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书生论政而犹是书生

早年掀起「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陶希圣,于一九三四年创办《食货半月刊》,主张应以史料的整理与分析为基础,根据史实立论,重写中国社会史。关心中国社会史辩论的日本学界,誉一九三年代为「陶希圣时代」。他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与经济史的研究,在民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陶希圣常说:「读书、作文、演讲、开会,我的一生就是如此。」

父亲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前,是为文、辩论、教书和著书的学者。抗战军兴,出席庐山谈话会之后,始逐渐参与政治活动。故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旬以前的陶希圣,纯粹是个读书、写书、教书的历史学家。然而,即使在跃入政治漩涡,作出「翻江捣海」的惊人之举后,父亲终其生仍然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

一九一四年春,父亲十五岁,入北京大学预科为旁听生。次年编入预科一年级。一九一八年预科结业,升入北大法科法律门一年级。一九一九年,因学生反对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移转日本继承而引发「五四运动」,参加学生示威游行。十一年夏北大毕业,受聘为安徽省立法政专科学校教员,教亲属法及继承法,二年后因学潮而离开安庆。

一九二四年七月,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法制经济部编辑,公余投稿「学艺杂志」及「妇女杂志」。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徵询法律意见,乃举英国普通法例为答。依英国普通法,军警若遭受群众的暴动或袭击,必须由当地的市长或镇长向群众发布三次解散令,再过一小时十分钟,若群众仍不解散而且继续暴动和袭击,此时才可开枪。如果军警不经这种手续和时间而开枪杀伤群众,应以杀伤论罪。王云五研究这些资料后,投稿《大陆报》,陈述他的意见。同时父亲也在文学研究会出刊的《公理报》上发表法律意见。旋受聘上海学生联合会为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

一九二六年,受邀主编《独立评论》周刊,同时在上海大学教授法学通论。同年在《独立评论》上为文对共产主义作理论批判,标榜三个自决,即「民族自决」、「国民自决」与「劳工自决」,颇受国民党注意,是为与国民党接近之开端。其后又发表短文分析中国社会组织及演变,指出士大夫阶级与农民乃是构成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认为中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残存着封建势力的商业资本社会。近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工艺革命未能完成,而农业工业转趋衰落,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型态,亦为中国革命的起因。这种论调与中国共产党及其外围份子的理论抵触,他们援引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中国社会乃封建社会,主张农民革命推翻地主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父亲为文,针对这些见解和主张给予深刻的评论。一时之间,这场辩论形成了思想界有力的潮流。这是所谓「社会史论战」的滥觞。

一九二七年一月,《亲属法大纲》完稿。二月,应聘为中央军事学校(校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佛海)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武汉大学又聘请他教授法律,在这两间文武最高学府中,受到学生的尊敬。是年四月,汪精卫自海外回国,与陈独秀联名发表宣言,呼吁国共两党「相互尊敬、开诚合作」,随即来到武汉,主持国民政府与左派中央党部,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五月,军校奉命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合组为「中央独立师」(师长侯连瀛),任该师军法处长兼特务组长;未几,中共向武汉抗议父亲反动,调回武汉。七月中,汪精卫宣布分共。八月,任武汉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陈公博)秘书处主任兼宣传处长及党军日报社长。此为与汪精卫领导的所谓「国民党改组同志派」接近的初步。年底脱离武汉回到上海。

一九二八年二月,任南京总政治部宣传处编纂科长,后改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兼任政治部(主任周佛海)训育组组长。此时周佛海主编《新生命月刊》,父亲与萨孟武等人经常执笔写稿。這年8月至12月,他在《新生命》月刊發表了一系列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和歷史發展的論文,「在社會上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和興趣」。十二月,基于武汉的政治关系,离开南京回到上海、加入顾孟余、陈公博、王法勤,朱霁青等人发起的「中国国民党海内外各省市党务改组同志会」。1927725日,汪精衛發表《夾攻中的奮鬥》一文,對於國民黨脫離民眾、新軍閥混戰爭權的現狀表示失望,聲稱「我們不共產化,更不腐化」,汪的言論實際上為以後的改組派奠定了基調。

