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香港两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卷入世界大战的漩涡。九龙于三天之内沦陷,香港总督于十二月二十五宣布投降。港九居民开始过着三年八个月暗无天日的生活。但是在英军已经撤退、日军还未进来的一段真空期间内,九龙及香港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自相残杀与掳掠抢夺的浩劫,显露出人类弱肉强食、贪婪邪恶的一面。

一、「桐工作」与汪政府「还都」

一九四年一月初高、陶走港之时,汪精卫一行人正在青岛与华北「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头头们开会,讨论「建立中央政府大纲」等南北合流的议题。月底会议结束,决定「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维新政府」解散,支持「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独立政权。三月中旬,汪精卫一行人回到南京。

三月二十至二十二日,汪精卫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国民政府成立大纲」及各项组织条例,定名新政府为「国民政府」,「首都」在南京,「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附加绣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的三角黄布条。

在这段期间内,日本方面仍然没有放弃与重庆谈判和平的希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日本政府的谅解之下,继续寻求机会与重庆方面进行交涉,力图促进重庆政府和汪政府合流,以达致全面之和平。事实上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旬,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机关长铃木卓尔中佐便试图通过第三者,请求与宋子文住在香港的弟弟宋子良见面,想通过他建立与重庆直接接触的管道。宋子良以无权对日交涉为由回避,同时通过他的哥哥向重庆请示。重庆方面考虑后认为,可藉此机会架空汪精卫,或至少可以延迟汪政权南京政府的成立。十二月下旬,宋子良通知日方愿意见面一谈。铃木和宋子良乃于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一次会面。日本方面从重庆最初拒绝到后来要求会面的不同态度上,判断出重庆政府仍然有和平接触的意愿。

铃木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拍发电报给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二课兼第四课课长今井武夫大佐,报告宋子良向日方提出的几个问题:﹙一﹚日本对于不以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是否可以重新加以研究。如认为可以,将采取何种方法使中国方面确认日方的态度;﹙二﹚日本对华态度如果真是为了日华经济提携,在达到该目的之时,能否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三﹚日本有无对国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的意图。如有,能否秘密地向蒋介石个人递交有关和平的亲笔书信。由于近卫声明使蒋介石的立场产生了困扰,如果此事公开可能对蒋介石的对日和平工作带来极大的妨碍。总参谋长板垣给今井的指示是:「对宋子良应注意不使其误解此即为帝国官方关于和平的意见,不使其误认为是许诺,仍应在地下秘密活动的范围内继续保持联系。重点应放在努力使重庆政府尽速派遣能代表中枢政策的适当私人代表前往香港。」[1]

一九四年一月十六日,阿部信行内阁总辞,米内光政组阁,陆军大臣俊六留任,政策不变。二十二日,铃木与宋子良第二次会见。铃木致力于纠正重庆政府对日本的误解,表示「近卫声明中所揭示的日本对华政策,只不过是寓意牵制重庆政府而进行的宣布而已。」宋子良表示了解,并谓近日将去重庆,如有事需要告知蒋介石,可通过蒋夫人宋美龄从中转达。正好在这一天,高陶揭露汪日密约于香港《大公报》。日方急于想从宋子良那儿侦知重庆方面对所揭露的协议文件的反应,总参谋长指示今井:「倘重庆方面能认真提出意见,则我﹙日」方亦不妨使交涉有所进展。」宋子良与铃木于二月三日第三次会见后,于五日夜飞赴重庆。派遣军总司令部决定派今井武夫前往香港直接联系。九日,宋子良带了重庆的对策回香港。十日,宋子良与铃木第四次会见,转达三点:﹙一﹚重庆政府经国防最高会议研究后,决定派出代表或蒋介石最亲信的人物前来香港;﹙二﹚上述代表将于日本代表到港之前抵达;﹙三﹚第一次会议必须在香港举行,以后可在河内或马尼拉举行。铃木则提出中方代表的对等身份问题,以及代表须携带蒋介石的委任状等要求。二月十四日,今井武夫抵达香港。二十二日,陆军大臣俊六指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将「宋子良路线」命名为「桐工作」,作为派遣军总司令部的谋略工作,其方针是「对重庆或者把它包括进来,或者使之瓦解」。同一天,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发出「桐工作指导纲要」,要「借此以诱导重庆参加谈判乃至进行分化离间工作」,和「不得给人以正在商谈停战协议之印象」等等。二月二十四日,今井武夫正式会见了宋子良。[2]

重庆方面为了加重谈判的份量,蒋夫人宋美龄特于三月五日亲自飞往香港,在她姐姐宋霭龄的宅第,担任与重庆蒋介石联络的工作﹙她住到四月一日才回重庆﹚。七日,齐集香港的日本参谋本部代表和重庆代表[3],在港岛「东肥洋行」举行正式会谈。双方代表分别出示日本陆军大臣俊六,和中国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签发的身份证明书。会议内容包括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处理汪政权、华北驻军等问题。三月十日开完第四次会议后,双方代表分别返回东京及重庆汇报,留下铃木卓尔在香港等候结果。十九日,为了等待重庆的答复,板垣征四郎和犬养毅﹙未来的日本驻南京大使特别随员﹚在南京商请汪精卫推迟「还都」日期至三月三十日﹙原订二十六日﹚。等到二十四日,重庆又以简单电报通知延期至四月十五日作覆,日本政府大失所望,决定不再拖延汪政权的成立。此后谈判断断续续到十月,由于日方怀疑重庆谋和的真实性,以及新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七月二十二日就任﹚的反对,新任参谋总长杉山元﹙十月四日就任﹚于十月八日下令中止交涉。这就是所谓「桐工作」的谈判经过。日本事后纔知道,那位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根本是中国特工伪装的。日本人上了当,中国人推迟了汪政权「还都」四天,顺便探悉了一些日本谋求和平的底细。[4]

关于「还都」延期这件事,影佐祯昭有以下的记载:

汪政府决定于三月二十六日举行还都仪式。要人陆续聚集南京,城内空气非常活跃。在这样的情况下,某天听板垣总参谋长说:「宋子良工作显得非常有进展,其趋势在这两三天可以分晓。为此,虽然对政府成立的各种准备有妨碍,表示遗憾,但考虑大局,请与汪商量,把成立政府延期到月底为止。」我不是不担心在要人完全集合时由日方提出延期会有影响,可是板垣总参谋长对汪推诚相见,具体地谈了情况,就延期几天举行还都仪式进行商量。汪毫无难色,当场答应下来。我对两人坦荡的态度,现在还要表示敬意。

于是,还都仪式照此情况延期几天,期望宋子良工作得到成果。可是终于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因此,还都仪式在三月三十日举行,于此看到了国民政府的成立。[5]

三月三十日,「还都」大典在南京举行。汪精卫宣读「还都宣言」,然后与各院、部、会官员宣誓就职。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虚位以待林森为主席﹚兼行政院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海军部长。其它院、部官员名单如下:

立法院长 陈公博       监察院长 梁鸿志

司法院长 温宗尧       考试院长 王揖唐

财政部长 周佛海﹙兼警政部长﹚外交部长 褚民谊

宣传部长 林柏生       工商部长 梅思平

负责诱降汪精卫的「梅机关」首脑影佐祯昭少将,担任最高军事顾问,掌握汪政府的政治、军事、外交大权,一直到一九四三年五月调差至满洲国为止。梅机关其它主要成员也都当上顾问。犬养健则被任命为日本驻南京大使阿部信一的随员,常住南京。今井武夫于上年九月调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而离开了汪政权的圈子,年初又奉派赴香港进行「桐工作」。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任陆军一四一联队队长,远赴南洋打仗去了。

同一天,重庆国民政府公布了一百多名汉奸通缉名单[6],并发布「悬赏拿办汪兆铭之命令」,谴责汪精卫「依附敌人,组织伪政府,卖国求荣,罔知悔悟」,命令「各主管机关,严切拿捕,各地军民人等,并一体协缉,如能就获,赏给国币六十万元,俾元恶归案伏法,以肃纪纲」。

「桐工作」失败后,日本仍然急欲早日解决中国问题。外相松冈洋右通过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永铭,谋求与重庆重启和平谈判之门,并主动愿意延期承认汪政权至谈判有了结果为止。中国方面为这个谈判出动了张群、张季鸾、杜月笙等人;日本陆军、海军、外务三大臣均积极参与,且于﹙一九四﹚十一月十三日御前会议上决定「支那事变处理要纲」,根据日汪基本条约﹙包括驻留船舰部队及开发海南岛经济秘密协约在内﹚的内容,以促使重庆政府与南京政府合作为目标。至十一月二十二日,双方建立了某些基本谈判基础,如日本在中国全面撤军原则,撤销汪政权的南京政府等。可惜在双方正预备作进一步的正式谈判之际,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于十月二十八日正式决定,按预订日期与汪政权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日本正式承认南京的「国民政府」,这次交涉又告功败垂成。[7]

