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抗战初期的和平活动

中日战事之初,英国主张联合列强约束日本,美国态度暧昧,法国胆小,德国愿意出面调停,派驻华大使陶德曼奔走斡旋。日本陆军的「三月亡华」夸言不能实现,反而陷入中国广阔战场的泥淖之中。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另辟和平路径,企图以诱降手段屈服中国。董道宁、高宗武此时正奉命与日方特定人士接触,日本参谋总部遂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推行「和平运动」的对象。一般人以为以所谓「低调俱乐部」成员为主的「艺文研究会」是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宣传机构,殊不知它乃是蒋、汪二人合作设立的全国舆论指导中心,由蒋介石资助,汪兆铭指导,周佛海组织,陶希圣主持,从事宣传抗战、鼓吹反共、阐扬国策、及制造政府可战可和的舆论。

一、陶德曼调停与近卫第一次声明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十日,中国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唯表示愿意「以外交之方式,谋求和平解决之途径」。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决心抗战时,也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战事之初,西方列强如英、美、德、法等国,都认为这又是一次地方性的中日纠纷事件,而未加重视。美国大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报告国务院说「北平很平静,并无双方军队调动的迹象」,直到得悉中日双方都在调动大量作战部队时,纔察觉事态严重。然而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却宁愿相信日本驻美大使的备忘录说,日本加派军队祇是防范措施,因而无意涉入调解。相比之下,英国政府的调停意愿较为积极,首相艾登﹙Anthony Eden﹚于七月十三日提出由英、美、法联合要求日本节制行动的建议。赫尔表示同意,但仍无意参与实际调停事务。法国政府为保中南半岛平安,不敢开罪日本。蒋介石于七月廿四日接见英国大使许阁森﹙Sir Hughs Knatchbull Hugessen﹚,希望英国居中调解。许阁森向美国重申调解中日纠纷的必要,但美国仍旧无意参与调停行动。蒋介石又于廿五日接见美国大使詹森,表示中国欲求和平之容忍,已达最后限度,希望美国在道义上协助制裁日本。八一三之战既起,英国决定再作一次独立调停的尝试:如果中日双方撤兵上海,英国愿与其它中立国家负责保护租界之日本侨民。各国的反应是:法国同意,美国拒绝,日本反对。英国的计划又告失败。

德国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有密切关系。自从一九二九年起,中国政府就聘有德国军事顾问。七七事变时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团长佛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对革新与强化中国军队厥功至伟。从九一八到七七,德国人看出中日战争的结果,必将是苏俄渔翁得利,因此在初期是不支持日本侵华行动的。继接见英、美两使之后,蒋介石也于七月廿六日接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P. Trautmann﹚,表示中国希望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事。同日下午又接见法国大使那齐雅﹙Paul Emile Naggiar﹚。[1]

八月廿一日,中国外交部长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Dimitri Bogomolov﹚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前,苏联政府曾承诺中国一笔为数五千万美元的「机械借款」,贷款协议成立后,中国空军开始使用一批以这笔贷款购买的俄制军机。苏联之对中国友好,一方面是要牵制中国不与日本接近﹙条约规定苏联不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中国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议﹚[2],一方面是想延长中日战争,藉以降低日俄冲突的危机。

八月廿五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宣布封锁中国从上海至汕头的海岸,九月五日又宣布封锁北起秦皇岛、南迄北海口的中国海岸。美国总统考虑实施「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对日本及中国禁运军需品,但允许交战国以「现购自运」﹙Cash and Carry[3]的方式购运军火。如果此法付诸实施,中国的军火供应将严重受阻,而日本仍然可以用现金购得军火。中国虽然也可以照办,但缺乏现款及船只,将是深受禁运之害的一方。国务卿赫尔为纾解国内舆论的压力,倾向赞成引用中立法案,驻华大使詹森则强烈反对,认为此举将激怒中国政府领导人。蒋夫人宋美龄曾对他抱怨:「美国好像在中国正为生死存亡而奋斗的道路上,故意设下许多障碍。」九月十日,我驻美大使王正廷向赫尔强调中国需要军援以抵抗日本。十三日,中国向国联控诉日本封锁。十四日,美国总统宣布此后对日本及中国同时禁运战略物资。次日,王正廷向赫尔表示对美国政府的失望。美国政府为国内孤立主义者所迫,在中国最需要正义援助之时竟为德不卒,使中国的抗日战争打得格外辛苦。[4]十月初胡适就任驻美大使后,努力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特门﹙Key Pittman﹚提出的中立法案修正案,使之仅适用于正式宣战的国家,中国不受约束。[5]

九月,国际联盟举行大会,中国代表顾维钧于九月十三日正式向国联控诉日本封锁中国海岸,轰炸非战斗区域及人员,破坏教育文化机构等暴行,请求国联采取制裁行动。大会决定由九一八事变后组成的远东问题咨询委员会处理。十月五日,委员会小组提出报告,认为日本在华之行为:一、日本违背在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下所负之义务;二、中日冲突问题非仅由中日两国采用直接方法所可解决者。顾维钧随即建议各会员国采取措施,切断对日供应及协助中国。同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隔离演说」﹙The Quarantine Speech﹚,以强烈的措辞抨击侵略国。他说:「无辜之人民与国家现正为争夺霸权者所惨烈牺牲。……切勿以为西半球不致遭受攻击,…吾人如欲避免此不幸之日的降临,决非严守孤立与中立所能奏功。」罗斯福呼吁应将侵略者隔离以保卫和平。十月六日,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宣言,斥责日本破坏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日本外务省驳斥罗斯福的宣言。同日,大会通过小组报告,并决定邀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以协议方式解决中日冲突。国联大会进行得义正词严,然而英美似乎仅止于谴责,并没有作出任何实际制裁日本的建议,甚至在决议案中不敢使用「侵略」字眼。[6]十月十五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向美国听众播音,说「根据人道与正义之立场,中国谨向美国大众请求二事:一、万不可直接或间接资助侵略者予以便利;二、应极力使中国伸张今日之生死抗战。」[7]

国府中央为了争取国际外交的支持,决定做两件工作。一是拉拢英美,一是分化德意日三国的关系。第一件工作,蒋介石派张静江、胡适两人分赴英美担任。第二件工作,则任命蒋百里将军为蒋介石私人代表,前往意大利和德国争取两国领袖的同情,并设法劝阻意大利加入德、日缔结的「防共协议」﹙Anti Comintern﹚。十月廿五日,蒋百里见到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他的女婿,外交部长齐亚诺﹙Galeazzo Ciano﹚,墨索里尼表示,中日纠纷最好由德国出面斡旋。蒋百里于谈话中得悉意大利已决定参加「防共协议」,乃兼程前往柏林,通过程天放大使的联系,见到德国外长纽拉特﹙Baron von Neurath﹚和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左右手、国社党要人空军元帅戈林﹙Hermann Goering﹚。他们表示德国关心中日之间的战事,愿意把握时机出面担任两国间的调停人。[8]事实上德国是最能为中日双方接受的调停人。一方面,德国与日本之间有反俄条约关系,不愿看到日本势力削弱于中国战场;另一方面,德国军事顾问正在协助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对苏联日渐增加援助中国颇感不安,中日战事若不早日停止,中国有可能被迫联俄,而俄国是德国的假想敌。[9]蒋百里因为久等见不到希特勒,乃前往比京布鲁塞尔,协助我国代表参加九国公约会议,不久之后回柏林。

日本军人侵华之初,气焰嚣张,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甚至预料只要日本一宣战,中国必将不战而降。没想到发动战争后遭到中国军队强烈的抵抗,战事胶着竟成欲罢不能之势。战至十月,上海久攻不下,日军伤亡惨重,日本政府也亟思避免对华作战演变成为长期战争。十月一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外交与军事配合,在军事取得成果时尽快结束战争。十月廿一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Herbert von Dirksen﹚,请求德国出面斡旋。日本参谋本部也于此时电令其驻柏林陆军武官大岛浩试探德国调停的可能性。

十月卅一日,陶德曼会见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转达德国愿为促成中日谈判居中斡旋的意向。十一月一日,陶德曼会见国防参议会主席汪兆铭﹙精卫﹚、军政部长何应钦确认中国和谈意愿。二日,广田外相把日本政府的停战条件通知狄克逊大使,狄克逊立刻转呈柏林。三日,德国外交部长纽拉特分电驻南京大使陶德曼和驻东京大使狄克逊,指示他们通知驻在国以德国愿意调停中日战争的决定。

陶德曼大使于得到德国外交部训令后,于十一月五日在南京晋见蒋介石,面达日本政府的和平条件,其要点如下:

内蒙自治。

扩大华北不驻兵区域,华北行政权仍属中央。

扩大上海停战区域,上海行政权依旧。

停止排日,按照去年张群与川樾之态度去解决。

共同防共。

改善关税。

尊重外人在中国之权利。

这些条件都是历年来日本欲强迫中国接受而未能得逞的旧调,其中没有特别列出中国承认「满洲国」一条,似乎已经认为是理所当然。其它条件的实质要求是:

第一条:要中国承诺成立内蒙自治政府,好让日本继续分化华北。

第二条:要把平津「特殊化」,扩大不设防地带,好让驻屯军控制更多中国的领土。

第三条:要根据一九三二年「上海停战协议」,使上海全无武装,以控制航空、海运、长江水运及通信等交通权利。

第四条:要把张群与川樾之间的「排日问题」谈判,谈出停止排日的结果[10]

