处》编译顾问等职,有译著《宋庆龄传》(爱泼斯坦著)、《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对外报道业务基础》等书。子沈宁、熙,女燕于八十年代相继赴美留学,均有所成,目前在美工作。泰来哥、晋生弟和我在八十年代赴大陆探亲,均去姐姐墓前扫祭,姐姐地下有知当可稍慰。[5]

***   ***   ***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母亲在台北中心诊所病危,于病榻上口授遗言,交代十四项事情,由父亲亲笔记下。其中包括两项对父亲最为放心不下的事:一是「希圣近年来常念诸葛武侯临终的一句话:『务使身死之日,家无余财。』他既无财产留给儿孙,又一身是债,只望他不把债务系累后人,就算是对得住儿孙了。」一是「希圣本是办刊物开小书店出身,如今又办食货月刊出版社。他用房屋抵押借款做资本,书刊所得,做不出利息来。他不愿舍弃本行,月刊也不可停刊。房屋卖了还债之外,要为食货保持一笔资金,继续办下去。还要晋生继续协助下去。希圣有了寄托,也许再活几年,把他正在写的书写完,与我地下相会。」

一九八八年六月廿七日,父亲病逝台北。我们整理父亲遗物,在文卷中发现一篇「最后的诀别」,曰:

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九月二十一日即阴历八月二十八日之夜不眠。往年是夜为冰如暖寿。为避亲友,或我二人偕往阳明山旅舍,或往爱国西路自由之家,有一年,往新竹,又有一年往台中。最近四五年,冰如病苦甚,我既辞去中央委员,又自中央日报退休,无复可避寿者。冰如寿辰,儿辈为布置寿堂,则怒斥,或自出门而去。至儿辈寻求归来。冰如只为我设寿堂,不允为己设也。冰如逝世,周年祭后,冥寿纪念踵至。今夕我独自徘徊遗像下,回忆去年八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一日两夜情景,不禁泪下。

八月三十一日之夜,中心诊所病室内,病榻上,冰如夜半勉力坐起,使我握其手。冰如时已乏气力发言,只轻声说:「怎么办!怎么办?」其意若曰︰「我要去,如何?你又如何?」我不敢哭,使病者伤心,忍泪吞声,欲问话,更不忍出口。九月一日,夜十二时,我起为冰如换毛巾,又就睡。至三时,我忽然惊醒,见护士二人为换床单,换好即去,而冰如迄未醒。冰如几次住医院,从不喜打红灯呼护士。最后住院之最后数日,并我亦不肯叫起。是夜十二时我为换毛巾,冰如未醒;三时仍未醒,如何护士二人进房为换床单?至今思之,去年九月一日之夜,即二日晨三时,冰如逝矣。至二日下午二时三四十分,方停止呼吸及脉搏耳。

五、高陶华府重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华民国位居世界四强之一,同盟各国陆续废除与中国间之不平等条约,解除百年来帝国主义强权加诸中国之桎梏,复为草拟联合国宪章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的国际声望如日中天,是多么值得全世界中国人骄傲自豪的事。顿巴敦橡树园﹙Dunbarton Oaks﹚是联合国成立的第一个里程碑。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相继对日本宣战,我国也先后向德、意宣战。从此中国即与英、美、苏成为共同对抗侵略的四强。美、英两国为表示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之崇敬,并加强同盟国间之团结,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我国国庆前夕,声明愿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它有关权益,并于最短期内签订新约。

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中、美、英、苏四国代表在莫斯科签订四国宣言,声明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至其无条件投降为止。同年十一月,中、美、英三国领袖在开罗举行会议,商讨对日作战方针。十二月一日,三国发表公报,声明作战目的是为收回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太平洋所占领的一切岛屿,以及使日本占领中国之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一九四四年八月及十月,美、英、苏及中、美、英代表,先后在华盛顿附近之顿巴敦橡树园举行会议,草拟战后国际组织的草案。中国代表在会中强调以正义与国际之原则来解决国际争端,并主张国际组织宪章应有保障会员国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之规定,这些建议后来都加载联合国宪章中。十月廿一日四国同时公布战后组织联合国建议案,作为未来维持世界和平之机构。

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苏三国政府首长在雅尔塔集会,决定召开国际会议,邀请约五十个国家参加,以顿巴敦橡树园所拟的草案为讨论基础,制定一部宪章。在雅尔塔会议中,对于安全理事会的表决方式,也获得协议。两个月后,由四十四个法学家代表组成的法学家委员会在华盛顿开会,草拟一部国际法院规约草案,使国际法院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主要机关。

