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汪日密约」之揭露

高宗武、陶希圣于一九四年元月五日从上海抵达香港,二十二日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披露于香港报章,一时轰动国内外。有人批评,高陶此举是背叛重用他们的汪精卫。陶希圣则认为,为了「和平运动」而参加汪日谈判,在道义上当然应有保守秘密之责任,然而当洞悉日本欲割裂及灭亡中国的企图时,汪组织诸人「不可得而私为秘密」。因此,为了万万同胞及万代子孙的独立自由与生存,此种道义上的责任已经不复存在。高宗武也说:「此次举动,论私交不能如此作,论公则不能不如此作。感情与理智冲突之痛苦,莫可言宣。」

一、香港《大公报》的头

一九四年一月五日,高宗武、陶希圣脱离上海抵达香港。一月七日,高宗武托杜月笙呈送蒋介石一信,写道﹕

  顷晤玉笙、溯初两先生,得悉钧座爱护之情无以复加,私衷铭感,莫可言宣。宗武于五日抵此,回顾一年以来,各方奔走,祗增惭愧而已,今后唯有闭门思过,静候尊命,先此奉达,并托玉笙先生代陈一切。另带上密件三十八纸,照片十六张,敬请查收。[1]

蒋介石看到杜月笙送来的密约文件后,立即指示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专程由重庆飞往香港,亲自指挥发稿事宜。稿件公布时的标题都由重庆决定。一月十八日陈布雷密电萧社长:「发表件可加标题为日汪密约协议全文」。次日又再电:「发表件标题请改为日汪协议全文」。

一月廿一日上午,陶氏三姐弟搭乘的轮船刚出吴淞口,陶希圣和高宗武联名的「致大公报函」,连同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的原文照片,便由专人送到《大公报》。廿二日,三姐弟所乘坐的轮船还未抵达香港,「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已经在香港、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各地同时见报。同一天,重庆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王世杰电告驻美大使胡适:「高宗武、陶希圣所发表之日汪协议,绝对真确。拟请吾兄就近指导在美宣传人员,充分利用此文件,以打击日政府对英美之假妥协。」[2] 香港《大公报》一月廿二日的头条为﹕

 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

  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

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

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

         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

重庆《大公报》的头条为﹕

高宗武陶希圣在港揭发

       汪逆卖国密约

将密摄照片呈送国府

另函交本报港版发表

下面是高宗武及陶希圣致《大公报》的信,刊于一月廿二日该报头条文内,说明二人参与密约谈判及走港的心路历程﹕

记者足下:武圣一介书生,行能无似。然自束发受书,略闻爱国大义,认为国民报国,当不辞牺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国交失调以还,奔走国事,一秉此旨;抗战既起,私念日方当不乏悔祸之识者,战争应终有结束之途径,苟能贯澈抗战目的,克保我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则曲径直达,不妨殊途同归,爰不顾外间毁誉,愿奉微躯,以期自效。去年之夏,武承汪先生相约,同赴东京,即见彼国意见庞杂,军阀恣横,罕能望其觉悟。由日返沪以后,仍忍痛与闻敌汪双方磋商之进行,以期从中补救于万一,凡有要件,随时记录。十一月五日影佐祯昭在六三花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先生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荼,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于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十二月三十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港。离沪时曾属人通知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电汪先生及其它各位,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除将摄存及抄录各件送呈国民政府,兹送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之原文摄影整份(另附译文)。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之去文,及同件日方复文各一份,敬请贵报即予披露,俾世人皆周知,勿使真相长期掩没,以至于不可挽救。更有须附陈者,「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二关于共同防卫原则之事项下共有七条,其第四第五条日文原件未列者,因当时该两条原文,汪方认应修改,后由板垣临时修正嘱影佐口述与周隆庠记录,今照所记录者在译文内补正,特并陈明。区区之意,并不欲借此以求政府及国民之谅解,不过发表我人主张和平之初衷耳。言不尽意,即颂撰祺。高宗武、陶希圣谨启  民国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3]

同日,高宗武和陶希圣联名致电汪精卫夫妇及干部,恳劝众人悬崖勒马,重庆《大公报》刊载「高陶电汪等盼望悬崖勒马」之电文如下:

〔中央社香港二十二日上午二时电〕高宗武、陶希圣致汪等原电云: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汪先生、汪夫人钧鉴,褚民谊、周佛海、梅思平、丁默L、陈春圃、林柏生诸兄勋鉴:希圣宗武等主持并参加先生与日本之外交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持秘密之责任,惟希圣宗武等认为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非独先生及干部旧友不可得而私为秘密,以为求取一时之成功,亦终必为日本有识之政治家所抛弃,先生及干部旧友若期待如此之成功,亦即为中华民国之失败,希圣宗武等为万万同胞及万代子孙之独立自由与生存计,认为上述之道义上责任不复存在矣,临电神驰,不尽万一,切望先生及诸旧友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即希圣宗武亦幸甚。陶希圣高宗武叩。二十二日。

「汪日密约」条件全文的揭露,一时轰动中外,香港中西报纸争相报导。《玛勒西报》、《德臣西报》、《士茂西报》都以显著标题处理这件大新闻,《士茂西报》形容它为「中国报学史上最轰动事件之一。」上海除亲日报纸外,各大报如《申报》、《新闻报》、《中美日报》、英文《大陆报》、《上海泰晤士报》、《字林西报》及法、德、俄文报纸,全都纷纷登载。

「汪日密约」被媒体揭露,对日本和汪组织方面引起的震憾,可想而知,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高陶二人暴露了密约后,汪兆铭、周佛海、梅思平等人立即分别予反驳,声明说,他们两人在报端上所发表的只不过是谈判过程中的一个草案。然而,他们内心所受的打击是难以掩饰的,这为和平运动的前途,投下了阴影是无可争辩的。我与板垣总参谋长一起,从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住在青岛的东洋饭店,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会见了汪、周、梅等。当时最伤心的是周佛海、他认为高宗武、陶希圣逃走一事是不值得责难的,但是对暴露密约一事极为愤慨,认为是背叛行为。他任凭眼泪纷纷从双腮流下,却不去擦掉,唯有仰天长叹。

根据战后出版的《周佛海日记》所载,他当时曾咬牙切齿地说:「今后誓将高宗武、陶希圣这两个畜牲杀掉!」愤慨之情由此可见。[4]

汪组织于事情发生后所做的「损害控制」,是否认高陶携出的密约之真实性。他通过留在上海的「随从秘书长」陈春圃发表谈话﹕

就本人所知,最近数度之折冲,高、陶已未参与,因此最近之文件高、陶即使蓄意摄存,已为事实不许。总之,吾人与日方所商定之和平条件,断不损害我国生存与自由独立,且信必能因此而奠定东亚永久和平之基础,以谋两国之共存共荣。[5]