第五条:要以「共同防共」为幌子,日本增加华北及内蒙驻兵,中国停止抗日活动。

第六条:要降低日货进口关税及原料出口限制,以继续攫取我国的财富与资源。

第七条:要继续在中国享受更多的特权,顺便给予其它外国一些口惠不实的甜头。

蒋介石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中国如果同意这些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的。」是时,十一月三日开幕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我方代表为顾维钧、郭泰祺、钱泰﹚,日本拒绝出席大会,声称「中日两国纠纷,他国无权干涉」而主张中日直接谈判﹙此时已埋下由德国斡旋直接谈判的伏笔﹚。蒋介石则期望比京会议可能对日本采取某种方式的惩戒行动,因此对于德国的调停努力,暂时采取观望态度。十三日,顾维钧呼吁大会制裁日本,十五日,大会通过一则措辞温和,重申道德原则,内容空洞的宣言,其最后一段略谓:「出席布鲁塞尔会议各国必须考虑采取何种共同态度,应付与其它缔约国意见相左而坚持不受九国公约限制之缔约国。」[11]刻意规避日本是否违反公约的问题。即使如此,这篇宣言还遭到意大利反对,北欧国家弃权。中国代表顾维钧对此结果深感失望,他认为这些原则之重申,无助于对付远东严重的局势。廿三日九国公约最后一次会议时,顾维钧再次吁请各国支持中国,并非议过去三星期来各国对中国处境之态度,他说:「统一目标必须继之以统一行动,若照决议草案所拟宣言之措辞,则一切努力不啻半途而废,如此则本大会虽非故意,但实际上反增长目前普遍之不安全感,更无补于世局之正常与稳定。」[12]到了这个时刻,中国政府始恍然觉悟,相信「九国公约」能够为中国主持公道的一线希望终于落空了。

日本政府本想在九国公约会议之前与中国政府达成和议,以避免大会可能采取不利于日本的行动,这是十一月二日广田向德使提出停战条件的背景。而中国政府则对九国公约会议抱着日本可能被制裁,中国可能得到援助的希望,乃对陶德曼十一月五日转达的日本和平条件,予以推迟。如今比京会议的宣言内容不过如此,日本气焰更盛,乃大量调动军队,迅速向中国重要据点推进。

淞沪战争自日军柳川兵团在杭州湾登陆后,因敌我装备悬殊,致我军逐渐不支败退。至十一月九日,蒋介石下令撤退。十九日,国民政府决移驻重庆。陶德曼大使鉴于局势对中国日趋不利,于十一月廿八日再度往见在武汉办公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廿九日又会见外交部长王宠惠,重申德国调停意愿,及日本的和平条件,并希望能够再晋见蒋介石说明。得到蒋介石同意后,陶德曼由外交部次长徐谟陪同乘船前往南京。十二月一日,德国外交部长纽拉特告诉中国大使程天放说:「为中国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越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越大。」[13]

徐谟陪陶德曼于十二月二日抵达南京后,先向蒋介石报告陶德曼带来的日本条件。蒋听取完告后,随即召集徐永昌、白崇禧、顾祝同、唐生智[14]等高级将领讨论日方条件内容,出席者认为条件并不算十分苛刻,白崇禧甚至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还非打仗不可呢?」蒋介石综合大家的意见,达成三个原则:中国不应拒绝德国调停的努力,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尚不能视为亡国条件,华北领土及主权必须完整保持。

当天下午。蒋介石接见陶德曼大使。陶德曼首先表示,虽然至目前为止日本的条件尚无变化,但基于局势的迅速变迁,不宜再拖延下去。蒋介石表示可以考虑日本条件为议和基础,但必须坚持三点立场:﹙一﹚不接受日本以战胜者的姿态处理谈判;﹙二﹚不接受日本议和条件为最后通牒;﹙三﹚日本不讲信用,随时可能撕约,希望德国自始至终担任调停者,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协约。陶德曼于次日将会谈结果电告德国外交部:﹙一﹚中国接受日本条件作为谈判基础;﹙二﹚华北的主权和独立不得侵犯;﹙三﹚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以德国为中介人;﹙四﹚在和平谈判中,不得涉及中国和第三国之间的协议。蒋介石特别强调保守秘密,这是和平的初步条件。

平津、上海于七七事变爆发四个月内相继陷落,战事节节失利,而当时蒋介石领导抗战,声望正隆,深知自己身系前方浴血将士士气之所瞻、全国人民对政府抗战决心之期望、以及海外广大华侨之同仇敌忾,如果他在坚定的抗战态度上表现丝毫差错,则必定予敌人瓦解我抗战决心可乘之机。因此,一切和平接触,都在绝密下进行。

十二月五日,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在汉口举行,由副主席汪兆铭主持,听取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蒋介石接见陶德曼大使的经过﹙徐谟报告见本章附录﹚。十二月七日,中国政府正式请陶德曼大使转告日本政府,同意在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的条件之下,以日本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同时要求德国确认在目前局势对中国不利的状况下,日本之条件有无变化。陶德曼呈报柏林,德国外交部当天电告日本政府。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日本军人在南京城内城外进行疯狂残酷的大屠杀。次日,日本政府承认以王克敏为首的「华北临时政府」。日本在战场获利,又受到布鲁塞尔会议失败的鼓励,态度更趋强硬。中国这时再回头重拾广田十一月二日的条件,为时已晚。十二月廿四日。日本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由广田外相针对德国外交部十二月七日的电文,以书面声明交给狄克逊大使,提出苛刻的追加条件和新的要求,并限中国于元月十日以前答复,这就是所谓的「支那事变对处要纲」。陶德曼于十二月廿七日向孔祥熙转达这些条件,其要点如下,:

追加条件:

放弃容共、抗日、及反满政策。

扩大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

承认内蒙自治及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驻兵。

必要的赔偿。

新的要求:

限期内作出答复。

向日本指定的地点派出媾和的使节。

在承认全部条件后,开始缔结停战协议。

一九三八年元旦,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兼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接任院长,张群担任副院长。

对于日本政府于军方取得战场胜利之时,提出如此苛刻条件和无理要求,蒋介石已无退让之余地。值此国都沦陷敌手,百姓惨遭杀戮,全国军民血泪悲愤之际,中国岂可轻易接受这种逼降条件。蒋介石坚决表示「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乃拒绝于限期内答复。一月十日,广田会晤狄克逊,要求催促中国早日答复。十一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支那事变处理根本方针」,这是内阁强硬分子酝酿促使政府停止与国府谈判的先声。[15]中国政府延至十三日,始请陶德曼转达日本,要求就其所提十一项条件逐条作更具体的说明。陶德曼随即向柏林和东京的狄克逊大使发出以下的报告:

中国外长今天向我宣读了口头的文书,他请我转告日本政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若干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经由阁下善意地转告我们,接着,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二十九日和十二月二日阁下再度通知汉口和南京的中国当局以日本政府的意向,说日本当局表示,虽然日方得到军事上绝对的胜利,十一月初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仍然有效。在德国善意的调停和日方恢复和平的希望下,我们准备接受日方所提的诸点为商议的基础。

「十二月二日、十二月二十七日阁下转予我们一些日本的基本条件,说日本外相通知驻东京的德国大使,谓因情况的转变,日本提出了新条件,经过适当的考虑,我们认为新条件的范围太广泛,因而中国政府希望获悉新提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而达成明确的决定。」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及其阁员们对这个要求逐条说明内容的答复相当不满,认为中国领袖在借故拖延,毫无诚意。于是兴起放弃与国民政府谈判,转而扶植以王克敏的华北临时政权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的念头。[16]

一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召开联络会议,以外相广田弘毅与陆相杉山元为首的政府阁员提出与国府停止谈判的政府声明。但是,以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为首的统帅部,却考虑到日本的国际关系,特别是苏俄的关系,以及派遣军不断增援已陷入中国战地太深之故,而亟力主张继续谈判,以期早日停止战事,脱离泥淖。「停止谈判」与「继续谈判」两派,在联络会议上乃形成尖锐的对立,经过整天冗长而激烈的争论,不但无法达成共识,且几乎发生由于政府的政策得不到统帅部的支持,而酿成导致倒阁的危机。傍晚休会,晚间再继续讨论时,统帅部为了顾全大局,终于采取了不同意也不反对的态度与政府妥协,而由参谋总长另行安排将反对意见上奏天皇。一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发表「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期待与「中国新政权」调整邦交,此即所谓「近卫第一次声明」,其原文中译如下:

帝国政府在攻陷南京后,仍然为了给予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反省的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理解帝国政府的诚意,狂妄策动抗战,对内,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对外,不顾东亚整个和平。

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能与帝国真诚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进而与这个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新兴的中国。

帝国一贯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以及各国在中国的权益的方针,决不丝毫加以改变。

当今,帝国对维护东亚和平的责任日益繁重,政府希望国民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要更加不懈地发奋努力[17]

蒋介石立即发表谈话予以驳斥,并强调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陶德曼大使的调停努力至此宣告失败。一月十七日,狄克逊大使向广田外相表示遗憾说:「日本的答复断绝了此后一切商谈,在全世界人的心中,日本要担负断绝商谈的责任!」一月二十日,中国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两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一月廿一日,日本驻德国大使东乡茂访德外交部长,说明日本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不再存在;日本打算结束战争,现在试图与一个新政府谈判。[18]日本政府从此自己断绝了与国府谈判的正常管道,因而丧失了解决事变的机会。同时,中国也发现日本内部潜藏着一个有讽刺性的矛盾现象:日本政府是热中于战争的,而日本军方却是希望和平的。这也是中日双方并未因为近卫的声明,以及国交之断绝而停止幕后试探和平活动的缘故。

一月廿二日,广田在日本议会发表对华四原则:﹙一﹚中国政府须放弃亲共政策与抗日抗满之方针,而与日满采取共同之政策;﹙二﹚规定解除军备之区域;﹙三﹚议定中日满经济合作的协约;﹙四﹚中国向日本赔款。这些条件,只是外务省对议会的报告,根本不可能再有与中国谈判的机会。然而,这些条件,也将一一出现于日后日本与汪政权的「和平谈判」议程之中。

