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侵略行为

日本在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六年间,积极准备发动东亚及太平洋战争。为达到出兵侵略中国的目的,在这期间,日本在中国土地上制造了无数大大小小的事件,一个接一个,几乎都是首尾相接、脉络相连的。中国政府在「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下处处忍让;为求息事宁人,在日本军阀的压力之下签订了一些损及国家主权的「协议」。而日本人得寸进尺,并未因中国人的逆来顺受而稍敛其气焰。

一、第一次大战前后的日本

日本在十九世纪以前,采取锁国政策,外国船只近岸或船员登岸,痝Q藩吏炮轰或掳杀。文政八年(一八二五),幕府下令:「外船之来至日本海岸者,不须待命,一律炮轰之,其强登陆者,捕杀无赦。」是为文政之「异国船只打拂令」。中国鸦片战争败于英国(一八四二),割地赔款、开五口通商时,日本还在拒绝欧美国家开港互市的请求,固守祖法,以通商为不利,不喜与外国亲善。

至安政五年(一八五八),在美国威逼利诱之下,日本几经周折始与之订立修好条约。此后一年间,又与俄罗斯、英国、荷兰、法国签订通商条约。这些条约内容大同小异,为互敦亲睦,设置公使馆及领事馆,开神奈川、长崎、新泻、神户四港,准许外商居留等等。

日本与中国之商业往来,始自德川幕府时代(十七世纪)。当时日本只准许中国和荷兰船只停靠长崎港口(从一六八四起),但与清廷并无正式通聘。至明治四年(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两国始互订通商条约。明治维新后,日本步入帝国主义之途,开始对外侵略。

一八九四年(明治二十七年,清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日本战胜,与清廷签订「马关条约」,获得(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赔款二万万两;(三)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及附近岛屿;(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等等利益。日本后来在俄、法、德干涉下,交还辽东半岛予中国,获偿三千万两。俄、法、德压迫日本还辽的代价为:俄得满洲筑路权、采矿权、租旅顺大连;德强占胶洲湾;法租广州湾;英国也插一脚,租得威海卫及九龙半岛。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

十九世纪末,西方国家在中国竞相争夺租借地,美国为保持在华地位及利益,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提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一八九九年),其原则有三:(一)各国不得干涉在中国获得之一切既得利益;(二)中国关税统一,税款由中国征收;(三)各国在中国运输货物之运费,不得高于其本国之同等运费。这个机会均等政策于半年之内陆续得到英、俄、日、德等国的承认,对各国当时瓜分中国的运动,起了一定的阻遏作用。然而一个国家本身的权利和利益,尚须他国以宣言来保证,毋宁是个极为讽刺的现象。

在此之前,欧美各国在中国垄断权利,肆行侵略,引起清廷对各国之怨恨。一八九八年,清廷谕令近畿直隶、山东、山西、山东、奉天四省兴办团练。于是各地民众纷纷纠团,传习拳法,自称「义和团」,高唱扶清灭洋。是时山东居民和德国侨民及华人基督教徒时常发生冲突,「义和团」参杂其间,乘机作乱生事,四出反教仇洋,掠劫外人,杀官占城。山东巡抚毓贤竟称「义和团」为「义民」,收容他们为团练。一九○○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在西太后的纵容下,甘军伙同拳匪攻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先杀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又杀德国公使克林德(Baron Klemens von Ketteler),日、俄、英、美、法、奥、意、德八国遂派兵入华平乱。八国联军从大沽口登陆,占领天津,直进北京,两后及光绪帝避逃西安。结果清廷跟十一国(加了比、西、荷三国)签下「辛丑条约」。其中最重要的条款有:(一)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偿清;(二)各国得在自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沿线驻兵;(三)各国派兵在北京保护大使馆。八国联军共出兵一万八千人,日本兵几占半数;此后日本即根据上述第二条,乘机在平津一带驻下重兵。