这部「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日本和汪政权自是年七月起就在南京开始谈判。日本谈判代表是参事官日高信六郎、影佐祯昭少将、须贺彦次郎海军少将;汪方代表是「外交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长」周佛海、「工商部长」梅思平。十一月三十日,日本正式承认南京政府,签订「中日调整国交条约」。条约包括「关于中华民国日本国间基本关系条约」、「附属议定书」、「中日两国全权委员间关于附属议定书了解事项」、「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议」、「秘密交换公文」、「中日满共同宣言」。缔约国为「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大日本帝国政府」;签字人为「大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汪兆铭与「大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中日满共同宣言」之签字人加上「满洲帝国参议」臧式毅。[8]

二、「国际通讯社」

父亲居住香港初期,安全颇受威胁,港府华民司得悉上海方面有对父亲不利的行动,向杜公馆打听父亲的住处,以便提供保护。杜先生不愿告知,但承诺由他负责父亲的安全。曾经有一段时间,母亲亲自去「牛奶公司」﹙即今日之超级市场﹚买菜,以防遭人下毒,父亲也绝少出门。周佛海曾在日记中写道:「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

一九四年六月起,父亲在九龙尖沙咀柯士甸道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分寄国内各地,以供战时首都重庆领导人士参考,以及关心世界局势及国际问题的机关和个人用作材料。这份刊物选译国外报章杂志的论文,间亦刊载社友们的国际时事评论。

「国际通讯社」的编译者,有连士升、戴杜衡、林一新、李毓田、唐锡如,洪力生、黄蔷薇…诸先生。每期所载的论著都出自各人手笔,译稿则取材自几十种英、美、日、俄等国出版的书报刊物。「国际通讯社」还受中央通讯社的委托,向香港「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Co.﹚代购军事外交方面的英文书籍。

连士升先生为经济史专家。戴杜衡及林一新两先生为经济理论家,对马克斯主义有甚深的研究,林且精通俄文。李毓田先生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之经济学者。唐锡如先生精研英美文学。洪力生先生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学博士,长于国际法。黄蔷薇女士即洪夫人,长于英美文学。父亲聘请香港著名体育家,注册会计师余启恩先生管理会计及官署联系事务。何兹全在重庆也帮忙提供资料,他回忆说:

陶先生在香港办了个「国际问题通讯」,由我每周把重庆各报的社论和时事评论文章剪了寄给他,我并写一篇一周时事评述。陶先生每月寄我三百元。这时期,陶先生和我不断通信,讨论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发表各自的看法。

陶先生由上海回香港时,只有曾謇一人跟他回来,到香港不久就回湖南老家去作田舍郎了。鞠、武、沈三人,没有回来,他们和陶先生闹僵了。陶先生的「亲兵」这时只有我一个人,这是我和陶先生的关系最亲近的时候。[9]

「国际通讯社」位于九龙尖沙咀柯士甸道一幢黄色三层双并式楼房,父亲租下了二楼全层两个单位,左边我们住家,右边将客厅和主卧室打通,作为办公室。通讯社后面书房里,四壁全是父亲买回来的书籍。其中主要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印的《四部丛刊》初、二编,《丛书集成》,以及上海中华书局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一共有四万多卷。[10]工作人员的午餐,每天由母亲在左楼亲自张罗,每顿以六菜一汤送右楼办事室聚餐,我们自己则在左楼以大锅菜佐饭。

父亲经历了这番大风波后,患上长期失眠症,经余启恩介绍庄兆祥医生诊治,拖了很久。但是他写作与读书的工作未曾间断。他的文章,除了批评日汪关系及其动态外,就是探讨世界形势及国际问题。

上海方面对父亲仍然不放松。有一次,「七十六号」派一个特工来港图谋刺杀父亲,由于父亲经常足不出户,母亲买菜又特别小心,特工找不到开枪或下毒的机会。这人原是杜月笙的部下,乃向杜先生坦白,央请杜出面邀父亲吃饭,他出来对着墙壁开几枪,好回上海交帐了事。杜先生劝他放弃行动,不必回上海了,他乃重归杜门,留住香港。

有一次父亲闷得发慌,在嘴唇上面贴了一撮假胡须过海看电影。尖沙咀码头的渡海轮渡是港九间的交通要道,人来人往极多。果然,第二天杜先生就派人上门警告:「你带假胡须,更容易被人发现。你就这样过海不要紧,事先关照我们一声就行了。」

一九四一年七月,我们全家从九龙柯士甸道迁居亚皆老街,通讯社仍留原址。这是九龙中华电力公司新建的三幢三层的楼房,除主要一幢为其办公楼外,其余两幢作为公寓出租。这种新式的全电气化公寓,那时在九龙是首屈一指的。

琴薰姐就读「培道女中」高中二年级,暑假期间,重庆政府的侨务单位招收海外学生归国升学,西南联合大学在香港招生。姐姐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日夜苦读高三课本。放榜那天,居然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欢喜得手舞足蹈,全家都为她高兴。九月初,她携带轻便行李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直飞昆明。母亲为姐姐准备四季衣服、书籍用品等,装了两大箱。托一对搭船去仰光转走滇缅公路的朋友夫妇,顺路带到昆明。可惜这两口箱子始终没有带到。

泰来哥由「培正中学」转学德明中学﹙因培正高三在澳门﹚,校址就在亚皆老街,走路上学,很方便。我和晋生四弟同上「九龙塘小学」,在家门口搭七号巴士直达,不须转车。我念四年级、晋生一年级。

三、万墨林被捕

一九四年十一月三十一日,万墨林先生在上海大马路金山饭店门口被捕。他被带到极斯斐而路七十六号汪政府特工总部,及虹口日本宪兵队残酷刑讯,始终不肯供出国府驻沪代表蒋伯诚以及其它地下工作同志的姓名和行踪。杜月笙先生着人带口信给七十六号谈条件:一、总有一天大家要见面的,请留下见面之情;二、你们要干的话,大家干;三、要钱,好讲。这三条果然有效,先送一笔钱进去,万先生此后便免于被拷打,最后由相关人士奔走说项,交由五十三家商店联保,才获释放。

万墨林先生是我家大恩人,对于他营救我们出险的义举,我们全家老小,永世不忘。父亲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在《自由谈》发表「侠士报国之义举—为万墨林先生寿」。他写道: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四日(按:应为三日),我由上海法租界华龙路(按:应为环龙路,以下同)住宅乘车往大马路口国泰饭店,从前门进,后门出,步行至码头,搭美国胡佛号轮船。码头原有日本宪兵监视,他们眼看着我上船,还以为我是秘密到香港去工作的,也就不打招呼了。

轮船出了吴淞口,我打电报给吾妻冰如。她派人送信到愚园路汪公馆。愚园路诸人知道我不别而去,为之惊惶。于是七十六号派便衣人员严密监视。家人无法出进,米面菜蔬均难采购。冰如乃亲往汪公馆,费了两小时的口舌,获得汪夫妇同意,让她留下三个大孩子为质,带两个小孩子到香港去,劝我回上海。尤其是阻止我发表任何文字或谈话。

冰如带着两个小孩子到香港,在九龙亚叙里道租屋与我会见。此时中央通讯社萧同兹先生已由重庆到香港,准备发表「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我与杜月笙先生商量,派人潜往上海,与万墨林先生联络,将华龙路留下的三个大孩子设法出险。

墨林的部署是这样的。琴薰照常上学,由学校前门进,后门出,上预先停下的汽车,往华格臬路杜公馆,转车到杜美路一幢住宅,进隔壁的煤球厂。琤糽M晋生(按:应为泰来和琤矷^由华龙路出门到亲戚家。亦由预先布置的车,转往那煤球厂。他们三人会面之后,另乘一车直驶十六铺码头,登小舟,到意大利邮船的船尾,用绳子拉上轮船。三个大孩子分为三处坐下。至轮船开驶,出吴淞口,再进舱聚首。

我一家人在九龙会齐之后,中央通讯社将所谓「要纲」的文件,全部发表。

这是一个实例,足以说明墨林在上海地下工作之实况。此后墨林被逮入七十六号,也进过日本宪兵队,三番四次受了酷刑,如灌凉水、上老虎凳、在雪地里挨皮鞭。他不肯说出一个姓名、一个电话号码、一个地址门牌。他家里三番两次受过搜查,没有一件证据、一条线索,可以连累一个朋友、一个同志。

