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汪精卫出走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高宗武、梅思平和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这是促使汪精卫离开重庆出走河内的日本原始和平文件。汪精卫一行人到达河内之后,近卫首相随即发表第三次声明,汪以「艳电」响应。三天后,重庆开除汪的党籍和撤除一切职务。近卫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表面漂亮堂皇,骨子里却暗打折扣。半个月后,近卫总辞。汪精卫正在观望局势犹豫不决之际,河内一阵枪响,曾仲鸣被误杀,汪精卫从此铁了心,一头栽进「火坑」。汪精卫一生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自居,致力于实现三民主义,不幸在他的晚年,却因为在日本占领区成立「和平政府」而为国人所唾弃。

一、「重光堂」的出走计画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梅思平、高宗武和今井武夫、影佐祯昭四人在上海谈妥了「日华协议记录」。除此之外,他们还制定了一套汪精卫出国及近卫发表宣言的详细计画和日程。按照日方「渡边计画」﹙按:日方给高宗武的代号﹚的设计,他们的行动日程是这样的:

十一月二十二日 高宗武、梅思平二人离开上海。

十一月二十四日 高、梅二人到达香港。

十一月二十六日 梅思平经河内到达昆明。

十一月二十九日 梅思平到达重庆。

十二月三日前后 本方面分别对留在上海及香港的周隆庠及高宗武给予许诺与否的答复;中国方面分别对在上海及香港的伊藤芳男及西义显给予可否的答复。

十二月五日以前 汪精卫离开重庆到昆明。日本政府于收到汪精卫到达昆明的电报后,即发表和平条件,汪精卫随即飞河内转香港。到达香港后,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并发表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采取日华提携及反共政策的声明。

按照这个计划,汪精卫一到达河内,立即发表声明,并向全国军民及海外华侨广播,号召对日和平。军事方面,由龙云与川军将领联系通电拥护和平新政权。日军则乘势举行大规模攻势牵制国军,以利龙云等将领占领云南、四川、广西、广东诸省,成为汪政权的地盘,成立「中央政府」。

重光堂会议结束后,双方分头按计画付诸行动。日本方面,今井和影佐两人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带了「日华协议」等文件返回东京,将协议结果向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土肥原贤二中将、及相关部、课作汇报。次日,板垣亲自带了今井、影佐向五省会议报告。五省通过「日华协议记录」,决定以之作为近卫首相第三次声明的蓝本。今井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回到上海,与伊藤静待中国方面的答复。

汪精卫原是赞成「焦土抗战」的。可是他对于国军误解「焦土抗战」的意义而误用「焦土抗战」的御敌方式,很不赞成。1938年六月,徐州陷敌,日军西进,大有立取郑州直逼武汉之势,国军乃采用炸毁黄河大桥及决堤的阻敌战法。六月初,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属下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的新八师,奉命执行河南省花园口炸堤任务。六月八日动工开掘黄河南堤,九日炸裂缺口,河水汹涌奔腾,泛滥至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四十四个县市,受灾面积达一万五千多平方公里,四千多个村庄处于洪水泛滥之中,近四百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洪水所到之处,耕作荡然无存。十一月,日军接近岳州,湖南省府主席张治中策划火烧长沙城以阻碍日军,由士兵组成纵火小队,准备放火烧城。十二日晚因讯号失误,纵火过早,日军尚未南侵而全市已烧剩一片瓦砾,百姓伤亡惨重。[1]这种「焦土抗战」的打法,百姓看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汪精卫表示痛心,坚决反对这种作战的方式。十一月二十三日,他说:

于对焦土政策的误解,致使长沙遭受到人为的大火灾,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抗战唯恃人心,若能唤起民心,就能得到一切物资,供抗战之用。反之,如得不到民心,纵有物资也不能随意使用。

繁华的城市即使不自行破坏,拱手让给敌人,只要民心尚在我方,在沦陷之后仍可以利用一切物资去破坏敌人,使之有助于我们收复失地。

如果,像长沙那样化为焦土,就万事休矣!如果,烧掉战区内的一切物资,我们又将以何处的物资去抗战呢?[2]

梅思平依照「重光堂」的约定,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密带协议文件和日本声明草稿返回重庆﹙据说这些文件是缝在衣服夹层内的,内容见第四章附录﹚,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汪精卫细读文件之后,在上清寺私邸召集周佛海、陈璧君、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详细研究协议和近卫声明草稿内容,及讨论今后的行动步骤。汪氏心情反复,迟疑不决。陶希圣在《乱流》中写道:

高宗武与梅思平一度由港秘密赴上海。他们与影佐祯昭(所谓梅机关)谈商的结果,得到四个条款。日方希望汪精卫脱离重庆,另组政府,谈判和平。这四个条款由梅思平带到重庆。[3]

上清寺汪公馆连日举行会议。参加者为周佛海、梅思平与汪夫妇。他们最初主张不邀我参加。但汪极力主张我参加,并电邀陈公博由成都到重庆共同商议。陈公博此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驻在成都。他来到重庆,参加会商,一时摸不到头脑,比及知有此种条款,不禁惊慌失措。

汪在会议之外,单独接见我,问我意见。我说:「在武汉时,先生曾说这次合作,必须合作到底,决不中途分手。我希望先生贯彻初衷。」汪颇以为然。

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4]

周佛海十一月二十六日日记写道:

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散。……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与思平谈及汪之性情,咸认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屡遭失败也。惟对于此事,则断定其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定计划也。(十二月三十一日补记于香港)﹚

二十七日周又写道:

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覆电。经数次会谈,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余为此事,亦考虑再四,心力交瘁矣。[5]

与会众人连日讨论,认为协议内容之「尊重中国主权、撤消日本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不要求军费赔偿、两年内完成撤兵」等条款可以接受。尤其是近卫的宣言稿,虽然日方事先声明系供参考之用,然其内容在确认协议之上述五个重点上,表现诚意。但是,对于未经签字的「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六条,则有所保留。最后决定在对日方的答复中,提出以下四点:

承认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

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必要明确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中国内政。

汪精卫预定十二月八日离开重庆,十日到达昆明。这期间,因有严守秘密的必要,希望日本于十二月十二日左右发表声明。

汪将于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6]

汪精卫深知此一行动果真付诸实施,其对国家和对自己所产生冲击之巨大,因此反复思考,踌躇再三而迟迟下不了决心。最后在陈璧君力催之下,决定按照计画派梅思平回香港[7]。梅思平于十一月三十日带了汪精卫的答复回到香港,通知西义显。日本方面收到汪的答复后,也立即通知周隆庠和高宗武,表示日本政府对日华协议记录无异议。

同一天﹙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包含日华协议记录要点的「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它的内容是:﹙一﹚基于共同互惠,日满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二﹚为国防上及经济上﹙特别是开发和利用资源﹚的需要,华北及蒙疆为中日加强合作地带,蒙疆地方尤为防共军事及政治上的特殊地区;﹙三﹚扬子江下游地域为中日经济上加强结合地带;﹙四﹚日本在华南沿岸的特定岛屿有特殊的地位。根据这四大原则,又制定了五个具体事项:﹙一﹚新中国的政治形态采分治合作主义;﹙二﹚修复日满支三国新国交;﹙三﹚蒙疆为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上海、青岛、厦门为特别行政区域;﹙四﹚中日缔结防共军事同盟;﹙五﹚除防共要地以外,日本军队应就全盘局势,尽早撤收;但为保障华北及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仍由日军驻屯上述各地。中日两国共同维持扬子江沿岸特定地点及华南沿岸特定岛屿的治安。[8]这个方针比「日华协议记录」增加了许多项目﹙尤其是扩大驻军范围及划分特别行政区域﹚,也删除了一些项目﹙如撤兵期限、战费赔偿等﹚,汪精卫等人当时都被蒙在鼓里。后来在上海谈判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就是根据这个方针而来的。

