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章开沅

事情常有这样的巧合,人们往往称之为缘份,可遇而不可求。上个世界80年代, 长期旅居美国的“世纪老人”刘廷芳先生,曾于1986212日在《中报》发表《记两广“六一事变”未曾公开的一段内幕——我说服蒋介石先生化解一场内战危机的经过》一文,随即引起海内外文史各界人士的热烈反应。19872月号《传记文学》(台北)全文转载,并同时发表唐德刚教授的长篇评论《“西安事变”、“六一事变”五十周年——兼谈刘廷芳《〈说服蒋介石先生的一段内幕〉》。1990年秋,我应普林斯顿大学与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联合邀请去美国从事研究与教学。刘老爱才若渴,与我结为忘年之交,常常利用假日邀我至其新泽西幽雅宅院长谈至深夜,纵论民国旧事,历历如数家珍。刘老颇愿“以一位历史过来人的身份,以白头老翁说民国旧事的心情,为历史留见证。”为了实现他的良好愿望,我 也写了一篇《与世纪同龄,与时代俱进——〈记两广“六一事变”未曾公开的一段内幕〉一文读后》,并且连同德刚、苏叔阳等名家鸿文,与刘老自己的回忆录合编为《近代史秘》一书在纽约刊行问世。

1979年以来,德刚对我常以“大学长”身份给以关照。予生也晚,这当然是无可也无须争辩的事实。唐氏文如其人,气象恢闳,酣畅淋漓,高论迭出,妙语联珠,我曾戏称为颇有淮军将帅气象。2000年夏,《“高陶事件”始末》作者陶琤穻V德刚索序,次年4月他写成读后感《抗战期中“高陶事件”的一家之言》应之,竟然又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鸿文。宝刀未老,豪气犹在,令我欣慰不已。不料近日湖北人民出版社为此书在祖国大陆再版又要我作序,使我颇感为难。因已有何兹全与唐德刚两位大手笔作序在前,岂敢率尔操觚或致续貂之讥?何先生是我师长一资深学者,又是陶希圣先生的及门弟子与忠诚“亲兵”,对陶的学问、言行、心曲知之最深,而且又是当时这段历史公案的核心圈外的重要见证人,可说是最理想的序言作者。德刚则以民国史大家,以其生花妙笔纵横论析,序言本身就是一篇上乘史评。但是此书毕竟是有关“高陶事件”迄今最为详尽的实录,对于研究这一重大复杂历史问题极具参考价值,读后也不免有所感且有所思,愿与学界诸先进共同讨论。

记得汪精卫潜逃叛国以及“高陶事件”发生时,我正在四川江津乡下国立九中读初三,尚属懵懵懂懂的孟浪少年,而唐大学长则已从国立八中高中毕业,并且常以堂堂中大学子身份光临沙坪坝草棚茶馆纵谈时局国事。不过由于江津离重庆很近,九中每周星期一早晨于同声朗颂“总是遗嘱”之余多半有时事报告;加以语文史地老师也常在课堂上论析抗战形势,所以吾辈乡间少年对汪精卫叛国的切齿痛愤,以及其后惊喜于“高陶”的迷途知返,亦大致与众多国人之心情相近。当然,由于年龄的差异,作为大学历史系高材生的德刚“始终不得其解”的那些重要问题,我却想也没有想过。直至1949年以后,由于长期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对于这一重大事件虽然知之渐多而理解亦渐增,但对于较深层的一些隐秘仍然无从解说。

近几年来,要档案和当事人回忆(包括中日)刊布渐多,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与解析亦愈来愈细愈深。陶琤穸生这本新著虽然并未提供数量较多的机密资料,然而却是根据自己与亲友的亲身见闻,并且广征博引中外各种相关著作与资料,比较客观、平实地将这一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幕前幕后以及许多细节作了相当详尽清晰的记述与论析,给读者留下完整而又生动的印象,所以仍然可以作为研究“高陶事件”的重要参考。

作者是工程专家而非历史学者,但写作时所体现的职业性的严谨细密,却又与史学规范所要求者相去不远。也正由于是资深科技专家,所以作者产少为尊者、亲者讳的陈旧习染,大量引证原始史料,相互对照验证,力求对史事的陈述贴近当年的客观存在。正如作者所言:“由于是写自己的事,和写父亲的事,欲求下笔绝对冷僻客观,恐怕很难完全办得到。然则,笔者愿尽量以‘放大格局而力求公正,实事求是而不加掩饰’的写作态度来处理本文内容,耿耿诚心,尚祈读者垂察”。我相信作者的诚心,因为他并未讳言其父已经上了汪精卫叛逃投敌的贼船,“落入日本全盘征服中国、灭亡中国的陷阱”,并且明确否认陶希圣上海之行是作为重庆政府间谍“卧底”,这都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给以充分肯定。

