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抗战期中「高陶事件」的一家之言

唐德刚

八年抗战这一可歌可泣,从彻底溃败,到全盘胜利的,惨烈战争,实为我五千年中华民族史所未尝有。而在这一战争最惨烈阶段,抗敌全师丧亡殆尽,精华国土,泰半沦陷,亡国灭种的,最危险关头,我们全族第一号元老,全军的第一副统帅,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经过长期与敌国暗相勾结,忽然背叛祖国,投向敌人,并主动组织伪军伪府,与祖国对抗。汪氏这一当国叛国的行为,细查五千年国史,显然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宗。可是想不到,汪氏叛国经年,在卖身投敌的最高潮期,与敌寇正在秘密签署,卖国卖身条约的前夕,他底贴身亲信,高宗武、陶希圣二人,不齿于汪氏的卖国行为,竟不约而同地,冒全家伏诛之巨险,秘密逃往香港,将汪日密约公布,使举世为之哗然,合族为之切齿。盖汪氏此一卖国卖身之规模(如承认伪满独立,日寇在中国驻兵设防等等),亦史无前例。虽石敬塘,张邦昌,秦桧之流,亦不愿为之也。

就在汪伪叛国的高潮期,笔者却正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肆业。以一史学学徒,目击此一现代叛国史演进的实况,虽曾紧跟着追踪不舍,但是对汪氏之为何叛国,如何叛国,以及高陶之何以附逆于前,叛逆于后,却始终不得其解。师友之间,也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但是经过其后六十年不断的探索,并眼见这段历史之由报章时事的头条新闻,逐渐淡化,直至今日,似乎已变成国策左传中的古代历史了。今日在学青年,不细为解释,就不知高陶为何人矣,岂不可叹?

第一手史料vs.小道消息

记得为对这一史实真相的追踪,我也曾和当事人,高陶两先生,详谈过。而陶先生当时不愿深谈,这我可以理解,因为那时尚是蒋氏父子当国,在台湾谈如此敏感的国事,确有不便也。至于高先生,我和他曾在华府酒吧,深夜对饮,暗室私谈竟夕,以后更数度两家联欢,畅谈往事,高君却永远还在「挤牙膏」不愿「倒竹筒」(且借用个大陆上的名辞),吞吞吐吐,神秘兮兮的欲言又止。在高君辞世前月,我们更约好为他九秩嵩寿祝嘏,再次恳谈,而高先生却「言明在先」,不谈敏感旧事。方期再加劝慰,促其留下信史,不意高公竟突然作古。真是悬剑空垄,为恨何如?

其实日本投降之后,过去史料已全部公开,汪伪与日方「密约」,以及高陶叛汪故事,正如「西安事变」一样,已不再成为秘史。纵是不学如愚,对这两桩史实的评述,亦不下十余万言。自信虽没有为他们全部解密,然虽不中,亦不远矣。笔者并曾为这些敏感故事,直告张学良和高宗武两位先生:这些所谓秘史,虽早已泰半解密,没啥神秘,但此故事如由当事人,作为「口述历史」加以记录,在史学上,则谓之「第一手史料」。同样故事,一字不易,如不经过当事人的亲自认可,而由当代史家径自秉笔书之,因其故事太敏感,过去「小道消息」又太多,传闻异辞,良史劣史,鱼目混珠,往往就真伪莫辨了。所以有责任心的职业史家,无征不信,就要当事人亲口说出,以传后世,如此而已。不是历史家要作阎王判官,或公审干部,非要强迫当事者,去细说真相不可也。

口述历史是当代显学

不幸的是,像高宗武、张学良这样的历史制造者,对现代史学的规律,尤其是对二战后「口述历史」这宗新史学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不愿自「倒竹筒」,只吞吞吐吐,挤点「牙膏」,让后世不明真相的隔代史家,各取所需,自行编造,误人误己,就太可惜了。这也是我们史学转型,尚未驶出三峡,所难免的现象吧。

至于陶希圣先生的故事,我曾以同样理由,鼓励过陶府家人,乘陶公健康极好,记忆犹新之时,请他老人家本人,作个详细口述的记录,为陶府留家乘,为国家存信史。我也劝告过,那时还是史学博士生的鲍家麟女士(陶公四子,晋生的夫人)作为她底博士论文,来认真的撰写成一部,有关高陶事件的史学钜著,为我国近现代史,解决一桩久悬未决的大疑案,功在文化。盖希圣先生虽然已著作等身,但是涉及这段往事,则显然是欲言又止也。后来鲍教授学成之后,对公公的访问,据说还是不够彻底。这可能因为是媳妇访问公公,不易尽所欲问。更可能则是陶公仍觉忌讳太多,不愿畅所欲言也。