月笙先生由香港带口信给七十六号的头目以及他们的上峰,提出三条,要他们考虑。第一条,「大家将来总有见面的一天,你们对待墨林,要留下见面之情。」第二条,「你们要是下墨林的手,上海的朋友全动起手来,要你们好看。」第三,「铜钿么,好讲」。就是这样,墨林方得免于七十六号的毒手。

日本投降,上海光复。蒋委员长莅临上海,召见地下工作有劳绩、受磨难的一班同志,予以慰问与嘉勉。中国大陆匪祸披猖,月笙先生自上海迁居香港,随即谢世。墨林先生来台,以上海市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今年十一月三十日,适值墨林先生七十寿,我无以为敬,谨作本文,并为祝词,以代一觞。词曰:

求剧孟之一言而不得,敌军遂败河滨。

慨郑庄之门下,危难频仍,至今犹见墨林。

七十曰老,墨林不老,抱一片报国之赤心。

他日义旗西指,重返上海,客满座、酒盈樽,再申祝贺之忱。

父亲年少时喜读史记及汉书的游侠传,最推崇西汉的游侠剧孟、郑当时两人。他在「侠士报国之义举—为万墨林先生寿」文中特别略说这两位大侠的行事:

汉初,洛阳人剧孟以侠著名于社会。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之乱起。周亚夫为太尉,乘传车东行,至洛阳,见剧孟,大喜,说道:「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不能为」。当时,东南半壁反抗朝廷。首都长安之列侯从军,向商人贷款。商人以为关东战事成败未可知,不肯放钱。只有母盐氏出捐千金,贷予列侯,得以领兵参战。在这种艰困忧患的形势之下,大将军得一布衣,好像得到一个敌国,并以剧孟的向背,预测吴楚的成败。

景武时期,风格最高超的大侠是郑当时。郑当时初为太子舍人,每五日休假,在长安四郊置驿马,招待宾客,夜以继日,常恐不周。后为大司农,门下客至,无贵贱皆留,执宾主之礼。郑当时不置产业,招待宾客不过一盘菜饭。但是他向朝廷推荐才能,惟恐不及。他与宾客部属谈论,只要听见一句好话,必上达朝廷,惟恐其迟。自名公巨卿,至士子凡夫,无不称道郑庄。有一次,朝廷派他视察黄河缺口。他请假五天,以便整理行装。武帝说:「吾闻郑庄千里不粮,治行者何也?」由此可知郑当时在社会上交游之广阔,声望之崇高与影响之重大。

这就是祝寿词中「求剧孟」、「慨郑庄」以喻杜月笙、万墨林两先生为当代游侠的寓意。父亲慨然于幼年在书本上所崇拜的游侠,竟在两千年后的现代社会上出现。他继续写道:

幼年在书本上敬爱的人物,至中年竟在社会上获得实际的印证。西汉的贤豪竟复活于二千年之后的现代社会。抗战期间,我一家人辗转南北东西,遭遇危难困苦。在日军占领区,及其它为政府权力所不到之处,杜月笙先生领导的琲嚏A无所不在。琲壑秅H在上海、广州湾、以及由九龙大浦、至沙鱼涌、惠阳等地,随时随地给我和我的家属以照顾与资助,使我们得以逃脱日本宪兵与所谓「七十六号」的禁制、追捕与迫害,而返国门,获自由。由此因缘,我得以知遇万墨林先生,从他所得的助力特多。[11]

父亲说,这是万墨林先生第一次被捕。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二年冬。当时蒋伯诚先生在上海中了风,住在福履利路。蒋太太首先被捕,万墨林先生和曹俊、王先青等十几位同志同时被捕,被带到贝当路日本宪兵队审讯。因为他患慢性腹膜炎,送大西路宏恩医院诊治后,再转西浦石路,与蒋伯诚先生他们住在一起,便于养病。经过了六个月,纔被释放。

同一期的《自由谈》,刊载了高宗武先生的文章「寿万墨林先生七十」。文曰:

民国二十七年与二十九年间,余奔走国事,常往返于上海香港两埠,与杜月笙先生过从甚密。万墨林先生之名,朋友闲谈,道路传闻,不绝于耳。其人其事,令人心折。在全民抗敌中,有此一位公而忘私,奋不顾身之幕后英雄,钦佩无已,惜无缘谋面,引以为憾。五十六年夏,余由美京华盛顿出发,作环球旅行,路过台北,特托老友程沧波先生,豫约墨林先生见面,以偿夙愿。当年七月十九日晚,在台北杨管北先生公馆,与墨林先生相见,同座者有萧同兹、张明炜、陆京士、程沧波,南怀瑾、杨管北诸先生及杨夫人方菊仙女士。时隔四年有余,当晚情形,如在目前,认为此行中最值得纪念之一日。而墨林先生昂藏朴莪,目光炯炯,一见即知其非常人也。

墨林先生对国家、社会、朋友之鞠躬尽瘁,贡献之大,举国皆知,尤其在抗战时期,被敌劫持,坚抗不屈,折暴敌、泣鬼神之大无畏精神,自将留芳百世,不容余之喋喋,而余之所以对墨林先生之名,历三十年,隔千万里而不忘怀者,实以其临难不苟免,具人类无上之牺牲精神,表现我中华民族之至高道义,非心有定力,性具根基者,焉能臻此。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墨林先生兼有此三德,岂非我中华民族之出类拔萃者乎?数十年来,余历观中外,结客士林,益信若墨林先生者,诚不愧为我中华民族之大丈夫,兹值墨林先生七秩大庆,云山万里,敬以智仁勇三字为我中华大丈夫及其夫人寿。(一九七一年十月五日华盛顿)[12]

高宗武先生于脱离上海三十年后,始在台北与万墨林先生晤面,以偿夙愿,益证墨林先生「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侠义身段与行事作风。当年墨林先生义救我们姐弟三人脱险,事前完全由曾资生从中联络,这位在幕后运筹帷幄的大英雄,自然是不会在现场出现的。八年抗战,杜月笙先生在沦陷区营救地下工作者、或护送重要人员进入安全地带,不计其数。有人说这是帮会组织之功,的确如此。在沦陷区,政府力量弗及的地方,不能以法律来规范,靠的就是帮会力量,以发挥救济民众与维护安全的功能。父亲走沙鱼涌到韶关,我们走西营到桂林,沿路都得到杜门及帮会中人极为妥善的照顾。此是后话。

万墨林先生自谦,认为这些都是「溢美之词」。他在《沪上往事》﹙一九七三年﹚里写道:

我在上海为地下工作人员跑腿,随时都有被捉杀头的可能,我的两度牢狱之灾,并不一定就是为了高、陶二位先生的事件所引起。而且彼此都为国家民族,引颈一快,死而无憾。时在美国的高宗武先生,刻在台湾的陶希圣先生,和他的公子千金,对我来说,只有让我分享一点点光荣的大德,绝对没有欠我的情。我的两度被捕跟「高陶事件」稍有关联的,充其量,不过敌伪双方早晓得我沾过「高陶事件」一些光,想起当年他们自己的狼狈情景,在修理我的时候,手脚来得重一点罢了。[13]

万墨林先生的谦虚之语,真是豪气万千,令我等子侄辈更加崇拜与敬佩。当年被他救出的十八、十六、及九岁的三姐弟,琴薰已于一九七八年在大陆去世,得年五十七岁;泰来上海交大机械系毕业,努力研习工程成为知名的造纸专家,已于一九九二年退休,目前定居加拿大;琤穸x大毕业后从事水泥工业,在台湾、南洋及美国建设水泥工厂,一九九七年退休来美,如今均亦垂垂老矣,回顾前尘,能不感慨系之。

四、暴风雨的前夕

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米内光正内阁总辞,近卫文麿二度组阁。内阁大臣包括外相松冈洋右、陆相东条英机、海相吉田善吾、法相风见章等人。八月二十三日,苏联、德意志签订「苏德协议」,引发了欧洲战争。九月十六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签订日德义三国同盟条约。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日本与苏联签订「中立协议」。六月,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突然入侵俄境。六月十六日,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徐良、周隆庠等一行人船抵神户,次日由近卫陪同晋见天皇。二十三日,近卫、汪精卫发表「共同声明」,确立「中日两国关系及朝向共存共荣,复兴东亚,建设新秩序」的共同目标,二十五日离日返国。[14]七月二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不参加德苏战争,强化南进政策,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惜对英美开战。七月十八日,内阁改组,近卫三度组阁,丰田贞次郎继松冈为外相。近卫次日致电汪,表示日本坚定既定国策及与伪政府的关系。七月底,日军进兵中国海南岛,及法属安南。美国罗斯福总统警告日本不可侵略邻邦,否则将采取必要行动。八月,美国全面禁止对日本输出石油,英国首相邱吉尔激烈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和占据安南。十月,美、英再度要求日本自安南退兵,停止南进,否则将加紧经济封锁。日本军部拒不接受。

