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

蒋介石说:「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甚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他对平津各大学校长和教授们说:「我要以战略打击敌人的战略。敌人的战略是要不战而取,我要他战而不取;敌人要速战速决,我要他战而不决。我们是一定胜利的。」

一、「七七事变」爆发

一九○一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逼迫清廷签订「辛丑条约」,日本取得北京、天津等地保护使馆、侨民的驻兵权。其后逐次增加兵员,一九三六年四月以既有驻军为基础,编成与关东军同格的「支那驻屯军」,并命名驻扎北平一带的军队为「北平驻屯军」,驻扎天津及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军队为「天津驻屯军」。同年六月,来自日本新泻港的第一连第三大队进驻丰台,属于北平驻屯军河边旅团。九月十八日,这支部队演习回营时与我国驻防部队相遇发生冲突,竟掳去我军连长孙香亭;二十二日,纠纷解决,我军撤驻赵家庄。一九三七年六月,河边旅团一小部队在丰台进行军事演习,又与我军冲突,引发「丰台事件」;纠纷平息之后,日军以其第一联队第一大队进驻丰台。

自此日军经常于白昼或夜间,藉演习在卢沟桥附近活跃,侦察地形;先以虚弹演习,后来竟用实弹射击。七月七日夜,驻屯丰台的日军,又借口于卢沟桥附近演习后整队回营之时走失一名士兵﹙名志村菊太郎,已于半小时后归队,但日方仍坚持入城查明失踪原因﹚,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为县长王冷斋严词拒绝,并立即报告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秦市长命王县长连夜赴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与松井久太郎机关长交涉,双方同意各派代表数人入城调查﹙中方代表为河北省第三区行政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冀察外交委员会委员林耕宇、绥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日方代表为冀察绥署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副官寺平忠辅、翻译齐滕﹚。进城后双方人员在专署内漏夜谈判,至八日清晨五时,日军突然向城内射击,六时许复以大炮轰击专署房屋,我驻守宛平之第二十九军一一○旅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予以还击,「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自此爆发。

九日上午,秦德纯市长在北平与日方交涉妥协停战协议,然而宛平城外的日军,并不遵守协议,继续以大炮攻城。此后双方在北平继续交涉,日军仍不断向我守军射击骚扰。至十二日战事稍寝,日军竟乘此机会从天津、通县、古北口、榆关等地调来大军及大炮、装甲车等重武器,二十日开始以重炮轰击宛平县城及长辛店。二十六日,日本驻天津领事香月向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致最后通牒,限期撤退驻卢沟桥、八宝山及北平西苑的部队,宋哲元拒绝。二十八日黎明,在日军飞机三十架掩护下的机械化部队,分途进攻北平近郊的南苑、西苑和北苑。二十九军仓卒应战,死伤惨重。副军长佟麟阁及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不幸阵亡,北平城被日军包围。是日晚,二十九军所辖第三十七师、一三二师放弃卢沟桥,撤出北平。镇守平津的29军军长宋哲元亦悄然离开北平,移驻保定,北平旋即陷入敌手。三十日,天津相继沦陷。[1]

七月十日,陶希圣匆匆离开北平,经天津过南京,乘长江轮船达九江,再坐轿上庐山,出席蒋介石在牯岭召开的茶话会。七月十六日,蒋介石向出席茶话会的全国知名之士发表谈话,声明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的严正立场。然则「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绝无侥幸求免之理;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他说:

战事一起,则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抱定为国奋斗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战。如有中途妥协与丧失尺土寸地者,即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之罪人。军人守土有责,虽战至一兵一卒,亦必与敌抗战到底。[2]

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又发表谈话﹙这篇代表中国立场的重要谈话,于十九日公布,引起中外极度注意﹚: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3]

受邀出席庐山茶话会的各党各派人士共一百五十八人,包括无党无派的大学校长及教授多人,共产党也派代表参加﹙包括周恩来、林祖涵、秦邦宪等人,但未出席茶话会﹚。会后,蒋介石单独接见陶希圣,鼓励他回北平指导国民党的言论。蒋介石下山回南京后,八月初邀约平津各大学校长、教授张伯苓、蒋梦麟、胡适、梅贻琦、陶希圣等人到黄埔路官邸午餐。蒋介石对大家说:「我要以战略打击敌人的战略。敌人的战略是要不战而取,我要他战而不取;敌人要速战速决,我要他战而不决。我们是一定胜利的。」[4]

