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四

陶泰来

三弟琤肣备了十年,写成一篇「高陶事件纪实」,刊载于《传记文学》杂志。现在他又将原稿扩充成为本书。他写作之际,特地亲往上海和香港去寻访旧地、搜集资料。今年初,他到我这里来看我旧时的日记和照片,勾起我许多回忆。我想这件史实确是值得追记的,更何况文中所写的是我们六十年前亲身的经历,绝无夸张或虚假情节。我且以下面两桩事实来表达我的感受。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进袭港九。十一日,英军自九龙撤退。十二日早晨,我走在九龙弥敦道,看见沿街两旁各有两个日本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背插伪装的树枝,弯着腰搜索前进。其后不久就有大批日军乘九龙巴士进驻布岗。当天晚上,忽然有人来敲我家的后门。我由门上的小窗看去,只见外面露出一个带着兵帽的头来,那是一个日本兵!口里喊叫什么,当然是命令我开门。我马上把门打开。那士兵手持长枪,进来搜查,所有房间都用脚踢开。查了一遍之后,回到厨房,朝我用两手做手势,说道:「呼,呼!」我听不懂。他又指着炉子,我才知道他要生火煮饭。

日军占据九龙以后,每天都有军官或士兵在民宅住户进进出出。从他们的言谈之间,也透露一些关于战争的消息。先父在「出九龙记」中有以下的记载:

汤斐予先生亲耳听见日本军官说:一年以内日本还可以打胜仗,一年以后只有天知道了。日本军人对于战局的持久,是悲观的,而悲剧的来源就是中国问题。他们埋怨他们的当局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中国拖住他们,使他们失去全盘的把握。日军若铃队长在我们的住宅居住时,每天下午六七点时,召集各住户的人听他演讲。他总是说:论陆军,日本第一,中国第二,其余不足一打。中国的坚强抗战,是他们的致命伤。他们厌倦了对华战争,他们拜服了中国军队和领袖。日军打英国是一鼓作气,打中国却不止于再而衰,三而竭。他们的疲倦与失望,远在衰竭以上。这是他们悲观的来源,我们耳闻目见,没有疑问。

日本侵略战争演变成为南进,是整个战局的一个转折点,而这转折点的关键就是高陶揭露「汪日密约」这件事,它一方面使日本政府以诱降手段结束战事的妄想破灭,另一方面更加强重庆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所以在日本飞机开始轰炸九龙的那天晚上,先父记道:「夜间港九一片漆黑,街上的人渐渐静下来,我睡不着,心里想着港九陷落必不在远,个人必死,国家必兴」。这「个人必死,国家必兴」两句话,一直都在我的脑子里盘旋。

「个人必死」是因为东京和南京都恨他入骨,必欲杀之而后快;「国家必兴」就是他晓得这战局的转折点已经来到,中国最后胜利为期不远。

在大动乱的时代,常有侠义人士出现。本文里提到的万墨林先生是也。可是我们所遇见的不止一位。从北平护送我家出险的李实先生、帮先父出九龙的胡叙五先生、带领母亲和孩子们逃难的高彤阶先生,他们不为什么而冒险犯难帮助我们的侠义精神,是我们永志不忘的(尤其是高先生,他根本连朋友都算不上,因为当时我们是冒称姓张的。)还有在广州湾接应母亲和我们一群的范瑞甫先生,他一直护送我们到柳州,才告辞而去。

现在回想我们的父亲,当年他在汪派那一批人之中,不也是一个侠义之士吗?他从河内到香港时,即派武仙卿往北平,考察北平沦陷之后的情况,特别访问周作人(岂明)。武仙卿由北平回到香港,到九龙山林道报告他到北平考察和访问的经过。他到九道湾访问那个苦茶斋主人周作人时,周对他说:「日本少壮军人跋扈而狭隘善变。一个宇垣一成大将,被他们抬高到九天之上,又被他们压到九地之下。他们对本国的军事首长尚且如此,对于外国的政客如何,可想而知。」周作人托武仙卿带回来的口信,是「干不得」。父亲听了这报告之后仍然冒险前往上海,只因为相信汪精卫的和平言论可以救中国。但汪精卫走入歧路,他去上海想予以挽回。在上海的重要会议中,发现日本人的所谓和平,实际上是要吞并中国。他劝汪派人士迷途知返,不要再错下去,以至于自己身陷危机,随时有杀身之祸。这样的事情岂是普通人的行径?

一九三九年八月,父亲从香港只身去上海,我在九龙码头送他登船,发现他搭的是日本邮船「箱根丸」,回家向母亲激烈抗议。他到上海后写信回香港给琴薰姐也给我,说明他此行的目的,可惜给我的信竟未保存。不过我能很清楚地回忆,我们接信之后才了解他非常的作为之缘由,并且也为他生命的危险而担忧。

总之,这种义无反顾的特殊行为,唯有侠义道中人如蒋介石者,才能充分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日后蒋对高陶二人有不同处置的道理吧!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八日于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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