若问这部「口述历史」,乃至口述历史这一新行道,究竟有什么特别重要之处呢?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所论已多。但在这儿仍不妨重复一两句,说个要略。盖「口述历史」是一种现代文明里,所特有的合作企业(Team Work)之一种。两位合作者,一位历史制造者,另一位则是有专业训练的历史家,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盖传统史学,往往都只是一些马后炮,在历史事件发生了很久以后,才根据史料加以追记的。这样因而有时难免也就靴搔痒,失其精义。口述历史则是根据历史制造者,在其有生之年,记忆犹新,对该项历史故事经过的亲身回忆。夫子自道,自然这故事就更为真切了。

但是口述历史,并不是小视一般史料的重要性。只是他在一般史料之外,再加上一份「口述史料」就是了。而这口述史料,不是可以任凭口述者去胡吹乱说的。它的故事是经过一位,有专业训练的职业史家,详细过滤的史料精华。再者,所有的历史制造者的专业知识,一般都有他底局限性。不像一个职业史学家,遇事都要小心的求证,不疑处有疑,不致乱下雌黄也。所以他们两造的和衷合作,实为口述历史的第一要义。也是现代史学法则中,一种新的突破。而使口述史学一跃而为当代学术界的显学。

有关陶学的见闻

当我个人犹为「高陶事件」这一抗战期间的谜案,而作其无可奈何之叹的时候,却于无意中获悉,陶氏的三公子琤矷A这位有名的机械工程师,忽然下海当起史学家来,并写了一部〈高陶事件始末〉的钜著。「高陶事件」,按理原是他们陶府家史中,最重要的一桩,足以传之后世的故事。今由当事人的哲嗣执笔,和写〈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毛毛一样,现身说法,来写自己的父亲,虽没有标榜口述历史,而口述历史自在其中,余追踪是项史迹数十年,今有幸捧读,能不大喜过望?

首先,陶希圣教授对我来说,原是我底一位未上课的老师。他在北大所开创的「社会史学派」,我自己就是这一新行道的学徒之一。笔者青年期所写的第一篇考据学论文,〈中国郡县起源考〉,就是一篇社会史学的习作。当时个人史学思想,就颇受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和〈食货〉杂志的影响。

加以陶门的高足何兹全教授,在哥大时代,就是我最亲近的学长。五十年代回国之后,他在哥大〈中国历史研究部〉所坐的那把椅子,就是我接着坐下去的,一坐十年。我们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大致也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也认为社会史学,是中国史学一个极重要的新方向。为此当时我曾试图说服胡适老师,不要对这一新方向,具有成见,适之先生也曾笑而颔之。因为从三十年代开始,批判胡适最烈的一个学派,也就是这个学派。胡适学派和他们曾是世仇。胡适当然也有他轻视对方的理由。因为任何新兴的学术思想,都有它底幼稚,和不成熟的一面,有待成长也。

后来我到台北参加史学会议,竟然有缘向陶老师亲自领教。并承长者不弃,应约到陶府参加宴会。曾看到客厅壁上挂着有老蒋总统亲书的,褒扬陶氏「忠贞」的条幅。其时陶公虽然不愿多谈「高陶事件」,却谈了许多有关社会史学的学术掌故。他也曾含笑告我说,他当年执教北大时,就颇受校中当权派胡适那一伙的歧视,云云。这对我当然也不算是新闻。只是当年的小道消息,第二手史料,经陶氏一说,就变成第一手史料罢了。而当年受歧视的许多小鬼,在「解放后」,又翻过身来批判胡适,歧视别人。这都是史学转型期的,不正常现象吧。

至于陶家后辈的一门数杰,对我也不算陌生。他们的长姐夫妇二人,也是我沙坪坝时代,很受爱重的同学。他们也都是和陈布雷先生的两位女儿一样,以最朴实生活称著的,国民党高干子弟。也是对当时五子登科的政府,深感不满的一群。较年轻的晋生家麟伉俪,我们更是同行,相知有年。他们的其它兄弟,包括老三琤矷A也都是一批中国传统所谓,书香之家的佳子弟,为学各有所成,颇负时誉。