汪系人马于收到梅思平发自香港的隐语电报后,即分批到昆明会合。十二月五日,周佛海从重庆到昆明,当天日记写道:「岂飞机离地之剎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欤?」[9]。十日,陶希圣从成都到昆明,他在《潮流与点滴》中写道:「我未曾说给冰如听这一举动。我搭飞机由成都迳往昆明,在旅社暂住数日。汪夫妇与陈、周诸人分别来到昆明会合。」[10]

十八日,汪氏夫妇等一行人抵达昆明。由龙云迎接至其公馆下榻,并电告蒋介石。汪亦发电报告:「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同时以身体不适为由,不见来访客人,当晚只与龙云密谈。十九日下午三时许,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春圃、曾仲鸣、陈昌祖等人同乘包机离开昆明,五时半降落安南﹙今越南﹚河内机场。龙云在汪等离开昆明后,电告蒋介石:「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两次电详呈。」[11]

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先住朱培德夫人寓所,其它人住市区都城饭店﹙Hotel Metropole﹚。二十日,汪由河内电告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弟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事前以种种困难,未及徵兄同意,故对弟之行止,绝不必加以考虑。」[12]对出走原因算是做了交代。不久后搬去避暑胜地丹岛﹙Dam Dau﹚一家饭店居住。汪心神不定,日夜沉思,忽一日跌倒在地板上,将一腿跌伤。[13]

汪氏夫妇原定十二月八日离开重庆,先到成都,于十日到昆明。七日,蒋介石从桂林来到重庆,汪精卫不得不改期。乃急电香港高宗武变更预定的行程。日本方面,近卫原定十日由东京赴大阪,十一日在大阪公会堂以演讲的方式发表声明,得汪改期讯息后,不得不临时托病取消大阪之行。近卫一度延至十四日发表声明,最后决定中止发表。蒋之突然来渝,日本方面颇担忧是否工作暴露,也曾怀疑汪精卫的诚意。直到二十一日才收到今井武夫报告汪已安抵河内的电报。

十二月二十二日夜,近卫以首相谈话的方式,就日华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发表第三次声明﹙全文中译见下节﹚,标榜「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希图与「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汪精卫遍查声明内容,找不到任何有关撤兵的文字,这么重要的承诺竟然没有见诸文字,他的震惊可想而知。但是事已至此,争执无益,只好依约响应。汪在卧榻上起草声明,呼吁重庆打开和议之门,另外自行加上「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的字样,算是对国内交代及提醒近卫勿忘此条。声明稿写好后,交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带往香港见顾孟余。三人于二十九日乘飞机抵港后,立即往见顾孟余。顾阅声明稿后坚决反对,痛斥为何不予阻止,认为「万万不可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关于顾孟余反对发表声明稿一事,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有很详细的记忆:

陈公博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注:周佛海日记为二十九日)从河内飞香港时,汪精卫即托陈带了亲笔函连同自拟的响应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艳电」稿交顾孟余,以为顾会同意;不料顾孟余看毕后大吃一惊,表示反对说:「万万不可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我马上去电力争,未得他(指汪)覆电之前千万不要发表,如怕迟误一切由我负责。」陈唯唯而退,即归告周佛海于九龙塘约道五号。不料周听了大怒,竟暴跳如雷地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为顾孟余一人反对就不依期发表,那就散伙好了。我没有什么关系,马上可以回重庆见蒋先生认错请罪,料想不会有什么问题。打开天窗说亮话,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商量的,干就干,不干就拉倒。顾孟余不过是个部长,我难道就没有当过部长吗?怎么可以因他一人反对就推翻一切,连电报也压住不发呢?」陈公博听了,一时委决不下,叫了林柏生来,把顾孟余的意见告诉他。林干脆说:「我不管顾孟余说什么,由你交给我的汪先生的信,就等于是他的命令,他命令我二十九日发表,我只知道遵办,如果要改期,除非有他的命令,否则我要执行命令,决定如期发表见报。」[14]

十二月三十日,林柏生、梅思平仍照汪的意思,将原文﹙日期为十二月二十九日﹚联名签署,分交香港各报,三十一日见报,此即「艳电」。当天晚上,周佛海在日记上写道:「今日为除夕,与希圣枯坐无聊,度此残岁…。」[15]周、陶两人随即留居香港,住九龙约道五号。

二、近卫第三次声明与「艳电」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汪精卫等一行人抵达河内,日本政府按照梅思平、高宗武与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重光堂的约定,配合汪等一出国门,便于次﹙二十二﹚日发表近卫第三次声明,其原文中译如下[16]

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次,因为在东亚之天地,不容有「共产国际」的势力存在,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议的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议一事,实为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

在日华经济关系上,日本既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也不要求中国对理解东亚新形势而相应采取善意行动的第三国的利益加以限制,始终只求通过日华提携和合作发生实效。即要求在日华平等的原则上,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东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利益。

以上是日本对中国所要求的一个大纲。如能彻底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就能理解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

实际上,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党部举行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发表「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的长达万言的演讲,严正驳斥近卫声明,揭穿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与工具已经一切齐备,侵略并吞的手段与心事已表露无遗,并指出「日本之真正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近卫声明是敌人整个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17]这篇讲词为中国国民党抗战国策的最高准绳。日本侵华军事至此更陷入胶着状态,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并不因日本的种种动作而有丝毫动摇或妥协的迹象。

汪精卫的响应声明,即所谓「艳电」,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香港发表。何谓「艳电」?为何称之为「艳电」?原来中文电报为节省字数,以一个诗韵的去声字代表日期,「艳」代表二十九日。「艳电」乃汪精卫签署的「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声明,由林柏生、梅思平二人联署发交香港各报,十二月三十一日刊出,原文如下:

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四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议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以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取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七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的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得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于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议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议,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的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拋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声明已改变一月十六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辱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和平之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此提议,伏盼采纳。汪兆铭,艳[18]

「艳电」发表后,引起国内人民及海外侨胞交相挞伐,终于导致汪精卫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及撤消一切职务。蒋介石的震惊与愤怒,可想而知。他在日记中有下面几段痛心的记载:

当此党国空前未有之危局,彼竟不顾一切,借口不愿与共党合作,拂袖而行,置党国于不顾,此岂吾革命党员应有之行动乎?不胜痛惜之至!惟仍望其能自觉回头耳。(十二月二十日)

不料精卫之胡涂乃至于此,诚无可救药矣。党国不幸,竟有此寡廉鲜耻之徒,无论任何待之以诚心义胆,而终不能邀其一顾,此诚奸伪之尤也。(十二月二十二日)﹚

回忆民国十五年,彼投共卖友,不惜祸党误国,余以至诚待之如总理,而彼为共党所欺,以一时之利害,而放弃公私情谊,不惜与苏共协力谋我,思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参威,此种非人所为之事,而彼竟乐于为之,是则何怪其今日通敌投降,以打破我抗战计划,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余不复与之合作,尚欲使之自拔,岂不拙乎?然而要亦力求余心之安耳!(十二月二十四日)[19]

蒋对汪的旧仇新恨,至此一并爆发,从此正式决裂,分道扬镳。

三、撤销职务永除党籍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发表第三次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和平条件。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发表史称「艳电」的「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响应,于三十一日刊载于香港《南华日报》,已如前述。

对外发表「艳电」的同时,汪精卫另外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的电文,原文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察。本月九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用于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谨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专此,敬候公祺。汪兆铭谨启[20]

这两篇电文传到重庆之后,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群情愤激,一致声讨,认为汪精卫以执政党副总裁之尊,不应该发表此种违反国策、媚日求和、助长敌人气焰的言论。国民党内更是炮声隆隆,纷纷要求蒋总裁作最严正的处理。一九四○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团拜后,中央执行与监察委员一致主张立即举行执监临时联席会,讨论此事,乃于下午四时开会,在重庆的中委全体出席。主席蒋总裁报告开会意义,希望对汪兆铭宽大,并建议三种处理方式﹕﹙一﹚劝告,﹙二﹚警告,﹙三﹚开除党籍。各委员认为汪兆铭如无所私,应将意见对中央建议,即不然亦应密呈中央,今乃先对外发表主张,始电达中央,殊属不当,总裁建议的三项方式,均嫌太轻,咸一致主张予汪以永远开除党籍的最严厉处分,旋付表决,通过「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临时联席会通过的决议文如下﹕