一九二九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政学院等校教书。同时以「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为主题,发表于《新生命月刊》、《东方杂志》、《学生杂志》等刊物,并收集编书发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之家族与婚姻》、《中国封建社会史》等书。后又收集这些论文编为《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及出版《中国社会现象拾零》等。他的言论,引起国、共两方之不满。年底开办新生命书局。[1]

一九三○年,应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之约,重返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的中文秘书。是年著有《中国之家族与婚姻》、《中国封建社会史》、《辩士与游侠》、《西汉经济史》等书。

一九三一年一月,应聘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法学院院长郭心崧,政治系主任杭立武,法律系主任谢冠生)为法学院教授,在政治系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在法律系讲授中国法律思想史。八月,北上应聘母校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政治系主任邱昌渭)为法学院教授。学校尚未开课,九一八沈阳事件发生,学生情绪激昂,应邀至北大、师大演讲,以「国民外交与国民战」为题,提出「全民抗战」的口号。此后在师范大学史学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政治系、朝阳大学法律系担任兼任教授,致力于法制社会史及政治思想史之教学与研究。

一九三二年,除授课之外,专心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二卷。这年一月廿九日,汪精卫到南京就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一九三三年,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三卷。

一九三四年,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四卷。十二月,创办《食货半月刊》,主张重写中国社会史,应以史料的整理与分析为基础,根据史实立论,并成立「食货学会」。当时为《食货》写作的青年学者俱为一时俊彦[2]俨然形成「食货学派」。父亲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所发表的著作,极受日本学界欢迎;关心或参加中国社会史辩论的日本学人,誉一九三○年代为「陶希圣时代」[3]

一九三五、三六年西安事变前后,日本窥伺华北日极,左派分子煽动学潮,一时言论口诛笔伐,父亲亦撰文抨击,引发爱国热潮,无形中成为青年崇敬的导师之一。

一九三七年,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主任。授课著书之余,或演讲、或撰文,驳斥中共言论,指为分裂中国的阴谋,这年父亲三十八岁。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十七日出席庐山谈话会,八月加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九月成为国民参议员,从此参与政治。

一九三八年一月,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与周佛海在汉口同办「艺文研究会」,担任设计总干事(周任事务总干事),为文分析国际问题,以评论表明国民革命与抗战建国之立场与政策。七月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九月「艺文研究会」迁重庆,十二月五日赴昆明,十九日随汪精卫飞抵河内,不久转赴香港。八月廿六日,赴上海参加汪日和平谈判。次年一月三日与高宗武一同潜离上海,五日抵达香港。廿一日与高宗武联名致香港《大公报》揭发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飞机轰炸港九。十二日九龙沦陷,廿五日港岛英军投降。次年一月廿八日随惠阳还乡队逃离香港,经韶关、桂林,二月廿五日回归重庆。


注釋

[1]  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智识分子回到书房讨论中国问题,进入「回想时期」;当时理论上分两大派:一派是「新生命派」,如《新生命》、《前进》、《双十月刊》、《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社会教育》等刊物上关于中国社会的论文,其理论代表人物是陶希圣;另外一派是「新思潮派」,刊载论文的刊物有《新思潮》、《思想月刊》、《世界月刊》、《摩登青年》、《读者》、《理论与批判》、《社会科学战线》等,其理论代表人物包括彭述之、瞿秋白、郭沫若等人。参阅郑学稼《「社会史论战」的起因和内容》。

[2]   为《食货》写作的知名学者,包括半月刊时期的何兹全、鞠清远、曾謇、武仙卿、沈巨尘、连士升,在台复刊时期的杨联升、全汉升、劳干、刘子健、陈盘、方豪、沈刚伯,以及后辈学者许倬云、余英时、黄宽重杜正胜等人。

[3]  1930年代,许多学者为探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史的分期、与中国社会的性质等问题,掀起一场中国社会史论战。陶希圣除了具有唯物史观的眼光外,更精研亲属法,兼具许多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古代家族制度和宗法社会,有独到的见解,成为当时讨论中国社会史的重要学者,日本学界称这个时代为「陶希圣时代」。见黄宽重《陶希圣与食货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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