琤虽是位有专业成就的工程师,市场经济中出类拔萃的厂长。但是他毕竟有述文著史的家学渊源,业余治史,根据家庭传统,对高陶故事这桩家史的检讨,亦颇能为国史中的不解之谜,作更深一层的探索,写出其一家之言,令我读来,如饥若渴。高陶事件,如今当事人均已作古。可以发掘的史料,除蒋公大溪一档,尚待大量开采之外,也所余无多。琤秅书,应该可说,也是接近结论阶段的一家之言了。

当然历史,尤其是有争议性的历史,永远是写不完的。例如琤认为高陶所携往香港发表的汪伪密约的原件摄影,「相信是由杜月笙门人提供的」(见琤芺Z第七章)。但据高宗武夫人告我,那是她底手工作业。高宗武先生在事前数月,就鼓励他夫人学习照像技术。学而有成,就派上用场了。足见高宗武的叛汪逃港,是计划甚久的密谋。他与杜月笙留沪「代表」,徐采丞的秘密往还,是直接听命于重庆的。我本人就为此,举出很多实例,追问高公,他却守口如瓶,「言明在先」,绝不吐露丝毫。我想这在大溪档案中,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本书所最可惜的一点,也就是当事人当年的守口如瓶,连琤秅书,对其尊翁,有时也难免于「臆测」之辞(见原稿第六章第一节)。笔者由于侧身于近代中国的口述历史有年,手边史料,与高陶事件有关者,亦微有足述。今且不揣浅薄,略举数端,以为琤秅j著作点狗尾续貂的补充,拋砖引玉,希望得到行家更多的指导也。

苦撑待变,和比战难

首先要谈的是那位「低调俱乐部」的题名人,胡适之,和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那些「低调」人士的异同。在汪派人士看来,第一,中日军力悬殊太甚。中国虽被迫不得已而奋起抗战,但是抵抗至山穷水尽之时,尤其在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若论抗敌武装,我军已无一个完整之师,可以继续作战。若论外援,苏联的有限军援之外,英美和其它民主国家可说无片甲之赠,而美国的战略物资,且源源注入敌国,此仗如何打得下去?打不下去了,为拯民于水火,就应该对日谋和,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嘛。

再者,在他们看来,中国如不知己,不知彼,不顾一切,胡涂地打下去,等到西南尽失,国府被迫退入新疆,则国民党势将依赖共产党为生,中国就要做苏联的附庸,其惨将有甚于作日本的殖民地也。(笔者附注:那时国府曾在重庆浮屠关,后改名复兴关,设立了一个〈中央训练团〉,正在集训文武干部,以事抗战,汪氏曾讥之为「在胡涂关,训练了一批胡涂虫,打一个胡涂仗」,云云。)这就是当时汪派失败主义者的心态。

胡适那时对战局的悲观,原不下于汪派的低调人士。胡且亲口告我说,「他们(指汪派)是爱国的。」但是胡适自己盱衡全局,却觉得「战难和亦不易」。汪派人士希望把「谋和」与「投降」分开。胡适就棋高一着,知其不能了。高陶两君,还知悬岩勒马,于紧要关头,掉头逃去。而汪氏本人,陷入太深,悔之已晚。他最后虽差免于枪毙的下场,然以汉奸罪名,遗臭史策,也就够惨的了。

所以胡适当年虽然也是反战,但是他也知道,求和更难。既能打「就打一下」嘛。能拖,那就不妨慢慢拖下去。并强调要「苦撑待变」。胡之所谓待变者,他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迟早必会卷入亚洲战场。一旦美国卷入中日之战,那末「最后胜利」就「必属于我」了。胡适这项消极中的积极,悲观中的乐观,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不幸那时的汪派人士,却见不及此也。呜呼。(胡适这一「和比战难」的妙语,延至二战后,国共内战时,他仍作如是说。可是战后的历史发展,已属文化转型的另一阶段,国民党理论家,对此了解不够,苦撑无以待变,国民党政权就垮台了。)

自觉清醒,实是愚昧

还有,汪派低调人士之失,是失在他们的共同「次文化」。这批人士只是一窝清一色的都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畏首畏尾的中年白面书生。算盘打得太清楚。在英语上叫做calculative,自觉众睡独醒,考虑周详,以一种单纯的共同语言,你唱我和,自以为是。殊不知处乱世,当大事,往往都是,乘势而为之的。孟子曰,「有智不如乘势」,是也。