十月十八日,近卫终于抵不住好战份子的压力而宣告总辞,由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继任组阁。十一月五日,日本大本营与内阁联席会议,决定与美国继续谈判南进问题,如十二月初不能解决,即对英、美发动武力。大本营秘密下令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准备对美、英、荷三国作战。日本军部准备不顾一切挥军南进,把日本的国命付诸孤注一掷。

十一月七日,日本派资深外交官来栖三郎为特使赴美,协助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与美国作最后的谈判。二十七日,两日使与美国国务卿赫尔交涉失败。十二月二日,日本御前会议秘密决定准备对美、英、荷开战。

从一九四一年春天起,战争的阴影,便开始笼罩着整个香港。德国在欧洲节节胜利,法国几乎全部沦亡,英国遭受德国闪电战和猛烈的轰炸,已经自顾不暇,没有余力管到「东方之珠」――香港的安危。日本吞噬了半个中国,早就对西太平洋虎视眈眈,要打破ABCD四个敌人:美国人﹙American﹚、英国人﹙British﹚、中国人﹙Chinese﹚、荷兰人﹙Dutch﹚的包围网。邱吉尔认为,日本在太平洋发动战争,已是迟早问题。

早在一九四零年夏季,英国政府即开始疏散居港侨民,他们大部分坐船经马尼拉转赴澳洲。不久之后,美国领事馆也布署撤退美侨至马尼拉。一九四一年初,日本总领事馆也开始悄悄地通知居港侨民,如无特别原因,最好尽早回国。到了十月,留在香港的日本侨民已经不多了。日本驻港总领事馆因为过去负有中日和平谈判的任务,故组织庞大。原总领事田勼爱义于一九四零年十一月调往南京,矢野正记接任,驻广州及澳门的总领事都归他管辖,可谓盛极一时。可是到了一九四一年九月底,大部份馆员都分批离港,十二月初战争前夕,剩下的人员几乎都悄悄溜到广州去了。

港九一百六十万居民对于局势的日渐恶化,莫不忧虑彷徨。十一月中,报纸报导来自英国的消息:英国大型舰队正从欧洲赶来远东增援,目前驶往新加坡途中的兵舰包括三万五千吨的主力舰「威尔斯王子号」(HMS Prince of Wales),及两万五千吨的重巡洋舰「却敌号」(HMS Repulse)。「威尔斯王子号」绰号「不沉舰」(HMS Unsinkable),是英国海军之光,各方对于英国的远东防卫部署,寄予厚望。

正在此时,两支加拿大军队,皇家来复枪营(Royal Rifles of Canada)和温尼伯榴弹手营(Vinnipey Grenadiers)共约二千人,由劳森准将(Brig. General J.K. Lawson)率领,乘运兵轮由巡洋舰护航,抵达香港。官兵们在九龙尖沙咀码头登岸整队后,由军乐队前导,向深水q兵营行进,港督杨慕琦爵士(Sir Mark Young)在弥敦道上接受敬礼。鼎盛的军容和昂扬的军乐,博得街道两旁民众的赞赏,一时人心大振。然而,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队伍后面,并无辎重车辆和重武器随行。原来另一艘运输轮,正在绕道前往澳洲装载一百多辆军用车辆和物资(结果来不及赶到香港作战)。不久之后,又听说这批加拿大军是新兵,并无作战经验,人们于是又开始耽心一旦香港发生战事,到底有无抵抗能力。十一月间,香港九龙演习灯火管制,民防当局将一部分居民编为防空队(Air Raid Petrol简称ARP),工务单位加紧建筑防空洞,政府机构进入应战戒备状况。

英军驻港三军司令莫德庇少将(Major General C.M. Maltby)麾下的驻港部队,总共约一万三千人。地面部队除加拿大皇家营二千人外,计有原驻军米度息士营及皇家苏格兰营共四营八百人、印度彭加普营和拉治泼营二千人、炮兵连共二千五百人、工兵野战连五百人、义勇军约一千七百人、以及其它支持战士几百人。海军只有一艘驱逐舰、四艘炮艇和八艘鱼雷快艇,海军官兵一千六百余人。空军则几乎完全没有战斗力,仅有两架水陆两用飞机和三架鱼雷轰炸机,飞行员连同地勤人员也不过一百多人。[15]

香港政府为了应付即将来临的战时局面,设立了一些临时战时机构,诸如「贸易统制处」、「粮食统制处」、「邮电检查处」、「防卫监理官」、「防空处」等等。港府的正规衙门「华民政务司」则在下面设置了一个「新闻检查处」,专司检查华文报纸。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触怒日本,一些刻意丑诋日本的煽动性新闻或字眼﹙如「日寇」、「倭军」等﹚,都逃不掉被删除或「开天窗」的命运。报章读者们如果看到空白框框或读到一连串小方格,只好用猜的了。如果查出对重庆国民政府有所诋毁的文字,也照样遭到部分删除,前文提到的汪精卫的「举一个例」、《南华日报》社论「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等文字,都被删除了几十个字,以小方格代替。

中国方面因公因私居留香港的重要人员,为数不少。属于重庆方面的人物,计有孙科、宋子文、叶恭绰、颜惠庆、陈友仁、郑洪年、许崇智、陶希圣、陈济棠、陈策、邓友德、陈训畬、杜月笙、胡叙五等。属于南京方面的计有梅思平、林柏生、邝启东等。属于共产党组织的计有何香凝、柳亚子、廖承志、乔冠华、张友渔、范长江、萨空了等。他们所属政府不同,政治体系各异,因此在香港各自为政,互不闻问。[16]

五、太平洋战争中的香港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星期天清晨(夏威夷当地时间),日本未经宣战,突然偷袭珍珠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毁伤美国军舰十八艘、飞机二百六十多架,太平洋战争于焉爆发。日本军队于同一时间大举进攻关岛、马尼拉、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马来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群岛(即今之印尼)等地。

十二月八日,星期一上午,日本轰炸机三十多架飞临九龙上空,向启德机场投弹,港九陷入战火。此后每天都有日本飞机临空投弹或骚扰。香港本无空军,英国方面也未见调度飞机来港应战,以致全港毫无防空能力。以下是十岁的笔者第二天用毛笔写的作文,形容八日早上日本飞机来袭的情形: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几天,好像听说香港将陷入炮火之中。当时我们都没有相信,果然香港之战真的来了。

在战争之前,港九已有几次防空演习,但是没有人把它当一回事。晚上,我们在九龙,看见香港还是有人家开灯,简直等于不是防空演习一样。

十二月八日这天早上,我和弟弟还是同从前一样,一早起来,吃了点面包就上学去。我们到了公共汽车站,弟弟看见车子到了,慌得不得了,连忙爬上车子。到了学校,他忽然记起他的书包忘了在车站,于是他又马上搭车回去拿。车开了不久,便听到紧急警报的声音。当然我们又以为是防空演习,但是,为什么没有放空袭警报便放紧急警报呢﹖这是使我们怀疑的一点。不久,便看见一些飞机,约有三十架,我们还在外面看呢。一会儿,听见许多爆炸的声音。一架飞机俯冲下来,在不远的地方,丢下一颗炸弹。我们定了定神,才看见飞机翅膀上是一个红点子,原来是日本飞机,于是我们慌慌忙忙的跑进了教室。机枪声,爆炸声更响了。但是,我们还不明白是真的还是假的,也许是假日本飞机吧,因为,假使是真的,为什么高射炮不打到飞机呢?假使是真的,为什么一架飞机也不上空去迎敌呢?报上不是说香港有很多高射炮和战斗机的吗?

