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再看汪日谈判会议

「梅机关」和汪组织代表在上海的第一阶段谈判(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日),一共举行了七次会议。由于日方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内容超出了「重光堂协议」和「近卫宣言」的范围,汪方难以接受,因此在会议中争议甚多。对于条款的文字,日方存心要预留扩大解释的空间,而汪方则要求现在就把所有条文范围解释清楚,双方颇多僵持。陶希圣曾就主权独立、华北与蒙疆行政地区之划分、防共驻军与治安驻军、国防与一般之经济合作、农业社会之羊毛与棉花、建设新上海的资本与技术、撤兵、顾问、军事上之权利义务等问题,多所发言。

一、七次会议中陶希圣发言摘

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日,日本「梅机关」代表和汪组织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七次会议﹙十一月一、四、五、六、九、十、十二日﹚。日方记录人员就发言内容作了完整的会议记录。虽然这份记录中出现一些日本立场的用语,诸如「崩溃」、「摧毁」、「蒋战争」等,却不失其临场之真实性。以下就陶希圣发言暨相关部份,作一摘要[1]

〔著者附注:陈鹏仁译著《汪精卫降日秘档》页80-169〈关于中日国交调整原则的协议会议纪要〉之中译文(译自〈现代史资料十二,日中战争五〉),与秦、季、周所译之本文有些微语意上的差异,爰将陈译注于差异之后以资参考。〕

第一次会议

日 期:十一月一日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三时三十分

地 点:上海虹口六三花园

出席人:中国方面: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周隆庠。

日本方面:影佐少将、谷萩大佐、须贺大佐、扇少佐、犬养、小池、矢野书记官、清水书记官。

记 录:  矢野书记官

影佐祯昭致开会词:

日本方面打算将其要求一下子全部提交给汪先生,毫不保留地全部披沥了日本的诚意,在此,将介绍全部内容。

但是,日本的要求是为了树立日华永久和平,而不是以战胜者的姿态提出要求。希望诸君基于这一观点,以同志的资格自由地发表己见。希望在今后的连续会谈中,即使意见有严重分歧,应该求大同、存小异,胸怀坦白,互相信任,以促使讨论的进展。

今天向诸位所提的议案,如果决定以后,就根据条款性质,有的可以完全签订条约,有的签订秘密协议。另外,根据事项性质,也有不写成文的,我想这些工作不一定都要用外交技术来加以解决。

梅思平首先发言:「今天我想仅就文字提出疑问,发表一般的而且是概括的意见,我想经过精读研究之后,改日再谈我方有关具体问题的意见。」陶希圣看了文件后,认为部份内容有必要修改,并主张公布修改证据,他说:

中央政府的建立,促进了一般和平运动的发展。所以,在研究日本方案之后,立即把现有情况全部修改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作部份修改。如果日本真正有日华合作的诚意,并把这样的证据公布于众,我想是有效的。

影佐接着说:「陶先生的意见很中肯,作为日本方面也痛感到有必要对目前情况加以修正。衷心希望贵方对日本方面的提案不只是持守势态度,而应表明对各事项修改的态度。」根据影佐对「兴亚院」起草的要纲草案的极度不满,他此时说的「痛感」应该是真心话,他下意识地希望藉汪方反对之力将草案不合理之处加以修正。此一态度也予与会人员产生一种「前途有曙光」的错觉。

梅思平质疑草案中「日本在华北和蒙疆主要地区驻扎必要的军队」为何与重光堂协议「蒙疆及必要的华北各地点」[2] 不同。影佐说这是「由于后来局势的变化,特别鉴于苏联在西北地区的局势。」周佛海询问「派遣顾问」、「安置顾问」这些词句,是否代表日本方面可以随便派遣顾问?最好修改成适当的词句。影佐回答说:「这是经商议后决定的,并不意味着日本单方面可以随便派遣或安置顾问。至于用词是否妥当,待讨论时研究。」陶希圣认为派遣顾问有损主权尊严,因此不赞成任何方式的派遣顾问,他说:

顾问问题,即使在尊重主权原则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中,也是成问题的。

周佛海:「我想听一听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东京方案附件第二、第三」备考的意思。」﹙按:指维新政府主要人物之体面与地位,以及维新政府解散以后中央政府暂时继承既成事实两项﹚

影佐:「这包括两个意思,即将来日华之间订约决定,和中方作为内政问题采取措施解决。」针对「继承既成事实」的条文,陶希圣认为须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进行协商,他问道:

所谓继承既成事实,意在华北地区和维新政府方面。这本应在和贵国会谈时根据平等互惠原则再次进行协商,现在却全盘继承既成事实,两者不是自相矛盾了吗?

影佐说两者并不矛盾,首先继承既成事实,以后逐渐加以修改。陶希圣又问:

日华在新上海的结合,如果考虑并设日华经济协商机关,是否能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呢?

影佐:「基本上以经济为主,但在国际关系复杂的新上海,只着重经济是不够的,估计应包括政治和文化方面。」

梅思平问:「所谓协力建设新上海,如果不取得中国方面的协力,会不会有困难?」影佐:「如果不解决租界问题,建设新上海是实现不了的。」陶希圣问:

总而言之,所谓协力就是合作的意思吗?

影佐说:「是的。」汪方发现要纲草案中对前此业经确认的「撤兵」问题只字不提,相当意外。梅思平说:「这次我方收到贵方交来的两个文件,我方同志都已看过,大家既惊愕又放心。放心的是日本的要求是在意料之中;惊愕的是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近卫声明虽以日本庙议决定为基础,但也有根据我方提出的具体要求的。就是说,那是基于去年十一月在上海与贵方协商的记录的。我认为近卫声明也是以此为基础。但在近卫声明中没有提到撤兵一项。总而言之,今后我们讨论是以近卫声明、去年的上海会议记录和今年六月在东京的规定这三个文件为基础。我方很难接受上述三个文件中所没有的东西。另外,上述三个文件中自相矛盾的部份,我认为必须加以修改。」

影佐未置可否,仅答:「多蒙指教。」陶希圣提出日方尊重汪方主权的前题,质疑设立特殊地区的用意,要求日本不可以战胜国的姿态来处理要纲内容,他说:

首先,在我们今后进行讨论时,希望贵方能以同志相称取得相互谅解,共同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这个目标可归结为二点,这就是和平和组织新政府。由于重庆方面不愿和平,我们不得已才组织新政府取而代之。这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达到日华之间的和平。因此,在这样的谅解下进行今后的讨论,解决问题是容易的。所以,我认为即使在讨论要纲时碰到将来、现在应该怎样处理,以及过渡时期如何处理的问题,只要把这一切都看作为达到和平这一共同目标,作为使重庆崩溃的一种手段,就一定能得到解决。

现在看了贵方的要求,其中许多处都说到设立特殊地区问题,我认为这些也不是不能调整的。就是说,作为使重庆崩溃的手段,如果为了说服中国民众,我认为非有足够的事实不可。以这些目的和手段为前提,讨论今后要纲,争论就少了,问题也就容易获得解决。

第二、希望日本方面应该认识下述事实:即如果日本方面虽然付出莫大牺牲,来建设东亚永久和平,但不能不担心将来中国会不会再次反抗。再说,我方也理解贵方的忧虑。但是,只要汪先生的和平运动能够摧毁重庆政府,民众能够接受,中日国交的调整就能成功。如果这一愿望一旦实现,将来中日两国间不至再犯战端。因此,我认为此间情况如果获得谅解,那么,我们协商一定能圆满成功。我们感谢日本方面援助中国,帮助成立新中央政府,但是希望能给新政府有充分活动余地,就是说,虽然承认小孩的生存,但依旧让他处于病状之中,这样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

我们提出的有关尊重主权问题,在日本看来,也许是过高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是按你们的意见,即日本不要求战胜的结果提出来的。同时,也是我们以为和平运动成功的观点而提出的要求。

这席话说得相当委婉,但指出新政府必须有独立行使主权的空间。影佐:「陶先生仅仅把结束战争招致和平作为目的。…今后日华两国的关系应该前进一步。我认为陶先生所举的特殊地区一例,如果仅以和平为目的,特殊地区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周佛海综合汪方意见:今后讨论的问题,要以去年上海会议记录﹙重光堂协议﹚、近卫声明、本年六月的东京协议三个文件为基础,因此一、凡是日方交来的两个文件和这三个文件精神相符合的,加以讨论决定;二、和三个文件精神不相符的内容不加讨论;三、对上述三个文件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加以修改,取得一致。会中又讨论到蒙疆地区范围的定义,汪方认为日方把晋北十三县归入蒙疆、河南一部份划入华北,乃违反中国历史传统;蒙疆地区应该只包括察哈尔、绥远两省。讨论到长江下游地区的问题,梅思平说在东京时并没有谈到,现在提出,有的同志表示反对,很麻烦。影佐:「这是梅先生的误解,日本方面的意见已在中国方面提出的具体办法中明确记载。」关于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陶希圣认为不可任由日本垄断,他说:

长江下游地区是吴越平原,历史上的东南地方把西北各省统一起来。另外,这个地方是中国的经济上最重要的地区,财界实力人物也集中在这个地方。该地区是建立中央政府的基础地区,如果财界实力人物出来反对,那么,会在成立中央政府的基础地区形成一股反对势力,便削弱了中央政府组织上的基础,很困难。

影佐:「日方决无垄断或侵略之意,而且也不排除中国与第三国的经济合作。事变前,中国在长江下游地区虽未与日本合作却与其它外国合作,现在不过是改变这种状态,形成日华间的经济合作罢了。」陶希圣认为经济合作应该是全国性的,不应仅着重长江下游地区,他说:

所谓经济上的高度结合地带不好,不如称做经济合作。而经济合作全国都需要,我方也是希望的。尽管是一般合作的项目,但特别在长江下游地区设立这一项目,岂不是容易引起人们担心除经济合作之外,还会涉及到邮政及其它等方面的合作。

影佐:「实际上能够实现经济合作的地方,除了蒙疆、华北之外,就是长江下游地区。在其它地区绝对实现不了。」陶希圣强调经济合作必须做到平等互惠,他说:

如果根据互惠平等原则进行合作,那没问题。不过我们担心的却是因设立这种区域而使之脱离互惠平等的原则。如提出邮政的统制,恐怕会有发生附带问题。

汪方又提出删除长江下游、华南沿海特定岛屿、海南岛、贸易统制等不包括在前述三个文件以内的案件。日方均不同意。

第二次会议

时 间:十一月四日上午十时十分至下午四时三十分

地 点:上海虹口六三花园

出席人:中国方面: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周隆庠。

日本方面:影佐少将、须贺大佐、犬养健、谷萩大佐、矢野书记官、清水书记官。

记 录:扇少佐

讨论附件﹙二页﹚的原则事项:近卫声明、上海会谈、东京协议等事项。周佛海提议先讨论具体问题。陶希圣首先发言:

对于附件中有关善邻友好原则事项,希望作文字上的修改。就是说,「浑然」一词,按中文含义解释,有「合并」的意思。恐怕会产生误解。

影佐认为「浑然」的词义要理解为「发展充实本来的性质」,并非「合并」的意思。陶希圣说:

在中国,「合并」就是「融合」的意思。把它改为「亲密地互相提携」如何?

影佐:「这样的意见说可以考虑。」

附件第五项关于派遣顾问的条文,梅思平主张全部删除。影佐认为有必要提出有关派遣顾问的原则。陶希圣也赞成删除,如不删除则将相关条文置于其它较不敏感的事项之下,他说:

在第五项中有关顾问职员问题有三点:一、自愿地聘请顾问;二、根据中国法令官吏工作条例;三、并非义务性的工作,不干涉内政。其它项目都是日、满、华三国关系的主要原则。如果仅仅以此项作为具体事实加以提出,那么就容易引起误解,认为日本的所谓善邻友好就是派遣顾问。考虑到会引起一般国民的误解,希望加以技术性处理后放在其它事项,这并不是忽视贵方的意见。

周佛海认为一定要加这些条文的话,那就作为相互交换顾问的好了,如:「除政治顾问外,在有关财政、经济、技术方面,相互交换顾问和职员。」陶希圣建议:

改为「交换技术、学术人才」,怎么样?