一九○三年(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廿五日,日本对俄罗斯宣战,次年日本大败俄国海军,停战议和后签订「朴资茅斯条约」,日本获得(一)帝俄移转旅顺长春铁路及沿路财产矿山之行政权;(二)移转旅顺口、大连湾之租借权;(三)割让桦太岛南部;(四)交还满洲予中国等等利益。

日本以一蕞尔岛国,竟能战胜庞大的中国和俄国,扩张势力范围与获取大量利益,举世瞩目,国际地位大为提高。一九一○年(明治四十三年,清宣统二年),日本开始并吞朝鲜,先以伊藤博文任统监沦之为附庸,再派寺内正毅为朝鲜总督予以统治。一九一五年,日本复逼迫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从此以帝国主义的面目横行东亚,逐渐与英、美、法、德等在亚洲享有既得利益的国家发生利益冲突。[1]

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条」是日本强欺我国之典型事例。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我国宣布中立。日本于八月廿三日对德宣战,要求我国将山东境内黄河以南地区划出中立区域之外,以便行军,以及撤离胶济铁路沿线及潍县一带的中国驻军。袁世凯是时需靠日本帮助,不敢拒绝。日军乃陆续进据山东要地及掌握胶济铁路。及至十一月日军攻下青岛,日德战事结束,中国要求取消中立时,日本拒不撤军及归还土地,竟于十一月十八日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之交换条件。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袁世凯在日本威迫下承认「二十一条」,其内容大略为:第一号计四款,全为山东权利事项;第二号计七款,要求南满及东蒙古之权利事项;第三号计二款,要求汉冶萍公司事项;第四号计一款,关于中国沿海岛屿港湾概不让与他国事项;第五号计七款,关于聘用日籍顾问,内地设立寺院、学校,合办警察,建设铁路及布教事项。从此日本取代德国在山东的势力。此约后来于一九二三年北京国会议决宣布无效。[2]

二、几个与日本有关的国际组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开始参加各种国际组织,与其它牵涉到利益关系的国家共同解决在太平洋区域政治、经济及权利问题。以下就相关之国际组织作一简单之叙述,以回顾当年日本处心积虑计划侵略中国,以及欧美各国先予忍让后图抑制的情况。

巴黎和会(Versailles Peace Conference)――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欧战结束,翌年四月开和会于巴黎。日本以前内阁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为首席全权委员,其它委员为牧野伸显、珍田舍己、松井庆四郎、伊集院彦吉等人。我国全权委员为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祖五人。中国既为对德参战国家之一,则战败国德国在山东所占有我国的之一切权利,如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在山东之矿山等等,中国自应提出收回之要求。日本代表竟认为胶州湾之处置及山东铁路问题,中日两国早已订有条约(指民四之二十一条及民七之山东善后协议)[3],坚持德国在山东之权利,应由日本继承,如和会不接受此点,则日本代表将立即退席回国。英、美、法、意诸国居然同意日本之要求,于对德和约中规定日本承受德国在山东所有之权利。消息传回国内,全国民众引为奇耻大辱,激发北京大、中学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代表受国内同胞之声援,乃拒绝签字于对德和约。

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国际联盟为战后美国为防止国际战祸而发起的国际组织。日本在巴黎和会中除获得承受德国在山东之一切权利外,又受国际联盟委托其统治德国在太平洋赤道以北之旧属各岛。于是日本得以与英、法、意等国平起平坐,其国际地位今非昔比。但后来由于国联投票不承认满洲国,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廿七日退出国联。