汪精卫也说他早已不使高、陶二人参加重要交涉,因此那些文件全是「向壁虚造」。一月廿四日,他在青岛接见路透社记者说﹕

陶希圣、高宗武两人,均系自始即参加和平运动者,然自去年三月二十一日曾仲鸣同志在河内被暗杀之后,二人即怀极度戒惧心理,当余本人在河内之际,曾屡次电邀高宗武来河内,然彼无论如何,不应邀前来,因此之故,同志方面,亦即久不与相往还矣。陶希圣亦系一优柔寡断之人,毫无坚强决心,此与高氏如出一辙。然余因彼等两人,均系早已加入和平运动者,故对彼等二人,亦竭力以尽量之宽大态度待遇之。迨去年十一月左右,因对于彼等二人之态度,发现可疑形迹,故此后遇有重要交涉,即不复使彼二人参加,二人乃竟窃取去年十二月五日日本方面该地当局一部份人士之和案,居为奇货,向重庆方面告发,此种行为,实堪慨叹。……故高、陶两人所发表者,完全出于向壁虚造,事实必有可证明之耳。[6]

汪精卫言不由衷,其情实有可原,他自然不能说出曾经如何「馨香祷祝」恳求陶希圣勿辞会议之事。至于他所说的「事实」,后来得到了证明,学者蔡德金在《陶希圣与高宗武关于「日汪密约」的参与、出走与揭发》文中写道﹕

从战后公布的日本外务省所藏的汪与「梅机关」谈判的记录与「调整中日新关系协议文件」及附录的内容来看,高、陶公布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等文件,确属日方最初的提案。但是,与「纲要」相比,「协议书」的内容要广泛和详细得多。汪指责高、陶「向壁虚构」,不过是在为自己掩饰而已。

不过,为了要证明那份「要纲」是日本人早期提出的方案,十一个月以后在南京签订的「中日基本条约」的内容,的确有些改进,这也得拜重庆方面舆论压力之功了。

关于密约原件之摄影,应是高宗武有计划的行为。他因为不常参加密约谈判,而有了借阅密约文件的借口。原来会议文件是绝对机密的,每次会议完毕前都要收回,连桌上的笔记本都不得带出。十二月某日,高宗武说要借出文件带回家细读,周佛海不敢作主,请示汪精卫,汪答应了,因而给了高带回摄影的机会。至于摄影的工具和技术,相信是由杜月笙门人提供的了。[7]

一月十五日,陶希圣从香港写信给驻美大使胡适,沉痛地诉说一念之差,跑去上海参预和平谈判,哪知落入日本全盘征服中国,灭亡中国的陷阱,现在无路可走,只有死路一条。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四月间汪先生决往上海、东京,希即力加反对,公博、宗武亦同,然竟未得其一顾。八月底希赴沪相劝其放弃另组政府之主张,此种劝阻至十月及十一月颇生效力,因其对日方有意拖延而其对汪之阻碍重重,为汪所查也。十二月汪心理又变,日方催其组府亦甚力,以此公博、宗武、希相继于十二月底、一月初离沪返港。公博为告而别,希等则告即不能别,故不别而行,以此引起汪、周甚大之冲动,现彼等相杀令已下矣。不意卢沟桥事变以后一念之和平主张,遂演至如此之惨痛结果也!希最痛心者为日方所提「调整日中新关系要纲」。此项要纲希曾参与谈判,至最终希不愿结束,亦未予签字,因而出走。美联社所传五条,去实在者尚远。依此要纲,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均归彼掌握,由军事、政治、经济、财政金融、文化教育,乃至气象,亦均归其控制。最初汪夫妇亦大惊,有退休意,然经佛海、思平之怂恿,彼已视为谈判成功,可以告无罪于国人,且依之以建国矣,沉迷不返,至于无可救。家属尚沦上海,而希与汪先生相识多年,未欲背友,以此不愿宣泄于人,临行留函亦曾以守秘密相约。今彼等之相杀,亦为保持秘密而已。希不敏,更不肯干出卖秘密以求一时之快意。希今后决心不再混政治舞台,但求速死耳。然为国家计,窃以为日本灭亡中国之企图当受一打击,而此另组之政府不独破毁中国,为日方作,且妨害英、美等国之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此种实情必须使美国政府得知。此后希将去之海外,为人所忘以死矣。作战以来,死者累累,此身何必偷生?[8]

一月廿七日,陶希圣又给他最信任的学生何兹全一信。在这里他再度提到「主和」与「投敌」的分际,这是他一直坚定不移的原则。他写道﹕

弟出生入死,以求主和与投敌之限界,至今始为主和者吐气矣。日本自廿一条为顾少川揭发以后,从来不肯以全面侵华计划示华人。此次对汪将全案提出,与知者在中国只九人,而全案印件入中国人手者,只有四份(汪、周、梅、弟),其慎重为何如。乃今弟破人情、坏友谊,冒阴险毒辣之詈而揭发之,使国际得知,使国人觉醒,其于国不无裨宜,而弟心亦破碎矣。清远、仙卿、巨尘现尚在险中,弟正设法救助。资生已随弟出沪来港,望兄随喜。回忆弟往沪之前,曾函告我兄以志愿。此后四个月中,冲突激荡于日本宪兵与丁默L特务之下,毫不畏葸。最后始觉努力无效而安全不保,乃决然一走。其走为极密,为清远、仙卿、巨尘亦不知。弟走后,彼三人受尽危难,而弟家属亦受之,几乎尽沦毒手。今家属分批逃脱,而三人者亦或有出险之望,若能再聚港九,则如天之福矣。倘如有一日弟能再作研究,仍希我兄能携手同行。……

陶希圣另外将日汪谈判经过,及密约的条款之意义,写成专文「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交中央通讯社分送各地报纸发表,全文如下:

去年十月三日,周佛海、梅思平和我三人,受汪命同往六三花园,与日方影佐、犬养、清水等会见。影佐提出所谓「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之原则及附件」,他提出时说:这是日方全部的希望,希望大家坦率的讨论。十一月五日,汪提出「干部会议」,除上述三人外,有高宗武及陈春圃、林柏生等人。由此继续谈判的两星期,因华北铁路、防共驻兵及上海问题,一时未能得到解决,遂告停顿。至二十八日,犬养与周佛海暗中接洽,结果再开谈判,由双方签字。结束谈判的会谈,本有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和我五人参与,陈公博于二十八日匆促离沪,不愿结束这个谈判,我决意不去出席,最后也不签字。当条件初到手时,汪与其夫人都很失望,很忧戚,其时曾邀同我与高宗武,密商停止组「府」的方法,后来日方与汪部内部互相呼应,表里迫促,遂竟草率结束谈判,决意向组「府」而前进。到了这时,我认为再不脱走,一面要签字于密约,一面要断送生命于沪。十二月二十八日,我筹划去沪方法,一月三日与高宗武一同走港。