警报还没解除,大哥便来了,接我回家,并且说弟弟已经回去了。我们沿路看见倒塌了的房子,还在冒烟。天上一团一团的火药烟,满街都是武装齐备的英国兵士。还有救护车、消防车,铃子铛啷铛啷的响着,一辆一辆的向着启德飞机场驶去。这时我才知道的确是真的。到家后,弟弟说他上了车,车开了一阵,听见警报,便停了下来。他一个人便在一棵树下躲着,警报解除后,回到车站,书包已经找不到了。父亲说:「日本人打来了,还上什么学,要什么书包?」弟弟又问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大哥泰来带着晋生回家,一路上只见九龙城方面,半边天都是浓烟和火光,连太阳都被遮住。警报还没有解除,街上到处是防空人员,但行人仍不减少,因为根本没有地方躲,他们靠着墙根底下行走。好不容易回到家里,父母亲正在着急,晋生还在哭他的书包,父亲说,「日本人打来了,书没得念了,等仗打完了,我给你买新书包。」弟弟才破涕为笑。大哥连忙再赶去学校接我回家。十点多钟,解除警报,父亲叫大哥去打听有没有船去澳门或其它地方,结果因为轮渡管制不能过海,无功而返。他在街上听到一些传闻:一、日本已于八日零时起对英、美、荷三国宣战;二、日本陆军与英军已在新界开火;三、启德机场被炸,中航六架及欧亚机一架飞机均毁,九龙城及深水被炸,死伤百余人;四、日机撒画片传单,上面画着日本兵和印度兵握手为礼,表示亲善。

原来日本陆军第二十三军第三十八师团(师团长佐野忠义中将)的三个联队早已在深圳边境结集候命,八日上午空军只花了五分钟即将启德机场内的飞机全部炸毁,地面部队立即迅速渡过深圳河,分两路入侵新界。英军司令莫德庇少将立即宣布香港进入战争状态,按照既定计画,由窝里斯准将(C. Wallis)防守九龙半岛、加拿大军劳森准将固守港岛、皮佛士准将(A. Peffers)担任总部参谋。

街上所有的商店都关上铁门停止营业。英军的大卡车接连不断的经过弥敦道向前线飞驰。防护团员则走来走去。街上行人众多,许多人都带着行李,到处乱撞,惊慌万状,满街秩序大乱。

下午三点钟左右,又空袭一次,轰炸的声音很近很猛。我们都躲在门洞里,只有那里才没有窗户,是全楼中心的地方,比较安全。飞机过去后,我们到走廊里张望,九龙城又起大火,黑烟滚滚,延烧三个多钟头,至晚才熄。据看门的人说,是日机炸了两个树胶厂。警报解除后,由九龙城向这边来的人更多了。在亚皆老街上,形成一条漫长的人流。我们站在走廊上眺望,只见无数的人头在蠕动,像一条长虫爬行似的前进,直到深夜,才清静下来。那天晚上,港九的灯火管制异常的好了起来,也不用防空人员严厉的督促了。港九一片漆黑,街上一个人也没有,而且没有一点声音。死一般的寂静,每个人都感到「死到临头」的恐惧和苦闷。

战神降临到香港了。日本穷兵黩武,在中国战场投入数百万大军而无法取胜之际,竟然对英美开战,这个局势对我国显然是极为有利的,然而这情况对我们家却是极为不利,我们即将再度面临被日伪特务追捕的日子。父亲对我们说:「我个人是没有办法的了,只有听天由命,等死的日子,但是国家却有救了。」[17]

父亲在《出九龙记》中写道:

十二月八日上午八时,忽听见轰炸的声音,接着就是警报,许多人都以为又在演习防空。启德机场受了轰炸,附近一家电影摄影棚烧了。这电影公司是王先生(或许就是王元龙)开的。他就住在我的楼下。他一家男女大小二十多人,都到对面的山里去躲轰炸。我们家里的人都只在大门后的过道里躲警报。

街上所有的店铺都闭门不卖东西。菜场里也很少小菜出卖。巴士减少,车上的人拥挤不堪。街车不易雇得,人力车价飞涨。满街上都是步行的人。无论有警报没有警报,街上的人都是拥挤的。

夜间的灯火管制,用不着防空人员沿家干涉,自然的好了,港九一片漆黑,街上的人渐渐静了下来。我睡不着,心里想着港九陷落必不在远,个人必死,国家必兴。这两句话「个人必死,国家必兴」,一直都在脑子里盘旋着,心是很安定了。耳朵里听见有飞机来机场降落,随即飞去。几小时内,一连有两架飞机来往。我知道是重庆有飞机来接重要的人们。[18]

六、重庆来的飞机

九日整天新界前方戰事緊張,英軍的炮聲隆隆震耳,一直不停。日本飛機時常在天上盤旋助戰。警報時發時停,雜亂無章。當天日機並未在市區投彈。報載日軍進至大埔青山道一帶。許多人在八日便準備一切,購買米糧,但是當天下午,糧食便不容易買到。我們只是事先買了一點罐頭和米。所有的人都在作港九沦陷的應變準備。

晚上八点多钟,隐约听见飞机声,却没有警报。十一时许,住在柯士甸道「国际通讯社」的二舅万济舟,接到杜月笙公馆电话,叫他转告父亲立刻赶到启德机场,乘搭中国航空公司专机回重庆。二舅坐人力车赶到我们家,再与父亲同往杜公馆,因杜府汽车无油而无法去机场。泰来哥的日记,有如下的记载:

半夜一时左右,在朦胧中,忽听街上有人叫我,原来是二舅乘一辆人力车来到,连忙开门。他说:「杜公馆接到中航公司的电话,说有一架飞机派来,接中央的要人。」催父亲赶快到机场去,还可以脱险。父亲匆匆忙忙的收拾一下,但深夜雇不到汽车,人力车也雇不到,离机场又远,无奈只得徒步赴杜月笙公馆,借他们汽车去赶路,厚安(注:远房亲戚)和二舅提着箱子相随。刚走不到五分钟,母亲发觉治脑病的药忘记带,命我火速送去,我即时急步追赶。那时大约是清晨两点钟,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也没有灯光,一切都显得非常萧条和惨淡。自己的急速沉重的脚步声,听了都觉得有些胆寒。到柯士甸道杜公馆,两点半钟,见楼上微露蓝光,又闻人说话的声音,知道父亲还没有走。一个印度看更人在院子里藤躺椅上睡觉。我叫醒了他,因为言语不通,费了很大的劲,才使他了解我的来意,请他带我上楼。见到厚安,他告诉我说,父亲因为杜公馆车没有汽油,没有走得成,父亲正在和杜夫人说话。过了一会儿,父亲就告辞回家。闻机声轧轧,掠空而过,飞机已经起程回国了。父亲和我们三人雇人力车回家,已经是九日清晨四点钟了。

父亲从杜公馆回来后,一直等杜家的电话,一连两天,亳无消息。对于逃离九龙之事,濒于绝望。听说宋庆龄、美龄姊妹,及孙科等政要搭上专机回重庆了。

十日上午,林一新先生来说,山林道五十八号二楼有一间空房,月租五十元,可以作为暂时避身的处所。因为父亲为日人及上海奸细最想追捕者,若不迁移,安全堪虑。母亲下午去看房子,觉得圣士提反教堂就在弥敦道山林道口,日军轰炸应该有所顾忌,乃付定金租了下来。那天市面益形繁扰和慌乱,好的谣传已经没有,坏的谣言到处乱飞,因为战事确实是极端的恶化。日军在荃湾登陆,距市区非常近,枪炮声清晰入耳。每个人的心都是绝望与恐怖的,极度紧张地等待最后时辰的来临,一切都只有听天由命。

市面谣传两年前广州沦陷后撤退来港,遭英军缴械关进集中营的国军一千多人,为英方发还武器送上前线作战,这时好像听到枪炮声渐远,老百姓一时信心大增,认为中国军队比加拿大新兵强太多了,一定能够驱敌制胜。没想到原来是英、印部队撤退时以国军殿后,这批国军勇士全部在前线牺牲了。

七、可怖的杀掠世界

莫德庇少将在新界南部城门防线驻守三营重兵:苏格兰营、印度彭加普营和拉治泼营;另派一连彭加普步兵及工兵驻守深圳边界,专司瞭望及破坏公路桥梁阻敌,完成任务后退回城门阵地。第一路日军头一天打到大埔,守兵与敌兵略作周旋,炸毁桥梁后即退至沙田,第二天黄昏撤入城门防线。第二路日军从西北攀越大帽山,也于九日攻到城门阵地以北。英军与来势凶猛的日军在城门东翼阵地展开激战,九日午夜苏格兰营阵地崩溃,退至金山,十一日上午金山陷敌,城门水塘全线失守,英军总部撤至港岛。进攻西翼的日军于九日午夜沿青山道攻打荃湾、葵涌,直扑荔枝角,十日与英军激战一整天。十一日,苏格兰营退到深水q码头,渡海撤回港岛。彭加普营及拉治泼营则带了辎重,与日军且战且走,于十二日上午退到尖沙咀码头渡海。九龙半岛至此全部陷落。港督杨慕琦此时忽接英国首相邱吉尔的电报:

诸君给予香港此一海港重镇之顽强保卫,余等日夕注视。汝等正守卫世界文明中名闻遐迩贯通远东及欧洲之信道。余等深信面对野蛮悖妄之侵袭,予以迎头痛击,保卫香港一役足可名留大英青史。

诸君抗暴之努力,余等感同身受。诸君抗暴之努力,使余等距离必然之最后胜利,日近一日。

当十一日英印军队忙着从九龙渡海退守港岛,而日军尚未进城之时,九龙军警绝迹,治安濒临真空。此时盗匪四出,挨户打家劫舍,抢夺、掳掠、放火、杀人的事件,层出不穷,一夜之间,九龙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杀掠世界。还有更令人沮丧的消息:「威尔斯王子号」及「却敌号」两艘巨舰,在新加坡以北的暹逻湾中,双双被日机炸沉了!