一月廿八日,日本大使川樾茂返国。德国使节的调停活动结束后,德国政府的中立态度随着消失。面对日本可能是胜利者的残酷现实,德国转而支持日本。二月二十日,德国承认「满洲国」,中国舆论大哗。三月廿八日,日本扶植的「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鸿志任伪「行政院长」。五月廿一日,德国召回在华之德藉军事顾问。六月廿六日,德驻华大使陶德曼离开武汉回返德国。七月五日,德藉军事顾问二十人离华返国。

英美列强的态度,对德国调停的成败,有深远的影响。中日战争爆发后,英国多次建议与美国合作调停,均得不到美国的支持。美国一再逃避制裁日本侵略,甚至反对使用「制裁」﹙Sanctions﹚一词于国联文件之中。罗斯福总统的「隔离演说」,虽振奋中国于一时,后来证明只是泡沫,美国虽然对于日本的侵略行为不满,外交态度亦不友善,但是从来没有以实际行动支持其声明的计划。另一方面,美国商人照旧出售战略物资给日本,而中国竟受「中立条例」的限制,深受禁运战略物资之害。及至九国公约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美国连最低限度的对日经济制裁,也不肯支持。若说美国的暧昧态度增涨了日本军人的气焰,间接破坏了德国调停的努力,应不失为中肯的批评。

除了陶德曼大使的调停之外,意大利的外交使节也曾扮演过调停角色。一九三八年春夏之间,意大利驻华大使柯莱﹙G. Cora﹚曾经到武汉提出调停之议。他特别向汪精卫致意,认为汪是主张和议最适当的一人。但汪精卫谢绝了。柯莱未得要领而去。

另外,唐绍仪﹙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的第一任国务总理﹚的女儿诸太太也到汉口拜见蒋介石,面陈唐绍仪赞颂蒋介石抗战的书翰。诸太太后来又访汪精卫,建议他和考试院长戴季陶、司法院长居正同往香港,和唐绍仪会商中日议和之事。汪精卫的答复是,要他离开抗战而独自言和,是不可能的事,他告诉唐大小姐说,这件事要立刻报告蒋介石,并劝她立刻回香港去。[19]

﹙附录﹚

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

     时间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  
     地点 汉口中央银行      
     出席 于右任 居   正 孔祥熙 何应钦  
     列席 陈果夫 陈布雷 徐   堪 徐   谟 翁文灏
  邵力子 陈立夫 董显光    
     主席 汪副主席        
     秘书长 张   群        
     秘书主任 曾仲鸣        

 

 

 

 

 

 

 

 

徐次长谟报告:

德国驻华陶大使德曼,于上月二十八号,接得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二十九号上午,又见王部长,据称「彼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与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如欲结束现在局势,是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告于中国当局。其条件为﹙一」内蒙自治。﹙二」华北不驻兵区域须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惟希望将来勿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之最高首领。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将来华北有新政权之成立,应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无在华北设立新政权之意。至于目前正在谈判中之矿产开发,仍继续办理。﹙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至于如何扩大,日方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权仍旧。﹙四」对于排日问题,此问题希望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樾所表示之态度做去,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办法。﹙六」关税改善问题。﹙七」中国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陶大使见孔院长王部长后,表示可以往见蒋委员长,遂即去电请示,蒋委员长立即覆请陶大使前往一谈。本人乃于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与陶大使私人谈话,陶大使谓: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维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谓在彼看,日本之条件并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本人所述加以考虑后,谓要与在京各高级将领一商。下午四时又去,在座者已有顾墨三、白健生、唐孟潇、徐次辰。蒋委员长叫本人报告德大使来京的任务。本人报告后,各人就问有否旁的条件,有否限制我国的军备。本人答称:据德大使所说,只是现在所提出的条件,并无其它别的附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委员长先问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又问健生有何意见。白谓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委员长又问次辰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再问孟潇,唐亦赞同各人意见。蒋委员长遂表示:﹙一﹚德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

下午五时,德大使见蒋委员长,本人在旁担任翻译。德大使对蒋委员长所说,与在汉口对孔院长王部长所说者相同,但加一句谓:如现在不答应,战事再进行下去,将来之条件恐非如此。蒋委员长表示﹙一﹚对日不敢相信;日本对条约可撕破,说话可以不算数。但对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调停,因为相信德国调停之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但尚有两点须请陶大使报告德政府:﹙一﹚关于我国与日谈判中,德国要始终为调停者,就是说,德国须任调人到底;﹙二﹚华北行政主权须维持到底。在此范围内,可以将此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惟日本不可自视为战胜国,以为此条件乃是哀的美敦书。德大使乃问:可否加一句?蒋委员长说:可以。德大使说:在谈判中,中国政府宜采取忍让态度。蒋委员长云:两方是一样的。蒋委员长又谓:在战争如此紧急中,无法调停,进行谈判,希望德国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战。陶大使谓:蒋委员长所提两点,可以转达,如德国愿意居中调停,而日本亦愿意者,可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两方先行停战。蒋委员长说:如日本自视为战胜国,并先作宣传,以为中国已承认各项条件,则不能再谈判下去。在归途中,陶大使表示,以为此次之谈话有希望。离京时,陶大使并对蒋委员长说:此项条件,并非哀的美敦书。陶大使在船中即去电东京及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复,此后发展如何,尚不可知。[20]

二、「低调俱乐部」与「艺文研究会」

抗战初期,有一个颇为忠贞主战份子看不顺眼的所谓「灰色团体」,其成员包含一些学者教授,一般人管它叫「低调俱乐部」。其实哪里有甚么俱乐部,那不过是一些对抗日前途忧心忡忡的文人,聚集议论之所罢了。这些学者教授认为政府高喊「长期抗战」、「焦土抗战」是「唱高调」,逐渐形成一个议论时局的小团体。胡适先生戏称他们的论调为「低调」。请看史学家唐德刚细说由来:

胡适之先生这位白面书生,遇事时常妙语如珠,最善于作概念化创造名词。「七七事变」既起,全国各界名人名士麇集首都南京,由于敌人横蛮凶狠,我方亦反应强烈――「焦土抗战」、「长期抗战」之声,不绝于耳。然斯时亦有少数文人对抗战没有信心而忧心忡忡。其中心人物则为周佛海、高宗武等拥汪主和之边缘政客也。若辈不时齐聚于周、高两家,讨论时事,臭味相投,语调一致,皆以当时甚嚣尘上之抗战言论为不负责任的「高调」,以故汪精卫亦发表其「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亦即八一三事件之前十天)的煽动言论也。

胡适其时以学界名流,政见接近,亦不时出入高府,因座中人均不以当时唱高调的主战派为然,因戏呼高家为「低调俱乐部」。戏语定谳,竟致名传史册。——此即「低调俱乐部」词之由来。[21]

陶希圣在《八十自序》中写道:「抗战爆发之初,日军所谓木根津轰炸机队屡次空袭南京,均为中国空军所击败。南京中山路西流湾周佛海宅有防空洞可容十余人起坐。中枢党政友朋往来集聚其间,论及战况,探讨战讯,事本平常,有称之为『低调俱乐部』者。」[22]

哈佛学者邦克﹙Gerald E. Bunker﹚在《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日战争》中提到高宗武的说法:

胡适来高宗武家中午餐,在座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还有高的友人和同事萧同兹、程沧波。胡向高寒暄:「高先生有何高见?」高答曰:「我的名字可能“高”,但我的意见却很“低”。」从此几个赞成以外交解决中日问题之人的聚集之所,得了个「低调俱乐部」之名。[23]

周佛海则直接承认「低调俱乐部」这个名字是他和他的朋友们自己取的。他在「回忆与前瞻」[24]里写道:

在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坚强意识下,我和几位朋友,就一面设法约人直接向蒋先生进言,一面设法传布我们的主张。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前,汪先生为此事写给蒋先生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凑巧主张相同的几位朋友,有些住在我的家里,有些每日必来。于是空气渐渐传出,渐渐的引起外面的注意了。但是我们毫不顾忌,而且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叫做「低调俱乐部」。

细读周佛海的日记,不难发现在他随政府迁往武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之前,这些「住在他家里」的朋友们包括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等人;其它诸君子如胡适、陈布雷、程沧波、熊式辉等则虽非「每日必到」,也未必是俱乐部成员,却是经常出入西流湾八号聚谈的公私好友﹙父亲寄居南京周府时,母亲带着我们一群孩子住在武昌正卫街三十五号﹚。

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七月十六日,蒋介石在庐山茶话会发表谈话,强调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中国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然而战争既开,则再没有妥协的机会。第二天又提出解决事变的四个最低条件。蒋介石的这几次谈话,阐明了中国虽然奋起抗战,仍然不放弃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立场。

但是,一些学者教授们却主张政府应先从外交着手,认为在日本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对日态度似不宜操之过急,以免给予日本军阀扩大战争的口实。七月卅一日,蒋介石宴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等人,蒋夫人及陈布雷作陪。周佛海就托陶希圣相机向蒋介石进言,他认为陶以宾客身份较易说话,不如部属发言较受拘束。[25]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周佛海原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组长,八月起任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主任陈布雷﹚,九月担任大本营第二部﹙政略﹚副部长,次年四月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顾孟余未到任,由周代理部务;另一副部长为董显光﹚。陶希圣原来是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庐山谈话会之后加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组长周佛海﹚,次年一月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与周佛海在汉口同办「艺文研究会」。七月六日,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陶希圣被选为参政员。

「艺文研究会」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成立于汉口英租界特三区天津街四号,隶属中央宣传部,但对外不公开。周佛海任事务总干事,陶希圣任设计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以「内求统一,外求独立」,「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口号为宣传重心﹙后面四句,早年在台湾军中每天早晚集合都还要振臂高呼﹚。是年九月,「艺文研究会」迁往重庆。陶希圣有好几位北京的学生在会里工作,如北大的何兹全、曾謇、武仙卿、沈巨尘,师大的鞠清远等,都跟随去了重庆。何兹全[26]有以下的记忆:

陶先生和周佛海组织「艺文研究会」。周当时好像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兼任艺文研究会总务总干事,陶先生任设计总干事。实际上周不管事,艺文研究会的事由陶先生总管。会址在汉口英租界。

