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至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的六年之间,日本苦心积虑欲图中国的野心日益明显。从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淞沪之战、三月伪满登场,一九三三年热河进兵、山海关陷敌导致「塘沽协议」,一九三五年天津暗杀案引出「何梅协议」,到日本提出「广田三原则」企图促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央的「华北自治运动」等种种伤害我国的行为,其直欲割裂中国版图然后分而治之的阴谋,暴露无遗。日本施予中国日甚一日的政治羞辱与军事压力,引起中国朝野一致同仇敌忾,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达到拼头颅洒热血,不惜一战的程度。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驻屯军部队在北平市郊卢沟桥挑起事端,七七事变于焉爆发,中国在日军节节进迫之下展开全面抗战。日本侵华之初,曾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不料在中国战场遭到国军的强烈抵抗,造成惨重伤亡。日本政府见军队陷入泥淖,亟欲抽腿,遂改用和谈谋略,冀求早日结束战争。中国方面,上海、南京、广州相继失守,德使陶德曼斡旋失败,军事濒临严重逆转,国家大局危疑震撼之际,也出现透过谈判解决战事,以减少人民生灵涂炭之苦的论调。在一些忧心忡忡的学者建言之下,党政当局遂有派人密访上海香港,甚至深入敌营谋求和谈的举动。

先父陶希圣自一九三一年八月起应聘回母校北京大学任法学院教授,同时在北平多间大学兼课,一九三七年初出任法学院政治系主任,他也是抗战初期主张对日本以谈判谋求和平的一分子。他认为任何战争必有结束的一天,交战国通过谈判以结束战争乃是正常之事,如果交战双方势均力敌,则谈和绝非一方投降,因此在当前中国尚未战败的情势下,应当设法从速打开中日谈判之门。父亲于七七事变后应邀兼程上庐山参加谈话会,旋即加入侍从室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又任军事委员会参事,一九三八年一月奉命在汉口创办「艺文研究会」,七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十二月十九日,父亲随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精卫)出走河内,后居香港,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转赴上海。十一月起,参与汪组织与日本和谈代表谈判达两个月之久,终于洞悉日本妄图诱降及灭亡中国的阴谋与野心,因对中日和平运动彻底失望,而决定脱离。十二月十三日,先母万冰如夫人断然采取逆向行动,亲携子女五人前往上海,希能以此掩护父亲离开上海,此时重庆方面亦正透过杜月笙先生设法营救。

一九四零年一月三日,父亲与高宗武先生潜离上海前往香港。十三日,母亲带了晋生、范生两弟离沪赴港;自此琴薰姐、泰来哥及笔者在上海之行动即受汪组织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监视。二十一日,万墨林先生亲自策划掩护我姐弟三人安全登船离沪。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及附件,这在当年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新闻。高宗武、陶希圣二人随汪而后脱汪之事件,史称「高陶事件」。

笔者原在香港就读「九龙塘小学」,一日忽奉母亲之命办理休学手续,未几即偕兄姐弟随母亲前往上海,当时年仅九岁,不甚明了为何来去匆忙,却感觉事态极不寻常。新年刚过,父亲忽然不告而别,母亲随后又带著弟弟们匆匆离去,及至我们姐弟三人按照指示分别潜赴码头,登上轮船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整个事情竟然如此严重。岁月如梦如尘地消逝,而当时的种种情节及周遭环境,在六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记忆犹新,宛若昨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九龙、香港于十七天之内相继沦入日军之手。父亲于次年一月二十八日只身随难民队徒步舟车二十八天,于二月二十五日回到重庆;母亲带著一群孩子辗转回到内陆,在桂林盘垣五个月后抵达重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复员南京,一九四八年底大陆变色前夕,全家南下香港,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五日到台湾定居。在笔者记忆中,父亲从不主动对子女们提及当年往事,然而抚今追昔,已在大陆逝去的琴薰姐、现居海外的泰来哥与笔者三人,当年共同渡过的这一段难忘经历,已经在我们的生命旅程线上,深深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共同印记。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父亲在台北逝世,享寿九十一岁。自一九九一年起,泰来哥开始编写父亲年表,亲自利用计算机打字达二十五万字以上,参阅资料十余种,计包括﹕父亲的《潮流与点滴》、《夏虫语冰录》、《八十自序》、《希圣日记(一九四八及一九三九年)》、《中国之分裂与统一》,母亲的《逃难与思归》,先姐的《我家脱险的前后》,章君谷著《杜月笙传》、万墨林著《沪上往事》,以及漆高儒、何兹全、尧鑫诸氏的纪念文稿。另外还有两项极为重要的文件﹕父亲于一九四二年香港脱险前后写给子女的家信、和泰来哥六十年前的日记。笔者撰写本文时,引用了这些材料。

同年八月,任教北京师范大学的父亲北大学生何兹全先生,将父亲于民国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间从香港写给他的亲笔信原件二十七封,全部寄交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四弟晋生。这些信件反映了父亲在事件前后内心的彷徨、焦虑与挣扎。 

早年跟随国父奔走革命,险遭清廷问斩于燕市的国民党元勋汪兆铭,于民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离开重庆,次年五月进入沦陷区的上海与日本谈判和平,至一九四零年三月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与重庆使用同一国号、旗帜,标榜同一主义的政权,在大片惨遭日寇蹂躏的土地上,与日本周旋达五年五个月之久。所不同的是,重庆政府是一个主权独立,行政完整的抗日政府;「南京政府」却是一个仰附日本军阀,不能自主的傀儡政权。

汪精卫一生的功过起落,史家自有公论,数十年来,见诸历史著作和传记刊物之叙述与评论极多。「高陶事件」属于汪日谋和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每一部相关著作,对这个事件的缘由经过,几乎都有所申论。然而,陶氏后代对于这一段六十年前震惊中外的事件,却绝少出面加以说明、补充、交代、或澄清。笔者既然身为当年在上海险被落为人质的三姐弟之一,长久以来就有将身历其境的记忆,以及一些从未发表的先父信件等,以文字公诸于世的心愿。然而迟至年前退休之后,始有时间整理成文。

十余年来,笔者于酝酿作文期间,曾阅读多位知名学者的研究著作、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事件前后香港、重庆出版的报章杂志,用以印证相关人物、事情、时间、地点,藉补个人资料之不足,从而试图将此六十年前一段公案之来龙去脉,作一清晰完整的重现,谨供研究现代史及先父生平的学者和有关人士参考。

笔者在书中,有时称先父为父亲、有时径称他为陶希圣,有时则混合称之。读过我初稿的亲友之中,有人认为不妥,建议应加统一。笔者曾试过:或全部都称父亲,或全部都称陶希圣。结果两者仍然有不通不妥之处。最后还是恢复原状。笔者乃自定一个称呼的原则:凡叙述历史者,直呼姓名;凡涉及家事者,一律称父亲。读者若仍觉不通不妥,幸鉴谅之。

最后有必要附带说明者﹕笔者从事工程技术,初无专研历史之训练,故于史料之搜寻、选取与引用,难免有专业不足之处。再者,由于是写自己的事,和写父亲的事,欲求下笔绝对冷僻客观,恐怕很难完全能够办得到。然则,笔者愿尽量以「放大格局而力求公正、实事求是而不加掩饰」的写作态度来处理本文内容,耿耿诚心,尚祈读者垂察。

笔者在台湾、大陆、香港及美国搜寻资料,承蒙许多热心人士的帮助,得以顺利阅读大量宝贵书籍文件。书中若有错漏失当之处,自当由笔者负全部责任。

陶琤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日于 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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