去年五月前,汪对日交涉均由高宗武主持,日方因高宗武态度严正,乃改与迁就到底的周佛海谈判,高宗武对汪虽知无不言,但深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决意脱走。

中日间能不能获得和平,结束战争,纯以中国能不能维持主权独立,行政完整为权衡,如若不能,当然不可以「和」,不可以「和」,当然不必勉强的「和」。试看日方所提条件,有没有尊重中国主权独立行政完整的诚意与决心,有没有为中国主权与人民生活留一点的余地?这不是口舌所能争的。

我们到港后,曾本此意电汪及干部,请考虑,其中有言:弟等主张「和平」迄今三载此志不渝,切望其成不愿其败,其所以退休,乃鉴于条件之不能接受,组「府」之不堪尝试,若以为如此尚可谓「和平」,如此尚可以「建国」,殊足寒心。为我公计,何必就「维新政府」之既成局面,插入我亲爱之同人,而自诩为独立自主「新政权」。此种政权,除签订亡国条件外毫无意义,既为事实,非口舌所能争。所望我公及同人能于愤慨之余,重加思索,勿以爱公为仇公。不别而行,乃痛于三十日签字之迅速,深知别即不能行,故出于此。回电祗责我们不该走,一句也不提组「府」问题,我们最后的劝告显然无效,乃发表日方所提条件原文,以求国人公判和警悟。

要问条件包含的境域,我可以答道:从黑龙江到海南岛;要问条件包含的事物,我可以答道: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西北。这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的由日本持有或控制。谨叙述条件中几项要点,指出国家主权必丧尽无遗,大家一看就可知道。在这种条件之下,中国只有死路一条。这样的条件,也还有人欣然接受,其接受之迅速与轻易,有时使日方参与谈判的人大吃一惊,日方有识者早已看出他们的接受不能代表中国国民,当然这种条件纵有人来签字,在中国国民看来仍是一张废纸。祖宗在坟墓里叹息,子孙在肚子里已经卖掉了自由。你们忍心去组织一个「政府」去执行吗?日本如果想结束战争取得和平,只有把这个条件从文字到精神一笔勾销,汪及其干部如果想结束战争取得和平,也只有把这个条件和根据条件的一切活动一笔勾销,等待日本人更进一步的觉悟。[9]

二、蒋介石告全国军民书及友邦人士

一月廿四日,蒋介石发表关于日汪协议之告全国军民书及告友邦人士书。[10]在告全国军民书中,蒋介石指出:

近日中外各报所披露的汪逆卖国文件,有「日汪」在上海签定,而由犬养健携回东京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汪逆向敌方提出成立伪政府的必具条件,和敌方的答复。这几个文件全国同胞批阅之后,对敌阀与汪逆的阴谋诡计,必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我们可以察知敌国在一月初所谓「兴亚院」开会讨论的内幕,我们更可以由此认识汪逆是不惜将整个国家和世代子孙的生命奉送给敌国。所谓「善邻友好」就是「日支合并」,所谓「共同防共」就是「永远驻防」,所谓「经济提携」就是「经济独霸」。这个敌伪协议,比之二十一条凶恶十倍,比之亡韩手段更加毒辣。我敢相信稍有血气稍有灵性的黄帝子孙中华国民,读了这一文件,一定发指眦裂。

蒋介石在告友邦人士书中阐述日本企图控制中国独霸太平洋的野心,以及中国之抗战与保卫世界和平及友邦安全之深切关系,他沉痛地呼吁友邦速予制裁日本停止侵略,而不应再旁观中立。以下是文告的一部份:

本月二十二日香港各报所发表日本与汪兆铭最近在上海签订之「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此项汉奸所签订之协议,其本身之价值,固不发生任何效力,当然不值一顾,但其所露布之日本野心,实值吾人极端之重视。中国深知日本军人野心狂肆,故对于日本侵略,不惜一切牺牲,发动抗战,以惩罚此扰乱世界和平之祸首。中国自开始即深信,中国之抗战直接保卫中国民族之自由独立与生存,间接的在保护太平洋上各友邦之利益与其未来之安全。今日本野心已显露,至此各友邦之不宜再以旁观或中立之名词予野心者以放任,固彰彰明甚矣。余愿各友邦深切注意,日本之泥足已深陷于中国泥沼之中,中国现在竭其全力以摧毁此太平洋唯一之公敌与世界人民共同之祸首。吾人深盼各友邦朝野透澈认识日本之全部野心,与太平洋上之根本问题,以及各国共同祸患之所在,如不及今乘机解决,则养蠹为患,必至噬脐没及。

三、对于「汪日密约」之解读

「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内容及其包藏的日本企图控制整个中国的野心,陶希圣的专文和蒋介石的两篇文告,已经分析讲述得非常清楚,当时海内外报纸亦纷纷发表专论或社评,原不待赘言。此处仅将密约内容加以简化,供读者了解其大要,以与上述专文和文告相对照。综观密约全文,可归纳成以下的要点:

一、新政府承认的范围

承认事变中新国交修复以前既成事实之存在,及承认在事变继续中之特殊事态之存续。

二、强度结合

      结合原则:日支满三国相互善邻而结合。

   结合地带:华北、蒙疆、长江下流地域之「经济强度结合地带」。

三、特殊地位

   蒙疆军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

   在华南沿海特定之岛屿之特殊地位。

四、互惠三原则

   所谓互惠,即「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1)善邻友好

    主旨:日支满三国浑然相提携、互助连环、促进友好。

    外交:中国承认满洲帝国,日支满三国修复新国交。

    文化:融合、创造及发展。

    顾问:新中央政府、强度结合地带及特定地域内配置日本顾问、职员。

    租界:日本逐渐考虑交还租界及治外法权。

    (2)共同防卫

    主旨:日支满三国协同防共,缔结日支防共军事同盟。

    防共:芟除共产份子及其组织。

    宣传:协力于防共之情报宣传。

    陆军:驻屯华北、长江下游及蒙疆。

    海军:驻屯长江沿岸、华南特定岛屿。

    监督:日本驻兵地之铁道、航空、通讯及主要港湾水路。

    撤军:现驻华北及长江下游之军队,继续驻屯至治安确立时撤军。

    军事设施:限制在日驻军区内中国军警之配置及军事设施。

    武器供应:日本顾问及教官提供中国军队警察之建设及武器。

    (3)经济提携

    主旨:日支满三国互助连环,产业经济共同互惠。

    开发:日支满共同开发、关税、交易、航空、交通、通讯、气象、测量等资源。

    特殊便利:华北蒙疆及其它地域资源﹙尤其是埋藏资源﹚之开发与利用之特别便利。

    商业:日本予以援助。

    农业:日本援助及改良。

    财政经济:日本予以援助。

    关税便利:中国给予关税、海关制度、日支满间之通商、东北物资需给之便利。

    交通:日本援助交通、通信、气象及测量。

    航空铁道:中国提供华北之铁道﹙包括陇海线﹚、日支间及中国沿海之海运、及华北与扬子江下游之通信等之便利。

    上海:日支协力建设新上海。

四、赔偿

   赔偿事变以来日本臣民在华所受权利利益之损失。

五、华北政务委员会

   地域:由长城线以南之河北、山西、山东省及旧黄河以北之河南省地域。

   行政:华北政务委员会继承既成事实,处理日满之地方事务。

   权限:

共同防卫:日本军驻屯,日支防共治安,日支军事协力。

经济提携:埋藏资源之开发利用,日满蒙疆及华北间物资需给,日支满间通货及汇兑,航空铁道通信海运之协力,日本顾问,联银制度。

   与中央政府间之关系:

 中央政府:关税盐税及统税为中央税。

海关邮政及航空。

特任官之人事权。

对第三国之外交交涉。

 华北政委会:在某种程度内有起债权。

关税、盐税、统税收入之剩余部份。

官有财产照现状,但逐渐调整之。

陇海路之管理与营运。

除特任官以外之官吏人事权。

与日满间地方政府之交涉。

六、维新政府

   地域:长江下游地带。

   行政:不设置政务委员会,设置「日支经济协议机关」。

   权限:建设新上海,日军驻屯、航空、海运、长江水运及通信之协力事项。

七、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地域:蒙疆:内长城线﹙包括在内﹚以北之地区。

   行政:承认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为「高度防共自治」之既成事实,及其具有国防、经济上为日支满三国强度结合地带之特殊性。

   权限:除外交﹙对日满交涉除外﹚以外之行政、立法、司法与军事,及对外蒙交涉。出席中央政治会议之代表无权议论第三项谅解范围以外之事件。

八、厦门

   承认厦门为特别行政区域。

九、华南沿海特定之岛屿

   地域:海南岛、涠洲岛、西沙岛、东沙岛及以上诸岛附近之各岛屿。

   行政:在海南设置中央政府直辖之地方行政组织﹙连军事处理机关﹚。

   权限:基于日本在该岛之特殊地位,处理驻屯军、军事及治安协力、国防特定资源之开发与利用、航空通信及海运。

   撤兵

十、防共驻军:华北、蒙疆以外地区之军队。

   时程:视情势尽量从速撤退。

   十一、治安驻军:现驻华北及长江下游之军队。

   时程:继续驻屯至治安确立为止。

细读这些条件,真是琳琅满目、包罗万象。中国的主权、领土、港湾、河流、矿藏、银行、交通、军警、武器,日本人是天上的、地下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中国人手中有的和心中想的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要,无所不管。其狂妄野心,闻之令人发指。

先看看所谓「新政府」承认的时空范围,「承认事变中新国交修复以前既成事实之存在」,及「承认在事变继续中基于必然之要求而起之特殊事态之存续」这两行字,等于撒下天罗地网,使现在的既成事实及将来的侵略掠夺尽无遗漏地纳入其罗网之中。甚至在未知的将来可能发生的未知事态,也包罗其中。

再看「密约」涵盖的我国领土:蒙疆包括内蒙及长城以北的察哈尔、绥远两省;华北包括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及陇海铁路沿线各省;华中包括长江下游及上海;华南包括厦门、海南岛、涠洲岛、东西沙群岛。如此则我内蒙、华北、长江下游、沿海各省、所有岛屿及其附近地带,统统被划入日本控制的版图。

再看「密约」划定的行政区域:华北归「华北政务委员会」管,它可以举债、管理铁路、任命特任官以外的官吏、与日满交涉;「蒙古自治政府」为「广泛自治」之政府;华中长江下游为经济上的「强度结合地带」,日本继续在此驻屯军队,上海由「日支协力建设」;华南厦门、海南岛及其它岛屿设立「直接行政组织」。如此则我国华北、华中、华南地域将各自为政、分而治之,日本则可以分别予以操纵,以达到控制整个中国的目的。

所谓「共同防共、缔结军事同盟」,无非是要在中国每一个角落驻扎日本军队,每一条河流行驶日本兵舰,每一条铁路、航线、及通讯网路都要受其监督。更有甚者,中国军队及警察的建设、装备、武器,都要由日本顾问及教官来决定,而且要限制至最少程度。如此则中国的国防、治安全部落入日本人手中,中国将沦落到连附庸国都不如。

所谓「善邻友好、浑然相提携、互助连环」,就是要强迫我承认满州国、左右我外交、侵蚀我文化、控制我内政、奴役我人民、以毁坏我国家、灭亡中华民族。至于退还租界及治外法权云云,完全是惠而实不至的口号。试想到那时政府里面尽是日本顾问、军警都由日本人操练,还有什么主权可言,收回租界又有何用?何况只是「考虑」而已。

所谓「产业经济共同互惠的经济提携」,就是要侵占我土地、挖掘我矿藏、控制我关税、倾销日货物、搜括我原料、操纵我金融,以达到掌握我资源、垄断我经济,甚至连测量、气象都不放过,最后把我国宝贵的富源经济、交通命脉剥夺殆尽。

我国近代对日交涉之屈辱,莫过于袁世凯时代之「二十一条」,其中尤以第五项最为举世所惊骇,但它比之「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其苛刻程度相差何止千百倍。二十一条第五项包括:一、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顾问;二、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概允其土地所有权;三、聘用日本改良中国之警察机关;四、由日本办一定数量之军械等等,充其量,是要扼住我们的头脑、束缚我们的四肢,现在那些条件,不但完全包括在密约之内,而且那时日本所未梦想到的「思想统制」、「文化融合」,也一一发明了,连测量、气象都列入协力,其它更不必谈了。[11]

据犬养健记忆,在上海谈判密约时,由于「兴亚院」不断地向汪精卫提出苛刻、不合理的条件,「梅机关」首脑影佐祯昭非常无奈,他说:「密约中秘密协议恬不知耻、蛮横无理的地方竟达八处之多,难以实现和平。汪先生也得向中国国民承认他自己无能,甚至执笔者崛场中佐也觉得太严厉。」[12]连谈判桌上的日本人都觉得「恬不知耻、蛮横无理」的条件,汪精卫和他的干部都敢俯首接受,这简直是愚蠢无能到极点了。