七月二十八日,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继失守。三十一日,蒋介石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宣告抗战雪耻的最后关头已经到来。他说:

……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甚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5]

八月六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程潜、朱培德、黄绍竑、张治中均出席。蒋介石在会上说明卢沟桥事变以来的军事形势,以及七月中旬国共代表在庐山会谈,决定一致抗战的经过。他认为平津陷敌,国家命运已到最后关头,全国军民及所有党派必须精诚团结,奋起抗战,一致抵御外侮。

卢沟桥发生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和他的内阁事先并不知情。海相米内光政及外相广田弘毅都认为这是陆军制造的地方事件,应谋「就地解决」之道,以不扩大为处理方针;参谋本部一些有识之士也主张不扩大﹙如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次长多田骏等人﹚。可是陆相杉山元受到少壮军人的怂恿,极力主张扩大。中国驻屯军之中的好战份子,也认为这是打击中国的一个好机会。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即提出「彻底膺惩」中国军的强硬主张,但近卫首相倾向采纳参谋本部的意见,在内阁会议上主张与中国交涉和解以早日结束战事。

二、「八一三」淞沪战

正当日本内阁尚努力于将卢沟桥事变以华北地方事件局部解决之际,上海方面突然发生极可能是日本军人蓄意制造的「大山事件」。八月九日,日本海军大尉大山勇夫,与水兵齐藤要藏驾车强行冲入上海虹桥军用机场,为我机场卫兵喝令停车检查发生冲突,大山先枪杀死我卫兵一人,我方当场将二人格毙。[6]日方乃借口派其海军陆战队登岸,并集结长江兵舰向我威胁,悍然要求我撤退驻扎上海之保安部队,为我方拒绝。八月十三日上午,日本兵舰开始以重炮向闸北轰击,驻沪之日本陆军及海军陆战队万余人,向江湾与闸北进攻,我守军奋勇应战。

八月十四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抗战自卫声明书」,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并严正表示中国非仅为中国领土与主权而奋斗,实为世界公法与正义而奋斗。全文如下:

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份,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日本苟非对中国怀有野心,实行领土之侵略,则当对于两国国交谋合理之解决,同时制止其在华一切武力之行动。如是,则中国仍当本其和平素志,以期挽救东亚与世界之危局。

要之,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吾人深信:凡我友邦既与吾人之同情,又必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责任也。

长达三个月的「八一三淞沪战争」于焉爆发,中国抗日战争至此全面展开。

淞沪战事发生后,蒋介石立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任何应钦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设第一至第六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等事宜。以江苏南部及浙江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冯玉祥,后为蒋介石自兼﹚的三个集团军,即第九集团军﹙张治中﹚、第十五集团军﹙罗卓英﹚、及第十九集团军﹙陈诚﹚,与在吴淞登陆的日军增援部队,松井石根大将所率领的华中派遣军七个师团,展开激烈之战斗。

八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大意为﹙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任何动摇妥协;﹙二﹚一切抗战军队平等待遇;﹙三﹚抗日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全民参加抗战;﹙四﹚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选举国防政府;﹙五﹚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军事互助协议;﹙六﹚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取缔奸商;﹙七﹚改良农民、工人生活;﹙八﹚改良教育制度,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九﹚肃清汉奸、亲日派;﹙十﹚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7]

九月九日,国防参议会成立,由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兆铭宣布参议员名单,其中包括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等人﹙他们始终未出席﹚。陶希圣也被指定为国防参议员。[8]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四项诺言:﹙一﹚拥护三民主义;﹙二﹚取消赤化运动;﹙三﹚取消苏维埃政府;﹙四﹚红军改变为国军,受军事委员会统辖。