一九四五年四月廿五日,各国代表在旧金山举行会议,讨论顿巴敦橡树园草案,及举行联合国筹备大会,参加有四十六国代表,我国代表为宋子文、王宠惠、顾维钧等十人。至六月廿六日闭幕,通过联合国宪章,我代表顾维钧首先签字。会后推举执行委员国,为正式机构成立前之过渡组织,筹备召开正式成立大会。

联合国宪章获得中、美、英、苏、法五国及其它多数缔约国批准后,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廿四日生效,联合国于焉诞生。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联合国首届大会在伦敦开幕,十三日安全理事会成立,我国被任为常任理事国之一。[6]

「高陶事件」发生二十七年之后的一九六七年二月,父亲由泰来哥陪同作东南亚、欧洲、美洲、日本之旅,全程三个月。他们于四月三日自伦敦飞抵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周书楷大使来接。四日上午参观国会大厦并至外交委员会旁听,中午周大使在双橡园宴请。晚上应高宗武先生夫妇邀约晚餐,饭毕同往胡适先生公子祖望家中谈话及拍照,至十一时始返旅馆。

五日下午,父亲与泰来哥同往高府拜访。时值樱花季节,高先生建议同游顿巴敦橡树园,乃乘巴士前往。顿巴敦橡树园在市区中,闹中取静,纷繁的樱花林与迎春丛,红黄相映,极为幽美宁静。园中有一房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四国(中、美、英、苏)秘书长在此起草联合国宪章的地方。这天下午,两人漫步之余,并坐于径边排椅上,缅怀当年惊涛骇浪的往事,回想中华民国参与发起联合国组织与起草宪章的光荣历史。父亲有这样一段记忆:

我在华盛顿,恰好是樱花节的观光时令。我若是稍为停留,就可看热闹。但是我瞻仰了林肯纪念堂,参观了国会,浏览了美术馆,总觉得凡尔蒙农场最令人感动,顿巴敦橡园最使我欣赏。

美国的国父华盛顿总统在凡尔蒙山的故居及其坟墓,保持着农庄的本色,由此可以想见革命开国的艰难与革命领导者的真诚与朴实。

顿巴敦橡园在市区中,闹中取静。有纷繁的樱花林与迎春丛,红黄相映。在幽静中想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华民国参加联合国组织之发起与宪章之起草,是何等伟大的魄力与深远的志趣。[7]

当年父亲从香港回归重庆,高宗武先生远居海外。父亲奉命在侍从室工作,得以暂避外界褒贬,抗战胜利后继续在政海浮沉;高宗武则心灰意懒,从此不问政事,在华府读书研学终其一生。高、陶两人由惺惺相惜的和运同志忽而变成脱逃日伪的患难之交,他们以后的处境或有两样,他们的悲痛心情则并无不同。高、陶两人当年都是蒋介石所赏识的一时俊秀。高以其外交干才,于一九三四年赴日办理「满洲国」通车通邮谈判,又于次赴北平协助宋哲元、秦德纯与日谈判日本华北增兵问题而崭露头角。七七事变之后为蒋介石重用为试探对日和谈的尖兵。然而,为了早日促成和谈,竟因一念之差而私自去到东京,带回日本人「希望由汪先生出马」的讯息而为当轴不喜,最后竟成为汪精卫对日和谈的推动者。陶希圣于一九三五—三六年间以北大教授身份,凭他三寸不烂之舌和一枝秃笔与左派分子周旋,七七事变后受邀参加蒋介石主持的庐山谈话会,从此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在主持「艺文研究会」言论的时期,同为蒋介石与汪精卫两人所器重。他由于汪精卫的特别信任而被倚为智囊,于一九三八年随汪出走河内,次年再去上海。高继续为汪联系和平路线,陶则被指定为谈判代表之一。

高、陶两人跟汪精卫的关系,由亲信始而以叛离终。虽然他们脱汪反正是以国家民族存亡为重,他们离沪前内心的煎熬,与揭露密约后对汪氏个人的歉疚,是不言可喻的。如今汪氏拱木已枯,中国抗战终获最后胜利,这两位当年对世局之转变作出贡献的人物,于二十七年后在国外重逢,唏嘘把晤、缅怀往事之余,实有隔世相见的无限感慨。

