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上海谈判与高陶脱离

陶希圣回忆说:「我曾两度写信给胡适,我所处的地位是:我不是间谍,也不是做情报,但既发现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我怎能不说。我是以观察地位与胡适通信,前后两封,在河内所发的信表示汪先生出来从事和谈,但并不是反蒋。第二封信,表示和谈至今已不行了,日方的目的不在和谈,而在灭亡中国。」

一、陶希圣随汪去沪的几种臆

关于父亲随汪脱汪的真实背景,除了他在自己多篇文章中有详尽的叙述外,是否尚有不为人知的动机和内幕?数十年来有许多不同的臆测。[1]如前所述,父亲从一九二六年至三七年的活动,是为文、辩论、教书和著书。尤其在一九三一年以后在北京当教授的那段时间,是他一生学术成就的最高峰。一九三七年就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主任时,他才三十八岁。是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他应邀出席庐山谈话会,从此开始从政。他于八月加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九月被选为国民参议员。一九三八年一月,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与周佛海同办「艺文研究会」,七月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此时父亲处于横跨学政两界,正可为国家大事一展抱负之际,主客观上既无学界不得意,或政界仕途受阻的因素存在,更没有造成他必须改变环境的诱因。若谓他为了个人的目的,放弃在学政界已经拥有的一片天地,而去铤而走险,以出卖国家换取不确定的利益,是很难令人相信的。

至于所谓「卧底」的说法,其真实性值得怀疑。蒋介石是否曾经密示父亲随汪出走,相机劝汪回头,只有他们两人心里明白,他们不说,别人无法证实;但可以确定的,是父亲的确想去上海劝汪停止在沦陷区「组府」。至于到上海之后私设电台跟重庆密电通讯,依笔者亲身之体验,那是不可能的。父亲是个连换电灯泡都不敢,手电筒装干电池都会装反的人,教他在外有密探、内有乔装仆佣的家中安装秘密电台,用摩氏密电码收发电报[2],是绝难办到的。至于伪装汪氏亲信从事「卧底」的间谍行为,了解父亲个性的人,甚至父亲的敌人,都认为是匪夷所思。如以一九三九年重庆中央党部开除汪等人之党籍,并由政府下令通缉,而父亲榜上无名这件事来证明他为蒋所派,恐怕也很牵强。不错,他的名字是蒋介石从党部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名单上剔除的,但这并不能代表与「卧底」有关。笔者揣测蒋的这个举动,毋宁相信父亲是为他所「谅」,而非他所「派」。何况,如果真的是「卧底」,则更没有不与其它人一同被开除党籍而故露形迹的道理。证之后来蒋介石要父亲长期为他撰写重要文告及专书,显然是比较欣赏他的见解与文才的。退一万步来说,如果父亲果真卧底成功,岂非大功一件,那他为何脱离上海之后还要为此事悔恨交加,更于四十年后为文感谢蒋公「不杀之恩」呢?[3]父亲的北大学生何兹全回忆他在重庆时,跟他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在和陶先生的谈话中,我希望他离开侍从室,到一个大学去教书,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去。他说我不懂事。他说:他留在侍从室,骂他的人看见他也得说两句好听的恭维话。如果到一个学校去教书,人人会踹他两脚,指着背骂「莽大夫」![4]我问过他,外人讲蒋汪是唱双簧,是否如此。他说,不是。「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

一九八六年八月七日,父亲接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第十次访问[5],关于揭发「汪日密约」的动机,他说:

我曾两度写信给胡适(按:第一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卅一日、第二封一九四年一月十五日,我所处的地位是:我不是间谍,也不是做情报,但既发现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我怎能不说。我是以观察地位与胡适通信,前后两封,在河内所发的信表示汪先生出来从事和谈,但并不是反蒋。第二封信,表示和谈至今已不行了,日方的目的不在和谈,而在灭亡中国。[6]

对抗战前途悲观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父亲当时确实是跟一些比较悲观的学者一样,对于抗战的前途,忧心忡忡,认为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奋起高呼「长期抗战」、「焦土政策」,以我国国防实力与军队素质,是否有必胜的把握?如不幸战事失利,则国家败亡、生灵涂炭,将如何善其后?是否有其它舍战争而可保全国家的途径?唱此种低调的学者,其实为数不少,胡适与他们亦有过从。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一直主张通过外交交涉,以待各种情势的转变。一九三三年国际联盟调解失败,日本退出国联,他仍然撰文说:「一九一四年比利时全国被德国军队占据蹂躏之后,过了四年,才有光荣的复国。一八七一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他又说:「我们也许应该等候四年,我们也许应该等候四十八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甚么?」七七抗战发生之后,汪精卫偏向于直接与日本谋和,胡适则主张借助国际的力量与日本周旋。虽然谋和的手段和方法不同,汪、胡都想以「最大的和平努力」谋取和平。[7]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卅一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后二日﹚,父亲给已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一信:

我反对一元外交,主张英美路线。我指出外国的军事制裁为不可能,指出历次大战危机之不致成为大战,事实的判断丝毫没有错误。六月十七日,宇垣宣布他的外交政策,我力言中国应乘机打开和平之路。不幸宇垣的政策不行,在欧洲紧张的时候辞职了。我判断如果佐藤、有田之中[]一人继任,则转圜仍然有望。十一月三日,近卫以宣言改变了一·一六宣言的态度,可以与国民政府交涉。十一月六日有田登台,引起英美法与日本之间的门户开放争议,战局转圜大有可望。我的建议当然是很老实的说中国应谋转圜。

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全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财政是一年廿七万万,收入不到两万万。壮丁补充大成问题。焦土政策引起人民怨恨,至长沙事件而达于极点。这样不可乐观的内容,到了这样一个外交情势,当然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这时候,国民参政会二次大会开会,共产党挑起蒋、汪的感情,使其疏远,同时对我下严重警告。他们说话,明白说俄国不能进一步相助,又明白说中国要断绝伦敦路线,只走莫斯科的路。我是受危难了。蒋先生十二月八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于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的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见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任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决心去国。没有带出一个多的人,只有公博、佛海及希。我们不想作积极的打算。我们第一,想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再向蒋公建言力劝其乘时谈判。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我们一样爱护蒋先生,支持战局。我们不同的只是认定再打下去,只有更加沦亡,更加无望,应当及时谋战事的结束。

汪在过去与蒋先生分手,便立在反对的地位。这一次,没有反对的余地可以站立,所以汪的态度,是建议被拒,即便退休,断乎没有再作反蒋的可能与意志。这是我们要先生知道的。更要先生知道的是中国确实没有法子打了。说「打」只不过把军队向日本军队到不了的僻地「拖」,向荒僻的处所「缩」(「拖」与「缩」是张岳军的话)。我们的意见是既不能打,就只有和。一般的意见,不能打乃是真打,败即是胜。我们是很痛心这样的诡辩的。[8]

这是父亲当时对时局的看法,他对战争的情势非常悲观,对于蒋介石不假思索地拒绝日本和议感到焦虑,对于一年半来的努力进言竟变成罪状尤觉灰心。所谓蒋「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自然指的是西安事变以后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以及七七事变后国共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父亲认为中共是企图藉国共统一战线的机会来扩充并巩固自己的势力,以期夺取国民党的政权,因此对抗战的结果,不论胜败,都感到恐惧。父亲是坚决反共的,也显然是主和的。但「主和」绝对不是「投降」、「谈判」绝非「通敌」,这是他坚守的信条。他认为「和」与「战」并非不可兼容,实际上双方作战之时,是可以同时进行和平交涉的。调停行动是双方取得战争利益或减低军民伤亡的手段,放弃调停则可能失去作战的最终目的。如果中日和谈失败,他将继续支持蒋领导抗战,即「战与蒋战」;如果和平之路能够打开,那么仍旧由国民政府与日本谈判,即「和与蒋和」。父亲尝说「不得不战而战,战乃所以为国家;不能再战而和,和乃有裨于民族。」虽然是「书生而论政,论政犹是书生」的理想论调,但不可否认,这种忧国忧民的「低调」与「和与战」的理论,其关心国家祸福与民族存亡,是充满了赤诚和善意的。

一九二七年,父亲在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任内与汪精卫一派人士接近。从此亦学亦政,成为具有汪系色彩的学者之一。关于前面提到的「艺文研究会」,他说过,由南京到武汉他是经常与汪精卫晤谈之一人,每天或至多隔两天,总要见他,「艺文研究会」成立之后,遇事都去请示。

从这些事实看来,父亲于一九三九年被汪力催,迟疑再三后不顾一切地随汪出走上海,实乃中国文人传统上「知遇之恩当以死报」的思想所驱使。而在和汪派人士共同参与对日谈判四个月后﹙严格说来参与谈判只有两个月﹚,毅然逃出虎口,则是看透了敌人表面上的所谓和谈,实际上是在进行诱降与吞并的技俩,眼见汪已坠入日方之彀而不能自拔,他不愿坐视国家沦亡,自己身败名裂,而与高宗武先生于签订密约前最后一刻所作的决定。整个事件从发生到结束,完全是一介书生单纯的一念之差,与危急时刻的悬崖勒马。父亲的赴沪与逃港行为,固然是出自他个人的意愿与判断,而世人于饱加毁誉之余,对于他挣扎于那个复杂环境之中,内心的悔恨、痛苦、与无奈,相信包括领导八年抗战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在内,是寄予同情与谅解的。父亲在给琴薰姐的家信中曾说:「人徒有学问而无决断乃自误耳,我为覆车之鉴。」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未能拒汪以至陷入窘境的自愧与内疚。

二、赴沪前的彷

父亲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随汪精卫到河内,廿九日去香港,与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同住九龙约道五号。次年二月廿六日,母亲带了我们一群孩子乘搭滇越铁路法国「米契林火车」离开昆明,直驶海防转乘轮船,于三月六日抵达香港。泰来哥六十年前的日记中,对于这段旅程,有以下的记述:

火车中午过开远,车停一小时,让旅客下车午餐,下午继续行程,晚上到河口,此为云南与安南之边界,须经安南海关检查,并且在老开换卧车。廿七日凌晨又换车,下午抵达海防。三月一日,姐姐和我及琤随父亲的学生鞠清远乘小汽车去河内游览,那天正好是阴历元宵灯节,安南人在公园的湖里放花灯,女人们也穿著各种颜色的衣服在公园里游玩(听说她们平日只穿黑白衣服)。我们也逛过一座庙宇,里面供奉真武大帝,龟蛇二将,乃是湖北的神祗。三月四日上午,搭「小广东」号轮船,下午开船直航香港,三月六日抵达香港。船到香港,进鲤鱼门之后,就有许多小汽艇围拢来,汽艇上面的人用带铁钩的缆绳搭到轮船甲板边的栏杆,就像海盗一般地爬上来。上来之后,见旅客的行李就抢,一时之间,使我们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旅馆派来兜生意的。

我们到香港后,住进九龙太子道三百五十一号公寓二楼。梅思平一家住在楼上单位,父亲与他经常见面谈话,我们也上楼去吃过饭。那时春季已经开学,我们只得设法补习。父亲的燕京大学学生连士升[9],任教于香港大学,他介绍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太太罗勃斯﹙Mrs. Roberts﹚替琴薰姐和泰来哥补习英语,姐姐则在家给我和晋生弟补习。父亲与梅思平、周佛海等人每次见面,神情都显得甚为焦虑,后来才知道他们为在河内的汪精卫夫妇应否进入沦陷区,有激烈的争论。父亲为了需要冷静思考,另在山林道公寓租了一个单位,独自居住,他的几位学生来到香港后也住进山林道。泰来哥的日记又写道:

住山林道的有鞠清远、武仙卿、曾资生、沈巨尘等人。每日无所事事,时常邀我们一起看电影,吃小馆子。山林道并且请了一位姓马的大师傅,办理住客的伙食。这时,消息传来,有刺客潜入河内汪精卫的居所,枪击曾仲呜至死。汪因与曾换房而幸免于难。此亦促成汪决定前往日占领区。不久,周佛海及梅思平等潜往上海。汪夫妇亦由河内潜赴广州。

何兹全在重庆,时常跟父亲通信,他在《悼念我师陶希圣先生》一文中提到老师给他的一封信,他写道:

陶先生的亲兵,只有我一个人留在重庆。我给陶先生写信说:只有在重庆国民党几百万大军的基础上,和日本才有和谈可言;离开重庆这个基础,只有投降,没有和平。这封信,可能使陶先生很受感动,这由他回信可知。[10]

父亲的回信写于一九三九年六月五日﹙见第十二章第一封信﹚,即从香港赴上海之前两个月又二十天,汪精卫率众人赴东京﹙五月三十一日﹚,等待会见日本平沼首相之际。他在信中分析日本和战的意向、汪组织的处境、结束战争的展望、以及透露内心的焦虑与彷徨。写道:

兹全兄大鉴:手书至为感动。弟现正在于悬挂空中之境遇。弟以为中国对敌「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至其主体则「战由国府战,和与国府和」,如此始可不至于「战既不能,和不由我」。此皆在国内时,曾为当轴深言之者也。迄今仍坚持不变,此坚持不变之立场,不因他人之转变而动摇,以至自处于十二万分之苦境,然亦不怨也。

敌国对中国之政策,目的在结束战争,然亦不辞长期战争。盖彼国已苦于此战,故政治家及稳健军人皆主张早日结束战争。但国际环境则有利于彼之进取,故亦不辞长期战争也。(近来彼盛传其不参加阵线之政策以与英美讲价,此种政策颇收宏效,盖英日之接近,较以前更进矣,故欧洲之阵线对峙,有利于彼如此)。以汪树立新中央政府,为其长期战争中不可免之事,然由彼之结束战争之期待而言,则此举止有延长战争之效,故彼固不亟亟于此也。如其无法劫制国府讲和,始出于此一着,故汪之于彼更无具体切实之把握,彼虽不弃汪,亦不愿即斩断国府之路。因之谓汪即将组府者,姑无论汪之下有人力主与否,断不能很早成为事实也。倘使三个月内无此事之发生,则战争之结束未始无望。此间盛传秋季结束战争,盖非无因。

汪之旧人不恤离去以相争,只有某某新交力主组府,然组府岂易为哉。弟今已在离去之夕矣。……

父亲既已于六月初看出日本当时「已苦于此战」,对于汪氏树立「新中央政府」似乎并不十分热心,甚至有弃汪的可能,而自己对结束战争具有相当乐观的期望。他认为「组府之事,岂易为哉」,又说「汪之旧人不恤离去以相争,弟今已在离去之夕矣。」等语,可见他并不赞同汪精卫以组织新政府来与日本谋和的作法,且有离去之意。然而不旋踵间,两个多月后又跑去上海与汪会合,此中之种种转折,到底为何?何兹全有这样的看法:

陶先生人是绝顶聪明,就是疑心大。越是大事,往往越犹豫不决。据我想,他去香港前,已经犹豫苦恼了好久。和汪是旧关系,经不住汪的强拉,就跟着跑了,一走出国门就后悔了。我的信,正合了他后悔的一面。[11]

犹豫苦恼之际,父亲认为「组府」之路不但无法结束战争,反而更可能延长战争。果真如此,则汪精卫必将坠入日方欲藉所谓「结束事变」的侵吞条件以控制中国的诱和陷阱,「主和」变成「投降」,汪精卫将成为日本军阀的帮凶,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矣。父亲在想,以他跟汪氏的交情,到上海去也许有可能导正这种错误,或者最低限度可以减轻意志薄弱的汪氏可能犯下更多的错误。离港前夕,父亲以伍子胥与申包胥的故事对我们叙述自己的心情,他想去上海阻止汪入南京组府的计划。先姐琴薰在《我家脱险的前后》[12],文中有一段描写父亲离港赴沪前夕的心情:

我的父亲-陶希圣先生,于去年八月二十六日离港赴沪,今年一月三日离沪返港,计算起来,他在上海只逗留了四个月。但,这短短的四个月的时日,在我们和他自己却已感到太冗长太难挨了。

我虽是一个稍大的孩子,但父亲从来不和我谈什么政见。不过自出国到香港以后,父亲和母亲忧愁悲伤的情绪,却是我看得出的,尤其是在他离港的前夕,向我说的那一段沉痛的谈话,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他说:

「春秋时代,楚国有两个人:一个是伍子胥,一个是申包胥。他们二人是好朋友,但他们的志向却完全相反。伍子胥对申包胥说:我立志要亡楚,申包胥发着誓的回答道:我立志要存楚。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现在,我要到上海去,为的什么呢?周佛海、梅思平两先生立志要送汪先生进到南京,我立志要去阻止他。我留在香港没有用,一定要到上海去救出汪先生。我要保存中华民国的体制,要去把主和投降两件不同的事分开。

「我是一个书生,过去的几十年,本着祖传的家教,研究了十几年的法律。我不曾作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然而从前我把周佛海、梅思平引见汪先生,现在竟成为我良心上的苦痛,这是我追随汪先生十余年来唯一对不起他的事。现在我便是想赌着生命到上海去纠正他们,以尽我心。

  「我早已告诉过你们,我的生命安全是绝无保障的。今天我活着,也许明天我就死了;上午我是和你们在一起,下午或者就会遗弃下你们。这一次的走,尤其是可悲的。以后我四周的危险会更多些,更密些,你们是知道我的,留下的那一本我的日记,等待我不幸死后,你们再细细地看吧!」[13]

这一段话可以同父亲于事件二十三年后﹙一九六三﹚所写的随笔《乱流》一文相印证。该文记述随汪脱汪之经过,题为「乱流」,取古诗箜篌引「公无渡河」小序里的字句。此诗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将奈公何。」再过十五年﹙一九七八﹚,父亲在《八十自序》中又提到「公竟渡河之悲剧」,其寓意是不难明白的。[14]  

三、「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形

汪精卫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六日抵达上海之后,于二十八日向日本提出「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其主要内容为:﹙一﹚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维持党的法统,藉以收揽人心;﹙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包含各党各派,实行改组国民政府,并决定政府人事;﹙三﹚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取消南北两组织,以示统一,并号召重庆人员来归。[15]

五月三十一日,汪精卫率领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首途前往东京。他们到后,未能立即见到日本政府要员,因为陆军中央、外务省、海军省、兴亚院等有关方面并没有就汪系人马的到来有所准备。他们临时分别命令驻中国各地的日军及各机关的参谋长级军官,迅速赶回东京与中央各机构进行协议。[16]

六月五日,日本政府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汪精卫五月廿八日提出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决定五项原则:﹙一﹚与既成政权以适当协作的方式,建立新中央政府;﹙二﹚承认临时、维新两政府行政区域内之工作,汪政权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在青岛、上海或广州举行;﹙三﹚同意使用「国民政府」的名称,及在国旗党旗上部附加「和平、反共、建国」黄色布片;﹙四﹚明确表示「日、满、华」三国睦邻结合;﹙五﹚预定本年内建立新政府。[17]

六月六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树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六项原则:﹙一﹚新中央政府以汪精卫、吴佩孚、临时及维新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为构成份子;﹙二﹚新中央政府以「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御前会议通过﹚为准绳;﹙三﹚树立新政府特别需要人的素质与基础能力;﹙四﹚政府体制以分治合作主义为准则:即华北为国防上与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蒙疆为高度防共自治地区,长江下游为经济紧密结合地带,华南沿海特定岛屿设立特殊地位;﹙五﹚允许不容共抗日的三民主义存在;﹙六﹚如果重庆政府放弃抗日容共政策、更替人事、及接受上列第一、二项,得成为新中央政府的构成份子之一。[18]方针的主旨,显然在于日本希望汪精卫与南北两现存政权合流,成立以具有素质和基础能力者为首的「中央政府」,实行「分治合作原则」,即保持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的各自独立。这位素质能力俱佳的首脑人物,当时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吴佩孚﹙后因拒绝合作被日本医生毒死﹚。

六月八日,重庆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称:「汪精卫违背国策,罔顾大议,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扰大计。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沪,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纲纪。」[19]

六月十日,汪精卫等人获首相平沼麒一郎接见。平沼表示愿促成日华合作早日实现,新内阁将继续坚持近卫声明的精神,并说「日中关系必须建立在道义上」。汪则阐述其号召国民党同志及无党无派人士,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共同建立新中央政府的理念,「决意为和平尽一切努力。」十一日起,汪分别会见陆相板垣征四郎、海相米内光政、藏相石渡庄太郎、外相有田八郎、及无任所内阁大臣前首相近卫文麿

汪精卫与垣的两次会谈,内容比较重要。在六月十一日的第一次会谈上,板垣提出三民主义的民族、民生主义的抗日容共精神,新政府与满洲国的关系等问题。汪说明自容共时代结束后﹙指一九二七年分共﹚,自己始终反对共产党,对于这次国共合作,特别反对,并终于下定决心,脱离重庆,转向反共工作的实践;今后将使国民党公开接受日本所希望的反共救国政策,并保证重新阐述三民主义,以消除日本的误解。[20]月十五日的第二次会谈上,垣告诉了汪精卫「树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的全部内容,并提出﹙一﹚同意「中央政府」之名称及以南京为首都;﹙二﹚不赞成新政府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及党旗;﹙三﹚新政府与临时、维新两政府的关系,及后者的组织和权限问题;﹙四﹚国民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议应依照新政策修改,等诸点。最后谈到近卫声明中没有提到的撤兵问题,但似乎话不甚投机,没有谈出结论。[21]

对于汪精卫的访日,部份日本人不认为达成任何实质成果,甚至相当怜悯他的处境。陪同汪精卫从上海出发访日的影佐祯昭和清水董三﹙大使馆秘书﹚就曾说:

近卫总理首先劝诱汪脱离重庆,大家以为他会全力以赴地来解决日华事变问题了,但他本人就是没有诚意,一涉及加强日、德、意联盟轴心问题,就完全抛弃内阁,决定辞职了。加强轴心问题,使人逆料战祸将扩大到世界范围,解决日中问题将更加困难,显然对近卫声明抱着强烈希望到日本去的汪精卫,他的可怜相,是令人十分遗憾的。[22]

西义显是最早为和平运动做联系工作的人,这次也在东京从旁协助,他认为汪精卫的东京访问是失败的,说:

把平沼首相坚持近卫声明的要点和板垣陆相肆无忌惮地交换意见总结起来,就是说,日本要把蒙疆作为日本的防共特区,把华北作为日本国防和经济的合作区,把华中作日本经济合作区。这只是日方罗列片面的要求,根本否定中国民族主义的主体。平沼政府的真实意图,根本不是超越近卫的声明,而是从近卫声明后退,虽然表面上依照声明,但随着问题的具体化,就想用旧有对华权益思想无多大差别的消极解释,强加给汪精卫,如果这也要为汪接受,这只能说汪的宽宏大量。单就这一点,已毁坏了和平工作的基础。至于说什么继承三民主义道义法统,显然完全是废话。[23]