淞沪战争是中国用兵最多,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蒋介石调集了七十三个师至上海与日寇作战,日本在两个多月内投入的兵力,也不下二十万人,以及大炮三百余门、战车二百辆、飞机二百架、兵舰数十艘。战事持续至十一月初,英勇作战的国军,抵抗装备精良,火力猛烈的日军,伤亡达三十万人以上。到了十一月五日,日军增派柳川、平助两个师团,在数十艘兵舰配合之下,在杭州湾金山卫大规模登陆,并以飞机轰炸我军阵地,我守军侧背受敌,浴血抵抗至十一月九日,终于不支溃败,奉命全线撤退,会战至此结束。

淞沪战争期间,同仇敌忾的全国军民在上海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现在简单地举几个例子:

八月十四日,停泊于黄浦江上的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以大炮轰击我军闸北阵地。中国空军出动飞机轰炸日舰,予以重创。当天下午,日本空军「木更津联队」轰炸机十八架来袭,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由高志航大队长带领战斗机二十七架,在杭州笕桥上空与敌机激战,以六比零大胜日本空军。十五日,日机空袭南京、杭州,我空军又以六比一、四比零胜日空军。

九月七日,宝山失陷,我守军姚子香营长以下六百人全体殉难,无一生还。

十月二十六日,闸北大场陷敌。我八十八师五二四团谢晋元团附率领八百壮士,坚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掩护大军撤退。在四周被日军包围,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拥有大炮战车的日军激战四昼夜,于十月三十一日奉命退入英租界。

当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战斗最激烈之时,十八岁的中国女童军杨惠敏,冒着枪林弹雨,冲过日军包围线,将一幅国旗送到国军阵地。当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在仓库顶冉冉升上之时,不知激励了上海多少热血军民的士气。

淞沪沦陷后,日军乘胜以南京为目标,司令官松井石根率领四个师团全线西犯,企图包围南京城。十一月十九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将首都迁往大后方的重庆,继续领导全国长期抗战。二十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国民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为灰烬,军心仍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言,惟共勉之。[9]

十一月二十六日,唐生智受命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宣布与南京共存亡。他说,南京是中国首都,又是国父陵寝所在,如果南京不守,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十二月一日,日军开始进攻南京。七日发动总攻击,以大炮轰击各城门,我守军奋勇抵抗。从十一日起,日军陆续突破我军阵地进入城内。十二日,唐生智奉军事委员会电令撤退。十三日南京陷落敌手,我军只有小部分突围成功﹙历史记载只有六十六军两个师突出重围﹚,大部分军队都牺牲了,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却于十二日乘火车全身而退。

日军涌入南京城后,立即实行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把我失去抵抗力的徒手士兵,几百人用绳索捆绑串连在一起,再用机枪扫射、汽油焚烧、活埋、或推入长江;对我无辜平民展开「杀人比赛」,把活人当射击靶子任意杀戮;更肆无忌惮地奸淫妇女、拋刺儿童、掠夺财物,种种残暴行为,令人发指。战后远东国际法庭对敌酋谷寿夫的判决书证明,日军在六个星期内残杀了我军民三十多万人,实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残暴最可耻的战争记录。

关于日军攻占南京城后对我国军民同胞的血腥大屠杀,证据确凿,史有实录,罄竹难书。美国国家档案馆、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台北国史馆都有第一手资料,不容抵赖。然而可恨可叹的是:施暴的一方,日本官方六十年来固然百般掩盖真相,企图否认此事;而受害的一方,在台湾居然也有一小撮人鼓励日人毋以自责,免失信心,并称「那个时候的日本人,不是这样的」以重温昭和皇民时代的军国精神。吾等闻之,不禁顿兴不知今世何世之叹!兹谨提供以下三段史料,痛忆当年我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惨烈浩劫:

一九六四年《大英百科全书》[10]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人攻取南京后,从事于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屠杀。他们用了粗绳,将老百姓们绑成一串,用机关枪扫射毙命,视同儿戏。其对于女性,犯了骇人听闻的罪行,除了少数女人,因藏匿于宗教团体的场所得免外,很少人免受日本兵强奸者,即老妇女孩,亦皆不免。尤可恶者,大多数女人被强奸后,仍遭惨杀。确可称为近代人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11]