四、协议、声明、要纲、条约的比

密约中这些不合理的条件,值得汪精卫脱离抗战阵营去与日本人周旋吗?答案当然是不值得。在脱离重庆以前,汪精卫手中的日方和平条件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和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签订的「日华秘密协议记录」﹙「重光堂协议」﹚,汪精卫天真地以为日本人将会信守这份经过日皇御前会议认可的谈判基础文件,何况他也亲自看过梅思平带回重庆的近卫声明草稿。然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二日,近卫文麿的第三次声明,却把协议内容打了折扣:对于日本自中国撤兵的承诺,只字不提。到了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上海谈判会议桌上,「梅机关」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乃是根据「兴亚院」起草的文件,它的内容更与重光堂协议和近卫声明大异其趣。

汪方心目中的和平基础强调尊重中国主权,他们的原则包括:双方停止仇视对方的教育政策;日方不派政治顾问及限制技术顾问的人数,军事顾问聘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两年后撤除日本驻军;税收归中方政府所有;日本归还所有工商事业、厂矿仓栈等公私有财产;日本归还租界及放弃领事裁判权;日本放弃战争赔偿;中方政府还都南京,使用中国国旗……等等。但是日方带到上海来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却强调「日支满」三国结合建立东亚新秩序,他们的条件包括:日本驻南京使馆负责处理汪政府的外交事事务;各级政府均须聘用日本政治、技术、财政和经济顾问,教师和海关人员;日本防共及治安驻军继续驻屯至治安完全确立为止;日支满共同开发中国资源,及管理中国的陆空河海交通;受日本「保护」的中方财产,将透过适当方式归还……等等。[13]日本这种泰山压顶的「和平」条件,汪方代表如何有力量抵挡?

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折冲,十二月三十日签订的密约,条文仅仅略有改善﹙如恢复两年撤兵完毕、尊重中国行政权和管理权等﹚,一九四零年三月三十日汪政权「还都」南京后,拖到十一月三十日,汪日纔订定「中日调整国交条约」﹙又称「中日基本条约」﹚,它的内容与「日支调整关系要纲」仍然是大同小异,仅在某些文字上,依稀看得出双方讨价还价的痕迹,如取消限制中国军队及由日本建设中国警察及军队之条文、日本顾问限技术及军事、顾问职权由中方规定等。讽刺的是,汪组织讨价还价的筹码,还得依赖外界舆论不停地、毫不留情的口诛笔伐。陶希圣在香港《国际通讯》连续刊登「日汪伪约十论」和报纸上发表的「新中央政权是甚么?」、「长江下游的日本经济独占组织」等文,以及许多重庆方面的批判文章,不但造成汪政权「还都」的延迟,而且还迫使日本在「中日调整国交条约」上作出一些让步。

条约内容一次比一次苛刻,汪精卫为何还要照单全收呢?答案当然是他已经身不由主了。事实上,自从踏进上海土地那一天开始,他就失去抗拒日本人无理要求的力量;他在与日本人谈判之时,手上没有一兵一卒,所谓「来归」的重庆份子微不足道,又得不到他原以为可以得到的反蒋集团的支持,在日本人眼里,他不过是一名逃兵,已无从代表重庆的国民政府,更无力引导重庆政府上桌谈判。「还都」以后,南京政府有了组织,掌握了地方军队,逐渐累积一些实力,比较能够为沦陷区同胞做一点事。但在这种环境中,仍然处处受到日方的挚肘。即使想为同胞尽一点绵力,也被日本视作他们为所欲为的一层障碍。

从在「重光堂」签订的「日华秘密协议记录」起,到近卫第三次声明的「三原则」,汪精卫发自河内的「艳电」,汪日密约「日支调整关系要纲」草案﹙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日支调整关系要纲」签订案﹙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到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中日调整国交条约」﹙一九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每次文件的内容,都有一些变化。我们试作以下的大要比较:

一、「日华秘密协议记录」﹙上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中日缔结共同防共协议,日军可在内蒙﹙防共特殊区域﹚及平津一带驻兵。

中国承认满洲国。

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居住和营业的自由,日本同意撤除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

承认日本的经济优先权,华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给予日本特殊方便。

中国赔偿日本侨民事变的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协议以外的日本军队,在中日恢复和平之后,立即开始撤退。随着治安的恢复,在两年内完成撤兵,中国应确保治安,驻兵地点应在双方会议上决定。

二、近卫第三次声明﹙东京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二日﹚

中国放弃抗日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

中国同满洲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

签订日华防共协议。

在经济合作上,日本不垄断中国经济,也不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的利益。

中国承认日本人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

中国提供日本在东北和内蒙地区资源开发及利用的利益。

日本无领土要求,也不要求军费赔偿。

中国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

日本尊重中国的主权。

积极考虑撤销治外法权和归还租界。

三、「艳电」﹙河内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汪精卫在这里提出的项目,可以说是他单方面对近卫声明的解读与期望:

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及军费赔偿之要求。

日本尊重中国之主权。

中国允许日人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

中国可以收复抗战以来沦陷之各地。

合理解决东北四省问题。

缔结中日防共协议,积极制裁一切违背三民主义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

中日平等互惠,日本不独占中国经济利益,不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

日本军队全部普遍而迅速地由中国撤除。

防共期间内在特定地点之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

中国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国民放弃侵华辱华之传统思想。

四、「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上海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影佐提出之兴亚院草案﹚

地区范围  

由「内蒙及平津一带」扩张为:

华北:长城线﹙不在内﹚以南之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及旧黄河以北之河南省。﹙「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第一之一﹚

蒙疆:内长城线﹙在内﹚以北之地域。﹙「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第三之一﹚

扬子江下游、华南沿海特定之岛屿。﹙「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一:第三、四﹚

注:地区范围大幅扩张。河南北部入归华北;山西北部划入蒙疆。

共同防共及驻军区域

由「承认日军为防共而在中国驻军,将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域」扩张为:

除华北及蒙疆要地之外,尚须「承认日本舰船部队得在长江沿岸之特定地点,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停泊。」及「日本在大体上对于驻兵地域内所存之铁道、航空、通讯及主要港湾水路,保留其军事上之要求权及监督权。」﹙「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二之五、六﹚

注:华北、华中、华南均驻兵且控制一切交通设施。

承认满洲国

由「中国承认满洲国」,改为:

「中国承认满洲帝国,日本及满洲承认中国之领土及主权」。﹙「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一之一﹚

注:中国之领土及主权要由日本及满洲「承认」,而非近卫所说的「尊重」。

政经文化

由「以公正的关系为准则,处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扩张为:

「日支满三国撤废一切政治、外交、教育、宣传、交易等足以破坏相互好谊之措置及原因,且将来亦禁绝之。」﹙「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一之二﹚

「日支满三国协力于文化之融合创造及发展。」﹙「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一之四﹚

注:所谓「文化融合」即是要中国认同日本文化。

撤除治外法权及归还租界

由「日本同意撤除在华的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日本在中国的租界」变为:

「随日支满善邻关系之具体实现,日本逐渐考虑租界及治外法权之交还。」﹙「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一之六﹚

注:由「同意撤除」、「考虑归还」,变为全部「逐渐考虑」。

日本开发中国资源的优先权

由「日华经济合作应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实现密切的经济合作,必须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关于华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给予日本特殊的方便。」扩张为:

「日支满三国对于资源之开发、关税、交易、航空、交通、通讯、气象、测量等缔结所要之协议。」﹙「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三之一﹚

「全中国航空之发达,华北之铁道﹙包括陇海线﹚,日支间及中国沿海之主要海运,杨子江之水运,及华北与扬子江下游之通信,应为日支交通协力之重点。」﹙「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三之六﹚

注:中国给予日本之特殊方便乃「天上地下无所不包」。

撤兵

由「在日华两国恢复和平之后,立即开始撤退。但随着中国国内治安的恢复,将在两年内完成撤兵。」改为:

「第二项﹙按:指华北及蒙疆之要地﹚以外之军队,视全部及局部之情势如何,当尽量从速撤退,但现驻华北及长江下游之军队,当继续驻屯至治安确立时为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二之四﹚

注:「两年撤完」改为「尽量从速撤退」,而「情势」、「治安确立」的认定,没有明确规范,势必要听日本人自行解释。

赔偿

由「中国应赔偿日本在华侨民因事变造成的损失」改为:

「中央政府赔偿事变以来日本臣民在华所受权利利益之损失。」﹙「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备考之一﹚

注:「权利及利益损失」属于「后果之损失」,它可以是无穷的,这是任何商业合约都必须避免的字句。否则出了问题,赔掉公司也赔不完。

军队

规定「中国在日本军驻屯区域内之警察及军队等武装团体之配置,及军事设施,暂时以治安及国防上必要之最少程度为限。日本对于中国军队警察队之建设,由顾问及教官之派遣武器之供给。」﹙「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二之七﹚

注:此条重光堂协议及近卫声明均无。

顾问

规定「日本派遣所要之顾问于新中央政府,以协力于新建设,特别在强度结合地带及其它特定地域内之所要机关,配置顾问职员。」﹙「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一之五﹚

注:此条重光堂协议及近卫声明均无。

上海、厦门及海南岛

「日支协力建设新上海。」﹙「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三之七﹚

注:此条重光堂协议及近卫声明均无。   

「汪方承认厦门为特别行政区域之事实」﹙「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第四﹚

注:此条重光堂协议及近卫声明均无。

「华南特定岛屿中,在海南岛设置中央政府直辖之局地的行政组织」﹙连军事处理机关﹚」﹙「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第五﹚

注:此条重光堂协议及近卫声明均无。

五、「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经过上海谈判后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签订﹚[14]

地区范围

原条文:

华北:长城线﹙不在内﹚以南之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及旧黄河以北之河南省。﹙「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第一之一﹚

蒙疆:内长城线﹙在内﹚以北之地域。﹙「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第三之一﹚

扬子江下流、华南沿海特定之岛屿。﹙「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一:第三、四﹚

新条文:

华北:长城线﹙在内﹚以南之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的地区。﹙签订案「秘密谅解事项第一」第一之一﹚

蒙疆:内长城线﹙不在内﹚以北的地域。﹙签订案「秘密谅解事项第一」第五之一﹚

扬子江下流、华南沿海特定之岛屿。﹙签订案附录一:第三、四﹚

注:长城线本身划归华北。

共同防共及驻军区域

原条文:「日本将所要之军队驻札于华北蒙疆之要地。」﹙「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二之二﹚

新条文:「日本须把必要的军队驻札于蒙疆和华北的一定区域。注:所谓『华北的一定区域』,是指『华北必要和特定的区域』的意思」﹙签订案附录二:第二之二﹚

注:把「要地」的定义,解释为「华北必要和特定的区域」。

原条文:「承认日本舰船部队得在长江沿岸之特定地点,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停泊。」及「日本在大体上对于驻兵地域内所存之铁道、航空、通讯及主要港湾水路,保留其军事上之要求权及监督权。」﹙「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二之五、六﹚

新条文:「中国对于日军驻札地域和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口和水路,须根据另项协议规定,适应日本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但是日本在平日须尊重其行政权及管理权。」﹙签订案附录二:第二之二、三﹚

注:「舰船部队」包括在广义的「日军」之内;「长江沿岸、华南特定岛屿」包括在「主要港口和水路」之内。另加「尊重中国行政权及管理权」之条文。

承认满洲国

原条文:「中国承认满洲帝国,日本及满洲承认中国之领土及主权」。﹙「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一之一﹚

新条文:「中国承认满洲帝国,日本尊重中国的领土和行政的完整及主权的独立。」﹙签订案附录二:第一之一﹚

注:增加「日本尊重中国的领土和行政的完整及主权的独立」之条文。

政经文化

原条文:「日支满三国撤废一切政治、外交、教育、宣传、交易等足以破坏相互好谊之措置及原因,且将来亦禁绝之。」﹙「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一之二﹚

新条文:「日、满、华三国须废除除政治、外交、教育、宣传、贸易等各方面有破坏互相友好的措置和原因,并在将来严加禁止。」﹙签订案附录二:第一节之二﹚

注:无变动。

原条文:「日支满三国协力于文化之融合创造及发展。」﹙「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一之四﹚

新条文:「日、满、华三国对文化的融和、创造和发展须予协助。」﹙签订案附录二:第一节之四﹚

注:由主动的「日支满协力」改为较为消极的「须予协助」。 

撤除治外法权及归还租界

原条文:「随日支满善邻关系之具体实现,日本逐渐考虑租界及治外法权之交还。」﹙「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一之六﹚

新条文:「日本因日、满、华善邻关系之实现,须逐渐考虑交还租界和治外法权等」﹙签订案附录二:第一之五﹚

注:被动的「随日本逐渐考虑」改为主动的「因须逐渐考虑」。

日本开发中国资源的优先权

原条文:「日支满三国对于资源之开发、关税、交易、航空、交通、通讯、气象、测量等缔结所要之协议。」﹙「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三之一﹚

新条文:「关于贸易,须尊重关税自主和双方的利益,采取妥当的关税和通关手续等,以振兴日、满、华之间的一般通商,同时日、满、华,特别与华北之间的物资供应,在不妨碍各自自给的范围内,须做到便宜合理。」﹙附录二:第三节之四﹚