影佐表示理解,答应进一步研究。陶希圣又说:

刚才所说的放在其它事项,如放在经济提携者项下面,怎么样?如果放在这里,有人就说顾问中还包括政治顾问。我认为考虑放在其它适当地方。

关于附件第二项「共同防卫」,周佛海建议改回近卫声明和上海会谈所用的「共同防共」。影佐说除了防共之外,还要共同维持治安,所以要「共同防卫」。周佛海认为防共是长期的,治安是暂时的,建议共同治安列入其它事项内。陶希圣则强调不可借口防共在内蒙以外驻兵,干涉内政,同时要求恢复「二年撤兵」的条文,他说:

我还要说明一下,在日华协议记录第一条第二项中说:「防共要以日、德、意防共协议为准则」。这种意思在近卫声明已经有了。防共不包括驻军。汪先生的通电中表明防共不是干涉内政。如果要防共的话,那么,应只限于内蒙。因此,驻军权只限于内蒙,其它地方治安上的驻军应在二年以内要撤退。不然,中国民众像三年前那样引起误解,认为日本借防共之名,获得驻军权,而以驻军干涉中国内政。不希望把防共和驻军混在一起。

对于驻军和撤军的定义,汪方相当坚持。日华协议记录第六条原已载明:「协议以外的日本军,在恢复日华两国和平后,即马上开始撤退。但是,在恢复中国内地治安的同时,在两年以内全部撤完。中国保证在此期间确立治安。并且驻军地点,经双方协议决定之。」汪方认为,如果共同防共是长期性质,治安驻军则限于两年,陶希圣主张把暂时性的驻军和防共驻军分开来处理,他说:

从内容来说,把防共驻军与治安驻军分开,便于研究。实际上,关于驻军地区问题下面马上就要谈到。将来在规定条约上,哪些地方应是防共驻军,哪些地方应是治安驻军,分开考虑比较方便。

影佐:「这一提法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是扩大了,这种扩大根据以后局势变化而变得必要了。再说,即使从军事上来看,红军正向华北发展,所以仅限于今日的平津是不够的。因此,我们这样处理是完全必要的。」陶希圣不以为然,说:

这也是认识上的问题。如果把作战、治安、防共驻军分开,如果以红军为目标而进行讨论就会明确。例如江南就有新四军。如果把它当作共产党军队来对待,就不得不进行防共驻军,这就会带来思想上混乱的危险。

关于驻军范围问题,梅思平认为防共驻军只能限于蒙疆和平津,希望日方尊重汪方的意见。如今干部离开重庆不到一年,条件升高了。条件过高,显然挫伤了中方的士气。陶希圣再提醒日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协议,不可当作内政问题来处理,说:

这个问题是和平运动的基本精神,根据这个精神,防共是没有附带条件的。再说,汪先生也在其声明中说防共是国际性的协议,并非属于内政。如你说的那样,国民对和平运动一旦失去信心,我们也要陷入困境。

汪方反对把防共驻军由蒙疆、平津扩大到华北。影佐强调「防共是为了对付苏联,在苏联侵略中国时,中国防卫西北,日本防卫蒙疆、华北。苏联侵略中国有三条路线:第一条从西伯利亚进攻满洲,第二条从外蒙袭击内蒙,第三条从新疆侵入甘肃、陕西。中国军队如果在山西河北南部失守,日本军队退路被切断,将陷入极大困境。如果中国能够防卫最好,否则日本必须援助。」谷萩说:「苏联的作战,不是线而是面。在我们后方有敌人来袭击。中国共产党目前正在发挥这种作用。因此,扩大驻军范围,是为了局势的变化。」但是陶希圣认为不应为了应付局势而在条约上漫无限制扩大驻军范围。他说:

现在英法两国正在马奇诺防线共同作战,但这并不是在平时所签订的条约中规定的。

关于附件第六项顾问问题,周佛海认为:汪方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日方不向中方军队派遣顾问及教官。另外,所谓武器只允许从日本购买,及停止接受第三国的供给或由中国自己制造,很有困难。日本不要把自己看成战胜国,而把中国当作战败国,一般中国民众决不会承认中国会打败的。影佐反驳说:「顾问不是随便派遣的,武器也是中方要求才供给。直到昨天还在抗日的中国军队,也不可能一下就变为亲日。另外,还有一种倾向,由于汪方怀疑日方在文件上搞阴谋诡计,所以里里外外端详日方文件,因此日方感到非常费劲。」周佛海仍然希望顾问问题尽可能不要引起误会;「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顾问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处理好的,可以说停止好些。」陶希圣认为日方谈的是未来愿景,而汪方忧虑的则是当务之急,他说:

日华两国都有忧虑。我们之间恐怕还有时间上的差异。日本的忧虑是怕将来再次发生战争,中国担心的是如果不巧妙地进行和平,战争不会停止。日本的忧虑毕竟是明天的早餐,而中国的担心则是今天的晚餐。

第三次会议

时 间:十一月五日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三十分

地 点:上海虹口六三花园

出席人:中国方面: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周隆庠。

日本方面:影佐少将、须贺大佐、犬养健、谷萩大佐、矢野书记官、清水书记官。

记 录:扇少佐

讨论到经济提携的问题,周佛海建议修改文字,把「互助连环及共同防卫」改为「共存共荣」;「共同互惠」改为「平等互惠」。影佐认为「共存共荣」的意思包括在「互助连环」之中。陶希圣认为国防的经济合作与一般的经济合作不可混为一谈,否则国防需要将藉所谓经济提携之名而遍及全中国,他说:

我领会你的意思。如果根据东京以来的会谈,经济合作有两种:第一种是国防观点的,第二种是属于纯粹经济合作的。而根据国防观点提携的只限于蒙疆、华北。华中、华南是基于纯粹经济合作观点的地区。因此,如按照前文那样不明确记载,就会被认为国防上的经济提携会扩大到全中国。这样,恐怕对今后各个方面都会带来障碍。前文不适当的地方希望加以修改。如果这不允许的话,希望就在以下各项目中分别明确写上。

陶希圣努力想把防共驻军﹙蒙疆、平津﹚及经济提携﹙华中、华南﹚的地区分开,以免日方将两个不同性质的地区混为一谈,而形成日本在整个中国驻军。经过一些讨论,他建议:

改为「为互助以及防共竭尽诚意」,怎么样?我想防共包含着对内的和对外的二层意思。这是很明确的。

影佐:「可以。」周隆庠建议把「共同互惠」改为「平等互惠」。影佐:「大概也没有甚么问题吧!」

讨论到经济合作涉及的资源、关税、贸易、航空、通讯等项目,汪方看到文件后发生好像有全部被日本夺取的感觉。周佛海主张删除。日方认为有必要签订协议,而且既有「平等互惠」的词句,不可能有被日本夺取了的感觉﹙不出汪方所料,密约揭露后,这一条文被重庆方面抓住,痛批为日本巧取豪夺中国资源的铁证﹚。