这天上午,杜月笙门人胡叙五先生由尖沙咀北京道来,转达重庆电报,叫父亲立刻赶到启德机场,将有专机降落接载许崇智先生及父亲等人后立即起飞。但至此时,九龙秩序已经大乱,根本无法到达机场,而专机也因跑道炸毁及无人管制而不能降落了。父亲判断情势说:「英国人一定撤退了,所以秩序乱了起来,日本兵大约快到,要赶紧搬走才好,不然就走不脱了。」 于是我们全家分为三批,先后往山林道迁移。济舟二舅带着我和晋生先走,取道窝打老道;泰来哥保护母亲和两个小弟弟沿亚皆老街转弥敦道;陈厚安保护父亲从后门翻越山坡,操小路上太子道,再绕至弥敦道,路上遇到歹徒抢劫店铺后举手高呼而出,两人也举手混在人群中往山林道走。

我和四弟,二舅一起走,看见沿路都是大批的土匪,街上店铺公司的玻璃门面,都被打碎,大型巴士都被翻身毁坏,遍地死人,血流满地……这些都是自己同胞干的。到了大街,看见一辆辆英国军车飞也似的由新界那边向后撤退。车上的英国兵,印度兵,荷枪实弹,还有的把枪向后架着,预备射击追兵,可是那时日本兵还未开进九龙。防守九龙的英印兵士撤退的狼狈情形,真是难看,歪戴帽,斜穿衣,脸上手上,被火药烟熏黑了。九龙才打了三天,便退兵了。

母亲抱着六弟龙骧(龙生,不满一岁),带着五弟范生(五岁),由泰来哥保护,沿着街道向山林道走。街上秩序愈来乱愈乱,遍地是书籍、小学生的课本,还有满地的保安队员制服。弥敦道两旁都是匪徒,成群结队多达数千人。他们一群群的逐户攻打,全弥敦道的店铺都被抢劫。他们用木杠子攻门,手里的武器是手枪、斧头、利刀、铁条、菜刀,一应俱全。个个面目狰狞可怖。抢到的东西,用汽车卡车搬运。抢劫完毕,还要毁坏一切的家俱设备门窗,直至四堵空墙才罢手。土匪头坐着小汽车,横冲直撞,一呼百应,耀武扬威。这种亳无人性的恶徒,似乎每逢乱世,就会出现,好杀好斗的恶劣人性,令人不寒而栗。

一路上那些抢匪对行人大喊:「走路当中,不要到边上来妨碍我们。」因为母亲缠足行路不便,所以走了很久,才到窝打老道口,终于避免不了被匪徒抢劫。母亲、大哥两个人的身上、头上、脚下、衣服、鞋袜,都遭到彻底搜查。母亲的八十余元拿了去,大哥身上一无长物,搜查的人啐了一口,自认晦气。两个小孩幸免于难。洗劫之后,匪徒递给母亲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心胃气痛散」,这就是以后放行的证明路条。[19]

父亲先到了山林道上分租的楼房,等了好几小时,母亲和我们方才一个个面无人色来到。我们一家人只有一小布包米,几件衣服,其它一无所有。我们在这间小房里打地铺住下。

八、九龙沦入敌手

十二日,日军进入九龙,大街小巷的商店住宅,家家户户都挂起太阳旗。这些太阳旗制作简单:扯一块白桌布或床单,用红墨水在上面画一个大红团,就成了。于是满街都是歪歪斜斜、大小不一的白布红团,煞是难看。泰来哥在回亚皆老街的路上碰见日军进城前扫荡障碍的斥候兵,又看到臂缠自制日徽的歹徒光天化日之下抢劫路人,心中悲愤莫名。他在日记里有极详尽的描述:

十二日清晨,我和厚安及二舅到柯士甸道,把他们的铺盖拿去山林道,给父母和弟弟们暂用,然后又受命回亚皆老街,做必须要做的收检工作,再将港币拿到山林道。厚安、二舅同行至弥敦道,见一装甲汽车,满载伪装的士兵,高架机枪,向尖沙咀疾驰。当时我们以为是尚未撤退完的英军,不以为意。转窝打老道,迎面来了匪徒数人,为首者腰插手枪,手持利刃,喝令我们止步,洗劫一番。此后即无阻拦者。九点多钟,回到亚皆老街,先到隔壁陈家问讯。陈家的佣人说:「日兵已进九龙,铁桥也被占了,你们还不知道吗?」我们这才知道刚才看见的是一辆日军的装甲车。

当时我非常着急,恐怕交通阻隔,剩我一人在外,岂不糟糕。我起身就走,要回山林道。一出门来,走不到几十步,便被劫一次。再往前行,便见满街的人,一大部分袖子上都缠着日徽,来来往往,耀武扬威。

此时只见远远来了四个倭兵,钢盔和背上插着树枝,手持步枪,沿弥敦道两旁,每边两人,弯着腰向尖沙咀方面走过来。这几个就是日本陆军的斥候兵了,我赶紧朝山林道那边急行。佐敦道与弥敦道交叉路口,横躺一死尸,流在地上的血,已经变黑色,死了几天,没有人管。人们从上面跨来跨去,我也从上面跨过去,心想,这就是战场现象吧。再往前到柯士甸道口附近,有一班自命维持会的匪徒,大声吆喝,不准通行,尖沙咀那边划为警戒区。回头再到佐敦道觉士道口,遥望俱乐部门前停日军两卡车,车上满载日军。又见车上下来一军士,作站岗的姿势,那卡车就开走了,显然是日军布置警戒线的兵士的车辆。我若早到两分钟,便过去了。但是现在,已经迟了。站在那里等了很久,知道没有希望,满心怅然,只得折回亚皆老街。遥想此后的情况,十分渺茫,不禁悲从中来,泪流不已。

弥敦酒店旁,一群土匪在推一辆巴士,使其发动,大概是为日军效忠吧。街上一望无涯,遍插日本国旗。并且写着什么「皇军万岁」,「欢迎皇军」等等的字样。满载日兵的卡车、巴士,来往不绝。顷刻之间,山河易色。

我走在平安戏院对面的人行道上,忽见一辆巴士经过平安戏院门前,车内的日兵向满堆沙包的门口,放了一排机枪,其声清脆,没有回响。那车又疾驰而去,路上的人都惊得呆了,这是跟在那四个斥候兵后面的大队日军开进来了。我连忙冲出人群,一直奔回亚皆老街。

当天晚上,家中闯进几个日本兵,带了米来要大哥煮饭给他们吃,大哥只好生火造饭。折腾了半天,日兵吃饱后,把剩下的米饭赏给了大哥。

我们住在山林道,哪有饭吃﹖母亲每天煮一次稀饭,分给大家吃。没有菜,反而格外想多吃一碗,可是那有多的可吃呢﹖邻居们参加了群众大队,打开九龙仓库,搬出了大箱的罐头,隔壁的女仆分到一箱沙丁罐头,母亲拿一小包余启恩先生送来的糯米,跟她换取两三个罐头。每到吃稀饭时,每个小孩只许吃沙丁鱼一小匙,我们胃口特别好,从不知沙丁鱼是如此美味。父亲写道:

港九本地不出米,新界农村出一点米,断不能供应百八十万人。被侵前米价飞腾,港府不得已把米改归官卖。战事一起,买米立感困难。九龙陷落,缺乏食粮的贫民随着群众,把各街的食物店,打劫一空。打劫和被劫的人有时互斗,路旁伏尸,所在皆有。我走过弥敦道时,见年老贫妇,流血倒卧;也看见壮年男子,死在路旁。群众的兵器,有斧、有刀、有铁条、有木杠、有手枪、也有长枪,空手的人更是多数。