新条文:「关于发展中国的交通、通讯、气象及测量,日本根据与中国的协议,给中国必要的援助乃至合作。」﹙签订案附录二:第三之五﹚

注:「资源开发」,由主动的「日支满三国之开发」,改为被动的「发展,给中国必要之协助」;另增「尊重关税自主」条文。

原条文:「华北蒙疆之资源,尤其对于埋藏资源之开发与利用,中国由于共同防卫及经济结合之见地,应与日本以特别之便利,即在其它之地域,关于特定资源之开发利用,由经济结合之见地,亦与以必要之便利。」﹙「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三之二﹚  

新条文:「关于华北和蒙疆的特定资源,特别是国防上必要的地下资源,根据共同防共及经济合作观点,由日华合作开发。至其利用,须考虑中国的需要和对日本提供特别的便利。在其它地域,有关国防上必需的特定资源的开发利用,根据经济合作的观点,也要对日本提供必要的便利,但利用方面须考虑中国的需要。」﹙签订案附录二:第三节之一﹚

注:笼统的「埋藏资源」改为「国防上必要的地下资源」,且由「日华合作开发」;「应与日本以特别之便利」改为「须考虑中国的需要和对日本提供特别的便利」。

原条文:「全中国航空之发达,华北之铁道﹙包括陇海﹚,日支间及中国沿海之主要海运,杨子江之水运,及华北与扬子江下游之通信,应为日支交通协力之重点。」﹙「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三之六﹚

新条文:「中国对驻兵地域及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口和水路,根据另项协议规定,须适应日本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但是日本在平时须尊重其行政权和管理权。」﹙签订案附录二:第二之三﹚

新条文:「发展全中国的航空、华北铁路、日华间和中国沿海主要海运、长江水运和华北、长江下游的通讯,为日华交通合作重点。」﹙签订案「秘密谅解事项第四」﹚

注:内容无变动,仅增加「尊重中国行政权及管理权」之条文。

撤兵

原条文:「第二项﹙按:指华北及蒙疆之要地﹚以外之军队,视全部及局部之情势如何,当尽量从速撤退,但现驻华北及长江下游之军队,当继续驻屯至治安确立时为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二之四﹚

新条文:「日本在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约定地域以外的军队,并于治安确立两年内撤完。在此期间,须确立治安。」﹙签订案附录二:第四之一﹚

注:恢复重光堂协议「两年撤兵完毕」之承诺,并规定于「治安确立」两年内撤完。但是时程方面,重光堂协议说「在日华两国恢复和平之后,立即开始撤退。但随着中国国内治安的恢复,将在两年内完成撤兵」此处说「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立即开始撤退」改为「开始撤退」,失去实时之主动性。

新条文:「关于必须共同维持治安期间的驻兵地域及其它,须在日华协议上规定之。」﹙签订案附录二:第四之二﹚

新条文:「关于因共同维持治安,舰船部队的驻札、停泊的地域和其它,须在日华协议上规定之。」﹙签订案附录二:第四之三﹚

注:治安驻兵之地区及期限留待日后之日华协议中规定。

「但是日本在平时须尊重其行政权和管理权。」﹙签订案附录二:第四之四﹚

注:增加「尊重中国行政权和管理权」之条文。

赔偿

原条文:「中央政府赔偿事变以来日本臣民在华所受权利利益之损失。」﹙「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备考之一﹚

新条文:「中国须补偿自事变发生以来,日本在中国的侨民所蒙受的权利、利益的损失。」﹙签订案附录二:第五之三﹚

注:改「臣民」为「侨民」;「权利及利益损失」无变动。

军队

原条文:「中国在日本军驻屯区域内之警察及军队等武装团体之配置,及军事设施,暂时以治安及国防上必要之最少程度为限。日本对于中国军队警察队之建设,由顾问及教官之派遣武器之供给。」﹙「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二之七﹚

新条文:「日本为了建设中国军队及警察部队,根据日华协议,供给武器,但不妨碍中国自制和向第三国购买。」「中国对于在日本军驻札地区内的军队和警察队等武装团体的配备及军事设施,要互相协调、慎重注意。」﹙签订案「秘密谅解事项第八」第二、三﹚

注:取消武器装备之限制,中国可自制和向第三国购买武器。

顾问

原条文:「日本派遣所要之顾问于新中央政府,以协力于新建设,特别在强度结合地带及其它特定地域内之所要机关,配置顾问职员。」﹙「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一之五﹚

新条文:「中国根据另项规定,关于日华合作事项,须聘请日本顾问和职员。」﹙签订案附录二:第五之一﹚

新条文:「中央政府不聘请政治顾问」﹙签订案「秘密谅解事项第七」第一之一﹚

新条文:「顾问不参与一般行政」﹙签订「」秘密谅解事项第八」第四之三﹚

注:「日本派遣」改为「中国聘用」;日本顾问和职员之聘用问题另项规定,但不聘政治顾问;顾问不参与行政。

上海、厦门及海南岛

原条文:「日支协力建设新上海。」﹙「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三之七﹚

新条文:「关于新上海的建设,日本根据与中国的协议,给予必要的援助和合作。」﹙签订案附录二:第三之六﹚

注:由主动的「协力建设」改为较消极的「给予必要的援助和合作」。 

原条文:「汪方承认厦门为特别行政区域之事实」﹙「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第四﹚

新条文:「中央政府设厦门特别市」﹙签订案「秘密谅解事项第一」第四﹚

注:由「汪方承认事实」改为「中央政府设立」。

原条文:「华南特定岛屿中,在海南岛设置中央政府直辖之局地的行政组织」﹙「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第五﹚

新条文:「中央政府以海南岛和附近各岛屿划为一省」﹙签订「」秘密谅解事项第一」第五﹚

注:由「行政组织」改为「省」。

六、「中日调整国交条约」﹙南京一九四年十一月三十日﹚[15]

地区范围

注:除驻军区域外未再强调区域范围。

共同防共的驻军区域

对于足以危害两国安宁及福祉之一切共产主义的破坏工作,共同防卫之。依据两国间另行议定,驻屯军队于蒙疆,及华北之一定地区。」﹙「基本关系条约」第三条﹚

注:此处加「依据两国间另行议定」,较具弹性。

「在必需维持共通治安之期间内,日本国军队之驻屯地域等事项,两国间另行协议定之。」﹙「基本关系条约」第四条﹚

注:此处亦加「两国间另行议定之」的字句。

「中华民国政府允许日本国基于历来之惯例,及为确保两国共通利益,在所要期间内,依据两国间另行议定,得驻留其舰船部队于中华民国领域内之特定地区。」﹙「基本关系条约」第五条﹚

注:此处亦加「依据两国间另行议定」。

「日本国应将必要的舰船部队驻札于长江沿岸特定地点和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以及有关地点,日本国的军舰和船只得在中华民国领域内的港湾水域自由出入、停泊。两国约定,在华南沿海特定岛屿以及有关地点,进行紧密的军事协力。」﹙「附属秘密协约」第一条﹚