回想一九四年一月二日的上海,高来陶寓探望,陶在病榻上语高﹕「他们早已监视你……。」高说﹕「走了吧!」三日上午,两人就登上了胡佛总统轮。高、陶两人虽然早已有离沪之决心,但在这次会晤之前,私下并无沟通。据文献记载,高宗武早就有黄溯初、徐寄庼、徐采丞等人为他策划出走[8]。所以,高的「走了吧!」那句话,说得颇为胸有成竹,两人遂于极短时间内作出相偕潜离上海的决定。至于在香港联名揭露密约一事,则是两人在船上商议,到港后请示重庆纔决定的。设若高宗武保密到底,独自先离上海,固然陶希圣还是会在万墨林的保护下迟几天到香港,但那以后的种种发展可能就不大一样。至少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就不能称之为「高陶事件」了。

一九四年六月,当年协助高宗武逃出上海的杜月笙,致信重庆军委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为高请求协助;布雷先生得信后将原函及附件转送国府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信的第一段是要求政府早日撤除高宗武的通缉令,并加照顾。第二段是请设法解救陶希圣学生曾謇﹙资生﹚在湖南老家被地方军警逮捕的麻烦。全文如下:[9]

岳军先生大鉴:谨启者,兹接月笙兄自港来电,并附件,送请

垂察并祈

赐办为荷。祇颂

勋祺

附原函并附件              弟陈布雷谨  六月十三日

□□(注:原文如此)公秘书长勋鉴:高宗武君抵美,曾经电达,度荷转陈。查四月间高君由开罗启行,镛(杜月笙字)曾据其电称欧洲不便旅行,即趁原船赴美各情,电请公等乞为转恳外部,分电纽约总领事、美京胡大使予以照料。顷接高君来函,始知外部之电始终未到,彼以通缉令未撤销,政府若无一电,虽胡、于两公接待,而于颜面究属有关。为转陈,尚祈公等转促外部,赐予补发,实深感激。

再顷间希圣兄此番由沪来归,其个人脱险,家属迁港,全赖友人曾謇照料,讵近为其原籍湖南安化县政府逮捕,虽尚优待,已失自由,并列经过一节,嘱为转恳公等设法,拟请去电湘省政府,转饬释放为荷。赐兄不胜同感。端书祇颂

勋安

弟镛拜启  六月七日

附件

曾謇前在上海曾编辑《三民周刊》,本年一月初助陶希圣买船票运行李脱险来港,旋又往沪接陶子女,举华后回湖南安化县原籍搜集南北朝史料,拟编成书。最近因其曾去上海之嫌,被县政府逮捕。曾在港曾在《国民日报》发表文字反汪,又中央社已有其脱险回乡之消息公布。

高宗武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蒋介石除谕驻美胡适大使妥加照料外,特下令撤销通缉令,以慰高氏爱国之心。以下是两则陈布雷发给胡适的电报:[10]

佳(九日)电已转呈并分送。高君在美,奉谕请使馆及领馆多予照拂并维护。弟布雷叩。寒。(一九四年六月十四日)﹚

胡大使:高宗武君通缉令,国府筱(十七)日下令撤销,已交国府公报登载。但不欲旧事重提,故报纸上不发表消息。此事当局去秋即有意办理,今始实现,可慰高君爱国之心。故电达转告为幸。弟布雷叩。皓(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曾謇不久即被释放。父亲于一九四年七月三日致何兹全函中说:「曾謇回湘后,近为当地军人所陷,妻子被拘,但经设法解释已经释出。」﹙全文见第十二章第八封信﹚。父亲回重庆进侍从室第五组后,即召曾謇去渝,在第五组专写党义文章。

 

注釋

[1]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页190-191

[2]    陶泰来日记。

[3]    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页179-180:陶希圣〈记陈布雷先生〉。

[4]    家婆即外婆;伯娘即大伯母;四干、五舅、六舅是母亲的四妹、五妹及六妹。她们都在大陆,均已逝世。

[5]    参阅沈苏儒《始言堂记事》之二。

[6]    参阅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中央日报《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

[7]    陶希圣《夏虫语冰录》页208;陶泰来日记及口述。

[8]    传记文学民国人物小传〈徐寄庼〉:193912月,江兆铭与日本梅机关在上海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汪之亲信高宗武将此事告知恩人黄溯初,黄与徐寄庼密谈,俱以此事关系重大,晓以大义,力劝高反戈一击。

[9]   〈陈布雷致张群函附杜月笙致陈布雷函〉,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所藏抄件。

[10]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来往电稿》:〈陈布雷致胡适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