十二日,九龙仓被打开了。九龙仓没有米,只有面和各种罐头。山林道旁有三五女仆人举手一呼,几十个女人结成一群,一会儿便去背了很多的面袋和罐头箱。我寄居的一间房,只有林一新先生借来的半袋米和几个罐头。冰如和四个小孩来看我,便阻隔在山林道不能回家。我们一家每天只分食一个罐头,每人每餐只分得一汤匙牛肉或沙丁鱼。四个小孩饭量大增,平日只吃半碗饭的,此时每餐却要吃三碗,还不肯放下来。每一小孩用一汤匙菜下三碗饭。九龙仓搬食物的群众,拥挤践踏,死伤一百多人,成了九龙战时死伤的最高纪录。但因此使尖沙嘴区域得到食物,没有饿死人。

除了尖沙嘴一区之外,深水q、九龙城,到处都有饿死的人。这些区域,便抢也抢不到米和面。

广东人不会吃面,也不惯吃面。他们没有米吃,只好每天吃两顿浆糊。我家在这时,有很少的米,又得不到面。起首三四天,我们把菜合理化了,后来也只得把米也合理化。每天改吃两餐稀饭。十三日,有人担菜到门口来,我们很高兴,可以吃青菜汤饭。

不料水没有了。水比米和菜更为迫切。十四日十五日,我们把水也合理化。不独不喝茶,并且不洗脸。抽水马桶早已不抽水了,现在又不许冲水。一层楼四间房子住下十几人,都逼得到楼后厕坑去。[20]

十三日早晨,大哥又回到亚阶老街清理杂物,在父亲床底下发现两本他的日记。再打开壁炉,把这两本日记也藏进去。

以后几天,大家都生活在隆隆炮声和匪徒威胁的恐怖之中。我们几个孩子在斗室里,不敢大声说话。父亲为了安稳我们,给我们讲「西游记」。十六日晚间,正在讲西游记的「火焰山」。英军从香港发炮,轰击九龙的天文台。有一炮恰巧打到我们住房的后进,房间的窗上玻璃寸寸破裂,那大量的玻璃破片从我们的头上,直爆下来,我们竟然都没有受伤。

房屋被炮轰破,不能再住,同楼各家住客都在夜间离开了。父母亲各拿一件破棉絮,背在背上,并将热水瓶挂在我们几个孩子身上。半夜三时,一家大小走到弥敦道,原想从这里走到上海街,再回亚皆老街公寓。但拂晓以后,我们顺着弥敦道走,为哨兵所阻,只得在一幢房子的大门前地上坐着,等候机会过街。那大门内左首一家,开门恶言相向,强迫我们走开,我们只得拖着破棉絮,挂着水瓶,提着小包,沿着骑楼走到上海街,另找一家门洞休息。随我们一同逃难的女佣阿二,从热水瓶倒出一点点水在瓶盖里递给母亲,母亲让给父亲,父亲又推给孩子们,一推一让之间,水泼洒了,谁都没喝到口。我们见此情境,不禁悲从中来、泪流满面。一家人顺着街道走走停停,随处歇息,一天没有东西吃,水也没人敢要喝。

上海街也是不易通行的,每隔若干步,就有一道拦阻,由那些两臂上系着白布,印着太阳的人们看守,每隔几小时,放行一次。我们就这样走了一天一夜,才从上海街走到亚皆老街的街头一道铁路桥。桥下有一日军岗位,贴着一张「通过者铳杀」的告示。 我们无法通过,只好坐在路边等待。父亲记道:

十五日,我们后门外天文台山上架了日军的炮。日军从山上向香港发炮。一下午一夜间,炮就在我们头上开。下半夜,香港英军向天文台还炮。英军还炮还得很准,半夜里炮弹和雨一样向我们头上倾了下来。窗口上火光闪闪。房顶上破片纷纷。十六日正午,一炮把我们十几人共享的厕所和厨房打碎了。两个同住的受了伤。大家都扶老携幼的逃走了。我夫妇和四个小孩一个女工没有处所逃,逗留了半天和一夜。这一炮把我房的一个窗上玻璃震碎了。玻璃和雨一样向我五岁的小孩头上插了下来,却没有伤着他。这一夜炮火不断在我们头上纷飞着,菜、米、水、都不成问题,此刻的问题是怎样跑回我们原住的家里去。

原住的家在亚皆老街。由山林道到亚皆老街平时走弥敦道,此刻弥敦道禁止通行,我们回去,要从山林道穿过弥敦道,走上海街。由上海街向北,到旺角码头,这里有一个日本兵岗位。每天只有上午七点以前,下午七点以后,可以通过,白天很少能够通过的。我们夫妇带了四个小孩一个女工,走两天走不过这个岗位。每天我们坐在上海街骑楼下,等候这个岗位,一等就四五小时。那些领到袖章和通行证的小奸徒们,每逢通过这个岗位时,向坐候立候的几百几十人夸耀着说道:「没得通行证是行不过的了。」小奸徒们从我们的肩头上越过,着实得意。

有一次随着一群人从旺角码头的街口越过弥敦道,不料那一段弥敦道,房屋正靠着山,一头是大华酒店的街口,一头是窝打老道口。这两个岗戒备森严,不能走过。我们想再回上海街,又被禁止。我们只得找人家的门楼下坐地。人家驱逐不许多坐。一连转了三个门楼洞,一共坐了六七小时,小孩们分吃最一个牛肉罐头。手头只剩最后一撮米,还有两把青菜。

忽一会,我们通过了大道,再回上海街,正值旺角码头上那个岗位开放。我们很快的向北走,直走到亚皆老街离开我家只有几十步路的铁路桥下,有一岗位,不许通过。这时一家人真疲惫极了,只得在菜园下一个小木楼门口台上坐地。[21]

九、走难遇贵人

铁道桥附近山坡上有一座小木屋,住了几户人家。木屋主人见我们一家大小坐在路旁,就来问讯。父亲说我们是新界元朗生意人,元朗不能住了,要到九龙城投亲,一时无法通过岗位,在这里休息一下。他说:「走难遇贵人,你们如愿住在楼上,只要三十元,就可留住。」父亲决定将房间租下暂作栖身之所。我们没饭吃,母亲向楼下木匠太太买一点豆粉,每天冲一次豆糊喂龙生,也分一点给我们。他们和女佣阿二都不吃。木匠见我们饿得可怜,分给我们一人一碗白饭,上面一匙黑豆豉,范生不相信会有人给他饭吃,把碗搁在板凳上,问:「这是给我吃的吗﹖」竟久久不敢动筷子。

木匠知道我们急于要到九龙城探亲。有一晚对母亲说:「你们要到九龙城,明日一早跟随我走。」次日尚未天亮,我们背着棉絮,带着热水瓶,一家大小,先闯铁路桥门,仍然不能通过。我们转身跟着木匠,走过一片菜园和几条街道,天已大亮,还是通不过,只好往九龙塘方向走,找到根德道徐寄庼先生和黄雪楼(溯初)先生家。徐黄两先生见我们进门,说:「家眷不能久留。希圣暂留此好了」。」我们一群进入黄老先生家里,在客厅坐下。当时他们刚用完早饭,粥香扑鼻,引得我们个个馋涎欲滴。范生在沙发旁发现一铁盒「哥顿饼干」,打开盖子里面是满满的,我们三人于是在母亲轻声喝阻下,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那盒饼干一扫而光,片渣不留。黄老先生及其家人看见这群小饿鬼的表现,不禁摇头苦笑。父亲留下,母亲带着我们再回小木屋。父亲住在黄家隔壁车房里,他记道:

个人留在九龙塘一家那里。我想次日绝早再翻铁路,不料一连三天,九龙塘特别戒严,走不出去。

我寄居的友人房东不许停留。这三天,我又改住在邻近的一家的汽车房间楼上。每夜从楼上看到香港那边的火光,听见日军射击香港的炮声。香港油池的火光和烟云,更可以看得清楚。这三天,四个小孩,只有半撮米,料想是要挨饿的了。却又无法找得食物,更无法通过去送给他们。[22]

二十三日清晨,忽然解严了,我们连忙快步穿过铁道桥哨岗,日本兵不再拦阻。回到家里,母亲看到大哥,不禁眼泪直流说:「你还在!」母亲真的以为大哥已经死在日本兵手中了。下午,父亲也赶回来了,一家人总算团圆。原来父亲由九龙塘赶回小木屋,不见我们,此时日军岗位已撤,顺利回到亚偕老街。他记道:

廿三日,上午十点,忽然解严。我拿了友人的面饼一包,急行越过铁路向木匠的小楼奔去。比及我过了铁路,日军已开枪禁止行人越过铁路了。后来知道我离开九龙塘后一小时,日本宪兵搜查那家人家,凡两小时,没有结果始去。