「对驻札于中华民国领域内的日本国军队所在地区和有关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湾和水路等等,按照两国间另外的协议,须答应日本国有关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但在平时,日本国应尊重中华民国的行政权和管理权。」﹙「附属秘密协议」第二条﹚

注:此处亦加「按照两国间另外的协议」。

承认满洲国

另订「中日满共同宣言」。

注:加「相互尊重主权及领土。」

政经文化

「撤废一切政治、外交、教育、宣传、交易等事项,足以破坏两国间好谊之措置及原因,且将来亦禁绝之。」﹙「基本关系条约」第一条﹚

注:无变动。

撤除治外法权及归还租界

「日本政府应撤废其在中华民国所享有之治外法权,并交还其租界,而中华民国政府则应开放其领域,使日本国臣民得居住营业。」﹙「基本关系条约」第七条﹚

注:重光堂协议说「日本同意撤除在华的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日本在中国的租界。」密约草案及修正案则说「日本逐渐考虑租界及治外法权之交还。」此处说「应撤废治外法权」「并交还其租界」;「考虑」之字不复出现。

日本开发中国资源的优先权

「关于华北及蒙疆之特定资源,尤其国防上必要之埋藏资源,中华民国政府,允诺两国紧密协力开发之。关于其它地域内,国防上必要之特定资源之开发,中华民国政府应予日本国及日本国臣民以必要之便利。关于前项资源之利用,考虑中华民国之需要,而中华民国政府积极的予日本国及日本臣民以充分之便利。」﹙「基本关系条约」第六条﹚

「两国开发厦门和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特定资源。中华民国政府应对日本国及其臣民提供充分的便利,特别应满足日本国的国防上的要求。」﹙「附属秘密协约」第二条﹚

注:此处加「允诺」二字,语气似较密约温和。又,「对日本提供特别便利」改为「予日本国及日本臣民以充分之便利」其范围包括官方及民间,「日本臣民」二字又复出现。

撤兵

「日本国军队除根据本日所签订之关于中华民国日本国间基本关系条约,及两国间之现行约定而驻屯者外,于两国间恢复全面和平战争终了时,开始撤兵,并应于治安确立二年以内撤兵完毕,中华民国政府在本期间内,保障治安之确立。」﹙「附属议定书」第三条﹚

注:「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改为「两国间恢复全面和平战争终了时,开始撤兵」,后者定义更加严格;又,「在此期间,须确立治安」改为「中华民国政府在本期间内,保持治安之确立」改为「治安确立」,日本驻军于撤退期间将完全不负责治安之保持,增加了「治安确立」的难度。

赔偿

「中华民国政府应补偿日本国臣民,自事变发生以来,在中华民国因事变所受之权利利益之损害。」﹙「附属议定书」第四条﹚

注:「须补偿」改为「应补偿」;「臣民」又取代了「侨民」,明显不承认中国为日本之外国。

军队

注:不再提限制中国军队及由日本建设中国警察及军队。

顾问

「中华民国政府按照与日本国政府间另外的协议规定,关于中、日协力事项,须招聘日本人任技术顾问和军事顾问,并任用日本人为职员。上述顾问的职权和工作细则,按照两国间另外的协议,由中华民国政府规定之。上述职员的任务,根据中华民国法令规定之」﹙「秘密交换公文」甲第五条﹚

注:密约草案及修正案均硬性规定中国聘请日本顾问及职员,此处规定顾问为技术顾问及军事顾问。顾问及职员之职权、工作细则、任务由中方规定。

上海、厦门及海南岛

「共通建设新上海」﹙「秘密交换公文」甲第三条﹚

注:无变动。

「中日调整国交条约」之中虽然包含了一些语句上的修改或增进,但那不过是些表面文章而已,并无实质意义。这些枝节文字,或能满足汪方一点成就感以自我安慰,并不能掩盖整个条约是一个不平条约的事实。陈公博就在《八年来的回忆》中写道:

在中日基本条约签定以前和在签定以后,我一直都反对。汪先生叫我参加讨论,我坚持不肯,因为我知道要修改只是文字上的事。在签定后,阿部信行大使问我基本条约会不会发生影响。我说:「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因为,第一,所谓基本条约,顾名思义,应该谋中日两国友好的百年大计,照这样条约的内容,连停战协议都够不上,更谈不上基本。第二,照近卫声明口口声声说东亚新秩序,但基本条约内容无一不是旧秩序,而且是旧秩序中最坏的恶例。」[16]

可是也有人不那么看,且姑妄听之。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汤良礼说:「中国以前签定的涉外条约,譬如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割让香港﹚、天津条约﹙一八五八,赔军费、开放内河通商﹚、马关条约﹙一八九五,赔款、割台湾﹚、辛丑条约﹙一九零一,赔关银四万万五千万两、外国驻兵﹚等,都是在强权压迫下签定的丧权辱国条约,而汪政权的南京政府和日本之间的条约,是经过长时间谈判完成的产品。基本条约最显著的地方,在于日本不要求中国割地赔款,答应撤除治外法权和归还租界,而且真的归还了大部份沦陷区的工厂、矿场和商业。相对于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必须负担协约国驻扎军队的全部费用;相对于八国联军清廷战败除赔款之外,还要容许联军||特别是日军,无限期驻屯华北,基本条约既包括日本自费驻军、非占领的共同防卫、限期撤兵等等条款,应该不能算是不平等条约」云云。[17]  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无非是为自己的丧辱行为强加粉饰而已。

 

注釋
 

[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傀儡组织〉﹙三﹚。

[2]    三电均见周谷《高宗武笑谈当年事》。

[3]     1940122日香港《大公报》第一版。

[4]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版页115;《周佛海日记》1940122日﹕「晚与思平谈高、陶之事,愤极之余,澈夜未睡。拟回沪发表长篇声明,说明内容及吾辈态度,以正国人之视听。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必杀之也。」

[5]     蔡德金《陶希圣高宗武关于「日汪密约」的参与、出走与揭发》。

[6]     1940126日《南京新报》。

[7]      据邦克记载,高宗武说文件是他夫人沈惟瑜摄影的,见邦克《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日战争》页184〈高宗武谈话〉。

[8]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页453-454:〈陶希圣致胡适〉。

[9]      1940123日重庆《大公报》。

[10]     两篇文告均见1940124日重庆《大公报》。

[11]     参阅1940122日香港《大公报》社论。

[12]     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页190

[13]      Chia-lin Pao Tao, The Role of Wang Ching-wei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pp.121-123

[14]     原文见《日本外交档案S493号》: 〈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协议书类〉。

[15]     原文见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页1259-1271附录五。

[16]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苦笑录》页417-418

[17]      Chia-lin Pao Tao, The Role of Wang Ching-wei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pp.1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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