关于经济提携中的农业援助问题,周佛海认为应如此表达:「中国为谋求农业上的改良及增产,日本根据中国的要求,给予技术援助」以避免日本是地主,中国农民是佃农的倾向。他以棉花问题为例,日本给予贷款,农民把棉花卖给日本。如此,就会出现违法买卖。最好是由中国政府借用日本资本,然后把资本贷给农民。影佐说:「在华中的做法是,棉花改进会是中国资本经营,日本人给予技术援助。农业方面,主要是棉花和羊毛。对日本来说,是国防重要资源。希望特别重视和注意。」陶希圣对于这个题目有独特的社会经济观,以下是他的「食货」见解:

关于羊毛和棉花,两者产区各不相同。羊毛重要产于山西和河北北部,还不大发展。山西方面,只有阎锡山在开始搞,而且这与牧场有关。现在只有河北的居庸关以北及山西省的一部份。对棉花的要求和羊毛不同。关于棉花,就是对中国本身也是很重要,问题首先是要看日本用甚么样的方法要求棉花。大体上,六十年来华北的小麦产量逐渐下降,其原因是在面粉加工过程中,掺入了现代化的因素。制粉工业与美国比较大为落后,生产费用昂贵,产品除依靠国外没有其它办法。因此,农民受到极大损失,便打算少种小麦,种植其它作物。这就是说,农民逐渐转到增加棉花的种植,特别在河北,种植棉花的农民日益增多。河南北部、河北、山东等各省,都具有由种小麦改为种植棉花的严重趋势。其原因便是因为棉花有输出的可能。

因此,华北农民的收入虽然增加,却发生粮食不足的趋势。然而近几年,日本收购棉花的方法由自给变为垄断。这样,即使种植棉花,也不可能得到利益的。其责任不能说全部在于日本,而地方的剥削也有关系。由小麦改种其它作物,并没有甚么利益可图,就连成为唯一收入的棉花也得不到利益,农村破产便成为严重问题。关于日本对棉花的要求,要采用人人皆知的原则,希望注意不要再出现像损害华北农民那样的事。棉花是国防工业的原料,同时又是轻工业原料,对日本来说是国防资源,而对中国来说是轻工业资源,尤其是半成品,它是中国中下层人民生活必需品生产的收入来源。所以,希望注意到其间的调节。第二个问题是调节华北和满洲食品供给关系。华北现在缺乏食品,而满洲则有余。最近因满洲减少食品供给,甚至连平津也发生食品不足,成为华北的重大问题。希望考虑作合理调节。

关于农业问题,影佐认为周佛海提案中的「根据中国的要求,日本给予技术援助」。他说:「从日本方面的国防资源要求考虑,是不充分的。陶先生的意见,日本方面应予考虑。」周佛海说:「关于农业问题,中国要谋求改良增产。日本要根据中国的要求给予必要的援助。需要供应问题,希望移到第五项一起讨论。」陶希圣补充说:

增产一事写在第三项,棉花供应问题移入第五项。满洲与华北之间粮食以及其它交换关系也一并讨论。

第四次会议

时 间:十一月六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

地 点:上海愚园路六十号

出席人:中国方面: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周隆庠。

日本方面:影佐少将、犬养、须贺大佐、谷萩大佐、矢野书记官、清水书记官、扇少佐、片山少佐、小池参事。

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临时政府一项之华北区域问题,汪方希望仍然以省行政区域为标准加以划分。周佛海认为内蒙的行政区域应为察哈尔、绥远二省,华北限于山东、山西、河北三省的行政区域。影佐说:蒙疆是蒙疆自治政府的行政区域,包括晋北十三县,仅仅以它的行政区域属于山西省为理由,企图把它归属华北,理由不充分。因此,变更非常困难。他提出忠告:「诸位不要固执,决心把晋北划归蒙疆,这是聪明的。我把此事呈告中国方面的同志,作为严肃的忠告。」陶希圣提出他的民族历史观,特别点出元朝的「腹里」观念﹙他会后也向汪精卫解释这个观念﹚,他说:

影佐少将的忠告,我们深深体会。对于蒙疆问题,我们的同志认为:我们也是为日本考虑,希望对内蒙没有妨碍。愿现在略加说明。

有关卢沟桥事变以前的内蒙自治运动,敝人略有所知。首先从蒙古人的感情和中国人心理上的冲突谈起。察哈尔没有这种现象,但在绥远此类事情则屡见不鲜。由于两者的冲突,引起了蒙古的独立运动。其冲突的原因有二:一是种族上的原因;二是财政上的原因。种族原因起于汉蒙两族杂居地域,尤其在绥远,汉民族的势力延伸到蒙古地区,便发生冲突。同样,蒙古人的势力扩展到汉民族地区时,也会发生冲突。因此,为了排除种族上的冲突,蒙古地区应归蒙古人所有,汉族地区应归汉族人所有。这就是说,把它划归华北。至于杂居地区,另行协商详细的解决办法。山西省北部是汉族地区,应归属华北,这样较为适当。第二财政上的原因。这类事在过去德王和阎锡山之间发生过,这是发生在汉蒙杂居地区,特别是汉人化了的蒙古地区。这些地方有财政上的收入,阎把这笔收入划归绥远省政府,德王加以反对,结果,两者便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要消失这种冲突,必须把汉人化的蒙古地区划归华北。如果把它划归内蒙,那么汉蒙之间的纠纷永不休止。其次要说的是华北和蒙疆之间的关系,它们间主要是种族问题,财政上的问题是次要的。但是,如果在有关两者的境界问题上,把应归于华北的归属蒙疆,而把应属于华中的属华北,搞得如此乱七八糟,一定会导致中国国民感情上的再一次纠纷。

省级行政区域,是历史上固定下来的。要改变这种现状,必然会引起纠纷。例如,元朝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期间,把黄河以北称为腹里,把黄河到长江之间作为汉人区域,把江南地区划为南人区域,并以腹里区域牵制汉人区域。现在,如果做出同样的事来,人民会想起历史上的事实。其结果,这种境界对日本人也是不利的。

再一个理由是,将来新政府成立时,先使其得到巩固,然后改变既成事实。这是中国国交调整上的重要事项。我谈谈历史资料以供参考。

谷荻说他担任山西特务机关长时,曾强烈要求不仅晋北,而且要把整个山西归属蒙疆。由于晋北十三县受到阎锡山的压榨,引起居民的反感,终于加入了蒙疆。因此,他坚信日方所提出的理由是适当的。陶希圣说:

经过双方同志陈述各种意见,希望根据这些意见,研究一个较好的方案。如若华北没有防共意义,可考虑把晋北归属蒙疆。但是如果照日本方面的想法,华北具有防共的共同地区的意义,那么,就很难考虑把晋北从华北区域划出。

关于日方把「旧黄河以北之河南省」划归华北,实际上是要以黄河为界,把河南省一分为二。汪方认为这是违反中国历史传统的,同时也将发生管理上的问题。梅思平说:「变更省境,自古以来都是重大问题,稍一不慎,会引起许多纠纷,会发生内政上的重大问题。所以,重要的是在不变更省境的前提下加以解决。」陶希圣也反对不顾各省传统风俗而迳自变更省境的做法,认为那样做是违反自然的,他说:

既然山东省不以黄河为界,同样希望河南省也不以黄河为界。省境线是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是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所决定的。不仅仅根据财政上的原因,而且要考虑与其它省的取长补短。再说,还要考虑各地的风俗习惯。所以说,无论是河南还是山东,以黄河为界都是不妥当的。

关于废除临时政府的名称,其政务由华北政务委员会接收的问题。汪方用「接收」,日方要用「继承」来承认「既成事实」,汪方反对。最后双方同意改「接收」为「继续」。陶希圣说:

这不必记录。我想实际上却是一样的。如果这样做,既无「承认既成事实」的意思,又有必须保留谅解事项,所以谅解事项无须另设。〔陈译:这作不作记载实际上没有差别。如果要这样作,也应该把不是「承认既成事实」的意思写在谅解事项,所以最好不要设谅解事项。〕

关于军事合作事项,汪方希望不属华北政务委员会,而是中央的统制的事项。此外,希望另设一项「当华北政务委员会处理上述事务时,须随时报告中央。」谷萩说:「华北报告中央,中央再讨论决定,往返浪费时间,结果大有失去时机的危险。把军事合作事项由当地处理,岂不是方便行事吗?」陶希圣再次强调尊重主权的原则,说:

对于谷荻先生所说的理由,我想有两点要说明的。第一、当时的中央政府是抗日政府,现在这个政府无需有所担心。第二、关于防共,别处既有规定,提供了各种便利,谷荻先生用不着担心。特别关于军事合作,在「尊重主权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中,也有「特别地区的特定事项」,对此,必须限定范围。必须分别具体地加以规定。

关于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官员任免,周佛海提出「特任官和简任官由中央任免,省主席、省厅长等是简任,应由中央任免。」谷萩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在新政府建立后自己加以整理。陶希圣也认为简任应由中央任免:

有问题的是荐任官以下,简任官以上是不成问题的,希望由中央任免。

对于法币问题,陶希圣对于以发行新法币的方式来大规模打击具有世界金融地位的国府法币,有以下的意见:

对于法币问题,我要说点意见。这次战争的重要问题是法币,维持蒋作战的是法币。这是因为得到世界两大金融国家的支持的。为此,日本虽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但所有的中国抗战力量都被吸收如此。从日本方面说来,应该竭尽全力打倒法币。所以,这个问题如果是国际性的,那么必须大规模地从国际观点来实行措施。将来新法币发行的时候,日本对旧法币之战,要采取统一战线,防止新法币的价值跌落。我认为是否可以像过去那样采取不统一的办法,各自零乱地发行联银、华兴、蒙疆等券,认为如何?〔陈译:将来发行新法币时,日本对法币要展开统一战线,防止新法币价值之下跌,不能像以往那样七零八落,令联银、华兴、蒙强等各自为政,不采取统制方策。〕

第五次会议

时 间:十一月九日上午九时三十分至下午四时

地 点:上海愚园路六十号

出席人:中国方面: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周隆庠、林柏生。

日本方面: 影佐少将、犬养、须贺大佐、谷萩大佐、矢野书记官、清水书记官、扇少佐、片山少佐、小池参事。

记 录:矢野书记官

关于「建设新上海」问题,因汪方内部意见分歧,周佛海提出应将此案撤回。影佐认为长江下游问题和新上海问题如果予以撤回,无法解决问题,应先作政治性的解决。对于长江下游的经济问题,陶希圣身为「食货学派」的始祖,自然有极为精湛的看法。他认为建设一个脱离中央的新上海,并不能对抗欧美资本主义的垄断,反而可能断送中国传统的民族资本。因此,他也要求撤回「建设新上海」的方案:

关于新上海问题,我们要求撤回的理由,不是从消极方面考虑的,而是希望从积极进行合作的观点出发的。要求撤回决不是说不合作,而是想取得真正的合作而采取更加积极良好方法。长江下游地区与防共即对苏问题的内蒙、华北不同,因为这个地方是欧美的经济地域。因此,就连经济合作本身也有对抗欧美的经济侵略主义的重大意义。如果是中日共同与欧美经济侵略对抗的提案,我认为是容易解决的。

中日两国在共同目标下,如能承认对抗欧美侵略主义,那么也有必要承认事变前不同的状态。事变前,与欧美侵略主义勾结的中国民族资本,还很幼稚,处于欧美买办之下的,这可以通过中日两国合作加以纠正。其原因是使中国民族资本得到发展,使其从欧美资本主义控制下解放出来。为此,中日两国必须进行资本合作,从这个意义出发,不得不改变事变前的方向和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与欧美资本主义对抗。中国东南地区是工商业地区,是与欧美开始交往以来的百年经济的中心地,不是农业区域。这个地区是中国经济精华的集中地,所以应该进行合作。合作有下述五点因素:(一)日本资本;(二)中国民族资本;(三)吸收欧美资本;(四)日本的技术;(五)中国的技术。

目前,日本在东南地区不断作经济上的努力,企图在这些地方实现在经济上的垄断。这点中国人和欧美人都有所认识。中国资本一是向西转移〔陈译:逃到西南〕;二是在转移过程中消失了〔陈译:在逃避中消费掉〕;三是在上海转租界方面〔陈译:逃入上海租界〕,与欧美资本勾结。结果,强化欧美经济侵略。因此,它不但不能与欧美资本主义对抗,相反还产生了帮助欧美资本的奇怪现象。现在从你们的提案看来,我们同志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长江下游地区积极地实行中日合作,排斥欧美资本主义,这是不可能的,精神上岂不是发生相反的结果吗?这不仅不能达到目的,而且将使上海特殊化。所以,根据这种情况,中日不但不能共同对抗欧美,而且使上海脱离中央政府,置于独立状态,反而使两国不能合作,而至新上海与中央政府断绝关系。因而同志们协商的结果,得出中日两国不能不共同对抗欧美的结论,一致认为,如果要中日两国联合对抗欧美,必须更加积极地合作以达到目的。因此要求你们先撤回提案,但这决不是不合作,而是要在达到目的中更加积极地合作。我们会谈草案,汪先生从未参加,而对经济合作问题则出席参加,上述结论都再次提出汪先生的意见,同时我方决不是不合作,当然是想积极合作与欧美对抗。为此,希望以更好的方法来达到目的。如果是数量的问题,怎么想都可以,但是属于性质上的问题,却另当别论。