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居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主张。二十九日来电,竟以日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其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其欺蒙。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撼动国本。我国为救亡图存,发动抗战,百余万将士之死伤,数百万同胞之牺牲,惨痛深切,无非欲根本消灭敌人侵略之毒计,以永保为国家民族世代永久之生命。年余以来,国民则精神团结,将士则踊跃用命;万众一心,咸集中于本党总裁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坚毅不屈,有必达胜利之自信。今敌人谋我之野心益彰,伎俩益毒,即吾全国之敌忾愈切,决心愈坚。汪之所言,不但为中央所痛绝,实亦为全国民众所不容。查战争期间,任何国民,绝对不得违反战时国策之决定,而自作主张;本党纪律,更绝对不许逾越党的正式决议,违反党的规则,而以个人发表其意见。汪兆铭此种行动,其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当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观听。我国民须知抗战决胜之最要关键,唯在意志统一,精神不贰。我民族在昔迭遭外患,如宋、如明,固仅为一姓一家朝代之溃灭,而非为民族之沦亡,然其致败之原则,皆由当时朝廷少数奸邪精神慑服,天良丧尽,以致灭亡,决非民气与国力之不能抗敌也。故今日抗战,非整肃纲纪,不足以振作精神;非除携贰,不足以战胜强敌。综观敌人最近之毒计,实欲威胁我精神,而导我于分离覆亡,本党深知为全国同胞,民族意识普遍,发扬春秋大义,深入人心,只须坚定不移,奋斗不屈,严守国策,统一意志,最后胜利,自必实现。今后抗战国策,一以本党总裁上月二十六日在中央纪念周所发表之演讲为唯一标准,愿我全国同志及将士同胞,本此意志,悉力以赴。其有背越斯旨之一切言论与行动,皆为国家利益与法纪所不容,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以保持战时意志,而完成为三民主义革命救国之使命。[21]

国民党蒋总裁本来并不想在此时对汪作如此严厉的处置,而主张宽大以留余地。可是在临时联席会上,他挡不住党内大老们的激烈声讨,终于在表决下作出永除汪精卫党籍及撤除一切职务的决议。陈布雷有这样的记载:

元旦团拜毕,召集临时中央常会,讨论对汪发表艳电之处置。初时蒋公犹欲处以宽大,已于先一日嘱余拟电稿,将晓以大义,为留悛悔余地,但会议时群情激昂,林主席及溥泉、稚晖诸公均极愤慨,卒发表决议文昭告全国,以明邪正所在。[22]

四、近卫内阁总辞

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日本政坛发生剧变,近卫文总辞,平沼骐一郎男爵继任首相,组织新阁。这一变动,对汪精卫及其追随者造成重大冲击。

近卫文乃日本贵族,是位提倡个人主义、主张国际正义的理想主义者。卢沟桥事变时,他才组阁一个月,对于事变的发生,他和他的内阁事前并不知情。最初,参谋本部采取不扩大方针,主张由现地驻军以地方事件就地解决之。可是陆军大臣杉山元及他手下的陆军将校却主张乘势突进。近卫首相自己原倾向于参谋本部的意见,七月十一日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应设法早日停止战争,与中国和解。然而,他终究无力控制东京的少壮军人,无从掌握全部局势。及至陆军省派军队前往中国作战,战火延烧到上海,近卫在杉山要求断然处置的强硬态度下,不得不于八月十五日发表「膺惩暴戾支那」、「打至其屈膝为止」的声明。[23]

其实日本天皇也主张不扩大。他在《昭和天皇回忆录》里写道:

不久,这个事件(按:指卢沟桥事件)波及上海。近卫主张不扩大方针,我则认为既然波及上海,要防止其扩大是很困难的。……我主张对中国予以威胁同时提出和平论,参谋本部赞成我的意见,但陆军省却反对。反对的可能是陆军省军务局。因而又失去了妥协的机会。[24]

近卫辞职的近因,是他无法处理议会中政治势力之对立、财政经济之压力、国际形势之煎迫,以及他反对全面推行全国总动员案;远因则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无力以「华北事件」就地解决,却任由其内阁蓄意扩大为「中国事件」以遂军方野心。战争爆发后,既发表声明拒绝与国民政府谈判,坐失和平收拾局面机会于先,又无能力担负举国投入战事的偌大责任于后。他在内外煎迫之下,早已有辞职的打算。及至汪精卫脱离重庆出走河内,配合近卫的「建立东亚新秩序」以实现「共同防共」的计划,于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立即以「艳电」响应,近卫认为「对汪工作」已经获得阶段性成功,即于声明发表后的第十三天解散内阁,宣布辞职,不再继续扮演一名受军部恐吓利用的「时装模特儿」。[25]

近卫下台,现任枢密院院长,属于鹰派的平沼上台组阁,法西斯主义抬头。平沼在西园寺内阁中曾任次官,嗣任法相及枢密院副院长。他是位激烈的国家主义者,组阁后势必强化海陆军极端派在政治上的地位。他上任后虽然口头上说「日本对华政策并不因内阁改组而动摇…事变进入一新阶段,应在新内阁之下,图新的庶政之设施,以期民心之一新」云云[26],但实质上对汪组织的和平计划,与军方部分有识之士欲藉以脱离战争泥淖的期望,是远不如近卫热心的。

陆相板垣征四郎对于平沼处理对华外交的态度不甚放心,因此平沼请他留任时,曾提出七个条件。其中对中国问题的条件是:

要求对中国事变,应依御前会议所决定,坚持确实「不动」的方针;关于近卫十二月二十二日调整对华国交之声明,尤须全面支持与踏袭。[27]

近卫辞职后也发表声明说:

日本对之华政策,并不因内阁辞职而动摇,盖此项政策之成立,曾经过日皇之批准。至于此次之辞职,则因相信需要在新内阁下,使人心能以观瞻一新。对华事件,现已达一阶段,需要将一切努力,集中于「新秩序」之产生,吾人对此,必须采取坚决态度。依余之意见,如欲应付新局面,似必须采取新步骤,以振奋人心,此事可由新内阁应付之。[28]

近卫虽辞去首相,但就任了枢密院议长。他也兼任了平沼内阁的无任所大臣,以便继续参与对汪工作的重大决策,直至同年八月三十日平沼下台为止。

为了向日本新内阁表明自己对和平运动的积极态度,汪精卫派高宗武赴日(二月廿一日长崎登陆)与日政府外务机关联系,说明汪对和平结束战争的方法:(一)如果日本要与蒋介石接触,他愿协助斡旋;(二)如果日本要与蒋介石以外的人接触,他愿以在野身份斡旋;(三)如果要他出来负责,他将出马。日方采取第三点,由五相会议决定,促汪出马。三月十八日,由田勼爱义总领事把决定带到香港面交高宗武。[29]

然而,汪精卫对日本政局的变化并非没有警惕,尤其近卫文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声明中,对于「重光堂协议」两年撤军的承诺,只字不提;而近卫在任内想方设法把他这位国民党元老弄到河内,自己却突然辞职,觉得被日本人出卖了,令他十分气馁。同时,汪精卫原来准备在云南或四川等非日本占领区建立政权的计画,因为预先估计可能参加「和平运动」的地方将领龙云、张发奎、陈济棠、何健等人并没有如预期的响应,而致全部落空,令他更加失望。

高宗武在日本时曾经得到日方有意与蒋介石妥协的印象,对于日方的一些方针也相当不满。[30]他与陈公博、陶希圣都极力反对任何在占领区组织政府的想法。汪精卫一度有意接受高等三人的建议,就此放弃「出马」,远赴欧洲脱离事端。可惜由于其他众人的反对,以及三月二十一日凌晨,国府特务在河内谋剌汪精卫而误杀曾仲鸣的几响致命枪声,让他从此铁了心肠,一头栽入前往日本占领区组织「新中央政府」的深渊。