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Conference)――日本在巴黎和会获得丰硕成果之后,又屡逼中国让出更多山东利益,其在远东势力逐渐扩大,开始在太平洋区域与英美竞争海军装备,及政治、经济上之实力,其势直接冲击英美之既得利益。美国总统哈定(Warren G. Harding)遂召集中、英、美、法、意、日、荷、比、葡等八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讨论限制海军军备及太平洋远东问题。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底正式开会,美国代表为国务卿许士(Charles E. Hughes)、前国务卿罗脱(Elihu Root)、参院多数党领袖外交委员会主席劳钜( Henry Cabot Lodge, Sr.)、少数党领袖关税问题专家恩特梧特( Oscar W. Underwood)。[4]日本派贵族院议长德川加达、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等为全权代表。我国派驻英大使施肇基、驻美大使顾维钧、大理院长王宠惠、广州政府副外长伍朝枢为全权代表。决定之主要议案为:(一)海军军备限制:规定美、英、日军舰总排水量之比例为五:五:三;(二)英、美、日三国维持太平洋诸岛、香港等要塞与海军基地之武备现状;(三)四国协约:英、美、日、法四国间各尊重其在太平洋方面之岛屿、属地、领土之权利。(四)九国公约(Nine Power Treaty):参加华盛顿会议之英、美、日、法、意、比、葡、荷及中国,共同缔结九国公约,尊重中国之主权独立及领土行政完整、予中国充分机会以发展及维持稳固之政府、中国实行开放门户以维持各国在华工商业之机会均等、不承认某一国之特殊权利;(五)山东问题:日本同意交还青岛及胶济铁路,另订条约十一款,附约五款以彻底解决山东悬案。[5]

非战公约(Kellogg-Briand Pact)――华盛顿会议仅限制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吨位,英、美、日、法、意诸国纷纷建造辅助舰只以为竞争。美国乃于一九二七年提议召开海军军缩会议,法、意拒绝,日、英同意参加,会议于六月在日内瓦举行。日本派朝鲜总督斋藤实、驻法大使石井菊次郎等为代表,但英、美、日三国意见不能协调,会议无结果。次年,美国提议,国际间之纠纷,不应诉诸武力,而应以和平手段解决之,各国响应,主张缔结「非战公约」。八月,所有加入国际联盟的国家,于巴黎签署「非战公约」。

伦敦会议(London Conference)――一九三○年一月,美国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再与英国首相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协商,在伦敦召开海军军缩会议,日本派前总理大臣若槻礼次郎、海军大臣财部彪、驻英大使松平痗秘为代表。英、美、日三国达成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之军备限制。

综观上述各种组织及会议,英、美、法等国莫不以限制日本扩张势力为前题,而许多会议均为美国所主导,日美间之关系遂日渐对立。自大正初年(一九一二)至昭和初年(一九二六),日本之外交方针为采取国际协调。自昭和七年犬养毅被刺以后[6],军阀主义者之势力大增,转变而主张强硬外交,终至使日本成为军国主义的侵略国家。

三、日本炮制的侵华事件

一九二九年美国发生经济恐慌,波及世界各国,日本经济亦因之引起严重不景气。由于日本政府的政策受政党所左右,政党又为财阀所支配,其作为不能代表民意,为人民普遍失望,少壮军人及右派势力乃乘机抬头,鼓吹独裁政治。他们认为只有树立极端国家主义的「法西斯制度」,才能恢复政治秩序以挽救国运。这股政治势力主张政府采取自主的强硬外交,反对国际组织的经济封锁,否认「九国公约」对日本的约束,对内改造政体以安定国民生活,对外扩充版图以充实资源。这个美其名为「昭和维新运动」的国家主义运动,很明显的是以幅员广大的中国为标的,其侵略策略,一为进占满蒙,以阻遏苏俄之东进与南下;一为南进,以驱逐欧美势力于中国及亚洲之外,藉以称霸世界。但无论日本之北进或南进,均以进占满蒙为第一步骤,进而遂其独霸东亚的野心。[7]这是为何日本迭次借故侵犯中国,蓄意制造地方事件,再将之扩大为事变,进而引发战争的原因。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英、美报纸披露一九二七年七月日本前首相田中义一关于「满洲问题」的「田中奏折」[8],其中有「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的言论。虽然这个奏折的真伪至今尚无定论,但是日本始终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中国的统一,将成为该国发展的心腹大患。一九二八年,当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消灭残余军阀之际,日本即出兵山东阻扰蒋总司令率军前进,酿成「五三济南惨案」。嗣后,又因未能独霸我国东北铁路矿山等经济资源,突于三一年八月十八日制造「沈阳事变」,并于翌年策动东北独立,扶植伪「满洲国」。继而竭尽各种阴谋,以图分割华北各省,终于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事实证明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行动,绝非偶发事件,而是早就有决策与计谋的。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起,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的六年间,为日本发动东亚及太平洋战争的准备时期。这期间,日本在中国土地上制造了无数大大小小的事件,中国政府极度隐忍,国家主权严重受损、人民遭受战祸涂炭。以下略述几桩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制造的主要事件,以及中国政府逆来顺受,被逼签订的一些「协议」。这些事件几乎都是首尾相接、脉络相连的。