我到了小楼,小孩们和他们的母亲及女工已经带了被褥上街去了。这时上街,最好是带褥,因为一上街便不知何日何时可以回转,不能不准备在街上露宿。

等了两小时,我从窗口看见他们从街上回来。他们看见铁路桥下岗位开放了,便不到小楼这面来,一口气过铁桥回亚皆老街住宅去了。再过一小时,我缓步回家去。

原来在家的人(我的大儿子,和两个亲戚)有十多天没有上街买食物。他们靠家中零星找到的食物度日子。日本兵于十一日的夜间曾进到厨房烧饭。十二日以后,每天都有日本兵进来要锅、要碗、要被褥。

我回家后,邻居的陈先生来警告,要我早些离家。不料街上又戒严了。不能走出。原来日军二十日(或廿一日)在香港登陆,以为马上可以占领全港,所以九龙解严。后来日军战死了六百多人,故又戒严。我困在家中一连几天。我此时看清了各处的情形,知道日军一切都无头绪,也就安心住着。[23]

忽一日,日军一个指挥部要征用我们隔壁的公寓大楼,命令住客们搬到我们这幢大楼来合住。搬过来跟我们家合住的是项老先生一家,他们是上海来港的纺织业者,在新界筌湾开纺织厂。此刻厂里的工人没米吃,项先生每天为了找钱买米着急。在项家工厂工作的高彤阶先生,就是在这时认识的。因为项家有年青的少奶和小姐,他家特别着急。高彤阶先生到处寻觅可以隐藏的处所,找到了山东街一家关闭了的工厂,里面有个颇为宽大的阁楼,可以隐藏眷属。于是项家、对面的陈清华家﹙影星王元龙一家搬来合住﹚和我们都从亚阶老街搬到山东街工厂居住。不幸,这个工厂又被日本军官进来巡查,项先生为了工人伙食及女眷安全,焦虑过度竟于一夜之间死亡。我们只好再搬回亚阶老街。

十、黑色圣

十二日起,日军在九龙安置大炮,对香港不断轰击。十三日上午,日方派一小艇,三名军官带一人质,竖白旗渡海至对岸皇后码头招降,港督杨慕琦断然拒绝,日本大炮随即加强轰击。十七日上午,日方再次派小艇过海招降,仍被拒绝。当天下午,香港西环货仓、湾仔船坞中弹被毁。傍晚,北角火力发电厂被炮击爆炸,全港无电,夜间一片漆黑。深夜,香港油库中弹发生大火,烧红了半边天,火星直冲云霄。

第二天日军开始打登陆战,维多利亚港的海面上,大批船艇冲向对岸边抢滩登陆,日军在后方架起重机枪,不准船艇后退。晚间日军乘油库大火未熄,海港烟雾迷漫之际,在鲤鱼门、太古船坞、北角三处登陆成功。十九、二十两日,大队日军上岸,开始大事杀掠,百姓死伤惨重,同时节节推进,直逼英军指挥部。驻守港岛西线的加拿大军指挥官劳森准将力战阵亡。

二十三日,英军接到邱吉尔首相不准投降的命令。二十四日,与日军短兵相接,发生巷战。二十五日圣诞节,邱吉尔来电祝贺圣诞,嘱咐全体军民坚守香港,渡过此「历史性的一天」。港督杨慕琦爵士也向战斗部队致意,鼓励抵抗到底。对岸的日军也播音向英军祝贺圣诞,但警告英军,如果二十四小时之内不投降,必把港岛轰个粉碎。下午二时,杨慕琦发电报给伦敦殖民部,谓如今已进入巷战阶段,再不停火,徒然牺牲更多生命。三时,杨慕琦召集紧急军政会议,会商结果,决定投降。四时,下令守军停火。傍晚,杨慕琦率莫德庇司令亲往湾仔日军前进指挥部谈判洽降。晚上九时,二人亲自过海前往九龙半岛酒店向日军司令酒井隆中将投降,束手成为俘虏。此时九龙油麻地的大火,以及香港的几个火头仍未熄灭。[24]

九龙自从英军撤退,日军未来之日起(十二月十一日),发生大乱,歹徒四出烧杀掠夺,顿时变成黑暗世界。香港方面,十二月二十五日夜英军投降后,因为日军已经占领港岛大部分,并无真空时期,所以歹徒暴乱情况不如九龙严重,但是部分军纪不良的日军,却乘机四出烧杀、掠夺、强奸妇女,无辜百姓受创惨重。最可恶的,是日军为报复赤柱英军因通讯障碍未能及时停火而继续抵抗至午夜,竟把圣士提反书院里上百名伤兵和手无寸铁的被俘军士全部屠杀,八名护士也惨遭奸杀。日军凶残肆虐竟达三天之久,以至停战之初港九市面一片死寂,居民蛰伏屋内,没有人胆敢外出。

二十八日,日军酒井隆司令以战胜者的姿态举行入城式,穿长马靴的日本军官骑着大马,领着大队士兵,由港岛跑马地开始,浩浩荡荡地行军到上环。据说这次攻打香港的军队里有不少朝鲜兵和台湾兵。日军入城后立即成立「军政厅」,司令酒井隆中将出任最高长官,开始为时三年八个月的军事统治。酒井隆于民国十七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时,是日本总领事馆武官,后来升任天津驻屯军参谋长。七七事变时任师团长,攻占南京,参与南京大屠杀。

亚阶老街的房子目标太大,父亲仍往木匠屋暂避,同时托余启恩先生帮忙找房子,以便搬家。过了几天,余启恩在弥敦道找到他的亲戚黄国权医生,答应把诊所三楼租给我们住。我们决定搬过来住。三十一日。开始搬家。那时的挑夫很不可靠,所以只能自己动手。大哥同二舅各用背背四趟,同时也把房租付了。我们就此搬弥敦道暂住。母亲记忆说:

黄医生诊所楼上,大门都有铁栅,非常严密。我们一家人挤在三楼房间里,龙骧的周岁就在这小房里渡过。他爬在窗子里向外看,下面是一条街,一个垃圾箱,一具死尸倒在地上,黑头苍蝇堆满,臭气往上来。[25]

解除武装以后的英军,集结在日军指定的地点,听候分送战俘集中营。满街满巷的尸体,除了战死的士兵之外,大部分是被自己同胞杀死的,此时已经腐烂发臭。日本军方只顾收拾自己人,香港居民的遗体则交给部分被俘英军和民间人士处理。一九四二年二月,日本政府派矶谷廉介来港就任香港总督。军治时期告终,「香港占领地总督部」开始民政管理,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为止。

 

注釋 


 

[1]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天津版頁329-335:〈桐工作經過概要〉。

[2]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版页329-335:〈桐工作经过概要〉;李红喜、周冰、刘夕海《香港密约》页135-167

[3]    日本代表:今井武夫﹙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二课兼第四课课长﹚、铃木卓尔﹙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机关长﹚、白井茂树﹙参谋本部谋略课长﹚;中国代表:宋子良﹙香港商人﹚、章友三﹙前驻德使馆参事﹚、陈超霖﹙陆军中将,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

[4]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史》页533-537;李红喜、周冰、刘夕海《香港密谈》页143-195

[5]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页813:影佐祯昭〈汪政府成立〉。

[6]    包括汪精卫、褚民谊、周佛海、鲍文樾、李圣五、林柏生、杨揆一、叶蓬、陈璧君、陈春圃、缪斌、陈群、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赵正平、赵毓松、诸青来、岑德广、陈济成、麦奇峰、任援道、刘郁芬、王克敏等人。见国民政府通缉汪精卫令。

[7]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页540-541

[8]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附录。

[9]    何兹全《悼念我师陶希圣先生》。

[10]  陶泰来日记。

[11]  陶希圣〈侠士报国之义举——为万墨林先生寿〉,197111月《自由谈》。

[12]  高宗武〈寿万墨林先生七十〉,同前注。

[13]  万墨林《沪上往事》第一册页208-209

[14]  安藤德器《汪精卫自叙传》页334-336

[15]  关礼雄《日占时期的香港》页15-16

[16]  参阅同书,页58

[17]  陶泰来日记。

[18]  陶希圣{〈出九龙记〉,194238日至11日重庆《中央日报》。

[19]  陶泰来日记。

[20]  陶希圣《出九龙记》。

[21]  陶希圣《出九龙记》。

[22]  同前注。

[23]  同前注。

[24]  关礼雄《日占时期的香港》页38-43;陶泰来日记。

[25]  陶万冰如《逃难与思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