 艺文研究会下分五个组。研究组由陶先生兼任组长,请了北大卢逮曾任副组长,代他管组里事。组员有:鞠清远、武仙卿、沈巨尘、曾謇和我。曾謇、鞠清远在西南(贵州?)作社会调查。武仙卿、沈巨尘在组内办公。我不去上班,在家里主编《政论》。艺文研究会每月补助《政论》二百元印刷发行费。在艺文研究会工作的还有萨师炯。他似乎是兼职,不到会办公,见面不多。

鞠、武、沈、曾、萨和我,都是陶先生的学生。鞠清远是北师大毕业的,我们几个都是北大毕业的。这是陶先生的「亲兵」。武汉时期,陶先生精神很愉快。工作之余,常常和我们一块聊天。「过去办《食货》连稿费都发不出,现在可以批钱给人。将来抗战结束,送你们出国读书。回国后在各大学开中国社会经济史,创始一个学派。」我们当时也都很高兴。[27]

一般人总以为「艺文研究会」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宣传机构,殊不知它乃是蒋、汪二人合作设立的全国舆论指导中心,由蒋资助,汪指导,周组织,陶主持,从事宣传抗战、鼓吹反共、阐扬国策、及制造政府可战可和的舆论。陶希圣在《潮流与点滴》[28]中记述抗战初期的情况说:「由南京到武汉,我是经常与汪精卫晤谈之一人…每天或至多隔两天,我总要见他。『艺文研究会』成立之后,遇事都去请示。他是这会工作的热心支持者。」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卅一日给胡适的信中,对于这个会的组成与活动,有十分详细的描写:

去年分手时,先生说道:「仗是打一个时期的好,不必再主和议,打一个时期再说。」此后我们就没多说话。到了十二月初及一月初,Trautmann(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两次传达日本条件,都没有谈判,日本政府发表他御前会议的议决,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和是不可能了。但是我们在国内,仍然有些活动,这个活动是得到蒋先生的很大的资助的。三月起,我主持一个宣传性的组织,艺文研究会。这会受蒋先生的面命,要受汪先生的指导。会的任务决定于一·一六宣言﹙按:指近卫宣言﹚的前两天,一月十四日。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抗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此会有一个时期,指导几十个报纸和杂志,出版好几十种小册及书籍。[29]

关于「可战可和」这个观点,陶希圣有以下的见解:

日方后来(按:指陶德曼调停失败之后)仍不断进行和平试探,国际间也有几次调停行动,此乃政治作战的一种形式,一般人多认为「和与战」不可兼容,实则战争与和平交涉有时是并行的,和谈对打仗而言是一种政治作战。 [30]

「艺文研究会」的全盛时期,在成都、长沙、西安、广州、香港设有分会,尤以香港分会﹙梅思平主持﹚的活动力最强。早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中央宣传部即派特派员﹙也是中央立法委员﹚林柏生前往香港设立「艺文研究会」的分支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及「蔚蓝书店」,后来又出版《国际通讯》﹙朱朴之主编﹚、《国际丛书》﹙梅思平主编﹚、《国际周报》﹙樊仲云主编﹚等刊物。林柏生在香港还创办《南华日报》,后来成为汪组织的海外喉舌,登载汪组织的动态及宣扬和平运动的言论。陶希圣在《八十自序》中记道:

希圣复担任艺文研究会设计总干事,周佛海担任事务总干事。此会之活动实为中央宣传部之别动工作,创办刊物、出版图书、宣扬抗战建国之宗旨,随宜批判中共及其外围份子与团体所谓「民族统一阵线」及「民主统一阵线」,尤其是「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口号、理论与策略。

艺文研究会设分会于香港,其工作为搜辑英、美、日诸国书刊有关世界形势与国际政治之论著,随时撮要,报告本会,提出参事会谈,并提供本会研究编辑同人参考。

希圣为文分析国际问题,以评论表明国民革命与抗战建国之立场与政策,即自此时开始。当时致力中国外交史、外交政策与国际问题之研析与讲述者,不乏知名之士。但能以二、三篇评论唤起政治社会各方之警觉与理解者殊少,而我写此类文章,颇能汲取读者注意。由此遂得以开辟抗战时期及战后以新闻记者论政之门径。

但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竟与日本参谋本部派驻上海之特务机关取得联络。其所得情报,亦循上述途径,报告汪并转报委员长。

南京撤守,汉口天津街艺文研究会,对国际政治及问题之研究报告,有时摘要报告汪精卫。汪时为副总裁,亦或摘报委员长。

及武汉与广州相继撤退,陈璧君往来香港与重庆之间,指使艺文分会,「试为汪先生与日方谈判」。于是日方提出汪离开重庆,另组政府之四条件。[31]

一九三八年二月初,「艺文研究会」属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香港设置分支机构「日本问题研究所」。高宗武在「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掩饰下,与日本驻港人士作和平接触,来往于香港、上海、武汉之间。他后来秘密去了东京。

是年三月廿九日至四月一日,国民党在武昌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中会场一致议决修改党章案,推蒋介石为总裁,汪兆铭为副总裁。汪对于这个推举相当失望,陈布雷记道:「盖蒋公意存谦让,以汪为革命旧人,望其兼负领导革命之责,然汪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余等皆察觉之,颇引以为忧。」[32]代表大会又通过「抗战建国纲领」,申明战时政策,为全国一致信守的准则,确定:

以三民主义为救国建国最高指导原则。

最高统帅的统一领导权。

以独立自主的精神,支持国际和平机构,促进国际合作之外交方针。

战时民主制度和战时政治、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的原则。

培养国民道德、维护中国文化的方针。

为各党派和平共存的最高依据。[33]

根据「抗战建国纲领」的战时民主制度原则,「国民参政会」于七月六日设立,由各党派、各民族、各职业、各地域的代表人士组织之,以取代「国防参议会」。参政员包括国民党选任九十四名、文化经济团体五十名、华侨六名,陶希圣也名列其中。[34]

七月六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汉口举行,议长汪兆铭﹙副议长张伯苓﹚致开幕词,强调统一与集权。略谓:「在此伟大而艰难的抗战中,非政府有权不能应付时局,非民众有权不能使政府集中全国的心力物力,以供抗战建国之用。统一不但不是妨害自由,正是自由的保障;集权不但不是妨害民主,正是民主的必具条件。」[35]中共籍的参政员宣布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恳的态度,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在蒋介石领导下奋斗。[36]

八月八日,汪精卫在国民党扩大纪念周上讲话,公开表示对抗战前途的悲观:

吾人当初之目的,欲求长期抗战,使日本之兵力财力发生破绽,第三国可以乘隙予日本不能再起之致命伤,然抗日已经过一周年,日本之实力不能予吾人预想之程度消耗,英、美、法等国亦转变现实外交之方针,苏联对张鼓峰事件,虽曾表示相当强硬之态度,又因国内之情形,不能再出以积极之态度,吾人有何具体办法,以自力长期抗战?[37]

十月十一日,汪精卫对德国记者发表谈话说:

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此次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否则绝无谈判之余地。[38]  

十月廿一日,广州沦陷。廿二日,他又接见英国路透社记者,发表同样的谈话,再次表示愿与日本谈判实现和平。他说:「如果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39]

廿五日,武汉失守,战事局势极度危急。此时陈璧君指使艺文香港分会,代表汪精卫与日方作和平谈判的接触。高宗武、梅思平复赴上海,与日方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等文件﹙即所谓「重光堂协议」﹚。这些文件,协议日本以汪精卫为对手,支持其组织「新中央政府」。详情见本章第五节。

由蒋介石面命组成,从事对日抗战宣传及驳斥共党言论的「艺文研究会」,其香港分会及属下机构,到这时竟成了汪精卫对日和谈的联络管道。

三、董道宁访日探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即近卫发表声明之前两天,国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从武汉到了上海。他在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当时中日尚未宣战,外交官尚非不能见面﹚,向他打听日本政府于攻下南京后所提出的苛刻条件,到底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他还会见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日本「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等人,探听日本的真正和平意向。

「南满铁道」﹙简称「满铁」﹚原是中国东北的铁路,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为日本强占,总部设在大连,是日本在中国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团之一,拥有丰沛的资源与人力。「满铁」除了经营铁路交通之外,还负有在中国搜集情报的任务,西义显本身就是日本名的特务。七七事变爆发后,华北战事日渐扩大,八月上海又发生「大山事件」,局势非常严重。此时高宗武、董道宁二人在浙江银行家、留日同学吴震修家中见到西义显,高告诉西义,他已经向蒋介石及汪精卫建议通过外交途径谋求和平,希望西义显去大连,要求「满铁」总裁、近卫文麿的挚友松冈洋右策动近卫首相运用政治力量,挽救东亚的危机。松冈果然不副众望,立即拨了一大笔钱给西义显,让他摆脱「满铁」的一切琐事,专心致力于和平运动。[40]

「同盟社」这个日本官办新闻通讯社,实际上是日本派出国外的情报机构,也是近卫的政治谋略智囊团。松本重治,东京帝大出身,曾留学欧美,是近卫智囊团的一名要角,对近卫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当时有称近卫内阁为「同盟社内阁」的说法[41],因此松本重治很自然地成为中方探求和平的对象。

董道宁从小在日本长大,完全受日本教育,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日文造诣极深;据说他的日文日语比日本人还要「日本」,日本人称他为「日华人」。他进外交部先在中国驻东京大使馆担任参事,后来调部升任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负责研究及处理对日本的外交事务。