﹙一﹚五三济南惨案

日本出兵山东――一九二八年三月底,国民革命军宣布北伐。四月七日蒋介石总司令亲率第一集团军誓师北进。日本既抱侵略中国之野心,自不愿见国民革命运动成功,田中义一内阁乃决定出兵山东,名为护路保侨,实则援助北洋军阀以阻挠北伐军前进。四月二十日,日本海军登陆青岛,陆军第六师团开抵济南。五月一日,北伐第一集团军光复济南。二日,蒋总司令入济南城抚绥军民,日本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也于这天来到济南。

蔡公时遇害――五月三日上午,日本总领事西田、武官酒井隆、天津驻屯军队长山泉、参谋河野等人晋谒总司令蒋介石。十时许,日本借口北伐军掠夺日人住宅,与北伐军发生枪战,并在市街用机枪射杀中国军民,后又围困国府外交部长黄郛于其办公处。夜十一时,闯入山东外交特派交涉公署,捆绑侮辱交涉员蔡公时及职员十余人。蔡不屈服,遭日军凌辱致死,其余人员悉被枪杀。造成「五三济南惨案」。六日,蒋介石为顾全大局,命部队悉数退出济南,绕道北进,仅留一团留守城内。七日,福田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北伐军道歉、严惩负责之高级军官、在日本军前解除武装、禁止反日宣传、及撤兵济南及胶济铁路以外二十华里等等,限午时答复。八日清晨,日军不待我方答复即炮轰济南城,北伐军留守之一团奉命退让,日军入城后即大事屠杀,我民众死伤惨重。

中日交涉停战――五月十五日,美国提议调停济南案,日本拒绝,言应由中日直接交涉。六月七日,蒋介石的代表张群亲访已抵青岛之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及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于党家庄,决定将事件归由外交方面交涉解决。七月十七日,日外务省训令上海总领事矢田开始与国府外交部交涉济南事件。次年三月廿八日,外交部长王正廷(黄郛已辞职)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签订解决济南事件议定书,日本同意两个月内全部撤兵,由我方接收济南及恢复津浦通车,并共同调查双方损害等问题,事变至此结束。[9]

﹙二﹚九一八事变

东北易帜――日本为求包办东北铁路及垄断满蒙经济利益,积极扶持张作霖挟东三省脱离中央。及至出兵占领济南未能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张作霖态度动摇,关东军乃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埋藏炸弹,张作霖车毁人亡。大帅之子张学良出任奉天督办,宣布绝不妨碍中国统一,不顾日本各方之威逼利诱,毅然于同年十二月廿九日通令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宣布归附中央。日本干涉东北易帜的企图失败,继续威逼张学良无效,从此埋下强力占领东北的祸心。