西义显认为按照板垣的想法,和平成立后日本军队仍然可以驻在蒙疆军事特区和华北国防经济合作特区,根本不必撤退。日本在中国重要地区长期驻兵,等于是把中国当战败国看待,强加以战胜国的条件。以这种态度和中国民众谈和平,简直是掾木求鱼。然而尽管如此,五相会议还是决定了一套让汪精卫不得不接受的建立新政府政策。

六月十八日,汪精卫结束了在日本的活动,离开东京。廿四日到天津,廿八日到上海,开始处理他与华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华中「维新政府」的合作关系。七月三日在南京,廿三日在广州,分别与当地日军司令官会见,八月十五日回到上海。[24]

汪在广州时,曾电约留在香港的陈公博、陶希圣前往分别晤面,促他们早赴上海。此后,汪氏屡次派人来港催促陶希圣前往,陈璧君亦一度亲往香港面催。[25]

八月廿二日,以来自陆军的影佐祯昭﹙八月一日晋升少将﹚为首的「影佐机关」成立于上海,官署位于北四川路一座取名「梅华堂」的住宅中,作为日本政府的直辖机关,负责扶植汪精卫成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成员包括陆军、海军、外务、民间、新闻界人士三十余人。参谋本部命名其任务为「梅工作」,机关为「梅机关」,接受陆军、海军、外务大臣及兴亚院的指示和命令。据影佐自己说:梅机关不能纯粹视为陆军的机关,而是一个「指挥系统截然不同的官员与民间人士的合作体。」因此后来与汪方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时,日方的签字者包括各省的派遣者和民间人士的代表。[26]

月廿八日,汪精卫在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主持「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强调「收复东北四省」及谴责共产党利用抗战削弱国民政府的力量,使政府濒于崩溃;日本各报纸大事报导这三天的盛会,齐声赞扬为「纯正国民党开始活动」[27]。汪指定陶希圣﹙廿八日甫抵沪﹚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周佛海、梅思平分任秘书长及组织部长。「党部」办公地点,设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内的几个住家房屋之内。[28]九月十二日,重庆国民政府明令通缉周、梅等人,但没有陶希圣的名字在内;同时重庆国民党中央常会开除周党籍的决议案中也没有陶的姓名。[29]

八月三十日,平沼内阁因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被迫总辞,阿部信行出任首相,内阁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间。九月一日欧战爆发。九月初,阿部信行内阁开始着手树立新政府的准备工作。

汪精卫与九月一日向全国发出通电。七日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特别向欧美记者说明他脱离重庆是「顺从多数同志之请求」,去东京是「依循过去蒋介石亲派高宗武与日方接洽建立的和平路线」,以及东行目的是在「探明近卫声明及『艳电』之主张能否实现」。他强调与日本当局接洽的结果,「确信近卫声明及他的收拾时局建议可以实现。」后面的几句话,显然也是说给日本人听的。他说:

鄙人于去年十二月间,鉴于重庆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为共产党所劫持,对于时局,明知和平机会已经到来,仍不肯依据去年四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示方针,谋抗战之结束,和平之实现,鄙人再三争执无效,仰体民意,及顺从多数同志之请求,离开重庆,俾鄙人之主张,得以公开发表,自是以后,鄙人暂居河内,并赴东京。回国以后,周历沦陷各地,北平、南京、广州皆曾到过。其所以赴东京者,在探明近卫声明及鄙人艳电之主张能否实现。其所以到各沦陷各地者,在谋重庆方面民众及同志之意见与沦陷各地民众及同志之意见之合一。其工作之第一步,在如何恢复中国国民党之本来面目,及自由独立之行动;第二步,在如何收拾时局,化战争为和平,使中国终于得救也。今者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开会,以一致之决议,发表宣言及各种决议案,鄙人之第一步工作已经成功,故借此机会与各位先生相见。……

如今一述鄙人前赴东京之经过:去岁四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之后,蒋介石曾命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辞去本职,另畀以重要之任务,使驻香港,与日本接洽和议。外面所传高宗武个人自由行动,绝非事实也。高宗武接洽和议,屡有接近之机会,而蒋介石因其个人位置问题,屡生反复,以致和议久久无成。鄙人之赴东京,并非另有线索,不过使高宗武所已接洽者不致中断而已。而赴东京与日本当局接洽之结果,使鄙人确信近卫声明及鄙人建议可以实现。……

现在工作之第一步,即所谓恢复中国国民党之本来面目及自由独立之行动,已告成功。其第二步,即所谓谋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的实现,亦将着手矣。然在目前,尚未到达组织中央政府之阶段。……

吾人目的在救中国于危亡,无损于各国;与日本协力共保东亚,亦无损于各国;盼各国政府及贤达人士,相与明了吾人之目的而赞助之,则幸甚矣。[30]

九月十六日,兴亚院联络委员会商议起草组织新政府纲要事宜。十九日,内阁会议决定由兴亚院、外务、财政、陆军、海军等五个部门的课室负责人担当起树立政权的实质工作。这些课室负责人从九月下旬起在热海连续工作了约一星期,纲要的主要起草人是平井丰一和堀场一雄。

与此同时,汪精卫召开与梁鸿志、王克敏的所谓三巨头会谈,商讨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接着积极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财界、政界、文化界联络。军事工作方面主要侧重广东,以张发奎、邓龙光、李汉魂为对象;其他则以东北、西北,以及湖北、四川各系的军人。财政、经济政策方面,制定了研究方案,研究华北、华中的既定事实。[31]

兴亚院官员起草纲要的过程中,因各方面本位之立场不同而意见分歧。十月八日,第一次草案出炉。十月中旬,他们带了草案前往中国驻在地讨论。在和梅机关商议的时候,他们看出了汪组织的无力状态。这项树立新政权的准备工作是在众说纷纭之中进行的。据站在旁观者立场的陆军省军务课内政班班长石井秋穗中佐说:

陆军方案的起草者是军务课的平井丰一主计中佐,而意见最多的总是堀场一雄中佐(属于参谋本部第二课战争指导班、士官、卅四期)。有一次,第七(中国)课的尾川勘治中佐在会后谈论中说到:「堀场君说他的高远理想,确实头头是道,好像那么一来事变就可以解决似的;可是,第二天拿出来的修正意见中,却写着要多多取得资源上与政治上的特权;理想与现实之间实在差得太远。」没有从全局上对中国事变作出裁决之人,搞得究竟谁干了什么都弄不清楚;尾川有鉴于此,慨叹万分,为之泪下。[32]

在驻在地的讨论会上,参谋本部提出「华中、华南放弃论」,他们主张重视蒙疆、华北,吐出华中、华南,「使汪精卫自由地成立政府以调整日中邦交,把陆军部队撤到黄河以南,从而确立对苏联作战的不败之势。」这原是参谋本部对汪工作以「摆脱中国事变这个泥坑,回复到对苏作战不败立场」的夙愿。他们也主张「吐出海南岛」以免因造成对第三国威胁,而招来苏联的干涉。海军方面的态度则迥然不同,他们绝不考虑放弃华中华南,一意要把海南岛作为海军基地,坚持「对华中、华南要及早确立海军的既成事实」。[33]  海军后来就暗中谋求直接对汪派提出要求的时机﹙后来须贺彦次郎海军少将在上海和陈公博单独谈判海南岛问题﹚。

到了十月下旬,这些驻在地军人之间的争议竟逐渐形成了参谋本部与陆军省之间的对立。参谋本部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是继承孙文遗志的人,由他放手成立政府,造成重庆归还南京的局面﹙按:指两政府合流﹚;与这个政府调整日中国交后,即可把日本军力撤退到黄河以北以脱离战场泥足,先确立持久态势,再图后谋。陆军省方面则认为:汪精卫及其人数不多的一派不足以收拾时局,难以想象汪政府成立、国交调整后,日军撤退至某种程度时会有能力取得安定;如果把黄河以南交给如此无力的政府去管理,那过去两年间的大量流血将变成毫无意义。他们提出「难道要从皇军流血之处退下来吗?」的强硬质疑。在一次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联合会议上,由华北回来就任陆军次官的阿南惟几竟斥责为政策辩护的参谋本部第二部长蓪口季一郎说:「你没有率领部下站到战场上,才会说得出这样的谬论。你对数万、数十万英灵不具感谢,不负责任。你的意见,不值一顾。」冲突的结果,是蓪口第二部长调离陆军中央,「华中、华南放弃论」彻底失败,陆军中央的对汪态度随之自然发生了变化。日本方面向汪精卫提出的要求方案,就是在这种混乱情况之下产生的。[34]难怪影佐看到内容,会「不禁黯然失色」。

四、参与汪日谈

代表日本政府,负责与汪组织举行谈判的「影佐机关」﹙又称「梅机关」﹚,其成员包括各方面的人马:

﹙一﹚陆军:影佐祯昭少将、谷荻那华雄大佐、川本芳太郎大佐、晴气胤中佐、石原幸次中佐、冢本诚少佐﹙宪兵﹚、林少佐;﹙二﹚海军:须贺彦次郎少将、扇一登中佐;﹙三﹚外务省:矢野征记、清水董三、太田一郎、中根直介、杉野荒大;﹙四﹚民间:犬养健﹙众议院议员﹚、末弘广次郎﹙神户银行副总裁﹚、西义显﹙满铁调查部﹚、伊藤芳男﹙满铁特派员﹚、神尾茂和太田宇之助﹙均朝日新闻﹚、松本重治﹙同盟通讯社﹚、波多传﹙上海日报社长﹚、北山富久次郎﹙台北帝大教授﹚、西园寺公一﹙日本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孙子﹚等人。关于新闻界人士的加入,影佐曾经说过,「汪政权的成立,得到这些新闻界人士很多帮助。」[35]  早期为汪组织奔走,促成其脱离重庆的灵魂人物,自然少不了前面多次提到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等人。[36], [37], [38]

 影佐及今井两人在诱使汪精卫自重庆出走,进入日本占领区组织伪政府一事上,扮演重要角色。中日战争初期,日本军阀曾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可是开战一年后,中国军队的抵抗越来越强,「三月亡华」的梦想绝难实现,日本政府乃改变策略,采取诱和的攻势。此所以近卫首相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月两次发表声明,向中国试探和平。影佐早在是年二月,即开始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作和平的接触,并安排董赴日本与军方高级将领会晤。同年六月,又安排高宗武秘密赴东京会见近卫内阁的重要政军人物。最早促成汪精卫决心出面与日谈和的「重光堂协议」,也是他们两人跟高宗武、梅思平两人签订的。详情已如前述。

 梅机关」与汪组织的正式谈判,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开始,会议地点先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后来改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日方代表是影佐祯昭﹙首席代表﹚、犬养健、须贺彦次郎、谷荻那华雄、扇一登、矢野征记、清水董三等人,汪方代表是周佛海﹙首席代表﹚、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等人,林柏生、陈公博后来参加,汪本人未出席。

十一月一日,第一次会议开始,影佐祯昭分发「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方案,他致开会辞说:

日本方面认为向汪先生毫无保留地一次提出日本全部要求,乃是表明日本的诚意,特于此介绍日本要求的全部内容。但日本的要求是为了树立日中永久和平,而不是站在战胜者立场上的要求。希望各位基于上述观点,作为志同道合者而自由发表意见。

在今后的连续会谈中,可能会有相当大的意见隔阂,希望为了达成调整日中关系的大目的,超越眼前利益,该取的取,该弃的弃,虚心开怀,互相信任,进行讨论。[39]