影佐:「贵方所说的使上海脱离中央,是一种误解。为何如此理解,希望举例说明。」陶希圣说:

关于上海的部份,大体上是在维新政府的关系调整部份中,其中有「…必要措施及经济协议机关」,可以把它看作与华北政务委员会同一形式的机关。

影佐:「为了对日华经济合作的方便,对上海政府派遣必要的技术顾问和职员,其它对上海保留参考发言权。」陶希圣说:

虽然不打算讨论内容,但是刚才所说的是要实现日华合作,且是积极合作,使之与欧美对抗,并不是继承既成事实的问题。

关于厦门问题,汪方希望修改条文为「中国方面承认厦门为特别市,日本方面保证厦门市市政权的完整及其独立行使」。扇少佐说:「你们的提案中所谓行政上的保全,总担心我方会在政治上加以干涉,这完全是误解。我方绝对没有政治上的野心,只要满足海军在军事上的重要要求就够了。」陶希圣说:

「中央政府承认厦门为特别市,该区域与日本签订协议。」这样如何?

可是日本海军方面要的不仅仅是厦门特别市,他们要的更多。扇少佐说:「厦门当然不用说,还包括金门岛及其它附近小岛也在内。因此,这不仅仅意味着厦门为特别市,因为海军所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厦门市,而且要得到包括附近一带的岛屿在内的军事要域,否则,就不能满足军事上的要求。」

这之后,会议化了将近两个小时讨论海南岛问题。日方对海南岛有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要求,即把海南岛建成日本海军基地,以及开发岛上的国防资源。汪方认为海南岛不但有既存的中、法协议问题,而且日本明目张胆地占领海南岛,必定会刺激第三国而引起干涉。日方﹙尤其是海军少将须贺﹚认为现在谈的是军事占领,这一事实已经表示针对第三国,并给予刺激。欧洲局势变幻莫测,在战略上,海南岛当然会产生特殊的军事必要性。如果英美舰队和日本舰队对抗,海南岛将有非常重要的军事价值。至于资源问题,中国与第三国虽然有约在先,但基于中日经济合作上的一般经济开发,任何国家都不会有异议的﹙日本在海南岛上建立军事设施,第三国当然会有异议,因此,须贺与陈公博谈判时提出日本以经济合作以掩护军事合作的构想﹚。

第六次会议

时 间:十一月十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至下午四时三十分

地 点:上海愚园路六十号

出席人:中国方面: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周隆庠。

日本方面:影佐少将、犬养、须贺大佐、谷萩大佐、矢野书记官、清水书记官、扇少佐、片山少佐、小池参事。

关于顾问问题,汪方提出:一、不设立中央政治顾问;二、地方机关不得聘请军事、财政、经济顾问。日方在高度结合地带,即华北、蒙疆、上海等,有必要派遣顾问。陶希圣仍然坚持尊重行政主权的原则,他说:

设置政治顾问与否,和行政权的自主与否有很大的关系。华北设置政治顾问与否,与华北政务委员会职权大小无关。

影佐:「为慎重起见,中央政府不设置政治顾问,大使可以代为行使。但是在华北没有政治顾问时,联络不便。」陶希圣主张双方应以外交方式联络,以避免干涉内政,他说:

刚才双方都谈到疏通联络部等的意见,但是东京会谈以来,同志一贯主张不通过干涉内政的形式进行联络,而是以外交形式疏通联络。当然,以外交形式联络时,也需要进行侧面联络。总之,要始终使其具有独立国家的要素。

派遣或聘请顾问的问题,双方翻来覆去地讨论,意见分歧,莫衷一是。陶希圣感慨地说:

我想谈一谈自己的感想,并考虑以同志的资格提出问题〔陈译:请以同志的身分来听〕。我是偶然参加这次会谈的,从每天讨论的情况看来,日本方面希望简单,中国方面希望详细;日本方面要将来决定,中国方面要现在决定。所谓简单,就是给将来变动留下余地;所谓详细,是将来不易变动。中国方面要详细规定,将来不致变动;而日本方面却希望简单,将来容易变动。这种看法,仅仅是我个人的臆测,这如果是正确的话,将来会发生矛盾。

这个状况正是会议进行不顺利的徵结所在,日方存心要预留扩大解释的空间,而汪方则要求所有条文范围现在就解释清楚。关于顾问的职权修正案,犬养健说:「内容在章程内必须详细,可在谅解事项中加以规定。作为一个提案,应加上如下意思,即顾问的工作章程,根据中央政府决定。」陶希圣说:

全部内容放在其它的地方。我个人认为犬养的意见可以。这只是法律上的问题,将来工作章程由中央政府规定,那时可以将全部意见写进去。

对于顾问条文的用字,又有许多争执。犬养健提议「中国鉴于现状,在新中央政府成立后,希望迅速派遣必要的顾问」。陶希圣说:

文字使用不当时,顾问问题会受到影响〔陈译:顾问问题将功亏一篑〕。

影佐响应陶希圣午前的感想说:「刚才陶先生所发表的意见,即日本方面有开始采取简单暧昧的形式,以后再加以扩大解释的倾向。这是过分的说法。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意图,我应负责说明。我想从日本方面看来,日本是决定大纲,其余部份到能够决定时才作决定。中国方面不能决定,现在也决定了。这是我的感受。」

第七次会议

时 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一时十五分

地 点:上海愚园路六十号

出席人:中国方面: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周隆庠。

日本方面:影佐少将、须贺大佐、谷萩大佐、扇少佐、矢野书记官、清水书记官、片山少佐、犬养健。

讨论治安驻军,梅思平提出,第一项:「日本在日华和平恢复后,开始撤回防共驻军地区以外的军队,并迅速将军队撤回」。但是,在去年的日华协议记录中有「二年以内撤兵」的文字,希望把这句加上去。影佐说当然可以,在「迅速」以下加上「二年以内撤完」。但是,中国方面在此二年内有义务「确立治安」,也希望写上。」陶希圣说:

第二项所谓「保证治安确立」,是否就是指这个意思吗?