万宝山事件――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居住在吉林省长春市北郊万宝山的朝鲜农民,为争夺水道与中国农民发生冲突,日本警察维护韩民,开枪击毙我农民三人,伤数十人,拘捕华民十余人严刑拷打,中方前往镇压的警察,也遭受伤亡。我外交部向日方提出抗议,是为「万宝山事件」。日本随即利用这个事端在韩国仁川煽动排华暴动,瞬即蔓延全韩,我居韩侨民受害伤亡达千余人。日本复恶人先告状,于十五日竟向吉林省主席张作相提出抗议及要求赔偿。十六日,我外交部为「万宝山案」及朝鲜排华事件再向日本抗议;同日,朝鲜记者金利三因宣传鼓动排华,被其国人责难,良心发现,自动发表谢罪文字,并来吉林省城道歉,竟惨遭日本领事署巡查刺杀身亡。[10]

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发生不久,又出现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失踪的事件。原来中村为关东军密派前来我东北洮南刺探军情,五月间化装农业学家从哈尔滨走到洮北就行踪不明。八月十七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要求中国调查。我方后来查出,地方驻军发现中村从事间谍活动予以拘捕,中村因企图逃走而将之击毙。八月九日,日本为中村事件决定:「军事与外交当局应有对付行动。」十二日,日本向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提出抗议,并增兵朝鲜。

沈阳沦陷――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一部份军人由高级参谋垣征四郎大佐策划[11],阴谋在沈阳城外文官屯以南,柳条沟附近的南满铁路,制造爆破事件,诬指为中国军队所为。夜十时卅分,日军突然进袭沈阳,并炮轰北大营营房,「九一八事变」爆发。事变当晚,张学良之东北军奉命不抵抗,十九日拂晓,沈阳被日军占据,我外交部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我出席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要求国联主持正义。二十日,日本关东军出兵吉林和哈尔滨,于六天内席卷辽宁全省和吉林省城以及铁路沿线各地,我东北三省的省城和许多重要城市,在两个月内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向国联控诉――日本企图独占中国利益,破坏了美国政府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英美等国在华利益受损,引起关注。九月十九日,国际联盟行政院在日内瓦召集第六十五届会议,中国代表施肇基为东北事变向大会提出声诉,请求制止日本侵略。日本代表芳泽谦吉诡称此乃「地方事件」,应由两国直接交涉。中国政府又根据非战公约条例照会美国,请求主持公道,但美国并不与闻国联活动,亦无引用非战公约之意。十月廿二日,施肇基再要求国联处理东北事件,并提出四项基本要求:一、日军撤退;二、中立委员监视;三、赔偿损害;四、设中日调和公断之永久机构,日本仍然不肯退兵。十月廿四日,国联行政院会议以十三票对一票(日本反对)限日本于十一月十六日以前撤兵,日本相应不理。十一月廿四日,施肇基三度向国联控诉,请求制裁日本,仍无结果。[12]

伪满傀儡登场――关东军占领沈阳之次日,司令本庄繁任命「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沈阳市长。土肥原上任后便积极阴谋拥立清宣统废帝溥仪为满洲傀儡皇帝。他先把废恭亲王溥伟弄到沈阳祭告清祖先陵,演出清朝复辟的闹剧。十一月十日,土肥原把溥仪从天津偷运到大连,然后带到沈阳,又阴谋主使东北独立运动。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满洲国」宣布成立。国府外交部否认东北独立,并为东北伪组织事,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三月九日,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任国务总理[13],定长春为国都,年号「大同」,国土包括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蒙古自治领。六月十四日,日本众议院通过承认满洲国(此时李顿调查团正在北平)。九月十五日,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并发表宣言。十六日,国府外交部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并照会九国公约签字国,及电令颜惠庆代表致牒国联控诉。廿七日国联第十三届大会开幕。