的确,即使是从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役标准来看,南京大屠杀都可算是大规模赶尽杀绝的最糟例证。如果要想象南京大屠杀的相对规模,我们必须看看其它一些数字。南京的死亡人数——只是中国一个城市而已——就超过了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战争期间平民死伤人数﹙英国总共失去六万一千人,法国损失十万八千人,比利时十万一千人,荷兰二十四万人﹚。回想起这些事件,大家咸认,空中轰炸是造成大毁灭最恐怖的武器之一。然而,即使是其它战争中最猛烈的空中攻击,都无法超越日本人对南京的蹂躏。

死于南京的人数,很可能超过英军突击德勒斯登后,死于兵燹风暴的人数(当时国际上都接受死亡人数为二十二万五千人,但根据现在更客观的纪录,应有六万人死亡,至少三万人受伤)。事实上,不论我们是用最保守的估算—―二十六万人或是最大胆的估计—―三十五万人,只要想到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远超过美国突袭东京(估计为八万至十二万人)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一九四五年底,遭原子弹轰炸的广岛、长崎两座城市加起来的死亡人数(估计各为十四万人及七万人),就不禁要惊愕连连。

日本外相的电报[12]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当时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一份电报中说:自从前几天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它地方所犯暴行的报导,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继续暴行的手段,不少于三十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戳。

三、我家逃离北平的经过

我们全家从一九三一年起居住在北平,先住学院胡同,后来搬到二龙路,最后迁居西直门内大乘巷一号。以下是大哥泰来六十年前的日记片段,记述七七事变后全家逃离北平的经过: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早晨,街上卖号外。买了一张来看时,只见上面斗大的标题,写道:「卢沟桥附近日军袭击宛平」。这一惊人消息传播开来,立刻全城鼎沸,街谈巷议,无非是这个问题。此后一连几日,消息时而紧张,时而松懈。原来日军以讲和为缓军之计,一面却由关外调来大军,集中丰台宛平一带。宛平县守军二十九军冯治安师部下吉星文团,与日军起冲突数次。北平城内渐渐地由紧张议论,而达于准备大祸临头的步骤-别处来的设法逃往他省;本地的也收拾一切,准备躲避。商店都不开门,小贩也不做生意,一时竟冷落起来了。到了晚上有宪兵戒严,更是静寂无声。过了几天,索性连沙包也堆起,机关枪也架起来。就是白天,没事也无人上街,都躲到屋里。

事变一发生,平津路便不通车,因为火车不能经过宛平,只能到长辛店为止。当时有许多人都坐火车到门头沟,然后下车,绕过战场,到长辛店,搭平汉车南下。丰台是日军华北的根据地,早经日军占据,所以到天津转津浦路,也是不通的。走这个路,也要绕过丰台。十日左右,父亲恐怕误了庐山谈话会的日期,先走这条路到南京去了。这时我们家里决定暂时等一个时候。因为那时总希望事情能够不至于闹大。怀这念头的人相当多,所以当时逃难的人并不算很多。有钱的人多半都暂时躲进东交民巷里的六国饭店去,那里是北平的租界。

七月二十五日,廊房附近,二十九军猛烈抵抗之后,日军大举进犯,战斗激烈,大炮一声声的轰着,震得窗格子纸直响。战线逼近了北平,谣言一天天多起来。报纸也没有消息,完全隔绝。北平被敌人包围了。

父亲临走时托他的一位朋友名叫李实的照顾我们。这位李实先生是「北平实报」的负责人,他在北平没有家眷,只是一个人独居。﹙李实的报,有一天登了关于余叔岩两个女儿在师范大学的花边新闻,余率徒弟把实报报馆打烂了,事情闹得很僵。后来由父亲以湖北同乡名义邀集双方和解,余叔岩在开明戏院演一场「打棍出箱」答谢湖北同乡。那场戏演丑角的是萧长华和马富禄,十分精彩。父亲带我去看的。父亲大概与李实是因此成为好友。﹚