与董道宁在上海见面的这几个日本人,认为以他的中国政府官员身份,娴熟的日语能力和对日本的了解,实有促请他去东京一趟,与高阶层见面以增进了解的价值,于是在得到董道宁的首肯之后,积极布署东京之行。西义显先回日本预作安排,与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取得连系。二月十五日,董道宁由西义显的助手,「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陪同抵达东京。经过影佐祯昭的引荐,见到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中将﹙前华北驻屯军司令﹚、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前关东军参谋长﹚、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中佐等人。多田、石原、影佐、今井四人都属于参谋本部的「不扩大派」,主张「缓进」、「谈判」以解决中国事变的少壮军人,他们都跟董道宁有过深切的谈话,表示虽然近卫首相「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势将继续延长战争,但是应如何修改或扬弃这个声明,代之以谈判来达成和平解决事变,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影佐对于董道宁单枪匹马来到日本的热情深为感动,他对董说:「今日追究中日事变的责任,等于算着死去之儿子的年龄。日本和中国都得反省。我们如果不能完全拋弃过去的坏感情,早日解决中日事变,不幸将永远笼罩中日两国。」[42]今井、影佐、多田都一致建议以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取而代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难题。董道宁在东京逗留至三月七日,才与西义显、伊藤芳男一同取道大连回到上海。在大连时,拜访了与军方有特殊关系的「满铁」总裁松冈洋右。董道宁离开东京时,影佐祯昭还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他的日本士官学长何应钦和张群,信的中译如下:

中日两民族不幸交战之结果,致有一月十六日帝国政府之声明。东洋之运命不能不说将达到穷途末路。为打开这穷通之道,贵国出一伟大人物王伦(宋代徽钦二帝被掳后第一个出使金朝的宋人),以解除我国朝野之误解。现董道宁来日,以身传达贵国之诚意,使我当道大为感动。希望有人继他而起,再进一步试行启我等之蒙,以期贵国之诚意与我国之感动得以交流。[43]

影佐决心突破近卫第一次声明的障碍,以自己的责任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歧见,他认为这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44]董道宁回香港后把影佐的信交给了高宗武,高宗武把它带到武汉亲呈蒋介石,蒋阅后没有表示,仅把信退回给高,并指示不必交给受信人。[45]

董道宁之访日,得到了与日本继续进行和平谈判的初步收获。他之能顺利先到上海又去日本,并且以外交部科长的身份离部两个多月之久,若非奉上级之命,是绝对不可能成行的﹙但据高宗武三十多年后的回忆,董那时已辞去公职﹚[46]。至于到底是谁所派?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或者是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佛海?较为可靠的推论应该是周佛海,因为董道宁于三月中随同他的上司,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回到武汉,是向周佛海汇报及呈阅影佐祯昭密函的,而且此后并没有受到任何责难。高宗武接着也奉派去香港进行和谈活动了。

四、高宗武的和平活动

一九三八年二月初,周佛海派中央宣传部特派员林柏生赴香港,为「艺文研究会」属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设置香港分支机构「日本问题研究所」。国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奉命改以「军事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香港,在「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掩饰下,秘密通过日本驻港人士,试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来往于香港、汉口之间多次。三月又继董道宁之后秘密去了上海,他跟松本重治、西义显、伊滕芳男等人也先后有深入的谈话。高与松本、西义显等人原是旧交,董道宁在日本访问的时候,从松本处得悉参谋本部可能派影佐祯昭来上海组织和平活动机构。

高宗武﹙一九○六-一九九四﹚,浙江乐清人,自幼赴日本就学。一九三一年自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回到南京,在南京《中央日报》发表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引起注意,为报馆特约为日本问题专栏及社论撰稿人,同时应聘中央政治学校为教授。蒋介石很欣赏高所写的有关日本问题之分析,特予延见长谈。次年,高进入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日本问题研究。一九三三年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延揽,进外交部任日本问题研究员。一九三四年五月任亚洲司科长,六月升亚洲司帮办﹙副司长﹚,主持对日交涉事务。不久赴日本考察,办理中国与日本谈判之「满洲国」通车通邮案,回程时又往「满洲国」观察状况,返回南京后将考察所得呈报外交部及蒋介石。他的学识与能力,深得蒋之重视。一九三五年,升任亚洲司司长,这时他还不满三十岁。高宗武负责研究对日关系和外交交涉等工作,跟日本各方面关系都很不错,蒋介石也经常召见与他长谈。是年十一月汪精卫在南京被刺受伤,辞去本兼各职。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任张群为外交部长,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仍为部长对日外交的主要助手。当时对日外交十分敏感,张群只主持对日大计,一般交涉均由高负责办理,并令其将重要交涉案件直接向蒋介石面报或请示,可见高在蒋、张二人面前的重要性。据说,一次蒋介石打电话给外交部,张部长亲自接听,对方说:「我找高宗武」。[47]

胡适一直很欣赏高宗武的能力,认为他堪担外交重任,七七事变发生不久,便力荐蒋介石予以重用。胡适曾连续两天在日记中记述此事﹕

一九三七年七月卅日﹕

    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琚C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件事﹕

一、外交路线不能断,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

二、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负此大任。

    我打电话与布雷,勉他作社稷之臣,要努力做匡过补阙之事。

一九三七年七月卅一日﹕

先生约午饭。在座者有梅、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宗武谈甚详。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注: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48]

这年八月,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秘密会晤,高与川樾也是旧识,一九三六年九月至十二月,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樾在南京进行「排日问题」谈判时,高、川樾是预备会议中的对手。川樾告诉高,日方的条件是:一、永定河左岸以东区域设为不设防区;二、取消冀察、冀东政权,行政首脑由亲日人士担任;三、华北五省实施日华经济合作。高宗武认为这些条件应该可以作为和平谈判基础,不幸上海发生「大山事件」,谈判无以为继,高宗武的活动不得不暂时停止。

半年后﹙一九三八年二月﹚,高宗武奉派驻在香港,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高的对日活动均经蒋介石亲自批准,经费也自军事委员会领取。高宗武去香港搜集情报,据说是周佛海向蒋介石推荐,得到首肯的。但是过了几天蒋又叫外交部长王宠惠通知高不要去,最后在周承担责任之下,高还是去了。蒋介石对派高去香港一事虽然有所犹豫,但他至少是知情的。[49]

三月十五日,董道宁、西义显、伊藤芳男三人从东京返回上海,会见在上海等他的高宗武。董道宁向高详细报告了东京之行的经过。三月下旬,两人回到香港稍作停留,即于廿八日飞回武汉。根据周佛海日记:四月三日,高宗武向周佛海「报告赴沪、港接洽情形」。四日,周佛海、陶希圣同访高宗武,「详谈外交情形及办法」﹙自然也会详谈沪港洽谈经过﹚。五日,「赴宗武处午饭,听其报告本晨晋谒委座情形」﹙自然也会报告其反应﹚。高宗武晋谒蒋介石时,显然周佛海并不在座,但是当晚「偕果夫先生等十人谒委座,谈一小时半」。

高宗武廿八日到武汉,六天之后才把在香港及上海与日本人接触的报告,以及影佐祯昭写给何应钦、张群的密函呈给周佛海,周阅后转呈汪精卫,汪看后立即送呈蒋介石。根据高宗武与邦克的谈话﹙约一九七一-七二年间﹚,高宗武回汉口后立即把影佐密函亲呈蒋介石,蒋阅后不发一言,把信退回给高。如果高没有记错,则汪、周、陶看见密函时,蒋早已看过了,由此益见高宗武可以越过汪、周,直达天听。

高、董两人于武汉汇报后不久,于四月十四日又飞回香港,继续跟松本重治等人来往。高宗武赴港前夕,周佛海的日记写道:「应陈济棠之宴,未终席赴宗武处,因宗武明日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

就在这时,四月六日,我军台儿庄大捷,日军损失 板垣、矶谷两个师团,伤亡二万余人,我军士气大振。日本少壮军人,派遣军师团长垣征四郎几乎精神失常,准备引咎切腹以谢国人。松本重治乘机游说垣进东京,支持近卫首相,强化内阁以应付当前战局意外的扩张导致政局陷入低迷状态的局势。近卫于五月廿六日改组内阁,任宇垣一成为外相,板垣征四郎为陆相。又设定五相会议,制定「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抑制「新中央政府急进论」于战争方略之内。其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的主要构想是「日本帝国主义为统合战力作战,举内政、外交、经济、谋略、宣传等一切努力,集中于中国现中央政府之溃灭或屈伏,并强化其因应长期战争之现下必须的诸政策,以实现其贯通形上与形下之真实战争态势。」[50]板垣和宇垣就任后,一面积极布署进攻徐州及发动武汉会战,一面试图突破「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束缚,恢复与国民政府交涉谈判。

五月三十日,高宗武又回武汉,周佛海日记:「宗武自港来,一时半偕宗武到部﹙宣传部,周佛海为代部长﹚,谈中日关系前途二小时。三时半送宗武至布兄﹙陈布雷﹚处」。六月五日晚,「武兄﹙高宗武﹚来,云奉命明日飞港。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周佛海对高之离去似颇伤感,是高之任务必将艰辛乎?还是预感高此去恐难再回?这是高宗武最后一次离开抗战阵营的中央。

 六月中,武汉外围会战开始。松本重治认为情势紧急,力促高宗武速去东京跟新内阁见面,直接对话。此时,周佛海从汉口密电香港,告诉高宗武蒋介石的意见:东北和内蒙的问题可留在以后再说,但日本必须将军队撤出长城以外,使华北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如日本同意,可先行停战,再商谈细节。高宗武把这个意见告诉了松本重治。松本和东京联系,回复说日本竟然同意撤兵。因此,周佛海和松本都分别主张高宗武赶快一趟去东京。[51]

六月十四日,高宗武在香港和西义显详谈,形成所谓「第三势力」的构想,签订了一份「觉书」﹙备忘录﹚,其大要为:﹙一﹚为中介日华两国间内部事情,计划结合第三势力;﹙二﹚第三势力对于日华两交战势力保持公正之立场;﹙三﹚和平实现之绝对条件为日本放弃帝国主义,以两国平等之原则,相互承认其立场,希望日本方面确实推动上述条件之实现;﹙四﹚第三势力于达成和平中介之目的时即行消解,不使妨害统一中国之实现。[52]