说完之后,暂时休会,以便汪方代表详细阅读日本方案内容。由于方案的条件范围极为广泛,明显超出一年前的上海会谈记录及「近卫声明」的宗旨与范围,汪方代表颇感意外及错愕。会议重新开始时,梅思平首先发言:「收到你方交来的两个文件,我方同志通读之后,既感惊讶,又感安心。安心的是日本的要求不可能比这更多了,惊讶的是所涉范围非常之广」。他在客气中表明了汪方一致的态度,坚持今后应以近卫声明、去年的上海会谈记录,以及今年六月在东京的约言为讨论基础,超乎这三者以外的,应不予讨论。[40]

去年的上海会谈记录,即「重光堂协议」,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关键文件,汪精卫是根据这份协议的原则而从重庆出走的。这个内阁五相会议通过的文件,不但经过御前会议追认,而且近卫首相本人也根据这些原则发表了声明。汪精卫天真地以为日本一定会遵守协议中的承诺,殊不知日本方面的看法却不如此。那些起草「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方案的「兴亚院」官员们,认为这份仅由两名陆军军官签署的文件,不能被视为是一份对日本政府有约束力的协议,因此他们所尊循的,是去年﹙一九三八﹚十一月三十日御前会议上决定的「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见第五章第一节﹚。汪精卫这边的人这时都还不知道,这个「方针」早已大大地超越上海协议的条件了。汪精卫听取与会人员的报告后,给影佐写了下面一封信:

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定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有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以此拟定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则任命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议东亚问题。[41]

在双方认知基准存在着极大差异的状况下,这个会议一开始就发生争论。汪方代表尖锐地提出删除和修改的要求。他们反对最力的条文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权限、长江下游经济合作地区的设立、顾问的派遣、以治安为目标的驻兵、内蒙平津以外地区以防共为目标的驻兵、撤兵问题、警察及军队的限制、铁路权限、对于海南岛及上海市的要求等等。陶希圣于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就致函汪精卫、周佛海表达不愿再出席之意。汪、周曾分别于十一月三日给陶希圣覆函婉劝。汪精卫覆函如下:

(前略)尊虑极当。关于第一点,对方出席之人甚多,若只佛兄一人出席而兄及思平兄不与其列,佛兄未免太孤;故不如三兄同出席,而互相约定,分功合作,无形中以佛兄为首席,似较便也。关于第二点,弟意散会时不妨约定后会之期,而附以条件,如内部讨论未完,可临时以电话通知改期,如此较为得宜。仍希兄与佛、思两兄商决为荷。

周佛海覆函如下:

(前略)尊见所顾虑者甚是。惟此次会谈,最初即已声明系以同志之资商讨,而非外交谈判,故情形并不如兄所顾虑之严重也。至弟粗枝大叶,非兄及思兄同往,则顾虑不周、见解不到之处必多,故仍请兄免为其难也。至会期,弟意仍可约定,如因故不能会谈,可延期也。尊意如何?[42]

陶希圣去信的内容已无可考,但从覆函所指诸点可以看出:﹙一﹚陶、梅两人都不愿继续出席会议;﹙二﹚对于日方提出之「要纲」内容有极深的疑虑;﹙三﹚似乎日方在会议中施加压力,或议程进行太快。陶、梅需要时间思考,不愿每天跟着开会,故汪、周有「如内部讨论未完,可临时以电话通知改期」和「如因故不能会谈,可延期也」的建议。

陶希圣继续参加十一月四日的第二次会议。第二天﹙五日﹚,忽给香港一家信:

……现在前途已有曙光,断不致竟落于奸人之手,故我心渐有生机,只要良心自问可求适当方法以无愧,不必求人谅解,终必为人谅解,一天阴霾或可由此而散,两三个月后行踪可定,望忍一切痛苦以待之,此行不虚矣。

来到这一天为止,陶希圣似乎尚有把握坚持中方立场与和谈原则,也有不致落入对方圈套的信心。另一方面,日本人假意诚恳的表现,也让他和与会者以为可以有谈判的余地,因此感觉「已有曙光」、「渐有生机」、「此行不虚」,从而产生「断不致落入奸人之手」的想法。事后查阅当年日本人写的会议记录,十一月一日和四日开了两次会。一日的会议中,陶希圣认为虽然全部修改日本方案不可能,但要求于研究后作部份修改,他说:「如果日本真正有日华合作的诚意,并把这样的证据公布于众,我想是有效的。」这天的议题,包括驻兵、顾问、继承华北既成事实、建设新上海、蒙疆地区、长江下游等问题,汪方代表几乎反对所有的条文。四日的议题包括顾问、防共驻军、治安驻军、日本扩大驻军范围、铁路航空、警察军队等问题,汪方极力抵挡不合理的要求以维护主权,日方的反应尚非强硬,甚至认为汪方若干发言「中肯」[43]

谈判继续至十二日,一共在虹口六三花园及愚园路开了七次正式会议,及多次会外私下商谈,仍然有十七项问题无法解决。其中以驻兵和撤兵问题,双方歧见最深。譬如方案中的防共驻军,由原来的「平津及蒙疆地带」,扩大为「华北﹙除河北、山西、山东外尚包括河南北部」、蒙疆、扬子江下游及华南沿海特定之岛屿」;撤兵时限,原来「两年内完成撤兵」的条文,在方案中竟改为「从速撤退」而无限期,等到日方同意加入「两年撤兵」后,又在撤兵条件「治安确立」的定义上发生争论,等等﹙详情请阅第七章第四节及第八章第一节﹚。日本人的野心企图终于逐渐暴露,双方争论也越来越激烈。高宗武因为反对在日本占领区建立政权,尽量避免出席﹙前七次会议记录没有他的名字﹚,出席也尽量不发言,因此梅思平、陶希圣成为发言最多者。犬养健回忆说:「梅思平、陶希圣理论派,就像缺堤洪水似地,肆无忌惮地开始攻击起兴亚院的原案。」[44]

十二日会议告一段落,陶希圣把日方的条约要纲,以及其包藏的宰割中国的野心通过陈璧君向汪精卫解释,并引蒙古入主中原的史例说明。陶希圣认为:从前蒙古入主中原的时候,将黄河流域看做「腹里」﹙关于腹里的历史,陶希圣曾在第四次会议中向日本人提出﹚,指长江流域以南方为「南人」,置于圈外为其剥削之用,今天日本军部的计划,是分割中国为五层。最深的内层是「满洲国」,第二层是「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地带」,第四层是「华中地带」,第五层是「华南地带」,而海南岛则为日军在南海的军事基地。「要纲」所谓「紧密协力地带」与「协力地带」,要分为这几个层次来研究。但这五个地带并不包括外蒙、新疆、西北、西藏与西南在内,很明显,这是德、苏瓜分波兰后,日、苏瓜分中国的大阴谋。[45]

汪聆悉这个分析大为气馁而不禁泪下,他密召高宗武及陶希圣商量立即中止谈判,迁出愚园路,发表声明,出国隐居的办法;高陶赞成此议,周梅极力反对。高说,汪有三个选择:一、离开上海,公布日本条件内容;二、叫影佐过来,当面撕毁草约,承认自己错,蒋介石对;三、留在上海,对日本人客客气气,但绝不继续谈判。[46]

影佐祯昭随即得知此事,赶来愚园路见汪。汪对影佐叙述他自己如何脱离重庆,如何响应近卫声明,一直说到「要纲」,恳切声明他不能接受,最后说明他将要移居法租界,闭门思过之意。影佐低着头,一面听,一面笔记。他听到后来,两泪直流,点点滴滴,落在笔记簿上。汪说完之后,影佐委曲陈词,说「要纲」是兴亚院提出的方案,其中颇有与「近卫声明」不相符合之处。他同意为汪夫妇布置法租界住宅,以备移居,但是他要求汪许可他亲往东京一趟,叩请近卫公﹙已自内阁大臣卸任﹚出面干涉。汪终于同意这样办理。

汪立即召集会议,首先说明他的意思,以及他对影佐如何说法,最后说到影佐一面笔记,一面流泪,把泪珠滴到笔记簿上的事。汪说:「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陶希圣愤而起立,差点脱口而出:「那是鳄鱼眼泪!」[47]

影佐于十一月十六日带着汪方提出的修正案﹙重要各点为驻兵、撤兵、铁路、通货诸问题﹚回东京请示,他没想到会受到陆军中央严峻的对待。内阁改组﹙八月三十日阿部信行组阁﹚后的陆军部官员们对于选取毫无实力的汪精卫,以及「梅机关」的交涉态度表示不满,认为没有必要作出任何让步。十九日,在陆军大臣俊六官邸举行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部局长会议上,没有取得结果。刚从华北回来就任要职的陆军次官阿南、军务局长武藤、作战部长富永等人,与汪派人员向无联系,对汪精卫不感兴趣。二十日,「兴亚院」召集军务局长武藤、海军军务局长阿部胜雄、兴亚院政务部长铃木贞一、外务省东亚局长堀内干城等人,作成了为避免遭到重庆方面的蔑视,必须紧守让步极限的指示。[48]

总之,东京给影佐的指示,是绝对不许让步。几天后,影佐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到上海。他个人始终认为,「与汪精卫签约的目的在于对重庆政府和中国民众明示日本对中国要求的程度,由此使他们理解日本并不像他们所怀疑的那样进行侵略。」因此,「在形式上秘密条约是和汪精卫签订,而实质上是以重庆政府和中国民众为对象。」[49]但是东京方面没有人接受他的意见。影佐心中一时浮现万不得已只有停止树立新政府的念头;然而陆军大臣俊六交待他务必早日结束谈判,签定密约的任务,他也完全没有不遵守的选择。回到愚园路会议厅的影佐,态度起了明显的变化,他再也没有耐心跟汪方人员讨论解释,只有坚持东京强硬的立场,甚至软硬兼施,演出涕泪交流的戏码,逼迫汪方依照日方意旨,早日通过方案。[50]

十一月十二日会议暂休,父亲不准备妥协下去,发觉自己的处境恶劣,必须先设法脱离当前居住的地方﹙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再徐图脱身之计。他给琴薰姐一信:

……你们欲来沪,极为安慰欢忻。我月底以后,个人生活恐有大变动,然此变动全合乎你们之心意,故你们之来,不但可坚定我心,且可从中帮忙

母亲判断,所谓「个人生活有大变动,变动全合乎你们之心意」,是否暗示父亲已有脱离上海的打算,否则如何合乎她们的心意?鉴于十月间父亲曾一度写信回来说想自杀,母亲猜想是不是死,也可能是合乎心意的一种方式?然则无论如何,母亲及儿女们去上海,对父亲的「大变动」必有帮助。

根据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的《汪政权树立工作》的记录,影佐回上海后会议一直没有进展,至十一月廿五日完全陷入决裂状态。陶希圣等强硬派显示拒绝态度,坚持全部悬案未得日方让步之前,交涉不能继续。汪精卫见事已至此,不得不沉痛地对影佐说:「对梅华堂诸君从大局着眼的态度虽不胜感谢,但我认为,好不好就把树立政府的这种方式停止下来吧。」板垣总参谋长也向东京发出电报,表示对中央修正案的不满,要求亲自回东京再议。陆军中央部覆电:「对策案在审议中,不需来京。」方案起草人之一的堀场一雄中佐对于新来的上司感到失望,极为苦恼,他于十一月廿七日拜访陆军大臣俊六,坦率进言:

事变的第一次决心在于开战当时,第二次决心在于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时,第三次决心即为当前围绕着树立汪政权的工作。三次都落得个没有决意的决心,或者说这些决心对事变有否作出少些进展都说不定。

堀场极端失望,声称「权利思想停止在玄海滩以东罢!我去南京,当以大乘国策就地解决事变。」他于是被调出东京,派往中国派遣军当﹙第四课﹚参谋。[51]

影佐从东京回来以后态度的转变,以及加诸汪方代表的庞大压力,使父亲深感处境险恶。他派学生鞠清远回香港,把自己的困难状况,转告母亲。鞠清远于十一月廿五日到港禀告,母亲和琴薰姐深知父亲欲脱身而不能的痛苦,乃请连士升前来共同商量。鞠、连二人认为,如果汪日谈判年底必须签字,则事态危急,主张年底以前,必须设法把老师解救出来。母亲于是对他们说:「我带儿女去,才能解救他离开愚园路,先回到住家,再想办法」。他们说:「师母和弟弟妹妹们都陷入虎口,又如何得了﹖」母亲说:「我打算全家人都在上海住下来,汪周纔不会怀疑,七十六号也不会监视,老师纔有脱走的办法。」去上海之事就这样决定。儿女三人﹙琴薰、泰来、琤矷F晋生、范生年幼尚未入学﹚连忙办理休学手续。

十二月十三日,母亲带了我们姐弟五人,出人意表地搭乘法国邮船抵达上海。到后,立即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下一幢房子,父亲乃借故离开愚园路,搬来与家人同住,白天仍去愚园路开会。为掩日汪耳目,三个大孩子都去学校报名,缴费上学。琴薰姐在《我家脱险的前后》中记道:

那时我和母亲便知道他想回港而不能,所以我们便计划着到上海去将他搬回来,不过具体办法当时尚未想到。直至十一月廿五日,朋友某君(注:鞠清远)自沪来港,告知我们父亲在上海的生活是如何的苦闷,如何的受刺激……之后,我们便决定将全家大小六口性命搬到上海换父亲出来了。十二月十三日那天,我们便出人意外的全家到了上海。

十二月中旬,日方听到「汪称病拖延」的谣言;可是进入下旬,汪方的坚持态度突然发生变化。日本方面的记录写道:「周佛海等妥协派重新得势,陶希圣等强硬派后退了。再加上影佐少将逾越权限独断让步,彼我双方迅即相互让步;十二月三十日,艰难之至的内部交涉,终于完成。」[52] 影佐回忆他当时的心情说:

到十二月,勉勉强强到达结论。然而作为展开和平运动的招牌、有重大意义的秘密条约,实在消失了吸引力,没有味道,非常遗憾。秘密条约的谈妥,却使我不禁产生了黯淡的心情。[53]

汪精卫决定于十二月廿六日召开「干部会议」,最后审议谈判条文。与会者责任重大,陶希圣再度表示焦虑之心境,要求不参加会议。汪为此事于会议前夕﹙十二月廿五日﹚再给陶希圣一信,要他「宜以毅勇精神,担当一切,即有非议,置之不顾」。信曰:

会案将于明日{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再行讨论。先生心境,弟深知之。但弟以为此时先生有可暂行阁置者,有不可不认真担任者。人事问题,错综复杂,愈理愈棼,先生暂行阁置,弟所同感,不敢再以相烦。至于会案讨论,大则关系国家民族之前途,小亦关系我辈和平运动之有无价值,先生宜以毅勇精神,担当一切,即有非议,置之不顾,超毁誉祸福以从事,此必为同志所望于先生,而亦弟所馨香祷祝者也。敬祈届时出席,无顾虑以教言。幸甚幸甚。[54]

汪精卫的信情辞恳切,甚至以「馨香祷祝」的语句来恳求陶希圣勉为其难。陶不忍峻拒,只得按时出席「干部会议」。十二月廿六日,汪精卫召集全体代表会议,报告「要纲」谈判经过,及大体结果。汪在会又说:「同志间意见不同,甚至发生冲突,这样下去,将有杀人流血之事。」散会之后,陈公博拉着陶希圣问道:「汪先生为什么说杀人流血的话﹖你们冲突到这样么﹖」陶答道:「杀人流血的话有什么根据,我全不知。我们意见不同是有的,杀人流血或者不至如此吧。」陈公博说:「别的不说,我非赶快走开不可。」二十八日上午,陈公博匆匆回香港去了。[55]  汪精卫这个「杀人流血」的牢骚,印证上述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汪政权树立工作》的说法,应该指的是他手下妥协和强硬两派在会内会外激烈争吵的情形。

陈公博并没有参加影佐主持的会议,他从香港来到上海,是奉汪精卫之命特别跟须贺海军少将会谈海南岛问题的。这个问题并不在兴亚院会议议决的草案之内,而是由海军省训令须贺与汪方直接谈判的。从十二月十八至廿四日,须贺与陈公博会谈了六次,议题分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政治方面,包括设厦门特别市、设海南岛省、对于第三国干涉所采取的态度等问题;经济方面,包括海南岛资源﹙特别是铁矿﹚开发及给予日本特殊便利、日本以经济合作以掩护军事合作的构想、经济建设等问题;军事方面,包括军事驻兵与治安驻兵及其期限、海军基地军事设施及其使用权和管理权、华南沿海岛屿防御、舰船部队驻扎期限、共同防英美等问题。会议终结时,记录上写着「知己地讲着这些话,显示出感慨无穷的态度,最后流露出在海军中得到知己而感到非常愉快,结束了连日的会谈。」[56]

十二月廿六日下午,汪日谈判正式结束,决定三十日与日方共同签字。父亲在《陶希圣先生访问纪录》中记忆道:

我当晚回环龙路寓所,在卧室中,卸下了随身配带的手枪。内人把手枪夺去,搁在枕边,以坚定的口气说:「我问你,陈公博走得了,你为什么不走?」我说:「我在监视之下,我走不了。」她问:「你走不了。那有什么打算?」我答道:「我走不了,一个不好就死了。」她问:「你签不签字?」我答道:「不签字就死在此地。七十六号的计划是杀了我开追悼会。我要是签了字,就比死还要坏。」内人说:「我把全家的生命带来住在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我那时已接近精神崩溃之际,等于病了,第二天即称病卧床不起。并打电话至愚园路汪公馆告假。三十一日(注:应为三十日)也没去签字。[57]

五、决定脱离汪组  

父亲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下旬到达上海两个多月后,自十一月起即对事态的发展感到失望,谈判期间曾不止一次向汪请求不要出席会议,终至称病不出。考其原因,应有以下几点:

一、  从十一月初起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谈判,亲眼见到除「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外,尚有「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这些文件的条件极端苛刻,其侵略中国的要求大大超过以往日方提出的条件:日本要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所包括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从东南至西北,一切中国的权益,要让日本毫无遗漏地持有或控制。至此,终于彻底了解日本军阀宰割中国的野心企图,他们要白纸写上黑字,借中国人的手去签字断送,这件事是断不可为的。父亲于一九七八年,在《八十自序》中写道:

自六三花园至愚园路,与影佐机关谈判「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中,我发现中国存亡之关键,不在日本划分中国东北(满洲)、内蒙(蒙疆自治政府)、华北、华中、华南、海南等六个地带,决定其「紧密联系合作」之程度(实即日军控制之方式与压迫与剥削之程度),而在于日本有与苏俄瓜分中国之图谋。日本预计之中国国土划分,以潼关为西面界线,亦即以新疆西北、华西、西南与西藏为饵,钓取北海之巨鲸,二分东方世界。

二、眼见「梅机关」受到「兴亚院」的操纵,完全没有自主的能力。近卫内阁为了办理对中国的外交事宜,特别设立一个中央机构,由总理大臣集中事权,亲自处理,原称「对支院」,后改称「兴亚院」,这个机构负责对汪和平政策之制定与密约条文细节之草拟。由于其成员包括陆军、海军、外务、大藏等各内阁部门的代表,乃形成一个各自本位、而经常受到陆军中央强势左右的大官厅。对汪谈判的和平政策,因之往往随着前方战事进展而扩大及更加严苛,逐渐由寻求和平变质为强调占领。对于这种变化,身为直接与汪方人员折冲商议的「梅机关」是相当抗拒的,甚至因而与东京方面时时造成对立的局面。然而,毕竟「兴亚院」是上级机构,「梅机关」本身又没有行政地位,力争全然无效,最后惟有执行命令一途。犬养健回忆影佐祯昭批评「兴亚院」交下的密约文件说:     

如今战争在继续,「密约」中也会多少有些战时过渡期决定似的条件。现在读起来发现,这个文件中十分之七左右都是那些战时的要求。而且,秘密协议恬不知耻,蛮横无理的地方竟达八处之多,这就难以实现和平。汪先生也得向中国国民承认他自己无能。……不管怎样,近卫先生也缔造了像「兴亚院」一类了不起的机构。[58]

影佐祯昭在《曾走路我记》中写道:

高宗武是向日本方面建议汪的和平运动的人,但从汪由河内到达上海时起,他的态度已经为中国方面的人们所怀疑,在我的眼睛里也反映出可疑之处。然而陶的逃脱,从他真挚的性格看来,出于意外。可以认为,也许看到了日本方面提出的秘密条约草案,对和平运动前途产生悲观的缘故。[59]

三、失望于意志薄弱的汪精卫已受日人控制,根本无力实现自己念兹在兹的和平理想,又发觉跟随汪精卫前往上海的诸人之中,有部分极力迁就日方,乃至日方认为汪方不可能答应的条件,竟亦轻易同意,过程之草率,不可思议;也有些人似乎并非真心为和平出走,而别具私心。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记载父亲于一九四年离沪返港后,于二月廿六日给他的一封信,其中有下面一段:

……我追随汪氏达十四年之久,当他提出和平主张时,我又立即随之到上海。但深知汪氏无力解决实现日华和平问题,其它诸氏又急于争名夺利,可谓无真心诚意致力于和平者。我是由于对此感到失望以至于出走的,并非改变实现和平之初衷。先生如欲寻求其它和平解决办法,我当竭力赞助。

今井武夫详细分析高宗武弃汪离沪的原因,认为高宗武和周佛海,都是从一开始就把汪兆铭一派的和平运动向日本方面提出的发起人,但高在跟随汪兆铭到上海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就在南京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和周佛海的意见发生矛盾。高在重光堂会谈时就一贯主张,新政府必须建立在日本占领地区以外,不过这个理想方案逼于形势不可能实现。由于这些冲突,干部们在决定重要政策时疏远了他,因此对和平运动丧失了热情。今井武夫写道:

……到了一九三九年除夕的前一天,几经周折的谈判好不容易达成了协议,密约也暂且决定下来,日华双方的意见在表面上也取得了一致……

但是好事多磨,突然发生了意外事件:在这以前,一月初,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匆匆由上海奔赴香港,脱离了同志们。在一月二十二日他们突然在香港大公报上揭露了作为日华两国缔结条约的基础而进行谈判的密约试行方案,并攻击汪兆铭一派的和平运动为卖国行为。  

……然而陶希圣的逃走,从其真挚的人品看来就令人感到有些意外,这自然对同志们的精神上的影响也就较大。特别是他们两人的行动不仅止于单纯的脱离,而且把至今严格保密的密约向报界发表了,这一行动被同志们看做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行为,引起了同志们的激愤。据传他们两人后来被召请到重庆,似乎做了详细的报告。