影佐:「如果加上『二年』,希望把在此期间中方应尽的义务以及『保证治安确立』一并写上。」汪方同意写为「…迅速于二年内将军队撤回。中国在此期间,保证治安确立」。日方建议改为「中国证实在此期间确立完善的治安」。梅思平认为「保证」具有强烈的责任心,「证实」是以事实表示,在法律上「保证」也有很大的意义。陶希圣怀疑「完善」、「完全」等字眼,是日方预留自由解释空间的圈套,他说:

如果加上「完全」两字,会增加一种麻烦,这就是说,将来讨论时,会发生一种麻烦阶段。治安确立是否完全,便成为争论的焦点,因为不完全就仍可以驻扎军队。

影佐坚持要加上「完全」的文字,引起激烈辩论。中方坚持重光堂会谈时双方同意的「治安的一般确立」,那是在御前会议上通过的。否则,一个乡下人杀死了一个日本人,便以此说治安没有确立,依此逻辑,治安将永远无完全确立之日。周佛海建议加上「完全」的文字,但改为「中国在此期间,以自己的力量保证确立完全的治安」。影佐认为这是画蛇添足,他说日本政府固然承认上海会谈的结果,但是「二年以内撤兵」的说法,不管御前会议提出与否,中方明明知道近卫声明中是没有写上这句话的。

双方争论不休,影佐要求中方暂退席,以便日方内部交换意见。十分钟后复会,影佐说:「日本方面同志意见如下:中国方面耽心如果加上『完全』这一词,日本方面会不会借口文字上的问题而拖拖拉拉。对于这种申辩我们可以予以谅解。但是反过来从日本方面来考虑,如果仅仅从中国方面主观立场的所谓保证,是得不到安心的。尤其日本商人认为,二年后如果日本军撤退,中国口头虽说保证,但谁能意料不发生什么事件。他们也要准备回国。从这样的想法看来,这句话会遭到很大反对。但是,周先生的妥协案也不很如愿,我们同志的意见是,希望一方面把贵方的意见,一方面把我们严肃的意见稍加研究。」

关于军事上的要求范围,汪方建议加上「日本方面对此要求,中国方面相应予以便宜」。影佐认为日本提出要求,中方就得答应,虽然同意中方建议,但是要求以权利义务关系加以衡量。陶希圣说:

权利义务的观念,是根据军事协议而定的。主体是两个,中国对日本的要求,中国要提供方便,主体是明白了的。如果对日本方面的要求,没有中国方面的主体,日本的要求就是片面的。这就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铁路行政权和管理权都没有。即使同志间没有问题,但将来发生争端时就为难了。因此,日本有所要求,中国提供方便,这不是可以吗?

影佐认为原案「要求」和「答应」是确定日华两个主体。这就是说,日本要求十项,中国须答应十项。如果根据汪方的方案,日本要求十项,而中国随便答应八项或七项,这样,便不能满足军事上的要求。因此,两个主体是相同的。如果是其它经济上的问题,日方能容忍,但限于有关军事,如果不明确规定,就会发生问题。陶希圣仍旧坚持铁路的行政权和管理权是不能让出的,他说:

据影佐少将所说的,我们认为他已经全部明白我们的意思〔陈译:影佐少将的意思似乎是要我方明确表示我方的意见〕。但并不是把十当七而是当九。铁路管理权和行政权是不能让的,所以便把它当九〔陈译:这是为什么只能给九的原因〕。

影佐:「这是由军事协议规定的东西。日本要求甚么,中国答应甚么,应明确地在军事协议中规定。对我方的要求一一加以限制时,是不了解作战的需要。例如,对于迅速运输作战上必要的兵力的要求,如果以「提供便宜」的性质,降低运输量,这是有困难的问题。」辩论结果,是即使中方要求十分之一的主权底线,也得不到日方的同意。

讨论到日本提出军事要求时,应尊重中国的行政权及管理权,日方要求加上「平时」两字,意味着在战时是谈不到尊重的。

这一阶段的会议至此告一段落,汪方提出双方代表在会议记录上签字,影佐说:「我方认为签字时的日方代表不是我们,究竟是谁和谁还未确定。同志之间会谈签字另当别论。但如正式签字,却要另行研究。」讨论结果,双方同意保留提案十七件,加以整理付印。后天﹙十一月十四日﹚继续开会,地点在六三花园,从上海时间九时开始。十一月十四日以后的会议记录,直到今天尚未发现。

二、十七项保留提案

由于日、汪双方对于大部份议题的内容都相持不下,周佛海认为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便无法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影佐祯昭说:

我明白贵方的意思。我们尽可能致力于问题的决定。但是,对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也无可奈何。如果认为由于急于建立政府,不确定细目,就无法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建立工作将发生障碍,就会造成为了使孩子活着,结果母亲死了。凡是确定了的,双方可以签字。我们保留的提案尚有十七件。

以下是「梅机关」整理的,双方于十一月十日同意保留的十七件提案:

⑴附录第四项第二、第三款及副本。

⑵蒙疆与华北的境界,使长城线划入华北之件。

⑶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管区,大致包括长城以南的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之件。

⑷在华北政务委员会机构内设置军事处理机关之件。

⑸关于关税、盐税、统税的征收办法及华北和中央分配比例之件。

⑹关于航空、铁路、通讯、海﹙水﹚运、港湾之件。

⒈在经济提携原则中提出的;

⒉作为防共驻兵地区中提出的;

⒊属于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权限提出的。

⑺防共驻兵地区之件。

⑻治安﹙保障﹚驻兵之件。

⑼撤兵之件。

⑽顾问及职员的聘请和派遣之件。

⑾关于新上海之件。

⑿华中经济协议之件。

⒀海南岛之件。

⒁联银券、华兴券、军票之件。

⒂给予华北与蒙疆交涉权之件。

⒃在高度结合地带以外的其它地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之件。

⒄对军队、警察供应武器之件。[3]

综观这些保留之件,几乎所有日方提案﹙第一项因看不到附录内容不明﹚,都遭到汪方的质疑与阻挡,最后影佐不得不把它们列条带回东京请示。而东京方面则全部予以驳回,并责成影佐务必要使汪方照原案全盘接受。高、陶二人之所以决定脱离,在此已经看出端倪。