高宗武于六月廿二日由伊滕芳男陪同,秘密离开香港往上海,七月二日登上「日本皇后号」邮船,七月五日抵达横滨,码头警卫森严,他随即与参谋本部第八课﹙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大佐同乘汽车前往东京,住入筑地一间隐秘的旅馆花蝶饭店,高宗武发现旅馆四周布满宪兵,一度怀疑他已被日本军方强硬分子监禁。

高宗武离港的第二天,梅思平自香港飞回汉口,带来高宗武赴日本的消息。六月廿五日,周佛海日记写道:「思平谒汪先生回,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六时希圣来,偕同过江,至蒋先生公馆晚饭,并聚谈」。看来高宗武去日本的事,在汉口已经不是秘密。他们去蒋介石公馆晚饭聚谈,蒋似乎并无不悦,否则日记不应记得如此平淡简短。七月一日,梅思平返港。

高宗武、西义、伊滕三人抵达东京后,由松本重治引介给以风见章﹙内阁书记官长﹚为首的几位自由派人物,包括西园寺公一﹙日本前首相西园寺公望公爵之孙﹚、犬养健﹙参议院议员,被少壮军人刺死的首相犬养毅之子﹚等人。他们都是反对扩大战争的人物,犬养家族一直对中国革命分子有极热诚的照顾。

在日本逗留的三星期中,经过影佐和犬养健的联系,高宗武会见了新上任的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中将、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中佐等人﹙外相宇垣未见,因为那时他的代表与国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代表正在香港秘密接触,与影佐及高宗武的活动居于竞争地位;高则怀疑是影佐故意阻挡他们会面﹚。高宗武说明:他东来的目的在要求日本放弃帝国主义,把中国看做对等国家,这是实现中日和平的绝对条件,也是大前提。他要求日本拿出事实来表示有实践这些条件的诚意,则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内部和平势力将可起而调停两国争执,展开全面和平运动。高宗武说他目前正在努力结成这种势力,要求日本发表声明,向世人公约,以促进和平。[53]

西园寺公一的秘书原田熊雄在文书中记载:「高曾要求近卫给蒋介石写一封密函,表示如果蒋下野,日本政府愿意合作,但近卫认为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分给敌国领袖写信不妥,乃叫陆军大臣板垣写这封信」云云。高后来否认曾经要求近卫写信给蒋,只记得板垣写了一封信给汪,至于信的内容及其下落,则记不清了。[54]以常理判断,高绝对不可能甘冒大不讳,要求日本人写信给蒋要他下野的,这不但不合中国官场伦理,以高与蒋的密切关系,他绝不可能出此下策的。

高还会见了一位可以直接向近卫首相进言的人物:「同盟社」总社社长岩永裕吉。岩永且声明他代表近卫首相。岩永告诉高宗武日本的条件为:一、承认满洲国;二、华北特殊化;三、中日经济合作;四、日本在中国若干地点驻兵、五、国民政府与华北、华中伪组织合流,以国府为主、六、共同防共;七、蒋介石下野。关于蒋下野问题,主要是由于近卫首相一月十六日声明的关系,但是日本并无阻止蒋异日再起之意。[55]他们还谈了日本撤兵,以及由汪精卫出面收拾局面等问题。影佐祯昭在《汪精卫为什么要建立政权?》文中回忆道:

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春,原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和原任亚洲科长董道宁来到东京。我以参谋本部支那课长的资格,同两人见了面。他们表示此来的目的是:「日本政府既然否认了国民政府,那么寻求和平就只有求诸蒋氏以外的人了;这个人就舍汪精卫莫属。汪氏因痛感中日问题有早日解决的必要,曾经主张和平,但国民政府内部不予接纳。因而只有从政府外部唤起人民展开和平运动来以求转变。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理解此点。」我为他们专程而来的热诚所感动,相约和他们为此而协力,并且得到了参谋次长多田中将的同意。[56]

到底谁先提出希望汪精卫出面「收拾局面」?至今仍是一个谜。早在董道宁访日的时候,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就表示过陆军方面希望蒋下野,汪出面以结束战争的意思。据犬养健回忆,高宗武在东京时跟他说过,他曾经多次与参谋本部的人讨论能否取消近卫「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今井说:「日本政府也有公开的立场,总理大臣的声明不能那样简单地取消。本来参谋本部那样反对,仍然发表这一声明,也是事出有因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请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怎么样?」影佐也讲了同样的看法。[57]今井回忆说:「由于已有近卫声明摆在前面,作为善后之计,希望暂时以其它要人代替蒋介石,如果可能的话,依靠汪兆铭出马收拾局面。高宗武了解上述情况之后,发现自己随着日华和平的推进而陷入困境,为此大为恼火。」[58]影佐在《汪精卫为什么要建立政权?》中又说「请汪出马」是高宗武主动提出的,其说法已见上文;他战后在战犯法庭受审时供称:「高提议扶汪出马,日本政府对他的策划并无特别异议」云云,显有脱罪之嫌。原田熊雄的文书中记载着高宗武的说话:「如果日本政府承诺支持及帮助汪精卫,蒋介石将下野。」这可能是日方片面武断的看法,如此斩钉截铁的宣告,似乎不符高的身分。[59]

高宗武自己怎么说?他去日本的目的原为搜集日方意向的情报,结果却替汪的和平运动跟日本人作了严肃的联系|形成一个结束事变的中日共同计画。在与日本人的谈话之中,高得到日本的政策并未落实,可能随时停止谈判的印象。可是在以后越来越多关于放弃近卫声明,扶汪代蒋的谈话中,高似乎己被视为捧汪出马的代言人。高发觉他上了日本人的当,有被日本军方利用强迫合作的危险,他曾经作出必要时退出的打算。[60]不管高宗武怎么想,他的东京之行对日后日本的对华政策方向,具有深远的影响。日本内阁根据他的情报制定了基本的对华政策方针。七月十二日,内阁五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会议通过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十九日至廿二日,又制定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府的大纲」,明确决定用政治诱降来推动军事侵略,并将诱降的对象从蒋介石转到了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等「中国第一流人物」。[61]

七月十九日,周佛海在日记上写道:「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亦无所闻,为之焦虑」。高宗武大约是七月廿一日或之前回到香港的﹙七月廿一日离开东京之说似有误,因他的报告已于廿二日送到汉口﹚。廿二日,周佛海又写道:「宗武派周隆庠送其报告呈委座;召其来谈,并约希圣来谈。派人送报告交布雷。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令人失望」。高宗武在报告上附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

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62]

汪看了这个报告,特别是其中说到日本参谋本部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大为吃惊。他立即将原件转达蒋介石。汪精卫对陶希圣﹙艺文研究会设计总干事﹚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63]高宗武报告中的「个人观感三项」到底为何,虽尚无资料可考,然据判断至少应包括「日本是希望汪先生出马」一项。至于日方要求承认伪满、蒋介石下野…等等谈判先决条件,似亦应见诸报告之中,否则周佛海不会说「令人失望」。高在信末还说「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可见高自知赴东京是擅自决定的行为,可能不获蒋介石见谅。果然,蒋得悉高私访东京,非常生气,盛怒之下责问道:「高宗武真是个混帐东西,是谁让他去东京的?」[64]立刻停止高在香港活动的经费。高宗武逾越了蒋介石授予前往香港、上海活动的范围,私自跑去东京,到底是谁的主意?如果高是蒋介石所派,那蒋为何又要大发雷霆呢?这个答案祇有高宗武自己知道

高的想法和立场是非常微妙的。邦克在书中透露:高宗武曾经透过陈布雷向蒋介石报告他准备去日本的计画,蒋「照例」不置可否;其它政府人士则或多或少知道他要去日本之事,这些人可能包括汪精卫及周佛海。但是高说:他去日本完全出自本意,为的是要直接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以继续他五年来的工作。汪精卫曾经垂询及鼓励高的工作,并表示如果蒋同意的话,他愿意出面与日本谈和。但是高无意作为汪的代理人,他认为汪既无军事力量,其领袖地位尚须依靠蒋的支持。事实上以高个人对蒋的忠心,以及蒋对他的器重与信任,高从不认为试探和平是背叛蒋的行为。同样地,蒋也相当肯定高的勇气与忠诚,如果他怀疑某人,绝不会作出这样的表示。[65]高给人的印象好像既不代表蒋,也不代表汪,可是日本人却都愿意跟他谈,暗中认为他与蒋汪两位中国领袖都有极好的关系。[66]高在香港获悉蒋介石的忿满态度,深受刺激,又自叹在东京的努力竞被日人利用,因失望而吐血,导致旧病复发,即留在香港养病,不再回国,也不敢回国。他一辈子再也没能见到信任他、器重他的蒋介石。

此后几天,周佛海、陈布雷、陶希圣等人几乎天天在谈论高宗武的事,蒋介石似乎精神不太好。七月廿五日,周佛海与周隆庠谈「委座阅宗武报告后之态度及处置。」廿六日,蒋介石「令王亮畴﹙宠惠﹚托英、美大使,设法由英、美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战,或向中、日双方提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当天下午,周佛海「又与隆庠谈半小时,嘱其明日返港,转达一切」。[67]周佛海除了命周隆庠转达高宗武有关蒋介石的态度之外,可能还包括将派梅思平接替,以及交代他在香港继续以私人身分与日本人联系的讯息。

日军从四月下旬起,集结三十万大军进犯徐州。六月,武汉外围会战开始。八月,国民政府由武汉迁至重庆。陶希圣于七月廿五日离汉赴渝。周佛海于八月十七日赴渝,九月廿七日回武汉,十月廿四日,武汉陷敌前夕再飞回重庆。