根据此信可以看出,高、陶二人都是认为和平政权将要改变成日本军的傀儡,觉得汪兆铭对实现真正的日华和平,又未必有足够的力量;同时对所谓的同志当中,又难以看到纯真无私的救国诚意,从而感到失望。如果结合以后汪政权的失败考虑的话,他们的心情反而有不少使人同情之处。从某种意义上又可说是起因于日本方面脱离了近卫声明,采取强硬的权益要求所致。也可以说是必然要发生的问题吧![60]

四、对汪已讲不进话,完全无力作任何劝说以改正其行事方向,心情之沮丧与矛盾,可想而知。父亲于十一月十二日为汪精卫分析日本人的阴谋后,再也没有机会与汪作恳切的谈话。他本来就有以死来救汪先生的心理准备,去到上海之后,发现身陷敌营,劝阻汪精卫继续与日方交涉已不可为。绝望之余,他想到死,但又不甘愿就此一死了之。香港《国民日报》连载陶琴薰写的《我家脱险的前后》中说,父亲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廿六日离港赴沪前曾交待家人:「我留港无用,须往上海救汪先生,保存中国,要把主和与投降两件不同的事分开来现在赌着生命到上海去纠正他们,以尽我心。」文中接着又提到廿八年十月二十日她父亲从上海写回香港的家信。她写道:

……父亲的每一封家书中都含有大量的沉痛之语,不过当时我们这些小孩子并不十分明了其中的许多内幕,只在他十月二十日的信中看到:「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份子了。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我的名誉地位,是我自己从千辛万苦中奋斗出来的,为什么我要让它们埋没在污泥中,自寻毁灭?」……

父亲在《八十自述》中也写道:

希圣更无自主与自由行动之余地。既脱离战地,背叛国家,至香港不愿去广州,尤不肯去上海,既至上海又不愿参加谈判,既参加谈判又拒绝签字,凡此皆属徒然。[61]

学者黄美真、张云在他们的书中有这样的评论:

高宗武、陶希圣都曾经被日本帝国主义的许诺所迷惑,他们在日本的「归还租界」、「撤军」、「不赔款」等「温和」的曲调中,产生过幻想。但是,当他们参与日汪新关系调整要纲的谈判后,对汪精卫、周佛海的过多让步,表示不满;同时,又进一步看到了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离他们原来的想象相差太远。高宗武即以日本传统的形式,写了一首小调:「北方,南方,高山,海洋,它们全都不属于中国,中国百姓将何处为家?」陶希圣则认为这样黑字写白纸上,要借中国人之手去签署,这件事干不得,他意识到再不悬崖勒马,就必然死路一条。于是,高、陶两人都借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

高宗武、陶希圣的态度反常,引起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疑心。果然,一九四年元旦之前,有人密告陶希圣,说李士群、丁默的「七十六号」特工正在计划刺杀他。陶希圣深感自危,早晚带着一支手枪护身[62]

新年过后,影佐、犬养健等人带了「要纲」前往东京取得中央追认,板垣也一同前往以作支持。一月五日,陆军大臣在官邸举行陆军内部审议。作战部长富永提出关于华北驻兵的要求书,第三部长边右文中将提出关于铁路与通讯问题的要求书,这些要求书作为了解事项纳入「要纲」文件后,陆军中央部承认了梅机关与汪精卫之间的协议文件。次日即一月六日,兴亚院会议上也承认了这项协议文件,认为汪方当协同日本,作出努力,使重庆迅速屈服,而决定树立中央政府。八日,阿部信行内阁举行内阁会议,追认了这些决定。十六日,阿部内阁宣告总辞。

日本方面对于这项协议文件,是以极机密文件来处理的;甚至在内阁会议上,都没有出示该文件的全貌。然而,出乎意外,突然发生了该文件在香港暴露于世的事件。[63]

影佐祯昭在《曾走路我记》中回忆道:

第三次近卫声明是汪可以知道日本对中国要求什么的唯一资料。然而声明非常抽象。我认为,如果能够把它具体一下,达到政府成立后签订的条约那样程度,并且在政府成立前先内定由汪主持,这是对汪的诚意;在昭和十四年夏向中央部提出了意见。中央部也认识到有此必要,以兴亚院为中心,研究了近卫声明的具体方案。之后,把它作为秘密条约谈判的草案,就是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底决定的「日华关系调整方针」,再附加「战时过渡办法」。可是十月初,堀场中佐和平井主计中佐带来的谈判草案,这是兴亚院会议作出的决议事项,一看之后,我不禁为之黯然失色。

虽然指示中有「日华关系调整方针」和「战时过渡办法」,一如我所预测,可是除此以外,趁此附加了不少条款,为之大吃一惊。例如把晋北十三县编进蒙疆范围,华北政务委员会权限显著扩张,把重要铁路委任日本方面经营,防共永久驻兵区域显著扩张,规定对海南岛的权益,等等,无论怎么看,不得不认为逸出了近卫声明的范围。堀场中佐问我:「这样的条件,汪政府能掌握民心吗?」我不得不回答:「不可能。」[64]

六、高陶秘密离开上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日汪双方在愚园路签字,父亲称病缺席。翌年元旦,父亲「抱病」前往愚园路拜年,陈璧君要他补签,汪精卫说,不要勉强,等病愈再说。一月二日,高宗武去寓所看望父亲,病榻旁,父亲告诉高:「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高说:「走了吧!」他们随即把离开上海的事大略商量了一下。晚上,父亲写了几封辞别信,留给母亲预备发出。三日上午,高、陶两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搭乘胡佛总统轮,离开了上海。五日,平安抵达香港。事实上,杜月笙先生早就交待他的左右手万墨林安排好了高陶的赴香港的船票,秘密交到两人手中。三日那天,两人分别按照万墨林的计划,登上了胡佛总统轮。父亲是先乘司机开的汽车到南京西路华懋饭店﹙即今之「和平饭店」,在外滩对面﹚门口,下车通过大厅由后门出去,改乘出租汽车到黄浦滩码头登船的。

高宗武与父亲二人之安全离沪,按照章君谷著《杜月笙传》及万墨林著《沪上往事》两书所写,是杜月笙先生请示蒋介石同意后安排营救的。章君谷在《高陶事件轰动世界》一章的「前言」中说:

一九三八年汪精卫受日本人怂恿,公开脱离中央,另组政府,与日方谈判所谓「和平计划」。他到了河内后,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叛国电文,这就是抗战史上所谓的「艳电」,详列日本所谓「尊重中国主权」及「和平共存」的主张。后经蒋委员长发表演说,痛加抨击。但汪精卫等人,仍执迷不悟,并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与日方展开谈判。当时参加谈判的人,包括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位。他们对汪之所作所为,已感不满。谈判结束后,日本的野心显露无遗,他们洞悉日本人欲借中国人实行瓜分中国的阴谋,非常震惊,于是暗中商量脱险的计划。本文记杜月笙如何协助高陶脱离魔掌的经过,以及揭发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当时杜月笙正避难香港,他接获求救的消息,马上启程赴重庆,向蒋委员长请示,然后秘密进行营救工作。(主文从略)[65]

万墨林在《沪上往事》里写道:

当时,我奉到杜先生的命令,护送两名重要人物,离沪赴港,我既不知道哪两位先生?也不晓得内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所做的,只不过是预备两张一九四年元月四日(注:应为三日)[66]由上海驶往香港的「胡佛号」轮船船票,按照杜先生指定的方式,交到两位先生手里,从接过船票的一刹那起,出动弟兄,保护他们的安全,直到胡佛号离开上海为止。胡佛号上,则杜先生另有安排。所以二十九年元月初轰动世界的高陶携带日汪密约脱险抵港的事件,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摆脱敌伪的严密监视,完全是高宗武、陶希圣两位先生,凭他们的机智与勇气,所独立完成的。等到他们两位一脚踏上胡佛号,我的任务即已终了。实际上我祗代买了两张船票,在码头上作了一次严密的戒备而已。后来,方始由高陶两位先生告诉我,他们都是用的金蝉脱壳之计,举重若轻的完成了脱险的第一步。譬如陶希圣先生,他就是在那天早晨,算准了时间,由家里乘汽车到国泰饭店,叫司机在外面等一等,然后走进前门穿出后门,再雇出租汽车到黄浦滩码头,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胡佛轮,平安出海。[67]

父亲在《潮流与点滴》中写道:

一九四年一月一日,我抱病往愚园路,沿家拜年。璧君主张我在要纲上补签。汪以为此刻不必勉强我补签。要等我病愈再补。……次日,宗武到环龙路来问病。他坐我的卧榻旁边,我告诉他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他说:「走了吧!」我们就脱险赴港之事,大略谈了一下。他告辞而去。

一月四日(注:应为三日),我由住宅乘车到大马路国泰饭店前门。我叫司机在门口稍候。我进了前门,直到后门,叫一辆街车,迳往黄浦滩码头,走上胡佛号总统轮。[68]

一九四年一月五日,父亲与高宗武安全抵达香港。

七、母亲携两弟赴

胡佛总统号轮船一离开吴淞口,父亲立刻从船上发一电报给母亲报告平安。母亲随即把父亲留下给汪、周等人的信件,分发出去。同时设法跟汪氏夫妇联络,请求见面。琴薰姐在《我家脱险的前后》写道:

父亲走后,我们坐在屋中,说不出是悲是喜,是苦是乐,只是在他「安抵香港」的电报尚未到达我们手中以前,我们确曾惧怕得坐卧不安啊!尤其是我们知道了周佛海已在起疑心,我们更不能安宁。

五日的中午,我们将父亲留给他们几人的信分发出去了。立刻,那未曾想到过的恐怖便罩满在我们的四周,甚至于父亲的几个学生。他们一方面命令将高宗武先生的亲属多人抓去;一方面使人通告我们即速搬入愚园路集中营,想对我们这几个吃尽辛苦的孩子们施行扣留的手段。幸亏朋友某君在他面前力陈:「如此应付,实为汪先生之耻」。我们才未被迁去。可是,住宅四周特务们的看守,却是够严密的啊!