八月二十三日,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政府措手不及,于二十五日向德国提出抗议。平沼麒一郎内阁因而于八月三十日倒台,继由阿部信行组阁,兼任外相。阿部首相对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内涵更欠了解,新阁的陆军中央对促成和谈的己方人员亦不甚尊重,等而下之,连平沼的保证也只字不提,遑论什么近卫声明、重光堂的承诺。以至造成日后苛刻条件层出不穷,所谓和平谈判,已变质至不堪闻问了。

五、河内刺杀行动

前面已经说过,曾仲鸣的被特务误刺而死,于汪精卫之决心远走他国,或者是进入日本占领区,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河内刺杀事件发生之后,重庆方面始终不置一词,亦不对汪组织的激烈质疑作任何反应。直到四十多年后,才先由参与刺杀行动的特工人员王鲁翘透露此案内情,继由策划与领导人陈恭澍打破沉默,将此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交待。

汪精卫被永远开除党籍,自然非常愤怒,适值此时近卫首相突然辞职,更使他处于十分彷徨的处境。重庆方面虽然数度作出一些劝阻的努力,包括彭学沛送他赴欧护照、驻英大使郭泰祺安排赴欧、《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笔下留情、谷正鼎亲送旅费及出国护照等等,亦终归无效[31]。据说汪精卫曾对谷正鼎发牢骚:「以前我因蒋介石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中伤我…。我被他苦迫出国,去来何尝要过他什么护照?…他如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生不回国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32]陈公博和陶希圣也向他建议,与其进入沦陷区在日本人的卵翼下组织政府,坐实党中央对他「通敌求降,直欲撼动国本」的指责,不如就此远赴欧洲,脱离是非。

陈公博反对汪精卫再与日本人接触,他在《八年来的回忆》中写道:

在河内住了几天,近卫声明已发出,汪先生起草一个答复,交周佛海、陶希圣、和我三人带去香港发表,是即所谓「艳电」。我临行之时,力劝汪先生不要离河内,并且不要和日本人来往,以示无他。我回香港以后,心想我心愿已了,只求汪先生不要再有行动,或者可以得重庆各同志谅解。[33]

对于汪精卫到底是应该转赴欧洲,或是进入日本占领区,陶希圣有这样的记忆:

此刻有一基本观点,在随汪出走之诸人的中间,颇有歧异。一部分人得知近卫声明的要点以后,主张汪精卫游欧,不应该进入日军占领地区组织政府;反之,另一部分力主到上海去,进行谈判。两种意见折中的结果,汪夫妇留在河内,其余诸人转往香港,暂为观望。[34]

不幸就在此时,发生了刺客潜入住宅企图行刺汪氏而误杀曾仲鸣的事件。陈恭澍根据多种史料和亲身经历,写了一部厚达三百八十多页的巨著《河内汪案始末》,允为当代最权威的第一手史料。陈将军受层峰之命为国锄奸,以正义制裁叛逆的角度叙述事件经过,义正辞严。现在且让我们听听受制裁者在黑夜中束手就歼的情形。

汪精卫夫妇抵达河内之初,先住在朱培德夫人寓所中,其它诸人则住都城饭店,后来又迁到丹岛一家避暑旅馆居住。入住不久后,发现有些出入旅馆及活动于周围的人物,行迹可疑,乃决定再搬回市区,在高朗街租了一幢三层楼的洋房。住进这里的人有﹕汪精卫陈璧君夫妇、曾仲鸣方君璧夫妇、汪氏女婿女儿何文杰汪文惺、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侄子陈国琦、其它家人朱媺﹙党国元老朱执信之女﹚及随从等人。陈昌祖正好住在二楼楼梯口,亲眼见到整个行刺的行动。以下是他的叙述﹕

一九三九年三月廿一日,发生了一件企图谋杀四哥﹙按:即陈昌祖之姐夫汪精卫﹚的悲剧。他幸运地逃脱了这次谋杀,未受到丝毫伤害。可是,曾仲鸣却被杀死,仲鸣的妻子和其它另外两个人都受了伤。

自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到达河内以来,四哥与蒋介石之间的联系并未中断。蒋曾派几名密使前往河内,想说服四哥返回重庆,没有成功。接着,他们又想说服四哥到国外待上一段时间。可是,就在四哥做出决定之前,悲剧发生了。大约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初,蒋的蓝衣社特务占据一处住房,用来监视四哥的日常活动。他们在马路斜对面,租用了一幢高楼的几套房间,从楼的顶层,可以很好地观察到公寓楼左侧顶层起居室内的情况。他们一定不知道这间特殊的起居室,并非四哥夫妇所居,而是由曾仲鸣夫妇使用。

在那个不幸的夜晚,即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十一日的晚上,大约凌晨二时,有三个人悄悄越过院墙,穿过公寓外的一片空地,从27号楼后门进入楼内。这时,一定有人踫到了一把椅子。我侄子国琦当时正在二楼卧室内睡觉,房门正对着楼梯,他听到外面有响动,便打开门,想出来看个究竟。他看见一些人影正登楼而上,有人看见他打开房门,便朝他开枪。他立刻退回房内,把门扣死,刺客们继续往顶楼爬去。枪声惊动了曾仲鸣、方君璧和朱,他们走到门前时,刺客们已经登上门来,并朝他们开枪。仲鸣的背部中弹,他被君璧和朱拖进屋内并把门锁牢。这时,刺客们赶到门前,开始撞门。但没有用,他们使用一把斧头或者其它的一些硬金属打门,打碎了一块木板,把自动枪从门洞伸进屋里,猛烈扫射。此时,仲鸣正无力地躺在床上,鲜血不断地从伤口里流出来,君璧正坐在床边。他们离被打碎的门洞仅几尺远,成为刺客们最容易击中的目标。刺客们把枪内所有的子弹几乎都射向了他们,他们俩都负了重伤。朱最为幸运,当她把门锁好之后,就蹲伏在门后靠墙角的地方,紧贴着墙,从而未受到任何损害。射击持续了至少一分钟,刺客们认为已达到目的,确信四哥已经死了,便拾级而下,到达一楼时,他们看见有人正在厅内,准备往卫士居室内后退,便朝他开枪,这个人负伤倒地﹙即厨师﹚。刺客们离开公寓,又越墙而走,最后消失在黑夜里。事件发生的前后过程,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当时,四哥及四姐,正在卧室内,他们的女儿汪文惺及其女婿何文杰也在卧室内。听到枪声,都冲出房门。当他们来到通门时,射击停止了。他们冲进三楼卧室内,发现曾仲鸣和方君璧正躺在血泊的床上,都受了重伤。朱熟谙法语,她跑到二楼打电话报警。1020分钟后,警察赶到出事地点,过后,又有三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在四姐(按:陈璧君)的陪送下,把四名受伤者送到医院。

仲鸣负伤最重,腹部被枪弹打得布满了窟窿,犹如蜂窝。医生马上为他做手术,何文杰和其它一些人为他输了血,但是,这一切并未能挽救他的生命,他于三月廿一日下午死去。四姐一直陪伴在仲鸣身旁,四哥不顾警察的反对,来到医院,看望仲鸣。君璧身中四弹,其胸部及肺部受伤,一颗子弹穿进左胸,从背后穿出,打碎了一根肋骨,第二颗子弹打中右腿,穿透膝盖,从膝盖下部穿出,第三颗子弹穿过左大腿,未伤骨头,第四颗子弹伤在左乳,仅仅擦伤表皮。幸运的是,她的膝盖未被子弹打碎,但是,第一颗子弹造成了很重的伤,给她带来许多麻烦,引发了胸膜炎,并伴有高烧。因此,她不得不在医院待上3个月。我的侄子国琦仅右腿受了轻伤,当天就离开医院。第4名伤者是个厨师,名叫阿就,左胸中弹,被迫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