 当然,陶希圣又与追随汪精卫到底的周佛海、陈公博之流有所不同。他在参与汪日谈判中逐步认识到求和必将成为求降,因为主导谈判的日方强硬势力已不允许汪方保留任何底线。他终于幡然悔悟,并且与高宗武一起秘密逃离上海,毅然在香港公开揭露汪日秘约,酿成轰动中外的所谓“高陶事件”。无论其动机多少是为国、多少是为己,这一举措毕竟是对日本诱降与汪精卫卖国逆流的重大打击,也是给尚留在重庆阵营中的那些悲观动摇分子的深刻警示——求和之路走不通! 对陶希圣本人而言,这也是在紧要关头的明智抉择。他不仅没有随同汪记贼船一同沉没,反而得以返回抗战阵营分享胜利的喜悦。平心而论,就民族立场来说,陶希圣这段历史只能说是大节有亏,而终于将功补过,不可与一般叛卖祖国者相提并论。

法国年鉴学派的先驱者经常强调历史学者不应以法官自居,但中国旧史学传统则往往侧重于功过评判,如所谓“三七开”、“四六开”云云。其实即令是把“正邪、是非、功罪”,视为“论人之衡有三”的王船山,也深知历史的复杂性并且反对评判史事人物的简单化。他认为:“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甯O而亦有非,邪者其言瓻D而亦有是,故人不可以废言。是者有功而不必如所期,非者无功而功固已施于世;人不可以废言,而顾可以废功乎?论者不平其情,于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谓之非,凡功皆谓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习其安,后世无能易,犹且谪之曰:此邪人之以乱天下者。此之谓不思其反,以责小人,小人恶得而服之?已庇其身,天下后世以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怒,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小人之不服非无其理也,而又恶能抑之?”(《宋论》卷六)。对于陶希圣其人其事,特别是对于这一段曲折离奇的历史插曲,似乎亦可作如是观。

曾被视为蒋介石之“文胆”的陈布雷,在决心辞别人世以前自嘲曰:“参政而不知政”。参与政治同单纯做学问、写文章完全不是一码事,政治有自己的游戏规则,需要熟练的技巧与灵活的手腕。某些学者好言政,但常如隔靴搔痒,参政则易误政或为政所误,病根往往就在于不懂而装懂,被权谋高手玩弄于股掌之上而毫无察觉。抗战甫兴而试探言和乃是一场政治赌博,究竟有几分出于考虑国家命运的公心?有多少出于争权夺利的私意?局外人很难作简单的诛心之论。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断言的,即民意不可违背,潮流无从逆转,形势总是比人强。任凭汪精卫如何才高八斗、谋士如云,终于因逆潮流而身败名裂并成为中华民族千古罪人。相对而言,蒋介石则是这场国民党内部政治较量中的大赢家,他正好利用这一事件把自己塑造成为坚持抗战正确路线的代表,迅速赢得国内外的更高声望;而作为其最具威胁力的党内政治对手汪精卫则已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卖国贼。无论陶希圣的离沪投渝是否事先已有默契,但至少其结果毕竟大有利于蒋。 蒋介石把陶安排在身边的侍从室,不仅是酬其功,而且是用其才,但很难说是绝对的信任,倒很有可能是为了便于控制。陶希圣食其禄,忠其事,不仅为蒋起草《中国之命运》,而且与蒋共命运,未能尽展其才与尽致其用。这再一次表明学者“参政而不知政”的悲哀。当然,陶希圣作为资深学者,而且还是“食货”学派的掌门人,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自有其地位在;但那是另外一个有待专门研究的领域,不属于本书论述范围。

通读全书,我觉得作者的贡献,不仅在于对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有详尽且完整的陈述与深入论析;而更重要的是作为当事人的亲属,把文献资料、口述历史与自己的亲身见闻结合起来,既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发扬了陶希圣的内心隐曲。也通过一个家庭的颠沛流离、悲欢离合,提供了一幅幅抗战期间敌占区与大后方乃至香港地区的社会风情画。作为也曾经过八年抗战的我们这一代历史学者,对于这些翔实记述特别感到亲切,而对于大批已把抗战视为远古的年轻学子来说,此书亦将可以把他们带进60多年以前那个历史情境,有助于增进知人论事的真实感。至于本书作者与多位序作者的持论,那完全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的对于历史的各种解读,可以作为参考而不必拘守苟同,应该由读者根据自己的理性思考加以评判,完全可以展开自由的讨论。

笔钝思滞,语不尽意,即以此为序。

壬午初冬于桂子山麓之实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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