七月二十六日,我敌正式起冲突。宋哲元下令抵抗,激战廊房丰台一线。此后一连几天战争紧张,并曾一度克复丰台,人心奋激。这时候,炮声渐渐听得清了。日本飞机也到北平西城外投了一次弹。想跑的人多起来,但是只有绕道长辛店的一条路,还可勉强通行,其余的都不通了。

二十八日清早,我们也带了简单的行装坐洋车到西直门外火车站。刚刚到站,还没下车,忽然先进站的人都没命似的飞跑出来,口里叫道﹕「日本兵打来啦!」一时秩序大乱,车夫拼命的七颠八撞,拉回城里来。以后这唯一的一条活路,便没有人敢去试探了。

三十日清早,李实先生来电话,说是「二十九军奉命撤退清宛,昨天晚上已经走了。」又有人说是日本人放毒气,二十九军无法抵抗才走的。那天城里的东交民巷的外国人便组织了维持会,来维持治安,又和日本人交涉,不来扰乱居民。实情如何,不得而知。一天半夜,警察来敲门,说是:「日本人要来检查,你们速急准备。」母亲、六舅、七舅﹙按:母亲的六妹、七妹﹚和姐姐﹙琴薰﹚都慌得不得了,设法把父亲的抗日书籍藏掉,把他名字涂掉,准备改名换姓,整整一夜,直到天亮,不曾休息,那时真是万籁俱静,鸡犬无声,一片凄凉的景象。

第二天日军竟没有来。母亲商议,毕竟不大妥当,便打电话和李实先生商量让我们搬去暂避。得他同意,当天下午,便搬到察院胡同李家暂避;一住几天,城中一点生气也无。真是大难到头,鸡犬无声。六舅怀疑,执意要回朝阳大学。一人去了半日,气急败坏的跑回,说是看见日本兵,占了学校,脸也吓黄了。

李先生探听得日军已经占据了北平到天津的全线,北宁铁路将于八月十日试行通车,他主张趁此尚未宁静的机会,搭火车往天津,然后从天津乘船前往上海或青岛,可脱离日军虎口。

八月十日清早七点钟,我们一群,母亲抱着范生﹙五弟﹚,姐姐和我带几件细软行李,后面跟着琤矷}三弟﹚晋生﹙四弟﹚,长工老王牵着福来﹙二弟,当时生病﹚,赶快到东车站挤上火车,李实先生与赵普巨先生同行,罗君迪随送。同行的还有六舅、七舅。车厢里挤得密不透风,我们总算抢到了几个坐位,我被挤在几个大汉中间,动弹不得。八月里天气炎热,个个汗流浃背。人越来越多,车厢里挤不下了,有许多人爬到车顶棚上去倨坐,也有人攀在门口。大约八点钟左右,车子缓缓开动。这一趟是试车,沿途是否有遭到国军破坏的地方,或是埋下地雷,都不得而知,所以是相当危险的旅程,大家都是提心吊胆,屏息不敢出声。车行很久,到达丰台,只见车站上满是日军,堆积的军火等物很多。车停站上很久,有日军上车检查,母亲把六舅、七舅和姐姐三个大姑娘坐在里面,尽量地遮掩起来。一个日本兵,手持带着剌刀的步鎗,全身配备,相貌狰狞,全车的人都不敢动。他一进车门,眼睛往前看,一步步的从人丛走过来,然后好不容易地走了过去,大家心里一块石头才落地,透了一口气。

车子开行之后,大家马上一阵窃窃私语,听说这一趟日本兵拉了很多人下去,看着模样像是读书人的,多半不能幸免。车子过了几个车站的天桥,听说车顶上的人没有防备,被天桥刮跌摔下去的不少。下午一点多钟,到了天津。我们从车上挤下来,雇了挑夫,挑着行李出站,见许多日本兵站岗,我们提心吊胆的通过了岗哨,直奔法租界的一幢房屋,大概是李先生朋友的家,里面已经没有住人,完全是空的,家俱杂物,一概无有,我们就在那里打地铺。