刺客似乎有3名,有人说是四名,参与了那天晚上的行动。据警方指出,刺客乘坐两辆三轮摩托车来到现场,把车停在街心,司机则在车上留守。刺杀完毕,他们中的两个人返回等候的车时,被警察抓住。第三个人藏在与洋楼毗连的空地草丛里,观察情况的进展。以后他离开现场,返回重庆。一年后,他﹙按:即陈恭澍﹚被南京汪伪政府的情报机构在上海捕获,最后,他承认自己参与河内的谋杀活动。[35]

曾仲鸣被刺,汪组织反弹极为强烈。曾仲鸣之妻方君璧,及汪兆铭、陈璧君夫妇以友人身份,联名在香港《南华日报》从三月二十二日起连登讣闻七天,内容为﹕「曾仲鸣先生于三月二十一日上午三时在河内寓所为凶徒狙击,下午四时半伤重逝世。曾先生努力国事二十余年,兹卒以身殉国哀此讣闻。」

同一天,《南华日报》发表社论,题为「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全文如下﹕

月二十日早二时,暴徒数人闯入汪先生河内住宅,开枪轰击,受伤者数人。追随汪先生多年之曾仲鸣先生因伤逝世。旋凶手三人被捕,据称系二月底三月初相继由重庆来河内。吾人闻讯之下,悲愤异常。兹勉抑感情,略述所怀,以质于国人,并质问重庆政府。

汪先生自一九二一年以来,忍辱负重,以与日本周旋,中国乃得于六年之中,略有国防军事准备之余裕。此种精神,此种努力,乃所以为中华民国,乃所以为国民政府,亦所以为国民政府中心之蒋介石先生。自抗战以来,汪先生仍本于一贯之精神与努力,求国家命脉之保存,求民族生机之持续,不断以维护国力为念虑。汪先生此种精神,此种努力,无一不为国民政府,亦无一不为蒋先生,且无一不与蒋先生和衷共济。

夫中华民国为求生存独立,不得不战。战争归于挫折,则战争终于和议。故为政者在此时期不可不支持战争,亦不可不准备和议。从表面言之,战与和固不兼容,而里面言之,不得不战而战,战乃所以为国家,不能再战而和,和乃有裨于民族。

故在无可再战之今日,主和无罪。抑更有进者,在表面上,重庆方面近来先有路透社发表之官方谈话,继又有外交部长之谈话,皆祈祷国际周旋,皆期望东亚和平,举凡和平会议,乃至于中日谈判,皆倡言无复顾忌,在事实上,国民政府以及蒋先生亦皆有各种之努力,为国家体统计,吾人兹不欲明言。

吾人今日欲质问重庆之执政。纵令认定汪先生与现政府为国民党之两派,两派之政见不同,可决于民意。两派之方略不同,可决于枢府。何必诉之于暴力,以摧毁此无机心无防备之在野领袖?汪先生出国以后,只发表其素日一贯之主张,且发表艳电以后,更无相继而起之言行。乃重庆先以过当之处分,又继之以此种毒辣之暴力。此等事件,决不能诿为共产党所为。吾人深愿重庆答辩于国民之前,更望国人判断重庆之用心与手段为何物。

吾人志愿中华民国进于民主政治。此为汪先生之素志,亦为重庆两年来所自诩。吾人欲质问重庆自诩民主之执政,民主政治是否须借助于暗杀仇杀始可成功?今日之事,主和为有识者普遍之心理,无非劫持于有组织之统制而不敢言。即令此项暴力成功,只能摧毁汪先生而不能普遍摧毁一般有识之人士。若暴力果能钳制一般有识人士,使皆不能为国家民族设想,使皆不能为国家民族建言,则国家民族等于沦亡,更谈不到民主政治。

吾人为民族国家,为民主政治,决不怵于暴力而灰心。吾人为民族国家,为民主政治,亦决不动于暴力而变更一贯之立场与确定之主张与意见。吾人唯向重庆提出如上之质问。[36]

金雄白在《汪政权始末记》书中说,这篇社论是陶希圣写的。他说:

刺汪案发生之日,因为汪氏已准备赴欧,所有他左右较为重要的人士,都已先后来港。迨凶案消息传到香港后,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何炳贤都集在九龙太子道的周佛海住宅,集议此事。这一批人,除了在文字上的抗议以外,还会有什么其它的办法?当时他们认为不论为主战或者主和,都是为了国家的存亡,应该不是为了私人的利害。汪氏提供意见,是希望由政府谈和,而不是由汪氏自己去主和,即使政府不以为然,对一个陈述国事主张的人,中央既已有了严厉的处分,何至更出此卑劣的手段?在座最表愤慨的是陶希圣,他自告奋勇地愿意动笔起草抗议,当人们还在纷纷议论之际,他就坐在沙发椅上,俯身矮几,振笔疾书,为南华日报写就了一篇社论,题为「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我手里尚存有当年的全文,但因为写时陶希圣正为一时之意气所激荡,字里行间,显得颇为率直。…兹仅节录其中的一节﹙按:即上文「夫中华民国为求生存独立……」起之一段﹚。从这一节中,还可以证明汪氏的出国,初意亦仅以发表主张为止,并没有艳电以后相继而起之言行。事实上经此钜变,使汪氏于愤怒与哀悼中已在筹维他今后的行止了。[37]

香港《南华日报》系汪系外围宣传报纸,社长林柏生为国府立法委员,它发表激烈言论,自然不足为奇。「艳电」、「举一个例」、「说老实话」等文章,都由该报发表。后来因为附汪色彩太重,为国府免职。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林柏生在香港德辅道步行至连卡佛百货公司门前,被两名工人模样的大汉以铁锤猛击头部,重伤几乎送命。凶手后来被捕,传说尚未及审讯即被狱友殴毙牢中。林伤愈旋赴上海,曾任汪伪中央宣传部部长。林柏生被击次日,香港《大公报》对其有如下之描述﹕

林柏生年三十七岁,曾赴法国巴黎留学。汪精卫赴巴黎时,林召集留法同学开会欢迎,此为汪与林发生关系之最初阶段。后来汪在香港设《南华日报》,委林主事。不久又在上海设《中华日报》,林又奉调主其事。林在政海中因汪之关系甚为活跃,曾任立法委员。上月因汪精卫主和之「艳电」,由林柏生及梅思平二人联合签字,送给港中各报社。中央以林柏生附汪有据,乃明令褫去其委员职。林与梅二人最近又曾联署发出汪精卫致蒋委员长书。[38]

三月二十七日,汪精卫写了一篇「举一个例」,发表于香港《南华日报》。除对国府谋刺事件表示愤怒外,他解释与日谈和并非他个人的主张,而是国民政府的政策。他举的例子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在汉口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的会议记录,讨论及决议以陶德曼大使带来的日本和平条件为和平谈判基础。他质问:

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十二月廿二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己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

对于以上三个疑问,我不欲答复,但对于和战大计,欲不能不再为国民一言。

有人说道:「既已主战,则不应又主和」,此话不通。国家之目的,在于生存独立,和战不过是达此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战时则战,到可以和时则和;和之可不可,视其条件而定:条件而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不可和,条件而不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可以和。「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言犹在耳,试问主和有何不可?[39]

从抵达河内到曾仲鸣被杀之前的三个多月间,汪精卫除了发表两次声明﹙「艳电」及「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之外,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缄默。在这段时间内他到底在做什么?最初,如陶希圣所说「汪夫妇留在河内,其余诸人转往香港,暂为观望」,周、梅、陈、陶等人都去了香港。[40]二月四日,汪精卫写信托高宗武去东京见近卫,二十一日,高宗武携带「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到了长崎,转东京,拜访平沼首相和有田外相。[41]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记录,他在筹谋今后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但在掌握日本方面确实实行约定事项之前,不得不放低姿态以避免刺激英、美、法三国。此外,既无武力又无财力的汪精卫,在向日本请求每个月贷款三百万港币的活动经费。同时,他也在观察重庆政府及中国各方面的动静。重庆方面,除了开除党籍及撤除职务之外,对汪的态度及舆论声调实际上也不如想像的那么激烈。双方这种近乎隐忍的态度引起了外界所谓「蒋汪唱双簧」的猜测,一些人甚至抱着和平可能实现的期望。然而,河内的枪响终于向世人证明蒋、汪二人的彻底决裂,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了。[42]