高宗武留在香港养病期间,周佛海改派梅思平赴香港接替高的工作。梅思平那时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内政委员,及军事委员会第二部专员。他战前曾在南京担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后来出任国民政府江宁实验县县长。梅在香港的职位是「艺文研究会」下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副主任﹙主任高宗武﹚。从一九三八年八月廿九日到九月四日,梅思平、高宗武跟西义显、松本重治、犬养健等人会谈了五次,其主题为撤兵与承认满洲国两个问题。日方强调撤兵的交换条件是承认满洲国,其前题为蒋介石必须下野。梅思平在第五次会谈时,详细说明了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准备和计划。在这期间及以后,周佛海、梅思平之间保持着繁频的书信来往。高宗武虽然名义上跟国内断绝了关系,实际上仍然不停地为和平运动活跃奔走。

五、近卫第二次声明与「重光堂协议」

一九三八年四月,我军于台儿庄大溃日军板垣、矶谷两个师团,日军伤亡惨重,震动日本朝野。近卫文麿不得不改组内阁,起用少壮军人以替换外相广田弘毅和陆相杉山元。五月底,宇垣一成大将出任外相,垣征四郎出任陆相。近卫又设立五相会议,制定新的对华政策。宇垣外相设法消除近卫首相「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所留下的障碍,以恢复与国府交涉和平方案;板垣则积极调兵作攻徐州以取武汉的部署,同时向重庆国府增加军事压力,已如前述。

四月下旬,日本动用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宫,日本天皇之表弟﹚、第十一军﹙冈村宁次﹚共十六个师团、一个航空师团,由派遣军司令官俊六指挥,大举进犯徐州。六月,武汉外围会战开始,武汉动摇。八月,国府迁都重庆。十月廿一日,广州沦陷,廿五日,武汉失守,战事局势陷入极度危急的态势。

十月廿四日,由香港回来的梅思平在重庆等候与周佛海会面。次日,向汪精卫报告在港与日人谈判的内容,包括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收拾局面」的意向,以及今后联络的方法。廿六日起,汪召集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在寓所讨论对日和平活动和离开重庆另外组织新政府等问题。三十日,讨论至深夜,决定派梅思平会同留在香港的高宗武,再去上海跟日本人作进一步的连系。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

十二时始返寓。辗转不能成寐,英雄造时势欤?时势造英雄欤?时势如此,能否扭转乾坤,使国家不至于灭亡,端赖今后努力。惟国运如何,实未能预料也。[68]

梅思平于十一月二日返回香港。三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论调,提出「只要国府放弃以往的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日方并不拒之门外」的说法。这就是所谓「近卫第二次声明」,其原文中译如下:

今凭陛下之声威,帝国的陆海军已攻克广州、武汉三镇,平定了中国之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仍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直打到它崩溃为止。

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的最终目的,亦在于此。

此种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以期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和实现经济合作。这就是有助于东亚之安定和促进世界进步的方法。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亦期待中国国民真正理解我国的诚意,与帝国进行合作。即便是国民政府,只要全部放弃以往的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拒之于门外。

帝国深信,各国对于帝国的意图会有正确的认识,适应东亚的新形势。特别是对于各盟国的深情厚谊表示满意。

建设东亚新秩序,渊源于我国的建国精神,完成这个建设,是赋与现代日本国民的光荣职责。帝国要在国内各个方面坚决进行必要的革新,以谋求充实国家的整体力量,排除万难,为完成此项事业而迈进。

政府在此声明帝国坚定不移的方针和决心。[69]

这篇声明向重庆呼吁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和实现经济合作的政策,希望中国分担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而其「更换人事组织」的先决条件,更明显的在要求蒋介石下野,另以新的中国领袖出来收拾局面,配合日本控制中国的企图。这个「新的领袖」,在这里呼之欲出了。汪精卫因武汉之失守而对抗战完全失去信心,对于这篇声明的解读,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幻想。同时,由于主和分子在政府中已遭受排挤,他认为既然日本已经公开暗示自己出马,不可错过这个促成两国停战谈和的机会。

十一月十三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纪念周再次强调抗战到底的决心,他说:

中国抗战前途日益光明,在各条战线上的中国军队,已退到山区,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形势更对我方有利。主要是抗战已使全国统一,国民团结,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无足畏惧。

梅思平、高宗武分别于十一月十二、十三日抵达上海。周隆庠已先行到达,担任译员。十四日起,在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七号﹙即所谓「重光堂」﹚[70],与日方今井武夫﹙参谋本部中国班长﹚,就梅思平带来的中方最后定稿的和平基本条件展开会谈。这个草案跟八、九月间梅思平与松本重治在香港多次讨论的内容差不多,但双方就细节进行反复研讨、辩论。今井武夫后来回忆说:

正因为这是与中国方面的直接会谈,我在不受任何以往谈判的经过的约束下,与梅思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基于爱国至诚,不仅彼此理解对方的立场,反而因此对双方的严肃认真态度产生敬意和信任。这对推动以后的运动带来良好的效果。

不过,今井武夫发觉高宗武在会议中始终抱着批判的态度,「也可说是虚无主义的,有时很轻易地就同意了日本方面的主张,这倒使我怀疑他的诚意。」[71]

十五日,今井带了协议草案回到东京,参加正在举行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脑会议﹙即所谓「省部会议」﹚,向板垣陆相和多田参谋长汇报会谈情况。经过长达三小时的质询与讨论,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决定以这个协议作为推进日中和平运动的基础,并指派影佐祯昭﹙已于六月调任陆军省军务课长﹚及今井武夫分别为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的代表,负责完成谈判。

十八日,影佐、今井返回上海。西义显、伊藤芳男、犬养健同行。犬养自告奋勇愿为中日和平奔走,以完成乃父犬养毅的遗志。二十日起继续谈判,下午七时双方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两份文件。另外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则暂未签字,但为保证实行的事项。这三份文件的主要内容为:

缔结日华防共协议,承认日本在华防共驻兵,内蒙为特别防共地区。

承认满洲国。

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居住、营业自由,日本废除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

在平等互惠下,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人优先权,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方便。

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军费。

本协议以外的日本军队于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兵,两年内撤完。

这三份为御前会议通过的协议文件﹙原文见本章附录﹚,决定日本以汪精卫为对手,支持组织「新中央政府」,形成日后日本方面与汪组织谈判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基础。此外,日方还提出了一份日本官方声明草稿﹙预定由近卫发表﹚供中方参考。[72]

重光堂协议出炉之时,宇垣外相已经挂冠辞职了。原来宇垣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就任之初,就设法另辟途径,希望直接与国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谈判和平条件。孔得悉这个消息后,密派机要秘书乔辅三为代表,赴香港跟宇垣的代表中村丰一谈判,他们于六月廿三日第一次会面。中村传达的宇垣条件,仍然以蒋介石必须下台为大前题;其它尚包括承认满洲国、内蒙自治、华北特殊化、共同防共、赔偿军费等等。七月八日,日本五相会议又决定蒋下野为与中国中央政府谈和的先决条件。谈判进行到八月底,由于许多问题无法达成协议,日本有意以军舰护送孔祥熙到长崎去跟宇垣直接谈判,终于因为双方在蒋介石下野问题上寸步不让,而无法继续。九月一日,谈判中止。[73]宇垣在内阁中原本就人缘不佳,宇垣以前担任内阁参议时,极力创议设置「对支院」﹙后来改称「兴亚院」﹚以统理外交政策,当上外相后却又极力反对,主张外交一元化。他因经常批评近卫首相而引起海相米内、藏相池田等阁僚不满,这个失败的香港谈判更让他颜面尽失,处境雪上加霜,终于被迫辞职。[74]宇垣六月就任外相,至九月三十日去职,只干了三个月。他于辞职当天,赋诗一首:

挂冠归卧林庄,云烟去来思悠悠;

成败荣辱似幻梦,微衷常存念亚洲。[75]   

﹙附录﹚

日华协议记录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本方面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中国方面高宗武、梅思平,达成下列内容的协议﹕

第一、日华两国在共同排斥共产主义的同时,将东亚从各种侵略势力中解救出来。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共同理想,相互以公正的关系为准则,处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关系,为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而加强联合。为此,议定下列条件﹕

第一条、缔结日华共同防共协议。其内容以日、德、意防共协议为准则,互相协作。且承认日军为防共而在中国驻军,将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域。

第二条、中国承认满洲国。

第三条、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领土上有居住和营业的自由,日本同意撤除在华的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日本在中国的租界。

第四条、日华经济合作应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实现密切的经济合作,必须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关于华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给予日本特殊的方便。

第五条、中国应赔偿日本在华侨民因事变造成的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第六条、本协议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在日华两国恢复和平之后,立即开始撤退。但随着中国国内治安的恢复,将在两年内完成撤兵,中国在这期间应确保治安,而且应在双方会议上决定驻兵地点。

第二、日本政府如发表上述解决时局的条件时,汪精卫等中国方面的同志应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并且发表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实行中日合作反共政策的声明,同时俟机成立新政府。

日本方面 影佐祯昭  今井武夫

中国方面 高宗武    梅思平

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

第一条中的防共驻军,系为确保内蒙及其联络线,而在平津一带驻军,其驻军期限是以日华防共协议的有效期为期限。

第四条中的优先权,系指与其它各国在同一条件下,对日本提供优先权之意。

日本协助救济由于事变而产生的难民。

日本方面 影佐祯昭  今井武夫

中国方面 高宗武    梅思平

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日华秘密协议记录

日华两国为建设东亚新秩序牢固地结为友好邻邦,约定今后实行下列各项条件:

第一条、日华两国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相互实施亲日、亲华的教育和政策。

第二条、日华两国针对苏联设置共同的宣传机构,并缔结军事攻守同盟条约,平等互相交换情报。在内蒙及与其确保联络的必要的地区驻扎日本军队,与驻防在新疆的中国军队,互相协力,在战时实行共同作战。

第三条、日华两国合作,日本援助中国从东亚的半殖民地地位种逐步解放出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为此,共同协作采取必要的措施。