三、「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几点解释

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七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一篇文章如下:

「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几点解释—陶希圣在谈判中的笔录[4]

〔(原)编者按:此为某君以日汪双方谈判人员在六三花园及愚园路历次会谈的笔录中,抽译其要旨而写成的。记者认为其中含有重大的意议,特为披露。〕

为了使国人明了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内容,有几点必须加以解释。解释最好以日方谈判代表人在日汪谈判中所下的解释和说明为准。记者获见陶希圣先生在这个谈判中记下来的笔录多纸,爰抽出几个要点加以解释,披露于下:

﹙(一)文件的名称

附件三里面,包含所谓新中央与维新、临时、蒙疆、厦门、华南岛屿的关系,这个文件,在谈判完毕时,改称「秘密谅解事项」。

﹙(二)全文的任务

所谓「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为日汪协议的基础方案,相约永不发表。将来所谓新中央成立,始根据这个方案,作成各种协约及法令。条约及法令当然比较基础方案好看一点,其中「不大好看」的处所,则永为密约,不予发表。

﹙(三)既成事实与原则

这个方案,规定日本与汪之间的协议原则,在日方眼光里面,这些原则与既成事实还有很远的距离;从所谓新中央成立后,依据原则,逐渐把事实改变过来。换句话说,由现在的既成事实,变到这个方案所定的原则,还要日方与所谓新中央种种的努力。

既成事实之中,还有许多是不可改变的 。详言之,「要领」里面对于既成事实,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逐个改变的,这种只是通常的事实;一种是不可以改变的,这种就是特殊事实。什么是特殊事实,这全靠日方的自由解释。

例如蒙疆的完全独立自治,是不变的特殊事实;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特殊的存在,日方亦希望其为永久的。

即令可以改变的既成事实,也要所谓新中央先行继承再加调整,并不是所谓新中央一朝成立,就可以依据原则而观感一新。

总之,所谓「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里面,日方如有让步的处所,并不是即刻就让步,非经长时间和种种的困难,仍然不能实现。

﹙(四)驻兵

先谈驻兵:谈判中,日方同意于和平恢复后,随治安之确立,两年以内撤兵。

所撤的军队,只是作战部队。作战部队的撤退,在条件上要治安完全确立,在时间上要两年,两种条件没有完成,作战部队仍然不撤。还有,什么叫做和平恢复,这还要日方自由解释。

作战部队不撤,防共驻兵不撤退。防共驻兵在内蒙、华北的北部和胶济路,可以说是半永久性的。

作战部队、防共部队之外,还有维持治安驻兵。维持驻兵区域,为华北及扬子江下游。

作战、防共、维持治安驻兵之外,扬子江舰队、东南沿海及特定岛屿的海军驻兵,为永久性的。其任务在对抗英美,与华北驻兵之在对抗苏俄相同。

﹙(五)防共驻兵的说明

日方说明日本对俄作战的战线,是针对苏俄对中国出兵的三路而设计的。苏俄的一路是以甘肃到陕西;一路是以外蒙到内蒙;一路是以西伯利亚碰到所谓满洲国。故日方主张防共驻兵,以内蒙及长城线为第一线,以正太路为第二线,以陇海路为第三线,而以山东驻兵与所谓满洲国驻兵为相呼应。在谈判中,日方许以第二线以北及胶济路驻兵为平时的办法,如到战时,则陇海路也要驻兵。所以日方力主陇海线划归华北的范围,汪方未予同意。

   (六)强度结合

所谓强度结合,谈判中改为「紧密结合」。

紧密结合地带有四类:第一类是国防的经济的紧密结合地带,再加军事上、政治上特殊地位,即内蒙。第二类是国防的经济的紧密结合地带,即华北。第三类是经济的紧密结合地带,即华中之扬子江下游。第四类是军事上紧密结合地点,即华南沿海特定岛屿与厦门。

紧密结合的内容有几个成份,第一是驻兵,包含各种驻兵在内;第二是资源开发上特殊便利;第三是通讯的协力;第四是特别行政机构的存在。

﹙(七)协力

「协力事项」屡见于文件之中,汪方曾询问协力是权利的还是义务的,日方的解释是说,协力有的是权利的,有的是义务的。有关国防者是权利的,只关经济者,有的是权利的,有的是义务的。

权利的协力,即日方无论中国同意与否,非协力不可。义务的协力,即日方须应于中国的邀请而后协力。

﹙(八)特殊便利

特殊便利,指中国应将一般的法令改完,使日方不受其拘束。「特殊便利」与「便利」不同,单说便利,是说日本有优先权,特殊便利则指中国必须给予以便利与协助而言。

﹙(九)军事上之要求权

军事上之要求权与监督权,谈判中改为军事之要求。军事上要求,就是说日方为了防共或维持治安而驻兵于某地时,日方如要求中国之港湾、铁路、通讯等机关或设备之利用,中国不得不应允之。

﹙(十)地域之解释

蒙疆,原意为内长城线以北之内蒙与晋北,连内长城线在内。谈判中改为内长城线不在内。

华北,谈判中改为河北、山东、山西三省,依原有省界。

华南沿海特定岛屿指海南岛、三灶岛、东沙岛、西沙岛、南朋岛、大鹏湾岛。换言之,即控制广东及香港领海之各岛。

﹙(十一)日人顾问职员之种类

顾问有四种:一为政治顾问,蒙疆政府有之。二为财政经济顾问,所谓新中央有之;华北政务委员会、上海市政府、青岛、厦门等市政府有之。三为自然科学之技术顾问,省市以上各政府有之。四为军事顾问,所谓新中央有之,并由此分派驻在于华北军事机关,又华北绥靖军有之。

联络专员有两种:一为华北政务委员会之联络专员,二为青岛、厦门、上海各市府警察局、社会局之联络专员。

职员:一为通常之日籍职员,县以上政府有之。二为海关吏、教官、技术师,特加注重。三为华北各路之会计、工务、车务各处职员,亦特为注重。

  

注釋

[1]   本文摘录自秦祚、季云飞、周平译自日本外交档案S493:《关于日华国交调整原则的协调会》,见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4月)页444-523﹚。

[2]    这句话在《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版译作「在内蒙及其确保联络的必要的地区驻扎军队」。

 [3]   日本外交档案S493日华交涉未解决的问题

[4]    1940年1月23日香港《大公报》:陶希圣日本对所谓新政府的条件(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