八日晚上,汪特派某先生来见母亲,强迫母亲拍电报促父亲归沪,被母亲理直气壮的拒绝了。当时虽明知我们的性命完全要由他们支配,可是父亲已走,即使我们真会被判死刑,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看到某先生扫兴而去后,我们也不过嘻嘻地笑一阵罢了。恐怖密盖着我们,我们却泰然地过着,这是不是可以称为一群大胆的孩子呢? 哈,哈! 母亲究竟是母亲,看到我们嘻嘻哈哈的无忧面孔,真是心痛极了。所以九日、十日、十一日三天内,她独自去把船票买好,准备秘密的带我们再冒一次险,跑回香港去。可是,十一日的晚上,朋友某君(注:即父亲的学生曾謇,字资生,当时为了他的安全,必须保密)突然跑来,神色苍皇的告诉我们:「愚园路的人都知道你们十三号要走了。不是好玩的啊!这个险冒不得的,被日本兵抓到虹口去,可就没有活路了。」商量了一夜,不得已才想到汪先生面前去讨命。

母亲在《逃难与思归》[69]中,详细写下她在汪宅与汪氏夫妇的对话:

我决定亲身去见汪,尤其是汪夫人。我打电话给汪公馆,汪夫人的回话是:「现在就来」。我说要带我的大女儿同来,她说:「可以」。我和琴薰就这样进了愚园路。汪夫人在客厅里接见我母女。

她问:「你是陶太太?」

我答:「是。」

她问:「我没有见过你?」

我答:「我是做家务事,从来不出门。」

她问:「希圣走,你知道么?」

我答:「他的事,我不过问;他为什么要走,我不知道。」

她问:「他走的时候,对你说了什么?」

我答:「我只知道,他这回走不是他的本意。」说到这里,有位副官进来,看见我,他说:「你不是陶先生亲戚么?怎么你又是他的太太?」因为这个人每次送信到我家,我都自称为亲戚,他见我多次,认为我是陶家亲戚。

汪夫人追问:「你在家里是不是做什么政治工作?」

我从容的答道:「我是个乡下女人,做的事是烧饭、洗衣服、养孩子,不懂政治。」

她问:「他到底为什么要走,走到那里去,老实告诉我。」

我答:「他是高宗武约他走的。他跟汪先生十五年,现在已经跟汪先生从重庆出来,就不能回重庆。他不愿签字才走,他走到香港为止,不会回重庆。」

她说:「可派一个学生去找他回来?」

我答:「学生不行。他现在与宗武住在一起,还有一位黄先生(注:即黄溯初先生)﹚在那里。他的学生见到他,不能分开他,也不能商量什么事。只有我去可以分开他们,拉他回来。」

她说:「你去香港,要问汪先生,我不能作主。」这时候,汪下楼来到客厅,听见我往香港去的话。

汪问:「你自已去,能劝希圣回上海么?」

我答:「他可以回来,但有几件事要说明白。」

汪问:「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只要他回来。」

我答:「他不签字,他与他们争执得太厉害,不愿住愚园路。」

汪说:「我都答应,只要他回上海,就住在你公馆里,或者另外找一所住宅都可以。」

我答:「听说七十六号要杀他,再开追悼会。」

汪说:「你们如果不信,我派我自已的护卫保护他。」

我说道:「事不宜迟,我自已去劝他回上海。若是迟一两天,他在香港说一句话出来,就收不回,我去也无用。」

汪说:「我派你去香港。」他返身上楼,拿二千元送给我。

汪夫人问:「你怎样去法?」

我答:「带两个小孩一同去。三个大孩子,还在这里上学。另外带一个学生去。」

这一下子陈璧君也放心,她说道:「你的大孩子,我照应他们,你放心去,赶快同希圣一道回上海。」

我起身告辞,汪夫妇送我到大门口,叫人招呼陶太太上车。

母亲回到环龙路,先打电报通知父亲,她将即刻前往香港,面商一切。一月十三日,母亲带着晋生与范生两弟,由曾资生陪同,到十六铺搭船,琴薰姐、泰来哥牵着我到码头相送。姐姐站在码头上大哭,母亲也在船上扶着栏杆哭泣,母女遥望对哭,不能停止。生离乎?死别乎?无从逆料。他们离去,留下我们姐弟三人安危未卜,悲伤莫名。回到家里,我一个人对着挂在墙上的父母亲合照相片,痛哭流涕。

八、杜月笙营救姐弟脱

母亲到港后,与父亲会见于九龙尖沙咀亚叙里道,立刻发电报给汪精卫,告以「希圣即可偕返上海」,汪乃放心往青岛开会去了。此时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先生已由重庆飞抵香港,准备揭露「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稿。父亲与杜月笙商议,派曾资生潜回上海与万墨林联络,协助留在环龙路陶宅的三个大孩子离开上海。因为汪氏夫妇先遭高陶叛离,复为陶妻所骗,汪自己虽然什么都不说,陈璧君和其它人士则极为气愤。周佛海即曾扬言誓必杀之,七十六号的特务头子丁默L、李士群等人更是恨之入骨。

我们住宅附近突然多了闲荡人物,家中佣仆言行诡异,种种迹象,显得我们姐弟三人处境相当不利。曾资生负责万墨林与我们之间的联络,要我们静待安排船票,准备随身物件,依照指示行动。他偷偷告诉泰来哥:家里的汽车司机是七十六号派来的,我们的行踪要保密。但我们出门不能不坐司机的车子,以免引起怀疑。姐姐想出一计,打电话要住在上海的五舅﹙母亲的五妹,即五姨妈,我们称「五舅」,这是家乡的习惯﹚来家,带两件小包包回家寄放,又借口自行出去买了一口皮箱,送五舅处备用。

一月廿一日是行动的日子。清早,泰来哥先命亲戚李天锡雇一辆出租汽车到五舅家等候。然后琴薰姐先去学校,泰来哥带着我坐家中汽车,骗司机说去二伯﹙父亲的二姐,即二姑妈,我们称「二伯」,家乡的习惯﹚家去玩,要他下午来接。车走后,两人立刻离开二伯家,乘黄包车直奔五舅家,跟姐姐提了皮箱及包包,改乘那辆预先雇好的出租汽车,到大光明戏院门口,与曾资生的汽车会合,同去十六铺码头边的一座煤球厂。厂里面漆黑一片,工人们满脸煤灰,黑白不辨。此时只见一人掏出白色手帕,向江心挥舞,一艘小汽艇快速驶来,我们连忙上了汽艇。曾资生把船票分给我们,并且告诫说:「此去登上大船,我们四人的舱位是分开的,上去之后,装作谁也不认识谁,千万不可交谈,以免被日本宪兵一网打尽」。[70]

小汽艇飞驰至江心,远远看见许多日本兵在海船入口处检查旅客。小汽艇一溜烟从船尾绕过去,到了船身的另一边,四个人由汽艇水手协助,攀登海船水手拋下的绳梯上船。船上水手动作神速,我们四人登船后立即收回绳梯,关上舱门。我的床位在一间容纳七、八人的统舱上铺,大哥则睡在舱房另一角的下铺,我可以看得见他。姐姐分配到另一间舱房。船尚未开,忽然大哥在床铺上抱膝翻滚,状甚痛苦。我因为早被告诫任何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得有反应,只好默默地看他用力捶腿,不敢声张。过了一会儿,他没事了。

午后海轮起锚开行,沿着黄浦江徐徐航行一小时,出了吴淞口进入公海,我们姐弟三人在甲板上相会,不禁抱头痛哭。这时才知道刚才大哥紧张过度,引起腿肚抽筋,所以痛苦万状。曾资生先去服务台发了一封平安出海的电报,然后带我们去大餐间大吃一顿,这才松了一口气。此后两天,我们每餐都在意大利侍者的殷勤招呼下,享受从未尝过的美食和甜点。我们乘坐的这艘三万多吨意大利邮船名叫「康悌扶地」﹙Counte Verdi﹚,据说搭载过许多来往欧洲的国府要人,包括汪精卫在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此轮改装为运兵船,后来被美舰击沉。

一月廿三日上午十时抵达香港,遥望码头上,连士升先生雀跃而来,庆贺脱险,盖父亲廿一日将密约送交大公报,廿二日已经见报,我们真是虎口逃生了。[71]众人先驱车到他家中休息片刻,然后欢天喜地地回到九龙塘家。姐姐一进大门,一面往里跑,一面大叫「姆妈!姆妈!」母女相拥而泣。过了几天,我回到九龙塘小学复课,校长在朝会上特别介绍,级任老师黄女士及全体同学们,都起立鼓掌欢迎我历险归来,回班上课。

关于我们离沪的经过,琴薰姐在《我家脱险的前后》有以下的描述:

二十日早上,我镇静地乘汽车到某女中去投考。下车时吩咐汽车夫-那个密探:「下午两点来接」。他得意洋洋的把车开走,我也得意洋洋地喊了一部人力车跑去和某君(注:曾资生)商量了一阵,再出来时,风雪已经载途了。独自个蹒跚地在雪地里走了半天,才乘车到公司里去买了一口小皮箱,携到某太太(注:五舅妈,一家都住在上海,必须保密)家中,又向她说了一套假话,哄得她一点也不疑心地帮着我把两包衣物盛好,然后我再绕到某饭店中,将某君购来的船票拿回,仍是得意洋洋地回家去。门外徘徊着的几个人,虽也惊奇我的早归,但他们怎能知道我究竟会干了些什么事呢?

下午和大弟在楼上「咚!咚!咚!」的将些行李箱件整理齐备,晚上九点钟才把一个老仆唤来,依样胡芦的将那两套假话向他诉了一遍,又把家事托付了一阵,于是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夜里虽然没有整夜失眠,半夜不曾合眼却是真的。

二十一日清晨,还是坐着汽车去某女中考试,告诉车夫:「下午有口试和体格检查,四点钟来接。」他嘻嘻地把车开走了。我呢?也匆匆地往外便跑,刚要喊人力车的当儿,「呜!呜!」两声,那汽车夫却又把车子开回来啦!我慌忙一转身,躲入一个弄堂里,眼望着汽车真的开远了,才鬼鬼祟祟地走出来,踏上一部人力车便赶到某太太家中。好在那会儿风雪很凶,某太太就也不觉诧异。不然的话,我这么个战战兢兢,话也说不出来的神情,算是怎么回事呢?可怜……。休息到九点半钟时,两个弟弟才冒着风雪来到,提着唯一的行李一口新箱子。我们默默地踏着雪走了。

在船上,相依为命的姊弟三人,竟被安置在三个不同的房间里,而且用了三个不同的姓氏,这也是一件值得苦笑一声的事吧!船未开出吴淞口以前,我的心简直跳动得太厉害了。我幻想着我们会被日本宪兵查出来,捕到虹口去,或者丁默L的我幻想着我们会被日本宪兵查出来,捕到虹口去,或者丁默L的喽罗们会把我们解往极斯非而路的七十六号里,「砰!砰!」两响就毙死了我们。那个地方,嘿,听说害死了不少无辜的人。再不然的话,也许汪先生又会叫我们住在一一三六弄里,等父亲回沪才放出来。但父亲若回上海,我们自由了,父亲就死了。唉!想来想去,头都想昏了,只是没有一件比较和平安静的事。这世界真可怕!真可恨!

我们逃出虎口,过程相当顺利,却不知万墨林暗中部署了强大火力,准备万一发生状况,不惜与敌人火并。且看《沪上往事》怎么描写:

杜先生给我来了一个电报,尽速设法营救陶先生的三位男女公子离沪赴港。陶先生派了一位曾资生先生到上海,和我联络,如何将三个孩子救出虎口。

我先打听汪精卫方面的动静,获得确息,汪精卫、周佛海已经离开上海去青岛。事后方知汪精卫一行离沪之前,陈璧君收到陶夫人的一个电报:「希圣即可偕返上海。」他算是吃下一剂定心丸,就此和周佛海北上。……再打听清楚了陶先生在上海有妹夫一家,住在沪西开设煤铺,是三个孩子的姑父姑母,心中想起这条计就更有把握。我定好一条意大利邮轮的一个房舱,买好四张票,然后把曾先生请来,两个人咬次耳朵,我告诉他如此这般行事。

曾先生立刻就跟陶大小姐通电话,叮咛她如何按部就班,从容出走。陶小姐跟她的两个弟弟密议一番,事毕,泰来和琤两位公子声声的说外面压路机太吵,无法做功课,也睡不着觉。陶小姐被他们吵得「没法」,便跟监视人员讲明了,把她两个弟弟送到沪西姑母家住一天,明日由姑丈姑母派人送他们上学。监视人员听她说她把弟弟送去就回来,当夜由她看家,果然不疑有他,命司机开车子到沪西兜一转。陶小姐绝不耽搁,交代清楚立即原车回到陶公馆。一夕平安无事渡过,次日一早,我调集一批弟兄暗藏枪械,化装为各色人等。再加祥生汽车公司准备三部出租汽车,一部由我用,两部停在杜月笙先生的杜美路公馆围墙外,一庄煤球工厂的前后出口,司机一律用我自己带枪的弟兄。我把当日出动的弟兄分成三批,三十个人在十六铺码头,二十个人在煤球工厂。我那部出租汽车上,有两名枪法最好的保镖。