史汀生不承认主义──一九三一年底,关东军大举进犯锦州,国联及英美均向日本诘责,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尤感忿怒。次年一月七日,史汀生分别照会中、日大使,谓:「最近锦州方面之军事行动,业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前中华民国在南满最后存留之行政权威,破坏无遗。…美国不能承认任何事实上之情势为合法。凡中、日两政府或其代表订立之任何条约协议,足以损及美国或其人民在华条约上之权利;或损及中国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之完整,或违反国际间关于中国之政策,即通常所谓门户开放者,美国政府均无意承认。又,凡以违反一九二八年八月廿七日中、日、美三国在巴黎签字之非战公约之方法,而造成之情势,或缔结任何条约或协议,美国政府亦无意承认之」。[14]

国联调查——国际联盟满洲调查团成立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由英国代表李顿伯爵(Earl of Lytton)任团长,团员包括美国代表麦考益中将(Frank R. McCoy)、法国克劳德中将(Henri Claudel)、德国希尼博士(Dr. Heinrich Schnee)、和意大利马柯迪伯爵(Count Aldrovandi-Marescotti)。他们一行人于二月三日自巴黎出发,廿九日抵东京,日本代表吉田善吾加入。三月十四日抵上海,中国代表顾维钧加入。廿七日到南京。四月九日抵北平,开始调查。十九日起访问秦皇岛、沈阳、长春(见溥仪)、万宝山、哈尔滨。六月五日回北平,廿八日赴日本,八月二十日再回北平,起草报告书。九月一日,国联调查团总报告书整理完竣,三日在北平签字(内容保密),五日调查团离平返欧。

十月二日,国联调查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三地同时发表。六日,我出席国联代表团发表宣言,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内容空洞表示遗憾(不提撤兵、不称日本为侵略国、不说日本违背宪章等)。十七日,国联十三届大会闭幕。十一月廿一至廿四日,国联行政院开会,中日代表激辩。廿八日,国联行政院一致通过满洲调查团李顿报告书,交大会讨论。十二月六日,国联特别大会开幕,我代表颜惠庆、顾维钧痛斥日本侵略暴行,辩论至九日,决定交由十九国委员会研究。次年(一九三三)二月十一日,国联九人委员会报告书起草完竣,明白否认伪满洲国。十四日,国联十九国特别委员会通过全部报告书草案,十七日报告书全文公布。二十日,日本内阁决议,如国联大会采用十九国委员会报告书,日本即退出国联。廿四日,国联大会以四十票对一票,通过十九国委员会报告书,并根据报告书作成建议,其要点为:(一)东三省主权属于中国;(二)日本违反国联盟约占取中国土地,并使占取的领土独立;(三)九一八日军行动非为自卫;(四)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满洲国能够存在是因有日本军队在场,满洲国非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日本于同日声明退出国联。三月廿七日,日本政府正式通告退出国联。[15]

﹙三﹚一二八事变

日本和尚被殴——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田中隆基,与日本特务密谋,买通流氓殴伤五名日本和尚,日侨向日本领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同时在闸北捣毁商店、殴伤行人。二十日,日本浪人焚烧杨树浦三友毛巾厂,砍伤守卫巡捕。日侨开会要求对华强硬处置,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始行动。上海市长吴铁城向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提出抗议,要求严惩罪犯,赔偿损失。廿一日,日本舰队开到上海。廿六日,村井向我提出反抗议,要求上海市政府解散抗日团体及取缔排日活动。廿七日,上海市府接受日本总领事要求,下令取消上海市各界抗日集会。

闸北开战——一月廿八日晚十二时,日本舰队司令盐泽下令海军陆战队突然向闸北攻击,我守军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下令抵抗,与进犯日军展开激烈战斗,「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二月二日,日本编成第三舰队,协攻上海。四日,国府接受美英法意四国调停,日本拒绝。九日,国联召开紧急会议,我代表报告日军暴行。十八日,日军发出最后通牒,限我军于二十日上午七时前撤退二十公里;同日国联警告日本。二十日,十九路军通电,以铁血答复日本通牒;日军下总攻击令,吴淞全线激战。战事持续至三月初,日本先后三易其总司令(野村、植田、白川),以十万大军与我守军第五、十九路军四个师激战,无法取胜。