日本方面于得悉河内的刺杀行动后,为了汪精卫的安全,五相会议决定立即派外务省书记官矢野征记、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海军省少将须贺彦次郎、众议院议员犬养健等人往河内营救汪精卫等人赴上海。四月十六日,他们船行抵达河内,次日见到汪精卫劝他搭乘原船,五千三百吨的「北光丸」货轮离开河内。汪精卫答应随行,但坚持乘坐自己租来的一艘七百六十吨,名叫「福肯哈芬」号的法籍小船。四月二十日,影佐、犬养、汪精卫夫妇、周隆庠、陈昌祖等人登上小船﹙其它人搭机飞上海﹚,两条船一先一后向北航行,约定在外海会合后再换乘大船。当时海上气候恶劣,两船互失踪影,联络困难,直至二十八日他们才在巴亚斯湾东北海面登上「北光丸」。

汪精卫在船上曾经跟影佐有过极深切的谈话,他表示,他的出走完全是为了带来和平,只要能够导致和平,政权落入谁手都无所谓。和平运动的目的是要使重庆政府同意谈判停止战争,因此,和平实现之后,他将毫不踌躇地退隐下野。他说:

我要请日本人谅解的是,就中国人来说,和平论既是爱国精神的流露,抗日论也是爱国精神的表徵。以这两种主张为信念的人,都是爱国家和希望民族繁荣的。和平、抗日两种理论的分歧点实源自对于东亚中日关系的根本认识,和对日本对华政策认识之不同。希望日本人能够了解:对于抗日论者,日本只欲以武力来真正改变他们的这种认识是不可能的,而唯有以日本对中国的施策,亦即事实来改变他们的想法,才是达到目的的最好方法。

他又说:

在战争状态的现况,抗战论一般人比较容易听得进去。反此,和平论与卖国论是一体之两面,故很难为一般人所接受。唯有日本以事实来证明其施策为正确而公正始能发出光彩。故在和平运动的过程中,必定遭遇到严厉的批评,譬如卖国贼、汉奸等等。但我决心甘受此种抨击,我将把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往我所相信的和平而迈进。[43]

五月二日,「北光号」在台湾靠岸,四日再航,六日抵上海虹口码头。因汪精卫抵沪的消息走漏,一群新闻记者在码头等候,汪氏夫妇不得不在船上过夜,第二天才混过记者,登岸前往日本租界体育会路由日军严密保护的住处。[44]

六、汪蒋恩怨三十年  

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名兆铭,号季恂。一九○五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国父孙中山奔走革命。一九○九年冬,他与黄树中﹙出狱后改名黄复生﹚、俞培伦﹙纪云﹚、陈璧君﹙南洋槟榔屿华侨富商之女﹚、方君瑛﹙方声洞胞姊﹚、曾醒﹙方声洞夫人,曾仲鸣胞姊﹚等人入京,以守真照相馆作掩护,谋以炸弹炸毙清廷皇室重臣,效荆轲之烈举以表现党人的决心。行前致书南洋同志:「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又破指以血书致胡汉民曰:「弟今作薪,愿兄为釜。」后以埋藏炸药事机不密,图炸摄政王戴沣﹙宣统皇帝溥仪生父﹚不成,与黄树中、罗世勋﹙照相馆职员﹚同时被捕。汪于刑部受审时慷慨陈词,伏地书写供辞洋洋数千言,力斥清廷预备立宪乃欺骗舆论,实图保持皇权。他在刑部第二次供辞中写道:「自被逮以来,诘者或曰:今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而不已?呜呼!为此言者,以为中国已有长久治安之本,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今号称立宪,而其目的在于巩固君主之大权,是其强权,较昔加厉,其终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之敌,不亦宜乎?…中国之情势,非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及今图之,其犹未晚,斯则后死者之责也。」[45]  汪自料必死,在狱中吟诗言志,成「被逮口占」四首:

﹙一﹚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二﹚紫嫣红色,从知l染难;

         他时好花发,忍取血痕斑。

﹙三﹚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四﹚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高台。

其中以第三首最为铿锵有声,自狱中传出后一时烩炙人口,不知激励了多少投身革命的有为青年,也因此令提讯之肃亲王善耆钦慕其才,复恐激起民愤,遂不同意刑部「大逆不道,应立即处斩」之议,以未遂罪判处终身监禁。八月十九日,武昌新军起义,九月初六,宣统下罪己诏,大赦党人,开释汪、黄、罗三人。汪精卫出师未成,却累积了丰厚的政治资本。[46]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指定汪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复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旋又获任中央宣传部长,兼实业部长。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时,他是遗嘱起草人。此后与胡汉民、廖仲恺同为国民党的领导中心人物。同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担任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蒋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名中正,出生晚汪精卫四年,一九○八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发生时,他正在日本新泻县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实习,为士官候补生。武昌起义前夕,由日本赶回上海参加行动,率队攻打浙江巡抚衙门,活捉巡抚曾韫。事成后,陈其美任命他为革命军第二师﹙师长黄郛﹚第五团团长。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在炮轰中冲出总统府,登上永丰舰,急电蒋介石速来指挥讨伐叛军。蒋于二十九日登上永丰舰,至八月九日,与孙共患难四十天。孙中山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中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传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兹纪殆为实录」。不久后,任命蒋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一九二三年三月二日,大元帅大本营成立于广州,任蒋为行营参谋长。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成立,孙中山任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这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一百六十五人,蒋介石并非其中之一,而汪精卫与胡汉民、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等人均跻身中央执行委员之列。可见在那个时期,蒋在党里的地位,与汪是差一个层级的。

孙中山逝世后,汪、胡、廖三人在党内开始权力角逐。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被刺身亡,胡受嫌被排。蒋因情势使然,于一年之内地位扶摇直上: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四月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六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七月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至此,蒋介石已掌握党政军的最高权力。因为相互需要,汪蒋在这个阶段处于合作状态。[47]

权力是永远不能与人分享或共享的,「一山不容二虎」的心态逐渐发酵成为「一个党不能有两个领袖」的赤裸权力斗争。汪蒋的分分合合,编织成一部怵目惊心的国民党史。此处不拟多费篇幅,仅极简单扼要叙述汪、蒋两人的几次主要合作与分裂。

「中山舰事件」――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共党及苏共图谋挟持蒋介石上中山舰离粤,为蒋发觉,乃动兵拘捕共党份子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占领广州造币厂,看管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监视苏联顾问……。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既未被预先告知这个重大行动,复被分化者指他参与其事,于二十二日愤而辞职,赴法国养病。此为汪蒋第一次分裂。四月,蒋担任军委会主席,不久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

清共分共――一九二六年底,汪蒋误会冰释,蒋介石接连发电催汪回国。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汪精卫回到上海,五日与陈独秀联名发表宣言,呼吁国共两党合作,随即赴武汉复职,主持国民政府与左派中央党部,与南京的国民政府针锋相对,形成「宁汉分裂」。四月十二日,蒋开始在上海清党,汪亦于七月十五日宣布分共,但党内斗争仍不停止。八月蒋为促成宁汉合流及平复党内「讨蒋」而自动下野,九月,汪亦通电下野,武汉政府结束。十一月,蒋自日本回国,次日,汪在广州发表愿与蒋合作的演说,蒋恢复革命军总司令职。一九二八年一月担任军委会主席,十月,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三○年兼任行政院长。这段时间,汪的职位是国民政府委员、军委会委员,但主张改组国民党的反蒋活动并未停止。