抗战初期,全国上下,激于同仇敌忾之心,大家都忘其所以,而大叫其「抗战到底」和「焦土抗战」。与日偕亡之心,正是普遍的民气,青壮年尤然,军人更是如此。「焦土抗战」一辞,原是李宗仁第一个叫出来的。「抗战到底」,更是蒋介石、冯玉祥以下,全国军民的口号,响彻云霄。这正是军事学上所说的「士气」嘛。而汪氏一小撮,偏要不以为然。某次汪精卫曾问冯氏,「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这在汪氏这个秀才听来,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所以汪副总裁就要向全国广播,呼吁大家要讲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

但是像汪精卫、胡适、陶希圣等,头脑太清楚的士大夫,在当时必是少数中的少数。在那个敌人疯狂进攻,我们疯狂抵抗的血淋淋,全民抗战之际,大家都有其「拼掉算了」之心,那顾得许多。所以像李宗仁、冯玉祥,这样的人,才是当时的绝大多数的绝大多数啊。几个秀才在这股抗战的狂潮热浪里,算个屁?而秀才不知也,这是当秀才的悲哀,与国事何补?

我全民族在抗倭战争中,那股拼命的精神,是非身历其境的过来人,所能想象于万一也。君不见,我们抗战已抗了七年有半,全民疲窿残疾,但是政府忽然号召「青年从军」,一声令下,全国知青之蜂拥参军,直如狂潮烈火。各地皆名额爆满,势不可遏。当年从军青年,今已耄耋老人,百年回首,真情如昨日也。其实如抗战再打八年,这种青年爱国之情,也不会随时间消灭的。这实在是当年日寇侵华,太狂妄、太无理,所激发出来的敌忾之气,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这股气,事实上,至今未熄,何况当年。有心人且看看近时港台和海外,保钓人士之前仆后继,对日索赔,今日在世界各地,仍是如火如荼,就可领略一二矣。这股气目前在大陆,暂被压制,否则也是白浪滔天的。关于这股气,我们写历史的倒要劝劝,今日宝岛上面的,崇日恋日,策动台独的仕女们,稍留意焉。不要忽略这场余烬犹存的,民族烈火才好。

抗战八年,说穿了就靠这股气维持下去的。而这种民气则非当时「低调俱乐部」诸公,所能体会和掌握的了。他们自认为聪明理智,众睡独醒,为国家民族百年之计去通敌谋和,其实是愚不可及。这群边缘政客,在抗战阵营之中,代表性实在太小了,一意孤行,误国误己,怎能不沦入汉奸之列呢?但是这杯致命的毒酒,正如陶公所说,他只喝了半杯,便狠命地吐出了。陈公博、梅思平等,则呷而不吐,最后只有被押上法场,枪毙了事。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岂不可叹?

鼎足三分,危而不亡

胡适之先生不是曾告我:「他们是爱国者」?何也?那就是汪派人士,像陶高等人,甚或汪氏本人,也确是惧怕抗战,一旦全盘挫败,连重庆也守不住了。那就不如早为之计,向敌谋和,为民族留点元气,使沦陷区人民,少受点敌人的蹂躏。就是这点「舍身饲虎」的菩萨心肠,才使胡适误认他们也是「爱国者」吧。

不幸八年抗战的史实,却证明这点想法,并不正确。因为八年抗战史告诉我们,敌军人数有限,他们只能占领我们百十座大小城市,和交通点线。中国无边无际的广大农村,尤其是山区,敌人永远是望山兴叹,无法占领的。因此纵使重庆失守,国府退往西康,或其它深山大壑地区(这在解放后毛泽东抗俄战略上,谓之「三线」,彭德怀被黜后的任务,就是布置「三线」)。日军也是永远无法将其消灭的。话说到底,纵使蒋公的领导集团,被日军彻底毁灭,敌人对当时分散各地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还是无法控制的。例如当时死守大别山的桂系,晋西山区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南岭内外的粤系将领,横断山脉里的川滇等地方军头,青藏高原的诸马等等,你可说是王纲解纽,诸侯遍地,但是日军要加以一一征服,那就非朝夕之功了。这是一桩再造朝代的伟大工程。为此,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张作霖都丢盔卸甲地败下阵去,远道渡海而来的日本军阀,无能力也。这也就是岛国小朝廷与大陆宇宙帝国之规模的分野之所在了。此非不学无术的日本少壮军阀之所知也。