第四条、日华两国以复兴东亚经济为目的,进行经济合作,其具体办法另行研究。另外,此种经济合作在中国以外的南洋一带亦同样适用之。

第五条、为了实施上述条款,日华两国设置必要的委员会。

第六条、日华两国尽可能努力使亚洲其它各国也参加本协议。[76]

声明方案

我政府前于一月十六日宣布不以抗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于堪与帝国提携之新兴政权的成立和发展,并与其调整两国邦交,以协助更生新中国的建设。复于十一月三日明确宣示,国民政府如能放弃以往的指导政策,调换其人事安排,取得更生之实,前来参加东亚新秩序的建设,亦不加以拒绝。

最近在中国各地,忧患与共的有识之士辈出,竞相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气势澎湃兴起。确信此气势必将控制全中国,而成为建立善邻的新中国的力量,此时期已为期不远。于此预先向中外阐明调整日华新关系的要点。

日、满、华三国,以建立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结合,为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与经济提携。更生之新中国以日、德、意协议的精神为准则,缔结日华防共协议,承认日军的防共驻军,并以内蒙地区为防共特别区域。基于日华平等互惠的的原则,准许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享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且为了取得密切的经济合作之实,特别关于华北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向日本方面提供特殊的利益。满、华两国互相承认。对由于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之损失必须予以赔偿。

在更生的新中国实现上述要点时,帝国亦立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不仅尊重中国领土及主权,并承认废除治外法权,亦考虑交还租界。

上所述,两国邦交得以调整,一旦中国治安确立,且在能够保证实施缔约的形势下,帝国军队由协议区域以外的地区迅速全部撤退。此时机之到来,就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言,实属不胜同庆之事。当然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如执迷不悟,继续抗日容共,帝国则不见到其彻底消灭,决不收兵。[77]

 

注釋

[1]      鲍家麟《列强对中国抗战的态度》页118-124136-137;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页372-373

[2]   条约第一条:「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他国,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第二条:「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对于该第三国,不得予以任何援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议,致该侵略国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见蒋介石著《和平共存?――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页82

[3]   「中立法案」:当美国总统宣布外国发生战争时,即应对交战国﹙不分侵略国与被侵略国﹚一律实行武器禁运,并不得贷款给交战国。「现购自运」:容许交战国以现金购买军火,自行运输。

[4]   鲍家麟《列强对中国抗战的态度》页126

[5]   张忠栋《胡适五论》页118

[6]   同前书,页127-129

[7]   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

[8]   参阅薛光前《蒋百里的晚年与军事思想》。

[9]   鲍家麟《列强对中国抗战的态度》页136-137

[10]  所谓「张群与川樾之态度」指的是,「塘沽协议」之后,日本及朝鲜浪人在华北从事大规模走私,引起中国民众之愤怒。1936年秋发生成都、广东北海、汉口日侨日警被杀事件。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与中国外交部长张群就民众「排日问题」在南京的谈判。川樾提出:华北自治、中日经济合作、共同防共、开辟航线、聘用日本顾问、关税优待、压制排日、张群反提:废止塘沽协议、 取消冀东伪组织、停止包庇走私、华北日军不得任意行动。会议并无结果。

[11]  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二﹚。

[12]  同前注。

[13]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页427

[14]   徐永昌为军令部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顾祝同为第三战区总指挥,唐生智为训练总监兼南京卫戍司令。

[15]   陈鹏仁译《昭和天皇回忆录》页44-45:日本从昭和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共召开了八次御前会议:第一次是攻下南京后的1938130日,第二次是攻下汉口后的1130日,皆决定中日战争基本方针。第三次是1940916日决定日德义三国同盟,第四次是同年1113日决定中日战争持久方略,其余四次均与太平洋战争有关。

[16]  参阅:《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版页66-69;蔡德金《抗战初期德使陶德曼调停初探》;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17]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版页68

[18]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页432

[19]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页165-166;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页484-487

[20]   金雄白《汪政权始末记》第一册页10-13

[21]   唐德刚《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

[22]   陶希圣《八十自序》页24;中国社科院编《胡适的日记》页577-578有《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著者博伊尔注曰:「当时南京有一个集团私下对官方抗战到底的口号表示怀疑,这就是低调俱乐部。他们以聚餐的形式在周佛海家里碰头。知名的成员中有胡适、高宗武、陶希圣等。」

[23]     Bunker, The Peace Conspiracy:  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a War, 1937-1944﹙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日战争,1937-1944﹚页28。笔者附注:邦克在序中写道:「我著此书之时的最大得益,来自一位我力求从史料重现的事件中的主角与证人,高宗武先生,他读过我的初稿后,同意与我共享他的痛苦回忆。」唐德刚教授在《从高宗武之死谈到抗战初期几件重要史料》﹙传记文学五十六卷六期﹚中写道:「这本书﹙指邦克书」的主要史料便是根据作者所笔录用英文写的高宗武访问记。大致有一百多页。」由于笔者看不到唐德刚的原文,本书所引用的高宗武谈话均来自邦克书中的Kao Tsung-wu. Conversations with Gerald Bunker﹙高宗武与邦克谈话﹚。

[24]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原载193972224日上海《中华日报》。

[25]   见周佛海1937731日日记;又,今井武夫在《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记载﹙页74﹚:七月庐山会议上,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等人决定向蒋介石建议,采取不扩大卢沟桥事变的方针。首先由大公报张季鸾打头阵,接着由青年党左舜生和国社党李璜跟上。在这期间,胡适和张君劢也曾多次向蒋介石陈述有关中日和平的意见。然而蒋介石新设立了大本营,以更高的调门表白他悲壮的决心。

[26]   何兹全,山东荷泽人,191197日生。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在校与北大、师大同学合编《教育短波》期刊,同时开始为陶希圣创办的《食货》半月刊写文章。1935年毕业后赴日本留学,一年后回国,继续编辑《教育短波》及为《食货》撰稿。抗战初期加入艺文研究会,同时主编《政论》半月刊。1938年十二月陶希圣出走河内、香港而上海,何兹全接受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在沙坪坝中央大学作史学研究工作。1940年陶希圣逃离上海,在香港办《国际通讯》,何任驻重庆编辑,此期间陶、何通信频繁。陶回重庆后,与何过往甚密,是师生二人交情最好的一段时期。何1944年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工作。1947年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院及霍普金大学国际政治学院研修三年,1950年九月回国。何在北京师范大学一待五十年,历经各种运动及动乱,文革期间被批判、揪斗、游街、下放、劳动……,在众多学者教授不堪屈辱而发疯、自杀的恐怖环境下,与夫人郭良玉挨过苦难,总算活了过来。何兹全现任北师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著作丰富,代表作有《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编著)、《中国文化六讲》、《中国古代社会》等书。1997年出版自传《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

[27]   何兹全《悼念我师陶希圣先生》。北大学生何兹全、曾謇、武仙卿、沈巨尘,师大学生鞠清远,为陶希圣最亲近的几位门生,有「亲兵」之称。

[28]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页165

[29]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页398-400陶希圣致胡适

[30]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陶希圣先生访问纪录》页85-86

[31]   陶希圣《八十自序》页23-25

[32]   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页129

[33]   蒋介石《和平共存?──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页96

[34]   大会通过宣言起草委员张炽章、吴玉章、胡建中、张君劢、曾琦、黄炎培、周炳林、陶希圣、陈裕光九人。

[35]   蔡德金、王升编《汪精卫生平纪事》页246国民参政会纪实

[36]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页673

[37]   1938810日《新民日报》汪精卫扩大纪念周讲话

[38]   19381013日《申报》汪精卫对海通社记者谈话

[39]   19381022日《申报》汪精卫对路透社记者谈话

[40]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页490

[41]   陶希圣《中国之分裂与统一》页77

[42]   影佐祯昭《我走过来的路》,陈鹏仁《汪精卫降日秘档》页16

[43]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页491

[44]  影佐祯昭《我走过来的路》,陈鹏仁《汪精卫降日秘档》页17

[45]  邦克《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日战争》页75高宗武谈话

[46]  同前书页70

[47]    周谷《高宗武笑谈当年事》。笔者附注:作者在文中说「后来陶希圣在台北撰文大骂高宗武,高去函指责…。」查并无其事。196743日,陶希圣自伦敦飞抵华盛顿,四日晚应高宗武邀约晚餐,五日同游顿巴敦橡树园,详情见第十章第五节高陶华府重逢

[48]  《胡适的日记》页576-577193773031日。在座者全名为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

[49]    周佛海《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

[50]   陶希圣《中国之分裂与统一》页80

[51]   沈立行《高宗武在汉奸路上的反复》。

[52]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页492

[53]   邦克《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日战争》页81-82「高宗武谈话」。

[54]   同前书页85

[55]  沈立行《高宗武在汉奸路上的反复》;蒋永敬《汪精卫从「和平」运动到投日──「王世杰日记」中的史事与人物之四》。

[56]  影佐祯昭《汪精卫为什么要建立政权?》。董道宁、高宗武是先后分别到东京的,他们抵达东京 的日期分别是1938215日及75日。

[57]   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页29-30

[58]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版页71-72

[59]  邦克《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日战争》页85「高宗武谈话」。

[60]  同前书页84-85

[61]  黄美真、张云《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页66-67

[62]  王朝柱《汪精卫和蒋介石》页384

[63]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页166

[64]  周佛海《我的斗争记》:蒋介石听到高宗武上东京的消息说:「太荒唐了!」

[65]  邦克《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日战争》页80

[66]  同前注页85

[67]  以上日记片段见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页106-129

[68] 《周佛海日记》页178

[69]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版页82

[70]  这所房子在淞沪战争时被毁,后来重新修好,当作高、梅、今井、影佐会谈场所,后来土肥原用作宿舍,取名「重光堂」。

[71]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版页83

[72]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版页83-85

[73]  李红喜、周冰、刘夕海《香港密约》页97-109

[74]  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页155-156

[75]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页452

[76]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版页85-97

[77]  同前书页296,此为梅思平秘密携回重庆参考的近卫声明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