我当时的盘算是这样的:那天一大清早,我便带两名保镖,叫司机把车子开到霞飞路西段陶小姐学校的后门口,等陶小姐由汪精卫派的监视人员护送她上学,她会按照曾先生昨天所传的话,不进课堂,学陶先生一样,走进大门穿出后门,坐到我等好的车上,飞车疾驶。万一被汪精卫的人发觉,我们就一路且战且走,直驶杜美路,那边我埋伏好了二十名枪手在等他们,不难一举解决。然后,再去沪西接陶泰来和陶琤矷C「七十六号」纵使闻讯大队来追,他们决不会想到我们突然来个向后转,不去码头而去沪西。

接到了陶小姐果然平安无事,我们便直趋沪西,接陶泰来与陶琤矷A再度前往十六铺码头并不弯路的杜美路煤球厂。倘若有追兵,我们藉煤球厂的烟雾腾腾,近在咫尺,不辨面目,用二十名枪手挡住追兵不许越雷池一步,前门进后门出,后门进前门出,反正两头都备得有接应的车辆,尽可保着三个孩子换车上码头。如果根本无人察觉,我决定也在煤球厂换车,三个孩子一人一部。至于为什么要「多此一举」?摊开来说,无非防个万一,我不能让三孩子个一齐牺牲于乱枪之下。换言之,也就是逃得出一个是一个。托天之幸,杜美路换车也能过关的话,那就三部车各载一个孩子,直奔十六铺。码头附近,也有二十名枪手随时备战,挡住追兵。然后,三个孩子分乘三只舢舨,各有三名保镖,护送上意大利邮船。

那一天行事顺利已极,我假想中的四处枪战全部都没有发生。陶氏三姊弟,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个个都那么沉着镇静,匕鬯不惊,就这么一路无阻的冲出天罗地网,逃到了驶往香港阖家团圆的邮船上。最后的嘱咐,是上船后人各一处,相互装做不认识。不论发生任何情况,也不能将内心的感受,流露于神色之间。意大利邮船启碇了,我和我的兄弟们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肩上的千斤重担,暂且卸下。

 

 注釋

   [1]   这些臆测包括:一、叛国。指他随同汪精卫与敌人谈判,企图另组政府是叛国行为。二、卧底。有人猜测他受命于蒋介石混入汪组织,以收发报机向重庆密告汪氏的活动与谈判经过,然后伺机携带汪氏叛国文件逃到香港予以揭发。三、悲观。认为他是所谓「低调俱乐部」的成员,对抗战前景缺乏信心,天真地以为追随汪氏与日谈和可以救国救民。四、跳火坑。多年受知于汪精卫,无法不顾催召,以「跳火坑」的心情盲目追随而身陷险境,及至认清和谈结果等于听任日本宰割中国后,幡然觉悟而跳出火坑。

[2]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无线电通信方法,是头戴耳机,手操键盘,用转钮寻找受讯台波段,然后收发以长短讯号代表字母或数字的「摩氏电码」﹙Morse Code﹚。此外,装机、测试、校验、呼叫等技术,无一不须接受严格的无线电技术及密码使用训练,方能真正工作。

[3]     陶希圣《八十自序》页30:「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先生承委员长之命,安排希圣为第五组少将组长。…第五组工作名为研究与写作,实际上希圣在战时军事枢密关所之内,无异于海上孤帆得此避风塘。个人以获此读书写作之良机为幸事,古人所谓『大隐隐于朝』者,是耶非耶?希圣一心感激委员长不杀之恩,殊未料委员长知我之深,甚至畀我代大匠斲。我明知其有伤手之虞,亦唯有尽心悉力捉刀以为之。」

[4]     杨雄,博通群籍、长于辞赋,西汉末事王莽为臣,后世称之为「莽大夫」以指变节改事新王朝之人。

[5]   《陶希圣先生访问纪录》页127

[6]     此处可能记忆有误。陶希圣于19381229日偕陈公博自河内飞香港,至次年二月底始赴安南接家眷,因此1231日的第一封信,应系发自香港。

[7]     张忠栋《从主张和平到主张抗战的胡适》。

[8]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页398-400:「陶希圣致胡适」。

[9]     连士升,福建福安人,1907年生。燕京大学﹙1931﹚及燕大研究院﹙1933﹚毕业,先父陶希圣曾在燕京兼课,故连跟随陶甚久,为《食货》撰稿。1938年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及岭南大学讲师。1940年任《国际通讯社》编辑及香港大学校外考试委员。1941年底港九沦陷,次年初脱险往越南,任侨校校长。抗战胜利后赴重庆﹙1946年曾住我家一段日子﹚,不久随政府复员南京。1947年赴新加坡,任《南洋商报》总主笔﹙1947﹚及总编辑、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宣传组主任﹙1953﹚、政府公务员委员会委员﹙1959﹚、南洋学会会长、新加坡大学董事等职。著作丰富,代表作有《泰戈尔传》、《海滨寄简》八集、及《回首四十年》等,享有「南洋鲁迅」之美誉。1973年七月九日在新加坡逝世。

[10]    何兹全《悼念我师陶希圣先生》。

[11]    同前注。

[12]    陶琴薰《我家脱险的前后》,刊载于民1940130, 31日香港《国民日报》。

[13]    1941128日,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12日九龙沦陷。时我全家居于九龙亚皆老街公寓。在英军撤退、日军入城之前的半天真空期间内,不良份子乘机四出烧杀抢劫,官署、商店、民宅,无一幸免。我家遭匪徒连续破门四次,家中物件被洗劫一空。大哥泰来于乱中将先父日记二本、密约原件、及少许现钞,藏入客厅壁炉内烟道上方夹层。日军入城后强占整座公寓大楼,将全部居民驱出,仓促间不敢将日记文件取出携带。大战结束后,父亲托香港友人前往寻觅不果。1989年四弟晋生应聘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曾透过关系亲访旧址,幸得进入公寓,惜内部早经改建,壁炉已不复存在矣。

[14]    原序引文: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无渡河之曲,声甚怆凄,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以其声语其妻丽玉,丽玉伤之,乃作箜篌引,而写其声。其词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将奈公何。」

[15]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版页328-334

[16]   蔡德金《陶希圣高宗武关于「日汪密约」的参与、出走与揭发》。

[17]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版页338-340

[18]   日本外交档案S493:〈树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

[19]   国民党党史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傀儡组织﹙三》》。

[20]   日本外交档案S487:〈汪精卫与垣会谈内容〉。

[21]   日本外交档案S493:〈汪精卫与垣第二次会谈内容〉。

[22]   冈田酉次《日中战争内幕记》之〈汪精卫赴日――和平工作在成败歧途上〉,日本新经济报社1975年十一月廿五日版。

[23]   同前注。

[24]  〈日本外务省就汪伪政权成立经过向内阁的报告〉,《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1963年版。

[25]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页169

[26]   参阅影佐祯昭《我走过来的路》,陈鹏仁《汪精卫降日秘档》页37-39

[2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汪政权树立工作》:〈汪回国后的和平活动〉。

[28]   这座花园洋房,原是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的别墅,现在是「长宁区少年宫」。

[29]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四册页286-287:〈陶希圣岁寒松柏〉。

[30]   193998日上海《中华日报》〈汪精卫上海记者招待会〉。

[31]  〈日本外务省就汪伪政权成立经过向内阁的报告〉。

[3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汪政权树立工作》:〈日本方面关于汪政权树立工作的混乱〉。

[33]    同前注。

[34]    同前注。

[35]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页520;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汪政权树立工作》〈汪回国后的和平活动〉。

[36]    影佐祯昭,日本陆军大学毕业,1924年在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任参谋,1929年调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官。19378月起任参谋本部第八课﹙谋略课﹚课长,为日本陆军大佐。19386月转任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课长。19393月调回参谋本部,八月晋升少将,派赴上海负责「影佐机关」。19403月底起担任伪「南京政府」最高军事顾问﹙陆军中将﹚。19425月调至马来亚作战,健康严重受损,战后为东京战犯法庭判无罪,于押解南京接受军事审判前死亡。

[37]  今井武夫,七七事变时是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陆军助理武官,事变发生后曾随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与北平市长秦德纯及天津市长张自忠举行谈判。193812月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为日本陆军中佐。19393月任中国课课长,同年九月改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二课兼第四课课长,晋升大佐。1940年初赴香港进行「桐工作」﹙见第九章第一节﹚,后调任步兵第141联队队长赴菲律宾作战。战争末期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副参谋长。1945821日在湖南芷江,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所颁发的受降命令。

[38]    犬养健,是另一名积极参与诱降活动的重要人物,他是1932年被日本少壮军人刺杀的前首相犬养毅之子,1930年代任日本众议院议员。董道宁、高宗武访日会谈时他都在座,他后来曾与影佐一同赴河内营救汪精卫前往上海。「梅机关」成立后,他是与汪组织谈判密约的日方主要成员之一。19403月底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后,随日本驻南京大使﹙前首相阿部信行﹚常驻南京。日本投降后曾出任法务大臣、代理外务大臣等职。

[39]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汪政权树立工作〉。

[40]    同前注。

[41]    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关于秘密条约的谈判〉,原载《日中战争》五﹙《现代史资料》一三﹚1964年版。

[42]    两函均转录蔡德金《陶希圣高宗武关于「日汪密约」的参与、出走与揭发》,原载《挡案与历史》〈1939年底汪精卫周佛海致陶希圣函〉﹙1988年第2期﹚。

[43]    日本外交档案S493号:〈关于日华国交调整原则的协议会〉﹙陶希圣发言部份见本书第八章第一节﹚。

[44]    犬养建《诱降汪精卫秘录》页259

[45]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页171-172

[46]    邦克《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日战争》页184〈高宗武谈话〉。

[47]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页173

[48]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汪政权树立工作〉。

[49]    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关于秘密条约的谈判〉。

[50]    高宗武、陶希圣1940121日致香港《大公报》的信中,有「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花言巧语,涕泪纵横」的句子。

[5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汪政权树立工作〉。

[5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53]    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关于秘密条约的谈判〉。

[54]    原载《挡案与历史》〈1939年底汪精卫周佛海致陶希圣函〉﹙1988年第二期﹚。

[55]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页173-174

[56]   〈须贺少将、陈公博会谈摘录〉,《日中战争》五﹙《现代史资料》一三﹚1964版。

[57]   《陶希圣先生访问纪录》页122

[58]    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页190

[59]    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

[60]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版页113-114

[61]    陶希圣《八十自序》页25

[62]    黄美真、张云《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页271-272

[6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64]    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

[65]    章君谷《杜月笙传》第3册〈高陶事件轰动世界〉页224-234

[66]    陶希圣与高宗武离沪的正确日期为194013日。

[67]    万墨林《沪上往事》第1册〈高陶事件举世震惊〉页196-197

[68]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页174-175。「国泰饭店」应是华懋饭店之误(以下不另注)。华懋饭店的前身为沙逊大厦,建于1929年,部分楼层经营饭店。1952年由上海人民政府接管,1956年恢复饭店业务,改名为和平饭店。

[69]    陶万冰如《逃难与思归――陶万冰如自述》,先母留给子孙的手著,未对外发表。

[70]    陶泰来来日记。

[71]    同前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