八月十一日,罗君迪先生仍回北平,我家善后工作,托他料理。

八月十二日晨六时余至码头,搭一驳船,由小火轮拖着,等至十时左右,检查之日军未至,遂开船,下午到大沽口。准备搭乘名叫「琤矷v的货轮,前往青岛。那时天气炎热,船上没有任何设备。最严重的是厕所,原来只供十几个船员用的,现在载了一千多人,弄得脏臭不堪。我们用四百元,买了水手舱位,一家人勉强挤在一起。天气酷热,不能存身。

八月十三日下午六时,「琤轮」方始启椗。船出河口,开出一顿晚餐,大家吃得高兴。不料那船载了不止一千人,都挤在甲板上,船未载货,上重下轻,开进渤海后,进了黑水洋,颠簸摇幌,我们大小都吐。睡上铺的七舅,吐得最厉害。老王带着福来在货仓里,更是喊爹叫娘,苦不堪言。

八月十四日上午,到达烟台,大家商议,前途风浪更大,不如就在烟台上岸,改走陆路。商议既定,就下舢板,那一阵摇簸,和轮船又是不同,福来大吐。烟台小贩上船卖苹果,便宜又好吃。大家拿起来就啃,上岸住进旅社之后都泻肚子。不久,警察来说,上海已经打起来了,此地随时有危险,最好立刻就走。

八月十五日晨七时,我们搭烟潍公路长途汽车。这条路原是德国人欲兴建铁路的路基,所以很直很平坦。上午沿海岸行驶,气候凉爽,风景甚佳;下午转向内陆,两旁植树,整齐悦目。车到潍县,已是夜晚九点钟,我们饿了一天,敲开一家小吃店的门,他们说﹕夜里,没有什么吃的,只能泡蛋汤下面。那一碗面真是天下之美味,终身难忘也。潍县实行戒严,晚上城门关闭,从公路车站到火车站,要绕城外由南门到北门。晚十二时到火车站,凌晨二时左右挤上胶济路火车。一行人尽皆失散,我独自一人坐车中。

八月十六日上午十时左右抵济南,方始集合。在铁路饭店休息一番,随便在街上逛了一逛,也无心观赏。晚十时到火车站等车。沿途兵车众多,行车误点,等到半夜,火车进站,大家争先恐后,一拥而上;六舅一声喊,失足掉到车轮下,我们慌手慌脚的将她拉上来,好不容易大伙都上了车,那还有什么坐位?我只站在厕所门口,便睡了过去。沿途兵车众多,行行停停,直至十九日夜晚,始抵浦口。又逢警报,在火车站里,不能走避,范生啼哭,有人说:哭声如被日本飞机听见,会丢炸弹下来,不能在里面被人打死。至次晨三时左右,父亲来接,往一学校中暂歇。

廿日晨,由浦口过江至下关,进南京,住进旅馆。上午,又逢警报,炸弹炮声齐鸣,初次遭遇,甚为惊慌。日机轰炸,昼夜不停,我们住在郭心崧先生家,一连数日,警报频繁,未敢出门。郭先生任邮政总局长,住所是一栋三层楼花园洋房,我们在三楼打地铺。那房间里有一香案,母亲说他家闹狐仙,那香案是拜狐仙用的。[13]

 


 注釋

[1]    参阅王冷斋《七七回忆录》;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涂勇《七七――新泻港和卢沟桥》。

[2]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169

[3]   《蒋总统秘录》第11册,页24

[4]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陶希圣先生访问纪录》第五次访问记录58

[5]   《蒋总统秘录》第11册,页39

[6]   彭广恺《访钟松将军谈八一三淞沪抗战》:「89日,日本驻在上海海军陆战队一个中尉叫大山勇夫的骑了一辆摩托车硬闯虹桥机场,我方门口岗哨经制止不听将他击毙。」

[7]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页671

[8]   其它参议员包括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胡适、傅斯年、罗文干、蒋百里、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张君劢、曾琦、李璜、陈启天、沈钧儒等人。

[9]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页410

[10]  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64), vol.23, pp.792Q,见金问泗《从巴黎和会到国联》页138译文。

[11]    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见宗鹰《南京大屠杀震惊美国》译文。

[12]  吴天威教授译自华盛顿国家档案馆19949月公开的三千余份「日本外交档案」之一,见2000118日美洲《世界日报》。

[13]  摘录陶泰来60年前的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