第二次合作――一九三一年一月,为时七个月的蒋、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结束。八个月后,「九一八事变」发生。十月,汪蒋息争合作。十二月,蒋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总司令等本兼各职。此时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既起,蒋复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汪出任行政院长,林森仍任国府主席。这是汪蒋第二次合作,实行「安内攘外」及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但这个合作只维持到1935年十月一日,汪在中央常会开会前与众中常委合影之际,连中刺客三枪。汪受伤后,随即辞去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的职位,赴法国疗养。

第三次合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蒋被张学良、杨虎城所扣。汪立即自欧洲兼程回国。二十六日,张学良亲陪蒋介石回南京,事变结束。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汪回到南京。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进入抗战。汪蒋三度合作,共同抗日。蒋介石担任国民党总裁,汪精卫副之;蒋为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汪又副之。汪又被推选担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但这次合作,因两人对抗日前景的看法不同,高调低调频率回异,终于最后分道扬镳,为时不过两年。[48]

七、意志薄弱铸成大错

汪精卫从鼓吹抗日到出走降日,影响其态度转变的因素不外:一、抗日战事初期的失利;二、日本方面的和平诱惑;三、不满蒋介石为抗战而联俄容共;四、长期以来为争取国民党领导权的潜意识作祟。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军队于一个月之内占领北平、天津、太原。十二月中攻陷南京后,日本在北平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傀儡政府。名义上管辖华北,实际上替日本人搜括物资,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解中日事变不成,日本的「三个月亡华」战略失败,日本近卫首相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文告,声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并希望跟真能与日本提携的新政府发展关系。对于扶植汪精卫政权,日本政界并非没有反对的意见。反对者认为汪政权的成立将阻断日本与重庆政府直接谈判的管道,而无以实现征服中国的计划。他们主张维持「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权,让他们相互竞争,以等待与重庆谈和的机会。军部中央则坚持树立另外一个政权管理日本占领区,同时对重庆施加军事及政治压力使之孤立,以逼迫其走向与汪政府合流之路。支持树立汪政权的人,也有两派意见。一派比较了解中国政局者,主张应放手让汪组织一个实质政府,以实现他的治国理念,同时逐渐降低中国人民的仇日意识。另一派意见来自陆军部及兴亚院,他们只想再建立一个「满洲国」式的政府,以遂其攫取中国资源和特殊利益的野心。显然当权派的后者占了上风。[49]

汪精卫于一九三二年担任行政院长时,原是赞成抗日的。一九三三年长城之役后,认为中国的武力不能与日本作战,开始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被指为亲日派。汪对蒋始终有芥蒂,与中共更水火不容。西安事变发生后,汪于一九三七年一月自欧洲赶回,当时国共已有和解,准备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但是汪反对国共合作,曾在多次演说中阐扬「对外愿本两利原则,与任何国家携手,对内不许有两种政府及军队,不可为共党共同御侮的表示所动摇,仍应先安内,后攘外」的理念。迨蒋决定抗战,汪表面上虽然呼吁国人「一起牺牲,不留傀儡种子,使人与地俱成灰烬」的「焦土抗战」。可是他的内心是希望能和则和的。

其实有「能和则和」想法的,不止汪一人。七七战事发生不久,胡适就曾鼓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积极打通对日外交路线,又向蒋介石力荐高担此大任。胡适曾说:「中国为一中世纪的国家,断不能抵抗近代国家的日本,必须认清战争后果。」汪于八月间广播说「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不掩饰,不推诿,不作高调」。他的言论得到所谓「低调俱乐部」成员的附和。但是蒋抗战到底的决心极为坚强,并不采纳悲观学者的进言。[50]

战事之初,胡适曾向蒋介石建言,趁此尚可一战之时,应试作最大的和平努力,先谋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疆土状况,再谋调整中日关系,以求五十年的和平。[51]  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第二天,国防最高会议决定两项原则:一为对日不宣战、不绝交,二为政府不迁移。汪曾经亲眼看到伤病官兵缺乏医药而说「此仗如何能打下去!」。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竟转而承认满洲国,继之对中国禁运军火,召回驻中国大使,而于七月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汪见局势如此,益感前途无望,认为与其待完全战败言和,不若及早谈判。日本既声言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代替蒋的不二人选。

高宗武于一九三八年夏密访东京,会见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参谋本部官员。板垣正在中国用兵发动武汉会战,十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汪对战事完全失去信心,认为非和不可。否则日本如进攻重庆,政府惟有往西北撤退,如此则将受中共、苏俄的控制。此时外电传汪与日本已在谈判和平条件,华侨参政员陈嘉庚一再对汪警告。十月二十三日,汪说:「抵抗侵略与不拒和平,并非矛盾,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独立生存,何必拒绝?」又说:「侵略国家破坏和平,被侵略国家保障和平。」陈嘉庚力斥其谬误,参政会乃议决,敌人未出国土前,言和即为汉奸。蒋亦发表文告,决心抗战到底。十一月三日,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只要国府更换人事组织,日方并不拒之门外的口号。但威胁道:「如该政府仍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直打到它崩溃为止…。」

十一月二十日,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陆军部影佐祯昭、参谋本部今井武夫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十二月六日,汪发表「积极建设沦陷区域」谈话。九日,蒋在重庆黄山约见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等人,强调「勿问国际情势如何,我国必须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准备。」据在旁的陈布雷记载,汪未有他语,仅谓「敌国之困难在结束战争,我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汪知道在重庆公开倡言和平是绝不许可的事,决心出走海外。十二月十九日率众人飞河内,开始积极进行他的和平运动。

蒋介石得悉汪精卫潜赴河内,极为震惊。他在日记中写下「不胜痛惜之至,惟仍望其自觉回头耳。」「不料精卫胡涂卑劣乃至于此,诚无可救药矣。」「此诚奸伪之尤者也」等愤怒沉痛之语句。然而对外,他最初是采取容忍态度的。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他于二十六日国民党纪念周会上痛斥近卫亡华谬论之时,只说汪氏去昆明途中「忽又发现心脏旧疾与脉搏不良之症,遂赴河内疗养。」「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与中央与国民政府亦毫无关涉。…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不必置信。」次年﹙一九三九﹚元旦,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讨论处置汪精卫之时,蒋介石主张宽大。即使在汪氏发出「艳电」之后的一月八日,他仍然电告龙云「绝不如吾人所想像之汪先生,现若劝其返渝,则彼必以恶意推测,且彼亦必不出此。……无论何地,不惟敌国可借口造谣,甚或假借其名义,多所引诱,即国际亦复怀疑,而全国军民之惶惑更无论矣。……当以赴欧为惟一上策。」蒋氏为了匡正国际视听、维护军民士气、冷静处理此事以留给汪氏最后迷途知返的余地,可谓用心良苦。事实上汪那时也正有远走法国的打算。三月二十一日河内刺汪一案,在蒋氏劝汪赴欧的过程当中,毋宁是一着败笔。刺汪行动到底是不是蒋亲自下的命令,颇值怀疑;元旦开除汪党籍的一幕,如果不经大会声讨而由蒋亲自处理,当不至于有那么激烈的结果。根据历史记载,直到四月二十七日,蒋还在努力通过龙云,切劝汪应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断绝与日寇来往。国民政府一直到五月三十一日,汪精卫率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飞赴日本,六月六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树立中国新中央政府方针﹙汪等尚未见到平沼首相﹚后,纔于六月八日以「汉奸汪兆铭卖国降敌」,明令通缉。[52]  这一段长达半年的时空,汪精卫竟然没有冷静思考,善加利用,令人扼腕。

邦克(G. Bunker)在《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日战争》一书中,认为汪精卫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长达二十余年的一个传奇人物。他一生以孙逸仙的忠实信徒自居,致力于实现三民主义。但是在他的晚年,却因为在沦陷区成立和平政府而为其敌对者所攻讦,为国人所唾弃。对于他个人生命之历史意义,至今仍少有加以平实的评估者。邦克认为那是对汪精卫不公平的,他对汪精卫有以下的评价:

由于在国民政府的眼中他是汉奸,是卖国贼,著者便从他是否为卖国贼来评判他。著者认为做为一个历史家,他仍不能确定汪氏到底是不是卖国贼,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他不是法国的贝当(Henri Petain)和挪威的吉士林(Vidkun Quisling)之流,他并不欢迎日本人,也没有否定中国原有的政治组织,他所要的,祗是解救中国的荣耀而已。因此,著者认为,当我们确信中国的敌人是共产党而非日本时,他是一个爱国者;但如果我们以为在日本无餍的侵略之前,必须团结一致,其它所有问题俱为次要时,我们说他是卖国贼。至于他的和平运动是否明智的问题,本书著者认为他的计画是相当合理的——假定日本在军事胜利之余愿意撤兵,他能提出一个不损及日人颜面的办法。但是上述假定显然已成妄想之际,仍然成立一新政府以期待日本会幡然改悟,则甚不智。[53]

汪精卫风度翩翩,感情丰富,口才便给,文笔优美,是个才子型的人物,却绝不适合搞政治。政治人物须具有坚强的意志、细密的规划能力、敏锐的分析嗅觉、和冷静应变的功夫。汪精卫在这方面似乎多所欠缺,甚至往往易于感情冲动,意气用事。试看他早年谋刺清廷重臣的一幕,他不听孙中山、胡汉民的劝阻一意孤行;勇气诚然十足,而其规划之不慎则形同儿戏,事败几乎丧失性命。再看他后来与政敌之间的种种纠葛,其表现一是立场不够坚定,言论变化无常;二是遇到挫折就辞职出走,不是南下隐居,就是远走欧洲。从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三六年二十多年间,他出走法国竟达六次之多。如此意志薄弱、反复不定、遇困即逃、闻利乃回的作风,如何能成大事?

汪精卫优柔寡断,陈璧君则是不顾一切,说干就干,主意一定,无人敢置一言。汪精卫当年致力革命之时,陈璧君陪着他冒险犯难,襄助他建立事业,功不可没。可是后来对于「组府」一事,则丝毫不加思考,鼓动其为之。当汪精卫在重庆为出走与否焦虑烦恼之时,陈璧君推他催他决定;汪的干部们犹疑不决时,陈则往往厉声呵斥:「你不想走,回重庆做官去好了!」因此与汪精卫接近的人们有「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致败事」之叹。[54]

事实上在近卫第三次声明中力倡友好、防共、提携三原则,而对「重光堂协议」承诺的撤兵问题绝口不提之时,汪精卫已经警觉到日本人的轻诺寡信与政策之不一贯,势将陷自己于进退失据的窘境。可是他料事不够纯熟,应付变局太欠周详,明知前途荆棘重重而拿不出悬崖勒马的决断与勇气。假定他此时对军统刺杀一事放下意气,冷静地分析进入日军占领区,在日寇卵翼之下另组政府的必败后果,立即发表声明退出和平运动,回归抗战阵营;如果一时面子放不下,则假定他马上离开河内,再去一次他每次下野必去的法国,从此不问政事;再假定此后世界局势发生变化﹙譬如一九四○年九月日军进兵安南,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再来一次「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的壮举,翩然从巴黎回到中枢,与蒋介石再次合作,携手抗战直至最后胜利…。这些假定,无论哪一种成为事实,无论汪精卫或退或进,都必将大大增加中国抗战到底的力量,为全中华民族带来福祉。可惜汪氏气度无此恢宏、进退欠缺深思、处事又不够冷静,竟不顾一切地栽入火坑,既无本钱在谈判桌上跟对方讨价还价,又无实力在沦陷区中抗拒日寇之压迫,只好忍气吞声甘受摆布,一错再错,终至成日本人的傀儡,中华民族的罪人。


 
注釋

[1]      参阅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218,及余文《抗战时黄河花园口堤掘始末》,1999112224日美洲《世界日报》。笔者附注:战后由黄河堵口复堤工程总局﹙局长先赵守钰、后朱光彩,工务处长阎振兴﹚负责花园堵口及堤防修复工程,先伯父陶述曾担任总局总工程师,历尽艰辛,于19473月完工。

[2]     1938年11月23日重庆《中央日报》。

[3]      应系指「重光堂协议」的四份文件。若是指条款,则应该不止四个,但大致可归纳为:承认满洲国,建立东亚新秩序﹙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撤兵﹙迅速撤兵及不要求军费赔款﹚,及尊重主权﹙废除治外法权及退还租界﹚。

[4]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页167

[5]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页194-195

[6]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版页295

[7]      汪设宴为梅思平饯行,梅告辞时,陈璧君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见罗君强《细说汪伪》。

[8]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页496

[9]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页199

[10]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页167;冰如即陶夫人。

[11]   两电均见蔡德金《汪精卫叛逃与龙云》。

[12]   党史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傀儡组织﹙三》》〈张群致蒋委员长马电〉。

[13]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页167

[14]   陈春圃《内戚说汪伪集团内幕》。

[15]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页214

[16]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版页95-96

[17]   全文见陈纪滢《汪兆铭叛国与大公报建言》。

[18]   1938年12月31日香港《南华日报》。

[19]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219-220

[20]   1938年12月31日香港《南华日报》,亦见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页82

[21]   1939年1月2日重庆及香港《大公报》。

[22]   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页139-140

[23]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169;彭泽周《汪精卫与近卫首相》。

[24]    陈鹏仁译《昭和天皇回忆录》页36

[25]     近卫曾说:「陆军大臣常致内阁的死命。」在辞去首相的上奏文中也说:「自己犹如时装模特儿﹙Mannequin」一般」。见彭泽周《汪精卫与近卫首相》。

[26]    1939年1月5日香港《大公报》。

[27]   同前注。

[28]   同前注。

[29]  〈日本外务省就汪伪政权成立经过向内阁的报告〉,《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1963年版。

[30]   同前注。

[31]   《蒋总统秘录》第十一集页203:「蒋总统对汪兆铭不忍弃之不顾,乃派中央执行委员谷正鼎前往河内,面交中国护照,劝汪暂事外游之后,回来再为国家服务。」

[32]   陈瑞云《倒戈傀儡汪精卫的领袖梦》页175

[33]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苦笑录》页414

[34]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页168

[35]   节录陈昌祖《参与汪伪「和平运动」始末》,薛纪国译。

[36]   1939年4月1日香港《南华日报》。

[37]   金雄白《汪政权始末记》第五册页53-55

[38]   1939年1月18日香港《大公报》。

[39]   1939年4月1日香港《南华日报》。

[40]   陶希圣曾于2月底赴海防迎接来自昆明的家眷,36日同返香港。

[41]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页510

[42]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第三课〈汪精卫路线的进展和抗日势力的现况﹙节录〉〉。

[43]   影佐祯昭〈我走过来的路〉,陈鹏仁《汪精卫降日秘档》页27-28

[44]   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页128-129

[45]   金雄白《汪政权始末记第二册》页197:北京刑部档案〈汪兆铭亲供〉。

[46]   费云文《民国人物新传》〈汪精卫的悲剧〉页95-141;王关兴《汪精卫传》页31

[47]   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页102-146;陈瑞云《倒戈傀儡汪精卫的领袖梦》页1-23

[48]   参阅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页14-15, 23, 109-125

[49]   Chia-lin Pao Tao, Sino-Japanese Peace Effort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9-1944.

[50]    周佛海1937831日日记:「布雷、沧波来谈。希圣接汪先生电话,谓吾辈贡献外交进行方式,不为蒋先生采纳。大为失望,相对无言者数十分钟。」

[51]   张忠栋《从主张和平到主张抗战的胡适》。

[52]    综合参阅: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页675-678;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王朝柱《汪精卫与蒋介石》;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费云文《民国人物新传》「汪精卫的悲剧」。

[53]    杨清顺「读邦克著『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日战争』」,《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九辑。原文见Bunker, The Peace Conspiracy: 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a War, 1937-1944285

[54]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页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