谈判及停战——二月廿八日,英、美、法三国公使从事调停,提出「上海休战案」,中日双方登停泊黄浦英舰晤谈。三月一日。国联行政院协商「上海休战案」。三日,我军放弃吴淞,日本通告保侨目的达到,可以停战。十九日,中日停战会议在英国领事署举行,出席者中方郭泰祺、日方重光葵,及英、美、法公使及意代办。五月五日,「中日停战协议」签字,内容为:(一)中国军队暂住现在防地;(二)日军撤至公共租界及虹口方面;(三)设立共同委员会,加入友邦代表协助移交事宜。六日,日军开始撤退。十六日,停战协议中日文本签字,上海市政府接收闸北。卅一日,日本侵沪陆军全部撤退。六月十九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全部撤退,沪战至此结束。[16]

﹙四﹚热河事件

日军进犯锦州――一九三一年底,正当我国代表施肇基为「九一八事变」向国联要求制裁日本之际,发生所谓「热河事件」,此事件肇因于一九三二年七月某日,一名关东军「嘱托」石本权四郎,在从锦州至朝阳的火车上被中国义勇军抓走。日军于十二月二十日向锦州发动总攻。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二日,日军分三路进攻热河,马占山将军率领东北义勇军强烈抵抗。二月六日,哈尔滨陷敌。七月十八日,东北义勇军攻营口。十九日,日军由锦州向热河进兵。廿二日,我外交部为日军侵略热河,电请国联制止其暴行;东北义勇军继续与日激战。八月八日,张学良为丧失东北土地电中央引咎辞职。廿三日,外交部向日政府抗议日军侵略热河。九月一日,东北义勇军大举进攻沈阳、袭击旅顺、包围长春。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大举进攻黑龙江。十二月六日。国联特别大会开幕,我国代表颜惠庆、顾维钧痛斥日本侵略暴行。

山海关陷敌――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日本攻占山海关。九日,日本陆战队登陆秦皇岛。二月廿一日,日军总攻热河。三月三日,日军占据承德,十日进犯长城喜峰口、冷口、古北口。十二日,古北口失陷,日军直逼平津。五月下旬,日军又占领河北东部的密云、尊化、蓟县、玉田、唐山等地。

塘沽停战谈判――五月中,行政院设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辖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及北平、青岛两特别市),以黄郛为委员长,负责与日本人周旋。五月廿七日,日本陆军省声明准备进行停战交涉。廿九日,中日交战军队,各退三十里,以进行和谈。三十日,停战谈判于塘沽开始,日本首席代表冈村宁次,我方首席代表熊斌。卅一日,华北停战协议(即所谓「塘沽协议」)由中日双方代表在塘沽签字。这个协议的内容包括:(一)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联机以西及以南,不得越线;(二)日军随时监察第一项之实施情形;(三)日军确定中国军队已遵守第一项后,即自动退至长城线,以及其它「觉书」等。日本完全以战胜者的姿态欺压中国,冀东各县遂成不设防区域。但此事件之结束,让华北暂获两年之拖延局面。[17]

﹙五﹚河北事件

天津暗杀案――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天津日本租界两名亲日份子白愈垣、杨恩溥被暗杀,发生所谓「河北事件」。白、杨两人都是日本军人收买、为日本宣传的新闻记者,日本人诬指是蓝衣社的人干的。五月十一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驻北平使馆武官高桥坦,向中国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抗议,认为中方破坏「塘沽协议」,何应钦回答说案子发生在租界,中方无法负责。六月一日,日本驻天津领事向河北省府递书面文书,对白愈垣、杨恩溥暗杀案表示不满。