总之,日本如打跨了蒋介石政权,那就意味着,东亚大陆,另一次王纲解纽,遍地诸侯,任谁也统一不了。结果呢?隆中一对,国、共、日伪,天下三分,(日伪占领中大城市,与交通点),中共自有其众多,「敌后民主根据地」,国民党各派系,各有其「国统区」的山头)彼此长期联合抗日,或彼此「磨擦」,甚或互不侵犯,共存共荣,歌舞升平,亦未可知也。这一情况,竟是笔者本人于抗战末期,安徽地区所亲见亲闻。当时投敌之汪派伪政权,对陷区人民的照顾,哪里又比老汉奸集团,王克敏、梁鸿志,好得多少呢?他们投敌时间有早晚,基本上原是一邱之貉嘛。但是在这个新的鼎足三分的情况之下,倭人想在关内大陆,制造另一个满洲国,也只是田中义一式的梦想而已。中国被逼永远分裂则有之,但是中国不会亡国灭种,则是个铁定的客观事实也。质诸老辈「过来人」,和千万有心的后辈读史者,是耶?非耶? 

俄日瓜分中国,制造第二波兰

但是朋友们,天下事也往往确有些,非常人理智所能想象之处,那倒是绝对的民族危机呢。我们读戊戌变法史(参见拙著〈晚清七十年〉,第三分册),知道那位可敬可爱的光绪小皇帝,在读过康有为给他的小书,〈波兰亡国恨〉,而泪流满面。但是我们可曾想到,在我们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我们的祖国却很可能变成〈波兰第二〉?朋友,您以为这只是一个历史小说上的故事吗?且让我们来检察一下这故事的来源,然后再冷静的思考,其有无可能?

在抗战初期,我国独立作战的最艰苦阶段,顾维钧先生以他在当时国际间,最资深外交官的身份,曾参加过无数次国际会议,和国际外交官的鸡尾酒会。以他数十年刺探国际情报的经验,他知道在这些酒会的闲谈中,各国外交官和武官们,往往在无意之中,酒后吐真言,会泄漏各该国最机密的情报。在若干酒会中,他就故意找机会,去和苏联的大使们,和武官们闲聊。某次一位苏联驻东欧某国的使节,听过顾氏对他叙说,中国抗日战争中,苏联提供中国的援助,超过所有其它援华国家的总和。因此,没有苏联这项无私的援助,中国可能就被日本征服了。所以中国军民,对史大林元帅的恩情,真是感激不尽。

这位俄国外交官,听得飘飘然之后,不觉酒后吐真言:他说史大林元帅,为着牵制日本,防其北进,他要不顾一切地援助中国抗战到底。但是中国如果抗日失败,连重庆也守不住了,或是汪蒋二人,抗日抗了一半,便向日本投降了,史大林元帅的下一着棋,便是迅速与日本妥协。随之苏军将由蒙古新疆两地,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速侵入中国,尽占中国西北、西南各省,与日本把中国一举瓜分,使中国变成「波兰第二」,云云。

顾公告我,他骤闻此言,直如冷水浇背。但他还是控制住,他作外交官的情绪,和那位俄国外交官,嘻嘻哈哈,欢乐地在酒会道别。

「顾博士,」我说,「您可曾向重庆报告此事?」顾说,兹事体大,他还要从不同的外交管道,来加以“Confirm”(证实)。后来他果然从另一些苏联、东欧和土耳其,外交界的数十年的「老朋友」中,得到「证实」,这确是史大林,援华外交的底牌。

我还是逼问顾氏,「您告诉蒋委员长没有?」顾氏的表示是,蒋公那时是不会向日本屈膝的。重庆也不会失守。他认为此一情报,事机不密,可能会变成谣言。而寻根究底,这谣言出自中国驻法大使馆,那就不好了。他显然是秘而未宣,在不必要的时候,提供不必要的,最敏感的外交情报,原是不必要的。但是我却劝他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纪录下来。顾也同意了。我记得我是把和他说话的各国外交官和武官的姓名、时间和地点,都作了详细的录音。但是这些记录,在已发表的顾维钧回忆录中,可能都被当年删订人员,误认为是无稽之谈,或只为节省誊录和打字费用,给全部删掉了。顾公辞世后,这故事就死无对证了。