「何梅协议」——六月九日,酒井、高桥向中方提出苛刻条件:(一)撤消河北省所有国民党党部,包括铁路党部;(二)撤走河北境内之中央军、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宪兵团等军队;(三)解散北平军分会政训处、蓝衣社、励志社、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等机构;(四)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五)禁止一切反日团体和活动。六月十日,何应钦面见高桥,口头承诺条件。七月六日,何应钦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书面承诺酒井、高桥六月九日提出之条件。这就是所谓「何梅协议」。[18]

﹙六﹚张北事件

日本特务被扣――一波未停一波又起,「河北事件」尚未平息,日本关东军又制造了「张北事件」。一九三五年六月五日,日本尉级军官二人、军曹二人乘车由多伦进入察哈尔张北县时,不接受守兵检查护照被扣留。八小时后守军奉命释放,四人经张家口到了北平。日本驻北平的华北特务机关长松井源太郎认为中国军队侮辱皇军,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直接负责人,第二十九军军长亲自道歉,及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等要求。六月十七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介入交涉,要求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去职。十九日,国府免宋哲元职,由秦德纯代理察哈尔省主席。

秦土协议——六月廿三日,土肥原、松井、高桥开始与秦德纯谈判,日本之条件大要为:(一)宋哲元部队撤至西南,此后不得进入;(二)第二十九军向日军表示遗憾,张北县北门守备团长免职;(三)解散排日机关;(四)撤出境内国民党党部;(五)停止他省向察哈尔移民,等等。廿七日,秦德纯军长向高桥坦表示歉意,正式承诺土肥原的条件。这个屈辱的所谓「秦土协议」,几乎是「何梅协议」的翻版。[19]

 

注釋

 

[1]    以上参阅余又逊《日本史》(三);黄正铭《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2]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页44-45;余又逊《日本史》(三)页577

[3]    所谓「山东善后协议」乃北京政府于1918928日由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政府签订之济(南)顺(德)、高(密)徐(州)之铁道借款2000万元合同,关于山东问题换文,有「欣然同意」二十一条规定之语句,日本以之为和会中承认德国在山东权利之借口。

[4]    金问泗《从巴黎和会到国联》页28

[5]    1922年日本先自胶济铁路撤兵,中国付偿日本5400万两收回青岛;次年又收回胶济路,山东问题至此解决。

[6]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友会推犬养毅继若槻礼次郎组阁。犬养毅主张不扩大事件,及抑制关东军及军部革新派之过激行动。军部少壮急进份子认为内阁无能,1932517日,由一海军中佐率领数名「血盟团」团员,白昼闯入首相官邸,将犬养毅枪杀。1936226日又刺杀首相冈田启介,支持广田弘毅组阁,从此军部以维护国体为名,实行军国主义的独裁政治,于次年发动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

[7]    秦德纯《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

[8]    所谓「田中奏折」包括两件文书:「我帝国对于满蒙积极根本政策之件」的「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及附属文书「对满蒙积极政策执奏之件」(1927725日田中由内大臣转呈)。见陈鹏仁译《昭和天皇回忆录》页290-291

[9]    沈亦云《亦云回忆》下册页367-398

[10]   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

[11]   垣征四郎后来主导树立伪满洲国及汪精卫伪政府,官至陆军大臣。

[12]   李守孔《中国现代史》页98;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2册。

[13]   其它「官员」包括民政部总长臧式毅、军政部总长马占山、财政部总长熙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司法部总长冯涵清、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立法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长于冲汉等人,全部为关东军提名(参阅陈瑞云《现代中国政府》)。马占山将军原为黑龙江省主席,满洲国成立后率领抗日义勇军转战白山黑水间,后因军火粮饷不继而投降,不久又反正抗日。

[14]   陶希圣《史汀生主义文书一束――为祝贺张岳军先生八十寿辑录》页66-67

[15]   参阅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119-120;金问泗《从巴黎和会到国联》页53-121;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

[16]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页101-110;李守孔《中国现代史》页99-100

[17] 李守孔《中国现代史》页101;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

[18]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页191-197

[19] 参阅秦德纯《秦德纯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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