国史谜案的一「家」之言

上述这个史大林有意与日本「瓜分中国」的底牌,听来似乎是神话。我个人则觉得它是有八九分底可靠性的。因此其后在很多史学会议的场合,甚至是朋友之间,私下闲谈,如有人替汪伪抱不平,说他们也是和平救国,曲线救国什么的,我总是站在相反的方面,认为汪伪那一窝是绝对的汉奸。他们纵非存心卖国,也是严重的误国,祖国在不知不觉之间,几乎被他们弄成个「波兰第二」来,实在是罪不容诛。

谁知我这次为着撰写本篇,而细读琤穸S寄来的文稿,竟豁然发现,日本居然也有相同的阴谋,真为之大惊失色。固知顾维钧先生当年,所搜集的苏联情报为不虚也。琤秅犐銧L翁〈八十自述〉中,有一段自述如下:

与影佐机关谈判〈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中,我发现中国存亡之关键,不在日本划分中国东北(满洲)、内蒙(蒙疆自治政府)、华北、华中、华南、海南等六个地带,决定其「紧密联系合作」之程度(实即日军控制之方式与压迫与剥削之程度),而在于日本有与苏俄瓜分中国之图谋。日本预计之中国国土划分,以潼关为西面界线,亦即以新疆西北、华西、西南与西藏为铒,钓取北海之钜鲸(苏俄),二分东方世界。(琤书第六章)

另外陶希圣先生在其另一著作,〈潮流与点滴〉中,也曾有相同的说明。因此我们如把上述两个国际情报,合并来看,便知俄日要把中国变成「波兰第二」,实在是这两帝国主义,各自都有的秘密计划。任何一方在适当时机,首先提出,对方都会同意合作的。这种俄日两方都分别具有的,瓜分中国的国际阴谋,实在不是历史家的杞人忧天,而是确有可能之事也。岂不可怕?

汪精卫不是个笨人,他怎会无所觉察呢?据说,汪氏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在签署其〈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卖国密约时,曾潸然泪下地说,「他们要我签,就签罢。中国不是我们几个人卖得了的。」(见琤书〈后记〉)这话也是大家要说的「老实话」。汪氏知道他这一签署行动是「卖国」。但是他也知道,中国之大,也不是几个甘心做汉奸的人,可以「卖得了的」。卖不了的道理,第一,重庆不会失守,以蒋为首的国民政府,也不会垮台。第二,纵使国民政府垮台,还有个上述的「天下三分」,和日俄瓜分的可能后果。他投靠日本,去做日本玩弄的第二个溥仪,日子也是不好过的。但是他一失足成千古恨,回头已晚。为之奈何?

记得,以前在胡适和雷震两先生的鼓励之下,我曾写过一篇论汪伪长文,曰,〈恩怨尽时论汪精卫〉(此稿不幸遗失)。我检讨汪精卫这个诗人才子,误搞政治,一生犯了「十大错误」。但是他毕竟是早年,殉国未死,功在民族的党国第一元老。他犯了九次错误,我们国家、社会、人民、和历史,都会原谅,让他有东山再起,重行领导的机会。可是他底「第十大错误」,犯的太绝了。既犯之后无法回头,就遗臭万年了。吾为汪精卫这个不世出的诗人、才子、学者,痛惜之也。白面书生,处斯乱世,不谨细行,终累大德,可不慎哉?

我也记得,当年报上所载,那位原来颇有点名气的「前北大教授」梅思平,最后被牵上法场枪决时,那种恐惧和瘫痪的样子,真令人不忍卒读。梅思平、周佛海,都是陶希圣一手介绍给汪精卫的。所幸陶氏有一位极重民族大义的夫人,和两个,在那疯狂的,抗日爱国的情绪之下的青年子女如琴薰、泰来者。他们坚决反对他做汉奸,终于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的另一位「北大教授」的爸爸,从火坑里抢救出来。终能名节双全,青史流芳,富贵寿考,是如何的难得。他底三公子琤矷A这部书不只是为国家留信史,也为他们陶府留下,中国百年动乱中的不朽家乘,传之后世。多么难得?

陶希圣这位开创学派的社会史教授,宣扬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宣扬了一辈子。琤这本大著,也就是对陶公〈家族主义〉的,一本不朽的反哺吧。

二○○一年四月三日于北美洲

【原载二○○一年八月第471号《传记文学》:〈「高陶事件」的一家之言〉】

 

[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